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間象徵主義文學在中國的接受(II-II)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間象徵主義文學在中國的接受

(II-II)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2-2411-H-002-036- 執行期間： 92 年 08 月 01 日至 93 年 10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馬耀民 報告類型： 完整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11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撰寫格式說明

Preparation of NSC Project Reports

計畫編號：NSC 92-2411-H-002-036

執行期限：92 年 08 月 01 日至 93 年 10 月 31 日

主持人：馬耀民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

共同主持人：xxxxxx 執行機構及單位名稱

計畫參與人員：xxxxxx 執行機構及單位名稱

一、中文摘要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這些三○年 代初北大及清華的教授及年輕詩人或改變 他們的政治立場，遠赴延安建設共產主義 的基地，或滯留淪陷區或到「大後方」從 事教育工作。本計畫的研究將以大後方的 西南聯大為核心，探討三十年代成名的學 院詩人，以他們所建立的象徵主義詩論詩 觀，在四十年代在大後方的學院透過師生 間的講授及彼此影響，以及社團活動、刊 物的編輯等活動中，再度孕育新一代的詩 人，他們與陳敬容及辛笛等於三十年代開 始成名的詩人被後人稱為「九葉派」，與 毛澤東的「延安講話」互別苗頭。計畫的 第二個核心集中在二次大戰後至一九四九 年國共內戰時期，這些詩人從大後方回到 北京上海等文學與政治糾纏不清的大都會 後的文學活動及其成為非「左」非「右」 的自由主義者──也就是三十年代所謂的 「第三種人」──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本 計畫沿用 René Wellek 及 Anna Balakian 在

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the Literature of European Languages 的概念，認為象徵主 義是一個可上溯至波特萊爾的文學運動， 它漸漸發展為一個國際性的文學運動，這 個角度強調文學發展及在異文化中的變 遷，把所謂歐美「現代主義」的詩人及其 代表的文學運動視為法國象徵主義的分 支，再探討個別中國詩人在翻譯、論述及 模仿中對西方詩人的取捨。 關鍵詞：象徵主義 西南聯大 九葉派 第三種人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937, some professors and young poets from Peking and Tsinghua Universities changed their political position and left for the communist base at Yanan, some stayed in the occupied areas, and some headed for the interior of China to take up teaching posts. The first focus of this project lies in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that took place in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at Kunming. It mainly deals with the group of professors and young poets who brought along with them the symbolist literary credo, providing

nourishment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poets of the forties, who were later identified as the nine-leave school of poetry. The second focus lies i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that affect the literary fortunes of the new generations of poets, who could not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 communist or the nationalist, they finally being rooted form the literary system after the communist took over mainland China in 1949. The project appropriates the idea of Anna Balakian and René Wellek, who saw the major literary movements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aking place throughout Europe as various offshoots of the French Symbolism. Such a perspective engenders the

present reception study and relates the Chinese literary development to the larger context of global literary migration and change.

Keywords: Symbolism Southwest Associate University Nine-leave School of Poetry 二、緣由與目的 本計畫是本人擬完成的有關「象徵 主義文學在中國 1919-1949」的第三部份。 第一部份「李金髮與法國象徵主義」已經 完成，成果也已經發表。第二部分「一九 三○年代北京的象徵主義運動」分兩年進 行，部分成果已經發表，現正從事主要論 文的工作。本計畫是以上兩個計畫的成果 為基礎，研究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間（史 家通稱為四十年代）象徵主義文學在中國 的接受的情形，計畫以兩年時間完成，現 已完成第二年的計畫。二十年代李金髮的 詩作被認為使用了法國象徵主義的手法， 但到了三十年代前期及中期卞之琳和曹葆 華二人不約而同地在他們發表的言論中指 出，二十年代李金髮的所謂象徵詩，實際 上是造成人們對象徵主義負面印象的元 兇，而他們企圖透過翻譯象徵主義詩及理 論，重新介紹象徵主義，以糾正人們的看 法，讓他們再發現象徵主義詩之美，而他 們的文學活動，也直接影響了三十年代北 平文學系統的面貌，與上海成了強烈的對 比。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這些三 ○年代初學院中的教授及年輕詩人或改變 他們的政治立場，遠赴延安建設共產主義 的基地，或滯留淪陷區或到「大後方」從 事教育工作。本計畫的研究將以大後方的 西南聯大為核心，探討三十年代成名的學 院詩人，以他們所建立的象徵主義詩論詩 觀，在四十年代在大後方的學院透過師生 間的講授及彼此影響，以及社團活動、刊 物的編輯等活動中，再度孕育新一代的詩 人，他們與陳敬容及辛笛等於三十年代開 始成名的詩人被後人稱為「九葉派」，與 毛澤東的「延安講話」互別苗頭。計畫的 第二個核心集中在二次大戰後至一九四九 年國共內戰時期，這些詩人從大後方回到 北京上海等文學與政治糾纏不清的大都會 後的文學活動及其成為非「左」非「右」 的自由主義者──也就是三十年代所謂的 「第三種人」──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三、結果與討論、計畫成果自評 本人在構想這個研究計畫時，即假 設中國在一九二○年代開始，所謂「新 詩」，其發展是循著法國象徵主義的詩論 這個軸線而進行。而法國象徵主義在十九 世紀末二十世紀出發展成一個國際性的文 學運動，在不同的國家結出不同的果實， 在某些地方被稱為新浪漫主義，在某些地 方被稱為現代主義。在本計畫所專注的時 期裡，很多受西方文學影響的從事「新詩」 寫作的詩人，多取法於艾略特、葉慈、里 爾克和奧登等現已被歸類為現代主義的詩 人，以致一般論者皆認為四十年代受西方 文學影響的「新詩」人所產生的作品，皆 為現代主義作品，而四十年代的中國已產 生過現代主義文學運動。 這種看法其實源自過於間單的推理 過程。他們並未發現四十年代詩人在論及 上述外國詩人時，多提到的是寫詩的技術 層面的問題，而中國詩人在面對這些外國 詩人時，並未有現代主義這個文學運動做 背景，他們只是隱約在借鑑這些外國詩人 時，看出了「新詩現代化」的一個發展方 向，他們仍視自己的作品為「新詩」。 另外一個謬誤就是，艾略特、葉慈、 里爾克和奧登等的對「人生」的關懷，並 不是意味著他們揚棄了自波特萊爾以降的

象徵主義的詩學傳統。就如 Bradbury 及 McFarlane 所認為的， “introversion”、 “technical display”、“internal self-scepticism” （26）才是現代主義文學的主要精神，而 這些精神卻又是法國象徵主義首開先河， 以致有後來的擴散，在不同的國度裡透過 不同的主題彰顯。 但是很不幸的是，就是因為艾略特 等人對「人生」的關懷，卻被論者──尤 其是中國大陸的學者，因為台灣方面對此 課題有興趣的人不多──視為與四十年代 中國的社會主義寫實文學觀十分吻合，進 一步推論四十年代對艾略特等現代主義詩 人表示認同的中國詩人已開始「覺醒」， 參與了「解放」運動。最具代表性的可說 是以下譚楚良的一段話，「九葉詩派的出 現正是 40 年代中國人民處於全民抗戰和人 民解放投降的矛盾，民主與獨裁的矛盾戰 爭的歷史變革的緊要關頭。這時期，民族 矛盾與階級矛盾極其尖銳複雜，抗日人民 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矛盾，堅持抗 戰與國民黨反動派妥協……共同構成了驚 心動魄的時代風貌，兩種勢力進行著決定 中國命運的生死搏鬥。在這偉大的時代 裡，九位青年詩人登上詩壇，以自己的現 實主義筆觸，把那個從民族解放戰爭向人 民戰爭轉化的大黑暗、大鬥爭、大解放的 社會風貌真實地反映出來。他們也就是在 這樣的現實生活中，經過一番痛苦 的靈魂 搏鬥，走上追求民主自由並終於和人民相 會合的生活道路。」（140）這是把四十年 代詩人對「人生」、「人性」等思考窄化 成政治上的「算計」。 上引 Bradbury 及 McFarlane 的 “introversion”、 “technical display”、“internal self-scepticism” 三項現代主義的特徵，第 一和第三項恰好反駁了對「現代主義」過 度政治化的解讀。其實袁可嘉在四十年代 末期便寫過「『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 學』」，來說明他們（後來在一九八○年 代被追認為九葉詩人）所追求的文學，正 與上引譚楚良的話大相逕庭。 在「『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學』」 一文中，袁可嘉認為「人的文學」是包含 了兩個本位，即「人本位或生命本位」及 「文學本位或藝術本位」，文學的創造、 欣賞和批評如要對人生有所貢獻，必須要 經歷三個步驟：「（一）創作者在生活領 域中經歷過選擇，調整而取做為創作素材 的經驗本身必須有若干意義，若干價值； （二）這個有價值的經驗素材必須經過文 學的藝術性格……（三）讀者在讀過良好 的作品後，讀者在讀過良好的作品後，在 同情的擴大，想像的伸展，感性更活潑， 思想更深邃……的潛移默化中所獲致的人 性與人心的改造；（一）至（三）的全部 過程說明為甚麼「人的文學」認為文學來 自生命，創造生命而歸宿於生命……。」 （113）另一方面，「人民的文學」所堅持 的兩個本位則處於另一極端，即「人民本 位或階級本位」及「工具本位或宣傳本位」 （116）。袁可嘉更在文章中明確指出「人 民的文學」並非有價值的文學。 這個明確的區分在時下的論述中多 刻意被忽略，而袁可嘉在一九八八年把自 己於四十年代末期發表的詩論再版時，也 承認他在四十年代否定「文學是階級鬥爭 工具、文學必須為現實政治服務」的觀點， 所提出的論述「不少是幼稚的錯誤的觀 點」、「多有偏頗」，而在指陳「人民的 文學」的流弊時，「不少地方失之偏激， 大有把污水和孩子一起潑掉的盲目情緒」 （1-2）。而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中國現 代主義詩潮史論》一書中，孫玉石在談論 袁可嘉等「中國新詩」派詩人時，還硬下 了「『人民本位』：現實與玄思的交響」 的標題來描述此流派的特質，把他們形容 為「生長在民族大覺醒、人民大奮起時代 的詩人群系」（333）。袁可嘉對過去的否

定雖反襯出其四十年代詩論之「政治不正 確」性。這此類論述架構隨著不少「研究 成果」的發表而逐漸形成，可以說已經達 到積非成是的地步，使一九四○年代的新 詩研究雪上加霜，因為一方面研究者必須 要與這個錯誤的論述架構做深入複雜的論 辯，一方面又要在有限的資料中耙梳整 理，以建立這時期詩論的歷史軌跡。 就目前的研究所顯示，三十年代北 京學院中的象徵主義運動的成果，透過師 友間的傳播，以及在抗戰時期大後方學院 中的孕育，仍是主導四十年代詩壇的主要 的西方詩論傳統。當時透過曹葆華翻譯的 Edmund Wilson 的 Axel’s Castle: A Study

in the Imagination of 1870-1930 中的不少章 節，在三十年代中期已經被翻譯出來，包 括葉慈和艾略特專章，已把他們定位為象 徵主義詩人，在學院內外流傳，另外他選 譯的《現代詩論》，其中一輯的四篇文章 便是專論「純詩」與象徵作用，被認為是 「詩中兩種中要成分」（2），加上波特萊 爾、馬拉美、魏爾倫和藍波等象徵詩人的 被引界，在二○年代開始便在中國開啟了 象徵主義文學的思潮。更值得一提的是， I. A. Richards 在一九二九年到清華大學當 客座教授，也把他的詩論與批評理論帶到 中國來，其《科學與詩》也被曹葆華翻譯 成中文，其中強調詩的美學層面及批評的 客觀性雖與象徵主義沒有直接關係，但如 果我們回到袁可嘉在〈新詩現代化──新 傳統的尋求〉（1947）中的斷語「現代詩 歌是現實、象徵、玄學的新的綜合傳統」 時，除了可瞭解象徵主義傳統的影響，更 在同一文章中論及文學批評的功能說「詩 篇優劣的鑑別純粹以它所能引致的經驗價 值的高度、深度、廣度而定，而無所求於 任何跡近虛構的外加意義，或一種投票＝ 暢銷的形式；因此這個批評的考驗必然包 含作者寄託於詩篇的經驗價值的有效表 現。」（6）這段話可說是 Richards 實用批 評的翻版，足見他從三○年代至四○年代 的影響力，也隨著詩論的發展而得到發 揮。也顯出四十年代的詩論，隨著詩人及 評論家學識廣博而變的更豐富及多元。 由此可知，象徵主義在中國自 1919 至 1949 年間是有一段明確的發展軌跡，其 側重於詩的技術層面在新文學運動開始後 便吸引了不少詩人。因為在一個不斷探索 詩的語言及形式的氣氛底下，象徵主義詩 學的確能為新詩人提供一些出路。而隨著 象徵主義成為一個國際性的文學運動後， 其內涵也因時空的的變遷而變得豐富，然 而從波特萊爾的 correspondances 到艾略特 的 objective correlative ，象徵主義詩學的 技術層面，則沒有因為術語的改變而改 變，反而讓我們更能掌握其發展的軌跡， 在中國的時空下，觀察它在文學論述中如 何刻畫出一條文學之路。 四、參考文獻 袁可嘉，〈新詩現代化──新傳統的尋 求〉，《論新詩現代化》。北京： 三聯書店，一九八八。 ─── ，〈自序〉，《論新詩現代化》。 北京：三聯書店，一九八八。 ─── ，「『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學』」 《論新詩現代化》。北京：三聯書 店，一九八八。 曹葆華 譯，《現代詩論》（1935）。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八。 瑞恰慈 著，曹葆華 譯，《科學與詩》。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八。 孫玉石，《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 譚楚良，《中國現代派文學史論》。上海： 學林出版社，一九九六。 Bradbury, Malcolm, and McFarlan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