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的中國研究與政治學:學術體制與
領域歸屬的省思
金都姬
(韓神大學中國研究科助理教授)石之瑜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摘
要
本文回顧韓國的中國研究,蒐集韓國學者對具 30 年歷史的中國學 如何評價,主要介紹現況中在知識論與體制上的爭議。我們對中國研 究者進行訪談,比較 1990 年代與 2000 年以後中國研究,包括發生了 什麼數量或品質上的變化,與學者心目中存在什麼問題。同時,受訪 者討論中國研究者的身分問題。最後,是關於韓國中國研究的立足空 間何在,如何貢獻於韓國本土。 關鍵詞:韓國的中國研究、中國研究、韓國、知識社會學、知識論壹、 前言
在韓國,以區域研究的型態正式開始研究中國是在 1970 年代中 期。韓戰以後,中國對韓國來說是敵對國家,故當時研究中國是禁 忌。處在美國影響下的韓國對中國感到興趣的濫觴,是 1972 年尼克森(Richard M. Nixon)總統訪問北京與之後造成南北韓關係的緩和。對 於韓國的中國研究影響頗大的漢陽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所」(即中蘇 研究所之前身)誕生在這個時期。開始時的中國研究尚難稱為區域研 究,而是針對共產陣營,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研究的一環,如此持續到 1980年代末期而形成的中國研究,可說是在西方對中國研究的理論框 架下進行的政策研究。俟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政策趨於穩定,首爾與北 京關係正常化,且韓國推動學術自由化,從 1990 年代開始,韓國的中 國研究面臨了新的轉機。除了從國內也開始培養研究人力,更有留學 英美的中國區域研究博士返鄉,中國研究遂逐步活躍,作為區域研究 的中國研究於焉確立。同時,中國大陸驚人的經濟成長和兩國多方面 的交流擴大與深化,引起韓國社會對中國的關注日增,中國研究在量 的方面隨之展現出高度成長。尤其在 1990 年代中期,隨著全球化潮 流,區域研究與相關學術團體湧現,同時在教育方面新興的與中國相 關的科系和專門區域研究所設立了,所以這時期韓國的中國研究,已 經形成學術養成與傳承的制度基礎。 本文回顧韓國政治學界的中國研究,訪談 12 位韓國中國學者面對 具 30 年歷史的中國學如何自我定位,主要反映蒐集現況中在知識論與 體制上的爭議。我們對中國研究者進行訪談,1比較 1990 年代與 2000 年以後中國研究的變化與問題。同時,受訪者討論中國研究者的身分 問題。最後,是關於韓國中國研究的立足空間何在,如何貢獻於韓國 本土。 共有 12 位中國研究者於 2006 年 1 月 9-18 日、3 位政治學者於 2006 年 1 月 16-22日和其他受訪者接受訪談。
貳、既有研究之檢討及研究方法
一、既有研究之檢討
研究不是憑空創新,而必須在既有研究之繼承和批判上進行。從 1980年代起,知識界就已經對既有中國研究的變遷演化,開始進行整 理評價,探究中國研究是什麼,問題會從哪裡出現,解決方法是什麼 等等大問題。尤其 1990 年代中期,區域研究有關科系出現,區域學蔚 為潮流,綜合受訪者的意見,對中國採取區域研究方法的作品浮現, 其特徵可摘要如下: 第一,透過對海外中國研究的介紹,對比韓國之中國研究居於什 麼位置和提出什麼問題。在了解到韓國之中國研究是從模仿西方開始 後,透過對其他國家的中國研究進行批判性檢討,試圖促成韓國的中 國研究更加客觀化。 第二,中國研究之現況可以根據研究的時期和主題分類整理。 1990年代中期以後在量的方面有膨脹的趨勢,同時提供研究者、研究 組織及其活動之詳細通訊。 第三,透過對方法論的反省,提示中國研究的方向。初期方法論 的研究是為了克服以人文學為主的傳統方法,提出以科學方法論做其 替代,相反地也有人認為韓國對西方的方法缺乏批判性,轉而強調韓 國自己的看法或採取比較的看法。後期方法論的探討則反省,為什麼 需要研究中國,並對現存的主要的方法論,以批判的態度提出檢討。 為了能夠持續性的進行反省,有人認為要從採取跨學科研究和當地調 查方法的研究議程中,針對理論的測試、理論的建立與論述結構中的 未備之處提出反省。 第四,出現檢討研究性質的嘗試。比如,透過在學術期刊登載的 論文主題性質分類,或對具體的研究內容的檢討,分析研究的趨勢和 變化,同時試圖顯示研究結果在性質方面轉變的程度。在此,主要分 析對象為在《中蘇研究》、《政治學會報》和《國際政治論叢》登刊的中國有關的論文。2 第五,對研究與教育的互動關係進行連結,討論中國研究之長期 發展需要什麼樣的教育環境。 最後,羅列幾乎所有現存研究中的問題和待解決的課業為何。值 得注目地是,在 1990 年代中期被提出的問題和最近研究所提出的頗多 雷同,反覆地強調同樣的研究議程。3這表示韓國的中國研究雖有一定 程度的發展,但還是有需要突破的瓶頸。
二、研究設計
既有研究中有一些問題重複被提起,表示存在未解的論爭,但若 想從方法論上提供有效的出路,並在實踐上執行新的方法,恐怕已經 超越個別研究者的層次。研究者共同面臨的是什麼性質的知識限制, 也許從他們各自的省思中可以汲取,然後才能更完整地掌握當前韓國 中國研究的限制,並探究突破的方案。 本文以下從個別研究者的認識去歸納中國研究的問題,採取訪談 方式,通過分析他們的答案,察看現在中國研究的爭議是什麼,為了 解決爭議需要什麼樣的對策。採訪對象為 1990 年代初、中期拿學位後 在韓國進行中國研究的六位,以及 2000 年代初期開始研究活動的六 位。這並不是要分中國研究者的年代,而是在了解研究趨勢和動向 上,有無因研究期間不同而對問題的看法有差異。4兩群研究者再分成 韓國目前有一百多所大學設有中國科與中國研究所,除了漢陽大學的中蘇研 究所外,尚有漢城大學的國際問題研究所、高麗大學的亞細亞問題研究所、 延世大學的東西問題研究院、西江大學的東亞研究所,檀國大學的中國研究 所等等。 詳見第 4 和第 5 節。 中國研究者的年代區分是,從 1970 年代中期在社會科學領域開始中國研究 的研究者為第一代,從 1980 年代中期開始研究的,主要是臺灣學位者為第 二代,從 1990 年代初期在英美國家和國內拿學位後開始研究者為第三代。英美國家博士學位者、國內博士學位者和中國大陸博士學位者各二 位,以了解出身有沒有影響。採訪採取電話、面談、書面的方式進 行。電話和面談都做事後追問。採訪是從 2006 年 1 月 9-18 日進行。 除了 12 位研究者外,並且選不是中國研究者的一般政治學者三 位,也用簡單的問卷,調查他者對中國政治研究的看法是怎麼樣。採 訪不是由受訪者選擇選項的方式,所以很難做統計。因此作者試圖要 解釋在問題的敘述上有什麼多樣的意見和共同點出現。受訪者匿名, 並盡量充分地詮釋受訪者當時的想法。5
參、中國研究之現況:持續與變化
回顧韓國的當代中國研究的時刻已經到來。6 1992年 8 月的韓中 關係正常化,鬆綁了學者接觸中國的限制,學者得以自由前往中國短 期研究。1993 年起,韓國學生開始前往中國修習語言及學士、碩士學 位。1996 年起,在中國的韓國學生已達 8,500 人,超過日本學生的 7,500人。截至 2004 年,也已經至少有四萬六千人。其次,許多韓國 大學院校紛紛成立研究當代中國的系所與課程。再其次,韓中關係發 展非常快速。2005 年,韓國是中國第四大貿易夥伴及第三大投資點, 中國則是韓國最大貿易夥伴與投資點。在中國的外國學生中,韓國占 從 1990 年代中期自中國大陸回來的研究者也屬於第三代。但從 2000 年開始 研究的,具多樣的學問背景的研究者,可否分為第四代?到底年代區分的標 準是什麼?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受訪者對此還沒有充分的檢討,這是未來可 以討論的問題。 受訪者發表意見使用匿名,本文主要透過多數的意見去接近問題,因此沒辦 法反映少數人的意見。全面性回顧的嘗試請見 Robert Ash, David Shambaugh & Takagi Seiichiro,
China Watching: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Routledge, 2006)。各章作者透過對美國、歐洲與日本的中國政 治、經濟與安全三個研究領域的發展進行概括說明。
最大多數,例如 2004 年,有 46%的外國學生來自韓國,幾乎占半數。 同時,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韓國學者在中國主流期刊發表文章。
一、研究人力
1990年代之研究議程相當詳細,雖然研究的傾向或特徵到最近沒 有很大的變化,但研究人數和研究環境有變化。研究的核心是研究 者,現在中國研究者人數的增加是顯而易見的。關於要把誰看成研究 者的問題,可能有許多不同的標準,本文包括了以中國為博士學位論 文對象的人,或取得博士學位以後發表中國有關論文的研究者。研究 者又分人文和社會科學,因為現在沒有包含所有中國區域研究之學 會。在人文學方面,以語文學、史學和哲學為中心的「韓國中國學 會」具有最悠久的傳統和最多會員。依據 1996 年的情況,有 988 名會 員,並發行達 36 集的學術刊物,2006 年 1 月會員達約 1,300 名,並分 文學、歷史和哲學部門。2005 年 12 月,學術刊物《中國學報》出版第 52集,創刊《國際中國學研究》的中國學術刊物,已發行第八集。社 會科學研究人數通過 1994 年創立的「現代中國學會」可以確認,「現 代中國學會」之原本意義是以社會科學者所組成。1996 年末有 80 名的 會員,2005 年全體會員人數為 236 名。由於沒有進行會員資料管理, 所以無法區別會員的研究領域或學位取得的國家,但看起來並未包含 所有的社會科學領域,這是重視區域研究的間接證據。 以中國政治研究者為例,依據「韓國國際政治學會」的學會消 息,到 1999 年末研究人數總共有 89 名。7 2005年的中國政治研究人 數,依據「韓國國際政治學會」的通訊錄和「中國政治研究會」的研 究者合計,以及「現代中國學會」的通訊錄等,大約推算為 124 名。 這是到 1995 年末期,中國政治研究者 64 名和 1996-1999 年的 25 名加起 來的數字。在此,從 1996-1999 年,區分每年學位取得國家別可獲得其分 布。從 2000 年到 2005 年的 6 年間增加 35 名了。8 單以韓國中國政治研究會為例,此學會成立於 2001 年,是一個排 他的機構,只有博士論文是跟中國、香港、臺灣有關者,始可加入此 學會。2006 年成員並不多,僅有 52 人,9但囊括當代中國政治研究領 域的主要學者。他們平均年齡 41 歲,這也符合的先前的觀察;15%的 成員在 1990 年代前半獲得博士學位,屬於第三代學者;29%的成員於 1990年代後期獲得博士學位,屬於第三代學者;56%的學者則於 2000 年以後獲得博士學位回國,所以有半數左右的成員在過去幾年得到博 士學位,比韓國研究學會(KRF)年輕許多,也更活躍、更有生產力。 就成員教育背景言之,在中國得到博士學位 20 名 52%,韓國僅占 11 名 21%,美國 11 名占 13%,臺灣 2 名 6%,英國 2 名 6%,德國 1 名 2%,10雖然在中國取得學位者占了半數,仍然是非常多元的,也可由 此看出,中國近幾年大量產生許多博士。相較於 1980 年代與 1970 年 代,當代中國研究的博士主要由臺灣產生,現在則由中國所取代。 研究者的數量增加是中國研究增強的反映。一般而言,對研究者 的學位取得國家很注意,這是因為認為隨著學位取得國家的相異性, 研究主題或方法或對中國的認識有所差異。11不過一直到最近以來,這 一些區別看起來沒有很大的意義,反而研究領域是否屬於國內政治是 更為重要的區分,主要由於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研究者所使用的資料 這是把在 2005 年出版的韓國國際政治學會的通訊錄,其專長被紀錄為中國 政治或中國政治研究者的人為 106 名,在中國政治研究會的會員社群中,沒 有寫在國際政治學會通訊錄的研究者五名,和在現代中國學會會員中,都沒 有加在這兩邊的會員三名,全部加起來的數字。 不說會員數,而說是會員社群的原因是,中國政治研究會因出席率未達而會 員資格被停止的會員,過停止期間以後,也可以重新加入。 1996-1999年的年中加入的 25 名中,九名為中國出身者。 在哪個語言圈取得學位,可能決定日後成為哪個知識體系的主要傳播對象, 且影響人際關係的形成,進一步導致在學界依附某種方向的霸權。
和研究方式,會有宏觀與微觀的差異。
二、研究環境
研究環境包括政治環境與制度環境。政治環境的成熟是等到 1980 年代以後。自 1950 年代以降,共產國家與韓國的意識形態機制對學術 生產的限制很強,一些有違反共宣傳的客觀分析不被鼓勵。這種意識 形態對學術的監控狀況在美國也能清楚察覺。其次,當時中國並未開 放韓國人往訪,韓國人也沒有管道進入中國的官方出版社。直到 1970 年代,閱讀人民日報仍須申請,而且沒有索引。 時序進行到 1980 年代。這個 10 年對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注入很大 的動力。1983 年,五位中國劫機犯從大連挾持一架民航機,強迫其降 落在首爾附近的城市。因為這件插曲,迫使南韓政府與中國政府首次 正式會面。後來又有中國偷渡犯偷渡韓國。為解決此議題,雙方政府 再次會面。這些會面為雙方的和解(Rapprochement)鋪路。1986 年的漢 城亞運、1988 年的漢城奧林匹克運動會、1999 年的北京亞運等運動會 也為雙方提供了協商的管道與場合。反共氣氛的緩解帶來了解中國的 必要,特別是對中國市場的了解,刺激學界生產關於中國市場的政策 報告。但 1980 年代這 10 年的進展就學術社群的意義而言並不算相當 成功,原因如下:首先,韓國人仍然無法實際前往中國,所以許多實 證資料仍然無法得手進行研究。另外,1970 年代回到韓國的學者也認 為這塊領域太過貧瘠,財政資助不足、圖書館設施缺乏,因而漸漸轉 往東亞國際關係、美韓結盟等容易獲取財政支柱的領域。這種轉向使 得這一代學者未能積極培育這個領域,也造成學術真空,因此韓國沒 有很多第二代學者。統計數據上,1970 年代產生 19 位中國政治領域 的博士;1980 年代儘管國際氛圍改變,也僅有 17 位中國政治領域的 博士。 中國研究要能開展,研究的制度環境很重要,舉凡研究機關、研 究團體和研究經費都是必備。尤其區域研究有賴從當地蒐集資料,而田野調查需要經費和調查費。從 1997 年起,「韓國學術促進財團」管 理的海外區域研究事業在 1999 年中止以後,中國研究者獲得研究經費 的管道不再。2002 年則是研究者充滿機會的一年,大規模的研究經費 被撥出,區域研究課題獲得補助的機會大增。中國區域研究可以申請 「基礎學問養成支援—人文社會領域」的國內外地域,2002-2005 年有 關中國區域課題多數獲選。在 2004 年撥出總共 680 億韓幣,選擇 305 項的課題,在 2005 年撥出 670 億韓幣。人文社會領域的 134 項中 9 項 是中國區域有關的題目。之前獲得「韓國學術促進財團」經費的中國 研究結果大部分出版成書籍,而與中國相關書籍的主題更為多樣化。12 此外對於個別機關或團體的研究計畫支持也有所增加。透過問卷調查 受訪者獲得經費的支持團體是統一部、外交部、外交安保研究院、世 宗研究所、高句麗財團、西南財團和盛股財團等。 雖然中國研究之必要性和研究人力增加,研究機關的現況並不是 很樂觀。儘管公共機關本來不只專門研究中國,但是在提供資源的方 面,對中國研究有相當的貢獻。且三位受訪者提到世宗研究所、外交 安全研究所和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但大部分的受訪者回答,韓國公 共機關幾乎沒有貢獻。這是因為隨著田野研究增加,研究者常到中國 大陸進行調查,且中國學術情報院等透過網路獲得資訊越容易,故從 韓國的公共研究機關獲得資料的優勢日益微弱。可是,公共機關本身 許多課題之所以能提出,當然跟韓國學術促進學會有關。有關促進會的中國 研究成果包括下列書籍:全聖興(Jeon Sung Heung),《轉換期的中國社會 2:發展與危機的政治經濟》(首爾:Orum,2004 年);張秀賢(Jang Su Hyun),《中國為什麼收容韓流?:關於韓流的中國的基礎之學問性接近》 (首爾:Hakkobang,2004 年);李日榮(Lee Il Young),《中國大都市的 發展與都市人的生活,北京的例子》(首爾:Hanshin 大學出版部,2004 年);金在哲(Kim Jae Chul),《中國的政治改革》(首爾:Hanul,2005 年);金都姬(Kim Do Hee),《新的中國的摸索 2:身分的文化的談論》 (首爾:Politheia,2005 年)。
追不上中國研究的趨勢應該才是更主要的原因,並且各機關的中國研 究人數不夠或努力不足,不像一般研究者和大眾用自己的情報或研究 成果改善中國研究環境。此外還有大學附設的小規模研究機關,此中 影響最大的漢陽大學之「中蘇研究所」,在 1997 年變成「亞太地域研 究中心」,其研究領域有所分散。韓國外語大學則在「外國學綜合中 心」之下推動中國研究。剩下不多的「中國問題研究所」、「中國中 心」等名字的大學附設研究所是以大學內活動為主,除了發行學術刊 物外沒有扮演研究機關的實質角色。 與研究機關相比,學術團體有較活潑的面貌。1990 年代中期,從 語文學領域誕生 11 個學會,從社會科學領域則有「忠清中國學會」。 現在人文學領域的中國有關的學會有 22 個,社會科學領域有兩個。此 外中國電影研究、中國現代史研究和中國政治研究等,多種的研究會 通過小規模的聚合主辦多類型的活動。在政治研究方面,「韓國政治 學會」和「韓國國際政治學會」的中國有關學術會議或次領域委員會 活動日漸活絡。13
三、研究成果
與研究人力、研究環境一起構成研究現況的就是研究成果。這可 分成書籍、學術刊物和博士論文學位。觀察 1991-2005 年的中國研究 資料現況如表 1。14書籍方面,1991-1995 年發行 1,362 卷,1996-2000 年發行 1,861 卷,2001-2005 年發行 2,500 卷,持續膨脹其發行量,人 2005年兩個學會和中國政治學會簽訂交流協定,韓國政治學會通過比較、 地域研究領域,韓國國際政治學會新設中國次領域委員會,推進研究活動。 國會圖書館保存有關中國的所有研究成果,所以很有用。但在分類方面不夠 細緻,比如書籍,沒有分著作和譯本,學術刊物則未區分學術論文和報導。 負責人員表示,分在一起的報導是有學術性的,且認為沒必要分類(受訪者 匿名,金都姬,電話訪談,2006 年 1 月 19 日)。表 1 韓國的中國研究成果數量之現況與趨勢 單位:筆 領 域 1991-1995 1996-2000 2001-2005 書 籍 歷史 209 272 362 語文學 108 123 177 哲學/宗教 95 105 109 藝術(文化) 36 48 90 社會 45 67 117 政治(外交)/行政 226 320 356 經濟/商業 369 444 611 博 士 學 位 論 文 歷史 36 48 37 語文學 56 73 81 哲學/宗教 32 37 32 藝術(文化) 8 27 55 社會 4 3 1 政治(外交)/行政 52 54 57 經濟/商業 35 60 78 學 術 刊 物 論 文 及 報 導 歷史 330 617 748 語文學 607 1,397 1,755 哲學/宗教 195 351 428 藝術(文化) 145 222 345 社會 307 461 707 政治(外交)/行政 1,145 1,729 1,788 經濟/商業 1,189 1,636 3,271 資料來源:由作者根據國會圖書館情報檢索目錄(無卷號)(2006 年 1 月 23 日) 自行計算得出。書籍、博士學位論文和學術刊物資料的全數字是包含 理工系等所有領域的數字。在此簡單的表示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人 文科學包含歷史、語文學、哲學和宗教、藝術(雖沒有分文化,但藝 術類包含了文化),在社會科學包含社會、政治(包含外交)、行 政、經濟和商業。
文學和社會科學書籍各占 50%。其中人文學方面,歷史占最多比重, 至於社會科學,經濟、商業領域占最多,其次為政治領域。博士學位 論文方面,1991-1995 年有 281 篇,1996-2000 年有 383 篇,2001-2005 年有 493 篇,持續增加。語文學領域的學位者最多,社會科學領域從 96年開始,經濟、商業領域超過政治領域。跟書籍比起,人文學的比 例比社會科學大。刊物方面,1991-1995 年有 43,53 件,1996-2000 年 有 7,275 件,2001-2005 年有 10,776 件,是以大約 1.3-1.5 倍的趨勢年 增。在社會科學領域,到 2000 年政治類相對比較多,從 2001 年開始, 經濟、商業類比政治類多兩倍左右。人文學的書籍中,歷史類最多, 學術刊物方面,語文學比例比較高。在科學領域,書籍和學術刊物都 是經濟類的研究結果最多。 具體政治學有關的研究課題方面,1974-2005 年 32 年間,23 所國 內大學共產生了 98 篇研究 1949 年以後中國政治的博士論文,其中 39 篇研究國內政治,45 篇研究外交政策與兩岸關係,其餘 14 篇則是關於 人民解放軍、少數民族、環境與能源等議題。由此看來,有 41%研究 中國國內政治、政治理論等傳統議題,只有三篇分別是經驗研究、中 央地方關係、決策動力。有趣地是,11%的博士論文談論人民解放軍, 可能有許多是其內部官員參與研究所致。除了研究意識形態以外,最 多是研究中國國家社會關係。45 篇研究中國對外關係的論文中,大部 分是中國外交史研究。這些論文後來成為專書的比例不高,市面上有 許多主題為中國的著作,但大部分是旅遊、個人文集、投資、未來預 測,真正有關當代中國政治研究的學術著作不多。英文著作的缺乏, 不只發生在當代中國研究這領域,一個主要原因是,韓國學術體系在 評鑑大學院校表現時,對專書重視程度不如期刊之發表,且專書所需 時間長,學者因而缺乏專書寫作動機;其次,韓國的大學擁有專屬的 出版社,卻沒有扮演英美的大學出版社所扮演的角色,出版品多為教 科書,少有學術著作,綜合以上,導致學術專書寫作並不受歡迎。
學術刊物中,各學科都各有學刊登載研究論文,並有《新亞細 亞》、《東亞研究》和《亞細亞研究》等與亞洲有關的學術刊物,使 用中國為名的學術刊物達到 50 個。有像《中國學研究》,是人文和社 會科學都登載的刊物,也有像《中國學報》,則只登載文、思、哲等 人文類的學術刊物,也有主要登社會科學論文如《中蘇研究》、《現 代中國》等學術刊物。語文學和現代文學等單一領域的中國專門學術 刊物也存在。
四、質方面的變化
說明中國研究的現況,涉及研究的品質,這不能透過既有研究文 獻所呈現的研究主題來分析。受訪者提出質方面的評論,並建議應透 過哪幾個學術刊物了解中國研究在質方面的現況?其中八位指明《韓 國政治學會報》,《國際政治論叢》和《中蘇研究》。此外,《國家 戰略》、《韓國與國際政治》和《國際地域研究》等的學術刊物也被 提到。五位主張需要看專門研究報告,三位主張只要透過被登載的論 文判斷。這是因為登在學術刊物的論文之間的相差已經很明顯。在 此,透過最近出版的書籍、學術刊物論文和研究者從事研究過程的變 化,察看中國研究有無品質方面的變化。 首先是書籍方面,1990 年中期已經從教科書或概括說明式的研究 著作脫離,轉而為對具體的主題展開周密論理的研究著作。1990 年代 後期主題有細分化的現象,兩岸、中央地方關係和市場化與勞工政治 為其中幾個例子。從 2000 年,已有撰寫基層農民工的著作問世,也有 討論全國人民代表、政治改革、都市勞工市場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 著作出版。這些著作有一些是基於研究者的博士論文改寫的,有對中 國的某一區專門研究,有深層討論 1990 年代中期以後被忽略的意識形 態問題等細微主題。第二,學術刊物方面,已經存在對《中蘇研究》的分析,在此另 外要透過八位研究者選定的政治學有關的學術刊物,來判斷中國政治 研究的質的變化。但這不是分析論文內容,而是要透過量的變化去判 斷質的水準。由於中國研究專門刊物本來就以刊登中國論文為主,所 以從數量很難去測定其質。但到 1990 年代末期,在兩個主要學術刊物 上原本中國研究者的參與率很低,他們審查體系比較嚴格,故如果刊 登論文篇數增加,間接表示中國研究者的研究在質的方面有所進步, 因此採用這方法。表 2 列出 1991-2005 年登在兩個學術刊物的所有中 國相關的論文數。臺灣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和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比較 都包含在內。在《韓國政治學會報》上,政治思想論文占較多數,也 有政治文化方面的論文,不過《韓國政治學會報》並沒有很大的變 化,只有 1990 年代中期因刊登有多篇政治思想論文,中國有關的論文 數增加而已。《國際政治論叢》比《韓國政治學會報》有更明顯的變 化,前者中國政治研究論文的比例很明顯上升。這是因為《韓國政治 學會報》所投稿的論文很難測定登載日,而《國際政治論叢》規定投 稿和登載日之間明確地以三個月為單位。相形之下,兩個學術刊物中 中國政治研究者比較偏好《國際政治論叢》,後者且偏重區域研究論 文。15 兩個學術刊物的編輯人員表示有全體登載率的統計,但中國政治研究論文的 登載比率很難做統計,且兩個學會刊物都有三名編輯理事,一個人很難掌握 情況。2005 年度《韓國政治學會報》的論文登載率為 49 %,國際政治論叢 的論文登載率平均為 47%(韓國政治學會消息 2005 年第 29 卷第 5 號、韓國 國際政治學會消息 2005 年第 117 號;影本,無頁碼)。
表 2 在兩個學術刊物登載的中國政治研究論文數 出版年度 韓國政治學會報 國際政治論叢 1991 0 2 1992 2/1 1 1993 0 1 1994 3 1 1995 5/1 1 1996 5/3(1) 1(0) 1997 2/2(1) 2(2) 1998 2/1(4) 5(1) 1999 4/1(3) 4(2) 2000 4(10) 5(4) 2001 5(8) 6(9) 2002 2(1) 6(10) 2003 3(4) 4(8) 2004 2(6) 8(3) 2005 2(11) 8(22) 資料來源:由作者根據出版的《韓國政治學會報》25 卷 1 號(1991/3)到 39 卷 5 號 (2005/12),以及《國際政治論叢》31 卷 1 號(1991/3)到 45 卷 4 號(2005/12) 之目錄自行計算。 註:/ 後數字是韓國政治學會報之政治思想論文數;( )內數字是涉及比較研究或與 其他國家關係之論文數。 透過這兩個學術刊物引用或參考在韓國進行的研究,可以判斷既 有研究是否對後續研究有幫助。除了兩個學術刊物的登載篇數增加之 外,不論從當年度論文引用韓國資料數最多的論文,比較 1990 年代和 2000年代的差異,或察看被引用韓國資料與被引用全數資料的比例, 韓國本身的中國研究資料被引用次數到 1990 年代中、後期都不斷增 加。在 2000 年代的論文上,可確認引用韓國資料次數更明顯地增加。 這是否中國研究有質的發展很難斷言,但仍不失為韓國中國研究品質
提升的間接證據。 第三,要了解中國研究的質的情況,也可以檢討共同研究計畫, 尤其共同計畫是否是為了真正要提高研究而推動的合作研究。過去在 中國研究上,共同研究計畫一直被批評。但共同研究常可克服個別研 究的一些限制,通過最近有所開展的共同研究計畫,可以了解近年關 於韓國的中國研究的「質」的提升。當然共同研究並不是只有正面的 效果,有為了確保研究經費,拼湊而成的研究計畫書,獲得研究經費 後幾乎只是形式上分配研究經費,實質上則仍是個別研究的情況也存 在。「韓國學術促進學會」的基礎學科研究,便給專任研究員安定的 研究機會,以求提升研究的質。有時不以研究經費為導向,而依照先 準備好的計畫,通過持續的檢討和意見交換,完成共同研究的情形。 一些共同研究的案子中,以共同議題為主,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通過 定期的討論會,為論文的完成大家共同努力。共同研究往往不是既有 研究的繼承,許多是通過田野調查和採訪口述,重建過去的記憶,同 時也通過和中國大陸當地研究者合作產生研究成果。16這一些共同研究 促成質的變化,中國研究的公共財於焉形成,在引導韓國中國研究的 質的發展上起重要作用。
肆、中國研究的問題和爭議
聽取專家意見與回顧文獻所提出韓國中國研究的多種反省,可摘 要如下。第一,是所謂的中國研究的孤立問題,包括海外研究的成果 沒有能力吸收,同時又與國內既有研究不能有所累積,以致於問題意 識和研究工作被孤立化了。同時跨學科研究尚未落實,而區域研究的 有首爾大學有關東亞的共同研究、西江大學和天主教大學為中心進行的中國 區域共同研究、光雲大學的韓流共同研究、首爾大學的中國大國化共同研 究、韓神大學的中國大都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共同研究、協同課 題的中國勞工者的回憶政治共同研究等。科際整合不充分,並且和政治學難以銜接,很難產生明顯的理論性傾 向,對中國學或學科的發展沒有具體貢獻,很容易變成自言自語。17第 二,是孤立問題引起的結果,使提高區域研究的系統理解與多元方法 論難以形成,因此中國研究的理論化程度很低。第三,制度的條件不 充分,以致於某些禁忌不能得到認真討論,更難自由豐富的進行批 判。此外,在專門性的中國研究刊物方面,沒有人願意針對人力和財 政的限制或研究方向不明確的問題提出檢討,研究對象只限於中國, 且只重視改革開放以後的現代中國,因此沒辦法說明變遷和持續的關 係。 這一些被提到的問題在前述中國研究的現況時觸及過,固然已經 一定程度出現進步,但還是被認為有著根深的疾病。12 位受訪研究者 認為,現在中國研究最嚴重的問題包括,研究者團隊組成的問題,研 究者之間的聯繫問題,研究者的專門性或嚴格性不足的問題,研究主 題重複情形嚴重的問題,以及沒有對於特定主題,有系統有深度的研 究習慣。本文反覆強調這些被中國研究專家提出的問題還不夠,進一 步衍生出最為重要的兩個問題,可以通過中國研究者的訪談,深入討 論。18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研究的身分(性質)的問題,另外是研究的累 積問題。因為中國研究所謂的孤立問題從何處來,對於中國研究的理 論化程度不足與研究習慣不變之困擾,最後會歸結於這兩個問題。 此問題在第二節暫時提到過,有批判學問的屬性,也與西方中國研究的現存 爭議有關,認為研究者沒有深思熟慮的研究設計。請見李熙玉(Lee Hee Ok),〈中國研究方法論時論:現存討論的批判性檢討與新的研究的摸 索〉,《中國研究》,第 13 集,1992 年 2 月,頁 41-82;金永鎮(Kim Young Jin),〈關於中國政治研究的身分之時論〉,《國際地域研究》,第 6 卷第 4期,2003 年冬季,頁 55-80。另參考鄭在浩,《中國政治研究論》(首爾 Nanam,2000 年),對當前學界缺乏政治學理論運用的檢討。 本論文原本想要討論的另外爭議是,在韓國,中國研究的比較優先順位到底 是否存在的問題。既有研究多次提到的這個問題,值得後續研究。
一、中國研究的身分(性質)
受到社會科學方法衝擊的非西方知識社群,往往移植了西方知識 界長期存在的困惑,即區域研究往往意味的是與既有學科之間的矛 盾。用什麼樣的方式和觀點從事區域研究,受到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影 響,區域研究者常相信,全面理解某個區域需要通達該地的語言、歷 史、文化、政治、經濟和社會。但區域研究的學科身分性不夠,對於 區域研究不能提出方法論的定義,加上實踐時區域研究這樣的學科名 稱很難反映研究者的理論關切。區域研究的這種性質在中國政治研究 領域也一樣。12 位研究者的問卷調查中,對「本人是否政治學家還是 區域研究者的身分較強」的詢問,四位回答政治學家,回答為接近區 域研究者的人有四位。19這四位的回答以百分比分自我區分,認為兩種 身分各有一部分。20這一些回答以年輕研究者和中年研究者來分,中年 研究者中,回答自己是政治學家有一位,區域研究者有二位,兩種混 合的研究者有三位。年輕研究者中,回答自己是政治學家有三位,區 域研究者有二位,混合的研究者有一位。以學位取得地域來分,英美 國家學位者四位中,回答自己是政治學家有二位,混合的有二位,國 內學位者四位中,自己是區域研究者有二位,混合有二位,中國出身 的學位者四位中,自己是政治學家有二位,區域研究者有二位。當然 很難將這些做統計作眾數的推論,不過,中年研究者似乎比較會把政 治學者和區域研究者混合起來看自己的身分,而年輕研究者好像比較 會把自己看成政治學家。從英美國家得到學位的人,沒有人回答自己 回答自己是政治學者的人更明確的表明自己的身分,回答區域研究者的人卻 只有一位明確的表明自己是區域研究者,剩下三位表明,當初認為自己是政 治學者,但經過研究活動,日漸接近區域研究者的身分,或轉為不確定的立 場。 有 40%是政治學者,60%是區域研究者的回答,也有政治學者 45%,中國 研究者 55%比較恰當的見解。區域研究者,從韓國國內得到學位的人當中,沒有人回答自己是政治 學家,擁有中國學位者被分成兩邊。 一般說來,受過什麼樣的學科訓練自然影響其研究者的身分。另 外,現在研究者所屬的地方似乎也有關。所謂的學科訓練是有無受過 政治學的訓練,邏輯上,相較於英美國家和韓國國內,在中國大陸留 學者受過的學科教育比較不夠。而已經在職的,是屬於政治學有關科 系或區域研究有關科系的,應該影響到身分意識。可是這些邏輯在訪 談中並未呈現。像從英美國家或韓國國內取得學位者,反而更可能還 選擇混合身分,倒是中國出身的學者沒有混合認同。受訪者中三位在 政治學有關科系任職,其中兩位回答自己是混合身分,一位回答自己 是政治學家。 認同自己為政治學家的回答者中,也有人認為區域研究比不上學 科,而在政治學裡中國政治的位置也確實不高。有人認為,透過和政 治學的交流,中國研究可以對理論有貢獻,進而回頭帶給中國政治研 究活力。越年輕研究者越主張這種見解,他們為了克服中國學的身分 模糊,主張通過社會科學的、政治學的概念和訓練,提升中國研究的 專門性。21即把中國政治視為比較政治的領域,而不是獨立的領域,如 此可以更注意在世界政治潮流下,韓國中國研究的位置。在中年研究 者中,有些受訪者認為,韓國不同於美國,上述這些苦惱並不構成問 題,因為在研究過程中,反而應該要處理的問題是,為什麼選擇美國 的政治學方法論?或如何在實踐中接近問題?在重視單一學科趨勢很 強的韓國,對於中國研究歸屬政治學或被認為是低層次的傾向,已經 有人表示質疑。同時,主張讓單一學科的政治學和區域研究的中國研 究調和的也有。這些多樣的回答表示研究者之間並無共識。
美國學者何渼理(Harry Harding)便曾有這樣的呼籲。請見 Harry Hard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2, January 1984, pp. 284-307。
從事中國研究到底意味著什麼?常有人認為中國研究的致命缺點 就是前述孤立的問題,即中國是否要強調吸收政治學並積極結合?政 治學的學科身分比較強時,是否反而在跨學科研究上,真正會給中國 政治研究一個明確的位置?在學位訓練過程中若有不足,是否要在研 究活動中更重視的學科領域?或中國政治研究也有可能擺脫政治學, 形成單獨的方法論體系,甚至另立門戶訓練下一代? 年輕的政治學家對中國政治研究的認識有異化的對象。通過對其 中三位的訪談,他們把中國研究了解成從方法學到比較政治的一環, 認為美國、歐洲和拉丁美洲之政治學研究在理論上、方法論上產生卓 越的學者,甚至居於領導的位置,但中國研究在此相較則有所遺憾。 長期來看,中國政治研究在國內政治和國際關係上都會占很大比重, 所以他們強調中國研究對政治學可以居於非常重要的位置,但嘆息中 國研究者追不上這些現實的變化。他們相信中國政治研究對社會科學 的、有體系的研究可占有主導性角色,成為政治學總體發展的重要基 礎,故建議不要限於中國的特殊的問題,而要向其他領域的研究者互 補有無,22所以也並非政治學者的意見就決定中國政治研究的方向。無 論如何,中國研究的身分在何處,在此繼續有爭論的餘地。
二、研究結果的共用
過去中國研究基本上是個別性的,可是個人擁有的才能不一,時 間有限,於是共同研究的必要性被提出。這涉及中國研究有關的第二 個爭議,即包含跨學科研究在內的共同研究要如何推動。詢問 12 位研 究者關於跨學科研究和共同研究的問題,第一是有沒有參與過跨學科 研究之類的共同研究,若有,其研究進行有沒有按計畫進行,若沒 對三位政治學者做的訪談時,會追問是否認為自己代表多數政治學者的見 解,其中一直苦惱這個問題的某位研究者,認為這不是一部分人的意見。事 實上,在認為自己是中國研究者的訪談中,也有建議應與政治學在內的其他 領域研究者共同研究。有,其原因如何。第二是與研究團隊構成有關,包括共同研究有沒有 做適當的研究人力延攬。大部分的受訪者回答參與過跨學科的共同研 究,但其中多數回答其研究未曾妥善履行。像人力構成問題,往往並 非延攬適當的研究員,而是為了滿足人數,不得不要加人員的情況比 較多。另一個一直被指責的事項,是跨學科研究只有在形式上跨學 科,但研究過程並未跨學科。其結果,共同研究不是跨學科,而是多 學科各自為政。在學科領域彼此柵欄相向或排他性非常強的韓國學界 環境中,共同研究只能做到單純組合而已。研究者其實是為了獲得財 政支援,很突然地構成共同研究,提供支援的一方對於研究內容有沒 有共同進行並無監督機制或興趣,故並未對作共同研究提供充分的獎 勵。但現今研究者對於中國區域研究特別感受其需要跨學科合作,正 出現某種對跨學科研究組織與長期計畫的呼喚。 「到底跨學科研究為何」或「此概念為何」的苦惱,才是根本的 問題。最近開始出現的範例顯示,對團隊的奉獻和努力很重要,一起 討論並探究研究主題,閱讀資料,提高討論的強度,才能產出共同研 究的結果。透過共同研究,具有多樣學科背景和分科體系的研究者才 能凝聚問題意識,這是進行研究發展和改善研究環境的契機。通過持 續的討論選定主題,對中國的現象和變化要如何解釋並說明會產生許 多爭議,從而克服中國研究的封閉性和理論性不足的問題。加上資料 或情報的共用,可以累積當地人脈和個別情報,如此共同享受與開放 的態度和環境,是解決中國研究的質的發展和形成累積的基礎。 從個人的工作的完成到更廣泛的影響,其間如何共用研究結果極 為重要。23準此,詢問 12 位研究者,把研究論文繳交學術刊物之前, 對把研究結果登載哪裡的詢問,大部分受訪者回答韓國學術促進學會的刊物 為最優先。更多人會考慮學術刊物的權威超過考慮學術刊物的性質,也有考 慮登在多學科的學術刊物。為了得到韓國學術促進學會的登載認證而選擇投 稿學刊,有人提出疑問,但即使感覺不好卻無法避免。
是否發表在學術會議上,若不是,其理由為何。受訪者的半數回答, 之前在學術會議不會發表,五位回答幾乎必會發表,一位回答在大規 模學術會議上不會,只在小規模會議上才會。回答先前發表的必要性 和有用性的受訪者有八位,但對此反應相當負面的研究者竟也達五 位。表示雖然說發表有用,但卻認為不恰當的仍有其人,或雖然不做 發表但是認為有用的受訪者也有。學會不能扮演流通的角色是事實, 許多研究者有恰當的理由不從事會議發表,這可能是韓國政治學有關 學會的現況。可是學會的問題或討論的環境也是研究者本身的問題。 社會科學與人文學多種類的學術聚會不同,社會科學領域的中國研究 成果分享的機會過度被限制。會議上只提出問題,但應否對學會上的 問題放任不理?為什麼不會積極去學術會議發表?為什麼不會試圖關 心別人的研究?為什麼負責討論時,只做形式批評?或為什麼謙虛地 收容嚴厲的批判,而去覆頌論文觀點?為什麼不組織學術會議的專題 討論小組做有爭議性的主題和事件?這所有的問題與研究的個別化息 息相關。研究是過程也是結果,研究過程中的心得可以通過學術會議 的發表而與旁人分享,這當然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中國政治研究社 群全部的問題。
伍、中國研究的課題與替代案
到現在被提出的中國研究的問題,有可能不只是中國研究內部的 問題。西方理論的收容和韓國學者的身分問題,是韓國學界共有的, 學術會議或討論文化也屬於韓國學界整體。研究環境的問題是韓國社 會或韓國政府對基礎學問的認知所致。可是,韓國的中國研究仍存在 著本身的問題,目前,為解決中國研究的問題,已出現一些具體的方 案。第一,受訪者主張,為了中國研究的活化和研究領域的開發,應 組織小規模的研究團體。24雖然中國研究者人數增加,產生出許多研究 結果,不過現在的中國研究還是缺乏聚焦且過於個人化。關於中國研 究的方法論問題和爭議目前仍不存在,而研究主題即使一直重複,但 還是不容易找到關於此一主題上有深度的研究成果,都是因為這種個 別研究的習慣所致。研究團體可以是為批判或檢討既有研究,或學習 方法論的小研究會,也可以用主題區別,或與其他學科或在政治學領 域的不同次領域組成研究會,25藉此可以養成學習的態度,並超越學科 領域,有效累積經驗,進而改善中國研究者面對理論的能力。另外, 為了解決大規模學會迴避討論的不良習慣,需要養成認真、嚴厲和自 由討論批判的經驗,小規模的研究團體可能是提供這種經驗之所在。 以這樣的研究團體為基礎,可以進一步組織學術會議的出席者,也可 以更有效地交換關於研究議程的看法。 第二,受訪者又主張,中國研究不宜停留在純粹知識的累積,而 應發掘能貢獻給社會的方法。這可以從兩個方面看,首先是研究活動 的社會意義。一位受訪研究者強調說,在韓國的中國研究者只做自己 想要做的研究,並不會做韓國社會所需要的研究。26這不是指只要單純 12位的研究者中五位主張這點的必要性。 可以檢討在韓國的中國研究主題劃分方法。在中國區域研究的主題多樣化, 研究方法差別化後,整體的檢討顯得重要。比如,中國的國家和社會關係或 中國的對外關係等,韓國對此應如何進行,有什麼樣的貢獻和課題。有關韓 國的文革研究的檢討是一個例子。請見金星坤(Kim Sung Gon),〈對於文 化大革命的韓國學界的研究現況和以後的課題〉,《地域研究》,第 6 卷第 1期,1997 年 5 月,頁 219-239。 這位研究者不包含在 12 位裡面。12 位研究者其中一位卻主張,韓國的中國 研究太跟著韓國社會的要求而移動,而指責對中國國內政治研究的人最近 出現重視外交問題的傾向,而國內政治的研究者又偏重於時論所注目的主 題。
地做時事的、實用的研究,而是應更充分的說明中國社會政治變化對 韓國的影響和含意。學問研究本身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有受訪者擔 心如果沒有不斷地實踐和交流的話,充其量是死知識。為了把研究和 現實聯繫,可以針對中國社會主義的變化正在向何處去,或在全球化 的巨大潮流裡,要怎麼解釋中國社會的變化。另外,雖然中國研究者 自己可能很難解決的,是推進中國專門資料庫或綜合性的中國研究中 心之設立,27促成學問的大眾化,並對下一代研究者提供資料和情報。 這在研究者的能力和努力充分,但就業市場不均衡的嚴重現實下,或 可暫時提高研究機會和意願,營建出某種更長遠的研究環境。 這些受訪者提到的方案是否在短期內可完成的,並是否可以解決 中國研究的問題,大家可能沒有把握。韓國的學術環境有其現實,研 究者為了研究成果,全力寫論文,並沒有餘力去提高研究水準。中國 有關資料和情報的蒐集,在個人層次上越來越縮小,具有公共財性質 的中國研究中心的設立是否可能,誰也不能確定。當下中國研究可實 行的是,個人繼續狂熱地探究,並努力與其他人溝通。1970 年代所出 版的一本關於中國的書,改變了當時年輕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並給 他們想要改變社會的遠大理想。這本書之所以可以產生共鳴,應該是 因為是從體制外去研究中國,並以想要改變韓國現實的態度作研究。 就算今人不能產生這麼巨大的影響力,中國研究最基本的作業仍然是 研究者本身—為什麼研究中國,中國研究對我們的現實與對全世界有 為了學問共同體的培養和維持,也提出過要建立中心。各種意見請見全聖興 (Jeon Sung Heung),《韓國的中國研究:現況與課題》(首爾:首爾大學 出版部,1998 年);李相燮(Lee Sang Sub)等,《韓國的地域研究:現況與 課題》(首爾:首爾大學出版部,1998 年);鄭在浩(Jeong Jae Ho)等, 〈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的再考察:資料、方法論及談論為中心〉,《國際 論叢》,第 45 卷第 2 期,2005 年 6 月,頁 103-129。在 12 位研究者中,二 位研究者提到,為了資料和情報、研究主題和討論,研究中心之設立是一個 目標。
什麼意義等。韓國的中國研究雖然有許多問題被提出來,但不是很悲 觀。韓國的中國研究人力相對豐富,研究主題、領域與地區都很寬 廣,把握機會,研究者互相鼓勵並抱持實踐性的態度的話,韓國中國 研究的前途大有希望。 (收件:2006 年 7 月 18 日,修正:2007 年 10 月 17 日,採用:2007 年 10 月 24 日)
參考文獻
英文部分
專書
Ash, Robert, David Shambaugh & Takagi Seiichiro, 2006. China
Watching: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Routledge).
期刊論文
Harding, Harry, 1984/1.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2. pp. 284-307.
韓文部分
專書
全聖興(Jeon Sung Heung),1998。〈韓國的中國研究:現況與課題〉。 首爾:首爾大學出版部。
李日榮(Lee Il Young),2004。《中國大都市的發展與都市人的生活, 北京的例子》。首爾:Hanshin 大學出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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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在哲(Kim Jae Chul),2005。《中國的政治改革》。首爾:Hanul。 金都姬(Kim Do Hee),2005。《新的中國的摸索 2:身分的文化的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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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坤(Kim Sung Gon),1997/5。〈對於文化大革命的韓國學界的研 究 現 況 和 以 後 的 課 題 〉,《 地 域 研 究 》, 第 6 卷 第 1 期 , 頁 219-239。
鄭在浩(Jeong Jae Ho)等, 2005/6。〈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的再考 察:資料、方法論及談論為中心〉,《國際論叢》,第 45 卷第 2 期,頁 103-129。
訪談資料
China Studies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Korea
-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iplines
Do Hee Kim
(Assistant Professor, Chinese Studies, Hinshen University)
Chih-yu Shi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China studies in Korea, Korean scholars’ comments on this academic discipline of about 30 years, and particularly the disputes related to epistemology and academic disciplines. We interviewed Korean scholars on China, compare their researches in the 1990s with their works after 2000 in both quality and quantity, and analyze the main subjects in these studies. The interviewees also discuss the identity as researchers on China. Finally, this paper touches on the positioning of sinology in Korea and how it benefits Korea.
Keywords: China Studies in Korea, China Studies, Korea, Soci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