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女性化之研究：兼論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庫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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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ϲ߆‫̂ڼ‬ጯۤົጯಡ. 57. ઼ϲ߆‫̂ڼ‬ጯۤົጯಡ ௐˬȈˣഇ 2006 ѐ 1 ͡ The NCCU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8, January, 2006. ళ቎ّ̼̝̃ࡁտĈ ∗. ࣘኢछलќ͚አߤྤफ़ऱֹ̝ϡ 李淑容. 摘. ∗∗. 要. 本文檢視國內外有關貧窮女性化的研究文獻，並比較國內外有關貧窮女性化研究的議題，且對國內主要用以探討貧窮女性化的大型資料庫--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庫--進行評析。此外，本文並指陳未來運用該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庫，在貧窮女性化領域可以進行研究的方向，包括：(1)有關老年婦女貧窮的相關研究；(2)對貧窮女性化的形成原因或影響男、女性戶長家戶的貧窮率的原因的探討；(3)運用不同貧窮線的標準或不同指標來分析貧窮女性化的問題；以及(4)貧窮女性化的跨國比較研究。 ᙯᔣෟ：貧窮、貧窮女性化、經濟安全. ∗. ∗∗. ώ͛‫ܐ‬ቇഅ൴ܑ‫ ٺ‬2002.11.29-30 ઼ࡊົᄃ߆‫̂ڼ‬ጯۤົጯր͹Ᏹ̝Ķۤົયᗟࡁտᄃ ྤफ़ऱֹϡķ̍үӪĄ ώ͛ү۰ࠎ‫ڌ‬ӓ̂ጯۤົ̍үրઘି଱ĂᓑඛгӬĈέΔξ̀‫ڒ‬ડᓜ໨ྮ 70 ཱི ‫ڌ‬ӓ̂ ጯۤົ̍үրĂ࿪ྖĈ02-28819471 ᖼ 6332ĂemailĈSjli@scu.edu.tw ώ̝͛ԆјࢋপҾຏᔁˬҜઠЩᆶߤ؎ࣶ۞ᆶߤຍ֍Ăͽ̈́ࡁտӄந໅ฮර̈́ఄำࣦТ ጯ۞‫ם‬ӄĄ.

(2) 58. Ղ୿ट. ళ቎ّ̼̝̃ࡁտĈࣘኢछलќ͚አߤྤफ़ऱֹ̝ϡ.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Literature Review and Critique on 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urvey Shu-Jung Li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existing research on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both in other countries and in Taiwan. The emphasis is on quantitative research using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The major dataset used to study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in Taiwan-- the 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urvey of 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 (“DGBAS”) --was introduced and critiqued. This article then compares the research dimension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Taiwan in the areas of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and suggests future research topics on this area, using the 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urvey of DGBAS. Keyword: poverty,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3) ઼ϲ߆‫̂ڼ‬ጯۤົጯಡ. 59. ಥăళ቎ّ̼̃۞໚੓ᄃຍஉ 貧窮女性化（ feminization of poverty）最早是由社會學家 Diane Pearce 於 1978 年於 Urbane and Social Change Review 中發表的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Women, Work and Welfare”一文中所提出。她指出「貧窮已經快速地成為女性的問題」（Poverty is rapidly becoming a female problem），認為許多女人藉由參與勞動市場取得獨立於丈夫之外的經濟獨立，但這種經濟獨立的代價是貧窮及對福利的依賴。她指出在過去的數十年女人的經濟地位一直在持續下跌，以 1976 年人口局資料為例，有三分之二的十六歲以上的窮人為女性；在老年貧窮者中更有 70%為老年婦女。此外，女性戶長家庭大幅增加，而在 1950 至 1976 年間貧窮家庭為女性戶長家庭的比例增加了一倍。她因此下結論說女性構成貧窮人口的絕大部分，並指出此為「貧窮女性化」現象（Pearce 1978）。在 Diane Pearce 首開其端之後，「貧窮女性化」這個名詞很快受到大家的矚目，「貧窮女性化」的現象不但成為工業國家討論貧窮的一個主要的議題，也成為政府、社會科學家、政治人物、以及女性主義者相當關注的焦點。然而，貧窮女性化的意旨為何？所指涉的內涵為何？綜觀國外的相關文獻發現貧窮女性化係指 (1) 貧窮家戶中女性戶長所佔的比例呈上升的趨勢（Pearce 1978: 28; Pressman and Peterson 1989: 231; Goldberg and Kremen 1990: 45），或指居住在女性家戶中的個人，佔所有貧戶的比例有上升的趨勢（Garfinkel and McLanahan 1988; Northrop 1990: 147）；或指 (2) 貧窮人口中女性所佔的比例呈上升的趨勢（Pearce 1978: 28; McLanahan et al. 1988: 102）。此種定義均指稱貧窮女性化為一長期動態的過程，且牽涉到兩性佔社會整體貧窮程度的相對比重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國外有關貧窮女性化的研究的相關文獻中，其指涉的對象除全體女性、女性家戶外也包括老年婦女。而也有學者認為貧窮女性化並不是代表現在的女性比過去更貧窮，而是因為人口老化、家庭結構的變遷、以及來自女性主義的種種挑戰，使得女性有更大的機會，浮現在以家戶為測量單位的傳統研究中。換句話說，現在的女性貧窮現象只是一個比過去更容易被察覺的一個過程（Millar and Glendinning 1987: 15-21；李安妮 1998a）。.

(4) 60. Ղ୿ट. ళ቎ّ̼̝̃ࡁտĈࣘኢछलќ͚አߤྤफ़ऱֹ̝ϡ. ෮ă઼γళ቎ّ̼̃۞ࡁտ 國外有關貧窮女性化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幾個研究面向：一、有沒有貧窮女性化現象的存在？二、貧窮女性化的成因探討；三、貧窮女性化的影響；四、測量貧窮女性化的指標問題；五、對相關福利政策的批評，這些反貧窮（anti-poverty）的策略有效嗎？貧窮女性化的現象有無改善？茲分述如下：. ˘、ѣ՟ѣళ቎ّ̼̃ன෪۞хдĉ 如上所述，貧窮女性化最早是由美國社會學家 Diane Pearce 所提出。繼 Pearce 之後，許多學者針對相關議題做研究，於是在 1980 年代間，「貧窮女性化」的議題廣受討論。McLanahan, Soreson and Watson (1989) 以女性貧窮相對於男性貧窮的比例，指出在美國由 1950 年到 1980 年確實有女性貧窮化的現象。這段期間，不論白人女人或黑人女人，也不論女人的年齡層，其女性貧窮率相對於男性貧窮率都是呈現增加的趨勢。 Goldberg and Kremen (1987)比較加拿大、法國、瑞典、日本與美國這五個資本主義國家和波蘭、蘇俄兩個共產主義國家，發現美國單親母親的比例佔所有家戶的四分之一，其貧窮女性化的程度最為嚴重；瑞典與美國單親母親的比例不相上下，不過因其社會福利制度完備，較能補償勞動力市場上的不平等或收入損失，故可避免女性貧窮化問題的產生；加拿大的單親母親比例雖不及美國與瑞典，但其比例正在增加中，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上升，則極可能出現貧窮女性化的現象；日本單親母親的比例很低，只佔所有家戶的 5%，故貧窮女性化的現象並沒有在日本出現。此外，法國、蘇俄與波蘭則無資料，無法斷定是否有貧窮女性化的現象。 Norris (1984)分析發現英國的女性貧窮化模式與美國不一樣。在美國女性戶長家庭的收入來自前夫贍養費的比例不高，而仰賴失依兒童家庭補助（AFDC, Aids to Family with Dependent Children）所給予的金額也不足，加上薪資只有男性的一半而已，如此形成了女性貧窮化的問題。而在英國，單親母親雖也面臨貧窮問題，但是國家給予較多的福利援助（包括 Child Benefit、Supplementary Benefits 等），約可領到平均國民收入的二分之一（在美國只有四分之一）的補助，且男女的薪資差距拉近到女性為.

(5) ઼ϲ߆‫̂ڼ‬ጯۤົጯಡ. 61. 男性的 72%左右，故英國的貧窮問題範圍更廣，包括失業人口、社會底層的貧民等，不只限於女性貧窮化問題而已。Wright (1993)以英國家庭收支調查（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1968 年到 1986 年的資料來檢視英國女性在貧窮人口中所佔的比例，其研究結果發現英國女性的貧窮率高於男性。但女性人口在貧窮中所佔的比例並未增加，女性貧窮率的機率及強度均未增加，故並未支持英國有貧窮女性化的現象。 Rhein (1998)則在晚近的研究中，認為俄國有貧窮女性化的現象存在。她認為俄國最近的政治及經濟情勢對女人尤其不利，使女人逐漸地無法取得穩定的工作，而成為窮人中的窮人。她認為造成女性貧窮的不利因素包括：公部門與私部門廣泛的就業歧視、女性缺乏政治對抗力量、性別角色的缺乏彈性、以及經濟轉變的影響。另外，Topouzis (1990)亦曾對非洲的貧窮女性化做過調查，結果發現由於長期的乾旱與債務危機，迫使大量的男性遷移到城市中，造成鄉村地區有三分之一的家戶為女性戶長家庭。經濟衰退與法令不當再加上就業市場不利的影響，造成大量的婦女身陷貧窮的困境中，也加重女性戶長家庭的貧窮問題（黃乃凡，1994）。Lindiwe (1998)亦指出貧窮是南非女人面對的兩大問題之一，另一個主要的問題則為暴力。. ˟ăళ቎ّ̼̃۞јЯଣ੅ 相關的研究指出影響貧窮女性化的因素，主要為家庭結構的變化，尤其是女性戶長家庭的大幅成長，女性戶長因女性賺錢能力不足、兒童扶養費有限以及政府福利補助微薄而有較高貧窮率。其他諸如社會階級、種族歧視、城鄉差異…等因素，亦為貧窮女性化的可能成因。茲分別就(一) 家庭結構變化，尤其是女性戶長家庭的大幅成長；(二)女性戶長賺錢能力不足；(三)兒童扶養費有限；(四)政府福利補助微薄；(五)社會階級；(六) 種族歧視；(七)城鄉差距等因素，說明如下： (˘) छलඕၹត̼Ă͍‫ܜّ͗̃ߏ׎‬छल۞፬ᆧ Northrop (1990)從人口學觀點來討論女性貧窮化問題，分析 19591986 年間人口資料，發現女性戶長的大幅成長是造成貧窮女性化的重要且持續的因素。Gimenez (1990)提出導致女性貧窮原因是因寡婦壽命延長、未婚生子，及離婚女性增加，使得女性戶長家庭數增加。Goldberg and.

(6) 62. Ղ୿ट. ళ቎ّ̼̝̃ࡁտĈࣘኢछलќ͚አߤྤफ़ऱֹ̝ϡ. Kremen (1987)比較加拿大、法國、瑞典、日本與美國這五個資本主義國家和波蘭、蘇俄兩個共產主義國家，發現美國及瑞典的單親媽媽比率佔所有家戶的 1/4，波蘭為 16%，日本則只有 5%，蘇俄則無資料。作者以瑞典為例說明人口因素中的家庭結構不必然會產生貧窮，雖然瑞典離婚率高且單親媽媽比率高，不過因其社會福利制度完備，仍可避免女性貧窮化問題的產生。女性戶長家庭有較高貧窮率是有原因的。Diane Pearce (1978)在其首度提出「貧窮女性化」的概念以來，即已指陳出(1)女性賺錢能力不足； (2)兒童扶養費有限；(3)福利補助微薄為女性經濟狀況惡化的主因。後來學者的討論亦不出此範圍。 (˟) ّ̃͗‫ܜ‬ᔇ᏿ਕ˧̙֖Ĉѩᄃಶຽξಞડ࿣ѣం̂۞ᙯܼ 在各國的相關文獻中，皆可發現女性雖然較以前大量的投入就業市場，但就業市場性別區隔（sex segreg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的現象非常明顯，女性多半從事低薪、低地位、以服務性質為主的工作，收入僅約為男性的 60-70%左右，Diane Pearce (1978)所指出“職業上的差別待遇使女性的收入相對於男性的收入無法獲得改善（occupational ghettoiz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prevented any improvement in women’s earnings relative to men）＂的現象仍存在（Pearce 1978: 45）。這方面不只以美國為然（Garfinkel and McLananhan 1986; Peterson 1987; Northrp 1990; Gimenez 1990），加拿大也有相同的現象（Abowitz 1986）。法國、瑞典、日本這三個資本主義國家和波蘭、蘇俄這兩個共產主義國家職業市場性別區隔現象亦十分明顯 (Goldberg and Kremen 1987)。加以女性通常是主要的子女照顧者，因生養小孩、托兒需要，常影響到她們的工作時數及性質，或中斷年資或僅能擔任兼職工作，使所得更低，無法獲得足以自給的薪水，致陷入貧窮。 (ˬ) ‫׊‬ආԬዳ෱ѣࢨ 無監護權父母之一方兒童扶養費（child support）給付不足，僅 60% 的兒童符合資格可收到無監護權父親所支付兒童扶養費，其中又有一半給付不足額（Garfinkel and McLanahan 1986）。Peterson（1987）的研究指出通常離婚、分居的母親或寡婦比那些已婚婦女更容易面臨經濟不安全的問題，這是由於女性離婚後獲得贍養費（alimony）的比例低，加上兒童.

(7) ઼ϲ߆‫̂ڼ‬ጯۤົጯಡ. 63. 扶養費（child support）在經濟上的助益也不大，使得女性離婚後的生活水準下降了 73%，但是男性卻因此而上升了 42%。 (α) ߆‫ع‬჊Ӏྃӄ຋ᓠ 在美國，政府的補助不但未能隨物價指數提高，近年更加以削減，使公共救助金額僅及於十年前的 75%左右（ Garfinkel and McLanahan 1986）。美國政府的所得移轉不足，故不足以改善貧窮女性化的問題。但如果政府的所得移轉能有效的加以運用，可以達到改善貧窮現象的目的。 Goldberg and Kremen (1987)曾以瑞典為例，說明人口因素中的家庭結構不必然會產生貧窮，雖然瑞典離婚率高且單親媽媽比例高，其與美國的單親媽媽比例相當，都佔所有家戶的四分之一，但因瑞典社會福利制度完備，仍可避免女性貧窮化問題的產生。 (̣) ۤົล৺ Gimenez (1990)指出討論女性貧窮化問題應放入資本主義體系運作的過程來處理，因此引用社會階級概念來討論。她認為是女性的階級位置使其較易面臨貧窮問題，而非只因性別歧視。像資產階級女性可以挪用自己財產﹐較不擔心因失業或離婚而陷於貧困，反之無財產的女性較易面臨貧窮問題，所以不同社會階級的女性面臨貧窮問題的機會也各有不同。 (̱) ჌୉‫ڡ‬ෛ Gimenez (1990)復提出種族與經濟歧視使得黑人及西班牙裔人中女性貧窮比率高於白人。 (˛) ‫ݱ‬ฏम෼ Cautley and Slesinger (1988)比較鄉村及都市地區女性戶長不同的勞動參與情況與其貧窮地位間的關係。作者認為工作與貧窮的關係在都市與鄉村地區各有不同，這與女性的個人特質及居住地區經濟特質有關。其結論是女性單親戶長生活的差異主要是受其居住地區所決定，都市地區女性的生活狀況較佳是因其教育程度高、工作意願強，同時大多從事管理、技術、行政等全職工作，因此工作所得給付高。而住在鄉村及小鎮地區的女性因為她們就業選擇少，多從事售貨員、家庭服務等性質的工作，而且給付又低，使她們較容易淪為貧窮。.

(8) 64. Ղ୿ट. ళ቎ّ̼̝̃ࡁտĈࣘኢछलќ͚አߤྤफ़ऱֹ̝ϡ. ˬăళ቎ّ̼̃ٙ૲ֽ۞ᇆᜩ 許多的研究指出貧窮女性化會使生活在貧窮家庭中的兒童受到的衝擊。包括：(1)影響小孩的健康與營養：貧窮小孩有十倍於非貧窮小孩的飢餓的經驗，新生兒與幼童的死亡率也較高；(2)貧窮小孩認知及學業表現較差：其智商較低、出現發展遲緩及學習障礙的比例較非貧窮小孩高出 30%-40%，在高中畢業以前輟學的比例也兩倍於非貧窮的小孩；(3)貧窮小孩有較多的行為問題：其出現未婚懷孕的比例三倍於非貧窮小孩，賦閒在家（不工作也不上學）的比例兩倍於非貧窮小孩，出現兒童虐待或疏忽的比例更比非貧窮小孩高出七倍；(4)貧窮小孩較缺少文化刺激或親子互動； (5) 貧窮小孩常居住在較治安較差的區域且就讀素質較差的學校（Bianchi 1999）。 McLanahan (1988)的研究發現在女性單親家庭長大的孩子比在雙親家庭長大的孩子較不可能完成學業，而且上一代遭受經濟剝奪的情形會導致下一代也面臨經濟剝奪。此外，貧窮也對女性本身帶來不利的影響。Bassuk, Buckner, Perloff and Bassuk (1998)說明貧窮女性比一般女性較可能罹患創傷相關的心理疾患（trauma-related disorders），故對低收入母親所提供的方案與政策，要更能因應其 DSM-III-R 心理疾患普及盛行的現象。 Buvinic (1997)則從巨視面來看女性貧窮與經濟成長的關係。認為女性逐漸成為經濟所得者及家戶戶長，貧窮女性化問題將會拖緩全球的經濟成長。. αăീณళ቎ّ̼̃۞޽ᇾયᗟ Northrop (1990) 指出以貧窮女性化--女性家戶（FHHs）與非女性家戶（OHHs）對於貧窮相對的變化--，作為衡量女性經濟地位的指標是有問題的，因為根據 Northrop 的研究，1959-1973 年，美國有貧窮女性化的現象，但女性家戶中個人的貧窮率反而下降了 30.5%；反之，1979-1983 年，貧窮女性化有逆轉改善的現象，但女性家戶中個人的貧窮率反而上升了 11.3%，因為貧窮女性化是反映女性家戶（FHHs）與非女性家戶（OHHs）對於貧窮相對的變化，故做為衡量女性經濟地位的指標是有問題的。.

(9) ઼ϲ߆‫̂ڼ‬ጯۤົጯಡ. 65. ̣ă၆࠹ᙯ჊Ӏ߆ඉ۞ԲෞĂ఺ֱͅళ቎(anyi-poverty)۞ඉரѣड़ ๜ĉళ቎ّ̼̃۞ன෪ѣ൑Լචĉ Garfinkel and MaLanahan (1986)批評美國公共政策未平等對待寡婦與其他類型的單親母親。寡婦接受較多比例的社會福利给付。寡婦不僅有較高的比例接受社會福利给付，且其所獲得的補助幅度也較其他類型單親媽媽為高，故其貧窮比例較其他類型的單親媽媽來得低。 Garfinkel and McLanahan 並且抨擊現行制度是領取福利给付之後會損失出外工作的薪水，使單親媽媽面臨獲得補助或是去工作而無補助的情況。1983 年約有 47%的單親媽媽成為兒童失依家庭補助（AFDC）的接受者，這些福利接受者大多會持續領受很長的一段時間。這些接受福利的單親媽媽有 85% 沒有工作，以兒童失依家庭補助（AFDC）和糧食券（food stamp）為主要的收入來源，形成依賴福利的情形。1950-80 年間所提出糧食券、醫療補助（Medicaid benefits），以及隨後的遺屬保險和失依兒童家庭補助對於降低單親媽媽家庭的貧窮率確實有效，可幫助貧窮的單親媽媽減少經濟上的不安全性。但是這些措施無法讓那些家庭真正脫離貧窮，而且因補助範圍受限，無法幫助那些離婚婦女脫離收入喪失的困境。 Plotnick (1989) 評估美國改善兒童經濟狀況的方案，即遺屬保險（Survivors Insurance, SI）、失依兒童家庭補助（Aids to Family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AFDC）、所得稅減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EITC）三個方案，他發現這些方案對兒童貧窮問題改善十分有限，因其規定標準讓許多家庭無法符合規定，且即使獲得援助也無法脫離貧窮。 Peterson (1987) 針對美國幫助單親婦女的方案－失依兒童家庭補助（AFDC）及雷根政府的經濟政策及綜合預算平等法案（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提出批評。她指出 AFDC 雖然提供單親婦女經濟上支持，並補充了家庭內收入移轉的不足，但仍飽受批評。左派人士認為官僚體系冷漠且 AFDC 給付水準太低，無法使女性戶長家庭脫離貧窮；而右派人士（如 George Gilder, Martin Anderson）則認為 AFDC 使受助家庭人不再自力更生、破壞工作倫理、且會造成世代依賴。雷根政府對於減輕貧窮女性化做的非常有限，Peterson 指出雷根政府的經濟政策問題在於，雷根政府主張透過自由經濟來創造更多就業機會，但事實上卻光靠經濟成長並無法終結貧窮，而雷根任內所採的政策更惡化了單親婦女的處境，尤其是 1981 年的綜合預算平等法案（OBRA），它更嚴苛的限制窮人獲得社會救助資格，使那些原先接受福利幫助的女性必須轉而尋求親友.

(10) 66. Ղ୿ट. ళ቎ّ̼̝̃ࡁտĈࣘኢछलќ͚አߤྤफ़ऱֹ̝ϡ. 的支持。根據估計，當 AFDC 中止時，這些受援助的家庭收入即銳減 21%，同時也有高達十分之九的受訪者表示當失去社會救助時，她們即身無分文，因而造成女性貧窮化問題日形惡化。而雷根政府其宣稱，經濟成長會帶來全體國民的繁榮，也缺乏依據。Peterson 認為應須結合經濟成長與社會移轉才能降低貧窮，且認為只要女性仍需承擔照顧孩子的重任而無法工作，或是仍只能在次級部門工作，則女性貧窮化問題將無法解決（Sarri 1985; Peterson 1987）。 Tiamiyu and Mitchell (2001) 認為貧窮女性化的解決之道在於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其指出美國目前 43%的女性單親家庭陷於貧窮，這些女性單親多為低所得的工作者，因為無法支付健康照護及托兒費用，而須尋求公共救助。而現行的快速媒合的就業訓練，只能為其找到低薪的工作，卻無助於改善其經濟。作者認為所得與教育直接相關，而高等教育為扭轉貧窮女性化現象的重要因素。新的政策要求這些福利受助者必須在三年內完成大專課程，且在當全職學生之餘還必須去工作。作者建議應修改現行作法，在大學提供宿舍及托兒措施，以減少女性福利受助者就學的障礙，使其能透過獲得較高的教育而脫離貧窮困境。 Goldberg & Kremen (1987) 比較加拿大、法國、瑞典、日本與美國這五個資本主義國家和波蘭、蘇俄兩個共產主義國家，說明其在促成婦女經濟地位的政策方面，皆有制定男女工作平等相關的法案，但這些法案並未使男女薪資或工作上不平等的情形消失。另外他們也比較了這七個國家，在政府所得移轉上的差異，發現資本主義國家中以瑞典的福利方案種類最多，較能補償勞動力市場上的不平等、收入損失以及降低父母的負擔。 Siegenthaler (1996) 運用盧森堡所得研究（Luxembourg Income Study, LIS）的資料，比較法國、德國、荷蘭、瑞典、瑞士以及美國等六個國家老年單身婦女的經濟地位，認為各國老年單身婦女不同的貧窮率，和各國老年安全制度有關。在保護老年單身婦女免於貧窮的政策中，以基礎年金（national-level minimum benefits）最為有效，因為其給付水準通常略高於貧窮線，如法國、荷蘭及瑞典。其次為第二層補充性的職業年金，但因女性通常缺乏完整的工作資歷，若該職業年金為強迫性的，對老年單親婦女較有助益，若其為自願性（如德國、美國及 1985 年以前的瑞士），則對其經濟之改善較無效益。故該三國的老年單親婦女貧窮率較高；而改善老年單親婦女貧窮的政策中，以社會救助政策最乏成效。.

(11) ઼ϲ߆‫̂ڼ‬ጯۤົጯಡ. 67. ણă઼̰ళ቎ّ̼̃۞ࡁտ 在台灣有關貧窮女性化的研究始於民國八十年代，而有關貧窮與女性的研究，主要以女性單親研究為重點，可分為兩大類：一為以大型資料庫為主的研究，另一為非大型資料庫為主的研究。前者所使用的資料庫主要為行政院主計處的家庭收支調查以及中央研究院的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社會階層組全國性樣本資料 1。而後者則以各縣市政府低收入調查資料以及自行收集的調查為主的研究為主。茲分述如下：. ˘、ͽ̂‫ྤݭ‬फ़ऱࠎ͹̝ࡁտ 在以大型資料庫為主的研究中，其主要的研究面向為：(一)探討台灣是否有貧窮女性化的現象？(二)女性單親家庭與貧窮的關係；(三)貧窮女性化成因；(四)測量貧窮女性化的其他指標；(五)對於改善貧窮女性化的政策建議。 (˘) έ៉ߏӎѣళ቎ّ̼̃۞ன෪ĉ 在探討台灣是否有貧窮女性化的現象方面，計有四份研究，分別為(1) 黃乃凡（1995）《台灣貧窮女性化探討—女性戶長家戶貧窮現象之貫時性研究》；(2)呂朝賢（1996）〈貧窮女性化與貧窮程度的性別差異〉；(3) 李安妮（1998b）《貧窮的性別差異分析》；(4)薛承泰（2000a）《在台北市單親家庭之數量、分佈與特性》等四份研究，這四份研究均採行政院主計處的家庭收支調查資料來進行研究。黃乃凡（1995）與呂朝賢（1996）不約而同探討民國 65-80 年台灣是否有貧窮女性化的現象，其結果是肯定的。黃乃凡（1995）採用以下兩個定義作為衡量貧窮女性化的指標：(1)以家戶為單位，計算女性戶長貧窮家戶數在總貧窮家戶數中所佔的比例；(2)以人口數為單位，計算總貧窮人口數中女性戶長家戶人口數所佔的比例。其獲致結論顯示，台灣地區在民國 65-80 年間不論採取上述何者指標，雖有起伏性的變化，大致皆呈長期上升的趨勢，顯示我國確實有「貧窮女性化」的趨勢。在貧窮率方面，. 1. ᓦٚ঍(2000b)ăᔁ࡚औ(1996)അֹϡБ઼೼ߤྤफ़ֽซҖಏᏐछल۞ࡁտĂБ઼೼ߤྤ फ़ՏȈѐ̖ซҖ˘Ѩአߤćͷ‫׎‬Ϊѣૄώˠ˾পኳ۞តีĂ৿͌ٙ଀͚̈́΍۞ྤफ़Ă൑ ‫ڱ‬ซҖѣᙯళ቎۞ࡁտĂ߇дώѣᙯళ቎ّ̼̃̂‫ྤݭ‬फ़ऱ੅ኢ۞͛ౢ̚ĂϏ̟உᄏĄ.

(12) 68. Ղ୿ट. ళ቎ّ̼̝̃ࡁտĈࣘኢछलќ͚አߤྤफ़ऱֹ̝ϡ. 不管戶長婚姻狀況為何種類型，女性戶長家戶的貧窮率歷年來大多高於男性戶長家戶的貧窮率。而貧戶無偶女性戶長中，不論年輕或年長，皆以喪偶的類型最多。女性戶長的教育程度較男性戶長低。其中貧戶女性戶長低教育程度的比率更高達八成。在職業分佈方面，貧戶女性戶長無職業者的比率高達 45.10%，顯示無職業可能是女性戶長陷入貧窮困境的一個重要因素。在貧窮程度上，歷來的女性戶長貧戶分布在最窮等級的比率大多比男性戶長貧戶高，顯示女性戶長貧戶的貧窮程度較男性戶長貧戶嚴重。他推斷促使台灣貧窮女性化產生的原因主要為歷年來女性戶長家戶數與人口數逐漸增加，以及女性戶長家戶貧窮率一直高於男性戶長家戶所致。呂朝賢（1996）則認為台灣貧窮線和貧窮指數的不適當，因此很難確定以法定貧窮線為基準所呈現出台灣歷年的貧窮性別差異趨勢是否可信，因此其在研究中企圖找出一適合的貧窮線和貧窮指數，以檢視貧窮女性化與貧窮程度性別差異的現象。其利用 Foster et al (1984)所發展出的指數來檢視歷年來台灣地區貧窮的性別差異，結果顯示，自 1978 年起，在不同的貧窮線水準之下，女性戶長家戶皆較男性戶長家戶的貧窮率為高，女性戶長家戶對於社會總貧窮程度的貢獻比例大致呈遞增的趨勢。故下結論：台灣地區從 1976～1991 年間有呈階梯性上升的貧窮女性化趨勢，此一現象在 1976～1986 年間最為明顯，而在上升過程中常有短期性的倒退現象，其中尤以 1986～1988 年為明顯。此倒退現象應可解釋為受到經濟發展與其他對女性的社會制度性歧視改善，以及 1980 年後兩性間貧窮差異大幅縮小，女性戶長家戶比例上升趨緩等因素影響所致。李安妮（1998b）《貧窮的性別差異分析》則將時間點拉長為自民國 65 年至民國 84 年，分析女性戶長在貧戶中所佔比例的變化情形，發現這二十年來貧戶中女性戶長所佔的比例，由民國 65 年的 4%增加至民國 84 年 14.25%，增加的幅度約為 3.5 倍，超過同時期台灣貧戶增長的幅度（由 13.64%增加至 14.36%，增加不到 1%）；也超過同時期女性戶長的自然增加幅度（同時期由 5.75%至 14.2%，增加了 2.5 倍），故據而引論台灣在自民國 65 年至民國 84 年這二十年期間有貧窮女性化的現象。薛承泰（2000a）的研究則有相反結論，其以 1991-1998 年台北市家庭收支調查資料(為行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全國性資料的一部份）加以分析，使用官方貧窮線和相對貧窮線兩種標準來測量貧窮。其發現使用官方貧窮線，1991-1995 年，女單親戶貧窮率高於男單親戶，但自 19951998 年，男單親戶卻高於女單親戶；使用相對貧窮線(1)，男女貧窮率互.

(13) ઼ϲ߆‫̂ڼ‬ጯۤົጯಡ. 69. 有高低，未有明顯趨勢；而使用相對貧窮線(2)，女單親戶貧窮率高於男單親戶，1996 年男性單親貧窮率特別突出，而 1997-1998 年，則出現男女單親戶貧窮率相當的現象。對於三種指標所呈現出來的現象複雜，並無明顯趨勢，他因此下結論說「貧窮女性化」之現象並未存在台北市的單親戶中，且近兩年（1997-1998 年）男單親的貧窮似有惡化現象，值得進一步觀察。綜上所述，黃乃凡（1995）、呂朝賢（1996）及李安妮（1998b）三份研究所跨的年代雖略有不同（黃與呂之研究涵蓋民國 65-80 年，李之研究涵蓋民國 65-84 年）；且所採之定義不一，但三份研究均分別肯定台灣地區在民國 65-84 年這二十年間有「貧窮女性化」的趨勢。而薛承泰（2000a）的研究以台北市家戶為對象，則主張台北市單親家戶中未有「貧窮女性化」的現象，反倒是近年（1997-1998 兩年）男性單親貧窮有惡化的趨勢。薛之研究的結論所以迴異前述之研究，主在於(1)其研究以台北市為研究範圍；(2)其所涵蓋的年代不同（民國 80-87 年）。惟前三研究僅止於民國 84 年，而貧窮女性化是一長期動態的過程，因此民國 84 年以後的變化，仍然需要持續的觀察與研究。 (˟) ّ̃ಏᏐछलᄃళ቎ 女性單親家庭是國內外研究貧窮女性化的主體。但因目前我國對於女性單親家戶的研究仍在起步階段，故許多大型資料庫之研究主要以在探討女性單親的人口特質與整體現象為主。而女性單親與貧窮的關係的相關研究均指出女性單親較男性單親易淪為貧窮，且在低收入家戶中女性單親家庭有較高的比例。單親家庭的研究，最早始於 1984 年的徐良熙、林忠正的〈家庭結構與社會變遷〉，該文章以民國 72 年勞動力調查資料加以分析，發現台灣 1983 年單親家庭約佔所有家庭的 8.09%。但徐及林當時之研究所採的勞動力調查資料只包括 14 歲以上人口，且其對單親家庭的定義「單一戶長與未婚子女」之定義含已成年子女，與一般所定義之「單一的父或母，與其未滿十八歲的未婚子女所組成的家庭」之定義不符，故其復在 1989 年對單親家庭持後者定義重加定義，另獲結論單親家庭只佔所有家庭的 6.5%。黃建忠（1998）的研究指出我國單親家庭近年（1994）約佔總戶數的 5.36 %左右。我國單親家庭的性別比例，女性單親約佔六成，男性單親約佔四成（謝美娥 1996；薛承泰 1996；李淑容 1997；黃建忠 1998；.

(14) 70. Ղ୿ट. ళ቎ّ̼̝̃ࡁտĈࣘኢछलќ͚አߤྤफ़ऱֹ̝ϡ. 薛承泰 2000b），以男女單親形成的原因來看，男女單親形成的原因不太相同，其中女單親則以喪偶為主，男單親則以離婚居多（謝美娥 1996；薛承泰 1996；李淑容 1997；黃建忠 1998；薛承泰 2000b）。就單親家庭的社會資源而言，女單親的核心家庭比例比較高，有工作的比例比較低，在有工作者中，以從事服務業和買賣工作的比例相對也高（謝美娥 1996）。而女性單親家庭的經濟狀況為何？其與貧窮的關係又如何？徐良熙及林忠正的研究（1984）最早對此問題進行探究，他們發現無論採戶長的主要收入，家庭的總收入或所得者的平均收入，台灣女性戶長單親家庭都是最貧窮的。李淑容（1997）的研究探討女性單親家庭的經濟狀況，她發現她們的平均收入為雙親家庭的 60.15%。女性單親家庭最主要的經濟來源是受僱人員報酬（52.8%），其次是產業主所得（20%），再次為經常性移轉收入（15.41%）。經常性移轉收入主要以私人移轉收入為主，政府移轉收入只佔女性單親家庭收入的 1.67%，比例可謂相當的低。黃建忠（1998）的研究則指出女性單親家庭的家庭平均收入，經過人數調整以後，約為雙親家庭的 85%。女性戶長家戶較男性戶長家戶容易陷入貧窮。黃乃凡（1995）的研究顯示，在貧窮率方面，不管戶長婚姻狀況為何種類型，女性戶長家戶的貧窮率歷年來大多高於男性戶長家戶的貧窮率。而貧戶無偶女性戶長中，不論年輕或年長，皆以喪偶的類型最多。在貧窮程度上，歷來的女性戶長貧戶分布在最窮等級的比率大多比男性戶長貧戶高，顯示女性戶長貧戶的貧窮程度較男性戶長貧戶嚴重。李淑容（1997）的研究指出，依我國官方貧窮線標準而言，女性單親家庭陷入貧窮的比率，比男性單親家庭淪為貧窮的比率高出 3 倍，也比雙親家庭高出 2.5 倍。而以國際慣用的貧窮線標準（家庭收入中位數的一半）來看，女性單親家庭陷入貧窮的比率亦較男性單親高出一倍。陳建志與黃毅志（2000）以民國 86 年「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三期第三次計劃社會階層組」全國性大樣本資料，計 2596 個樣本作分析台灣地區女性貧窮率。其鑒於過往貧窮研究因官方嚴格的貧窮標準，使得樣本難以代表整體貧窮階層，而不易發現女性致貧之全貌，故將貧窮界定為家庭平均個人收入位於全國最低的 20％，對於台灣地區女性貧窮率.

(15) ઼ϲ߆‫̂ڼ‬ጯۤົጯಡ. 71. 加以探討。結果發現台灣地區的女性，雖然在本人教育、就業率、階級位置、乃至於本人收入等各方面確實不如男性，單親比率也較男性來得高，但她們的貧窮率卻能夠維持在不大於男性的水準。研究者認為主要的原因，係由於多數女性可以透過婚姻而得到家庭經濟支持，例如丈夫的收入，得以免於落入貧窮。但是在沒有婚姻保障的情況下，女性陷入貧窮的機率仍是比男性來得高，這在單親女性人口中尤其明顯。劉美惠（1999）以民國 79-86 年的家庭收支調查資料對家庭類型與貧窮的風險，發現因為官方貧窮線因標準低，落入貧窮人口少，因此難以突顯家庭結構差距程度，而在相對貧窮標準下則能顯示單、雙親的貧窮機率差距相當大。單親家庭的貧窮機率高於雙親家庭，喪偶家庭在三種單親類型中貧窮機率最高，女單親貧窮機率大於男單親。可見女性單親家庭有更大的貧窮風險。女性單親家庭易陷入貧窮的另一個觀察為在我國貧窮家戶中有較高比例的女性單親家庭。張清富（1992）的研究以民國七十年及七十九年台灣省低收入戶為對象，發現單親家庭佔低收入戶的 23.5%，其中女性單親家庭佔低收入戶單親家庭的 80.4%，也就是說低收入戶中有近 20%為女性戶長單親家戶。李淑容（2000）於台北市八十八年度低收入戶總清查報告中，發現單親家庭佔低收入戶家庭的 20%，而女性單親家庭佔單親低收入家庭的 81.7%，也就是說台北市的低收入戶中有近 16%為女性戶長單親家庭。顯見女性單親家庭在低收入戶中佔了相當高的比例。而我國女性單親家庭究竟有多少陷入貧窮，則尚無定論。李淑容（1997）曾以民國八十六年家庭收支資調查資料加以初步探討，指出如採我國官方貧窮線定義，我國女性單親家庭有 8.25%為貧窮家庭，但若採國際通用的貧窮線標準（家庭收入中為數的 50%）來看，則女性單親家庭有 34.75%陷於貧窮。總之，上述有關女性單親家庭與貧窮的研究均指出女性單親家庭的經濟狀況不論以何種指標來加以計算，都是最貧窮的；在低收入戶中女性單親家庭亦佔有較高的比例，顯見其有較大的貧窮風險。 (ˬ) ళ቎ّ̼̃јЯ 黃乃凡（1995）認為促使貧窮女性化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來自於歷.

(16) 72. Ղ୿ट. ళ቎ّ̼̝̃ࡁտĈࣘኢछलќ͚አߤྤफ़ऱֹ̝ϡ. 年來女性戶長家戶數與人口數逐漸增加，以及女性戶長家戶的貧窮率一直維持在較男性戶長家戶高的水準，因而導致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女性戶長家戶數與人口數逐漸增加。呂朝賢（1995）則認為以變項屬性來看，台灣地區致貧因素中以人力資本因素影響最大，其次為工作結構，第三為家庭結構。而女性戶長家庭的「致窮風險因子」大於男性戶長，不同的婚姻屬性對貧窮的免疫力也有所不同，寡居家庭比起有偶家庭有較高的貧窮風險。呂朝賢（1996）舉出以往西方的貧窮研究多從勞力市場因素、家庭結構因素和不適當的福利給付等來解釋貧窮程度的性別差異，而貧窮女性化的原因主要是因女性戶長家庭的上升有關，然而台灣地區的女性戶長家庭增長和西方相異之處為：國內多數是因為年輕未婚人口增加和高齡婦女喪偶率增加所致，這和西方是因單親和未婚媽媽數量增加有很大不同。而台灣貧窮女性化原因除了因為女性戶長家戶比重上揚之外，兩性之間的貧窮程度差異的惡化或持續不變應亦是重要的影響因素。薛承泰（2000a）從相對貧窮為依變項上分析來看，單親戶雖較一般家庭易落入貧窮，但成為單親真正使其經濟匱乏因素是個人人力資本（教育）和扶養子女的負擔。薛承泰（2000a）在《台北市單親家庭之數量、分佈與特性》一文中檢證年齡輕、教育低、子女多、家中有老人和次級工作都是「貧窮」的解釋因素。而從多變項分析後澄清一點：真正的關鍵並非「單親」，而是「依賴人口」。劉美惠（1999）以貧窮理論在台灣的適用性來看，認為家庭結構中的「所得者人數」和「依賴人口」對貧窮之可能性較高，然「人力資本」和「雙元勞動市場」較能解釋男女單親的致貧因素。綜上所述，相關研究認為台灣貧窮女性化形成的原因是因為女性戶長家戶數與人口數逐漸增加，而女性戶長家戶貧窮率較男性戶長家戶來得高，故導致貧窮線以下的女性家戶數及人口數逐漸增加之故。細究之，女性易處於經濟弱勢的原因包括：(1)缺乏人力資本，(2)工作結構中之雙元勞動市場使女性易處於次級工作的位置，及(3)依賴人口的負擔。所以當女性家戶數與人口數成長的時候，貧窮女性化的現象亦隨之出現。 (α) ീณళ቎ّ̼̃۞‫޽΁׎‬ᇾ.

(17) ઼ϲ߆‫̂ڼ‬ጯۤົጯಡ. 73. 李安妮（1994）認為傳統貧窮研究方法，採「家戶」為分析貧窮的基本單位，是建築在「家庭內部資源共享」、「家庭內部消費的不可切割性」以及「經濟規模」等假設上，但此種採用傳統貧窮研究方法的方式，將掩蓋女性在多方面貧窮的現象。首先，家庭內部資源分配型態已被證實存在著多樣性，使得「資源共享」原則受到挑戰，由於資源不必然共享，多數貧窮家庭事實上是由女性在承擔貧窮的重擔；其次，非貧戶中不一定就沒有貧窮的女性，許多生活水準正好在貧窮線以上之家庭，被發現他們的所得所以能超越貧窮線，主要是來自家中女性自我貧窮化的貢獻；再者，如果將「所得」此一概念擴及時間或伴隨而來的權利，則女性貧窮的範圍與程度將不僅於此。李安妮（ 1998a ）進一步比較兩項假設「共享假設」（ pooling assumption）以及「最少分享假設」（minimal sharing assumption）所產生之個人所得的差異。前者是假設家庭內所有消費都是屬於家庭的公共財貨，後者則認為所有非居住的消費，本質上都是屬於私人財貨的。結果發現根據兩項假設所測量出來的貧窮人口，在性別分布上有極顯著的差異。「共享假設」果然如許多研究所批評的，隱藏了有關女性貧窮的真相。當採用「最少分享假設」時，貧窮人口中增加了 100 萬的女性，雖然全體老年貧窮人口不見得增加，但女性老人貧窮人口卻增加了。同時，針對不同人口群的的貧窮率來看，採用「最少分享假設」，也使女性貧窮率增加 1.7 倍，其中又以 15-64 歲女性所增加的貧窮率（13.57%）為最多。簡言之，李安妮的這兩篇研究挑戰傳統的「家庭內部資源共享」的假設，認為「家庭內部資源共享」隱藏了有關女性貧窮的真相，因為貧窮家庭是由女性在承擔貧窮的重擔，而在貧窮邊緣的家庭，所以未被納入貧窮家庭係因家中女性自我貧窮化的結果。李安妮認為如改採「最少分享假設」時，貧窮人口中女性貧窮比例即大幅增加，故測量貧窮女性化需要更多元的角度及理論假設去探究其可能的發展。.

(18) 74. Ղ୿ट. ళ቎ّ̼̝̃ࡁտĈࣘኢछलќ͚አߤྤफ़ऱֹ̝ϡ. (̣) ၆‫ٺ‬Լචళ቎ّ̼̃۞߆ඉ‫ޙ‬ᛉ 邱承威（1999）應用「1976-1997 年的家計收支調查資料」，探討經濟成長是否增進國民福利水準及改善貧窮家戶的貧窮程度。其研究發現：低收入戶的戶數與人數有減少的現象，尤其以第一款下降較多，經濟發展的確使得福利水準有明顯的大幅提升，但貧窮程度的趨勢並未隨之降低。以家戶所得衡量出的貧戶而言，貧窮程度有更惡化的現象，其中家庭規模小、戶長為女性、戶長年齡老化等原因是造成 1976-1996 年貧窮程度惡化的重要原因。故政府在推動社會福利和改善貧戶貧窮程度上，除應特別注重人口規模較小的貧戶，還要更加關注以女性或是高齡者為戶長的貧戶。呂朝賢（1996）在針對改善貧窮女性化現象上，建議：應(1)建立適當的福利制度，如寡婦年金、兒童津貼、寄養制度與家庭信貸制度，以幫助解組的家庭因應突如其來的貧窮危機。這其中以寡婦年金尤為重要，因為寡婦落入貧窮的機率皆高於其他型態的家庭（呂朝賢 1995；黃乃凡 1994）；(2)改善勞力市場的歧視問題：應該推動兩性工作平等法、提供輔導婦女二度就業的措施與鼓勵企業提供托兒服務（黃乃凡 1994；劉毓秀 1995）以改善女性的工資率，使女性在取得就業機會平等時可以無後顧之憂投入工作；(3)改善傳統對女性的角色認定：需要長期性地透過社會運動的努力，以改善女性不平等的地位，使女性能有更大自主的能力。李淑容（2001b）建議(1)採取以工作為主的策略，輔以就業訓練、托兒措施，以促進女性的就業參與率，加強女性經濟能力，來解決女性的貧窮問題；(2)試行徵收無監護權家長的兒童撫養費，並提供最低保障的兒童撫養；(3)規劃兒童津貼以及兒童撫養費的稅賦減免，在政府財力許可下，優先對幼兒提供兒童津貼，以保障兒童福祉。王永慈（2002）則建議透過以下現行措施的修訂來改善女性與貧窮的問題，包括：(1)經濟生活補助方面：建議修改有關社會救助法第五條對於家庭總收入包括直系血親的規定，使符合現在台灣社會的現實，俾有助於婦女福利資格的申請；宜縮短「特殊境遇婦女緊急生活補助」呈現區域間不平等的現象，建立全國一致性的申請資格、補助項目與補助金額等基本規定；(2)醫療補助方面：放寬相關醫療補助的額度；(3)住宅協助方面：宜增加單親家庭承租國宅的自由選擇機會，並對婦女提供租金補助的方式，使其仍能選擇住在原熟悉的居住環境；(4)學歷證照、職業訓練、.

(19) ઼ϲ߆‫̂ڼ‬ጯۤົጯಡ. 75. 就業協助方面：協助年紀較輕的婦女繼續取得較高學歷，使真正合格受訓的婦女取得證照。開放一些技術學習課程，建立社政與勞政的就業轉介體系，提昇就業媒合率，辦理婦女多元就業開發方案；(5)子女托育服務及子女教育補助方面：規劃兒童津貼、所得稅中兒童撫養方面的優惠、兒童維持及預支兒童撫養費。歸納上述對於改善貧窮女性化的政策建議可發現，相關的政策建議可大分為兩個方面。一為建立完整的社會福利制度，包括修改相關的法令措施，以提供女性適切的經濟生活補助，及規劃兒童津貼、試行徵收無監護權家長的兒童撫養費等以保障兒童的生活；其次為改善勞動力市場對女性的不利因素，並促進女性的勞動參與。這些對於改善貧窮女性化的政策建議與傳統的「以補貼家戶所得，來維持貧窮家戶的基本所需」的傳統社會救助政策相較，相同處在於都希望對貧窮家庭提供適切的經濟生活補助，不同處則在前者的政策建議更希望透過積極性的勞動促進政策，以協助貧窮的女性走向經濟自立。. ˟、ͽ‫ྤݭ̂ܧ‬फ़ऱࠎ͹̝ࡁտ 張清富（1992）利用台灣省政府民國 70 年和 79 年低收入戶的調查資料來分析低收入家庭的結構變遷與貧窮的關係。他發現 70 年至 79 年這十年來，低收入戶長的婚姻狀況有明顯改變，低收入戶婚姻解組有愈形嚴重之趨勢，尤以已婚和喪偶改變最為明顯，且值得注意的是女性戶長喪偶者的增加甚多為形成貧窮的一大關鍵。低收入戶中以女性為戶長的單親家庭淪為貧窮的比率較高。單親家庭佔低收入戶的 23.5%，其中女性單親家庭佔低收入戶單親家庭的 80.4%。女性戶長為單親家庭者卻比男性戶長同類家庭高出甚多，且值得注意的是低收入戶者年齡越年輕者，單親家庭越多，尤其以 40 歲以下為多，由於此類家庭多屬單親母親家庭，經濟困難大為增加。王德睦、王仕圖、陳正峰和蔡勇美（1999）採用「貧窮的動態分析：嘉義縣貧戶的追蹤研究」之調查資料，該調查之樣本為嘉義縣 1988-1994 年列冊之低收入戶，隨機抽樣 800 戶予以訪問。它將家戶分為單身老人家戶、女性單親家戶、雙親家戶和其他等四類，分析這些家戶在貧窮歸因、貧窮的持續時間、脫離貧窮途徑的差異。研究結果顯示：.

(20) 76. Ղ୿ट. ళ቎ّ̼̝̃ࡁտĈࣘኢछलќ͚አߤྤफ़ऱֹ̝ϡ. ᫄家戶致貧因素：女性單親家戶的致貧原因有七成是因為主要負擔家計者死亡，其結果與多數研究指出台灣低收入戶女性家戶以喪偶家戶之貧窮率最高情形頗為一致，這和美國的單親家戶多半是因為離婚或未婚生子有很大的不同。 ᫅貧窮的持續分佈：不同家戶的貧窮持續狀態不同，以單身老人家戶貧窮持續最久，在女性單親家戶上，其貧窮持續情況遠較其他三類家戶（單身老人家戶、雙親家戶和其他家戶）來得短暫，在九年觀察期中，超過 70%的家戶已脫離貧窮，王德睦等（1999）認為原因可能是台灣單親家戶不像美國可以領取如 AFDC 的社會救助，因而不積極參與勞動。另外單親戶內依賴人口隨著時間轉型為工作人口，可能是這些女性單親家戶得以脫離貧窮的重要因素。 ᫆貧窮的脫離途徑：女性單親家戶高達 70%是以「子女長大」為主要脫離貧窮的途徑，此顯示低收入戶家戶本身的弱勢和不利，很少有戶長是依靠本身的力量而得以脫離受救助的行列。 ᫇脫貧方式和貧窮持續時間：以「子女長大」而脫離貧窮是需要比其他方式花費更長的時間，但相對而言，隨著時間的拉長，有子女的低收入戶則有越來越大的機率可以脫離貧窮。 ᫈影響脫貧的因素：年齡、戶內人口殘疾和戶內依賴人口有重要影響，在家戶型態上，女性單親家戶雖然沒有達顯著標準，但影響為正向，其原因可能為女性單親家戶容易脫貧，乃因為戶內有子女，當子女成長則容易脫貧。如上所述，在非大型資料庫的研究中，多數是應用各縣市的低收入戶調查資料作分析，其研究面向為： ᫄低收入戶的組成和結構變動情形：研究者多分析低收入戶的組成、年齡、家戶、婚姻狀況等，研究者也容易從中發現低收入戶中存在高比例的女性戶長家戶，因而注意到貧窮女性化的現象。 ᫅貧窮的長期變動趨勢和動態關係：研究者主在研究持續貧窮和脫貧方式為何？期望從長期和動態的資料中分析不同家戶貧窮趨勢的差異。.

(21) ઼ϲ߆‫̂ڼ‬ጯۤົጯಡ. 77. དྷăтңྻϡछलќ͚ྤफ़ซҖ ళ቎ّ̼̝̃ࡁտĉ 我國有關貧窮女性化研究所使用的資料，大部分以大型資料庫為主，其中又以行政院主計處的「家庭收支調查資料」為大宗，本節將探討如何運用家庭收支資料以進行貧窮女性化的研究。第一部分先對家庭收支調查資料加以介紹並評析；第二部分對已進行的貧窮女性化研究之研究議題加以探討；第三部分則對未來運用家庭收支調查資料可進行的潛在研究議題做進一步的討論。茲分別詳述如下：. ˘ăछलќ͚አߤྤफ़̝̬௜ᄃෞ‫ژ‬ 該家庭收支調查的辦理始自於民國 53 年，行政院主計處為主辦機關，而以台北市政府主計處及高雄市政府主計處為協辦機關所收集的調查資料。調查範圍包括台灣省、台北市及高雄市。調查對象為居住於台灣地區內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個人及其所組成之家庭（指共同經濟生活者所組成之家庭），並自民國 53 年至民國 59 年為每兩年舉辦一次，自民國 61 年起改為每年辦理。該調查之調查方法除少數採記帳調查法外，主要採訪問調查法。每年由調查員對調查戶加以訪問，以了解全年所得支出之主要項目。其抽樣方法，採分層兩段隨機抽樣方法，其抽樣率為全國人口的 0.20%。以民國九十一年為例，抽樣樣本為 13,680 戶。該調查樣本，以村里為第一抽樣單位，村里內之戶為第二抽樣單位。各村里（台北市及高雄市除外）以就業人口產業結構比例，分為都市、城鎮、鄉村三層。樣本配置方式，台北市配置樣本 2,000 戶，高雄市 1,500 戶，台灣省其餘縣市 10,180 戶。各層樣本戶數均以層內母體戶數占該區域母體戶數比例配置。在第一段抽樣中各層以系統方法，抽取 20%之村里，作為樣本村里，再按樣本村里母體戶數占該層母體戶數比例配置各樣本村里樣本戶數，第二段抽樣由樣本村里以系統方法抽出樣本戶，其平均抽出率為 0.98%，合併計算兩段抽樣，平均總抽出率為 0.20%。調查資料按統計項目之性質分別以「戶」及「個人」為單位，調查之主要內容分為以下五類：(1)家庭設備及住宅概況；(2)家庭戶口組成；.

(22) 78. Ղ୿ट. ళ቎ّ̼̝̃ࡁտĈࣘኢछलќ͚አߤྤफ़ऱֹ̝ϡ. (3)所得收支；(4)消費支出；(5)資本損益、資本移轉收支及固定資產。這套資料庫原為明瞭台灣地區各階層家庭之收支狀況，以為研究家庭所得、消費及儲蓄之分配，探討所得、儲蓄及消費型態而設計。但因其具備家庭戶口組成、所得收支與消費支出等資料，成了社會學者、社會福利學者、經濟學者、公衛學者用以研究貧窮、社會福利以及健康保險研究非常適合之資料庫。依本研究者之見，該資料庫具有以下的優缺點： (˘) ᐹᕇ ᫄為具有家戶資料、收入及支出方面資料的資料庫。 ᫅抽樣嚴謹，具代表性，信度、效度穩定。 ᫆可以做整體（macro）現象的描述及分析。 ᫇自民國 53 年以來（電腦資料自 65 年始），長時間收集，可以做貫時性研究。尤其是貧窮女性化作橫斷性研究（cross-sectional）的研究是不足的，無法得知其趨勢。 ᫈最近在資料庫中更增加了一些與社會福利、健康保險有關的變項，使得社會福利研究的進行更加便利。 ᭡在收入方面，從政府的經常性收入增加了低收入生活補助、老人津貼、老農津貼、政府補助公、勞、農保費，政府補助健保費、災害救助等細項。 ᭢在支出方面，細分為公保、勞保、漁保、軍保…等細項。 ᭣ 增加了健保資料（如健保保費受益、健保保費支出等資料）。 (˟) ৿ᕇ ᫄無法作固定樣本的研究（panel study），無法對女性或女性家戶在貧窮中停留的時間多長？如何脫貧？作進一步的研究。 ᫅進行個別縣市的分析有困難：該資料庫以整個台灣地區作為分析對象及樣本，如果要作個別縣市別，尤其又分細項分析，則有樣本數太低、代表性成疑的問題。 ᫆收入資料與實際狀況有出入：雖然該資料庫的收入資料，長期觀之有一定的穩定性，但是以台灣稅制制度之不健全，地下經濟之.

(23) ઼ϲ߆‫̂ڼ‬ጯۤົጯಡ. 79. 發達，其有關收入部分，極可能因以多報少而與實際狀況有出入，分析推論時需格外審慎。 ᫇變項不能貼近研究者所需：雖然該資料庫近年增加了一些社會福利的相關變項，使社會福利研究變得便利，但其仍屬大項分類，無法詳列各項政府移轉所得，故使研究者分析受限（王永慈 2003）。 ᫈變項資料不連貫造成貫時性研究分析的困難：變項資料有些為前面年度缺乏，有些為新增，有些後來予以合併或刪除，造成有些貫時性研究分析的困難。. ˟ă̏ซҖ̝ళ቎ّ̼̃ࡁտ̝ࡁտࢬШ 我國在民國八十年代開始對貧窮女性化的議題加以探討，研究雖所跨的年代雖略有不同，但均肯定台灣有「貧窮女性化」的趨勢（黃乃凡 1995；呂朝賢 1996；李安妮 1998b）。在台灣有關貧窮女性化的研究，可分為以大型資料庫為主的研究，以及以自行收集的調查為主的研究兩類。其主要的研究面向為： ᫄研究台灣是否有貧窮女性化的現象？有關探討台灣是否有貧窮女性化的現象方面，均採行政院主計處的家庭收支調查資料來進行研究。透過檢視女性戶長貧窮家戶／人口數佔貧窮總戶數／人口數比例，Foster et al 的指標，女性家戶在貧戶中的比例成長的幅度，相對於貧戶成長的幅度以及女性戶長成長的幅度之比較等指標來檢視台灣整體或是地區性是否有貧窮女性化的現象？ ᫅探討女性單親家庭與貧窮的關係：除探討女性單親家庭的現況，包括其類型、經濟來源、就業狀況、所得狀況、居住安排、人力資源…等外，更運用貧窮線作檢視，比較男女單親家庭的貧窮率，研究男女單親貧窮性別差異，以及女性單親家庭與貧窮的關係。 ᫆分析貧窮女性化的成因：研究者多從人力資本、工作結構、家庭結構等因素探討此是否為多數女性戶長家戶之致貧因素主因。 ᫇建構測量貧窮女性化的其他指標：研究者多從調整一合理之貧窮線，或重新界定貧窮門檻，或採取不同之貧窮指標及假設，試圖說明貧窮人口常落在某些女性戶長家戶或存在性別差異等現象，甚至於隱藏或低估了貧窮女性化的現象。.

(24) 80. Ղ୿ट. ళ቎ّ̼̝̃ࡁտĈࣘኢछलќ͚አߤྤफ़ऱֹ̝ϡ. ᫈提出改善貧窮女性化的政策建議：從建構完善的社會福利制度及改善勞動市場不利女性的因素等議題加以探討，並對於改善貧窮女性化的政策提出建議。. ˬăϏֽΞਕ۞ࡁտ͞Ш 從與國外文獻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發現國內在貧窮女性化相關的研究議題方面與國外頗為相近，唯國外文獻在對於改善貧窮女性化方面的相關福利政策，已經進入政策評估的階段，對於相關政策是否改善貧窮女性化現象有較為具體的探討；相對的，我國在政策面仍僅限於政策建議，對於執行的成效卻未有探究，這方面仍有相當大的討論空間。此外，國內外均肯定有貧窮女性化的現象存在，但在探討的層面有所不同，以美國為例，貧窮女性化的層面通常涵蓋了女性戶長家庭與老年婦女，而我國僅止於女性戶長家庭的討論，而對於老年婦女人口群貧窮的現象缺乏探究。依個人淺見，我國貧窮女性化的研究，還有以下空間及面向留待研究： ᫄貧窮女性化的形成原因或影響男、女性戶長家戶的貧窮率的原因的探討。 ᫅有關老年婦女貧窮的相關研究。 ᫆貧窮女性化所造成的影響。 ᫇貧窮女性家戶停留貧窮的時間和如何脫離貧窮的研究。 ᫈運用用不同的貧窮線標準或指標來分析貧窮女性化的現象。 ᫉相關政策在減少貧窮女性化的評估研究。 ᫊貧窮女性化的跨國比較研究。使用大型資料庫來進行研究可以回答有關整體現象的問題，上述問題除了4.貧窮女性家戶停留貧窮的時間和如何脫貧的研究，可能必須等一套全國性的固定樣本研究（panel study）資料庫的建立來進行研究；以及 6.有關國內致力於減少貧窮女性化相關政策的評估研究，需蒐集服務使用者資料來進行評估研究以外；在回答上述1.貧窮女性化的形成原因或影響男、女性戶長家戶的貧窮率的原因的探討；2.有關老年婦女貧窮的相關研究；5.運用不同貧窮線的標準或不同指標來分析貧窮女性化的問題；以及 7.貧窮女性化的跨國比較研究，都蠻適合運用行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

(25) ઼ϲ߆‫̂ڼ‬ጯۤົጯಡ. 81. 來進行研究。. Ёăඕᄬ 本文目的在於討論貧窮女性化的起源與意涵，檢視國內外有關貧窮女性化的研究文獻，並對國內主要用以探討貧窮女性化的大型資料庫-行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資料庫--進行評析。最後，本文並指陳出運用該家庭收支調查資料庫，未來在貧窮女性化領域可以進行研究的方向。台灣有關貧窮女性化研究所採用的資料，可分為兩大類：一為自行收集的調查資料，雖然比較符合研究者所需，但除了要花費時間、經費與精力收集之外，常有樣本太少、缺乏明確的抽樣架構，以至於代表性不足，使其研究結果未必可信。而另一方面以大型資料庫為主的研究，主要為行政院主計處的家庭收支調查資料。不容諱言，它具有某些限制，包括無法作固定樣本研究（panel study），研究變項仍不能很貼近個別研究所需等；但是它也具有許多優點，包括：它為國內長期收集具有家戶基本資料及收入、支出資料的資料庫，其抽樣嚴謹，具代表性，且自民國 53 年開始長時間收集，適合做貫時性的研究（longitudinal study），無需研究者自行蒐集資料，可節省時間與經費，並可做整體巨視面現象的描述及分析。近年來，資料庫的變項上更增加了一些與社會福利相關變項，使得作社會福利的研究更加便利。因此，國內社會科學研究者實可以多加利用。比較國內外的研究文獻，未來運用行政院主計處的家庭收支調查資料庫，仍可以對以下貧窮女性化議題加以研究。例如有關老年婦女貧窮的相關研究；對貧窮女性化的形成原因或影響男、女性戶長家戶的貧窮率的原因的探討；運用不同貧窮線的標準或不同指標來分析貧窮女性化的問題；以及貧窮女性化的跨國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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