身心障礙，科技，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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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科技，文學

Disabilities: Technology and Literature

紀大偉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tw@mail2.nccu.tw 這篇分享報告試圖討論：在台灣普遍存在的「身心障礙」、「科技」、「文學」這三者之間有何關係。這裡所說的科技是指跟身心障礙生活相關的科技（例如輔助器具、3C 通訊設備、藥物等等），文學是指跟身心障礙相關的文學。如果我可以輕鬆愉快地宣布「哪些台灣文學作品有身心障礙」、「哪些文學寫了身心障礙的科技」就好了，但是我沒有現成的答案可給，沒辦法交出「哪家超市有賣有機雞蛋」一樣俐落的指示。我慢慢體認，打不成這種如意算盤也是好事：身心障礙研究帶給我的啟示之一，就是要破除對於如意算盤的執迷，用平常心面對天不從人願的局面。「沒辦法輕鬆愉快得到現成答案」也可能極具啓發性：這種挫折可以逼讀者放棄太視為所當然的種種閱讀習慣（以為「打開文學史就可以看到身心障礙者」，一如「我走進超市就看到有機雞蛋」一樣方便），讓解脫舊習慣的讀者慢慢摸索到預料不到的身心障礙、科技、文學三者組合方式。在這個喜歡用徵文比賽解決問題的國家，要在文學作品中看到身心障礙並不難。鼓勵身心障礙者投稿、呈現身心障礙課題的「文馨獎」已經辦了十多屆，獲獎作品就是「給讀者看見文學中有身心障礙」的例子，其中也有佳作。在這種命題作文掛帥的文化中，「加掛」科技的「文馨獎 2.0」必然也能成功推行，獎金必然會誘出不但寫出身心障礙也寫出相關科技的投稿。老實說，既然大眾普遍渴望科技改善人生（一般民眾，含多種學科的學人在內，都相信科技就是會讓人生變舒服），那麼過去十餘年既有的文馨獎得獎作品中可能就已經描寫過超級輪椅或其他科技產品，只要耐心檢索就可。我並不否認命題作文活動有其貢獻，但我想指出它們（我不是只針對身心障礙相關的獎，而是泛指近年來多種徵文）最大的優點正好是最大的缺點：把（往往在官方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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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主流社會想要看到的「人」清清楚楚排列在作品中，彷彿是某縣農產品的展示櫥窗，讓讀者以為可以很快「掌握這批人」的生態和動態，甚至讓讀者以為只要看到了就等於快要解決問題。這種對於效率的執迷，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往往忽視了對於龐大社會結構的批判。身心障礙研究帶給我的另一個啓示，就是要不斷將放在「個人」上面的焦點轉移到「社會體制」上面──要看見身心障礙，並非只是要看見身心障礙的人，更要看見造成身心障礙狀態的體制運作。（從事同志研究的我也要同時指出，同理，要看見同志，並非只要看見同志主體的人，更要看見把同性戀擺佈成異類的主流社會體制運作。）身為一個在「文學學科」接受長期訓練的教學研究者，我對於徵文活動及其周邊種種大表懷疑：在這些櫥窗化的徵文得獎者之外，還有無數的文學傑作崇尚曖昧，而不想要說清楚。許多文學作品再現的愛情、生死、身心狀況可能都故意寫得不透明，讓讀者難以掌握。以愛情為例，許多叫好或叫座的文學作品寫暗戀（曖昧的、不透明、難以說出口的戀），而不盡然是兩情相悅的、公開展示的交往。在文學中，既然不能見光的愛情往往比光明正大的愛情精彩動人，那麼櫥窗化的文學作品帶給讀者的玩味空間有多少？「讓人看見身心障礙的文學」難道一定比「讓人看不見身心障礙的文學」更能夠激發讀者對於身心障礙的想像？文學是不是一定要藉著「給人看見」（例：看見身心障礙者）才能證明「有」（例：有身心障礙者），是我摸索身心障礙與文學以來，以及我投入「台灣同志文學史」撰寫工作以來，一直在想的問題。許多國家習慣用「XX 文學」的標籤為文學作品歸類，例如台灣書市和學界早就採用「女性文學」、「同志文學」等等標籤。要談身心障礙，文學界之內、之外的師友常問我台灣有沒有「身心障礙文學」這一類。我通常只能禮貌性敷衍一下善意的提問人（「有啊，例如某某某的書就是」），實際上我卻根本懷疑「身心障礙文學」這種分類，一如我長期不相信「同志文學」這個標籤。換句話說，我覺得同志和文學，或身心障礙和文學，組合方式有很多種，不應該只限於「同志文學」、「身心障礙文學」這種組合方式。這種組合方式暗示「同志」和「文學」雙方（或是「身心障礙」和「文學」雙方）是相輔相成的。但是其他組合方式也可能存在，難道「同志和文學之間發生衝突」的案例就不存在嗎？一般認為「同志文學」就是「凸顯同性戀人事物的文學」，但這種標籤嚴重忽略了同志的習性：正如高夫曼《汙名》提醒，同性戀者、身心障礙者等等社會邊緣人為了要自我保護，經常會故意不讓主流社會看見他們──他們往往從小就避免被凸顯、被看見。如果同志和文學的關係被簡化為「文學可以凸顯同志」，那麼「隱藏、忽視，甚至消滅同志的文學」（例如，苦心積慮把同志掩蓋住的「恐同」文學作品）就被擱置了──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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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視、消滅明明是同志的切身課題，卻常常被（想要急切看見「有」同志的善心人）擱置。恐怕因為人們太重視「有」（英文的「presence」），因而忘記「無」（「absence」）的重要性。我對於「同志文學」（或可讀作「給同志捧場的文學」）的懷疑也延伸到「身心障礙文學」上：當主流社會習慣對身心障礙視而不見的時候，為什麼向來反映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學作品偏偏不會以類似的態度排擠身心障礙？（同理，既然主流社會習慣將同性戀邊緣化，那麼文學作品為什麼不會同樣地放逐同性戀呢？）刻意給身心障礙者或同性戀捧場的文學，其實是跟主流社會作對──文學跟主流社會之間是否有矛盾、矛盾有多虛多實，是我覺得可以好好討論的課題。以上的說法要說得更明白一點。把同志角色放在故事中心（等於把同志放在櫥窗展示）的文學作品固然是同志文學研究的好材料，但是我更愛討論「把同志角色埋藏在故事角落」、「不敢不願寫出同志角色」的文學作品。一如主流社會不讓同志出櫃，很多文學作品也有意無意間掩藏同志，而這種欲言又止、欲蓋彌彰的狀態特別值得討論。同樣，很多文學作品把身心障礙藏在故事的死角，讓身心障礙無法出櫃──這種文學作品不夠光明正大，可能讓人不悅，但這種偷偷摸摸的狀態正好呼應了主流社會處置身心障礙的方式。在我的「身心障礙與台灣藝文」課堂中，我發放某些確實描寫身心障礙者的小說給學生看，但是常有學生反應「老師，我看不出來這篇小說跟身心障礙有什麼關係」（這篇是指《九歌 102 年小說選》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26058 收錄的游玫琦作品〈女朋友〉）──他們的驚訝，也讓我驚訝：坐輪椅的人穿梭在小說之中，但是學生卻說看不見他們。我後來理解，如果身心障礙角色在作品中只是配角而不是「高大全」的主角，學生讀了就會以為沒看到。他們「看不出作品跟身心障礙有什麼關係」就正好是身心障礙文學研究的課題。身心障礙和文學的關係，長期以來讓我焦慮──這種焦慮未必不好，畢竟它督促我一再思考這兩者的關係。自從認識邱大昕等等師友之後，我開始在這兩者之間加入第三者：科技。將科技併入考量，有可能加重我的焦慮，卻也可能為焦慮提供出路。至少我發現，在閱讀文學的時候考慮科技的因素，就可能把放在「人」身上的執念轉移到「非人」上面──我倒不是說「科技就是非人」，而是說，只要思及科技，我就不會太執著於「身心障礙者個人」，而轉而看待「造就身心障礙狀態」的科技社會。這正好是之前提及，從質問個人轉而質問社會的身心障礙研究啓示之一。我在政治大學開設「身心障礙與台灣藝文」這門課，開了四年。從第一次開課到現在，我都很心虛，因為我並不確切知道究竟要交代學生去讀什麼文學作品（當然這種不確切，uncertainty，也有讓人不設界限的好處）。市面上並沒有現成的「身心障礙與文學」的讀本，就算 google 也找不到現成的書單（這種曠缺可能也是好事）。課名取為「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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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與『台灣』『藝文』」，有幾個考量：我本人略知美國身心障礙界的理論，但對於台灣本土的文學實踐很陌生，所以我要督促自己和學生多讀台灣；「藝文」是指藝術與文學，藝術部分主要仰賴汪其楣教授（聾人劇團的資深編導）的《歸零與無限：臺灣特殊藝術金講義》（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91771），文學部分就要靠我自己來找文本；我故意把「身心障礙」和「藝文」切開，因為不想讓人覺得「身心障礙藝文」這種組合像「巧克力霜淇淋」一樣理所當然存在（我仍然在想「霜淇淋抵銷巧克力」的可能性）。我避免選用「明顯、直接展示身心障礙」的作品──我擔心學生太輕易得到「我走進超市就看到雞蛋」的滿足。鄭豐喜、杏林子的作品因而不在我的考慮之內。我寧可讓學生去讀充滿不確定的作品，例如黃麗群的小說集《海邊的房間》（http://www.books. com.tw/products/0010529907）。集子中收錄的〈貓病〉、〈卜算子〉、〈海邊的房間〉各自凸顯了具有強烈控制慾的主人翁，各自提及頻繁看醫生的經驗，但這些短篇小說未必讓人立即聯想身心障礙。學生讀了之後，紛紛很負責任地指認小說中哪些角色是身心障礙者（這就是我之前說的，一走進超市就想要馬上買到雞蛋的習慣），甚至辯論哪些「壞人」角色比「好人」角色更該算是身心障礙者──最常被召喚的障別是「精神病」，因為只要將「壞人」視為精神病患，文學中的一切不公不義就得以結案。這樣的反應固然讓我錯愕：學生在勤於訴諸精神病的時候，他們並沒有看見精神病本身，對於精神病的執念也讓他們輕忽了作品中明白呈現的愛滋、癱瘓等等。我想，學生一上我這門課，就急著要在讀物中立刻看見、指認身心障礙者，並且隨手抓了精神病來交差（學生都知道精神病無所不在、任何人都可能是精神病人，所以把罪咎推給精神病總沒錯）。如果學生不要這麼急著在文本中一眼看見「有什麼」，或許他們也可以看見作品中更加細緻的許多身心痕跡。現在我回想教黃麗群小說的經驗，慢慢察覺科技在哪裡：一、她多篇小說不約而同訴諸（也是依賴）各種醫院（含獸醫院），而醫生角色不但醫療肉體也撫慰角色的心理。雖然角色不時抵抗醫生，但角色其實是在對醫生撒嬌的過程中越來越被捲入醫療體系這個科技體制中。二、中醫（含民俗療法）和西醫的對立在小說中明顯呈現：一邊是迷信的異端，另一邊是（太）乾淨的文明。三、在作品的「外面」，我也發現「假科學」：學生們普遍覺得精神病這個標籤好用，正如當今台灣社會習慣將任何「怪人」當成精神病人（如北捷殺人嫌疑者）。假科學藉著迅速撲滅問題，迴避討論問題的機會。假科學帶來小確幸。但是教學的過程絕對不是「學生笨 v.s.我聰明」的對決。事實上學生在作品摸索中的各種結果對「後知後覺」的我帶來很多啓發（我說後知後覺，是因為我常在教完作品很久之後，才慢慢想起作品中有哪些可議之處）。我也常讓學生讀《工殤》（http://www. books.com.tw/products/0010199747）；這本原來出版於 1996 年的舊書在當年很受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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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因為充滿一篇篇工作傷害受害者的血淚控訴，也因為當時很活躍的攝影師何經泰為書中每一個受訪者拍了「非寫實」風格、甚至強調傷疤之「醜」的照片。我選這本書，是要讓學生知道：除了小說、散文之外（這兩種文類是文學教育的主流教材），也該注意報導文學跟身心障礙的關係。這本書將工作傷害視為因、身心障礙視為果，更能讓人驚醒個人和社會結構的關係：一個人的身心障礙並不是無中生有、憑空發生的，而是社會不公不義的苦果。學生閱讀《工殤》的心得也是我沒料到的，主要有二：一、書中許多受害者是因為碰到高壓電所以受到重傷。學生說他們沒想到會有人碰觸高壓電；對他們來說高壓電不是都早就埋在地底下了嗎？我聽他們這樣說，一時不知如何反應，因為我不確知高壓電是不是已經全面地下化了。我這個世代的人，從小聽著各種高壓電的恐怖傳聞長大，沒有想過原來學生這個世代並不是被高壓電嚇大的。我的心得是，原來科技和傷害是該歷史化的：高壓電、身心障礙與恐懼的關係，屬於某個特定的時空。（但我不否認，在大學生所陌生的外籍勞工工作區域，「不是台灣人」的勞工仍然可能摸到高壓電。）二、我本來以為何經泰當年故意把身心障礙者「拍很醜、拍很怪」的風格化照片會讓學生躁動，但學生對這些照片一點反應也沒有。我後來想想，學生這一代人已經將 photoshop 等等加工數位照片的軟體當作日常玩具，樂於將自己的照片改得又醜又怪，可能無法體會當年何經泰在洗照片（用相紙而非數位相機）過程中的手工有什麼特別之處。我的心得是，再現身心障礙的科技（如攝影）也是該被歷史化看待的，而且這些技術的改變也會改寫人們觀看身心障礙的反應──在電腦修圖軟體發達之後，年輕人的眼睛觀看身心障礙的靈敏度是不是因而鈍化了、降低了？以上略舉數例，是要指出文學、身心障礙、科技的組合可能不是現成的三色冰淇淋拼盤，而可能是各有消長、各有隱現的多元樣態。黃麗群的小說並不是一個同時陳列身心障礙與科技的櫥窗，卻暴露了多種病痛的人徘徊在中醫西醫之間、寧可信任看起來「正派」西醫這個科技體制的態度──科技被寫在作品之中嗎？還是附著在作品的外圍？（我說科技並不只是待在作品之內，因為這邊對待科技的態度也可以在讀者，含我的學生們，身上看到。）《工殤》這部報導文學不但在書中寫了科技怎麼造成身心障礙，也讓書外的不同世代讀者間（學生們與我）發覺：說身心障礙故事的科技（如，攝影術），以及被故事所說的科技（如高壓電），都是需要被歷史化看待的、要放在特定的時空座標上。文學、身心障礙、科技必然還有許多意想不到的組合。我樂於沈澱之後再跟各位師友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