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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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傳播與管理研究第 2 卷第 2 期 2003 年 1 ㈪頁 97-104. 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對話馮建三由筆者與程宗明翻譯 Vincent Mosco 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英文原名：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於 1998 年初春問世。近幾年來，以批判的觀點討論文化與社會權力間關係，在台灣已慢慢形成討論、對話的氣候。包括多位學院人士發起全國性質的『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在相當程度內，得到國科會的支援，至今也已經運作了四年多。 1 話雖如此，相應於英語世界當中，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研究取向的擷抗，臺灣的這兩股論述力量，還在新興階段，其學術知識的生産，積累仍有限，彼此對話的機會與規模並不多，遑論衝突論點的出現（惟值得一提的是，「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的活動力頗稱旺盛，可參見《破週報》，2002 年 12 月 29 日，康寧馨對該會第四屆年會的報導）。在此際遇中，Mosco 以傳播政治經濟學人的立場，展開與文化研究者的交談，格外值得我們借鏡：是否從英語學人的經驗，我們可以省却無謂的爭辯，將力氣放在生産質量均佳的文化研究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作品，或者，兼有二者之長的作品？再退一步，參酌英語人士的經驗，至少是否能够讓我們在辯詰時，更爲直接地指向爭議點，澄清相關知識的重點，協助我們以在地的研究成果，回饋英語世界的論述？ 2. 1 關於「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台灣」的進展，近日也另有文字加以記錄與建構，見馮建三，2003。 2 2001 年 3 月，以及 2002 年 12 月，筆者兩度在文化研究學會主辦的活動場合裡，注意到了在現場裡，從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陣營發言的人，強調的是電視產權及經營權的「公共化」，但這樣的強調聽在會場另一些人士的耳裡，往往成為是一種道德教化的訴求，此時的「公共」變成了「乾淨的」，從而是與保守人士之教化呼應的「內容淨化」欲求。這樣的「誤會」也許事出有因，是與會時空的氣氛之限制，也許另有其必然，是雙方得刻意營造的差異，作為標誌本身認同/陣營的一種姿態。關於這方面的「誤解」或必然，另可見來自文化研究者的一種看法(Turner, 1999)。Colin Sparks 這位從伯明罕文化研究中心取得博士學位，但以批判的政治經濟取向研究媒體著稱的學人，在他與友人(Sparks and Tulloch, 2000)所編輯的文集當中所寫的導讀，亦另提看法。筆者更能首肯後者的見解。 97.

(2) 98 傳播與管理研究第㆓卷第㆓期. 過去二十年來，如同筆者所說，文化研究者與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已有多次「過招」。其中較值得一提的，是七○年代末加拿大傳播學者 Dallas Smythe,以及英國的 Graham Murdock 及 Peter Golding 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以及九五年在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中，傳播政治經濟學者以及文化研究學者的對話。以下是筆者對這段歷史的回顧： 1977 年，英語世界最早從事傳播政治經濟學教學及研究的 Smythe3，指控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探討媒體傳播現象時，有個盲點。他所說的西方馬克思者，有很大一部份就是日後我們稱之爲「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批評則是說，這些人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却研究媒體在當代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功能，而沒有從媒體爲資本服務的經濟角色切入，辜負了彰顯馬克思主義特點的機會。次年，Murdock 與 Golding 發表論文(Murdock, 1978；Golding & Murdock, 1979)，回應此一指控，他們說，雖然他們以政治經濟論者自居，但認爲 Symthe 的分析，完全抹煞文化研究者（如 Raymond Williams）的價值與貢獻，不僅不明智，並且也不正確，他們對於 William 以及 Stuart Hall4等文化研究者的微詞，在於後者在實際分析時，沒有能够遵照其在理論上的允諾，也就是産權、經濟分析的必要與優先。相對於 Murdock and Golding 這個批評，Hill (1979: 113-4)亦說，Murdock and Golding 不也一樣？他們自己固然首肯其價值，但又什麽時候曾從概念上或經驗分析上，展示經濟動力與媒體再現/文本/想像之間的聯繫？他們亦只口惠實不至，忽略了後者本身的動力與運作過程。Connell (1980,1983)更批評，Murdock、Golding，以及 Nicholas Garnham 等人過度注重(廣電)媒體産權的抗爭，忽略了在强力規範下，英國私人所有的廣電機構之表現，亦可圈可點，也沒有能够注意到真正閱聽人何以偏好某種節目，而在策略上，這類批評也將使左派的行動，乃至于論述空間繼續萎縮，他以左翼文化研究者的立場說，「最值得正視的策略目標，首先並不是關於産權與控制的鬥爭，而是關於所謂廣電從業人員之『獨立』與『無私不偏倚』的鬥爭，是關於廣電從業人員之去除專業化(de-professionalisation)的鬥爭」。時序進入 1990 年代，政治經濟論者 James Curran 與 Garnham 先後(1990 與 1993) 在美國爲主的國際傳播協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都柏林與華盛頓年會，抨擊文化研究者並大聲疾呼政治經濟學取向之重要。有鑒於此，美國傳. 3 Smythe 的學術及公共生活，參見《當代》月刊，1995 年，10 月，頁 12 至 17。 4 Stuart Hall 的專輯，參見《當代》月刊，1997 年，10 月及 11 月，及陳光興（1998）。 98.

(3) 傳播政治經濟㈻與文化研究的對話. 99. 播學界重要期刊《大衆傳播的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就此延續了雙方的對話，相關論文刊登于 1995 年的第一期。該專輯主要論文由 Garnham 撰寫，然後分別由文化研究者 Lawrence Grossberg 與 James Carey 以文化研究論者的立場，以及 Murdock 以傳播政經論者的立場，回應 Garnham 的論點。該專輯最後再由 Garnham 回應 Grossberg 與 Carey。以下是筆者對這五篇文章的摘要、重組與解讀。 Garnham 一開始就連續引用三位文化研究者的著作，指出他們都誤認了政治經濟論，都將政治經濟論等同於經濟化約决定論(下層基礎、經濟决定了上層基礎、文化政治等)，因爲，雖然政治經濟論者在分析時，仍然認定决定論的分析必須堅持，但並不、也從不主張二者之間存在著簡單的直綫對應關係。接著，他認定英國 Williams/Hoggart/Thompson 等文化研究的先鋒，在從事其研究與著述時，都有一個重要的政治意圖，也就是要透過對於勞動階級文化的研究，一方面强化勞動階級的信心，使其能够對抗優勢、統治階級的支配文化，再來就是先鋒的文化研究者，與法蘭克福學派與葛蘭西所想要探索者，亦屬一致，都是在於討論勞工階級在受支配、被束縛的背景下，爲什麽沒有發展出解放自己命運的革命意識。簡單而言，早期的文化研究也是努力於找出，究竟是在哪些機制下，致使受支配階級彌漫於某種意識形態、「虛假意識」，致而不能被動員來支援解放的志業，這裏的虛假意識，不在指責或以精英立場指導大衆，而是在於明確指出受支配階級人數遠多於支配者，却不能以行動支援解放、推翻資本文明的事實。就此而言， Garnham 認定他們的文化研究與他所談的政治經濟論，可以相通，都是以推翻資本主義的支配爲終極目標。 Garnham 緊接著指出，前述意義之下的「虛假意識」事關重要，但由於引用這個概念會被指摘是精英、是歷史已經證實的先鋒革命政黨之獨裁、是對於大衆的輕視、是不民主、是政治不正確，因此現今許多文化研究者在罪惡感的作祟下，已經放棄、不敢談這個概念。但是，Garnham 認定，唯有這個概念才能使知識份子得到適才適所的角色(a valid role)。第一是因爲有機知識份子在此前提下，才能說是站在一個必要而有正當性的分工位置，從事著從受支配階級紛亂分裂的經驗中，打造階級意識的工作。第二是因爲知識份子就此提供了支配結構及抗爭地形的地圖，從中才能提煉政治策略，「受支配階級體認虛假意識存在的瞬間，也就是自己力量可以成長(empowerment)的基礎」，「拒絕承認虛假意識的存在可能性，以及隨之而來的知識份子地位罪惡感及對精英論的畏懼，使得文化研究在教育體系的（譯按：解放）角 99.

(4) 100 傳播與管理研究第㆓卷第㆓期. 色，爲之受挫」（pp.68-69）。因此，堅持「真實」(truth)的存在也就必須。Garnham 說，階級、種族與性別的支配現象，雖然都嚴重，但他堅持階級的支配應該得到優先的重視。對於 Garnham 的說法，Grossberg 指出，前者任意選擇批評物件，但他不瞭解，甚至是故意忽略文化研究的異質程度，文化研究的較好作品，對於「接合」(articulation) 的問題特別重視，也就是已致力於研究生産、消費、政治與意識形態之間如何扣連等等。大部分文化研究的著作並沒有將愉悅、爽(pleasure)等同於抵抗，也沒有說愉悅就等於政治上的進步，而是體認了愉悅是會被利用；至少，文化研究者展示了愉悅與現存的不平等結構及權力的不等壓迫形式有關。Garnham 的政治經濟學太過於機械化，他不能理解矛盾與接合的關係是非常的複雜，而這一點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應有的立場，文化研究者絕對不認爲所有權力形式都可以用資本主義的關係或經濟標準來解釋，雖然文化研究者從來也不否認經濟資源與關係以率先决定的方式，塑造了文化行爲、現象的延展空間，但政治經濟論者却認定每個時候、每個例子，經濟力都在决定，實屬無稽。Garnham 只是將資本主義的存在狀况，做一描述，並沒有提供足够的解釋，這只是馬克思所說的「三尺童子都知道」的事。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論的關係是怎麽樣，並不是關鍵，重要的是當代資本主義的問題如何接合于文化政治的分析，就此來說，文化研究從來也沒有拒絕政治經濟論，只是拒絕某種政治經濟論。文化研究是左派，政治經濟論者是左派，彼此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重點，但左派的陣營需要弄清楚誰是敵方，而不是將對方扣上與右派共舞的帽子。 Carey 則認為，Garnham 等認為文化研究太過於民粹，實在是弄錯了。事實上，文化研究者與政治經濟論者都離開一般民衆太遠，雙方都是以自己所熟悉的術語、利益、技巧與特定的目標在從事分析，兩者都已經進入了越來越學術化的路綫。作爲對抗形式主義及經濟化約主義，文化研究的真正優勢，應該正是在於它的種族中心論述(ethnocentricism)，馬克思主義若是不能自我調整，不能嫻熟地方情境，那就大錯特錯。Carey 說，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研究必然要能掌握當地的宗教、家庭、美學、政治…等等知識。這麽說一點與理論的建構沒有什麽關係，Carey 說，文化研究不是什麽打倒資本主義的先鋒部隊，它只是一種企圖，想要與我們稱之爲「勞工階級」或「一般民衆」的人，展開對話或與其經驗有所交接，而這些一般人所能懂的當地語言，當然也只能是英語、法語、美語、西班牙語或韓語…等等。 Carey 接著指出，民主起源於一般人的對話，起源於一般人對自己經驗不同於政治人物或知識份子加諸其身上的說法，有了領悟，並起而反抗。現在的問題是當 100.

(5) 傳播政治經濟㈻與文化研究的對話. 101. 代的政治體系容不得公民彼此對話，而知識份子的體系也不提供空間讓此對話開展，因此，文化研究就是要在媒體之外，更新民主對話，並從大學開始更新起，然後逐漸向外開展以構成一個更爲廣大的市民論述。 Murdock 的立場與 Garnham 同，但論述用語較溫和。他先引 Williams 對文化研究建制化過程的憂心。Williams 一方面表示，文化研究拓展了討論的空間與資源，但他也擔心文化研究「忘記了真正的意圖(project)」。Murdock 又提醒文化研究者，指 Williams 曾說研究任何文本、作品時，「首先應該注意這些成品的(生産)條件」、「所有的基本運作都來自統合資本主義産權的核心要素」；何况，Hall 自己也指出，「意識形態的環境如何被結構」的「必要起點是産權與控制的結構」。接著，梅鐸再次强調，文化研究者畢竟沒有將此認知或承諾付諸實際的分析。爲什麽如此呢？Murdock 提出了局部解釋：(1)學術分工之使然，也就是除少數例外，文化研究出於文學、文化人類學、藝術等科系。Murdock 接著說，有些文化研究者(如 John Fisk)明確說，這個分工所造成的方法論及理論架構之差別，實屬必然而不必更動，但 Murdock 則認爲，這不妥當，因爲文化研究的原始企圖之一，正是打破學科的分野；(2)文化研究起飛時期，剛好是經濟與社會政策爲新自由主義支配的時期，左派在政治上的挫敗，在社會等政策上無所發言機會，於是轉向而開展了微觀政治的分析、抵抗，這原本不全是負面的發展。最後，Murdock 說，批判的政治經濟論者的人甚多，不必將其套入「學派」、「典範」或「陣營」，我們只需注意這些人有其共同出發點，它們是： (1)若是要瞭解當代文化，我們必須先認知製造意義的核心地帶(媒體與教育)，已經越來越捲進了、臣服於資本主義企業、私産權、商品化的結構與邏輯； (2)批判的政治經濟學瞭解文化生産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份的； (3)堅定地闡述、發覺生産組織與消費實况的關連；文化研究者的方志學研究，太多僅止於描述而無解釋； (4)分析的優先性仍然必須堅持，逛街購物固然可以是愉悅，但在就此研究時，反而無視于商店外的無住屋者于其走廊打地鋪、無視于無錢無暇購物者，很難讓人理解； (5)許多文化研究只集中在消費文化分析，將公民權的問題推到了邊緣，但在政治哲學等辯論，公民權問題却已移至核心。 Garnham 對於 Grossberg 與 Carey 的答覆如下：各種差異的接合分析是重要，但如果分析的目標，在於增進推翻支配的結構之 101.

(6) 102 傳播與管理研究第㆓卷第㆓期. 可能，那麽，並不是所有的接合均具有同等值得優先分析之地位。經濟與階級不是描述所有權力結構的充份變數，但它們持續是解釋種族、性別等權力結構的核心因素，而文化研究者及認同政治研究者對此認知不足。政治經濟學不僅只是描述薪資勞動與商品交換，而是研究這些情况對於文化政治的後果，這個情况也許「三尺童子皆知」，唯可惜的是，文化研究者却不是那麽清楚。 Carey 的民粹主義之立場「不僅站不住脚，而且政治上很危險」(p.99)，Carey 曾重引 Williams，但 Williams 自己對「一般人(勞工階級)的經驗」之揚舉是有問題的，因爲一般人經驗的品質如何能够捍衛與提升，與政治經濟分析所要面對的問題，不能分開。英國勞工階級、一般人的生活經驗、品質遭受挑戰、低抑，更多來自於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重新結構，不必只將箭頭指向工黨或費邊社。霍爾對柴契爾主義的分析也大有問題。性別、種族政治在英國選舉政治是議題，但稅制、就業與全民醫療保健等問題却無可免地更是重要課題。在美國刊物展現的這場「辯論」，論及了若干實質問題(如虛假意識與知識份子等)，稍早由 David Morley (1996a)回應 Curran（1996a）的文章，以及 Curran (1996b) 與 Morley (1996b)的再交換意見，則大致只是「形式」上的交鋒，他們都認爲對方沒有讀清楚傳播研究的文獻，或者，對方誤讀了文化研究或政治經濟論的文獻。 Morley 認爲英國的政治經濟論者，根本就是受到英國文化研究論者的挑戰，才在 1980 年代以後轉稱意義、文化等課題對政治經濟論者很重要，但政治經濟論者却說自己「向來」就很重視這些課題，未免不實，Morley 說，「這些基本教義派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論者…少扯淡了」。Morley 的指控能够成立嗎？也許讀者當中，會有人想將所有的文獻都窮盡地閱讀，加以印證或否證？. 參考書目中文部分陳光興(唐維敏編譯)（1998）。《文化研究 / 霍爾訪談錄》。台北：元尊出版公司。馮建三（2003）。〈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台灣的發展〉，《新聞學研究》，75 期，4 月。. 英文部分 Carey, J. (1995). Abolishing the old spirit world.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1(3), 82-89. 102.

(7) 傳播政治經濟㈻與文化研究的對話. 103. Connell, I.（198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oadcasting: Some questions. Screen Education, 37: 89-100). Connell, I. (1983). Commercial broadcasting and the British left. Screen, 24 (6):70-80. Curran, J. (1996). The new revisionism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reappraisal. In James Curran, D. Morley, & V. Walkerdine (eds.), Cultural studies and communications (pp.256-78). London: Arnold. Curran, J. (1996). Media dialogue: A reply. In J. Curran, D. Morley, & V. Walkerdine (eds.), Cultural studies and communications (pp.294-99). London: Arnold. Garnham, N. (1995a).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studies: Reconciliation or divor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1(3), 62-71. Garnham, N. (1995b). Reply to Grossberg and Care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1(1): 95-100. Golding, Peter and Murdock, Graham (1979). Ideology and the mass media. in Michele Barrett (ed.), Ideolog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pp.198-224，London: Croom Helm (中譯收於《資訊、錢、權》，馮建三，1992，頁 223-254，臺北時報出版公司)。 Grossberg, L. (1995). Cultural studies vs. political economy: Is anybody else bored with this debat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1(3): 72-81. Hill, John (1979). Ideology, economy and the British cinema. In M. Barrett, P. Corrigan, A. Kuhn & J. Wolff (eds.), Ideolog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pp. 112-34). London: Croom Helm. Morley, D. (1996a). Populism, revisionism and the "new" audience research. In J. Curran, D. Morley, & V. Walkerdine (eds.), Cultural studies and communications (pp.279-93). London: Arnold. Morley, D. (1996b). Media dialogue: Reading the readings of the readings…. In J. Curran, D. Morley, & V. Walkerdine (eds.), Cultural studies and communications (pp.300-05) London: Arnold. Murdock, G. (1995).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Cultural analysis and the condition of democrac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1(1), 89-95. Murdock, G. (1978). Blindspots about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2): 109-119.(中譯見《島嶼邊緣》第 4 期) Smythe, W.D.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103.

(8) 104 傳播與管理研究第㆓卷第㆓期.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3): 1 – 28. (中譯見《島嶼邊緣》第 4 期) Sparks, C. & Tulloch, J. (2000). Tabloid Tales： Global debate over media standard. Lanham, M.D.: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Turner, G. (1999). Tabloidization, journalism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ritiq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1): 59-76..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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