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3 年 12 月
馬華文學的發生與發展（1919-1965）
─以南來作家的身份認同與轉變為討論對象
金進
＊【摘要】
毋庸置疑，「二戰」前馬華文學就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海外分支，大 量中國作家南來馬來亞，其中許傑、林參天堪為五四文學在南洋傳播的 重要代表。二戰前的馬華文學在南來作家的參與下迅速發展，郁達夫、 胡愈之無疑是其中的代表。隨著歷史的演進，「二戰」後南洋地區掀起 了反殖運動，中國也發生著政治劇變，很多南來作家選擇北歸中國，而 留下來的南來作家開始書寫自己身處南洋的在地感情，如韋暈、方北 方、原上草、姚拓、方修等重要作家的認同感的變化，處處都彰顯著從 「僑民」到「公民」的身份自覺。1960年前後，馬來亞半島上誕生了馬 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個一衣帶水的新興國家，留下來的南來作家和繼起本 土作家關注馬來亞地區的努力和創作成績越來越明顯。本文試圖從文學 史發展和作家創作姿態轉變的線索中，尋找二十世紀前半期，馬來亞地 區華人作家的創作身份認同和創作變化的歷史依據，同時也檢視這段時＊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講師
期的馬華文學發展歷程和創作主題，試圖從作家創作精神的層面把握這 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學精神，為馬華文學發生與發展的研究提供新的批 評平臺。
一、歷史追溯：中國南來作家及其構成
在馬華文學草創時期，1從文學創作的資源、文學創作主體的構成兩 方面來看，我們可以斷言戰前馬華文學是中國五四文學的南傳支流。中 國作者的南來，有好幾個年份是大批的。第一批是在1927年北伐戰爭失 敗、寧漢分裂之後。當時很多知識份子紛紛從廈門、汕頭、海南島各地 南來，形成一陣移民的大浪潮。第二批是在1937年中國抗戰爆發到1942 年新馬淪陷的時候，多數是從華中、華南各淪陷區避難而來的。第三批 是在日本投降至中國發生內戰的時候。當時有的是由印度、緬甸、安南、 暹羅各戰區復員來馬，有的是因內戰關係亡命海外，原因比較複雜一 些。但大部分在本地居住下來之後，也都成為馬華文學，這些正是馬華 文學起源不可忽視的源流。2楊松年認為起源於1919年10月1日創刊的 《新國民日報》副刊《新國民雜誌》的馬華文學，早期「雖然有少部份 作品能夠反映本地現實，多數作品不是反映或敘述與中國有關的事物， 就是中國作家的剪影。一些副刊的發刊詞或類似的文字，也充滿濃厚的1 1942 年（「二戰」前）出版的新馬華文文學書目：詩集：馮蕉衣，《衡窩 集》（文芬書屋，1937）；小說集：王哥空，《麵包及其他》（1934）、 丘士珍，《沒落》（1934）、《峇峇與娘惹》（1934）、林參天，《濃煙》 （上海：文學出版社，1935）、鐵抗，《義賣》（文藝長城社，1940）、 《白蟻》（文藝長城社，1940）；散文集：許傑，《椰子與榴槤》（上海： 現代書局，1930）；戲劇集：嘯平，《忠義之家》（文藝長城社，1940）。 載楊松年，《新馬華文文學論集》（新加坡：南洋商報，1982），頁 49。 馬來亞（Malaya）是馬來西亞獨立前的通稱。1957 年馬來西亞獨立，被稱 為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在 1963 年 9 月 16 日連同沙巴、 沙撈越以及新加坡聯合組成馬來西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1965 年新加坡退出聯邦，獨立成另外一個國家。馬華文學即「馬來（西）亞華 文文學」的簡稱，指的是1919 年以來，馬來（西）亞地區華人用現代漢語 創作的反映現代馬來（西）亞華人現代生活與精神存在方式的文學。 2 方修，〈中國文學對馬華文學的影響─一九七○年四月五日在新大校外 進修班講〉，《新馬文學史論集》（香港、新加坡：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新加坡文學書屋，1986），頁 42。
僑民意識」，3並認為「我們要知道，馬華文學運動，完全得力於中國南 來的作家們的大力推動，才有今日的成就。三十年來的馬華文學運動 史，大半部都是南來作家們以熱血以生命在惡劣的環境中來辛勤寫下 的，他們在這文化落後的殖民地社會裡，不顧一切歧視、冷笑與壓抑， 披荊斬棘，盡了開路先鋒的任務，如許傑、馬甯、林參天、鄭文通、吳 天、金枝芒、鐵抗、金丁、郁達夫、張一倩、陳如舊、王任叔、胡愈之、 沈茲九、張楚琨、丘家珍、杜邊、韋暈、絮絮、夏衍、韓萌、米軍、李 汝琳、李星可、漢素音……等等，都曾為馬華文藝而努力。同時，還須 著重地指出，他們底影響是健康的、正確的，而不是破壞的、麻醉的、 毒害的。他們之中即使有些微不足道的缺點，也無傷其貢獻與成就的。 馬華文藝並不是真空管裡培養出來的東西，而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它是 隨著社會現實底發展而存在而發展的。」4孟沙也認為「馬華文學起源於 中國五四新文學，在最早時期，它和中國文學關係密切，甚至是中國文 學的『附庸』，但隨著時代的演進，社會的發展，國民本位的建立，本 土意識的加強，儘管使用同樣的語言，實質上卻有很大的分歧。」5 郭惠芬曾定義「中國南來作家」，指的是那些在中國出生而後南渡 新馬，在新馬從事過文學活動，或在本地產生過影響的文學者。這個定 義我們是可以採用的。6但郭惠芬對「中國南來作者」的內涵界定值得我 們商榷：「（一）南來作家可以是成名作家，……，也可以是普通作家」、 「（二）在新馬居留期間從事過文學活動，編輯文藝刊物，發表作品或 論文」、「（三）有些作者逗留新馬雖未直接從事文學活動，但南來前其
3 楊松年，〈本地意識與新馬華文文學─1949 年以前新馬華文文學分期芻 議〉，《新馬華文文學論集》，頁5。 4 趙戎，〈論李汝琳的創作與功業〉，《論馬華作家與作品》（新加坡：青 年書局，1967），頁 82-83。 5 孟沙，〈為什麼要讀馬華文學史？〉，《文學情懷錄》（新加坡：青年書 局，2006），頁 168。 6 其實從新馬立場上看，「南來作家」更適合用「北來作家」這一個稱呼， 在這裡用「南來作家」純粹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用法。
作品已被本地報刊登載，或回返中國後發表與新馬有關的文學作品」。7在 這裡，我取郭惠芬對「中國南來作者」的界定，但內涵方面，我認為第 一、二點可以成立，但第三點中所指的作家不能算「南來作家」，像路 過新加坡，回國後寫了《濃得化不開─新加坡》的徐志摩，還有劉半 農（途經）、老舍（半年）、巴金（八個小時）、洪靈菲（半個月）、艾蕪 （一個多月）和聶紺弩（一個月）、秦牧（3-13歲之間在新加坡度過）， 還有陳殘雲雖在新加坡呆過兩年，但這期間沒有創作，我並不以為可將 這些作家定義為「南來作家」，頂多是經過馬來亞的中國知名作家而已。 而「南來作家」究竟有多少？根據郭惠芬的收集和整理至少有159位，8林 萬菁所定義的南來作家範圍更廣，只要來過馬來亞的中國作家都算。9筆 者整理了一下，南來作家南來時間以及姓名大致如下表（此時新、馬還 沒有立國，馬來亞地區的華文文學統稱為「馬華文學」，這個情況一直 要延續到1957年馬來西亞建國，甚至延續到1965年新馬分家）： 中國南來作家圖表（1920-1965）：10 南來時間 歷史背景 南來作家姓名及常用筆名 1920-1930年 中國內戰時期 陳煉青、方北方、斐樓、傅無悶、郭秉箴、 韓覺夫、洪靈菲、洪絲絲、胡浪曼、胡一 聲、李梅子、李鐵民、連嘯鷗、林參天、 林連玉、林魯生、林姍姍、林仙嶠、林岩 （一礁）、柳北岸、潘醒農、丘士珍、譚雲 山、拓哥、王仲廣、吳廣川、許傑、徐君 濂、薛殘白、原上草（沙風）、曾聖提、張 楚琨、鄭文通
7 郭惠芬，《中國南來作者與新馬華文文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 頁3。這本書是其 1997 年完成的碩士論文修訂版，指導老師是新加坡國立 大學中文系的楊松年，這本專書受楊松年治（馬華文學）史的影響很大， 是研究戰前馬華文學重要參考書。 8 同前註，頁 6。 9 林萬菁，《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1927-1948）》（新加坡：萬里書 局，1978），頁 9-10。 10 主要參考並整理自王寶慶主編，駱明總編，《南來作家研究資料》（新加 坡：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理局、新加坡文藝協會，2003），頁 13。
1930-1940年 日本侵華時期 白荻（黃科梅）、白路、陳清華、陳汝桐、 陳文旌、丁之屏、東方月、杜邊、杜門、 馮蕉衣、方修、高雲嵐、黃葆芳、黃大禮、 黃望青、姜淩、金枝芒（周容、乳嬰、殷 枝陽）、老蕾、李冰人、李潤湖、梁若塵、 林佚、林英強、淩峰、流浪、劉思、劉延 陵、劉子政、盧斌、馬甯、瑪戈、任宇農、 鐵抗、潘受、王哥空、汪金丁、王君實、 王秋田、韋暈（上官豸）、文彪、吳得先、 吳繼岳、吳柳斯、吳天（葉尼）、謝松山、 絮絮、許雲樵、葉冠複、以今、瑩姿、郁 達夫、於沫我、曾鐵枕、張曙生、張天白 （傖父）、普洛、鄭子瑜、芝青、周繼昌、 朱緒 1940-1965年 經歷日軍侵入 馬來亞、日本 投降、新加坡 於1965年宣布 獨立三個時期 艾驪、巴人、白寒、白塔、冰梅、曹兮、 常夫（範提摩）、陳秋舫、陳伯萍、沉櫓、 蔡高崗、茀特、韓萌、黃潤岳、黃堯、胡 愈之、金禮生、老杜、李廉鳳、力匡、李 汝琳、李星可、連士升、劉伯奎、劉尊棋、 盧濤、洛萍、馬宗薌、梅秀（夏懷霜）、孟 瑤、米軍、彭士麟、邱新民、彭松濤、沈 安琳、沈茲九、蘇宗文、王恢、王梅窗、 王秀南、無涯、蕭村、蕭勁華、蕭遙天、 邢致中、杏影、許諾、許健吾、許蘇吾、 楊嘉、楊樾、姚拓（魯文）、葉世芙、姚紫、 雲裡風、張濟川、張肯堂、張漠青、鄭達
二、「五四」文學的南傳：許傑與林參天的意義
及文學譜系的梳理
許傑（1901-1993）是「五四」新文學的重要小說家，與魯迅關係 密切，也深受其影響。魯迅逝世前一個月曾回信給許傑，其中道「來信 收到。經三兄的紀念文，我是應該做的，我們並非泛泛之交。只因為久 病，怕寫不出什麼來，但無論如何，我一定寫一點，於十月底以前寄上」。這封信也是魯迅生前最後一封書簡。11許傑也是早期南來作家的重要代 表之一，其文藝活動主要集中在吉隆坡一帶。12他對早期馬華文學的貢 獻巨大。「吉隆坡目前雖然是馬來西亞的首善之區，但在早期的馬華文 學發展史上，它卻是一個比較後起的基地。就現有的資料看來，一九一 九年馬華新文學發軔以後的好幾年間，新文學活動的據點始終是新加坡 和檳城。……吉隆坡地區的文壇的建立，應是一九二九年前後中國創造 社作家許傑南來就任益群報總編輯，並躬親主持該報副刊《枯島》（一 說為《島上》）的編務以後的事。據說，許氏除了經常在該刊發表文章、 提倡文藝之外，還不時到各團體去演講，大力推動文運。因而，無形中 成了當地文藝界的中心人物，有一群富有朝氣的文藝青年環繞在他的周 圍。不久，許氏返華，加以馬華文藝的進入低潮時期，吉隆坡的文運不 但盛景難在，連已建立起來的文壇也失墜了。」13 許傑以小說《慘霧》聞名於五四文壇，來馬後的他，在當地文壇很 有號召力。除了擔任《益群報》總主筆之外，還有相當的文學活動，如
11 許傑，〈坎坷道路上的足跡（十一）〉，《新文學史料》1985 年第 4 期， 頁67-68。 12 許傑，原名許世傑，字士仁，浙江天臺人。常用筆名張一山、士仁、六叔、 知山、許儀等。十六歲喪母，輟學一年，十七歲考入臨海浙江省立第六師 範學校就讀，並於此後不久開始接觸五四新文學。1920 年，因反對學校考 試制度而被學校開除，轉至紹興第五師範，曾於1922 年成立「龍山學會」 和「微光文藝社」。師範畢業後擔任臨海霞城小學教職，後轉至上海，任 旅滬安徽公學教員。1924 年安徽公學停辦後，在紹興公學、上海立達學園、 寧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學等學校兼課，往返於上海、寧波之間，先後結識王 以仁、巴金、鄭振鐸、沈雁冰、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魯彥、汪靜之、 匡互生、夏丏尊、豐子愷、方光燾、魯迅、柔石等人，並參加了文學研究 會，也與創造社諸人相交甚厚。1926 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慘霧》， 以後又先後出版《漂浮》、《暮春》、《火山口》等作品，1927 年回天台 接任縣立文明小學校長職務。同年四月被捕，後重回上海，擔任泉漳中學 教職。是年出版論文集《明日的文學》。1928 年春天，到浙江甯海中學教 書，但由於局勢關係，赴馬來亞出任吉隆坡《益群日報》總編輯。1929 年 底回上海建國中學教書，不久，出版《新興文學短論》（1929）、《椰子 與榴槤》（又名《南洋漫記》）（1930）。 13 方修，〈前言〉，見氏編，《老蕾作品選》（新加坡：萬里書局，1979）， 頁1-2。
結識一些南來作家，其中有張靜淑（劉和珍的同學）、何顯文（後來成 為許傑之妻）、劉旭光、黃靄史、魏天育、彭女士（彭澤民的侄女）、林 澤榮（淡秋）、章廣田（耘夫）、蔣如琮（瑞清）、葉燕翼，其中很多人 都是來馬來亞投奔許傑的。許傑在吉隆坡建立了自己的同仁圈子，其中 包括一些當時還沒有名氣的中國作家，如梅林就曾回憶「我一九二八年 在吉隆坡搞學生工作時，曾經在許傑編的《枯島》副刊（係《益群日報》 的文藝副刊）上寫稿」。14這些人都參與過五四新文化運動，其中很多的 文化人都在馬來亞從事文化工作，他們也為五四新文化的南傳做著自己 的貢獻。他主持的《益群報•枯島副刊》其影響可概括為宣導「新興文 藝」運動和「鼓勵南洋的文藝青年」創作。15「《枯島》在許傑的策劃與 編輯下，不但發掘不少愛好文藝的青年，而且也成為早期積極回應建設 南洋文藝色彩與推動新興文學的副刊。它是戰前（按：指第二次世界大 戰）中馬文壇的重鎮，也是新馬文學史上不可不提的一個文藝園地」。16 本節主要談談他以南洋經歷為題材的散文集《椰子與榴槤》及收錄其南 洋期間文論的《新興文藝短論》。 許傑曾經在《椰子與榴槤》的序言中回顧自己的南洋生活和寫作情 況17，這篇序言寫的時間以及許傑離開中國大陸的時間在1927-1930年
14 梅林，〈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二輯〉，轉引自許傑，《坎坷道路上的足 跡（七）》，《新文學史料》1984 年第 3 期，頁 77。 15 許傑的編輯活動可參考其自述，〈坎坷道路上的足跡（七）•十七、主編 益群報〉、〈坎坷道路上的足跡（八）•十八、椰子與榴槤〉，《新文學 史料》1984 年第 4 期。 16 參見許傑，〈坎坷道路上的足跡（七）〉，頁 78。 17 原序言為：「我在南洋的時間，僅僅是一年多一點；便在這一年中，卻正 是中國新興文學為建設自己的理論的基礎，與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及布爾喬 亞文學鬥爭得最激烈的時代；南洋是中國的化外，我處在那裡，關於國內 的一切新的鬥爭的理論，及新的出版物，一點都沒有看到；於是，我自己 知道，我的思想便有些落伍起來。我是一個有小資產階級性的青年，我在 南洋的那種充滿了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氣味的社會裡，自然是不能過得 很慣；我雖然在那裡生活，但我時常用我的僅有的社會學知識，去估量他 們，去分析他們。我覺得，殖民地的普羅列打利亞革命，也是一件迫不及 待的事。」參見許傑，《椰子與榴槤•自序》（上海：現代書局，1930），
間，這段時間中國五四文學思潮已經影響到文化界的方方面面，而其極 端的分支就衍生出革命文學。雖然我們不能明確指出許傑受到革命文學 的影響，但其散文內容中有大量的革命文學因數，如《兩個青年》中被 鐵枷鎖銬著的「我頓時覺得那雙黃毿毿的眼睛，表示出悲哀，羞恥，畏 懼，與憤怒的各種心理在似訴非訴的向我說話」的馬來人，也是同樣被 銬著的，讓我感到「他的被壓迫民族的無語的呼聲」的黑皮膚吉齡人（即 印度人），以及因為學習中文而被英殖民者扣押的英校僑生愛蓮，還有 《棋樟山》中那病死很多人的防疫島都讓人感覺到文中對殖民統治者不 滿和現實社會不公平的黑暗面的反映。 值得指出的是，許傑這個時期的散文總有著很強烈的階級意識，這 一點與許傑在中國的經歷有很大的關係，特別是上海、浙江天臺的經 歷。18許傑把「資本主義」理解為金錢至上、階級對立，如「在這種地 方，我們卻可以覺到，資本主義的勢力，是高於一切，關於中國的婚姻 問題，似乎也因為資本主義的勢力，漸漸的動搖了」（《下嫁異族》），再 如「因為揩著資本家的油，能夠坐汽車兜風，雖然在階級意識發見得明 顯的時候時候，會罵自己為臭得意，出賣了自己的階級立場等等的說 話；但事實上總還是沒有跳下汽車來，而且的確還是坐在汽車上中東看 西看，左顧右盼的臭得意。汽車在平坦的柏油路上駛過，一種舒適，平 穩輕快的感覺真使人有非做資本家，即做資本家或皇家的走狗，無論如 何，非達到有汽車可坐之目的之概。同時，使人感覺到的，便是帝國主 義者的眼光遠大，手段的毒辣，經營的宏偉與敏捷，處處都使人拜倒」 （《椰林中的別墅》）。散文中，我和朋友關於「南洋的社會，的確是超
頁1-2。 18 來南洋之前，時逢 1927 年四一二事件，許傑曾被誣陷為中共黨員被逮捕， 直到後來被當地的知名人士金劍青保釋。之後，他在中共地下黨的幫助下， 先後在上海、浙江、福建等地漂泊，直到1928 年在上海遇到好友張任天， 張任天當時在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與陳佈雷是浙江高等學堂同窗好 友，正好馬來亞吉隆坡《益群日報》致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希望派一名 總主筆赴馬，張任天推薦了許傑。
了資本主義的穩定期，而漸漸的在露處矛盾及破裂的徵兆」的對話，一 方面展示出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下南洋經濟的破敗，另一方面也為我們 展示了南洋殖民政府的統治策略及階級壓迫的無處不在。《馬戲場中》 中「我以報館者的資格，走入了號稱祖國的藝術的結晶的國術馬戲場； 我被招待員領導著，坐入包廂的特別座上。……我的眼光在這一圈的椅 子上轉了一圈之後，我便疏疏落落的看見，幾個在各種的偉大的宴會或 偉大的典禮上的，該埠的華僑領袖，以及幾個特別華麗的，大概是資本 家的太太或小姐。我自己的心裡，在受寵若驚的驚詫，怎麼搞我這種窮 光蛋，也會被列入；與資本家，政府走狗，以及資本家的太太小姐們同 一階級呢！」情緒有很強的酸醋味道。這也難怪許傑自己說《南洋漫記》 這本書「在我的作品中，我的主觀的色彩，永沒有如在這一本漫記中這 麼鮮明過。老實說，我是想試著用新的眼光，去衡量一切的」。19 《椰子與榴槤》中所展示出來的南洋風情的描寫很精彩，像《吉齡 鬼出遊》中印度人的「大寶森節」、華人的「觀音佛祖出遊」等等，不 過許傑更願意的是將「榴槤」泛政治化，認為南洋社會中有著不計其數 的醜陋現實20，其中對南洋階級對立和殖民統治的不滿和無出路感可見 一斑。《我的房東》中的一夫多妻家庭、華僑方言運用以及華人教育的 問題，其中有一段描寫到當時馬來西亞雪蘭莪皇家州立學校所使用的課 本，其中對中國人的形象是污蔑的態度，為我們理解1927年前後華人教
19 許傑，《椰子與榴槤•自序》，頁 1。 20 原文為：「南洋社會從新從國內南來的人的鼻官中覺來，是充滿了資本家 的銅臭，帝國主義的羊腥臭，洋奴走狗們的馬屁臭，以及那些目不識丁， 卻到處自充名士的馬屙臭等等的，但是，等到登得久了，這些夾七雜八的 臭味，也漸漸的不覺得，而且，非但不覺得，反是覺得，這些臭味竟是香 味，而且，反是覺得這許多混合的臭味，是可以膜拜的神聖了。於是乎， 你在南洋，就能站足得住，於是乎，你就適應了這一個環境，於是乎，你 可以樂不思蜀。這樣的情形，不是正與榴槤相像嗎，而這有奇臭且有美味 的異果，不就是整個的南洋的象徵嗎？……我自己想，我的不會吃榴槤， 恐怕便是我一生偃蹇的總因吧！我不能逐臭，我不能投人所好，更莫說要 吃榴槤，我是決定離開南洋了，固然這榴槤般的社會我是可以離開了，但， 這整個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整個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我將怎樣離開呢？我 的不吃榴槤，豈是根本的辦法嗎？」參見許傑，《椰子與榴槤》，頁54-55。
育提供了一個佐證。21《下嫁異族》中華族女子與馬來男人結婚，也可 能是馬華文學中的第一次涉及種族融合的題材。 在《K女學的風潮》中有對南洋華僑教育的描述，認為南洋各地的 校董根本就不懂什麼叫教育，當遇到學生學潮的時候，提學司的態度讓 作者感到憤怒。22這篇散文的主角是報社記者「我」，主人公無疑有許傑 自畫的性質，文中K女校的女學生反映李姓教員不會教現代漢語，而要 求校長換級任老師，但校長與李教員是同鄉關係，反要求女學生返校， 不然就開除學生，同時向提學司報告。校長本打算讓學生寫檢討書就算 了，但提學司認為這些學生是共產黨員，堅持要開除學生。因學生控訴 到報社，作為記者的「我」介入此事，在學校、提學司、學生三方之間 了解情況，但結果感到連讓學生複學的微小希望也達不到，最後憤而退 出交涉過程。許傑的《K女學的風潮》、《下嫁異族》、《馬戲場中》等作 品主角都是記者，其中可能帶有他在《益群報》的工作經驗。值得一提 的是，像《枉生女士》（早期華僑女革命家）、《兩個青年》（實寫革命團 體領導梁育連、英華）、《K女學的風潮》（實寫吉隆坡坤成女學學潮）中
21 原文為：「我曾經翻看過他們用的課本，─我應該明確的說，我是曾經 翻過，雪蘭莪皇家洲立學校，一九二九年所用的課本，我發現他們的讀本 中有一首題為豬尾巴（Pigs Tail）的，旁邊繪了許多中國人拖了辮子，在左 右打轉的情形，─有的甚至於把紅纓帽都轉得飛起來了。那首詩的大意， 說世界上有一種人，在頭後拖了一條豬尾巴，他們把頭轉到左邊，那豬尾 巴也轉到左邊，他們把頭轉到右邊，那豬尾巴也轉到右邊等等。接著，下 麵的問題（一）世界上那一國人有豬尾巴？（二）有豬尾巴的人是不是齷 齪骯髒等等。」見許傑，《椰子與榴槤》，頁109。 22 原文為：「─專門管理華僑的教育的，而其實卻是專門壓制華僑的學校 發展的機關，……自然，我們也可以曉得，帝國主義者殖民政府的殖民地 的教育政策，是採取了半開明的態度的，他在表面上是在提倡華僑興辦教 育，但在骨子裡，卻是一心一意的想摧殘華僑的教育的；我們曉得，他們 的半開明的教育主張，具體的表現，是希望華僑多辦低級的學校，可以造 成一大批無思想的，帝國主義者的，忠實的順民，但知識稍乎高明一點的， 如華僑中學之類，便是他們所多方設計壓迫，限制，甚至摧殘的物件了。 我們明瞭了這一點情形，我們自然會知道提學司對這位校長先生所表示的 是一些什麼？」同前註，頁151-152。
的革命青年都是吉隆坡歷史中真實存在過的人物。231929年，因為許傑 所寫的社論以及所編的《枯島》文藝副刊不為總經理熊升初所喜，同時 期，許傑又因文惹禍，被當時的華民政務司傳去訓話的次數越來越多， 還不斷被殖民當局恐嚇要被遞解出境。24 海外華人一向喜歡在寺廟、義塚、會館、祠堂、興學方面投資，以 維繫華族傳統不墮於異邦。林參天（1904-1972）25於1927年南來，在華 校任教三十七年，其長篇小說《濃煙》是戰前馬華文學界出版的唯一單 行本長篇小說，是反映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馬來亞華教問題的集大成之 作。《濃煙》寫於1935年，當時林參天已在南洋任教八年之久，他寫這
23 梁育連曾經回憶道：「我那時還是十五六歲的少年，正在吉隆坡美以美教 會英文學校念書，但已開始接觸『創造社』和『太陽社』所提倡的革命文 學和社會革命理論，開始接受了革命的洗禮。當時我把一些初學的習作投 寄上述副刊，竟被採用登載出來，這就使我有機會認識總編輯許傑先生樂。 由於我的稿件署了真名，當地的共青團便來找我，把我吸收為團員。因此 在某種意義上說來，許傑先生既是我寫作上的導師，又是帶我踏進革命門 檻的引路人。」參見梁育連，〈重拾五十年前的交情─回憶我和許傑先 生在南洋的一段交往〉，《大公報•大公園》1983 年 4 月 22 日。 24 原文為：「當年我決定離開吉隆坡回國，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生活上 的原因，還有經濟上的原因。經濟方面，就是我覺得自己不能因為報社的 一點薪水，而忍受英殖民當局的壓制。……我創辦這個《枯島》週刊，其 宗旨就是想通過文藝的形式來宣傳『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只是因為那時 在南洋吉隆坡不能講這個名詞，於是我就講『新興文學』，含義是無產階 級是新興的階級力量，『新興文學』實質上就是指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我時常寫一點關於『新興文學』的短論在《枯島》上發表，多數是用的筆 名士仁、六叔、小夢、知山、失名等等。這些文藝短論，在我回國之後交 由上海明日書店彙集成書出版，這就是《新興文藝短論》，這本書有點像 是我的《明日的文學》的續篇，進一步闡述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成立及其 特點等等。」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許傑文藝思想的連貫性，尋找到他的文 藝精神譜系的注腳。參見許傑，〈坎坷道路上的足跡（八）〉，頁82-83。 25 林參天，原籍浙江麗水，原名鶴亭，筆名林莽，1929 年南來，1930 年開始 給《瀑布》、《野葩》等刊物寫稿，並是1932 年創刊的《星洲日報•文藝 週刊》的基本作者之一。當時發表作品有《尋陽江的悲劇》、《隱痛》（獨 幕劇）、《金標》（獨幕劇）等。1936 年出版長篇小說《濃煙》，為新馬 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1937 年完成《熱瘴》，可惜出版困難，1961 年 才出版，這兩部小說是馬華文學重要作品。林參天的其他作品還有《頭家 和苦力》（1951）、短篇小說集《餘哀》（1960）。他任職於吉隆坡培才 小學校長，1972 年病逝於吉隆坡，時 68 歲。
部書是出於對南洋僑教中存在的嚴重問題的憂慮，希望根據切身經驗， 向外界揭露教育界中的種種問題。他說： 《濃煙》是一本關於南洋華僑教育問題底小說。華僑教育目前問 題底嚴重，凡是在南洋教育界服務過的人們，誰也不會否認的。 我寫這本小說的目的，是想把這些嚴重的問題，提供一部分出 來，給關心南僑教育問題的人士，作個參考的資料。……在南洋 辦過九年教育，足跡遍馬來亞半島，教員做過，校長也做過。對 於南僑教育雖不能說洞燭其隱，但是它的內部，不論好的，或壞 的，我都親身經歷過。……南僑教育在現階段，是籠罩在濃厚的 煙霧中。我們現在既沒有能力來解決這嚴重的問題，那末不妨把 困難赤裸裸地宣示出來，也許國內外的聰明教育家，會代我們找 出一條光明的道路來。26 《濃煙》全書共分二十章。故事主要發生在二十年代末馬來半島東 海岸一個名叫「啼兒島」的國民學校裡。第一章至第七章，故事主要敘 述國民學校的校長周俊士和教務主任毛振東到新加坡的紅燈碼頭迎接 剛從中國請來的兩位教師，並把他們帶回啼兒島，拜會學校董事會的總 理。其中穿插了很多對沿途景物的描寫。如第七章對馬來甘榜的描寫： 「過了椰林就是一片平原，十幾座『阿搭』屋，無秩序地豎著。屋底形 式都一樣的。地上打下幾十隻五六尺高的木樁，屋架在那木樁上，有的 壁是板的，也有的是篾的，頂上蓋的是『阿搭』葉。周圍有開小窗，視 窗掛了紅色或黃色的窗簾，窗門前面有的掛一個椰殼栽的花草，有的掛 一隻鳥籠，一隻斑鳩似的小鳥兒在籠子裡咕咕地叫著。據說這種小鳥性 好鬥的，馬來人常慣用它來賭博，好像鬥雞、鬥牛、鬥蟋蟀一般，每次 勝負，幾十元、幾百元，都說不定。……這些是有錢人家的住宅，至於 無產階級呢，就是搭了一座竹架，蓋些『阿搭』，簡陋得連風雨都不能 蔽呢」，這樣的段落為二十世紀早期馬來亞風土人情留下了珍貴的歷史
26 林參天，《濃煙•自序》（吉隆坡：上海生活書店，1936）。
圖景。第八章開始出現這部小說的主要敘事線索：一是受「五四運動」 影響的學生向墨守成規的校長提出要求發揚「五四精神」，反對藤條政 策這種公開體罰；另一條是聘請英語老師一事由董事會根據私人的關 係，而不是由校長根據教學要求而作決定的，而引發一場風波。第九章 至第十三章主要描寫了一次學潮，學生打出「反對奴隸教育」的口號以 反對新來的英語老師（印度人）的體罰教法。英語老師誤認為學生罵他 為亡國奴而打了學生，結果學生集體罷課以示抗議。第十四章描寫董事 會在用人方面的干預，出現「兩個乾娘的營壘」：兩位女老師為了保住 各自的飯碗，分別認了兩個有錢有勢的董事的妻子做乾娘，而當董事會 要裁減人員時，這兩位乾娘為了保住各自的乾女兒而相持不下。後六章 除穿插描寫由於經濟蕭條影響到辦校財政以及其他社會活動外，繼續展 開如何教書育人方面新、舊兩種思想的鬥爭。在元旦的全校集會上，代 表新思想的教務主任毛振東在發言中指出藤條教法的危害，不指名地批 評了打人的印度教員，引起董事會保守派的反對。他們背後誣告毛振東 為共產黨，要求辭退他。毛振東知道後主動辭職，離開啼兒島前往印度 學習。後來印度教員在學生的反對下，也自行辭職。小說中的「毛振東」 是否是「毛澤東」的借用？再加上小說中階級分野、啟蒙因數等等話語， 無疑給這部小說帶上了濃厚的左翼色彩。 王賡武這樣理解海外華人教育的傳承問題，他認為十九世紀末南洋 和中國之間的交往越來越多，華校的大量創辦使得中華文化得到保存。27
27 原文為：「隨著十九世紀末從東南亞回中國家鄉的交通大為改善，一部分 家境更為富裕的孩子還能夠回祖國深造。至於那些中文程度較差、尚無法 閱讀中文原著的孩子，可以用他們自小就掌握的當地語言來閱讀那些已翻 譯成越南文、泰文、高棉文或馬來文的中國古典故事。正是通過這種途徑， 他們不但把一部分中華神話歷史傳遞給了自己的下一代，同時也把中國文 學和一部分中華傳統價值觀念介紹、傳播給了當地讀者。……在二十世紀 的上半葉，眾多的華文學校在東南亞各地湧現，而且大多仿效中國國內的 學校，所使用的教科書也是在中國國內出版的。於是乎，在長達五十年的 時間內，華校將中國歷史極其有效地傳播給了自己的學生們。儘管當地政 府時不時會堅持把一些本土的歷史編寫入華校的教科書，可中國歷史、中 國人物傳記、中國詩詞和小說仍然是海外華人族群生活的主流內容。」參
《濃煙》揭露了南洋僑教的許多問題，例如校董分家、教材不合用、教 師品質不好、教師生活無保障等等，如董教之間的關係，像類似「董事 部和教務部都有。有時教員會和董事衝突的很厲害；有時教員和教員意 見鬧得很深；有時董事為了各方的私人，會立起堅固的壁壘，因此影響 到學校。校長和教員打架，教員和董事用武，這都成了南洋教育界司空 見慣的事了。所以南洋教育界的位置，絲毫沒有保障」、「南洋董事，根 本便不懂什麼是教育，所以開起會來，正題是不會討論到的，所議的都 是一些不關重要的事情。如果議案到了發生困難的時候，誰也不能為正 義，為主張而堅持他的提案。大家都為了商業及友誼的關係，彼此不肯 為公事而失了私情。到了最後，不是叫咖啡嘻嘻哈哈談了一陣散會了， 便是由另一個人出來提出一個中庸的提案，把這事調和了」、「南洋華僑 教育的命脈，全操在南洋華僑工商業的手中，世界經濟恐慌，影響到南 洋工商業的衰頹，所以華僑教育的命運，也因此可以決定了」等表達出 現過很多次，為我們理解那個時代提供了重要線索。特別裡面有一段描 寫：「啼兒坡國民學校的經費，當然也和其他的華校一樣，完全靠華商 力量的供給。月捐，貨捐，學費，這些是國民學校的經常費。他還有兩 宗特殊經費的來源：一是每年陰曆新年的賭博捐；一是兩隻華商經營的 輪船的特捐。每次新年，賭捐可抽得四五千元，輪船每年捐助兩千四百 元，單就這兩筆捐款，已占去國民學校經費差不多有一半數目了。其餘 半數，學費和月捐，數目並不怎麼多；貨捐除了膠錫之外，要算魚捐最 多了。這間啼兒國華人唯一的文化機關，便靠著這些捐款，維持了十幾 年」，也真實地反映了馬來亞華僑教育發展的一些特點。28《濃煙》更集 中地反映著的是華人社會中新舊兩種思想的衝突，主要表現在是否應貫 徹五四運動精神，董事會是極力反對的，如董事會總理的一次會上這樣
見王賡武著、錢江譯，〈從歷史中尋求未來的海外華人〉，《華僑華人歷 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1999 年第 8 期），頁 4-5。 28 早期馬華教育方面的研究，可參見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 一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1998）。
指示校長：「這些學生常常在街坊和長輩辯論：什麼自由戀愛啦，婚姻 自主啦，什麼宗法社會的罪惡啦……！我活到這麼大年紀，沒有見到青 年這樣這樣渾旦的！……你回去和毛先生（教務主任）講講，叫他總要 約束約束學生才是」，這類話題幾乎貫穿全書。董事會與學生之間對於 支持和反對藤條教法的鬥爭，包括五四思想的輸入，都成為教法科學、 教師和學生之間實行平等關係的反映。 從知識份子的啟蒙立場出發，林參天除了關注僑教問題，還倡導啟 蒙。林參天在中國長大，青年時期接受五四運動的影響，他在新馬生活 了八年，對於南洋僑教問題已有深入的了解，才動筆寫這本小說。《濃 煙》和《熱瘴》29合起來意思就是「烏煙瘴氣」，這兩個書名跟小說內容 非常的貼近。《濃煙》背後是有著時代的背景，不過林參天沒有在作品 中提到，當時英國殖民政府在1920年開始對僑教實行直接管理，要求所 有華校登記註冊，接受政府管理，華人教育家宋森曾因帶頭反對此條例 而被殖民政府驅逐出境。30聯繫馬華新興文學運動因其反殖色彩而在 1930年左右被壓制的歷史背景，我們大致瞭解林參天小說中不談政治的 原因。這種啟蒙思考又與對華人性格的反省關聯在一起，如「中國是富 於保守性的民族，什麼東西現成的便是好的，完美的；新奇的便看不上 眼，而且還會排斥它。所以五千年來的文化老是在一個圈子裡跑，不會 長進」、「（尤女士）竟忘記了除了金錢目的之外，還該負起推進華僑教 育的使命。但是我們不能苛責尤女士一個人，在南洋這種商業社會裡， 其實，什麼東西都是商業化呢！」而另一部長篇小說《熱瘴》更是批判 僑教商業化，僑教受控於董事會，可董事們缺少辦教育的經驗，常常把 教育搞得烏煙瘴氣。雖然也有評論者看到小說的問題，「《熱瘴》對當時 華文教育的消極面的暴露頗為淋漓盡致，可惜卻完全沒有體諒到華族社
29 《熱瘴》初稿完成於 1937 年 8 月，因為出版情況不好，一直到 1961 年才 有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加上出版前林參天對其進行了修改，這裡只是簡 單提及。
30 D.L.Sharm,“Ethnicity, Commual Relationship and Education in Malaysia”,
會一路來建校興學的巨大意義，……同時作者視野狹隘，幾乎完全未能 超出董事與教員的矛盾問題」31，但這部小說的啟蒙意義還是正面的。
三、原始正義：南來作家與戰前馬華文學（1937-1942）
隨著五四運動而產生的新一代中國知識份子，一方面秉承著啟蒙 的、批判的現實主義精神，這樣使得知識份子一方面與政府、與大眾有 一種對抗關係，另一方面中國知識份子又受到俄羅斯文學的影響，以托 爾斯泰（Lev Nicolayevich Tolstoy）為代表的民粹主義思想不斷地讓中 國知識份子產生懺悔感，加上中國知識份子一直都有著廟堂情結，就這 樣，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又與國家權力、與大眾有一種互相吸引、互相轉 化的可能性，這樣就使得知識份子與國家權力，與大眾的緊張變得緩 和。這種轉化的可能性，就形成左翼文學的心理機制。在左翼文學裡邊， 知識份子要批判這個政權，批判這個政權不是無目的的，批判的最後目 標是應有一個新的政權來代替這個舊的政權。而且，中國知識份子要代 表民眾說話，要為民眾的疾苦說話，要為民眾而鬥爭，這樣就出現了大 眾文化、大眾立場。於是就可以看出，知識份子批判政權的傳統和代表 大眾的傳統結合起來，就推動了左翼文學運動的產生。左翼文學運動的 產生，除了上面提到的兩種傳統外，還必須有一種推動知識份子的心理 動機，那就是原始正義。「正義」這個概念是相對的，不同的階級有不 同的正義。達爾文的進化論告訴我們，動物，包括人，在進化過程中的 一條基本原則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但是，弱肉強食並不能充分解釋 我們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也就是人為什麼能從動物進化到人，人比起 其它動物來說，他並不強大，他沒有鋒利的爪子，沒有長長的牙齒，其 實是很弱的東西。考察人類進步，進化論是外在的東西，我們還可以從31 賴淑敏，〈馬華長篇小說《熱瘴》的讀後感〉，《南洋大學中國語文學報》 1973 年第 5 期（1973.3），頁 55。
人類的內部考察人類的進步，強調種族由弱轉強，不完全是由於弱肉強 食，恰恰是由於內部的互助。
什麼是原始正義？原始正義在宗教歷史上是一種自覺行動，伯特 勒、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和休謨（David Hume）都主張這種先 天的自覺，正如《聖經》中所說：「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 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 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32。「─我對於 正義的理解是：在同每一個人的幸福有關的事情上，公平地對待他，衡 量這種對待的唯一標準是考慮受者的特性和施者的能力。所以，正義的 原則，引用一句名言來說，就是：『一視同仁』。……正義是從一個有知 覺的人和另一個有知覺的人的聯繫中產生的一種行為準則。關於這個問 題，有一句含義廣泛的格言：『我們應該愛人如己。』這句格言作為一 個流行的原則雖然有很大的優點，但卻不是以嚴格的理論準確性為依據 的。」33這其中說到的人直覺的正義感正是我運用這個概念的起點。34「原 始正義」一詞是我對新馬文學中經常出現的人道主義傾向創作情感所使 用的術語。它在文學史中有兩個含義：1、當面對社會、歷史以及重要 事件時，作家秉持的是人道主義的立場，堅持良知，關注歷史事件對具
32 《馬太福音》第 22 章第 37 至 41 節。 33 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義論》（北京：商務出版社，1982）第一卷， 頁84-85。 34 「正義」是政治哲學史上最有生命力的話題。近代以來的西方正義理論發 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古希臘時期以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裡斯多 德為代表的思想家關於正義問題的討論，另一個階段是近代盧梭、洛克、 休謨、康得等思想家的正義理論。在現代最有代表性的是美•約翰•羅爾 斯的《正義論》（紐約：哈佛大學出版社，1971）和美•布萊恩•巴里的 《正義諸理論》（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羅爾斯認為：「古往 今來的社會制度都是不盡如人意的，完全符合正義的社會不僅從來沒有出 現過，而且將來也不會出現。在這個意義上說，正義只能是一種理念，有 關社會正義的理論的真實意義則在於它為人們現實的社會生活提供了基本 的知道原則。」巴里認為「與柏拉圖生活的時代一樣，我們所面對的社會 也是一個在事實上不平等的社會。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正義才成為每一個 歷史時代人們共同關心的主題。」參見英•布萊恩•巴里著，孫曉春、曹 海軍譯，《正義諸理論》，頁1、3。
體的人的影響，在西方這種精神在雨果（Victor-Marie Hugo）、克魯泡特 金（Peter Kropotkin）等人的創作中都有體現，而中國，近代以來的知 識分子都難逃這種人道主義基調的原始正義情感，中國現代文學重要作 家皆有此情感；2、就海外華人而言，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中華民 族的奮鬥史，同時也是一部百多年的苦難史。百多年中的外敵入侵及其 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屈辱、痛苦以及民族蛻變的過程，是海外華人也是海 外華人作家關心的問題。 原始正義核心意義是一種知識份子精神傳統，它是以人類生命為標 準，當人看到同類中別的生命受到威脅時，由衷地產生一種同情，這就 是原始正義。互助、自我犧牲和原始正義這三大要素推動著人的發展， 其中原始正義是人生命當中與生俱來的，在中國，在一個階級矛盾非常 複雜、非常尖銳的情形下，原始正義往往會成為知識份子參與社會鬥爭 的、最初的心理動機。很多知識份子有的很有錢，有的是地主出身，有 的出國留過學，可是當他們看到社會當中出現的一些不正義的事情，一 下子會帶動他們全部的激情，全部的生命力，使他們煥發出一種精神， 這種精神會改變他們的人生道路，成為戰鬥的民主鬥士，這樣的現代知 識份子很多。中國是一個東方後發國家，它是一個有殖民地的半殖民地 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和社會裡，現代化進程要承擔比西方國家沉重得 多的負擔，一方面要接受西方國家的剝削，另一方面又要發展自身，在 這樣的國家裡，人民所承受的痛苦會加倍地重。發達國家把矛盾轉移到 殖民地國家去，他們國內的階級矛盾就緩和了；相反，如果是一個根本 不發達的國家，如非洲的一個小國，那也沒有什麼壓力。中國處於被殖 民化，被西方化的背景下，又要承擔剝削，又要發展自身，人民所遭受 的悲慘狀況很容易激起知識份子的原始正義。知識份子出生的時候大多 是生活無憂的，可是一走上社會，罪惡的、邪惡的、不正義的東西到處 都是，很多知識份子出去旅遊，看到了一個悲慘世界，一下子改變了他 的思想，這就成了觸動他原始正義的一個契機。一旦觸動了，知識份子 的原始正義，自我犧牲精神，團結互助精神，會統統爆發出來。這樣一
種原始正義在中國知識份子中是很多的，魯迅看了幻燈片，這個幻燈片 有沒有，還是個問題，據說有人查了魯迅當年讀書時的所有幻燈片，日 本對這樣的資料保存得比較好，不過還是缺了幾張，就沒有查到魯迅看 過的那張幻燈片，只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魯迅看過的那張恰恰在那丟 失的幾張裡，一種是根本就沒有。我們假定有這種可能性，魯迅看到幻 燈片上，看到中國人去給俄國人當奸細，被日本人抓住槍斃，旁邊的中 國人一個個麻木不仁地看著，於是就改變自己的生活道路，放棄自己的 醫學，這就帶有很大的盲目性，給他自己帶來了根本性的改變。這種原 始正義，再加上啟蒙主義的二律背反，因為受了刺激，很快就變成了一個 社會思潮，有行動主體的社會思潮，這就是1920年代末出現的左翼文學。 從思想層面來說，左翼文學是有思想來源的。五四運動時期，最受 知識份子歡迎的西方思想是社會進化論，不過其他一些思潮也進入了中 國。對知識份子有影響的當時有一個新的思潮，就是蘇聯十月革命思 潮。這個思潮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很大，給予很大的刺激。社會主義 本來是一種思潮，後來就變成了一種社會運動，變成了國族意識的興 起。左翼思潮最初的動機是一個原始正義，是出於看到中國農民的痛 苦，對統治者的一種憤怒。如1928年發生的革命文學論爭，革命文學論 爭的一方是代表了左翼思潮的年輕知識份子，主要是太陽社和創造社的 人員，他們都是從大革命失敗中逃出來的，跑到租界，面對的是血淋淋 的屠殺世界，就產生了一種原始正義，覺得我們必須要反對這個社會。 後期創造社原來一批人也參加了革命，參加了北伐，如郭沫若，郁達夫， 成仿吾，這批人在大革命失敗後，也回到上海，他們本來就是啟蒙主義 知識份子，與魯迅都有交往。他們聯合並推舉魯迅為盟主，成立「左聯」。 這樣一方面左聯是黨領導下面的組織，另一方面以魯迅為代表的一批有 正義感的知識份子的崇高威望支持了左聯，一大批有原始正義感的知識 份子出於對社會黑暗反抗而參加左聯，包括魯迅、胡風、蕭紅、蕭軍、 巴金、丁玲、田漢、周揚等人。
毋庸諱言，早期馬華文學的發生和發展完全受中國文學的影響，馬 華文學的左翼思潮的背景大體來源於中國左翼文學。1931年的「九•一 八」對馬華社會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南來的作家在馬來亞這塊華人聚居 地用文藝的形式呼應和支援著中國國內的抗日救亡活動，這個時期南來 的作家包括林參天、陳如舊、丘康、鐵抗、王哥空、李潤湖、吳天、文 翔、英浪、孟嘗等人。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發生到1942年1月的馬 來亞淪陷，馬華文學開始進入了活躍期，大批南來負起宣傳抗日的歷史 責任，直接參與和領導著馬華文藝，如郁達夫、金丁、張一倩、巴人、 楊騷、陳殘雲、上官豸等人，可謂文人彙聚，馬華文學的創作水準也提 高了一大截，35而且，在殖民政府的默許下，在相對比較自由的環境中， 文學問題、社會學問題以及哲學問題都在被熱烈地討論。方修研究 1938、39年的新馬舊報刊後，這樣評價抗戰時期的文藝界的團結一心： 「民族的命運，愛國的精神，使各種流派，各種思想的文藝作者，緊緊 地結合起來，用他們的筆墨，支持著抗戰救亡的大業，蔚為洶湧澎湃的 文運的主流。不但遊戲文字，黃色作品，迫得銷聲匿跡，即使個人的牢 騷，客旅的愁思，也是很少出現的。」36這個時期是南來作家最活躍的 時期，也是戰前馬華文學取得文學成績最輝煌的時期。 戰前馬華文學在這裡時間的跨度僅限在1937到1942年之間，主要 作家包括王君實（1910-1942）37、郁達夫（1896-1945）38、胡愈之（1896-
35 郁達夫南來馬來亞的主要原因是躲避日寇侵華鋒芒，另辟抗日戰場，在南 洋去作抗戰宣傳，如蔡聖焜曾回憶道：「抗戰開始以後，達夫先生一反過 去一段時間消沉的態度，工作非常積極，夜以繼日地寫稿，以筆誅日寇， 喚醒國人同心協力，抗日救國。」蔡聖焜，〈憶郁達夫先生在福州〉，參 見陳子善、王自立編，《回憶郁達夫》（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 1986）， 頁372-373。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悲痛於母親餓死和兄長被暗殺 的血腥事實，心中充滿的悲憤之情開始轉化為抗日救國的情懷。其中就包 括我們所討論的原始正義的意涵。 36 方修，〈文運談往〉，見氏著，《馬華文壇往事》，（新加坡：星雲出版 社，1958），頁 1。 37 王君實，原名王惠風，祖籍廣東澄海，筆名有王修惠、王樂怡、藍田玉、 白登道、橫光、陳清濃、茱麗葉等，廣東中山大學肄業，1938 年南來，活
1986）39、鐵抗（1913-1942）40、張天白（1902-?）41、流冰（1914- 1987）42、老蕾（1915-?）43、葉尼（1913-1989）44、金丁（1910-1998）45、
躍於新馬文壇。1942 年日軍檢證時期，墜樓自殺，年僅 24 歲。 38 郁達夫，原名郁文，字達夫，浙江富陽人，中國現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 詩人。曾於 1921 年 6 月與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組織成立創造社，同年 10 月出版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小說集《沉淪》。1938 年 12 月至新加 坡，主編《星洲日報》文藝副刊。1942 年 1 月與胡愈之等人撤退到蘇門答 臘，化名趙廉。1945 年 8 月 29 日被日本憲兵暗殺於蘇門答臘。 39 胡愈之，原名學愚，祖籍浙江上虞，1941 年 12 月應聘來星主持南洋商報， 一直到1942 年新加坡淪陷避難蘇門答臘島。戰後返星辦報，再度撰寫政論， 直至1948 年 3 月經香港返回中國。 40 鐵抗，原名鄭卓群，筆名鐵亢、明珠、君羊、金鐵皆鳴、金鑒、金箭、裡 純，祖籍廣東潮陽。17 歲開始創作，在汕頭印行過一冊薄薄的小說集。之 後到過上海、武漢、重慶各地，從事文藝活動。1936 年冬南來新馬，加入 本地文藝行列。1937 年初起在《晨星》副刊發表作品，1937 年中至 1938 年底，接編《星洲日報》的《文藝》副刊，經常在該刊撰寫文學短論及短 篇小說。1939 年 5 月到年底，接編文藝界同人雜誌《世紀風》副刊，大力 提倡文藝通訊運動；同時主持文藝界同人雜誌《文藝長城》編務，出刊約 六七期。1940 年起，赴邦咯島各地教書，一面為星洲日報《晨星》、新國 民日報《文藝》、檳城現代日報《前驅》及《現代週刊》各刊物撰稿，1941 年底返回星洲。1942 年 2 月，星洲淪陷，死於檢證，時僅 29 歲。 41 張天白，筆名曉光、馬達、太陽、炎炎、東方生、丘康、丘幸之、楊明等， 祖籍廣東梅縣，1930 年南來，開始在星洲、檳城各報副刊撰稿，一度任檳 城新報編輯。1934 年前後，定居吉隆坡，先後在國民公學、華僑中學等校， 寫作也越勤。1938 年曾接編吉隆坡馬華日報的《前哨》副刊，戰後返華， 定居廣州，其後情況不詳。 42 流冰，原名孫孺，筆名夏風、遜如，祖籍廣東興甯，出生於新加坡，1929 年畢業於廣東梅縣縣立中學，1932 年前後出現於星馬文壇，曾在加影、麻 六甲等地教書，並從事戲劇工作，1933 年底離星返華，曾參加過中國詩歌 會的活動，與王亞平、聶紺弩、葉紫等作家都有來往，1935 年赴日留學， 不久離日返馬，1940 年底離馬返華。 43 老蕾，本名許清昌，筆名許鳳、佛特、歐陽之青、羅漢明等，祖籍福建永 春。1937 年肄業於廈門大學，南來在學校任教，同時活躍於新馬文壇，1975 年退休，晚年定居新加坡。 44 葉尼，原名洪為濟，筆名高哥、丹楓、吳天、天、田、馬蒙、方君逸等， 原籍江蘇揚州。早期在上海學美術，後來赴日本留學生研究演劇，1936 年 南來，在馬來亞芙蓉某中學執教，10 月間為該校學生戲劇演出編寫了一個 獨幕劇《南島風光》（後改名《赤道小景》），是他南來後的第一個劇本。 1937 年春，移居新加坡，一度任星洲日報翻譯。這期間在《晨星》發表了 許多散文和報告文學。星洲業餘話劇社成立後，任該社編導，並編寫了他
白荻（1915-1961）46、李潤湖（1913-1948）47、流浪（?-1942?）48等人。 很多作家都有著中國作家的身份，如王君實1938年南來，1942年星洲淪 陷時墜樓自殺。「其實王君實表面上的冷雋正襯托著他內心的強烈的 愛憎，他鬥志昂揚，熱情澎湃，他愛國家，愛民族，愛光明有甚於愛自 己。」49流冰「在上海的期間，他似乎參加過中國詩歌會的活動，和王 亞平等人混得很熟；（見《從街頭詩歌談起》）二，除了中國詩歌會之外，
的第二個劇本《傷病醫院》，為本地最早演出的救亡戲劇之一。1937 年冬， 接編星中日報的《星火》副刊，1938 年中離職。其後更積極地參與話劇活 動，同時，也為馬康人主編的《南洋週刊》大量撰稿。1939 年 1 月離星返 滬，在星馬居留期間，約為兩年半。1989 年逝世。 45 汪金丁，原名汪林鈺，筆名金丁，祖籍北京。在北京、上海參加過 6 至 7 年的文藝活動，1931 年 5 月第一次去上海，年底返回北平，加入北平左翼 作家聯盟，1932 年 9 月二次去上海，參加中國左聯，為創作委員會執委， 與魯迅、周揚、丁玲、艾思奇交往。1937 年南來新馬，在本地中學任教， 1938 年初開始在《獅聲》、《晨星》、《星火》等副刊撰稿，1838 年 7 月 曾任教於南洋女子中學。新加坡淪陷期間，金丁隨郁達夫、胡愈之、巴人、 王紀元等人避難蘇島，戰後返新，住了一個短時期，也寫了一些作品，但 興趣轉向印尼文學研究，1949 年經香港回中國，從事教育工作。 46 白荻，原名黃科梅，或署黃鶯、瓢兒、白琳、蕭琴、樓雨桐、香雪海、胡 圖、田家瑾等，祖籍廣東揭陽。1930 年南來星洲，年僅十六歲。翌年即開 始寫作，結識當地文化界先進。1935 年到 1936 年，與吳廣川、辜斧夫、石 靈、吳靜邦等創建新野社，1936 年底進《新國民日報》工作，1938 年冬， 繼吳廣川之後主編新國民報的《文藝》週刊，1939 年，與李蘊朗、桃木、 劉思等成立詩歌團體吼社，借星洲、南洋、總匯、新國民等四家報章的副 刊篇幅輪流出版「吼社詩歌專頁」。戰後繼續在報界工作，1952 年 9 月到 1957 年 8 月主持《新報》，並長期兼編新報的副刊《新園》，1960 年初創 辦民報，1961 年逝世。 47 李潤湖，筆名陳建、林曼、華尼、英英、建汾、鄧匡君、柳紅玉、陸幼琴、 梅頌明、文淑娟、龐曼堅、江上三郎、歐陽寒吟、尉遲華非、陳玉瓊、嚴 韋蒙、宋千金等，祖籍廣東潮安。1934 年前後出現在新馬文壇，在南洋商 報《獅聲》《展望台》各版撰寫散文。1936 年底進《新國民日報》工作， 先後主編《新路》《新光》等副刊。戰後，繼續在報界服務，先後擔任多 家報社的外勤記者，1948 年初病逝星洲，年僅 35 歲。 48 流浪，原名劉道南，原籍湖南，1935 年定居星馬，發表文學作品。1942 年 2 月，隨郁達夫、胡愈之等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總會成員及家屬逃到荷屬蘇 門答臘，不久病故於熱帶叢林中。 49 葉冠複，《序一》，方修、葉冠複合編，《王君實選集》（新加坡：萬里 書局，1979），頁 7。
其他一些文藝領域的工作，他似乎也是一個參與者，和聶紺弩、葉紫諸 人都有來往。（見《憶葉紫》）。」50葉尼曾與田漢相識：「田漢的態度是 很沉默的，他平靜的語調說明了他是一個學者，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 樣活潑，英雄。長臉，下顎微微突出，眼睛是聰慧的，上面蓋著兩筆清 秀的眉毛。這就盡夠描畫出他的一切了。他穿一身藏青色西裝，與一切 平常的人一樣，領前繫一條黑色的領帶，是那樣文雅，富有書生氣概。 會散後，他微微點了點頭便在掌聲中走下來了。」51金丁對中國抗戰時 期的一些人物，如林伯修、錢亦石都有交情，52更不用說與郁達夫、胡 愈之、巴人等人私交甚好，他的回憶文章《郁達夫的最後》為考證郁達 夫後期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材料。53很多南來作家都有著在時代面前的 轉變過程，除了郁達夫，像王君實早期是羅亭式文人。高雲曾經發現他 枕下有《小寡婦日記》這樣的色情小說，還曾經笑話他。日軍侵略馬來 亞半島的時候，王君實積極參與抗戰活動，「時代是偉大的，他從此已 變成另外一個人。因為嬌生慣了，性格本來有點羞澀，說話有時還帶著 結巴，可是在後港的群眾大會上，他卻變成一個最具煽動力的雄辯家。 空襲警報響的時候，我們一同在潮青會樓上，他談笑自若，象無其事， 甚且還跟我開了一個最後的玩笑。……這種英雄式的行為，不但使他平 日些微錯誤的舉動可以取得別人的諒解，並且足為膽小的文化界示範。 以前我常嘆惜他的墳墓，從地面上消失，現在已猜透個中的隱秘，認為 這是世紀的懦弱，如果讓他樹起一塊豐碑在光天化日之下，那就無意接 受了永恆的控訴。」54總結而言，他們的原始正義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50 方修，，《前言》，方修編，《金丁作品選》（新加坡：萬里書局，1979）， 頁2。 51 葉尼，〈田漢素描〉，方修編《葉尼作品選》（新加坡：萬里書局，1980）， 頁96。 52 金丁，〈抗戰中的錢亦石（1938）〉，原載於《獅聲》1938 年 2 月 3 日。 轉載自方修編，《金丁作品選》，頁119。 53 金丁，《郁達夫的最後》，方修編，《金丁作品選》，頁 126-137。 54 高雲，《王君實印象記》，原載於《星洲人》1950 年 4 月。轉載自方修、 葉冠複合編，《王君實選集》，頁174-175。
第一點是他們對中國的想念與回憶。這些作家對中國的回憶帶有很 大程度的傷痕，如鐵抗的《悼林仙嶠先生》回憶到自己在汕頭被政府追 捕的過程。流冰的《逃》（1937）中懷念著自己的故鄉，但「在一個小 城市裡卻意外地碰見了那位六個指頭的堂兄振發。這個意外的會見，當 然暢談著故鄉的一切。但我所聽到的故鄉消息，已不是我腦海裡的故鄉 了，美麗的故鄉已經跟著幾次的逃兵毀壞了。青年人，都大半害肺病死 了。現在的村莊，除了婦人小孩老年人守著爛屋之外，什麼也沒有了」。 另外他有一首名為《歸國吟》，其中塑造了一個災難生活中的中國形象， 其中的愛國之情非常明顯。金丁《誰說我們年紀小》（1938）類似都德 的《最後一課》，楊小寶到學校後，聽老師說起上海淪陷的事情，其中 關於日軍暴行的描寫，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在向南洋群眾宣傳和介紹 著中國的抗戰：「可是城裡的中國人幾乎逃光了。逃不了的，幾是女人 就都被擄了去；誰都曉得擄走以後將會遇到怎樣慘酷的不幸。男的，被 那些日本兵從喉裡灌了煤油，活活地燒死了，活活地把從胸部以下的身 體埋到土裡，於是頭和肩膀被太陽曬焦了、曬爛了；而那些被縛在樹幹 上的，脖子上插著刺刀，刺刀一直穿到了樹幹上。城北門的門樓上。釘 著許多裸體的女屍；沿街電杆上掛著許多人頭，烏鴉把那些人頭的眼睛 完全吃光了。幾時能夠把這一切侮辱完全洗淨？幾時能攻進城裡去？據 說政府方面派來的援兵就開到了。……然而他那為自己所愛戀著的家 鄉，現在卻被敵人的炮火毀壞了，父母沒有了，妻子沒有了，他什麼都 沒有了，他為什麼要活呢？阿黃實在是懂得的，他不只為他自己，為他 自己的父母妻子。想到在自己國土裡另外一些地方所忍受的劫難，想到 許多人也都是要活，他明白自己生活的意義了。」金丁的〈侵略主義往 何處去？〉（1938）為南洋民眾分析中國抗戰局勢：「究竟日本能不能併 吞中國呢？即使把中國真的併吞了，日本是不是能夠消化呢，這兩個問 題，在今年來曾經使日本財閥感到難以擺脫的苦悶。一八九四年到一八 九五年間的中日戰爭，日本全體參戰的人數，不過二十六萬左右，戰費 總額只有二萬零四十萬萬，而戰爭的結果，不但使日本得到了二萬三千
一百五十萬的賠款，並且有了臺灣等地。那麼藉口東村大尉的被殺，而 進佔了東北四省的結果，究竟有了什麼成績呢？不要說一切『移植』『開 發』『經營』等等偉大的計畫，到今日都已成為過眼雲煙，即日本軍力 是否能夠長遠地『保護』滿洲國，也都是很成問題的。」55這篇文章大 膽地預測「誰能拯救日本呢？日本軍閥，只能使日本崩潰！」 第二點是南來文人在馬對中國時局的關心。早在二十世紀伊始，南 洋華僑先後於1905、1908年發起了反對美國和日本的抵制運動。1905年 南洋華僑強烈抗議美國的排華行徑，在上海，一位華僑自殺於美國領事 館門前以示抗議，而美國在新加坡的貿易也陷於停滯。而如此高漲的民 族主義情緒，新加坡的華僑領袖評論說，民族主義成功地激起了中國民 主主義潛在勢力的義憤，是中華民族精神覺醒的有力證明。56到了二十 世紀三十年代，英殖民者對馬來亞華人支援中國抗日行為的壓制，特別 是盧溝橋事變後，1937年7月23日，英屬馬來殖民政府以馬來民政長官 名義發表聲明：「居留之日華人士不得採取諸如威脅境內和平之行動， 並不許有組織性的籌集資金以匯寄日華兩國做為軍事用途。故此南洋華 僑的抗戰救國籌賑活動，往往以救濟難民的名義進行。」57關心中國時 局 的 描 寫 在 文 學 作 品 中 多 有 反 映 ， 無 論 小 說 ， 如 王 君 實 《 海 岸 線 》 （1937），其中「蕭葦趕上來，他看出我的異樣，問道：「你怎樣了？」 「我支援不住。中國要滅亡了。」「不要興奮，忍住些。」「不，不。這 個興奮不是容易發生的」等對話，表達著作者對中國抗戰時局的關心。 《手》（1938）講的是一群愛國青年組織戰地服務團，增援台兒莊戰役 的 經 過 。 還 是 文 學 批 評 的 主 要 傾 向 ， 如 王 君 實 《 抗 戰 文 學 與 批 評 》 （1938）：「南洋雖不是中國的地方，但，南洋的華僑都沒有忘掉是中國
55 金丁，〈侵略主義往何處去？〉，原載於《南洋週刊》1938 年 9 月 19 日。 轉載自方修編，《金丁作品選》，頁95-96。 56 彭波生（Png Poh Seng），〈1912-1941 年間馬來亞的國民黨〉，《南洋學 報》第2 卷第 1 號（1961.3），頁 4-5。 57 參見楊建成主編，《南洋華僑抗日救國運動始末：1937-1943》（臺北：中 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3），頁 34。
人，而且，國內的潮流是一貫的提攜華僑的，祖國在抗戰，我們亦感同 身受的認識在戰時，如果中國抗戰失敗，而南洋卻連一點戰事的波及也 沒有，難道華僑能夠不震惕我們國家的危機嗎？筆者深信，若有正確的 認識，和嚴肅的工作，不但沒有阻礙的危機，沒有不正確的傾向；而且 是救亡運動的一個必要發展」，58其中對中國抗戰現實的關懷溢於言表。 還有話劇創作，如流冰的話劇劇本《雲翳》，其中對當時南洋商人的愛 國行為的描寫，舊鐵店的陳維全老闆和店裡書記黃啟明之間的對話就談 及抗戰中個人自覺愛國的重要性。另外，他的《兩件襯衫》（1937）批 判矛頭直指在南洋賣日本襯衫的商人。葉尼的話劇《沒有男子的戲劇》 （1939），講述的是一所女子中學裡發生的事情，女學生吳秀華、張鳳 英和朋友們組成戰地服務團赴中國參加抗戰。值得指出的是胡愈之，他 從1940年12月抵達新加坡開始，一直在其主持的《南洋商報》上面刊登 時事評論。其撰寫的文章深入淺出、精闢入理、立論公允，深受各界歡 迎。胡愈之發揮自己國際問題研究專家的專長，他的社論內容廣泛，縱 論世界大局，軍事的衝突發展、政治的波譎雲詭、外交的縱橫捭闔、經 濟的點滴動向都是他論述的對象。胡愈之的社論構思嚴謹縝密，條理邏 輯分明、分析深入淺出，其學識的豐富、分析的透徹、判斷的準確引起 了讀者的廣泛共鳴，對新馬華文報紙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關心中國時局的同時，很多的作家也關注著英殖民政府的作為。 流冰在《望政府相信民眾》（1937）中指出「自抗戰以來，國內漢奸多 如過江之鯽，到處破壞我們的陣線，動搖我們的組織，這就是沒有做到 開放民眾運動，組織民眾的緣故；因為這些漢奸，惟有人民大眾自身組 織起來，才會消滅的。再說，近來星洲有新客滿街走的現象，這也是政 府沒有打算把民眾組織起來的結果。這些身強力壯的民眾，沒有群眾， 沒有訓練，沒有武器，他們雖要為國效力，也沒有辦法。在他們的家鄉 受到威逼或被蹂躪時，當然只好到外洋來找尋安全的生活」，呼籲政府
58 王君實，〈抗戰文學與批評〉，原載於《今日文學》1938 年 3 月 28 日。轉 載自方修、葉冠複合編，《王君實選集》，頁132-133。
要「相信民眾，瞭解民眾，並且瞭解民眾的組織力量才是抗戰中最大的 主力軍！」59白荻在《一九四○年的馬來亞華人》（1941）中介紹馬來亞 二百三十余萬華人的籌賑和濟英工作：「一年來，在南僑總會領導之下， 全馬各區籌賑會的工作，如常進行。全馬義捐，據總會的統計，自本年 一月至九月，約近叻幣五百萬元，成績不可謂不佳。華人義捐，除常月 捐和特別捐之外，還有寒衣捐，難童捐，藥物捐，傷病之友捐，七七紀 念章捐，每種成績均極優異；而勸募卡車，一呼百輛立集，尤為可佩。 今年中，還有三件事，值得大書特書。第一，新中國劇團，八月間出巡 全馬義演。……僅有柔佛屬、麻六甲、森美蘭、雪蘭莪四地，為時五月， 成績已達叻幣八十萬零八百餘元。……第二，海外部長吳鐵城，奉蔣委 座令，南來宣慰僑胞，敦睦邦交，於菲島荷印公華，上月十四日抵星， 稍事逗留後，即出發全馬宣慰。行旌所至，同僑除熱烈歡迎外，並獻金 報國，借表敬慰之意。截至現在止，可達國幣八百余萬元，如今還在繼 續進行中。」60 第三個方面是延續國民性批判的「五四」文學主題。李潤湖的《「趨 熱」記》（1934）：「據說華人最善『趨熱』的。不論那裡有些騷動，貓 亦來狗亦來豬哥牛弟亦來，大家圍在一起，瞪眼相顧；若問他們在看什 麼，大家都覺得茫然不知所答。記得在一個晚上，行經某路，見一大群 人圍得團團圓，大家你看我我看他，究其實裡面不過一老婦在牽挽一啼 哭著的小孩，但大家卻以為那是一幕『夫妻相罵』的『趣劇』，不看， 死難瞑目。忽然一頑皮朋友高喊『馬打』來了，大家即一哄而散；那裡 依然老婦在發氣，小孩子在撒野，『馬打』卻不見來。……這『趨熱』 在南僑社會中一年年的繼續著，我覺得是很可悲的現象！除非南僑文化 提高而使普遍化，這『趨勢』定無一日或休！」61鐵抗的《敬告墮落的
59 流冰，〈望政府相信民眾〉，原載於《星火》1937 年 11 月 23 日。轉載自 方修編，《流冰作品選》，頁142。 60 白荻，〈一九四○年的馬來亞華人〉，原載於《南洋商報》1941 年新年特 刊。轉載自方修編，《白荻作品選》（新加坡：萬里書局，1979），頁 65-66。 61 李潤湖，〈「趨熱」記〉，原載於《獅聲》1934 年 10 月 17 日。轉載自方
朋友和幫閒的文人》（1939）警告當時南洋的華人要積極回應救國的號 召：「不知救國為何物，而專門玩女人的男子，社會上應予揚棄，而那 些幫閒的無聊文人，當然也不能例外。海外華僑救亡工作的堅強堡壘， 是不容有這種毒菌的傳入與流布，有這毒菌存在，直接間接都予整個救 亡陣線莫大影響。我希望以後一般只會寫幾句詩填幾闕詞的人們，當你 們搖起筆桿的時候，必須握住『抗戰第一』的前提，不妨重複地將岳武 穆的滿江紅『怒髮衝冠』去寫寫，千萬不要在這些過著活地獄的歌女身 上找主題，幫花花公子玩女人的忙，現在已不是那個時代呀！」62他的 短篇小說《白蟻》講述南洋抗戰那些發國難財的商人和政客，一個蕭思 義，把陝西說成山西，把延安說成廷安，不知道是文盲還是無知；一個 是王九聖，編著一本《馬華救亡領袖錄》，一心想從牙蘭加地籌賑分會 主席蕭伯益那裡騙到所謂的出版費；還有一個是從中國來的號稱「鐵軍 甲等團長」的林德明，在馬來亞半島，從南到北地行騙，讓愛國人士給 他出回國參軍路費，實際上是拿著這些錢打牌、包姘頭，一邊在那裡說 著「我不殺死一萬個鬼子，決不姓林」的大話，一邊「卻想起麻坡，麻 坡老姘頭阿雪。……對，拿了錢再說。到這裡來不到二天，一百塊；二 天后到另一個小州府去，說不定又是一百塊。一百塊，一百塊，一百 塊……一千！港幣二千，國幣四千！帶阿雪回去廣西，開店，做小老闆， 大老闆，發財，做官……」。鐵抗也承認受過魯迅雜文、張天翼小說的 影響，他認為「抗戰發動以來，一方面，高樓巍峨煙塵十裡的大都會流 進了各種各色的人群，在國內失去了欺騙和榨取的機會的一些『紳棍』 之流，以純熟的伎倆在熱帶的通都大會跳躍，繼續進行欺騙良善人們的 工作，或混進文化界，衣冠禽獸地居然以文化的傳播者自居。另一方面， 一部分中國僑生們繼續堅持著他們的生活態度，而躍進較高的階層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