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宗教的當代處境與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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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宗教研究的當代處境與發展前景

1 蔡彥仁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特聘教授 提要本文主要就「台灣宗教學會」成立十八年來的歷史進行簡略回顧，並分析當前所面臨的問題，更進一步提出未來可發展的大方向。本文指出，「台灣宗教學會」的建立與台灣社會解嚴後的民主開放息息相關，而其成員多寡與活動內容，則繫於各大學宗教系、所的消長，近期多所宗教研究學院陸續加入正規教育體制，將帶來量變與質變的結果。為使「台灣宗教學會」健全發展，本文以麥爾斯（Margaret Miles）所提的社會、宗教團體、大學學術社群「三個公眾」為參照指標，敦促台灣宗教學者亦宜在台灣的現實脈絡下，考量自身的學者和公共知識份子雙重身份，以此釐清宗教研究的界圍。本文最後根據目前台灣社會的特色，建議幾個具體的主題，諸如台灣多元宗教的和平共處、全球化發展、修行與宗教經驗、混融現象等，作為宗教學者未來研究的參考。關鍵詞：台灣宗教學會、麥爾斯（Margaret Miles）、全球化、宗教經驗、宗教混融 投稿時間：2016.6.13；接受刊登：2016.8.17；責任編輯：楊士霈

1_{本文原為作者受邀在 2014 年「台灣宗教學會年會」上主講的講稿，今據現況已做增} 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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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台灣宗教學會」創建於 1998 年 6 月，迄今倏忽已滿十八載。回顧過去這一段時日，這個學術社群坎坷經營，經歷了大小不一的衝擊，除了學者同仁們陸續退休或凋零者外，更多的挑戰則是來自於台灣社會大環境的急遽變動，諸多不利於宗教研究的因素，影響本宗教研究社群的茁壯發展。雖然如此，學會同仁們在各自不同的職位上，經過十八年來的齊心努力，舉辦眾多的學術會議與交流活動，產出不少的著作，分享學術同好，同時也培育出許多優秀的年輕學者，紛紛投入這個新興的學術園地，持續奮發耕耘。我們在 2016 年 6 月的今天，正身處歷史的轉折期，面臨嚴峻的困難時刻，但也看到寬闊的未來與多元發展的可能性。在以下文中，我將客觀的描述台灣宗教研究社群的當代處境，分析其中的正、負面向，緊接著將提出宗教研究應面對和處理的「三個公眾」（three publics）問題，藉此再延伸討論可創發的主題與內容特色，作為台灣宗教研究未來發展的參考。

貳、當代處境

台灣自 1987 年解嚴之後，民間社團與非營利組織蓬勃發展，各類宗教團體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現，展現台灣社會與文化的旺盛生命力。彼時許多學者深覺有必要把握這個歷史契機，觀察、紀錄、分析與詮釋這個千百年來絕無僅有的現象，於是逐漸轉移興趣與心力，從不同的學術觀點，集中對台灣宗教的探討研究。輔仁大學首開學術風氣，先設立了宗教研究所與宗教系，之後許多大學在 1990 年至 2000 年間，也先後成立了宗教系、所，「台灣宗教學會」在眾多學者鼎力支持下緊隨創立，此皆是一連串反映台灣政治、社會、文化、高等教育轉變的創新結果。接下來的二十一世紀前十年，見證了台灣宗教研究社群發展的榮景。但是，自 2010 年以來，台灣由於受到政治不穩定、金融危機與經濟不景氣等因素的影響，整體社會遲滯不前，消極悲觀的論述流行，宗教研究活動也連帶受到波及。從宏觀的角度評斷，台灣在全球資本主義潮流主導下，變成一個脆弱的依附環節，整體的生存命脈，端視這個潮流的強弱變化以及走向而定，本身缺乏一個自主的決定能力。職是之故，如何維持最基本的物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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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成為國人的首要關懷，此不獨在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主流論述為然，就是在教育界亦如此，將大學教育的終極目的，置於就業市場的機制之下，以畢業後「出路」順暢與否，作為評鑑一個大學系、所存在價值的標準。這種功利取向的思維與實踐，違背了教育的理念，嚴重斲喪了人文精神。在物質條件考量駕馭下，年輕學生對於學科的選擇，自然傾向實用與就業機率高者為尚，忽略甚至鄙視傳統的人文學科，視其為無用之學。更有甚者，由於受到少子化的影響，學生來源逐漸短缺，台灣過多的大學，尤其是私立學校，共同面臨招生不足的窘境與競奪學生的壓力，其中人文學科系的困難處境最為凸顯。宗教研究是一種「深度人文學」（depth humanities），在此潮流下遂受到嚴峻的衝擊。過去這幾年，我們目睹幾乎所有的宗教系、所，在存續艱難間掙扎，關門停辦者有之，改名轉型者有之，與他系合併者有之，岌岌自危的氣氛普遍瀰漫。不少學生在未來出路著想的壓力下，選擇轉系或雙主修，不再視宗教研究為其生命志業，而身為教師者，必須為招足學生使勁賣力，又須在師資人力短缺下開更多的課，以致於壓縮了研究時間，降低了著作數量與品質。在低迷的大環境下，學者教授們自顧不暇，彼此間減少了交流互動的機會，對於定位為公共平台的「台灣宗教學會」，似乎失去參與和支持的熱情。這些雖然是事實，在過去幾年，我們卻也看見了台灣宗教研究當代處境的另外一面，鼓舞我們堅持對這個學域的原初理想，也為其發展前景懷抱信心與期待。首先，台灣民間的生命力仍然強韌如昔，各類宗教團體在宣教的熱誠激勵之下，正積極投入社會中不同種類的活動，而新宗教團體亦不斷興起，豐富了台灣的宗教圖像。宗教研究的客體正是「宗教人」及其活動，台灣社會活潑又多元的宗教現象，提供學者源源不絕的靈感與第一手資料，成為我們進行學術工作的絕佳場域。再則，雖然大多數本國學生因為現實考量而選擇較具「市場經濟價值」的科系，導致包括宗教系、所在內的人文學科招生困難。但是，在大學逐漸擴大其學生來源的政策下，我們也看到不少國際學生與大陸學生來台灣就讀。台灣的宗教對於外國人而言，是一具有鮮明特色的歷史、社會與文化現象，在華人社會中獨樹一幟，足夠吸引他們前來研究，對於台灣宗教系、所，此為一大轉機，可藉此招募其來就讀，彌補學生來源不足的問題。究其實，台灣這幾年的宗教系、所數量，並無顯著的減少。根據表一所示，台灣公、私立大學中的宗教系、所，包括僅教授單一宗教者在內，總計有 13 個。另外，主要由宗教團體自籌設立，目的在培育自身神職人員的宗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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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學院，目前已有 5 所已受教育部的認可，正式加入高等教育行列（表二），而等待評鑑者也有 8 個之多。（表三）如將這些宗教教學與研究單位加總起來，其數量與其他人文系、所相較，其比率之高着實驚人，在華人社會的高等教育中又是一大特色。還有，根據科技部所提供的最新資料顯示，在過去十年（2007-2016）台灣高等院校內的宗教學者，每年申請宗教類專題研究計畫的件數大致維持在 40～50 之間，約佔哲學學門所有申請案件的 26％（表四）。在可預見的將來，所有受到教育部認可的宗教研修學院，其教師群勢必加入研究申請的行列，屆時將形成相當龐大的學術隊伍，大幅度改變台灣宗教研究社群的生態（參考表五）。如此看來，1990 年至 2000 年間在各大學所成立的宗教系、所，雖然因為大環境的衝擊而呈現變動或縮減之勢，另一方面我們也目睹新興的宗教學術團體相繼出現，上述統計為數可觀的單位及其師資人數，將為整體台灣宗教學術社群注入新血輪。2 在此歷史的轉折點上，我們有理由保持樂觀，相信未來台灣宗教學會將持續成長擴大，不僅會員增加，其背景與學術屬性也將更多元、更豐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量的增長，勢必帶來質的改變。我們應當共同思考的是，台灣宗教學術社群將會呈現何種面貌？我們將如何提升台灣宗教學會與國內、外高品質的同類團體接軌？在組織或歸屬上，我們各自附屬於某一大學或研修學院，我們會員間是否能夠彼此對話？我們對於「學術卓越」（academic excellence)的標準，是否能達成共識？在新建構的台灣宗教學術社群中，個人信仰與學術忠誠之間，我們如何取捨？總之，我們將如何建構台灣宗教學會成一具有包容性、多元、高品質特色的學術團體？這些將是以下我想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參、「三個公眾」

美國著名的宗教學者瑪格麗特 • 麥爾斯（Margaret Miles）對於宗教研究的目標，曾提出「三個公眾」的說法。（

Miles, 2000: 471-485）

她認為宗教

2_{我們有多種方式可評鑑台灣宗教社群過去與現在的學術特徵或表現，本文在此僅就} 台灣的宗教研究機構與師資人數，先提供量化資訊，並據此擬出未來發展的可能方向。有關台灣宗教研究的主題特徵、歸類與趨勢，本人曾經為文介紹，並與當代中國大陸的發展，做過仔細的比較，參考 Yen-zen Tsai（2008：8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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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學者具有公眾知識份子的身份，無論就專業訓練與社會責任而言，其從事的學術活動皆須考量三個所應面對的公眾。第一個公眾就是廣義的社會。她強調宗教學者對於社會大眾所關心或會影響整體社會的議題，有必要並做出回應，諸如利用生醫科技進行的動植物基因改造與生產、宗教教育與公立學校的關係、國家或全球性的重大政策問題等即是。宗教學者特別要考察宗教在這些議題上的角色，檢視宗教團體參與其中的基本立意，更須衡量當宗教介入時所產生的後果。第二個公眾指涉宗教團體。宗教學者通常與宗教團體有密切關係，而不少學者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甚至其研究活動的經費來源，都得自於特定的宗教團體，因而可能限制其視野與批判力。麥爾斯指出，宗教學者承擔先知的角色，其天賦責任不但在肯定或教育宗教團體，更須挑戰、激勵、提升宗教團體既有的想法與作法。第三個公眾就是大學中的各學域。美國有些宗教學者極力主張宗教研究必須服膺科學思維及其操作原則，不應夾雜其他「純學術」以外的目的在內，免得藉宗教研究之名行宣教之實。麥爾斯並不反對宗教研究需要客觀，但反對將其領域侷限在所謂「純科學」的狹隘範圍內。與此相反，宗教研究應力求與其他學門互動，在包容的態度上將其塑造成一個開放的論述平台，藉由與其他學科的對話過程豐富自我。麥爾斯的「三個公眾」構思，是其在 2000 年新就任「美國宗教學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主席的公開演講中提出的，在面對一個超過一萬名會員，學科訓練、宗教歸屬、性別意識與種族認同等背景迥異的超大學術團體，自有其特殊的觀點考量。但是，我們身處今天的台灣，仍可以從其洞見擷取值得參考的元素。必須坦白指出，許多人感覺台灣宗教研究漸趨乏力萎縮，此與宗教學者們自我認同或定位的誤差有關。眾所周知，中國的學識傳統並無「宗教」學科，而清末民初以來的新制高等教育，不但缺乏「宗教」學門，甚且對其抱持懷疑與輕視的態度。1990 年以來台灣宗教系、所成立之後，教授師資大都來自其他人文學或社會科學科系，其訓練背景涵蓋中文、歷史、哲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廣泛而多元。一旦轉移至新的學域，對於尚處萌芽階段的宗教學因無前例可循，自然難形成一整合、獨立的主體意識，其研究主題、內容與取徑，仍承襲先前的專業訓練，導致宗教研究僅是其他學科的延伸或次領域。3 麥爾斯首先界定宗教研究學者為公共知識份子，對

3 _{我在其他場合已經討論過這個議題，參考蔡彥仁（2010：12-19）；蔡彥仁（2012：}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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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們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提醒，因為這個身份認同，將我們從一個狹隘、不穩定的範疇中抽離出來，開闊我們的視野，協助我們面對一個寬廣複雜、但也是生機盎然的大社會，並進一步思索如何理解與詮釋其中所發生的重大議題。台灣宗教學者如能以此為前提，我們的社群建構方有一個共同基礎，對於往後的研究與拓展，也才有一個活泉源頭，提供鮮活的關心對象與研討主題。台灣宗教研究的學者應該勇於承擔，面對台灣的「社會公眾」。綜觀過去我們的研究主題，多集中在歷史考察、經典解析、神學或佛學論述等，這固然受限於我們的學術訓練源於文、史、哲範疇者居多之緣故，但也有相當大的成分在於我們將宗教信仰界定在個人或特定團體的私領域層面，並且認為宗教研究的「核心」在經典或義理，因此詮釋宗教經典，把握其思維脈絡，即完成宗教研究的主要工作。我們不能否認宗教經典與義理信仰對於一個宗教傳統或團體的重要性，但是宗教學者如果僅是安於傳統之見，未能擴充研究興趣與關懷視野，其專門學域即容易在劇變的新環境下失去說服力，或變成「不相干」（irrelevant），乏力萎縮之勢自然難以避免。反之，如果我們宗教學者能自視為公共知識份子，經常關懷社會的公眾議題，縱然所學並不與時事直接相關，在委身與投入的激勵下，仍可能做出創意性的回應。舉例而言，最近的「多元成家」議題，在台灣各界討論的沸沸揚揚，持正、反意見者劍拔弩張，將訴之最終是否能在立法院通過所提法案而得到解決。為此重大議題，台灣 18 個宗教團體史無前例的組成「台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反對「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所提的四個法案，亦即《修改民法 972 條》、《婚姻平權法》、《伴侶法》、《家屬制度法》。此一議題在表面上是激進的自由派人士意欲透過立法，為同性戀者爭取法律上婚姻與家庭組合平等的權力，而持保守態度的宗教團體，則在維護傳統男女關係與家庭倫理的原則上，極力阻擋這些法案的通過。此一大議題涉及社會、性別、醫學、心理、法律、倫理、教育、家庭、宗教等諸多領域，非單一個人有能力解決，即是聚焦在宗教範圍內，也與特定的宗教團體，如何解讀其經典中與「性」、「性別」、「家庭」等相關的記載，以及如何將其運用在台灣快速民主與多元化的社會有密切關係。台灣的宗教學者如具有公眾意識，關心我們的現實處境，對於如此重大的議題，應可從上述所列多層面擇一切入，不但創新學術研究，也能貢獻所學，提升社會和諧與人倫品質。4

4_{這一、兩年已有幾位台灣宗教學者開始探討同性戀議題，為我們以後的更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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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宗教學者要面對的第二個「公眾」即是宗教團體。一般而言，許多從事宗教研究的學者皆有宗教信仰，或者明顯的歸屬某一宗教團體，因此具備「信仰者」與「研究者」雙重身份。從世界宗教歷史的發展觀察，宗教學者本來都是自一特定宗教團體內培育而出，其責任不外乎整理、註解與講授自家經典，目的在對內教導與對外宣揚此宗教，而遇詆毀或逼迫其信仰時，則須挺身而出，為所持的「真理」爭辯護教。在諸如佛教、基督教、伊斯蘭傳統中，此類經師學者們傳承千百年，至今仍身份鮮明，活躍於個別的宗教團體內。可是，當他們在面對多元的現代社會時，不但需要重新建構自己所熟知的信仰理念，以便清楚的傳遞給新時代的讀者或聽眾，也需要跨出自己的信仰範疇，努力理解開放社會中不同的宗教團體或信仰體系，這就是為何有宗教信仰的學者，必須具備反思能力，自「信仰者」的身份抽離而出，客觀的檢視自身的信仰以及另外的宗教「他者」。宗教學者所具備的雙重身份擁有視野與經驗上的特權，因為這不是單純的「信仰者」或無信仰的「研究者」，僅持一種身份者所能企及的。如果台灣宗教學者大都兼具「信仰者」與「研究者」雙重身份，我們即應善用自己的角色，發揮其正面的功能。對於自己所屬的宗教團體，我們不但為其講經說法，傳遞、維護其神學或法脈，更有責任導引其認識劇變的多元環境，教育其理解眾多的「他者」宗教，並進一步介紹宗教學術界的觀點與研究成果，縮短宗教團體與當代處境的距離。我們可以預期這種工作挑戰性之大，因為一方面宗教團體勢必面臨刺激，重新思考其信仰在新時代的定位或有效性，內部難免引起重整甚至掙扎的波浪，另一方面身為「信仰者」的學者，也將承受來自擴大學識視野與信仰團體的壓力，因此格外需要知識與道德上的勇氣。縱然如此，如前引的資訊所示，在宗教研修學院即將大量融入我們的宗教學術社群之際，我們必須強調此一面向的重要性，以確保宗教學術的自由發展與品質的提升。台灣宗教學者第三個需要面對的「公眾」即是廣大的學術團體。如上文所提，宗教研究在台灣仍是一個萌芽不久、有待呵護培植的新園地，參與的學者來自不同的學術領域，並兼具「信仰者」與「研究者」雙重身份，仍須經歷長時間的淬煉，在培養共識後方有可能成為健全的學門。可是，我們台灣宗教學者不能經常以此先天的脆弱性，作為安於現狀或不長進的藉口。在現行的評

開啟重要的參考指標，參看郭承天（2014：41-70、2015：3-30）；釋昭慧（2015： 31-51）；楊喨智（2015：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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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制度下，不論是個別的或是整體學門，台灣宗教學界的學術表現，仍處在相對的產量較低、品質仍待提升的狀態。究其原因，主要源自於大部分的學者安於所學，固守一貫興趣，在視野、主題、方法上無法突破，多年來僅是在個別「專業」範圍內循環複製所致。我們如要強化與擴大台灣宗教研究社群，先決的作法即是要革新舊思維，開放我們的學術園地，勇於與其他學門進行對話互動，面對其挑戰，藉此提升學術能量。為達此目標，我認為有必要再重述我曾提出，區辨與整合宗教研究中「學術專業」（an academic discipline）與「學門通稱」（a field of academic studies）的概念。5 每一個學門皆有其界圍，作為該學術領域的標誌，也成為從事該學術領域研究者的認同對象，史學、哲學、物理學、化學、社會學、心理學、建築學等莫不是如此，這從每一學門的新生基礎訓練，對其要求的必修科目即可見一斑。從諸多宗教傳統的實踐觀察，如欲瞭解一特定宗教，對於該宗教使用的原文、經典、教義、歷史等，是研究該宗教者必須把握的對象，亦即是構成一般宗教研究的核心，成為具有「學術專業」的根本基礎。大學宗教系、所對於這些基礎科目的訓練方法容或與宗教團體的內部傳授不同，但是紮實的學習這些科目，講求時間的浸染、深入體會宗教傳統的內在精神，皆是宗教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夫。宗教研究當作一「學術專業」，意欲凸顯的是貼近宗教信仰者或宗教團體的核心關懷。可是，純就訓練的技術面而言，對於宗教經典的閱讀，或者對於特定宗教傳統的認識，並非僅有宗教系、所能夠提供，其他諸如中、外文學系、歷史系、哲學系等，亦可能開設相同或類似的科目。如係如此，什麼才是宗教系、所的主體性與存在價值？宗教系、所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學術專業」的要求不僅集中於單一宗教，而是強調透過比較的角度與方法，綜觀人類的諸多宗教，藉此深入宗教本質的探索，在認識宗教現象的複雜與差異性後，進一步考察人類的宗教通性。（蔡彥仁，2012：45-58）我認為再次申言宗教當作一「學術專業」的理念相當重要，因為唯有認同對象清楚，方能凝聚從事宗教研究的學者，而有了明晰的標誌後，後來學者才有途徑可依循，宗教學術社群也方有茁壯的可能。但是，宗教現象何其複雜遼闊，人類的宗教活動幾乎等同於人類文明的展現，觸及生存各層面，因此我們可以在其他例如政治、社會、經濟、戰爭、

5_{參考註 3 所列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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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醫療、教育等領域，發現宗教的影子。因此，隸屬於這些領域的學者在研究的過程中，有可能跨越其學科界圍，探討宗教與其「學術專業」的關係。職是之故，我主張宗教研究也應該成為一「學門通稱」，亦即是一開放型的論述領域，廣納不同的學術專業者加入宗教研究行列，在多元創意的氛圍下，為這個學門帶來更具啟發性的視野與活力。更且，如果以人文學科為主的傳統宗教研究學者們大都具有「信仰者」與「研究者」雙重身份，隸屬於以上所列其他學科的學者們，可能較多是非信仰者，且其專業訓練傾向「客觀」、「實證」方式，對於為特定宗教所進行的宗教研究，必然帶來批判與挑戰。我認為這些都是健康、有建設性的過程，因為宗教研究唯有以開放的態度，面對學術「公眾」，其生長與建構才能穩固，其未來發展才有開展的可能性。瑪格麗特 • 麥爾斯所提的「三個公眾」說法，對我們今天在思考台灣宗教學術社群的過去與未來，確實有其及時的意義。我們台灣宗教學會的成員們大可不必憂心這個團體可能逐漸萎縮，反而應該藉此更新我們的視野、態度與作法，嚴肅對待我們當代處境下的「三個公眾」，藉此開啟新的發展局面。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從正面的角度考量，在台灣的學術社群中，很少有如宗教研究團體般，含納如此多樣的專業訓練學者、不同的主題內涵與研究方法，看似脆弱的學術基礎或不穩定的界圍，反而是我們的強項特點，為我們未來的拓展提供豐富的資源。

肆、新方向與新主題

台灣宗教研究需要拓展、需要積極往前行是我們的共識，那麼我們如何實踐，集群體之力以達成目標？由於受限於時間與篇幅，也是為具體說明起見，我舉出數個方向、領域與主題，提供大家參考。台灣的活力表現，在民間社會展現的最鮮明、最值得我們關注，中、小企業、非營利團體、社會企業、社區營造、地方文史工作、文化藝術團體、生態保護團體等俱是佳例，而宗教團體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我們學者同仁對於台灣個別宗教團體的研究，包括其起源、領導者、經典、教義信仰、組織、社會參與等主題，已經累積不少成績，但是我認為可以據此再進一步深入耕耘。例如，從社會的宗教多元以及宗教對話的角度衡量，我們可以考察為何台灣各類宗教同時、同地並存，至今絕少發生對立衝突，反能和睦相處？在「排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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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sivism）、「含容主義」（inclusivism）與「多元主義」（pluralism）之外，我們能否建構新的理論範疇？相對於世界許多地方因宗教歧異而導致流血衝突，台灣的典範能夠為世界和平提供何種貢獻？為此議題，我們可以選擇一特定地點例如埔里，作為田野考察的實例。埔里在台灣不僅是地理中心，更被許多宗教人士視為靈氣匯聚之所在，因而廣設教團總部、寺廟、道場、教堂等，創造出多彩的宗教地理景觀。我們需要不同的宗教別學者參與，也需要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學者們協助，共同帶領年輕的研究生進行調查訪談，根據口訪結果與書寫資料，作歸類、排比與分析，最後並做理論反思與建構。另外，我們學者同仁們也應早就發覺，台灣有為數不少的宗教團體，其宣教結果已經跨出台灣本島之外，形成跨國（ transnational ）或國際性（international）組織，在許多國家或地區，正發揮莫大的影響力。我們比較熟悉的例子是慈濟功德會、佛光山、法鼓山等大型的佛教團體，新近一貫道也如火如荼的往世界各大洲拓展，就是在台灣人數相對較少的基督教團體，例如召會、真耶穌教會、靈糧堂等，也積極的向海外宣教植堂，並獲得可觀的成績。這些宗教團體的發展與轉型，與當今的全球化發展（globalization）有密切的關係，使得原本地方性的教團，能夠順潮流之勢，拓展及於海外。我們感興趣的是，「台灣宗教的全球化」無論就過程或結果，必定產生一連串的問題，例如：這些海外的台灣宗教與本土的母教，有何相似與相異之處？在何層次上以及為何是如此？全球化理論所關注的中心化、去中心化、主體性、雜糅（hybridity）、身份認同、體現（embodiment）、媒介、組織等，是否也在我們研究案例上突顯出來？台灣的案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東亞的韓、日兩國，如何進行比較？要回答這些問題，同樣需要各種宗教別的學者，以及人類學、社會學、人口學、文化研究、性別研究等領域的學者共同參與，在群策群力下，比較有可能得出滿意的成果。與以上所提的研究方向或主題對比，純就傳統的宗教研究而論，也有一些可以延伸的議題值得我們考慮。例如，道教、佛教與宋、明儒家傳統，皆重視打坐或靜坐調息的實踐，三者著重的哲理或方法縱然有別，但是強調藉此涵養心性的目的卻是相當一致。另一方面，三個西方一神信仰中，猶太教的「客巴拉」（Kabbalists），基督教的「隱修士」（eremites／enchorites）與伊斯蘭的「蘇非」（Sufis）等，亦盛行冥思默觀之修行，構成甚為神秘的「冥契主義」傳統。個別宗教歷史研究者，不妨據此擴大學術興趣，在類似「宗教經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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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題下，進行跨宗教的比較研究。晚近有一些物理、醫學、神經科學領域的學者，組成團隊研究人體中的氣與心、腦關係，並聯繫至宗教的醫療行為。由此觀之，跨宗教的「冥契主義」或「宗教經驗」研究，不僅是一歷史文獻考察議題，更可根據實證所得，進行更廣的跨學科研究。再者，在全球化衝擊下，台灣由於受到媒體、網路世界、留學、旅遊、文化交流、各類型傳教士之宣教等的影響，我們這幾年來目睹形形色色的新宗教在台灣興起。這其中有的來自於印度與西藏，有的則傳自於日本、韓國、美國等地，另外有些則是本土產物。新宗教的最大共同特色即是其「混融」（syncretic）性質，內容擷取傳統的印度教、佛教、道教、基督教、或民間信仰等元素，再摻入創教者獨到之見，綜合融會一爐，藉由新科技為媒介，特別傳播在都會知識份子中。宗教學者對這些林林總總的新宗教，有必要熟悉其個別的創教者、歷史沿革、經典、教義思想、組織模式、信眾背景等，由單一宗教擴及至多種的宗教研究，並探索其之所以廣泛流行的原因。如果新宗教的盛行與全球化下社會的變遷息息相關，我們可以進一步追蹤，這些宗教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接受度又如何？透過比較的角度，我們可以考察諸如在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等華人社會中，是否展現相同與相異的內涵與外貌？此種研究方式與結果，更能凸顯台灣的當代新宗教，在全球化脈絡下所呈現的特殊面貌。

伍、結語

回顧「台灣宗教學會」十八年短暫的歷史，其中有高潮也有低盪，但是當初大家憑著一股熱誠，竭力要為台灣的學術界開啟一新園地，其心願與理想仍然鮮活盤旋眼前。時間永遠是往前推移，在這急遽變動的年代，我們在靜觀其變之餘，更須要慎謀其事，一方面知曉我們擁有的資源，一方面則勇於面對我們的新處境。根據客觀的發展與個人的淺見，「台灣宗教學會」雖有會員流失，但亦將有大量的心血注入，結果必定改變台灣宗教學術社群的生態。我們站在歷史的轉折期，應該歡迎此一契機。可是，在這一變動的過程中，為了將來宗教學術品質的延續與提升，我們有必要在視野、態度、方法上改弦更張，亦即嚴肅承擔起宗教學者應面對的「三個公眾」。在此認知的基礎上，透過交流、互動、整合等機制，我們探尋共同的興趣，開拓宗教研究的新領域、新主題。我們今天齊聚慶祝年會，有幸駐足反思我們的集體身份與處境，也一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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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公私立大學宗教系所（不含宗教研修學院） 學校名稱系所專任師資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9（含合聘）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11 輔仁大學天主教研修學士學位學程 16（含合聘）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 5（含合聘）華梵大學佛教學系 4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8（含合聘）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 9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 9（含合聘）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 5 長榮大學神學院 11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 9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 15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11 合計： 13 122 ※資料來源：上述各系所網頁（10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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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已核准立案宗教研修學院 學校名稱系所專任師資台灣浸會神學院神學研究所 9 一貫道天皇學院一貫道學研究所 6 台北基督書院基督教博雅學系 7 一貫道崇德學院一貫道學研究所 9* 台灣神學院神學研究所 18 合計： 5 49 ※資料來源：教育部高教司及統計處 104 學年各級學校名錄及異動一覽表（10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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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擬申請設立宗教研修學院之單位 學校名稱專任師資*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功德會 9 財團法人唯心聖教功德基金會 9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基金會 9 基督教中台學校財團法人 9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玉山神學院 9 福智學校財團法人 9 基督教華神學校財團法人 9 基督教中華循理會聖光神學基金會 9 合計：8 72 表 3 ※ 資料來源：教育部高教司提供（105.5.25） * 以下每一研修學院專任師資人數，以成立需求最低值暫時初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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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科技部近十年來哲學學門專題研究申請件數（民國 96～105 年） 年度各年總計宗教研究 % 96 159 37 23.3% 97 130 31 23.8% 98 157 47 29.9% 99 191 51 26.7% 100 198 51 25.8% 101 211 56 26.5% 102 172 40 23.3% 103 184 46 25.0% 104 182 58 31.9% 105 145 36 24.8% 十年總計 1729 453 26.2% ※資料來源：科技部人文司（10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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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未來宗教研究申請件數增長趨勢預估 年度教師人數預估每人 0.30 件每人 0.39 件每人 0.48 件 106 135 41 53 65 107 147 44 57 71 108 159 48 62 76 109 171 51 67 82 110 183 55 71 88 111 195 59 76 94 112 207 62 81 99 113 219 66 85 105 114 231 69 90 111 115 243 73 95 117 ＊以 122 位專任教師為基準，104 年申請案 58 件，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平均申請 0.48 件，105 年申請案 36 件，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平均申請 0.30 件，104 與 105 年兩年平均申請案 47 件，平均每位教師申請 0.39 件，以這三種狀況分別估計 106 至 115 年的申請案件數。＊教師人數預估從 105 年的 122 位增加至 115 年的 243 （122+49+72=243），假設每年平均增加約 1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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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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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and Future State of Religious Studies in Taiwan

TSAI Yen-Jen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Religious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h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ighteen year-old history of the Taiwan Association for Religious Studies （TARS）, analyzing its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inting out the general direction it can take in the future. The paper explains that TARS was initiated by, and built o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society and that its waxing and waning have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crease or decrease of university departments of religious studies. In particular, the recent incorporation of Christian and Buddhist seminaries into the official educational system will have an impact, quantitatively and qualitativel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RS. For a healthy future, the paper points to Margaret Miles’ “three publics”—the general society, religious groups, academic communities—as references and argues that Taiwanese scholars of religious studies should take their double identity as scholars and public intellectuals seriously and accordingly remap the domain of their academic engagements. At the end, the paper suggests a few themes, such as the peaceful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religions, the globalization of Taiwanese religions, spiritual cultivation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religious syncretism, for the reader to explore.

Keywords: Taiwan Association for Religious Studies, Margaret Mile, globalization, religious experience, syncre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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