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活在不同的台北？
─ 台北政治暨文化性格：1994-2002
莊雅涵、王奕婷、吳偉立*
摘 要
本文起於政治心理學的擬旨，並結合部分文化研究的成果，分析「台 北市」作為一政治主體的政治與文化意向／象。市長民選的機緣肇發了 構築以「台北市」為認同主體的需要；陳水扁與馬英九各自以市政政策 召喚其對於台北城市、市民的主體想像。然則二人不同的施政作為不但 反映了台北主體建構於前後時期的不同需要，看似中性的政策卻透顯二 人由於其「省籍」差異而實則立基於不同的歷史想像上，在各自的台北 主體論述中需要不同的撫慰、撿拾；而不同身分的市民自也有其殊異的 認同需要，在二任市長的政策中或受毀傷或得療癒，然則集體性的「市 民認同」並非市民生活實踐的全部，在全球資本主義脈絡中市民個體化 的消費行為實則有著溝通的動能，也為城市主體營造帶來新的契機與危 機。 關鍵詞：政治心理、省籍、認同、主體性、文化研究*
本文三位作者皆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收稿日期：92 年 7 月 15 日；通過日期：93 年 5 月 10 日要小心，不要對他們說， 有時候不同的城市在同一個地點，依序承繼同一個名字， 在不知道彼此的狀況下誕生與死亡，相互之間沒有溝通。 有時候，甚至居民的名字還都一樣，他們的口音與容貌的特質也都相同； 但是，活在名字之下、土地之上的諸神，已經不發一言地離開了， 外來者則在他們原先的地方安頓下來。 詢問新城比舊城好或差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們之間沒有關係， 就好像舊明信片描繪的不是模里利亞的過去，而是一個不同的城市， 只不過湊巧像這個城市一樣，也叫做模里利亞。 －（Calvino, 1993: 44）
壹、城市身世與主體政治的開展
從殖民時代迄今，台北之於美麗之島台灣的「首善之都」地位始終無 庸置疑。在台灣後殖民認同政治的論述建構中，台北時而作為台灣此一想 像社群的朝聖中心，時而又在南北對立的氛圍中被視為一客化的異己；而 作為在台北居住或求學的「台北人」，1 切身感受到城市內部階級與空間 的多重矛盾和自我形象的曖昧，更構成了我們剖析台北市城市性格的動機。 由歷史特性觀之，台北基本上是個移民城市，容納了一九四九年來台 的外省第一代和六、七○年代經濟起飛期的中南部移民；加上前此的殖民 首都背景，台北的城市主體性可謂高度空白、憑任移民填補書寫。2 另一 方面，就都市本身的政治態勢觀之，首都地位和長期的市長官派使都市決 策常被中央操控，市民意志及結社能量被集權政府壓抑，移民狀態更強化 了原生認同和同鄉互助網絡，致使強調公共性的市民認同形構更加緩慢薄1 此處加上引號，一來乃因作者們並非原生的台北（市）人，另一方面也標誌著對「台北 人」作為一個範疇的內涵之存疑。 2 當然在全球化的今天，台北街頭也多了外勞、外籍新娘和歐美裔住民的身影，然由於本 文的焦點為台北的公民文化和政治認同，因此所提及的移民將僅指涉前文所提到的兩種 背景者。
弱3 －精確地說，台北的都市化過程中是看不見市民身影的（the urbanization without citizens），民間的自主性和自律性都處於低度開發，既沒有經歷過 多元的歷史思維，也缺乏共同肯認的核心價值。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九九四年的台北市長選舉因而意義非凡－習慣於 長年來的威權支配，如今第一次面臨以都市為單位的選舉和政策論述，因 而迫使缺乏市民社會主體的台北市民從頭思考城市自身的認同依附；但長 年 來 黨 國 體 制 的 支 配 已 模 糊 化 「 台 北 市 」 作 為 一 政 治 主 體 的 疆 界 （boundaries），加上城市內部錯綜的族群／階級差異和主體性的空白，台 北被迫在歷史刻痕與全球化語境的多維交錯間往復追索都市的主體內涵， 尋求市民集體共享的價值與目標，開展城市認同政治。 自我認同肇發於對於自我存在的認知，即試圖建立主體性、與客體進 行人我區隔的過程。認同的需要來自於對死亡本能的限制，依此而超越人 初生時渾沌朦朧的狀態，倘若認同的架構受到毀傷，則會將人推回類似的 渾沌狀態而嚐受焦慮與莫名恐懼（石之瑜，1999：182）；認同的形構包含 對主客體間疆界（boundary）的區劃，而其鞏固更來自持續不斷地人我區隔。 然則主體疆界如何界劃，牽涉的卻是權力運作的過程，亦即擁有特定資源 者方能掌握界定客體的權力，透過排斥或征服來鞏固主體界線（石之瑜， 1999：177）。在此過程中，「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塑造或 重述往往即用以界定集體疆界、凝聚集體認同（王明珂，1994）。 1994 年台北市長選舉，長期的空白模糊後對於城市主體的迫切尋找使 城市一時進入了失去主體邊界的錯覺世界（psychotic time）；爾後的都市 歷史則接續進行著各式說出城市主體的努力，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市長既 來自迥然的背景，其召喚出用以凝聚城市認同的集體記憶也各不相同，其 中所洩露的主體想像實耐人尋味；而在官方孜孜矻矻形鑄的論述之下，市 民們又是怎樣來參與和回應城市文化的主體書寫呢？在以下的討論中，我 們首先將檢視兩位市長任內的政策方向和市政論述，接著閱讀朱天心轟動 一時的作品《古都》中反映的族群政治情感結構，最後把焦點移至城市的 文化展演，以觀察消費文化對於市民政治的滲透與互為表裡之可能。透過
3 《台北人》中藉飄零的外省移民而訴說的，何嘗不是這樣一種鄉愁（白先勇，1971）。
這樣由上而下、由政治而文化的閱讀順序，冀能描繪出城市政治心理的一 部份輪廓。
貳、「誰的」快樂與希望？－扁馬施政對照記
一、陳水扁時代（1994-1998）
一九九四年的台北市長選舉，在三強鼎立的形勢中，黃大洲打出「首 都保衛戰」旗幟，新黨提名的趙少康操縱族群認同符碼喊出「中華民國保 衛戰」，相較之下，陳水扁卻緊守市政格局，以「市民主義」精神打造適 於安居的「台北新故鄉」－ 「牽台北的手、走希望的路－ 像一個小孩，要開始學走路， 台北，終於要踏出他的第一步── 這一步，讓我們可以選擇希望的明天！ 這一步，讓我們可以決定更好的未來！」 ─（陳水扁競選文宣〈牽台北的手、走希望的路〉 ；轉引自楊文全，1999：86）。 「從來沒有一次，我們這麼清楚地以『市民』作號召，號召 每一個人珍惜自己當家作主、自行決定我們城市命運的機會。在 過去，市民的主體性和重要性，總是被刻意忽視，『小市民』一 詞正代表著無力、無奈，多麼地微不足道。 在這一次，我們要清楚、勇敢地提出，市民才是這個城市的 真正主人；官員、財團不是我們的老闆、也不是太上皇，他們無 權高高在上，主宰我們城市的未來。『市民』，平平凡凡的市民， 只要透過集體的力量，就可以改變這個城市，重新建立我們想要 的家園。不用移民，不要出走，拾起市民的意識，向傳統觀念挑 戰，和特權階級對決；我們不畏懼，我們可以大聲喊：市民的時代來臨了。」 －（陳水扁語；轉引自楊文全，1999：25） 陳水扁的勝選，被解讀為「市民主義」爭取游離票的成功。對許多厭 倦意識型態惡鬥的選民而言，陳水扁洋洋灑灑的市政白皮書和一百多位「市 政顧問」的背書，似乎更為可欲。然而陳水扁畢竟是從夾縫中驚險勝出， 如何減少民意阻力並為連任鋪路？上任後的認同形構工程於是包含了兩個 層次：一方面要瓦解－或至少遮掩－選戰中被挑起的族群對立，盡量減低 因為國家認同歧異而產生的傷痕，同時淡化前此中華國族意識形態在台北 地景中留下的諸多象徵；另一方面更需另外塑造一種以城市為單位、不分 芋仔蕃薯都能歸屬其下的市民認同。此二面向的工程如何相輔相成？ 為了消解台北市特殊族群結構所隱含的緊張，陳水扁上任後刻意淡化 各族群間歧異的國族認同：一九九五年十月舉辦「落地生根、終戰五十年」 活動，提出「落花生」意象，比喻不分族群都在台灣落地生根；一九九六 年二月將台北新公園更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同時將總統府前的 介壽路更名為「凱達格蘭大道」；乃至同年內市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的成 立，都表彰著清洗傷痕、族群和諧共治的期待。含糊響亮的「市民主義」 口號也彰顯其不分族群，「只要認同台北，都是新好市民！」 然而消弭各族群的認同差異並無法如數轉移為城市認同。喊出「快樂、 希望」的陳水扁，上任後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就是「他是個很愛辦舞會的市 長！」，在化妝師的巧手妝點下，市長動輒以各種炫目造型出現於舞會活 動，一場場熱烈的嘉年華無不提醒著大人小孩這是個多麼值得安居的城 市，『市民大道』命名與空間安排，更是強化市民認同的具體表現。開放 士林官邸、市長官邸、開放馬路舉行飆舞活動等空間解嚴的作為實則也扣 合而填充著市民主義的內容。但歡騰的市民主義氣息並非不勞而獲，無論 陳水扁如何信誓旦旦聲稱作一位「全民市長」，必然得回答「誰」才是值 得攏絡和認可的「市民」主體，亦即都市中各類階級、團體利益與影響力 的不一致勢為其所須取捨；加以城市主體性尚待形構，而有效辨別彼此、 澄清人我分際的便宜方式，便是從內部尋找、主動定義出不屬於市民所認 可的成份，再透過該部分的犧牲與獻祭，以完成市長口中遙遠而美好的願
景。 在陳水扁致力打造「台北新故鄉」的四年任期中，我們看見了這些以 「美化城市」為名的抗爭與犧牲： 杕十四十五號公園事件及「反對市府推土機運動」。 杌掃除八大行業。 杈廢公娼。 杝拆除雞南山、寶藏巖等違建聚落。 杍其餘違建拆除（包含政治違建和計劃用地違建）、取締攤販、掃除 路霸等。 認同架構的不明朗將使主體陷入渾沌失邊界的焦慮狀態，為欲突顯主 體的清晰存在往往需不斷地切割出「我」與「他」，甚至是在群體內部清 洗出「他者」而鞏固主體「我」的認同。陳水扁藉由鎮壓、驅逐長期處於 社會底層且遭污名化的群體，挖除清理「都市之瘤」，才打造了市長口中 的「台北『新』故鄉」：透過把「都市之瘤」的利益與「台北市民」的利 益對立的論述，以證成取締違建與非正式經濟的理由；表面上具國際前瞻 視野與進步生活品質的全新市民想像，其中所強調的「公共利益」其實只 是溫馴禁欲的中產階級價值。而此中「市民主義」所訴求的「市民」實則 充滿排他性：在挑選犧牲對象時機敏地以大多數市民所排斥的社群作為其 獻祭的牲禮，由於被犧牲的群體在遭陳水扁犧牲之前，往往已被「台北市 民」視為過街老鼠，陳水扁的適時插手既服膺台北市民對該社群的主觀排 斥、同時亦達到祭師(即陳水扁自身)的政治目的─淡化、擱置各族群間原有 的史觀落差，將台北的主體內容放入括弧等待重構。
二、馬英九時代（1998-2002）
陳水扁在其主掌台北市府的四年之間，有效地運用進步、與國際接軌 等字眼，為「以台北市為主體」的認同想像填充內容。在陳水扁強勢主導 填充下，台北市的主體面目已不再空白模糊，馬英九上任後一方面承繼此 一主體定調，另一方面面對陳水扁政策中隱含的特定台北歷史觀，卻也使 用了不同的政策以代換之。馬英九競選中的主要重點，雖放在陳水扁任內 的抗爭事件及「鴨霸扁」等相關概念，但其上任後仍舊服從於陳水扁所訂立的基本政策取向。 一方面為服膺於已被市民接受的台北市主體想像，馬英九治下的台北 市仍可看到關於市政進步、國際化的宣說；另一方面由於馬英九仍需不斷 維繫市民認同，清洗區隔的需要仍在，然而由於主體失邊界的焦慮已大為 降低，種種犧牲獻祭以證成主體存在的動作顯得緩和，例如掃黃廢娼等政 策方向仍持續但其手段較之陳水扁即明顯柔軟。 然馬英九如何在此基本格局中代換掉陳水扁政策中隱含的欲消弭一切 而視之以空白的歷史觀呢？馬英九唯一能夠讓民眾接受其新型態的市政作 為，同時重新暗地中找回其特定的關懷，就只能在陳水扁的市政格局之外 另外開闢新的疆土，而官方定義歷史的最好工具：文化政策，即是呼喚回 憶的最好方法。我們認為，馬英九的文化政策，不僅是馬英九市政作為中 較有意義的部份，同時更是其自身刻意被他人認識、並與陳水扁相互區隔 的部分。4 龍應台在卸下文化局長的身分後，對外說明其文化政策理念：「都市 的改造不只是拆房子建房子；拆什麼建什麼的每一個決定其實都是文化的 抉擇，透露出我們對過去的認識以及對未來的想像。老屋代表著生活方 式、處世態度，甚至生命哲學。拆老屋建新屋，就是以不同的空間格局塑 造另外一種生活方式、處世態度、生命哲學。它不僅只是土木工程，它是 文化的開啟與創造，是我們傳承給下一代的生命哲學」（2003）。那麼馬 英九與龍應台兩位「外省人」打造的文化政策中蘊含怎樣的集體認同思維 呢？ 綜觀龍應台的文化施政，大致可梳理出三項主軸5 － 杕標榜台北的「（國際）華文首都」形象：發起「亞太文化之都」提 倡城市文化外交、開闢國際藝術村定期邀請駐市作家與藝術家、舉 辦華人國際詩歌節、乃至在國內發起「縣市文化合作結盟機制」，
4 從馬英九刻意禮聘龍應台回台任首任文化局長並主導文化政策，即可說明馬英九對文化 政策的重視；台北市府在諸多場域中，亦有意無意地突顯龍應台做為一文化人，對市府 團隊產生的良性影響，更可說明馬英九確實有意將文化政策作為其市府政策的樣板、將 龍應台作為代表台北市府的暗諭。 5 整理自台北市文化局（2003）。
隱然在政治格局之外另立一文化行政的首都龍頭角色；又策劃以城 市為主題的文學獎、電影節、出版節、公車詩文比賽等，形塑多元 混血（hybrid）的「台北學」。6 杌古蹟與傳統文化的再生：研究顯示從一九八三年文化資產保存法執 行至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台北市內共指定了 99 處古蹟， 而其中自一九九八年後所指定者高達 62 處（廖世璋、錢學陶，2002）， 可見文化局在古蹟保存推動工作中角色之積極。而古蹟不只加以修 繕開放參觀，也往往尋求與商家結合以「活化古蹟」，如西門町紅 樓改建劇場、市長官邸改為餐廳和藝文空間、美國大使館重建為光 點台北電影院等。甚至連險遭陳水扁拆除的寶藏巖社區，也在龍應 台手中改頭換面辦起了電影節。另外也舉辦了多次以地方戲曲等庶 民傳統為主題的藝文賞演活動，7 強調傳統現代兼容的人文圖像。 杈厚植民間創新與經營的能量：舉辦「文化就在巷子裡」等社區活動 協助藝術紮根，以公有民營模式和文化產業基礎調查加強與民間的 互動。 從這幾條軸線構織出的龍應台的文化觀，其包含了兩重體認：首先理 解到全球都市網絡中的台北適可以文化作為和世界交往的橋樑，對此廣漠 的世界則依文化的親近性劃分為華文世界和非華文世界兩個同心圓；在此 全球化態勢中卻又隱然湧動著一股在地化的張力，需藉再生集體記憶充作 在地認同的素材。她所主導的文化論述，正是在地方歷史記憶與傳統文化 的基礎上，孕育向世界發聲的能量。 記憶具有選擇性。而官方所保存的城市歷史未必能符應市民對都市之 認同依附。8 但問題在於什麼樣的記憶能夠被官方提出來作為城市象徵？
6 曖昧的是這些藝文活動不僅訴求著在地市民的參與，也不忘對外縣市的民眾招手，是故 第三屆台北文學獎 22 位得獎者中，有八成為外縣市人士（聯合報，2002），顯然「台 北學」的蔚然成形不單來自市民的響應，更當仁不讓地吸納了島內民眾對首都的朝聖嚮 往。 7 包括「歌謠、百年、台灣」，「藝術、廟會、當代」，「老地方、新發現」，「傳統音 樂季」等活動，貫穿其中的思維是新舊文化在本質上的延續性。 8 廖世璋等（2002）便藉分析台北市各古蹟指定過程中的糾紛抗爭和後續修繕保存的困 難，批評文化局指定古蹟保存的模式其實是以公部門專業思維所主導、欠缺社區意識融
誰的記憶值得被保存珍藏？官方每完成一個紀念的動作，同時也是對另外 某一些文化與記憶的遺棄，因此馬英九所撿拾的歷史片斷毋寧是觀察其如 何認定城市身世的參考點，那麼他們想要喚回的又是什麼？
三、誰的市政、誰的記憶？
觀察扁馬兩人形構市民的策略，前者乃一面以各種嘉年華式激情與去 威權的象徵操作消解北市族群結構的內在緊張性，同時不惜藉由犧牲底層 人民換取更精緻生活品質以迎合中產階級之城市生活品味；馬英九則是在 陳水扁所整頓的基礎上「繼續」打造布爾喬亞之城，同時又以活躍的文化 政策營造一系列關於城市主體的共同想像。然而此施政取向乃是附著在什 麼樣的主體想像之上呢？ 對於在台南鄉下長成的「阿扁」而言，台北雖然是其成家立業之處， 對他個人的土地認同意義卻是有限的。9 身為來台北「討生活」的中南部 移民的一員，台北是個充滿可能的新遷徙地，加以成長經驗見證了台灣經 濟的起飛，繁榮與進步的價值是此戰後嬰兒潮世代共享的信仰，在在使其 可堂而皇之喊出「台北新故鄉」願景，城市的歷史和在此生活的記憶對於 像他這樣的移民而言並非具有構成性意義的家產（properties）。出於威權 體制下成長並親身參與反對運動的經歷，台北作為威權時代政治中心的歷 史象徵是他急欲拋掉的負債；而如何在這樣瀰漫著威權歷史象徵的城市氛 圍中揚升屬於其本省族群的資產更也成為其另一層面的關懷。在這種認知 下，陳水扁處理台北市歷史的方式便是一面將負面資產－威權象徵與破敗 聚落－傾力剷除，一面樂觀地向前看、打造安居樂業的台北城，其中也不 忘以精緻藝文消費的方式爲曾受壓抑的本土（包含閩南、客家）文化創造 出其現身「首都」公共場域的正當性，此種扣連實則撫慰了本省族群自覺 於威權體制下被貶抑的創痛。對於陳水扁而言，除了這些屬於威權與悲情 的不悅回憶，城市的內容彷彿可任意填充的白板，台北「新」故鄉召喚著 空白而全然向前的城市認同主體。相對於陳水扁，馬英九這樣在台北度過合的介入，以致於對地方居民而言古蹟常常是標籤而非記憶、對建物所有人而言是負債 而非資產。 9 這由陳水扁當選總統後，對自己「台南囝仔」身份的強調，表現得尤為明顯。
大半生的外省人士，其背負的家產（bearings）就沉重許多。 移出的成功性建立在某種沒有完全移出的假象上，故須在移入地創造 呼應故鄉的象徵以撫慰自我身分的游離，而國民黨遷台時留下的這些痕跡 對外省人因而異常親切（石之瑜，2001）。從政治意識而言，台北市從國 民政府定都來就隱含了反攻大中國的統治意識－道路的命名與神州地理的 對應正反映此心態－故外省移民常有「踏出台北皆異鄉」之感；而除了在 地居住經驗的附著，外省菁英在黨國政經結構中又是受到特殊眷顧的既得 利益者，所以對舊時代的懷想就少了本省人慣常的悲憤，城市中點點滴滴 的地景、傳奇從而都承載著個人特殊的認同歸屬。當本省人出於政治情結 而對某些空間懷有不友善的威權敏感時，外省人對各城市地誌少了一份不 悅，卻多了一份「它一直都在那兒」的熟稔，這個滿載歷史的前殖民城台 北遂成為婆娑鄉愁和此際生命的交會處。此種家產認知，既是老兵在陳水 扁拆除康樂社區時選擇自殺的推力，也是馬英九和龍應台在國際化壓力下 念茲在茲不忘歷史縱深的認同所繫。 每一政策宣示皆隱含著想像的追尋。陳水扁對於違建住民和非正式行 業的「鴨霸」掃蕩固然殘忍，馬英九的文化政策何嘗沒有假「文化」之名 將其家產丟入城市集體記憶框架遂行換喻（metonymy）之嫌疑？更清楚地 說，陳水扁所設定的市民圖像（icon）是一侷限的中產階級市民，不論原本 是否存在這樣一個同質性的市民範疇，隨著選戰結果和施政主軸的強化， 此一階級在政治上的動員能量乃隨著市民自我認可的動作而實現。而馬英 九在身段上雖柔軟，但大原則上仍接續陳水扁的市政格局，但為求喚回遭 陳水扁毀棄的歷史意像，而另起文化政策的爐灶，將隱含其自身需求的國 族想像，隱含在高舉全球化、在地化的城市文化中，以表達主政者心中對 國族的追尋、重新想像一個新的「台北新故鄉」。 但市民畢竟不是鐵板一塊，不會僅被動地聽任政治力命名劃群，則在 官方的正式論述之外，讓我們嘗試追問：究竟誰需要被治療？誰在召喚著 城市的主體？不同世代與群體的市民，是以何種方式闡連著（articulate）城 市的主體意義？
參、《古都》：鄉愁、記憶與死亡的碎片
「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朱天心，1997：151）朱天心的 中篇小說《古都》呼應著龍應台「文化即記憶」的殷殷掛念。在這篇膾炙 人口的小說中，作家藉著台北與京都的對比，恓恓惶惶地在城市中奔走追 問過往的掛念今安在，卻只如誤闖桃花源的武陵人般頹然若失，「這是哪 裡？你放聲大哭……」在作家焦灼的筆觸中，我們瞥見了記憶之於個人的 紀念性，這些記憶並不單附著在張燈結綵的古蹟地誌上，也許僅僅是幾個 似曾相識的街角、熟稔的古樸小店、茂盛的茄苳樹─ 「你簡直無法告訴女兒你們曾經在這城市生活過的痕跡。你 住過的村子、你的埋狗之地、你練舞的舞蹈社、充滿了無限記憶 的那些一票兩片的郊區電影院們、你和她爸爸第一次約會的地 方、你和好友常去的咖啡館、你學生時常出沒的書店、你們剛結 婚時租賃的新家……，甚至才不久前，女兒念過的兩家幼稚園（園 址頻頻易主，目前是『鵝之鄉小吃店』），都不存在了…… 這一切，一定和進步有著勢不兩立的關係嗎？」（1997: 181-182） 「你記得一位與你身分相同的小說作者這樣寫過，『原來沒 有親人死去的地方，是無法叫作故鄉的。』你並不像他如此苛求， 你只謙畏的想問，一個不管以何為名（通常是繁榮進步偶或間以 希望快樂）不打算保存人們生活痕跡的地方，不就等於一個陌生 的城市？一個陌生的城市，何須特別叫人珍視、愛惜、維護、認 同……？」（Ibid: 187） 「你們吃頓飯、喝個下午茶，聊遍眼前事，獨獨不再提過往， 過往很像那些被移植或砍掉的茄苳與楓香。 因此你都不願意和別人回憶過往，並非因為新的事情太多， 新的店、新的偶像、新的醜聞、新的賺錢機會、新的誰誰誰老公 的情人、新朝新貴……，你猜想他們正因為能夠不記得曾經存在的，才能迅速與新的好壞事物相處無間吧。」（Ibid: 191） 作家一面表達自己的「戀舊」，一面也嚴厲批評城市在進步價值引導 下的失憶與健忘。與諸多言必稱發展、勇於整頓城市以撫慰支持（holding） 自己的政治人物相比，沒有政治權力的民間作者朱天心，不能拋棄的是在 這城市中長成、初老的痕跡，因此當城市現代化的腳步愈是日新月異，家 產被剝奪的哀傷也愈加不可承受。然而究竟為何記憶對於個人的認同如此 不可或缺呢？ 「是這樣吧，在死之前，若還有一點點時間，一點點記憶， 你還可以選擇去哪裡，就像很多人死之前急著離開醫院回到他熟 悉之地通常是所謂的家，你，會選擇這裡〔京都〕吧。因為，因 為唯有在你曾經留下點點滴滴生活痕跡的地方，所有與你有關的 都在著，那不一定它們就會一直一直那樣在下去，那麼你的即將 不在的意義，不就被稀釋掉了嗎？ 你曾讀過某人記憶他在死牢裡的自傳，他說，看到窗外如常 的陽光，聽到警衛在收音機傳出的熟悉小調，只要這些明天如常 在著，他的死，就顯不出來了。 為什麼不是選擇你出生、成長、生育子女並初老的城市呢？ 大概，那個城市所有你曾熟悉、有記憶的東西都先你而死 了。」（Ibid: 195） 我們以為，「記憶」的價值是來自其超越死亡的可能性。生之記憶的 恆常性，恍若對抗死亡本能的鴉片煙。一個滿載歷史痕跡的場所，可使人 們透過對「永恆」的確信而迴避對死亡的畏懼，只要與生命有關的事物仍 鮮活如昔，則雖死猶生，趨死的焦慮因而被昇華為向永恆貼近。但眼見台 北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急速剷平過去，10 自稱「老靈魂」的作者彷彿目 睹生命／記憶隨著推土機摧枯拉朽而凋零瘡痍－都市建設侵奪的不只是老
10 甚至是助馬英九當選的口號「新台灣人」，以呼告的口氣要本省人外省人忘記過往傷痕 共同認同台灣，也只是再次把原先讓大家焦慮的認同創傷誤以為治療之道，而助長了身 分錯亂的不確定感。見石之瑜，前揭文。
靈魂的家產，還包括其賴以建構自我認同的素材－萬般無奈的作家只好遁 逃到妥善保存歷史的老城京都拼湊記憶的鏡像。行文至此我們不能不聯想 到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曾區別的兩種時間感：奉經濟發展及國際化 為 圭 臬 的 台 北 就 好 比 處 在 「 質 素 統 一 、 內 容 空 白 」 的 現 代 性 時 間 （homogeneous empty time）之中，此種空洞的時間系統容不下主體有任何 對抗、反省乃至架構差異之可能，容不下任何的延續或創新；但作家對城 市的每個凝視卻都混融了深沉的感情，在時空錯置的追想依戀中提醒讀者 當下生活經驗與歷史、文化的交纏，這般「面向過去、背對未來」的回眸 姿態何嘗不是以班雅明式的「現在時間」（Jetztzeit）對抗都市現代化狂熱 下不分青紅皂白的抽象（abstraction）。11 然而，城市對作家的殘忍還不止於此－ 「二十年後，同一個日子同一個晚上，你和丈夫參加一個號 稱十萬人的聚會……你本來只是想去捐些款，略盡能否把執政黨 藉此拉下台的棉薄之力，像血書上的那一字那一勾，後來你們當 然出不去了，你看到他與週遭幾萬張模糊但表情一致的群眾的 臉，隨著聚光燈下的演說者一陣呼喊一陣鼓掌，陌生極了，終於 有名助講員說了類似你這種省籍的人應該趕快離開這裡去中國 之類的話，你丈夫忙亂中匆忙望你一眼，好像擔心你會被周圍的 人認出並被驅離似的。」（Ibid: 167-168） 「你簡直不明白為什麼打從那時候起就不停止的老有遠意、 老想遠行、遠走高飛，其實你不曾有超過一個月時間的離開這海 島，……你從未試圖整理過這種感覺，你也不敢對任何人說，尤 其在這動不動老有人要檢查你們愛不愛這裡、甚至要你們不喜歡 這裡的就要走快走的時候。 要走快走，或滾回哪哪哪，彷彿你們大有地方可去大有地方 可住，只是死皮賴臉不去似的。
11 關於這兩種時間感在原作品中如何交互呈現，更細緻的分析可見廖朝陽（2001）。
…… 有那樣一個地方嗎？」（Ibid: 169-170） 「男女見漁人大驚，雖未問所從來，你檢點自己已丟了殖民 地圖，臉上也無刺青紅字，他們何能認出你是異國之人？好幾年 前，你帶著尚幼小的女兒去尚未拆遷的大安公園址，想告訴女兒 你幼時生長的就是類此環境。才進村子，立即一雙雙像你父親同 樣年紀的眼睛驚怒向你，問所從來，你自覺與村中同樣攜帶小孩 的尋常少婦無異，不知他們為何照眼認出你是外人？你只好老實 回答。原來村中刻正如火如荼進行抗爭拆遷活動，以為你是記者 或類此獵奇者，待明白了，便紛紛向你抒發訴苦，只是走前再再 叮囑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Ibid: 232） 多年來評論家們樂於揣測朱天心及其作品的外省身分與家國想像，12 而朱天心則以持續創作和愈加「陷刻少恩」的現實批判代替聲嘶力竭的自 我辯護。此處我們把焦點集中於上面幾段引文中對都市政治文化的描繪： 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本土意識的持續上升，乃配合「內奸外敵」的他 者塑造進行－外有中國大陸的國際打壓，內有外省移民的鄉愁繚繞－經由 此二類差異範疇的塑造，凝聚疆域內人民對於抽象國族的符號認同，「愛 台灣的本省人」和「隨時可賣台的外省人」形象經過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兩 次大選遂成為島內政治最具動員價值的符碼。而朱天心背負著外省第二代 的標籤，13 欲質疑的是何以生於斯長於斯的經驗與眷戀竟敵不過身分證上 的省籍欄，政治力先是粗暴地將其劃入他者的範域中急欲排毒清洗，又被 投射以各種不利於本土政治社群的忠誠質疑，莫怪百口莫辯的作家會生產
12 如詹愷苓（楊照）(1991)；胡衍南（1993）；邱貴芬（1993）；楊照（1994）；何春蕤 （1994）；黃錦樹（1995）。 13 感謝審查人的提醒，本文以「省籍」面向剖析朱天心作品與龍應台政策的心理意涵，然 並不否認由其他角度論述的可能，例如兩人同屬於中產階級的背景；在此前提下本文試 圖討論官方政策中蘊含應合於特定族群的歷史想像，是否能被不同身分的市民所接受， 因之此處的分析主軸著重於其省籍面向。關於本文對於「省籍」概念的具體說明及相關 疑旨可參見本文第五部分的說明。
出《古都》這等疲憊的抗議。14 在此脈絡下，龍應台所主導的文化政策不 啻是對外省族群的安撫與療癒（holding）：長年的族群對立在一九九四年 選舉期間臻於高潮，陳水扁當選後又藉擦拭、消音特定歷史記憶樹立本土 論述正統性以打造去殖民去威權的首都新故鄉，這些否定的舉措一一鯨吞 蠶食了外省族群的家產；但失憶的城市為抵擋趨死焦慮不斷尋找攻擊、投 射、清洗的對象，在都市內部建構出種種敵對範疇，外省人乃被投以各種 訕笑、質疑及污名。同為外省籍的龍應台原即與朱天心有著較接近的鄉愁 指向，乃巧妙地以「文化建市」之名撿回被阿扁輾碎的記憶，透過重建歷 史論述、雜揉神州鄉愁和庶民情調的眾聲喧嘩暗度陳倉布爾喬亞文化之復 辟，召喚虛擬的市民主體參與官方打造的文化消費，但真正的庶民－《香 蕉天堂》中的門閂、聽不懂《梁祝》黃梅調的阿公阿媽、買不起戲票進紅 樓的低收入家庭……－仍是缺席了。 不過這一連串關於外省人家產失而復得的推論都必須克服一個問題： 本省籍或是台獨基進派的市民如何看待龍局長所形塑的「文化」？他們難 道不需要被安撫療瘉（holding）？在針對此問題回溯的過程中，我們發現 了本省作家在「台北文學書寫」中的缺席。我們記得白先勇筆下的金大班、 記得《孽子》中的新公園如何交集了同志們的愛恨淒涼、記得朱天心作品 中盪游的眷村老兵、記得袁瓊瓊《今生緣》裡休戚與共的眷村患難錄、甚 或在逯耀東如數家珍的台北美食經裡覺到津津有味；相對於外省作家，尋 常分類下的台灣文學似乎甚少對台北地貌進行這般栩栩如生鉅細靡遺的紀 錄－不論是戰後左翼文學作品的孤兒意識，或六○年代後的鄉土文學運 動，「台北」要不從未出現，要不就繁華遙遠如異鄉。15 這似乎再次印證
14 朱天心（2001）本人亦曾自陳〈古都〉的寫作動機：她指出 1994 市長選舉期間對外省 人彷彿處在一個「必須噤聲的狀態」，而對政治現狀和未來主張的合法解釋權，又清一 色地被所有「親日、知日」的人壟斷，「不管年紀、世代，不管是不是政治人物」，因 此她不僅要在作品中表達出她所關懷的某些族群的失落悵惘，更策略性地選擇了本土派 的「法器」－日本作為小說的書寫對象。 15 要對所有現代台灣文學作品進行考察以追究其中的台北意象和作者的身分是幾乎不可 能的，在此我們只根據一普遍的印象對於尋常理解下的「台灣文學」分析。當然我們無 法否定可能仍有本省作家生產出出色的城市文學－尤其愈年輕的世代愈是如此，但在族 群隔離意識最濃郁的戰後嬰兒潮世代作家作品中，這樣的分野確實存在的。在以寫作風
了上一章末尾的推論－雖然城市中仍居住著眾多的本省人，但一來大多數 本省人懷舊的對象仍指向外縣市的原生故鄉，16 再者交織著威權、殖民和 壓迫的斑駁歷史更阻礙了本省人－不論老台北或新移民皆然－向來對在地 政府的認同，因此外省人和本省人對城市景況實擁有迥異的認知基礎，台 北的歷史澱積並不在本省移民所認知的家產（having）之列，其需要的撫慰 來自翻轉殖民結構、重新「被代表」（re-presentation）的自主性，來自當 家作主的揚眉吐氣；因此當外省籍的馬英九當上市長、當文化政策處處充 斥著本省人不熟悉的語彙時，他們仍得以附著在種種抽象層次更高的集體 認同符號上－從台灣人總統到新台灣人市長，透過這些強調草根性和土地 認同的指涉，本省民眾感覺到統一不再是國家前途的唯一選項，藍/綠、外 省/本土在多年扭曲的威權結構後終於有了平起平坐的機會，所以本省外省 人在認同重塑的民主化過程中欲求的治療話語是迥然不同的－本省人在長 期政治噤聲的壓迫下需要的是政權意識的翻轉，爭取著說台語、以「台灣 人」自命的合法性，文化認同上的切割或排序反而不是那麼迫切需要回答 的問題；17 而外省移民長年來賴以在此地生存的價值信念在民主化後遭到 踐踏，乃轉而棲身在（比較不具撕裂性的）文化認同之符號系統中保留歷 史詮釋的彈性。
肆、消費社會中的市民主義
前面的討論多集中於官方如何藉由各項政策形塑市民的集體認同，然 而認同是具有多重層次和內容的，為了不把個體認同鎖死在族群身分與統格而非作者背景為分類依歸的文壇，我們的問題設定似顯得古怪，但我們想問的不是一 個“Why?”的問題，而是“Why not?”，我們認為中生代本土作家寧寫鄉村、山脈、海 洋、小人物悲歌、反對運動等題材，卻在台北意象的創造行列中缺席，實蘊含一股無法 言說的錯綜愛憎。 16 即使在今天，我們在台北初識朋友時常問的一句話還是：「你的老家在哪裡？」而每年 團圓佳節時台北的空城景象也表徵了移民們對台北居的「暫留」心態。 17 是以本土派學者中對於「大中國文化」vs.「台灣文化」的表述仍眾說紛紜，而第一夫人 仍興高采烈地為故宮文物的歐洲展覽出訪，大倡「文化外交」；年復一年的民調中更慣 常要區分「文化上認同中國」和「政治上認同統一」。
獨意向的封閉脈絡中，也為了檢驗市民們如何應對官方的認同形構策略、 如何在文化與發展的煙幕彈中維持能動，我們乃踏上城市的文化地景，選 擇了兩個具有豐富意象的空間：誠品書店與西門町，18 討論市民主義與消 費文化間的碰撞。 誠品書店自一九八九年開幕至今，已從一間實體書店之名上升為一個 品牌、一個文化現象的代名詞。誠品販賣的不只是具體的書籍，它妥貼運 用著各種空間修辭販賣一種耽溺的美感經驗（南方朔，1998）；透過連鎖 而不複製的分店分眾策略（蔣文德，1999：57），它比官方先行一步區隔 了台北的文化／消費地景，捕捉甚或定義了各區域的消費者特性；對少數 的知識菁英而言，誠品是台北文化水準的指標，並由此締造一種晉升全球 社會的想像：「誠品使我感覺和法國生活的文化落差沒有那麼大」，19 連 大陸文化訪問團參觀台北時，誠品都與故宮並列為參訪對象（中國時報， 1998）。誠品結合音樂、燈光、演說和書籍發展出一種「理念的消費形式」 （蔣文德，1999：77），使消費者在虛幻的幸福感中「買」一種進步價值 與菁英想像。 如果說誠品為上班族提供了知識與品味的形象消費、不分族群背景統 獨意識一律收編在書店行銷策略的網羅下，西門町則為追逐時尚的青／少 年提供了一個與世界流行接軌的消費空間。低廉的消費、五光十色的日韓 流行精品、跨國咖啡館和健身中心的設置、每逢假日歡騰的娛樂宣傳活動， 豐富了西門町的消費活力和錯綜差異，而各種青少年次文化的聚集更對官 方的規訓權威形成挑戰，20 自成一另類的常態化／個人化（normalization/ individualization）中心。 任何都市計劃必然存在權力斧鑿的痕跡。檢視此二消費空間的形成， 官方與消費者實乃處在相互利用的關係中－西門町原是日據時代內地人的
18 台北的消費空間何其多，為何獨挑中此二場所？一個實際的理由出於研究成果的相對豐 富，此二空間在近年來台北文化地景上的特出性吸引了無數文化研究者的評論和翻新， 這自然導致解釋的豐富，而我們也希望藉由此二空間的對比呈現出兩種階級、團體文化 實踐風格的異質性，故在許多空間展演中選擇了此二者。 19 建築師郭英聲語，轉引自蔣文德（1999: 93）。 20 西門町創意十足的青少年次文化充滿了對成人世界的顛覆，青少年在此建立自成一格的 人際網絡和訊息交換管道，而諷刺的是官方卻也因此最愛在此舉行宣導活動。
「歡樂街」、空間運用處處反映了殖民者的鄉愁，八○年代後卻在都市現 代化的再結構歷程中走向衰敗，都市中心東移後盤據黑道與色情業污名； 九○年代西門町商業活力能夠再生，既得力於官方系統性的淨空整頓、拆 除老人活動的中華商場與茶館，而青少年也在同一個力場中創意十足地挪 用威權對空間的支配、抹寫空間的神聖性。21 至於誠品雖然是個民營空間， 其正面形象也為精明的執政者挪用為文化資本，不僅大陸文化參觀團來訪 時將之與故宮並列為台北文化地標，一九九五年誠品敦南總店搬遷的過程 中，市政府更大方介入協助－「他（陳水扁）上任市長來，唯一的『關說』 案就是代誠品書店向新光集團說項，請他們把原先計劃作新光三越百貨的 場地割愛出租給誠品。他（陳水扁）說，台北如果多出一個百貨公司，大 家的生活品質不會有太大改變，但是，如果『誠品』存在，會對台北人文 新形象有幫助。」（轉引自蔣文德，1999：92） 回到本文初始的疑旨：在民選市府和台北市民心中，「台北市」此一 符號下的主體究竟是何面目？對官方而言，打造「市民主義」的首要利基 在湮滅國家認同的分歧，是以官方積極創造集體消費環境，一面期待各階 級在歡愉中忽略差異、進入共同體的想像，一面將這些空間意象納入施政 成就的標榜。然而市府此策略是否成功召喚出了「市民」主體？此外，誠 品與西門町還鑲嵌在一個更龐大的立體結構上，那就是全球市場的消費網 絡－在國際資本主義的階層板塊中，充溢布爾喬亞品味的誠品書店和青少 年流行商品集散的西門町，正是全球時尚文化在台北、台灣的幅散據點， 當個人透過消費行為塑造個體品味與風格進而證成主體性時，此一認同的 向量並未投注於消費所在地的台北或城市中的集體意識，而是以個體的姿 態指向更上層的原鄉22 －任憑它是巴黎／紐約／東京／倫敦，時尚在哪兒，
21 當龍局長（2003）自豪於她將中山堂廣場從威權歷史中解放、「還」給庶民自由運用時， 然而青少年滑板族早已藉著在廣場紀念碑上塗鴉、練習滑板鬆解了空間的威權象徵。詳 見遲恆昌（2001）。 22 誠品文宣中經常可見「文字零國界、資訊零時差」等字眼，或是以店中陳列的異國精品 與世界文學塑造與世界接合的想像，（1995 年誠品的搬遷文宣：「卡謬搬家了。馬奎斯 搬家了。卡爾維諾搬家了。……英國 Wedgewood 瓷器搬家了。法國 HEDLARD 皮件搬家 了。1995 年 10 月 1 日誠品敦南店搬家，請您跟我們一道送舊迎新，移館別戀。」）在 在顯示消費的樂趣不只建立在孤立城市的脈絡上，還蘊含著對更廣大世界的嚮往。
生活就在哪兒－對後現代游牧民而言，消費文化之無能召喚出公共性認同 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充其量為個人所屬的次團體提供共享的價值或形 象；然而主體未定的台北實亦需以這些資本主義的產物填充城市的自我形 象，「倫敦／紐約／東京有□□，我們也有。」「我走在中華路林蔭大道， 午後的陽光和人行道上的咖啡香，夏日午后的片刻偷閒，瞬間我彷彿置身 巴黎香榭麗舍。……」類似的文宣在近年來的官方建設或民間活動文宣中 不勝枚舉，23 我們太常以曼哈頓、蒙馬特、蘇活區自比，太少記起台北也 有大稻埕、社子島、各種難以歸類的街坊圖像。如果說自我認同總是建立 在比較和習得的差異上，則找不到代表性的台北在發展意識型態指引下只 得藉模仿第一世界來自我完滿。此主體真空之狀態並非偶然形成，相較於 世界其他大都會，台北在全球生產結構中的位置使它從早年國內經濟發展 火車頭的「移入型」都市逐漸轉為「移出型」都市（夏鑄九，1993），原 有機會成為「大熔爐」的文化生態乃蒸發為渙散的高氣壓，疆域的流動加 上主體代表的缺乏，遂藉著不斷的「混血」、「擬仿」、「換喻」來填充 自我主體內涵。 但若以為明確本質的缺乏是值得悲觀的，則或許又顯得迂闊。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 1997）認為，資本主義系統最驚人的自衍性乃來自於符 碼不斷增生（cloning）、混搭（hybridizing）的動能，而流行時尚的運作邏 輯更是把歷史深度與文化意義極盡抽離、但存隨時可汰換回收的符碼（朱 元鴻，1996）。如果我們同意國族認同和商品認同兩者的心理乃交互補充 縫合、其語彙可彼此改寫挪用（張小虹，2002），則經過了資本主義虛飾 的「中國風」、「日本流行」、「英式復古風」等商品於是不再具有（泛） 政治化的殺傷力，支持台獨的中產階級可以出於穿戴時髦、迎合美感、新 鮮感、討好戀人等等理由買一件旗袍或長褂，憎惡日本軍國主義的大學生 也可能和哈日族小朋友一塊兒為 Kitty 貓大排長龍，政治場域中非黑即白的 排他性選項，卻在消費者的符號系統中瓦解了，代之為自我治理與隨時可 後悔重來的歡愉（張小虹，2002；Bauman, 1992: 75f）。從個體微觀層次解
23 台北 101「世界第一高」的期待，和整個信義區以「台北曼哈頓」自我標榜的方式，再 次顯露了這樣一種自我想像的貧乏和一切朝第一世界看齊的晉升欲望。
釋，當現實政治總離不開族群認同的僵硬設問時，在消費場域中相遇的市 民似乎尋得了從妒恨與對立中逃逸的姿態，一種交換意義（風格、品味、 詮釋與反詮釋等）的可能；然當去脈絡化的消費符碼氾濫成災、甚至形成 新新人類的認識架構時，對公共性（publicity）的侵蝕斫傷亦值得更謹慎細 緻的討論（Barber & Schulz 1996: 13f）。
伍、超越族群傷痕與資本主義邏輯
的「台北想像」是否可能？
「省籍」在台灣民主深化的討論中扮演著多重角色：作為族群分類的 基準，省籍差異為各種認同論述提供了初步的分析基礎，標誌著不同背景 者對政權認可的可能起點；然則以本省／外省二分解釋認同意向明顯地過 於粗糙武斷，故省籍情結也可能是個神話，惟認同現象的特殊性在於不論 分類是否確切，範疇一但被命名便可導致某些主體的自我代入、進而區分 我群／他群（us/them），省籍因而在各方欲語還休的操弄及爭辯下幻化成 具動員能量的符號；更因此一標籤隱含的緊張，促使政客或學界試圖以中 性語言緩和或掩蓋省籍間的差別，久之省籍差異的內涵遂被刻板化，對其 心理結構和影響的分析乃相當貧乏。本文起於政治心理學的假設，並結合 部分文化研究的成果，分析「台北市」作為一政治主體的政治與文化意向 ／象；我們試圖說明「省籍」之分析意義並非推斷統／獨傾向或支配／劣 勢，而是依附在省籍身世下不同的家國想像、歷史解讀、記憶傳承和其所 召喚出的情感與政治判斷；故省籍不是關乎政治認同的單一解釋項，但置 放在台灣戰後族群隔閡的歷史脈絡中，省籍身分乃為思考認同內涵時可能 的分離點，我們乃循此探索不同省籍主政者的族國想像如何呈現於都市政 策或文化論述中，而不同身分之市民又具有怎樣的認同需要、及此需要能 否被撫慰療癒。我們認為，欲改變社會首先需同情地描繪真實社會的具體 成像進而尋求療癒，而非將認同困擾丟入「無知之幕」中一味以規範性語 言籲求無私無我的「公共性認同」（Kratochwil, 1996: 187f）。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並非誕生於真空中，而是承載不同情感需求的人們邂逅互動的場 域（Ibid: 194）；在國族與文化的認同爭議早已籠罩關於台灣政治社會討論的 此 刻 ， 我 們 期 望 拋 磚 引 玉 ， 反 思 一 種 能 夠 容 納 情 感 與 認 同 的 公 共 性 （publicity）和公民性格（citizenship）想像。24 長年為威權統治政治中心的台北市，在一九九四年首屆市長選舉的情 境中湧現了建構主體的需要，但城市內交錯的族群與階級生態和民主化初 期敏感的傷痕使得這一自我形構的工程異常複雜。「市民主義」口號被視 為陳水扁當選的關鍵之一，然亦使其在履踐過程中進行了殘忍的劃界、肅 清；至於馬英九任內，「文化」取代「公共政策牛肉」成為其打造「台北」 意象的主導性意識型態，透過龍應台的巧手打造，成就了兼容本土與國際、 傳統與現代的城市文化象徵。 兩位市長以「階級」為主軸而絕口不提族群衝突的態度，實乃苦於民 主化過程中一再被挑起的族群傷痕，而期望凝聚一超越家國想像的城市生 活認同。但長年來政治上的差別待遇和官方論述的刻板化畢竟使本省、外 省族群架構了迥異的生活方式、生存空間、歷史意識、家國想像、感知結 構，使其對外在世界的訊息與物事建立了迥異的存儲方式和價值判準，25 當 外省籍人士的土地認同依附在對黨國政權的認可和落地生根的家園情感 上，從而特別珍惜初來乍到時存在於台北的景物與歷史沿革的記憶，而本 省人對國民黨政權的反感造成其對城市中的政治象徵與威權歷史冷漠疏 離，其鄉愁常與台北不相干，而台北之於認定中的家園，更是個客體般的 異鄉。不同鄉愁想像於是潛意識地引導著政治人物建設城市的方向：一九 九四年市長選舉對民眾和候選人而言都是一場詮釋權的爭奪戰，而出線的 陳水扁選擇將台北描繪為「新故鄉」願景，反映其認知中台北除了威權象 徵的負債外空無一物、城市未來務必走向繁榮進步，從而一面攏絡中產階 級市民一面驅趕底層的公娼、榮民、低收入戶以為犧牲獻祭，明確區分了 「市民主義」欲召喚的市民階級 VS. 非正式部門中的「都市之瘤」。 然而社會需要歷史記憶、需要共享的價值目標，藉之超越死亡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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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Sandel 嘗批評 Rawls 在“A Theory of Justice”中的人觀是不切實際的“unencumbered self”；奠基於原級認同上的社群主義也許不是針對台灣現狀的可欲處方，但眾多自由主 義者對於市民社會乃至公共性認同的尊崇卻也十分貼近 Rawls 的抽象化人觀而忽略了情 感在（認同）政治中的根本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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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歷來國民黨統治下集體認同之匱乏已不待多言，市長選舉激化的族群對 立又為社會帶來更紛亂的主體失邊界之焦慮（psychosis），加上政經變遷 過程中大規模的失憶症、健忘症，歷史觀點的錯亂，俱把社會往死亡本能 推近，急欲投射內奸外敵攻擊之。隨著本土意識抬頭，外省人遂被建構為 社會中的他者，時時受到國家忠誠度質疑甚至具體的攻擊。外省作家朱天 心的作品：〈古都〉則對這些現象提出控訴，既在都市環境中投射了其認 同依附又抒發了外省族群遭效忠質疑的孤寂，最終要批判者仍是線性進步 觀的粗糙、期在城市的今昔疊映中搭建另一種對未來發聲的基礎。而龍應 台在文化局長任內喊出「文化建市」因而成為體恤的治療：其以感性訴求 兼容傳統與前瞻的文化政策實則皆針對其潛意識所認定的家產而塑造，片 斷地拾回外省族群所熟悉的歷史刻痕，假文化之名光復陳水扁毀棄的家 產，更以精緻的包裝塑造小資品味想像，文化政策於是既安撫了失憶的外 省人，又拉攏了其欲召喚的中產階級市民。 然而，城市與市民畢竟是置身在資本主義的天羅地網中，官方出於兩 重需要創造集體消費環境進而挪用其成果－其意圖以超越族群和政治意義 的語言包裹市民集體意識的形構；又源於主體內涵的空洞和過往依賴發展 歷史模仿第一世界都市的進步人文形象。我們選擇了誠品書店和西門町的 空間形成與意義展演為例，檢視市府協助該空間成形並引以為傲的表現， 認為儘管官方期期將誠品藝文品質或西門町「青少年天堂」的正面形象納 入都市的空間意象爭取公共性認同，消費者卻只是在購買行為中實踐某種 對於自我形象的期待（而這種自我形象何嘗不是受符號生產機制所指派）， 城市空間僅僅是消費者想像接近時尚尖端的中介點，「市民主義」在個體 化社會中並不能靠集體消費凝聚。但相較於僵固對立的政治論述，消費行 為和空間書寫卻為市民提供了狂想、顛覆、溝通、和解的能量。我們以一 種非排他性的語言和姿態在消費環境中與他人邂逅、交流，在其中理解差 異並置、眾生／聲平等，實踐個體性同時又與集體和諧相容，「消費」蘊 含了尖銳的族群符碼無法衍化的後現代認同能量－從現代性的政治空間到 後現代式的消費空間，市民們的認同表現也從亦步亦趨的化成（becoming） 悄聲轉變為恣意款擺的扮演（performitivity）（Storey, 2002: 114），拒絕政 治力武斷地劃群或收編。
儘管市民難以將文化消費的愉悅轉化為對城市本身的認同，在政治語 言仍具撕傷力的環境下，官方只能以此貌似和解寬容的文化，用以填充台 北的主體形象。可預見的是文化政策之設計將愈趨以飽含誘惑的姿態包裝 著分眾主題攏絡特定次團體，「找自己」的旅程成了官方和市民的對弈， 使市民在官方的認同操作策略下保有顛覆的能動性，惟文化政策思維一旦 為商業邏輯所滲透、甚至輕率地與民間資本家結盟，如何避免傷害社會性 的公平正義？〈古都〉的哀惋和陳水扁任內諸多底層人民的犧牲都為我們 示範了都市的精神不健全如何斲傷個人的私密認同乃至基本人權，則在官 方成功推銷出一個公共性的認同符號之前，26 以消費享樂填充城市內涵無 異飲鴆止渴，「市民主義」仍是未竟。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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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We Living in Different Taipeis?
-- In Search of Taipei’s Subjectivity: 1994-2002
Ya-han Chuang, Yi-ting Wang and Wei-li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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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parting from the analytical approach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combining some scope of cultural studies as well, this article is trying to explore how Taipei City perceives and performs its subjectivity politically and culturally. The first Taipei City Mayor election in 1994 aroused the city to construct its self-identity and rewrite inner boundaries; since then the two mayors—Chen Shui-Bian and Ma Ing-Jiuo-- have revealed their distinct imagination of what Taipei should be/have, which stem from their specific ethnic backgrounds and identity proposition, and therefore their policies are not as neutral as looked but dependent on their different recognitions of history. Meanwhile, various city inhabitants also yearn for idiosyncratic memories or attachment for identification that could be neglected or consoled through different policies. Whereas the consensual citizen identity is still questionable, individuals can nevertheless articulate alternative possibility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consumption but also brings about predicaments to Taipei embedded in the global capitalism structure.
Key words: political psychology, ethnic background, identification, subjectivity,
cultural stud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