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與亞太多邊機制的形成
李瓊莉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洲暨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員）摘
要
近年來亞太各國逐漸願意集體諮商處理共同面對的區域問題，然 而，在亞太多邊機制萌芽之初，並非所有的區域強權都看好以多邊途 徑建構區域秩序，而日本是亞太經合會及東協區域論壇倡議國及創始 會員。本文探究日本在亞太地區無多邊合作經驗之情況下，倡議多邊 經貿合作與多邊安全對話的政策信心與理念基礎，並從區域建制研究 角度，整理這些策略思維對亞太經合會與東協區域論壇初期建制之影 響。 關鍵詞：日本、亞太經合會、東協區域論壇、區域秩序、多邊主義壹、前言
長久以來，亞太地區因各國政經體制差異，意識形態不同，以及 尚待解決的歷史、政治與領土紛爭等因素，使其缺乏有利於發展區域 多邊機制之戰略環境。冷戰結束後，東西意識形態休兵帶來契機，各 國政府願意適時擱置爭議，發展議題取向的合作關係。在經貿議題方 面，1989 年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成立，會員體對環太平洋經濟體開放，是亞太地區第一個政府
召開的「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凡其安 全考量涉及亞太安全之國家，皆得申請加入，至今仍是泛亞太地區唯 一的多邊安全機制。 綜合分析，自冷戰結束後，經 1997-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到 2001 年 911 恐怖分子襲擊美國本土事件，亞太經合會與東協區域論壇兩大 亞太多邊機制之合作議題已趨向多元化，充分反映各國體認經濟互賴 深化後所引起的區域綜合性安全問題，以及多邊合作因應跨國性安全 考量的重要性。亞太經合會原以推動經貿自由化暨便捷化，重組亞太 地緣經濟(Geo-economics)，回應美歐區域經濟整合為主旨，發展至 今，為因應跨國性問題對區域經貿自由化之衝擊，合作範疇已包括如 反恐、衛生安全，以及災難應變等非經濟因素的多元新興議題。東協 區域論壇則引申歐洲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概念，邀請政治 安全利益相互衝突的非志同道合(Non-like-minded)國家進行對話，從 建立互信，化解政治爭端為目標，發展到以側重非傳統安全議題合作 為共識。1 有關亞太經合會與東協區域論壇之研究文獻已相當豐富，2從區域 建制(Regional Institution-building)研究視角觀之，亞太經合會與東協 有關亞太多邊外交之發展與演進特質，作者於其他論著中已多所闡述，茲因 篇幅所限，以及考量本文主要撰寫目的，在此不擬詳述。請見李瓊莉，〈衝 突預防概念在亞太多邊二軌外交中的實踐〉，金榮勇主編，《東亞區域意識 下的 亞 太戰 略發 展》 （臺 北 ：政 大國 際關 係 研究 中心 ，2007 年 ）， 頁 221-244；李瓊莉、徐斯勤，〈因應多面向區域挑戰的 APEC 制度發展：組 織變革與行為模式〉，江啟臣編，《世局變化下的 APEC 與我國參與》（臺 北：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2005 年），頁 48-73；李瓊莉，〈亞太綜合 性安全合作的發展〉，朱松柏編，《新世紀亞太情勢與區域安全》（臺北：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3 年），頁 165-186。
有關亞太經合會之相關研究，近期出版最為完整的叢書是 Peter Drysdale &
區域論壇開啟亞太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也就是說，在單邊、雙 邊、甚或全球途徑之外，各國願意透過官方合作，發展區域機制，處 理共同面對的區域問題。有別於暫時性或是任務性的結盟合作關係， 亞太經合會與東協區域論壇的形成與發展，反映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的期待：各國政府針對特定議題，基於共同利益，成立 常設性機制，並發展共同行為規範(Norms)，作為各國區域政策原則， 形塑了一個可預期的區域互動模式。3而在亞太各國互信度低及異質性 高的後冷戰區域戰略環境下，這個互動模式，深受「東南亞國家協 定」(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Nations, ASEAN)行之已久的 「非正式官方論壇」外交模式所影響，雖是政府間官方合作機制，但 以非正式諮商對話，循序漸進凝聚區域共識，產出各方均可接受的行 為規範，稱謂「東協模式」(ASEAN Way)。4相較於歐盟超國家主義 的區域整合模式，或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NAFTA)的條例式區域協定等，亞太經合會與東協區域論壇的會 議共識對個別國家並不具法定約束力，此等非正式諮商的區域合作脈
o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Routeledge, 2007)，共五冊，書名分別 為 APEC: It’s Origins、APEC: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ationale、APEC:
Foundation and Evolution、APEC and East Asian Arrangement，以及
APEC: It’s Records and Achievements。有關東協區域論壇之相關研究，經 典之作有 Michael Leifer,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Extending ASEAN’s
Model of Regional Securi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96)；最新著作則有 Rodolfo C.
Severino,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John Gerard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 J. G.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48.
David Capie & Paul Evans,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Lexic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7), pp. 9-20.
動，無讓渡國家主權適法性問題，可謂「軟性區域主義」(Soft Regi-onalism)。5 20年來，亞太多邊機制發展已具相當規模，然而，在亞太多邊機 制萌芽之初，並非所有強權都看好多邊途徑所帶來的區域戰略利益， 相較於美國及中國，日本對區域多邊機制建構的投入來得多且早，在 經濟議題上，與澳洲共同促成亞太經合會之成立，在安全議題上，利 用東協擴大部長會議(The ASEAN Post-Ministerial Conference,
ASEAN PMC)，提出設立區域安全機制的構想，此一構想後來發展為 東協區域論壇。日本主動提出官方區域政經合作之構想，曾經引起諸 多討論，探究日本是否企圖以多邊主義取代美日雙邊主義，6對此，學 研界幾乎已達共識，認為日本在積極投入亞太多邊機制建構的同時， 兼顧美日雙邊經貿暨安全關係之維持，對區域合作的投入與美日雙邊 主義並非零合政策選項。7有學者更進一步認為，日本對外政策有其戰 略主動性，不必然受美日雙邊主義所牽制。8
軟性區域主義已被廣泛使用，最早提出的作者有 Amitav Acharya, “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 Way’?” The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0, No. 3, Fall 1997, pp. 316-346; Jeffrey A. Frankel & Miles Kahler, “Introduction,” in Jeffrey A. Frankel & Miles Kahler, eds., Regionalism and Rivalry: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Pacific Asi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p. 1-18。 僅有少數理想主義者，在當時希望用多邊機制取代美日雙邊主義，如 Shoichi
Furuseki, et al., “Ajia Taiheiyo Chiiki Anpo wo Koso suru (Constructing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ekai, No. 602, December 1994, pp. 22-40。
較完整的討論，請見 Ellis S. Krauss & T. J. Pempel, eds., Beyond Bilateralism:
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Pacific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330。
Richard J. Samuel,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在亞太特殊的國際政經環境中，面對全球化不可逆轉的趨勢，幾 乎沒有一個國家僅固守單一政策途徑，來保障國家利益，因此，本文 不擬加入雙邊與多邊主義之爭辯，而是將研究目標設定在探究日本在 亞太地區無多邊合作經驗之情況下，倡議多邊經貿合作與多邊安全對 話機制的政策信心與理念基礎，並整理這些策略思維對亞太經合會與 東協區域論壇建制之影響。全文分為五部分，在前言後的第二、三部 分分別闡述日本長期以來的區域經貿與安全政策基調，分析亞太經合 會與東協區域論壇建制特質中，反映日本區域策略思維之處。第四部 分則從美國與中國對亞太多邊機制倡議之後續回應，討論新制度主義 在亞太多邊主義之適用性。結論部分則綜整亞太經合會與東協區域論 壇建制同受日本策略思維影響之處，以評析日本在亞太區域建制初期 的角色。
貳、日本與亞太經合會之形成
二次大戰後的日本，一方面曾經是戰爭的侵略國，被視為區域安 全的「破壞者」(Denier)，另一方面又是當時東亞唯一的民主國家，被 視為東亞民主政治發展之先鋒。此一雙重身分，使得日本在對外發展 上，以放棄軍國主義重新獲取鄰國信任，並兼顧國內民主社會之多元 價值為戰略目標；在安全政策上則呈現顧及多面向之綜合性安全考 量，9因此，亞太經合會的成立對日本而言，不僅攸關經貿利益，亦深 具戰略意涵。 根據戰後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日本必須放棄在國際間使用武力 及宣戰的國家主權，首相吉田茂(Shigeru Yoshida)進一步主張所謂的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Security Agenda: Military,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4), pp. 119-120;
Peter Katzenstein, Cultural Norms &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and Military
「吉田主義」(Yoshida Doctrine)，在美日同盟得使日本安全無慮之狀 況下，日本願意自我限制軍備發展，而以經濟國力做為日本在國際間 活動的基礎，外交政策之設定，亦以擴張對外經貿利益為目標，其精 神與過去東亞共榮圈構想(Greater East Asian Co-Prosperity Sphere) 所呈現的重商主義(Mercantile Realism)之戰略利益考量相同，10唯在 手段上排除對外軍事侵略的可能性。 戰後美國以經濟霸權姿態，採取對外開放的自由貿易政策(Liberal Trade Policy)，提供各國戰後經濟復甦所需的外貿市場。日本與其他 出口成長導向的東亞各國相同，是美國自由貿易政策的受惠國。此一 國際環境優勢，成為吉田主義得以落實的重要關鍵，對美雙邊貿易成 為日本對外經貿關係主軸。然而，自 1967 年起，日本對美貿易開始出 現順差，之後，美日雙邊貿易持續失衡，同時美國總貿易赤字亦逐漸 攀升，帶來霸權式微的警訊。1973-1974 年間的石油危機以及相繼出現 的全球經濟失序，使向來以經濟霸權自居的美國，亦無法倖免於經濟 衰退之困境，相繼影響重要貿易夥伴國的經濟成長。 幾乎在美國對日本貿易出現逆差、泛美主義開始出現式微警訊的 同時，日本外相三木武夫(Takeo Miki)（任期 1966-1968 年）提出「亞 太政策」，其中多項政策理念影響日後亞太區域合作之發展。三木認 為除了與歐美之經貿關係之外，日本應當關切周邊各國的經濟發展， 亞太地區內已開發國家應協助未開發國家，縮小區域經濟差距，而日 本願意從中扮演橋樑角色，連結太平洋兩岸，建構一個以區域均富為 目標的多邊機制，改善亞洲南北經濟差異的問題，其具體政策包括透 過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1966 年成立）及
Richard J. Samuel,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p. 36; Takashi Shiraishi,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 Takashi Shiraishi, eds.,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72-174.
東南亞經濟發展部長會議(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MCEDSEA)，增加對東南亞外援與 有利經濟發展之合作關係，並倡議太平洋自由貿易區(Pacific Free Trade
Area, PAFTA)，成立亞洲太平洋委員會(Asia Pacific Council, ASPAC)， 由部長級論壇開始，建構區域經貿暨安全對話平臺。11雖然這些計畫因 東南亞各國對日本軍國主義之疑慮未解，而於 1970 年代初期即告中 止，12但多邊主義及區域合作的概念與構想已在日本亞太政策中正式被 提出。
在推動官方合作平臺的同時，1967 年日本推動成立太平洋盆地經 濟委員會(The 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PBEC)，集結企 業、官方與民間學者專家，建立產官學區域網絡，共商區域合作前 景。1968 年來自亞太各國的經濟學者，擴大舉辦原由美國東西研究中 心(East-West Center)召開的學術會議，擬在亞太地區成立一個類似經 濟合作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機構，成立太平洋貿易暨發展會議(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FTAD)，協助政策研發。此類會議 有學者稱之為非正式外交(Informal Diplomacy)，認為在當時各國缺乏 互信的情況下，非正式外交對區域政經的穩定發展有其貢獻。13之後，
Takashi Terada, “The Origins of Japan’s APEC Policy: Foreign Minister Takeo Miki’s Asia-Pacific Policy and Current Implic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1, No. 3, Fall 1998, pp. 338-344; Susumu Yumakage,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and Asia-Pacific’s Reg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 Takashi Shiraishi, eds.,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83-286.
東南亞經濟發展部長會議於 1975 年終止，亞太委員會於 1972 年終止，而太 平洋自由貿易區則未曾落實。
Lawrence Woods, “Learning from NGO Proponents of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Success and Its Lessons,” Asian Survey, Vol. 35, No. 9, September 1995,
凡由智庫學者專家，邀請政府官員以個人身分與會之政策會議，皆被 歸納定義為二軌外交(Track Two Diplomacy)。14當區域各國對日本之 區域政策仍有戒心，尚無法接受其所提出的官方合作倡議時，推動由 智庫學者專家所組成的區域政策研究網絡，透過產官學的非正式、非 官方會議討論，以建立各國對區域合作之信心，成為日本亞太政策的 重要一環。 1970年代初期，石油危機對國際政經體系的衝擊，亦震撼日本。 日本經濟高度依賴石油及原物料進口，同時也高度依賴歐美市場的出 口來帶動成長，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至少帶來兩大警惕：第一，日本 意識到能源及原物料市場的干擾或中斷，皆足以威脅日本對外貿易； 第二，日本體認到僅依賴美國外貿市場，並不足以保障日本之穩定成 長，而對外經貿關係是日本在國際立足的基礎，其戰略利益遠超過經 濟意涵。因此，除了美日雙邊經貿關係之外，與富藏天然資源的南方 經濟弱國建立合作關係，取得國際能源市場通道，以確保資源穩定供 給，實攸關國家生存。故此，日本在石油危機之後積極發展經濟安全 概念，在美日雙邊經貿架構之外，試圖獨立尋求鞏固日本國際生存及 國家發展所需的綜合性安全政策。15 就區域政策而言，東南亞是日本原油進口的運輸要衝，穩定東南 亞次區域情勢，因而成為保障日本能源安全戰略利益之要項。1977 年 日本首相福田糾夫(Takeo Fukuda)在出席第二屆東協高峰會時，提出 全方位和平外交(Omnidirectional Peace Diplomacy)政策，主要內涵
pp. 812-827; Lawrence Woods, Asia-Pacific Diplomac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ancouver, BC: UBC Press,
1993), pp. 1-166.
David Capie & Paul Evans,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Lexicon, pp. 233-236. J. W. M. Chapman, R. Drifte & I. T. M. Gow, Japan’s Quest for
Comprehensive Security: Defence-Diplomacy-Dependence (New York: St.
有三：承諾不成為軍事大國，以增進與東協國家之互信；與東協發展 平等夥伴關係，成立「日本－東協論壇」，以外援強化日本與東協關 係；支持東協國家與東南半島國家和平共存，是謂福田主義(Fukuda
Doctrine)。1980 年首相太平正芳(Masayoshi Ohira)，推展太平洋盆 地經濟合作(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operation)，外相園田植(Sunao
Sonoda)提議與東協外長舉行會議，然而，與 1960 年代末期回應日本 合作倡議之情形類似，東南亞各國仍多所保留，未給予正面回應，日 本因而與澳洲共同創辦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 PECC)，以二軌方式促進亞太各國政策交流。
1980年 7 月日本公布〈綜合性國家安全報告〉，首度正式說明以 能源安全及經濟外交為本的綜合性安全政策原則與方向。16鈴木善幸 (Zenko Suzuki)接任首相後，成立綜合性安全部長委員會(The Ministerial
Council of Comprehensive Security)，要求各部會針對主管事務，界 定安全認知，進一步落實綜合性安全概念的國內相關措施。為克服日 本國家整體經濟發展在國際市場波動下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日本 一方面調整產業結構，以發展科技主導產業為政策目標；另一方面則 積極營造友好的國際環境，以「睦鄰」政策確保能源及原料的充裕供 給。17由野村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提出的「綜合性安全 成本」(Comprehensive Security Cost)論述中，更進一步主張日本應 該分攤國際社會所需的綜合性安全成本，18亦即，除了軍事支出之外， 在國家安全預算中應編列資源發展與儲備、對外經濟援助、國際文化
Robert Barnett, Beyond War: Japan’s Concept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Pergamon Brassey’s, 1984), pp. 1-6.
綜合性國家安全報告書的經濟安全背景分析，請見 Nobutoshi Akao, ed.,
Ja-pan’s Economic Security (NY: St. Martin’s Press, 1983), pp. 1-279。
NIRA & the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Kokusai Kankyo no Henka to
Nihon no Taio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Japan’s Response) (Tokyo: The Normura Research Institute, 1977), pp. 123-149.
交流等項目。如此一來，日本才能在不擴張軍備的情況下，爭取在國 際社會中應有的地位，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綜合性國家安全的政策方 向，包括減少軍備預算、增加經濟外交預算，並直接與能源供給國發 展經援及外交關係等。 從二次大戰後，首相吉田茂以經濟力量為國本的對外政策，經 1960年代後期外相三木武夫以區域均富為目標的亞太政策，到福田主 義與綜合性安全政策的相關作為，三大關鍵發展所衍生的區域效應， 對亞太第一個官方多邊機制亞太經合會的形成與建制特質多所影響， 茲分述如下： 第一，日本領導區域經貿網絡，是亞太經合會形成的結構性基 礎。在美國強大壓力之下，1985 年〈廣場協定〉(Plaza Accord)之後， 日幣大幅升值，日本轉移全球經貿重心，大舉在東亞直接投資，並創 造大量跨國企業內生貿易(Intra-industrial Trade)，不僅同時帶動東亞 新興工業國家及東南亞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改變地緣經濟結構 （包括貿易及投資流向與流量），同時也奠定日本以雁首地位領導東 亞「雁行發展模式」（Flying Geese Model，以下簡稱「雁行模 式」），擴張並深化以企業為主體的區域經貿網絡，19其互動誘因在於 企業個體利益的盈虧評估，而非政府宏觀的戰略利益，換言之，區域 整合的基礎來自市場驅動的經濟網絡，而非源自官方政策引導所形成 的規畫性整合，有論者將此發展脈動稱之為「事實經濟區域化」(De
Facto Economic Regionalization)。20
Walter Hatch & Kozo Yamamura, Asia in Japan’s Embra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281.
Richard Higgott, “De Facto or De Jure Regionalism: The Double Discourse of Regionalization in Asia Pacific,” Global Security, Vol. 11, No. 2, May 1997, pp. 65-83; Daisuke Hiratsuka, ed., East Asia’s De Facto Economic
1988年日本通商產業省(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發布政策白皮書，提出「新亞洲產業發展計畫」(New Asi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主要目的在對外建構一個「水平分工」(Horizontal
Division of Labor)的亞太區域經濟網絡，鼓勵跨國企業對東亞的直接 投資，以調整日本產業結構，並透過該計畫將貿易盈餘以技術合作方 式經援東南亞開發中國家，以達到區域均富、水平分工等政策目標。21 「雁行模式」與「水平分工」概念下所發展出的區域經濟網絡，成為 APEC 得以形成與初期順利運作的重要基礎，若沒有這樣的結構性基 礎，即使當時區域內各國意識到北美或歐洲經濟整合動能對全球政經 佈局的衝擊，亞太國家亦難能有所集體回應。 第二，亞太經合會開放區域主義反映日本對外經貿政策基調。亞 太經合會創立之宗旨在於促進區域經貿自由化(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以回應當時美歐區域整合所形塑的新國際政經結構， 但不同於北美自由貿易區及歐盟共同市場之排他性貿易區塊(Trade
Bloc)概念，亞太經合會採「開放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也 就是說，亞太經合會會員體之間的經貿優惠措施對非會員國同樣適 用，此一原則充分反映日本對外經貿政策思維。 在自限軍備的情況下，日本向來以經貿實力作為對外關係後盾， 全球自由貿易體系是日本最佳市場保障，因此，日本對外經貿戰略主 要呈現在全球層次與雙邊層次中，反對經貿區塊的形成。22然而，1980 年代末期，全球多邊經貿體系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烏拉圭談判出現困境，加上美日雙邊貿
Yoshinobu Yamamoto & Tsutomu Kikuchi, “Japan’s Approach to APEC and Regime Cre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in Vinod K. Aggarwal & Charles E. Morrison, eds., Asia-Pacific Crossroads: Regime Creation and the Future
of APEC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 194.
Yoshinobu Yamamoto & Tsutomu Kikuchi, “Japan’s Approach to APEC and Regime Cre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pp. 191-192.
易紛爭逐漸影響美日關係的本質，使日本開始重視區域經貿自由化的 重要性，但卻同時堅持區域優惠經貿安排必須符合全球自由貿易體系 之規範，在亞太經合會建制形成過程中，美國與澳洲推促亞太自由貿 易區之成立，日本強烈主張區域主義應符合無排他性、無歧視、不違 背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精神，以及對非會員之第三國無害等原則，23而亞 太經合會開放區域主義的安排，即是兼顧亞太自由貿易區構想與全球 自由貿易體系的結果。 第三，亞太經合會的「經濟技術合作」反映日本區域均富的亞太 政策基調。亞太經合會的第二個支柱是「經濟技術合作」(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ECOTECH)，不同於純官方的外援政策， 經濟技術合作以政府支持、企業帶動的技術合作模式，協助未開發國 家發展經濟基礎建設。經濟技術合作雖在亞太經合會的制度發展上較 遲，但其中的區域均富理念，早在日本 1960 年代三木武夫的亞太政策 中已經出現，藉亞太經合會此一多邊途徑，日本得以實踐對平衡區域 南北問題之關切。 不同於美國與澳洲在亞太經合會以貿易自由化為政策重心之立 場，日本重視東南亞國家的需要，將協助未開發國家經濟發展之技術 合作列入議程。從戰略角度來看，有論者認為，日本企圖拉攏東南亞 國家，以爭取在亞太經合會建制發展中的領導地位。24除了經濟技術合 作之外，日本重視私人企業對縮小區域貧富差距的貢獻，認為單憑官 方的外援不足解決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問題，因此主張在亞太經合會 架構下成立「亞太經合會企業諮詢委員會」(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其層級同於部長會議，重視公私部門合作對區域發
Yoshinobu Yamamoto & Tsutomu Kikuchi, “Japan’s Approach to APEC and Regime Cre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p. 200.
Yoichi Funabashi, Asia Pacific Fusion: Japan’s Role in APEC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5), p. 235.
展的重要性。25 第四，亞太經合會採共識決，日本扮演「橋樑」角色之企圖。有 鑑於過去所提之大東亞共榮圈構想中強勢作風所招致的反彈，在亞太 經合會架構下，日本不但顧及東南亞開發中國家之立場，26並以無聲外 交(Quiet Diplomacy)退居為幕後推手，說服澳洲及東南亞各國，力邀 美國加入亞太經合會，27並在之後發展美日共同領導模式。28有些學者 以「合作霸權結構」(Cooperative Hegemonic Structure)稱之，29認 為日本在東亞經濟權力結構上得以稱霸，但因長期以美國為中心的對 外政策及企業本質的區域政策，使日本寧可以柔性領導為策略。30美日 在亞太經合會中的雙領導模式，不僅有利於減緩當時美日的雙邊貿易 緊張，同時也開展美日在亞太多邊機制中的另一個新結盟型式。31
Yoshinobu Yamamoto & Tsutomu Kikuchi, “Japan’s Approach to APEC and Regime Cre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p. 206.
Yoichi Funabashi, Asia Pacific Fusion: Japan’s Role in APEC, p. 192.
澳洲在原提案中並未將美國列入考量，當時日本通商產業省主張以維持無聲 外交作為，推澳洲為亞太經合會倡議國，並以說服澳洲接受美國加入為一政 策重點。請見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Toward New
Asia-Pacific Cooperation: Promotion of Multilevel Gradually Advancing Cooperaion on a Consensus Basis (Tokyo: MITI, 1988), p. 43；Kuniko
Ashizawa, “When Identity Matters: State Identity, Regional Institution-Building,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3, August 2008, p. 583。
Kuniko P. Ashizawa,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Building in the Asia Pacific,” in Ellis S. Krauss & T. J. Pempel, eds.,
Beyond Bilateralism: 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Pacific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53.
Takashi Inoguchi, “Japan’s Role in a Multipolar World,” in Shafiqul Islam, ed., Yen for Development: Japanese Foreign Aid and the Politics of
建制的另一個要項是多邊機制中的決策模式，決策程序的安排不 僅反映當時會員權力結構，同時亦涉及未來權力分配。為防止權力極 化的決策模式，日本主張必須顧及弱勢國家立場，因此，對於亞太經 合會的討論及集體決議方式，支持採用東協外交的「共識決」(Consen-sus)模式，32顯示日本對東南亞的重視，以及扮演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 國家之間合作橋樑之企圖。
參、日本與亞太多邊安全機制之形成
日本在亞太安全所扮演的角色，雖一向透過美日雙邊軍事同盟， 間接貢獻，但並非完全依賴美國而毫無警覺。1969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提出關島主義(Guam Doctrine)，宣布美國不會再 介入亞洲國家之間的軍事衝突，接著在 1972 年訪中，使得圍堵共產勢 力的亞太安全戰略環境有了極大轉變，1973 年美軍自越戰撤退，1975 年共產勢力占領中南半島，這些發展都令日本提高警覺，雖然美國在 關島主義中仍承諾美日軍事同盟，但日本開始感受到壓力，願意分擔 區域安全責任，亦開始發展別於美日同盟的自主政策。 1977年日本開始推動和平外交，改善東南亞國家對日本軍國主義 印象，如前節所述，福田主義是日本對東南亞政策轉變的重要發展， 不再以政經分流政策來避免東南亞各國對日本之恐懼，而強調發展平 等夥伴關係、東協與中南半島國家和平共存等政策原則，並將對東南 亞的外援納為日本綜合性安全政策之要項，大幅提升東協與日本政治
Alan Rix, “Japan and the Region: Leading From Behind,” in Richard Higgott, Richard Leaver & John Ravenhill, eds., Pacific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1990s: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3), pp. 62-82.
Kuniko Ashizawa,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Building in the Asia Pacific,” p. 268.
Yoshinobu Yamamoto & Tsutomu Kikuchi, “Japan’s Approach to APEC and Regime Cre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p. 199.
關係。1979 年東協回應日本前一年之提議，召開東協擴大部長會議， 除日本之外，邀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韓國，以及歐盟參 加，討論政經合作議題。當太平正芳所提出的太平洋盆地經濟合作倡 議沒有得到東協正面回應之後，日本改變區域策略，不再單方面提出 區域合作之倡議，轉而與東協合作。 在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後，日本支持東協立場，中止對越南的外 援，並且在聯合國支持東協提案，以解決柬埔寨問題。1992 年 6 月， 日本通過《維和行動法案》(Peace Keeping Operation Bill, PKO)， 重新詮釋憲法，自衛隊亦在九月間加入聯合國維合部隊，前往柬埔 寨。此舉顯示日本關切東南亞安全情勢，也藉此與東南亞拓展安全關 係，但日本自衛隊以提供後勤支援，與軍事訓練為主，避免直接參與 軍事活動。當柬埔寨戰爭結束後，東協已經開始接納日本在東南亞安 全上扮演角色，減緩之前軍國主義之印象。在這段期間，東南亞安全 環境結構，事實上出現美中日同盟關係，共同對抗越南及蘇聯的局 勢。33柬埔寨戰爭中，強權與東協的合作，雖沒有簽署同盟條約，但已 呈現一個「事實」(De Facto)多邊安全同盟關係，試探了多邊安全合 作的可能性，柬埔寨戰爭結束後，東協體認到與強權合作可以使其安 全更受到保障。然而其同盟概念與後來亞太多邊安全機制中的合作安 全概念有所不同。 就安全合作之倡議而言，冷戰期間，蘇聯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在 1969 年曾提出「亞洲安全共同體」(Asian Community on
Security)構想，日本與其他受惠於美國雙邊主義之國家相同，在美國 軸幅體系的安全保障下，對於由共產國家主導的多邊安全合作架構， 自然持保留態度。之後，1986 年 7 月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於 海參崴(Vladivostok)演講時，首次建議借鏡歐洲「赫爾辛基安全合作
Sueo Sudo,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Japan and South East Asia:
會議」(The Helsinki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模式，在亞太地區召開「太平洋會議」(Pacific Ocean
Conference)，1988 年戈巴契夫再度提出「區域性安全諮商共同體」之 構想，主要擬以限武措施，約制強權的軍事野心，以建立區域安全共 同體。當時美國海軍軍力不及蘇聯，若同意限武，則反而不利自身的 武力擴張，美國的反對，加上對蘇聯的不信任，使日本並未正面回應 戈巴契夫的倡議。34 1990 年澳洲及加拿大等中型國家，再次建議以「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概念為基礎，在亞太地區建構類似赫爾辛基安全合作會 議模式的亞洲安全會議，邀請政治理念分歧、安全利益有所競爭的國 家加入安全對話，對此，日本仍有所保留，不願節外生枝地冒險表示 支持，其主要考量在於多邊架構可能衝擊美日安保體系已建構的區域 穩定，增添區域安全的不確定性。35直到戈巴契夫 1991 年訪日後，日 蘇互信增加，在確定前蘇聯無意以多邊途徑破壞美日同盟關係之後， 日本遂轉變態度，開始積極主張以多邊途徑強化「相互確保」(Mutual Reassurance)的區域安全政策。36 然而，面對情勢大不相同的歐、亞地區，日本認為亞太地區不宜 以赫爾辛基安全合作會議模式建構一個全新的安全合作機制，而應以 區域內已建立的政經管道，作為發展亞太多邊安全機制之基礎。371991
Akiko Fukushima,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The Emerging Logic of
Mul-tilateralism (New York: St. Martin, 1999), p. 139.
Michael Leifer,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Extending ASEAN’s Model
of Regional Security, pp. 16-20; Masashi Nishihara, “Multilateralism in
Pacific Asia: The View from Tokyo,” Asian Defense Journal, Vol. 24, No. 9, September 1994, pp. 26-30.
Paul Midford, “Japan’s Leadership Role in East Asian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The Nakayama Proposal and the Logic of Reassuranc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3, No. 3, Fall 2000, p. 377.
年，日本外相中山太郎(Taro Nakayama)在東協擴大部長會議中，建議 在既有的東協擴大部長會議框架下，成立一個政治安全對話機制，以 增進後冷戰時期亞太各國之相互信任，此即所謂的「中山提案」(Na-kayama Proposal)。當時東協國家回應冷淡，一方面顯示對日本軍國 主義的印象猶存，另一方面係由於日本在提案前並未與東協各國進行 諮商，東協不願讓日本主導議程，因此未即時表示支持。38意料之外的 負面反應，使得日本於次年東協擴大部長會議中採取較為謹慎的態 度，轉而傾向主張由東協領導此一倡議。39僅管如此，此案是自二次大 戰後，日本首度在未取得美國同意之前，改變過去消極被動的安全政 策作為，主動出擊所提出的區域安全倡議。40 1993年宮澤喜一(Kiichi Miyazawa)在曼谷演講時，再度闡述日本新區域安全主張，進一步表示
Yukio Satoh, “Asian Pacific Process for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ed., Japan’s Post Gulf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Toky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91), pp. 35-36.
Akiko Fukushima,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The Emerging Logic of
Mul-tilateralism, pp. 143-144; Andrew MacIntyre, “American and Japanese
Strategies in Asia: Dealing with ASEAN,” in Ellis S. Krauss & T. J. Pempel, eds., Beyond Bilateralism: 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Pacific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2004), p. 122; Kuniko Ashizawa,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Building in the Asia Pacific,” p. 251.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Security Agenda: Military,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p. 197; Takeshi Yuzawa, Japan’s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The Search for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Ox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31-32.
Paul Midford, “Japan’s Leadership Role in East Asian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The Nakayama Proposal and the Logic of Reassurance,” p. 368; Takeshi Yuzawa, Japan’s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The
推動多邊安全對話的意圖，之後被稱為「宮澤主義」(Miyazawa Doc-trine)。 可想而知，日本在倡議區域安全合作時所受到的阻力必定較區域 經貿合作多，透過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增加區域互信，對亞太經合會 的形成有其正面效益，因此，在安全合作議題上，日本亦積極參與二 軌外交。冷戰結束後的亞太戰略情勢，出現權力真空的不確定性，許 多智庫紛紛發起二軌會議，探討新安全秩序的區域建制，多邊主義成 為一個重要選項。1991 年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IIA)與東協智庫聯盟(ASEAN Institutes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EAN ISIS)、美國太平洋論 壇(Pacific Forum)，以及韓國漢城國際事務論壇(Seoul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共同進行一項亞太安全合作案，在幾次會議後， 與會者決定成立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The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擴大邀請區域各國重要智 庫加入會員，並在 1993 年簽署憲章，將其運作機制化，成為區域安全 合作的二軌機制，與日本外交部關係密切的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是重 要創始會員。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與東協區域論壇的關係穩定，直接 對東協區域論壇提出政策建言。41
有關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的討論，請見 Desmond Ball, “A New Era in
Con-fidence Building: The Second-track Proces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ecurity Dialogue, Vol. 25, No. 2, June 1994, pp. 157-176；Desmond Ball,
Anthony Milner & Brendan Taylor, “Track 2 Security Dialogue in the Asia-Pacific: Reflec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Asian Security, Vol. 2, No. 3, December 2006, pp. 174-188；Paul M. Evans, “Building Security: The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 The Pacific
Review, Vol. 7, No. 2, Summer 1994, pp. 125-139；Pauline Kerr, “The
Security Dialogue in the Asia-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Vol. 7, No. 4, Winter 1994, pp. 397-409；Ralph A. Cossa, “Multilateralism, Regional
前蘇聯的瓦解改變了亞太地緣政治結構，各國隨之調整安全政 策，以因應亞太安全環境出現的不確定性。日本亦意識到美國重新界 定美日同盟的功能角色，對日本安全可能造成的影響。此外，在國內 外壓力下，日本日益增加的經濟實力與其國際政治影響力不成比例的 事實，使得日本政府一改過去消極的安全政策，積極扮演區域安全維 護者的角色，42並爭取「全球強權」地位。43整體而言，日本新區域安 全政策，以美日雙邊同盟為核心，並同時與區域內各國進行多層次的 交流合作，推動次區域暫時性安排、區域性安全對話，以及非安全事 務的戰略性安排等多層次途徑，44而中山太郎在東協擴大部長會議的提 案，即被視為是多層次策略中之一環。45有別於軍事同盟的結盟對抗， 多邊機制之建構意味著合作，是以建立各國共同接受的行為準則來確 保區域秩序，此一多邊途徑，不僅有助於改善區域各國視日本為區域 安全破壞者之負面印象，亦可以使東亞鄰國對日本未來的區域安全政 策建立信心。
Security, and the Prospects for Track II in East Asia,” NBR Analysis, Vol. 7, No. 5, December 1996, pp. 25-38。
Takashi Inoguchi, Japan’s Foreign Policy in an Era of Global Change (London: Printer, 1993), pp. 139-146; Takeshi Yuzawa, Japan’s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The Search for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pp. 32-35.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Ox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9), p. 81.
Kuniko Ashizawa, “Japan’s Approach toward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From ‘Hub-and-Spoke’ Bilateralism to Multilateralism to ‘Multi-tiered’,”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3, Fall 2003, pp. 361-382.
Kuniko P. Ashizawa,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Building in the Asia Pacific” p. 254; Takeshi Yuzawa, Japan’s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The Search for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p. 46.
當然，對日本而言，在推動區域多邊安全合作時，首要處理的問 題便是爭取美國支持。有學者甚至認為，日本推動多邊機制之建構， 主要是為了確保美軍在冷戰後，仍會繼續駐留在亞洲。46然而，蘇聯的 解體，使世界格局朝單極化發展，美國以全球霸權自居，認為當時東 亞各國與其國力相差懸殊，既有的雙邊主義便足以維護美國在亞洲安 全利益，沒有必要投入多邊倡議。為此，日本首相宮澤喜一 1992 年訪 美期間，特地在華盛頓演講時提出雙軌亞太安全途徑，說明超越美日 雙邊架構的多層次安全架構構想，一方面針對朝鮮問題、臺海問題、 南海問題及柬埔寨問題等潛在軍事衝突熱點，主張以個案處理方式尋 求解決之道；另一方面則推動泛亞太區域性政治安全對話，以強化相 互安保，並強調美日同盟可以與區域多邊安全對話機制並存。47美國總 統柯林頓上任後，重新思考美日同盟之定位，以及如何在符合美國政 經利益的前提下，與日本在全球議題上發展夥伴關係。48 在柯林頓(Wil-liam J. Clinton)揭示的新亞太政策中，美國提出「新太平洋共同體」
(New Pacific Community)概念，其中主要構想之一，便是推促區域 多邊對話，以因應區域共同安全考量，可視為正式回應了日本所提出
Kuniko Ashizawa, “Japan’s Approach toward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From ‘Hub-and-Spoke’ Bilateralism to Multilateralism to ‘Multi-tiered’,” p. 375; Paul Midford, “Japan’s Leadership Role in East Asian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The Nakayama Proposal and the Logic of Reassurance,” pp. 377-78;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Security Agenda: Military,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pp. 191-197.
“(8) Address by Prime Minister Kiichi Miyazawa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uly 2, 1992, <http://www. mofa.go.jp/policy/other/bluebook/1992/1992-appendix-2.htm#(8)%20Address>. Richard P. Cronin, “Japan-U.S. Relations: Policy Issues for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103rd Congress,” UNT Digital Library, April 29, 1993, <http://digital.library.unt.edu/ark:/67531/metacrs63/>.
的新區域安全構想。49 1993年東協擴大部長會議通過成立東協區域論壇，次年首度召開 會議，成為截至目前為止，亞太地區唯一的安全合作機制，日本說服 美國接受亞太多邊安全機制是東協區域論壇啟動的重要根基。50爭取到 美國支持後，日本同時將雙邊主義與多邊主義視為安全政策重心，雖 強調兩者互補，互不衝突，但實際上日本所懷的戰略企圖是一方面維 持美日安保架構，同時增加日本在亞洲的經濟安全利益，並將美國的 亞太安全考量與日本的綜合性安全概念連結。51在操作上，美日同盟是 日本多邊安全外交政策之後盾，而在追求成為正常國家的過程中，美 日安保架構則成為因應戰略不確定性最佳的安全屏障，因此，日本一 再強調，追求多邊主義只是補充雙邊主義在區域綜合性安全合作議題 上的不足，並非取代雙邊主義。52
Bill Clinton, “Building a New Pacific Commun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4, No. 28, July 12, 1993, pp. 485-488; Bill Clinton,
“Fundamentals of Security for a New Pacific Commun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4, No. 29, July 19, 1993, pp. 509-512.
Christopher W. Huges, Japan’s Security Agenda: Military,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p. 197.
H. Richard Friman, Peter J. Katzenstein, David Leheny & Nobuo Okawara, “Immovable Object? Japan’s Security Policy in East Asi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Beyond Japan: The Dynamics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87-88.
Nobuo Okawara & Peter J. Katzsenstein, “Japan and Asian-Pacific Security: Regionalization, Entrenched Bilateralism and Incipient Multilateralism,”
The Pacific Review, Vol. 4, No. 2, Summer 2001, pp. 165-194; Christopher
W. Hughes & Akiko Fukushima,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in Ellis S. Krauss & T. J. Pempel, eds., Beyond Bilateralism: 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Pacific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995年 ARF 第二屆部長會議時，會員通過一份概念文件(Concept
Paper)，擬定東協區域論壇三大階段發展目標：信心建立(Confidence
Building)、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衝突解決(Conflict
Res-olution)。53東協區域論壇的運作以多邊論壇模式為主，主要目的不在 透過談判或決議來解決爭端，而是以對話或會議進行來建立互信、討 論共同關切之安全議題，並凝聚共識，其相關結論對與會國家行為並 不具法律約束力，屬非正式諮商機制。在議程設定方面，因各會員國 堅持「國家主權平等」、「互不干涉內政」此兩大原則，舉凡涉及他 國內政的區域安全考量、進行中或潛在國際衝突，若非經當事國之同 意或邀請，東協區域論壇不得將其列入會議議程、或從中斡旋協調， 擔任衝突管理的第三者角色。 東協區域論壇成立初期，中國對臺海及南海問題的立場，影響了 東協區域論壇的議程設定與運作方式，中國認為此兩大軍事衝突熱點 之爭端來源係屬中國內政，他國不應干涉。其中臺海問題在東協區域 論壇接受「一個中國」政策原則下，在相關會議中不曾被討論，而南 海問題則因仍涉及東協區域論壇其他會員國間之領土爭議，在當事國 接受的前提下，得在東協區域論壇會議中被提出討論，但並無具體決 議。臺海安全及南海安全議題攸關日本戰略及經濟安全利益，兩者在 東協區域論壇中不得有效討論，使得日本改變了對多邊安全機制的期
Security Policy: The Case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0, No. 4, Winter 1997, pp. 480-503.
有關東協區域論壇初期發展之相關討論，請見 Michael Antolik,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The Spirit of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6, No. 2, September 1994, pp. 117-135；Michael
Leifer,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Extending ASEAN’s Model of Regional
Security, pp. 1-65；Alice Ba,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Maintaining
the Regional Idea in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52, No. 4, Fall 1997, pp. 634-656。
待，對東協區域論壇的願景也從樂觀自由主義(Optimistic Liberal)轉 為悲觀現實主義(Pessimistic Realist)。54
除了對東協區域論壇議題設定的相左意見之外，1994 年日本防衛 問題懇談會(Advisory Group on Defense)的政策建議中，一度將多邊 安全機制置於美日同盟之先，後卻因美國施壓而作罷。55美國不支持日 本在多邊安全機制中擴張角色，冷卻了日本以東協區域論壇做為加強 軍事等傳統安全的期望，之後日本轉而發展以美日安保為基礎，邀請 第三國加入軍演或戰略對話的複邊主義(Minilateralism)，形成一個「超 美 日 雙 邊 主 義 」(U.S.-Japan Bilateralism-plus) 的 複 邊 軍 事 合 作 模 式。56而對東協區域論壇的政策重心則回歸到適用合作安全概念的綜合 性安全議題，到了 1990 年末期，日本開始積極推動信心暨安全建立措 施，提出資訊透明化及國防資訊分享等預防外交措施構想，並建議以 因應區域內的非傳統安全及跨國性安全問題作為東協區域論壇主要安 全合作內涵。57 就建制的角度來看，不同於冷戰期間所發展的集體防衛(Collective
Defense)體系，或是集體自衛(Collective Self-defense)的軍事安排， 東協區域論壇主要基於合作安全概念，其宗旨在於維持會員國之間無
Takeshi Yuzawa, “Japan’s Changing Conception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from an Optimistic Liberal to a Pessimistic Realist Perspectiv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4, Winter 2005, pp. 364-497.
Yoichi Funabashi, Alliance Adrift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p. 231-238.
Christopher W. Hughes & Akiko Fukushima,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pp. 55-86; Aurelia George Mulgan, “Breaking the Mould: Japan’s Subtle Shift from Exclusive Bilateralism to Modest Minilateralis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1, April 2008, pp. 52-72.
Nobuo Okawara & Peter J. Katzenstein, “Japan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Regionalization, Entrenched Bilateralism and Incipient Multilateralism,” p. 177.
戰狀態的和平現狀，反對以制衡戰略(Counterbalancing Strategy)作為 區域秩序建構之基礎，而主張區域安全合作建制化，以建構共有的行 為規範作為安全承諾，進而發展可預期的行為模式，作為區域秩序建 構之基礎。58因此，日本對東協區域論壇的投入並不違反其和平憲法中 反軍國主義之主張，亦不與美日雙邊軍事同盟有所衝突。59與在亞太經 合會創立之初退居幕後的思考雷同，日本在東協區域論壇中推東協為 檯面上的領導者，在運作上支持東協外交模式，以實踐日本透過無聲 外交，改善區域各國對日本存有之安全恐懼。60
肆、理論反思
多邊主義的意涵不僅在於三個國家以上之間的政策協調，或組織 設計，更重要地是，彼此間發展出規範各國行為之原則與制度，作為 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下，用以維持國際秩序之基礎，可謂新制度主義 (New Institutionalism)。61從區域秩序建構的角度觀之，亞太多邊途 徑之意涵在於以「合作建制」突破「結盟對抗」或「權力平衡」的冷William T. Tow, 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Seeking Convergent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77.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Security Agenda: Military,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 Dimensions, p. 197.
Takeshi Yuzawa, Japan’s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The Search for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p. 36.
有關多邊主義之理論探討，請見 John Gerard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pp. 3-48；James A. Caporas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Multilateralism: The Search for Foundation,” in John Gerard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51-90；
Robert O. Keohane, “Multilateralism: An Agenda fo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戰思維。在多邊架構下，各國暫時擱置爭議，共同參與規範建制，透 過共同揭櫫的國家行為原則，形成相互約制的共同體(Community)。62 亞太經合會與東協區域論壇在亞太戰略環境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的情 況下形成，前者以經貿合作、後者以論壇對話作為建立互信之基礎， 反映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之區域秩序觀，兩 者皆邀請非志同道合國家共同參與區域合作進程，並期望凝聚規範共 識，作為區域經貿與安全秩序之基調。 然而，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卻認為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行為， 無法脫離國際政治中的權力結構因素，制度本身並無法改變國家行 為。所謂的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進一步主張建制 的形成與維持有賴霸權，而霸權的興衰則是制度變革的主要原因。新 現實制度主義(Neo-Realist Institutionalism)與新自由制度主義最大的 不同主張在於建制本身是否會影響各國國際合作之動向。因此，當日 本啟動了亞太經合會與東協區域論壇兩個區域經貿暨區域安全規範建 制進程後，美國與中國等區域強權的反應與作為，則可用來檢視新現 實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在亞太多邊主義之適用性。 對美國而言，後冷戰時期，不論在經貿或是安全議題上，以美國 為中心所發展出來的多組雙邊主義，形成軸輻體系(Hub-and-spoke)， 足以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利益，致使對多邊主義的承諾並 不符合其成本效益，因而沒有大費周章發展多邊途徑的必要性與急迫 性。直到柯林頓總統上任後，方提出新的亞太政策。1993 年利用擔任 亞太經合會主事國之機會，倡議非正式領導峰會，提升了亞太經合會 以共同體為基礎的安全秩序仍因建構要素不同而有所區別，請見 G. John
Ikenberry & Jitsuo Tsuchiyama, “Between Balance of Power and Community: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Asia-Pacific, Vol. 2, No. 1, February 2002, pp. 87-90。
的戰略意涵，並逐漸接受亞太經合會不同於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區域經 貿自由化模式。在安全合作議題方面，在確定東協區域論壇非軍事同 盟的特質不影響美軍在亞洲之佈局後，美國雖未積極投入，但也表示 支持並參與東協區域論壇進程。63 就中國而言，過去在國際社會孤立並缺乏多邊外交經驗，向來偏 好以雙邊途徑來處理與他國之間的領土紛爭或政治衝突，因此對於後 冷戰時期驟然興起的亞太區域合作構想則不具信心，唯恐強權操控導 致中國戰略利益的損失。64對此，區域各國對採取交往(Engagement) 政策，中國始願意嘗試，65並在亞太經合會成立後第三年（1991 年） 成為亞太經合會會員經濟體，從參與過程中逐漸建立對多邊外交之信 心。在安全議題方面，東協區域論壇特殊的諮商對話模式，強調主權 平等與不干涉原則，減少中國對多邊安全機制原有的諸多顧慮，在中 國揭示新安全觀之後，便主動領導東協區域論壇相關議題發展，展現 對多邊主義之信心。66
Susumu Yamakage,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and Asia-Pacific’s Reg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pp. 293, 301.
Michael Yahuda, “China’s Multilateralism and Regional Order,” in Guogang Wu & Helen Lansdowne, eds., China Turns to Multilateralism: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 2008), p. 75.
Margaret M. Pearso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Paul Evans, “The Major Multilater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Engage China,”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207-233;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Paul Evans, “China’s Engagement with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Alastair Lain Johnston & Ros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gde, 1999), pp. 235-271;
Paul M. Evans, “The New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Conditional Engagement of China,” in James Shinn, ed. Weaving the Net: Conditional Engagement
從本文看出，亞太經合會與東協區域論壇兩者皆非強權地緣戰略 下的產物，美中強權願意繼日本之後，接受亞太經合會與東協區域論 壇之初期建制，在加入後，並未以結構性優勢，企圖改變亞太經合會 與東協區域論壇創始會員國所達成之規範共識，此等現象與新現實主 義對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行為預期有所出入。此外，亞太經合會與東 協區域論壇建制上循序漸進、非正式諮商對話，以及共識決等在運作 上的特殊安排，建立了美中對亞太多邊外交的信心，影響美中對多邊 途徑之態度，在某種程度上支撐新自由制度主義論述，顯示多邊機制 有其自主性，可成為國際關係自變數。67 雖然日本領導「雁行模型」之經濟區域主義，奠定亞太多邊合作 之基礎，但之後的區域多邊外交發展卻非僅繫於日本一國之利益，亦 未侷限於特定國家所主張的發展模式為主，而是朝多樣化共存的混合 型區域組織。68甚至當日本在東亞經濟領導地位被質疑，有論者認為 「雁行模式」整合未真正反映東亞經濟結構，69亦有人批評日本在亞太 經合會多半以支持者的姿態為美國 APEC 政策背書，而非扮演共同領 導人，70但亞太經合會建制之基本運作原則及規範，並未因日本式微而
Michael Yahuda, “China’s Multilateralism and Regional Order,” pp. 75-89. Jame G. March & John P.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No. 3, September 1984, pp. 734-749;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December 1988, pp. 379-396.
H. Richard Friman, Peter J. Katzenstein, David Leheny & Nobuo Okawara, “Immovable Object? Japan’s Security Policy in East Asia,” pp. 85-107.
Gordon Bernard & John Ravenhill, “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 Reg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
World Politics, Vol. 47, No. 2, January 1995, pp. 171-209.
Yong Deng, “Japan in APEC: The Problematic Leadership Role,” Asian
改變。此等現象亦支撐了新自由制度主義論述，顯示國際組織本身有 自我調整與發展之動能，即使後續發展與該組織最初成立之構想有所 不同，仍能持續演進，甚至反向影響會員國之國家行為。
伍、結論
綜論之，當日本在戰後和平憲法中，放棄部分國家主權而被視為 非正常國家時，選擇以經貿關係做為對外擴張之工具，其特殊國際定 位與因應之道，便使日本國家安全與區域經濟脈動密切結合。在區域 層次上，以日本領導的雁行模式與水平分工之區域經濟網絡，不但形 塑了亞太經合會建制之結構性基礎，同時加促區域經濟互賴深化後所 帶來的安全區域化效應，形成所謂的區域安全複合體(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71各國面對互賴深化後共通的跨國性安全考量增加（包括 跨國犯罪、非法移民、恐怖主義、環境安全等），改善了亞太區域異 質性所造成的安全價值分岐，進而成為亞太多邊安合作機制形成之基 礎，也解釋了東協區域論壇之安全合作內涵，呈現綜合性安全議題的 必要性。 亞太經合會與東協區域論壇雖分別以經貿與安全為合作議題，但 就兩者的運作特質而言，卻有其共通性：東協外交模式，此一共通性 是亞太區域建制核心特色。從本文得知，日本重視區域均富，企圖扮 演南北橋樑角色，支持透過非正式諮商、凝聚共識的規範制約，而不 主張以正式談判、簽署協議的法理約束等原則，不僅兼顧東南亞各國 之弱勢利益，使得東協慣有的外交模式成為亞太多邊外交之運作原 則，並且產生了一些外部效應，其一是使得一開始對區域多邊途徑抱 持遲疑態度的中國大陸，願意投入不具政策承諾的低風險多邊合作， 進而積極參與；其二是化解了日本在區域安全多邊主義與美日同盟雙Barry Buzan & Ole Wae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邊主義之間的戰略選擇困境，在維持美日軍事同盟關係的同時，仍得 以積極參與東協區域論壇論壇式的區域安全合作進程。 在理論檢視與反思方面，從本文得知，亞太多邊機制的形成並非 霸權領導之產物，其運作特質呈現新自由主義思維，建制形成之初所 形成的行為共識，有其穩定性，並未因創始會員之利益或強權政治而 改變，顯示新制度主義較新現實主義更能解釋亞太多邊機制之形成與 初期發展。 從本文得知亞太經合會與東協區域論壇建制過程中的另一個共通 點：政府間與智庫間的雙軌合作模式，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 以認知途徑(Cognitive Approach)解釋菁英社群互動對政策之影 響，則有助於解釋亞太多邊建制之形成。日本在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 與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的形成階段，皆扮演重要角色，直到目前，這 兩個二軌機制都仍與亞太經合會、東協區域論壇互動密切，直接對亞 太經合會與東協區域論壇提出區域政策建言。然而，在探究二軌外交 對區域建制之影響時，常出現理論發展之瓶頸，在佐證上通常無法直 接證明其因果關係，僅能間接推論學者專家在二軌會議所提出的意念 (Ideation)與官方政策之相關性。 本文聚焦於亞太經合會與東協區域論壇兩個泛亞太多邊機制，側 重初期建制發展之討論，顯然僅是當前區域多邊主義研究之一小部 分，茲提出兩個與本研究相關的延伸研究主題。 其一，日本在亞太經合會與東協區域論壇後續發展中所扮演的角 色，應是持續被學者關注的焦點。日本 1996 年外交政策藍皮書中，首 度強調亞太經合會與東協區域論壇等區域組織是聯合國及世界貿易組 織等全球性國際組織之基礎。在全球體系中，日本被視為軍事弱國， 但在區域發展脈動中，日本卻是區域強權，72這個雙重身分的落差性，
Soeya Yoshihide, Japan’s Dual Identify and the U.S.-Japan Alliance (Stanford: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1998), pp. 3-24.
如何在日本區域戰略中呈現？
其二，當前與泛亞太多邊外交同時並存的東亞區域進程，以始於
1997年底的「東協加 3」(ASEAN Plus Three, APT)與 2005 年的「東 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兩者較具建制規模，同時業與日 本綜合性安全政策及區域利益最為息息相關。學界對此已多所著墨， 但多以回應「中國崛起」為前提，探討日本在東亞之領導問題，帶來 的學術風險是忽略日本長期在東亞的經營效應，因此，如何從日本整 體策略著手，思考東亞區域進程對日本區域戰略意涵的相關研究，應 被重視。對於多種區域進程同時並存之相容性問題，與近日澳洲總理 陸克文(Kevin Rudd)所提出之亞太共同體(Asia Pacific Community)、 日本現任民主黨首相鳩山由紀夫(Yukio Hatoyama)提出的「東亞共同 體」構想，73雖然在內涵上仍多所不定，但其對區域多邊主義發展之影 響，值得密切注意。
（收件：2009 年 11 月 1 日，修正：2010 年 4 月 30 日，採用：2010 年
5月 5 日）
Yukio Hatoyama, “A New Path for Japan,” New York Times, August 27,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8/27/opinion/27iht-edhatoyama.html>.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論文 李瓊莉，2003。〈亞太綜合性安全合作的發展〉，朱松柏主編，《新 世紀亞太情勢與區域安全》。臺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165-186。 李瓊莉，2007。〈衝突預防概念在亞太多邊二軌外交中的實踐〉，金 榮勇主編，《東亞區域意識下的亞太戰略發展》。臺北：政大國 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221-244。 李瓊莉、徐斯勤，2005。〈因應多面向區域挑戰的 APEC 制度發展： 組織變革與行為模式〉，江啟臣主編，《世局變化下的 APEC 與 我國參與》。臺北：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頁 48-73。英文部分
專書Akao, Nobutoshi, ed., 1983. Japan’s Economic Secur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Barnett, Robert, 1984. Beyond War: Japan’s Concept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Pergamon Brassey’s.
Buzan, Barry & Ole Waever, 2003.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Bost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pie, David & Paul Evans, 2007.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Lexic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Chapman, J. W. M., R. Drifte & I. T. M. Gow, 1982. Japan’s Quest
York: St. Martin’s.
Drysdale, Peter & Takashi Terada, eds., 2007.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Routeledge.
Fukushima, Akiko, 1999.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The Emerging Logic
of Multilater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Funabashi, Yoichi, 1995. Asia Pacific Fusion: Japan’s Role in APEC.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Funabashi, Yoichi, 1999. Alliance Adrift.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Hatch, Walter & Kozo Yamamura, 1996. Asia in Japan’s Embra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 Kai, 2009.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Oxon: Routledge Taylor Francis
Group.
Hiratsuka, Daisuke, ed., 2006. East Asia’s De Facto Economic Integr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Hughes, Christopher W., 2004. Japan’s Security Agenda: Military,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 Dimension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oguchi, Takashi, 1993. Japan’s Foreign Policy in an Era of Global
Change. London: Printer.
Katzenstein, Peter, 1996. Cultural Norms &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 War Japa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rauss, Ellis S. & T. J. Pempel, eds., 2004. Beyond Bilateralism:
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Pacific.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SEAN’S Model of Regional Securi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1988. Toward New
Asia-Pacific Cooperation: Promotion of Multilevel Gradually Advancing Cooperaion on a Consensus Basis. Tokyo: MITI.
NIRA & the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1977. Kokusai Kankyo no
Henka to Nihon no Taio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Japan’s Response). Tokyo: The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Samuel, Richard J., 2007.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everino, Rodolfo C., 2009.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udo, Sueo, 2002.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Japan and South East
Asia: Forging a New Reg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Tow, William T., 2001. 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Seeking
Convergent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ods, Lawrence, 1993. Asia-Pacific Diplomac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ancouver, BC: UBC Press.
Yoshihide, Soeya, 1998. Japan’s Dual Identify and the U.S.-Japan
Alliance. Stanford: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Yuzawa, Takeshi, 2007. Japan’s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The Search for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Oxon & New York: Routledge.
專書論文
Ashizawa, Kuniko P., 2004.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Building in the Asia Pacific: APEC and the ARF,” in E. S. Krauss & T. J. Pempel, eds., Beyond Bilateralism: 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Pacific. Berkele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48-271.
Caporaso, James A, 199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Multi-lateralism: The Search for Foundation,” in J. G.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51-90.
Evans, Paul M., 1996. “The New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Conditional Engagement of China,” in James Shinn, ed., Weaving the Net:
Con-ditional Engagement with Chin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Books. pp. 249-270.
Frankel, Jeffrey A. & Miles Kahler, 1993. “Introduction,” in Jeffrey A. Frankel & Miles Kahler, eds., Regionalism and Rivalry: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Pacific Asi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18.
Friman, H. Richard, Peter J. Katzenstein, David Leheny & Nobuo Okawara, 2006. “Immovable Object? Japan’s Security Policy in East Asi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Beyond Japan: The Dynamics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85-107.
Hughes, Christopher W. & Akiko Fukushima, 2004.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in E. S. Krauss & T. J. Pempel, eds., Beyond Bilateralism:
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Pacific.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55-86.
Inoguchi, Takashi, 1991. “Japan’s Role in a Multipolar World,” in Shafiqul Islam, ed., Yen for Development: Japanese Foreign Aid
and the Politics of Burden-Sharing.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p. 11-26.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s. pp. 235-271.
MacIntyre, Andrew, 2004. “American and Japanese Strategies in Asia: Dealing with ASEAN,” in E. S. Krauss & T. J. Pempel, eds.,
Beyond Bilateralism: 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Pacific.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p. 115-129.
Pearson, Margaret M.,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Paul Evans, 1999. “The Major Multilater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Engage China,”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s. pp. 207-233.
Rix, Alan, 1993. “Japan and the Region: Leading From Behind,” in Richard Higgott, Richard Leaver & John Ravenhill, eds., Pacific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1990s: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p. 62-82.
Ruggie, John Gerard, 1993.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 John Gerard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3-48.
Satoh, Yukio, 1991. “Asian Pacific Process for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ed., Japan’s Post Gulf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Toky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p. 34-45.
Shiraishi, Takashi, 1996.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 T. Shiraishi, eds.,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69-194.
Yahuda, Michael, 2008. “China’s Multilateralism and Regional Order,” in Guogang Wu & Helen Lansdowne, eds., China Turns 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