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事件與選民的投票抉擇：以台灣2004年總統選舉為分析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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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事件與選民的投票抉擇：

以台灣 2004 年總統選舉為分析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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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佑宗

∗∗ 一、前言二、負面競選的策略與資訊三、台灣 2004 年總統選舉過程的回顧四、負面競選策略與選舉效應五、選樣偏誤模型的分析六、選民的特質與選舉資訊的接收七、結論本文主要分析台灣 2004 年總統選舉的過程中，先後出現四大負面競選事件與「 319 槍擊案」，這五大選舉事件對台灣總統選民投票抉擇影響的程度。在未控制其它因素的條件下，四大負面競選事件與「 319 槍擊案」，的確與選民投票的抉擇之間有顯著的關連。其中「吳淑珍買賣股票」事件，以及「陳由豪政治獻金」事件，都明顯與是否支持陳水扁有關。至於「連戰家產」來源，以及「國民黨黨產」問題，的確也與是否支持連戰有關。比較有趣的發現是，過去在輿論上認為「 319 槍擊案」對陳水扁選情比較有利的看法，並沒有在此次的調查資料中獲得支持。認為槍擊案對其投票抉擇有影響的選民，傾向投給「連宋配」，而認為槍擊案對其投票抉擇沒 ∗ 本文分析的資料來自國科會補助的『2004 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計畫（TEDS 2004P），計畫主持人為東吳大學政治系黃秀端教授。作者非常感謝兩位匿名審稿人對本文提供的修正建議，以及研究助理劉嘉如在資料分析上的協助。投稿日期：二○○五年十月二十六日；接受刊登日期：二○○六年二月十五日。東吳政治學報/2006/第二十二期/121-159。 ∗∗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助理教授。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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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響的選民，傾向投給「陳呂配」。當然，由於調查程序是在總統選後二個月才正式展開，有可能因選民回憶的不正確性，或不願據實回答，甚至因受到對選舉結果而引發社會衝突事件的衝擊，受訪者已經改變原先對槍擊案的立場，最後影響到資料的正確性。其次，本文進一步透過選樣偏誤模型的分析，發現五大選舉事件與選民的投票抉擇之間，在加入其它因素後，它們之間並沒有顯著的因果關係。選民對競選件的認知與評價，其實受到許多中介因素的干擾，也就是受到選民的政黨認同、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所影響。比較認同「泛藍」陣營、中國人與主張統一的選民，越覺得有關陳水扁負面的選舉事件，對其投票抉擇有影響；認同「泛綠」陣營、台灣人與主張獨立的選民，越覺得有關連戰負面的選舉事件，對其投票抉擇有影響。這項發現，印證了多數美國總統選舉研究的發現，因為候選人在媒體使用的機會相等，幾乎很少發生不同政治立場的人，會被競選事件的引導而轉投到另外一個候選人。總統選舉的競選過程，只是強化他們原本的支持立場而已。關鍵詞：負面競選、319 槍擊案、投票抉擇、2004 年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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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現代科技與統計技術的發展，民意調查已成為建構經驗政治理論最重要的研究工具之一，其中受惠最多的，就是投票行為理論的發展。而投票行為理論中的三大主流學派，亦即「哥倫比亞學派」（Columbia School）、「密西根學派」（Michigan School）與「理性選擇學派」（rational choice），對於競選過程或競選廣告對選民個人選舉行為的影響，都抱持「最小效果論」（ minimal effects ）的觀點，他們認為個人的經社背景、預存傾向（predispositions），才是決定投票型的最主要的因素（Finkel, 1993; Goldstein and Ridout, 2004）。然而，三大主流的選舉研究，雖不強調競選過程與資訊的重要性，但他們並沒有全盤否定競選過程的影響力。進入 1990 年代後，美國投票行為研究最重大的轉變是，已經逐漸從過去注重選民個人經社背景、政治或社會心理因素，以及議題取向或候選人評價等因素，轉變到選民在投票抉擇時選舉資訊所扮演的角色，選舉資訊的「質」與「量」，將會影響選民如何抉擇（Bartels, 1988; Beck, et al., 2002; Westlye, 1991）。隨著這個發展趨勢，大眾傳播媒體（尤其是電視與網路的發展）漸漸主導各種選舉競爭有關（Lau et al., 1999）。媒體扮演作為資訊供給的角色而言，自然影響到選民接觸的資訊。當公民的意識越來越高，他們不僅會盡量去獲取資訊，同時也會運用這些資訊作政治判斷。因此，媒體越重視的議題，自然也會引起公民的注意；另外，公民也會比較關心對自己所重視的議題，對於這些議題的資訊當然也會比較豐富（Iyengar, 1990: 168-169）。總之，選民選擇性的關注（selective attention），以及資訊可及性對選民收集相關政治資訊以決定投票對象，具有相當的影響力。隨著大眾傳播媒體對選舉結果的影響力與日遽增，競選過程或資訊與選舉結果的關連，逐漸受到研究者的重視（Markus, 1988; Petrocik, 1996）。Popkin 認為競選過程提供選民取得投票相關資訊的捷徑（ shortcuts），包括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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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選舉議題，選民據此排定對候選人或議題偏好的優先次序，最後決定其投票的對象（Popkin, 1991）。Zaller, Gelman 和 King 等人對美國總統選舉的研究發現，由於兩黨候選人在媒體使用的機會相等，因此很少發生不同政治立場的人可以被競選過程引導到另外一邊，競選過程反而是強化他們原本的支持立場（Gelman and King, 1993; Zaller, 1992）。

競選過程不只影響美國總統的選舉結果，台灣的總統選舉，甚至連立委選舉與縣市長選舉，其影響力也越來越大（鈕則勳，2003）。本文即探討台灣在 2004 年的總統選舉，陳水扁與連戰這兩位候選人，先後採用那些負面的競選策略，以及「319 槍擊案」對選舉結果的衝擊。台灣選民對 2004 年總統選舉時所發生的事件與資訊，是否影響其投票抉擇？在性別、年齡、省籍、教育程度、政黨認同，以及國家認同上有差異的選民，是否會影響其對兩組總統候選人的負面選舉資訊，以及「319 槍擊案」的看法？這些競選事件與資訊，對台灣 2004 年的總統選舉選民投票的抉擇，究竟存在多大的解釋力？以上這些是本文分析的重點。本文以下分六段，第一段將先討論負面競選策略或資訊的基本概念與類型，以及國內外相關的研究發現；第二段將簡單歷史回顧台灣 2004 年總統選舉時，兩位總統選舉主要的競爭者，先後使用那些負面的競選策略，以及震驚海內外的「319 槍擊案」事件，接著分析這些選舉事件是否有影響到選民的投票抉擇；第三段將探討這些負面競選策略與選舉事件，與台灣 2004 年總統選舉選民投票抉擇的關係。本文初步發現是，在未控制其它因素的條件下，負面競選策略與選舉事件的確與選民投票的抉擇有顯著的關連。第四段將再透過選樣偏誤模型（selection bias model）的分析，並加入其它的因素後，發現其實負面競選策略與選舉事件，對選民的投票抉擇並沒有顯著的關係；第五段將進一步分析選民對負面競選策略與選舉事件的看法，其實受到許多中介因素的干擾，尤其是受到選民不同的政黨認同、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所影響；第六段則是本文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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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負面競選的策略與資訊

候選人的競選策略之所以對選舉結果具有重要性，在於選舉的資訊本身帶有偏差性。當選民依賴某一資訊來源時，很可能促成選民做出有利於一方，而不利於另一方的抉擇。最佳的情形是選民全面地收集相關的資訊，最後再做出抉擇，但是資訊成本的存在，以及選民本身能力的限制，都說明了選民僅能收集有限的資訊。因此，分析候選人或媒體提供的競選資訊，在選民投票過程中的影響，就顯得越來越重要。根據 Scammell（1998）的建議，候選人運用競選資訊的策略主要可分為兩類：競爭性的策略（competitive positioning）與實質性的策略（substantive positioning）。前者將選舉視同戰爭，在固定的市場下（ fixed market）劃定競爭的結構，目的是要選民認定自己大幅領先或是最大的潛在挑戰者，同時也貶低其他競爭者，因此最顯著的策略是將自己形塑成「領先者」（frontrunner）或是「最大競爭者」（the challenger to the frontrunner），而其他人則遠遠被拋在後面；後者與商品行銷理論有關，目的是要動員特定目標選民的支持，例如特殊的意識型態者或人口對象（例如傳統農民、弱勢團體或退伍軍人等）。Haynes 等人（2002）進一步研究指出，競爭性的策略又可分為兩種：正面競爭資訊（positive competitive）與負面競爭資訊（negative competitive），前者用來劃定自己領先的地位；後者主要採取攻擊對手的策略，目的是要重新改變已經被認定競爭地位，並試圖拉近與領先者的距離。除了上述競爭性與實質性這兩種資訊策略外，Flowers 等人（2003）增加資訊傳播（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這項類別，資訊傳播大都屬於一些後勤的訊息（logistical messages），例如提供候選人與後援會最新的動態、召開各項記者說明會等。因此，負面競選即是一種攻擊對手的策略，候選人主動提供主要不利於競爭對手的資訊，例如競爭對手過去所犯的錯誤，人格或表現上的缺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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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追求錯誤的政策，選民依據這些大量的資訊作為投票抉擇（ Mayer, 1996: 440-41）。 Johnson-Cartee 與 Copeland 分析指出，候選人有兩種負面競選的訴求：政治議題的訴求（ political issue appeals ）與個人特質議題的訴求（personal issue appeals）。前者是針對候選人的政治歷史，包括投票記錄、議題立場與犯罪紀錄等；後者是針對候選人的健康記錄、個人生活等。 Johnson-Cartee 與 Copeland 同時發現，教育程度較高的人比較會接受政治議題的訴求，而教育程度比較低的人比較會接受個人特質議題的訴求（Johnson-Cartee and Copeland, 1991；游清鑫，2001: 228）。正面的競選策略與負面的競選策略何者比較有效？根據 Lau 的研究指出，負面競選遠比正面競選來得有效，Lau 的論述建立在兩個基本假設上：第一，圖像烙印的假設（figure-ground hypothesis），負面競選比較容易凸顯訴求，比較容易受到選民注意，以及資訊比較容易處理；第二，成本傾向的假設（cost-orientation hypothesis），選民想要避免獲取資訊成本上升的動機，要比主動獲得資訊的動機更強烈（Lau, 1985）。至於那一類的候選人比較會採取負面競選的策略？目前有兩種理論觀點，分別是候選人的競選策略理論（the strategy theory）與候選人個人特質的解釋（ the candidate-attribute explanation ）。支持第一種看法的人，例如 Skaperdas 與 Grofman，他們認為：第一，在有兩位候選人相互競爭的結構下，領先者會比落後者採取較多的正面競選策略，而會較少採取負面的競選策略；第二，在有三位候選人相互競爭的結構下，遠遠落後前兩位領先的候選人（排名第三），將比較會採取正面的競選策略；第三，在有三位候選人相互競爭的結構下，沒有一位候選人會針對實力最弱的一位候選人進行負面競選，也就是排名第二的候選人會針對領先者，或是領先者針對排名第二的候選人進行負面競選（Skaperdas and Grofman, 1995）。而 Harrington 與 Hess 兩人則支持第二種解釋觀點，他們認為個人特質比較不吸引選民的候選人，將比較會採用正面競選的策略；而個人特質比較不突出的候選人，則比較會採取攻擊性的競選策略（Harrington and Hess, 1996）。以上兩種觀點何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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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貼近事實？Theilmann 與 Whlhite 兩人（1998）實證研究的結果，Skaperdas 與 Grofman 的看法獲得資料的驗證，而 Harrington 與 Hess 的解釋則未獲得資料的支持。國內相關的研究，大部份來自政治傳播學者，他們大都從選民訊息接收與政治信任、政治行為的關連，特別是媒體對於選民資訊來源壟斷的觀點進行觀察（郭及天與王嵩音，2001；彭芸，2001；2002；張卿卿，2002）。但這與嚴格定義下的負面競選策略仍有出入，選民媒體使用的程度，與他們對負面競選真實的感受程度，並不能劃上等號（王鼎銘，2004）。例如翁秀琪和孫秀蕙（1994）觀察選民媒介使用的行為及其政治知識、政黨偏好與投票行為研究的關係，她們的研究結果顯示，選民的政治知識會影響其閱報與收看電視，至於閱讀不同報紙和收看不同電視新聞者，其政治知識就沒有的差異。閱讀不同類型的報紙，和收看不同類型的電視新聞，會影響其政黨偏好和其政黨投票選擇，證明媒體使用情形確實存有市場壟斷的問題，並且影響選民的政治態度與政黨偏好。孫秀蕙（1995）則是比較選民使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其政治行為的差異。傳統媒體是指報紙媒體、三台新聞；新媒體是指第四台新聞和收聽地下電台、Call-in 節目、網路上電子佈告欄（BBS）。研究結果顯示，新媒體的使用仍不普及，但是使用新媒體的選民投票行為，和未曾使用過新媒體的選民存有顯著差異，針對 1994 年省長的選舉，使用新的無線電視台的選民，比較傾向支持民進黨。另外針對台灣 1996 年的總統選舉，孫秀蕙發現支持李登輝的選民，多屬於不知不覺者（ chronic know-nothings），也就是媒體使用率偏低、政治知識不足，並對選舉議題不感興趣的人（孫秀蕙，1996）。在台灣 2004 年總統選舉時，國民黨與親民黨為了避免重蹈 2000 年選舉時選票分裂的覆轍，在 2003 年時開始進行內部的溝通與整合，最後共同推出連戰與宋楚瑜的競選組合，以對抗民進黨的「水蓮配」，形成「泛藍」與「泛綠」雙邊的爭奪戰。無論是「連宋配」或是「水蓮配」，雙方在選戰開打之初，原本都互相期許能進行一場君子之爭，打一場乾淨的選戰，將選舉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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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放在公共政策議題的討論與辯論上，因此國內相繼舉辦多場總統候選人的公開電視辯論會，以及舉辦針對公投議題正反方意見的辯論會。然而，隨後一連串驚爆出來的家產、黨產爭議，以及一些政治黑幕與官商勾結的疑雲，漸漸凌駕理性的政策辯論，雙方激烈的互揭瘡疤和口水戰，已偏離當初的競選承諾。總體而言，台灣 2004 年總統選舉時，兩組候選人先後打出四個負面的競選策略，雙方試圖打壓對手以增加個人當選的機會，這四大負面競選策略分別是「國民黨黨產」問題、「連戰家產」問題、「總統夫人吳淑珍炒股票」問題、「陳由豪政治獻金」事件。至在投票前一天所發生的「319 槍擊案」，從選舉結果來看，這個選舉事件似乎比上述四個負面競選策略更為重要。以下將對這四大負面競選策略與「319 槍擊案」，作一個簡單的歷史回顧。

三、2004 年總統選舉過程的回顧

首先，就國民黨黨產的問題，近幾年來民進黨幾乎每次選舉都鎖定這個議題，這是國民黨過去沉重的包袱。民進黨抨擊國民黨是國家黑金的溫床，國庫通黨庫，除不當取得國家的財產，還利用不當所得投資獲利。國民黨說要主動歸還，但卻一直拖拖拉拉，顯見只是欺騙民眾，絲毫沒有歸還的誠意。因此，民進黨立委段宜康等人要求追究前行政院長郝柏村、前財政部長王建瑄的行政責任。國民黨方面則對黨國體制所造成的歷史問題表示歉意，連戰並說明接任黨主席後積極改正歷史過錯的努力，批評民進黨的說法過於誇大，國民黨目前只剩 9 筆房屋、25 筆土地仍登記為國民黨所有，目前正在處理返還的程序，其餘均已於民國 50 年至 70 年間讓售原住戶，且國民黨在民國 91 年 9 月至 10 月就交付 118 份土地所有權狀和 47 份建物所有權狀給律師團，辦理回贈程序與捐贈國有財產局。國民黨認為沒有任何法律指國民黨應該歸還黨產，因而應該是國民黨自己「回贈」而非「歸還」，並已去函行政院黨產五人小組召集人林全，請他提供所謂不當取得財產清冊，律師團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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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對之後歸還認為取得的不當財產，有爭議的部分交由司法程序解決，國民黨也強調如果黨產真有問題，那與扁關係密切的李登輝才是脫不了關係，希望扁陣營以司法解決舊時代的問題，不要像紅衛兵般只懂清算。1 而連戰的家產事件比起黨產更是熱門話題，連戰自行公佈家產約 13.4 億元包括土地、房屋、股票與債券、基金會資產與個人捐款等等，但並不包括子女名下財產與家族企業，因子女已成年且家族企業早已拆夥，連並公開宣示當選之後比照美國建立放任信託制度，在任期內將所有個人財產凍結起來，信託給獨立超然的財務機構。2扁陣營則高呼連戰並未說清楚講明白，聲稱連戰約有 200 億元的家產，2 萬坪土地，且利用公職特權、借用當時年幼子女的名義，購買農地，扁陣營並陸續舉發連戰在美國有多筆房屋價值上億，且連家所有之公司如福盛投資公司、富人投資公司等等，都變更登記董監事，連方瑀在美的「1140 公司」，並未如實申報資產，有隱匿與逃漏稅之嫌。扁陣營更印製「兩代公務員致富傳奇」文宣小冊子，批評連戰家產問題，引發連戰控告陳水扁毀謗與企圖影響他人不當選，成為首宗總統候選人控告現任總統的司法案件。藍營一方面說明在美之房產原為子女國外留學與居住之用，兩間已經賣掉，另外連惠心的兩間房子，一間為夫家所有，另一間則屬申報疏失，並非說謊，而所謂的「1140 公司」也早在民國 82 年脫手股份，至於農地問題則是在法律修改前就已申購，沒有自耕農身分的問題，其餘指控也屬不實，要求扁道歉並退出選舉。3 另一方面藍營也出示資料指控陳水扁資產倍增 125﹪，並暗示其與高鐵官商勾結，是抽頭總統，當然總統府方面也立刻予以回應，說明總統伉儷財產總數約一億元左右，扣掉公益性財產三千多萬，只有六千多萬，民國 91 年度之後反而沒有增加，並也對連陣營提出告訴，形成兩位總統候選人互控情 1. 羅如蘭等，2004a﹔何博文、羅如蘭，2004﹔林淑玲等，2004。 2. 蔡慧貞，2004。 3. 林晨柏、蔡慧貞，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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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4家產問題不但沒有終結還持續發燒，藍營立委邱毅首先爆料第一家庭涉嫌內線交易，逃漏贈與稅，而立委陳文茜等人也指扁嫂進出股市頻繁，動輒數千萬元，且申報時是按照股票面值，非當時的行情，可見其真正資產不只六千多萬。5壹週刊對此也有相關報導，指出吳淑珍有時自行操作，有時以子女名義代為操作，或三人同時操盤，進出頻繁炒短線。隨後藍營立委更追查出吳漏報五筆進出股市的浮動財產，每筆均高達兩三千萬元，且有驚人的退佣費。雖然扁營澄清漏報屬疏失並非刻意隱瞞，主要是因為申報人員不清楚相關規定，且說明股市買賣完全屬於合法投資行為，且都依法申報，吳淑珍如有內線交易行為怎會笨到使用真名，且吳多支股票也並非在最低點買進、最高點賣出。然而吳淑珍畢竟是總統夫人，進出股市頻繁難免有瓜田李下之嫌，引發社會眾多討論，因而陳水扁總統代之向社會道歉，表示雖無違法確有不當行為，在「320」選舉之前會凍結股票資產進出，第一家庭財產在「320」選舉之後也將信託，希望外界不要再針對此事作文章，陳定南也指出本案已由北檢調查中。6 2004 年 2 月 1 日深夜，前東帝士集團總裁陳由豪爆料其政治獻金包含藍綠，並寫了三封公開信說明曾多次政治獻金給扁，從 1998 年台北市長選舉到 2000 年總統大選，不但親自赴扁府送上獻金，也數度透過其幕僚交錢，除點名陳哲男收其 1000 萬，希望幫助東帝士集團紓困，陳由豪還說曾給張景森 100 萬活動費，打點台中晶華大樓變公用途發照案，並透過李恆隆獻金福爾摩沙基金會，陳由豪痛批扁政府已成黑金政治中心，只因陳不願出面做不利藍營的指控就遭受政治迫害，民進黨內部高層更想將他質押之股票低價讓與資產管理公司，獲取其中的暴利。7陳由豪 3 月 1 日再度以公開信登報爆料，說明其從 1994 年到 2000 年間有六次直接或間接提供政治獻金給扁，總計七 4. 羅如蘭等，2004b。 5. 陳重生等，2004。 6. 何榮幸、江慧貞，2004。 7. 陳玉華，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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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獻金高達 3060 萬元。一次是陳水扁參選台北市長時，由東帝士子公司各捐 30 萬，並取得親收憑證，第二次則是與民進黨某大老親赴扁民生東路家中，將 300 萬現金交給吳淑珍，另有 500 萬支票由民進黨某大老夫人轉交吳淑珍。 1997 年東帝士兩家子公司捐贈 600 萬元給民進黨，98 年台北市長選舉時，親赴副市長林嘉誠辦公室交付 300 萬現金，2000 年總統大選時也由民進黨某大老陪同親赴扁民生東路家中，將三百萬現金交給吳淑珍。8連陣營趁機追打扁政府的政商關係不清，指陳哲男還涉入新瑞都案、青島啤酒代理權案、台灣科學教育館當中的一項標案，質疑陳哲男的操守，另外指出扁政府與皇昌營造公司關係曖昧，使皇昌許多工程得標價與底標幾盡相同。扁陣營與民進黨則澄清並無龐大政治獻金說，承認陳由豪於上次大選時捐贈 1000 萬元，也曾捐 500 萬於給民進黨，但均有開立感謝狀與報稅憑証，反駁陳由豪是一捐多報，實際上均為同一筆捐贈，且陳由豪是因為東華掏空案法院屢傳不到才遭通緝，是典型「錢進大陸，債留台灣」，扁陣營更指出此為藍營刻意操縱的結果，也有人認為是因東展公司即將進行拍賣，陳由豪為了抬高拍賣價格所使出的手段。張景森說確有私下和陳由豪見面，捐款當中的 500 萬也的確經由他轉交，但無作其他違法之情事，何況當時他尚未就任台中市副市長，如何能幫忙台中晶華大樓變公用途發照案，張景森質疑陳由豪是因為經建會變更桃園觀塘工業區開發案設置條例，打破東鼎公司獨家壟斷使用權，大潭電廠綁標不成才挾怨報復。陳哲男也說與陳由豪見面三次從未拿錢，銀行團早在 2000 年 8 月 5 日確認延續對東帝士集團的紓困，陳由豪沒有理由再找他幫忙。吳淑珍也說明自己的記憶很好，從未見過陳由豪，並願意接受測謊，要大家不要相信通緝犯說的話。最後陳由豪公開說明大老就是沈富雄，沈富雄也在迴避多日後於 19 日上午舉行記者說明會，指出事情發展有四種可能，最大的可能是他曾經陪同陳由豪見過吳淑珍，但也可能記錯，並表示尊重吳淑珍的記憶。他認為事件發展至此已經不成比例，所以出 8. 馬維敏，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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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說明，希望扶正選舉主軸。9 在陳由豪事件鬧的滿城風雨之際，又有兩位企業負責人也跳出來指控政治人物收取政治獻金，其一是前台鳳集團的總經理黃宗宏，另一位是因背信案被通緝的新偕中建設負責人梁柏薰。前者指伍澤元讓其背債 2.5 億，還為連戰代墊 1091 萬土地增值稅，更指稱彰銀超貸 30 億元，點名多位藍營立委與宋楚瑜接受捐獻，不過遭到前彰銀董事長與藍營反駁，懷疑是扁精心構陷，至於對立委的小額捐款並不違法。10梁柏薰則指出陳哲男收他兩張各 300 萬元的支票，以及 110 萬的奠儀，宣稱可以幫他擺平官司，結果並沒有，後來也以發新聞稿方式質問陳水扁總統是否有與王玉雲見面要求全面支援黃宗宏，然而在記者會上並未說明。11 最後一個事件，可能是影響台灣 2004 年總統選舉結果最關鍵性的因素，那就是「319 槍擊案」，不但震驚中外媒體，也震撼了總統大選的選情。3 月 19 日下午，扁陣營按照計劃南下台南掃街拜票，下午一時四十五分車隊行經台南市金華路與民生路口，在震耳的鞭炮聲中陳呂分別受傷，原先還以為是鞭炮炸傷，後來才驚覺可能遭受槍擊，立即啟動「祥泰專案」前往奇美醫院接受治療，總統受腹傷自行步入醫院，副總統則受膝傷由侍衛背入醫院，此時總統遇刺的消息已逐漸傳開，奇美醫院外聚集大批支持民眾，情緒相當激昂，南部地下電台更大幅傳播槍擊事件與其背後的陰謀。當天晚上扁陣營最後的造勢活動也宣佈取消，改為祈福晚會。陳呂遭槍擊後，藍營也宣布取消當天的活動，改由陣營重要的輔選幹部出席「千萬人心連心為台灣祈福」座談會。12當天晚上陳文茜召開記者會質疑槍擊案的動機與真實性，隨後馬英九出面表示陳文茜的言論不代表競選總部的立場，此時藍綠雙方支持者的情緒開始發酵，達到最高點。3 月 20 日選後，泛藍人士及部分民眾都無法接受 9. 沈富雄，2004。 10. 江睿智，2004。 11. 鄭漢良，2004。 12. 陳嘉宏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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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的結果，國親陣營隨即提出選舉與當選無效之訴，大批民眾一連數天聚集總統府與國民黨中央大樓前廣場抗議，質疑事件發生的真實性，嚴重影響社會安定、團結與信任，由此可見「319 槍擊案」對社會造成的衝擊與撕裂。 13 四大負面競選事件與「319 槍擊案」，究竟對台灣選民的投票抉擇具有多大的影響力？表一顯示，台灣 2004 年總統選舉四大負面競選事件與槍擊案，在總樣本 1709 位有去投票的受訪者中，如果請選民排列所有對其投票抉擇有影響的選舉事件，其中那一個影響最大？則可以發現高達 63.1％者認為「319 槍擊案」的影響最大，其次是「國民黨黨產」的問題（28.7％），第三是「吳淑珍買賣股票案」（ 26.9％），第四是「陳由豪政治獻金案」（ 19.8 ％），回答次數最少的是「連戰家產」問題（18％）。在台灣 2004 年總統選舉中，調查資料顯示，受到四大負面競選事件與「319 槍擊案」影響的選民有 34.9％，沒有受到選舉事件影響的選民有 65.1％。在沒有控制其它的變數下，初步可以發現選舉事件與台灣 2004 年總統選舉具有密切的關連，尤其是「319 槍擊案」對選民抉擇的衝擊。這個發現，與選後各種分析與報導相符，但究竟選舉事件是如何影響選舉結果？是改變選民原來的立場，使其轉投到另一邊？或只是強化先前的政治立場，使原先決定不投票的選民，最後決定出來投票？本文下一段將作更深入的統計分析。 13. 王己由，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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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台灣 2004 年總統選舉負面競選與事件對選民投票的影響（次數分配表）影響最大（n）其次影響（n）再其次影響（n）吳淑珍買賣股票 26.9％（72） 44.4％（119） 28.7％（77）連戰的財產來源 18.0％（36） 45.5％（91） 36.5％（73）陳由豪政治獻金案 19.8％（ 54） 43.96％（ 120） 36.3％（ 99）國民黨黨產問題 28.7％（83） 38.1％（110） 33.2％（96） 319 槍擊事件 63.1％（ 351） 23.6％（ 131） 13.3％（ 74）合計 34.9％（596） N=1709 資料來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2004P）。這五個選舉事件之間是否有關連性？本文將中回答有影響的登錄為（1）分，回答沒有影響的登錄為（0）分。表 2 顯示，結合使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與最大變異（ varimax）的直交轉軸（ orthogonal rotation）等方法的因素分析，抽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因子，五道題中總共可以粹取兩個因子，第一個因子顯示與陳水扁的負面競選資訊與「319 槍擊案」有關，由三道題目組成。第二個因子則與連戰的負面競選資訊有關，主要由二道題目組成。凡是認為槍擊案對其投票有影響者，越是認為「吳淑珍買賣股票」與「陳由豪事件」對其投票有影響。凡是認為「國民黨黨產」對其投票有影響者，越是認為「連戰家產」對其投票的影響。這兩個因素合起來總共將近解釋 62％的變異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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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台灣 2004 年總統選舉負面競選與事件的因素分析（主成份分析）變數因子一 (陳水扁負面事件 ) 因子二 (連戰負面事件 ) 吳淑珍買賣股票是否有影響投票決定？ .788 -.076 陳由豪政治獻金案是否有影響投票決定？ .737 .116 319 槍擊事件是否有影響投票決定？ .699 -.047 連戰的財產來源是否有影響投票決定？ .005 .835 國民黨黨產問題是否有影響投票決定？ -.014 .849 Initial Eigenvalues 1.653 1.439 ％of Variance 33.04 28.80

KMO and Bartlett's Test .559

（P-value）（<=0.001） Analysis N 1709 資料來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2004P）。

四、負面競選策略與選舉效應

競選策略或資訊究竟對選舉結果造成何種影響？目前主要爭議在探討負面競選究竟對投票率有何影響這個議題上，大致上可以歸成兩種不同的假設：反動員假設（the demobilization hypothesis）與激勵假設（the stimulation hypothesis），前者認為負面競選資訊將削弱選民的政治功效感，進而降低選民投票的意願與行為；後者認為負面競選資訊有活化選舉的作用，將刺激選民投票的意願與行為（Freedman and Goldstein, 1999）。藉由特殊的實驗設計， Ansolabehere 和 Iyengar 發現負面競選或攻擊性的資訊將會壓低選民的投票率（大約降低 5％左右），甚至會對民主體制構成嚴重的威脅（Ansolabehere et al., 1994; 1999; Ansolabehere and Iyengar, 1995）；相反地，Finekl 和 Geer 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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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用問卷調查方法，卻發現因為負面競選包含很多有關投票重要與相關的資訊，反而會增進選民的投票意願與行為（Finkel and Geer, 1998: 577-8），尤其對那些在選前政治資訊匱乏的人，競選資訊特別有激勵的作用（Freedman et al., 2004）。14Martin 基本上支持激勵的假設，他認為負面競選可由三種機制產生激勵選民投票的作用：第一是公民責任（republican duty），當選民感覺國家未來將面臨許多重大的問題而感到不安與憂慮時，他們就越會去投票，負面競選本身就可提高選民對國家未來的不安與憂慮；第二是察覺其所支持候選人已面臨競爭者的威脅（candidate threat），這將鼓勵選民參與投票；第三是選舉競爭激烈的程度（perceived closeness of the election），負面競選將產生選舉競爭的激烈性與接近程度，導致選民投票增加（Martin, 2004）。到底負面競選對選民投票是造成反動員或是激勵的作用，目前出現一些修正的看法。Kahn 和 Kenneth 將負面競選的資訊分為兩類，第一類是競爭者提出被選民認為是合理的批判（legitimate criticism），這將有助於提高選民的投票參與；第二類是競爭者揭發對手的隱私（mudslinging），提供嚴厲與聳動，但與選舉無關或不公平（unfair）的資訊，則將降低選民投票的意願（Kahn and Kenneth, 1999: 878）。 Clinton 和 Lapinski 結合使用固定樣本連續訪談（panel）與實驗的方法，發現負面競選並不會降低選民實際的透票率，獨立選民（independents）也不是最受到負面競選的影響，但激勵的假設也只比反動員的假設稍微好一點而已，因為負面競選的效果完全要靠傳達的資訊與接受資訊者的個人特質而定（Clinton and Lapinski, 2004）。Sigelman 和 Kugler 兩人認為研究者對負面競選的測量，與一般民眾真實的感受並不一致。他們在同一個地區調查選民對同樣一個競選資訊的感覺時，發現選民對這個資訊判斷它究竟是屬於正面的或負面的競選策略的答案並未有共識，這是因為選民對資訊處理有偏差性（information-processing biases）的緣故（Sigelman and

14. 有關負面競選具有選舉動員或是反動員的效果方面的討論，可參考 de Vreese and Semetko, 2002; Finkel and Geer, 1998; Freedman and Goldstein, 1999; Goldstein and Freedman, 2002; Hillygus, 2005; Lau et al., 1999; Sellers, 1998; Wattenberg and Brain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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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gler, 2003）。負面競選對各候選人選舉的結果有何影響？Johnson-Cartee 與 Copeland 認為有三種：第一是產生「回力鏢」（boomerang）的作用亦即負面競選對採取攻擊者所造成的傷害，反而大於被攻擊者所造成的傷害；第二是負面競選產生犧牲者症候群（victim syndrome），亦即負面競選資訊被選民評定為不公正，反而使被攻擊者獲得選民的同情；第三是負面競選產生雙向損害效果（double impairment effect），亦即負面競選同時造成攻擊者與被攻擊者的傷害（Johnson-Cartee and Copeland, 1991；游清鑫，2001：228）。理論上，釋放負面訊息的攻擊目的，即在降低競選對手的支持度。然而，選民對政治菁英之競選行為，亦成為其評價政治體系之重要指標。因此，若選民因為吸收此負面訊息而對政治感到反感，則負面競選對選民具有反動員效果，反而達不到攻擊競選對手之目的。至於國內以競選策略的角度，探討其對選舉結果的影響，目前並不多見。例如徐永明（2001）比較興票案爆發的前後，觀察宋楚瑜支持度的起伏。游清鑫（2001）指出宋楚瑜的確在興票案中受到相當程度的傷害，但連戰的支持度並未因此而受到提升，興票案最大的作用拉近三人的競爭實力，這種結果間接印證負面競選所產生的「回力鏢」作用。王鼎銘（2004）指出 2002 年高雄市長選舉時，兩位候選人提出的負面競選策略，確實對該次的市長選舉有影響。選民接受到越多負面競選的訊息，除了會減低對原先支持者的支持意願外，也些人可能會感到失望而不去投票，尤其是獨立選民，要比有政黨認同傾向的人，更容易受到負面競選資訊的影響。五大選舉事件與 2004 年台灣總統選舉選民的投票抉擇，究竟具有何種關係？表三顯示，從交叉分析中，這四大負面競選策略與槍擊案，對台灣 2004 年總統選舉選民的投票行為，都達到顯著的差異。其中對陳呂陣營最不利的負面競選與事件，就是吳淑珍買賣股票的問題。認為吳淑珍買賣股票對其投票抉擇有影響者，有 83.7％的人最後將選票投給連宋，而認為沒有影響者，只有 38.9％的人最後將選票投給連宋。其次是認為陳由豪政治獻金案對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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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抉擇有影響者，有 65.6％的人最後將選票投給連宋，而認為沒有影響者，有 42.0％的人最後將選票投給連宋。第三是認為「319 槍擊案」對其投票抉擇有影響者，有 58.8％的人最後將選票投給連宋，而認為沒有影響者，有 39.9 ％的人最後將選票投給連宋。對連宋最不利的負面競選與事件，就是認為國民黨黨產的問題，認為國民黨黨產的問題對其投票抉擇有影響者，有 84.2％的人最後將選票投給陳呂，而認為沒有影響者，只有 46.9％的人最後將選票投給陳呂。其次是認為連戰財產來源問題對其投票抉擇有影響者，有 87.6％的人最後將選票投給陳呂，而認為沒有影響者，只有 49.1％的人最後將選票投給陳呂。表三負面競選與事件與選民的投票抉擇（交叉列表）解釋項投陳呂（n）投連宋（n） -2 log Likelihood Ratio Significance 吳淑珍買賣股票沒有影響 61.1％（662） 38.9％（422） 148.91 .000 有影響 16.3％（34） 83.7％（174）連戰的財產來源沒有影響 49.1％（555） 50.9％（576） 95.00 .000 有影響 87.6％（141） 12.4％（20）陳由豪政治獻金案沒有影響 _（618）58.0％ _（447）42.0％ 42.41 .000 有影響 34.4％（78） 65.6％（149）國民黨黨產問題沒有影響 46.9％（493） 53.1％（558） 120.32 .000 有影響 _（203）84.2％ _（38）15.8％ 319 槍擊事件沒有影響 60.1％（520） 39.9％（345） 41.14 .000 有影響 _（176）41.2％ _（251）58.8％ N=1292 資料來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200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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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調查資料的結構，可以初步歸納槍擊案究竟對台灣 2004 年總統選舉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結果。雖然，槍擊案是對選民投票抉擇，是最有影響力的一個選舉事件。但我們可以發現，與其它四個負面競選策略比較起來，槍擊案是最不具判別投票差異的因素。也就是說，認為槍擊案對其投票有影響的選民，最後投給陳呂，以及投給連宋的，兩者之間的差距，與其它四個負面競選策比較起來，投票對象的差距是最小的。

五、選樣偏誤模型的分析

為了深入驗證競選資訊，是否真正影響台灣 2004 年總統選舉選民的投票抉擇，則需要進一步控制其它變項的條件下觀察。本文以下將借用 Heckman，Achen, Dubin 與 Rivers 等人所發展出來兩階段的選樣偏誤模型（ selection bias model）。

15 採用此分析方法的原因，是因為在 1709 份回答有去投票者中，只有 1300 份左右的人真實回答其投票對象，有將近 400 份的受訪者回答「忘記了」或「拒答」。根據過去的研究發現，回答「忘記了」或「拒答」常常是非隨機的，可能偏向具有某一經社背景與政治特徵的人，這使得據以分析與推論有反應的子樣本（subsample），與無反應的子樣本，根本是兩群不一樣的人。根據過去台灣相關的研究，受訪者的無反應，受到個人經社的基本特質，例如性別、教育程度、年齡，或是個人政治態度、政治的興趣、對政治較敏感者等因素的影響，甚至訪員本身也會影響訪問的結果（鄭夙芬與陳陸輝， 2000；杜素豪， 2004； Huang and Liao, 2004）。

本文選樣與結果兩個方程式的依變數，都是一個二分類的變數（1=表態或投陳呂、0=不表態或投連宋），因此使用 probit 模型來進行分析，在 STATA 統計軟體中，使用「Heckprob」的指令。在選樣方程式中，性別分兩類（男性與女性）、年齡分三類（高、中與低）、教育程度分三類（高、中與低）、 15. 對選樣偏誤模型的發展與理論的討論，請參閱盛杏湲，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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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認同分兩類（有表態與無表態）、政治知識分五類（答對題數）。16在結果方程式中，加入省籍（分三類，本省閩南、本省客家與大陸各省市）、地理區域（北部、中部與南部）、政黨認同（泛藍、泛綠與中立或無政黨傾向）、族群認同（台灣人、中國人與兩者都是）、統獨立場（傾向獨立、傾向統一與維持現狀）、候選人感情溫度計（1 到 10 分）等變項，這些變項傳統上被認為是解釋台灣選民投票行為最重要的變項。這些變項將當作本文的控制變項，目的是要真正測量出四大負面競選策略與槍擊事件，是否有影響台灣 2004 年選民投票的抉擇（詳細問卷內容的設計，請參考附件一）。17 表四顯示，影響台灣 2004 年總統選舉選民對其投票對象是否表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政黨認同的表態與否。有明顯表態其政黨認同者，越可能對其投票對象明顯表態；無明顯表態其政黨認同者，越不可能對其投票對象明顯表態。至於其它的因素，例如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與政治知識，在 probit 的模型分析中，都沒有達到顯著差異的水準。 16. 政治知識由受訪者回答下列五個問題的正確答案之加總分數所組成：中國大陸的國家主席、現任的美國總統、我國立法委員的任期、我國那一個機關有權解釋憲法，以及我國現任副總統是誰。 17. 關於四大負面競選策略與槍擊案的登陸（coding）方式，將以本文前面所抽取出來兩個因素分析值代入選樣偏誤模型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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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影響投票傾向表態與否因素（Probit 模型估計）（表態＝1）（不表態＝0） Coef. S.E. 性別（男） 0.05 （0.09）年齡（對照：1963 年以後） 1942 年以前 -0.02 （0.14） 1943 年 -1962 年 -0.19 （0.10）教育程度（對照：高教育程度）低教育程度 0.10 （0.13）中教育程度 -0.02 （0.11）政黨認同（有） 1.00 （0.08）*** 政治知識 0.07 （0.04）常數 0.28 （0.15） n 1547 Log likelihood -588.05 Pseudo R-square 0.12 Note : *** <.001 資料來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4P）。從表五中可以得知，未校正的模型與選樣偏誤的模型，有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的變數幾乎都一樣，分別是教育、地理區域、政黨認同、候選人感情溫度計等這幾個因素，然而競選資訊與事件則沒有達到顯著的水準。教育程度越低、南部選民、泛綠與中立選民、對陳水扁的評價越高、對連戰的評價越低，支持陳呂配的比率越高；相對地，教育程度越高、北部選民、泛藍選民、對陳水扁的評價越低、對連戰的評價越高，支持連宋配的比率越高。影響 2004 年總統選舉重要的變數與其係數值，與其它國內相關的研究發現沒有不同（黃秀端，2005；鄭夙芬等，2005）。而 rho（

ρ

）等於 .14，表示再不考慮選樣偏誤的情況下，將高估陳呂的得票率。比較重要的是，選樣偏誤模型有效的樣本數，比原本為校正模型的樣本數，要足足多出 424 個有效樣本。18 18. 審稿人之一建議本文將四個負面競選事件，與「319 槍擊案」分別處理，再看四個負面競選事件是否對選民的投票抉擇有影響。經過再次分析後，還是發現四個負面競選事件，對 2004 年總統選舉沒有明顯的影響力。本文下一段的分析將指出，四個負面競選事件，與「319 槍擊案」，其實受到選民的政黨認同、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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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影響投票傾向因素

結果方程式(陳呂＝1) (連宋＝0) 未校正模型 (Probit) 選樣偏誤模型 (heckprob)

Coef. S.E. Coef. S.E.

性別（對照：女）男 0.04 （0.16） 0.03 （0.16）年齡（對照：1963 年以後） 1942 年以前 0.18 （0.31） 0.15 （0.31） 1943 年 -1962 年 -0.13 （0.20） -0.13 （0.20）省籍（對照：大陸各省市）本省客家 0.50 （0.40） 0.49 （0.40）本省閩南 0.27 （0.34） 0.27 （0.34）教育程度（對照：高教育程度）低教育程度 0.48 （0.23）* 0.47 （0.23）* 中教育程度 0.30 （0.20） 0.29 （0.20）地理區域（對照：南部地區）北部地區 -0.29 （0.19） -0.31 （0.19）中部地區 -0.46 （0.21）* -0.46 （0.21）* 政黨認同（對照：泛藍）泛綠 3.29 （0.32）*** 3.25 （ 0.32 ） *** 中立 2.04 （0.26）*** 1.99 （ 0.28 ） *** 族群認同（對照：中國人）台灣人 0.65 （0.39） 0.55 （0.40）兩者都是 0.26 （0.38） 0.16 （0.39）統獨立場（對照：傾向統一）傾向獨立 0.32 （0.27） 0.32 （0.27）維持現狀 -0.12 （0.23） -0.10 （0.23）候選人感情溫度計（陳水扁） 0.44 （0.05）*** 0.44 （ 0.05 ） *** 候選人感情溫度計（連戰） -0.23 （0.04）*** -0.23 （ 0.05 ） *** 負面事件（陳水扁） 0.01 （0.08） 0.00 （0.08）負面事件（連戰） -0.07 （0.09） -0.05 （0.09）常數 -3.78 （0.65）*** -3.69 （ 0.65 ） *** 選樣方程式 (表態＝1)(不表態＝0) 政黨認同 1.13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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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數 -0.09 （0.06） rho 0.14 （0.27） n 1146 1570 log likelihood -170.54 -966.20 Note :* <.05, ** <.01,*** <.001 資料來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200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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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文比較原始資料、未校正模型與選樣偏誤模型中，陳呂配與連宋配的得票率，從表六中可以發現選樣偏誤模型中，兩組候選人的得票，要比其它兩組的預測值還要更接近兩組候選人實際的得票率。表六選樣偏誤模型候選人得票的預測值原始資料未校正模型（Probit）選樣偏誤模型（heckprob）實際得票率陳呂 54.6％ 52.1％ 51.1％ 50.1％連宋 45.4％ 47.9％ 48.9％ 49.9％預測差距

±

4 .

5 ±

2 .

0 ±

1 .

0

資料來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2004P）。

六、選民的基本特質與選舉資訊的接收

非常有趣地，在雙變數（bivariate）的分析中，原本對選民投票抉擇有影響的負面競選與事件，在控制其它變數後，其關係消失不見了，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對於這個研究發現，至少可以從問卷調查方法所造成的誤差這個方向去解讀。由於 2004 年總統選舉研究資料是選後才開始蒐集，可能會出現選民回憶的不正確性（inaccuracy of recall），或是受訪者不願據實回答而產生偏差（Ansolabehere et al., 1999: 901-902）。尤其是選後泛藍陣營強烈質疑選舉的公正性，以及「319 槍擊案」的真實性，並大規模動員選民進行靜坐、示威與抗議活動，有可能因此而改變選民原先的認知。其次是自變項的隨機測量誤差（random measurement error），也就是自變項與依變項同時測量，可能忽略其他因素在推論過程中的干擾作用。本文以下將處理第二個問題，也就是探討是否也其它因素干擾負面競選與事件與選民投票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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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果關係。至於第一個問題，已經超出本文可以處理的範圍。19 從表七中的變異數分析中可以發現，性別、地理區域與選民對負面競選與事件的感覺無關，但年齡、教育程度、政黨認同、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則與選民對負面競選與事件的評價有關。首先，選民的年紀越大、教育程度越低，比較不會受到負面競選與事件的影響；而選民的年紀越輕、教育程度越高，比較會受到負面競選與事件的影響。其次，在省籍方面，本省閩南人與客家人，比較不會受到陳水扁負面事件的影響，而大陸各省市則越不會受到連戰負面事件的影響。第三，在政黨認同上，認同泛綠的選民，比較不會受到陳水扁負面事件的影響，而認同泛藍的選民，則越不會受到連戰負面事件的影響。第四，在族群認同上，認同台灣人的選民，比較不會受到陳水扁負面事件的影響，而認同中國人的選民，則越不會受到連戰負面事件的影響。第五，在國家認同上，支持獨立的選民，比較不會受到陳水扁負面事件的影響，而支持統一的選民，則越不會受到連戰負面事件的影響。 19. 本文審稿人之一建議有關負面競選策略最適當的研究設計，應採用時序性變化的分析，才能真正探測到選舉事件的影響力，作者同意這個看法。但是，就作者全力探訪所知，目前符合此研究設計的，只有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曾針對 2004 年的總統選舉，有 panel 樣本的研究設計，他們在每次發生重大選舉事件時，會立刻完成幾百份的問卷，預測其是否對選舉結果有影響，但這些研究資料尚未公開釋出。本文主要採用 2004P 所釋出的資料，作為分析主要的依據。2004P 在問卷設計上，是請受訪者回顧在台灣 2004 年總統選舉時，在投票抉擇時有無受到一些重大選舉事件的影響。

(26)

表七選民個人特質與負面事件的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

陳水扁負面事件連戰負面事件

mean n df F. Sig. mean n df F. Sig. 男 -0.01 873 1 0.23 .635 -0.02 873 1 0.88 .349 性別 _{女 0.01} ₈₃₆ _0.02 ₈₃₆ 1942 年前 -0.30 232 2 25.65 .000 -0.19 232 2 6.60 .001 1943-1962 -0.11 587 -0.02 587 年齡 1963 年後 0.15 890 0.07 890 本省客家 -0.04 195 2 13.67 .000 0.03 195 2 10.82 .000 本省閩南 -0.04 1234 0.05 1234 省籍大陸各省市 0.35 216 -0.29 216 低教育 -0.25 600 2 36.73 .000 -0.13 600 2 7.55 .001 中教育 0.02 485 0.05 485 教育程度高教育 0.23 619 0.09 619 北部地區 0.03 858 2 1.11 .330 0.02 858 2 0.60 .547 中部地區 -0.01 399 -0.05 399 地理區域南部地區 -0.05 452 0.00 452 泛綠 -0.23 509 2 79.04 .000 0.55 509 2 124.60 .000 中立 -0.12 586 -0.13 586 政黨認同泛藍 0.47 503 -0.34 503 台灣人 -0.21 774 2 36.37 .000 0.19 774 2 24.25 .000 兩者都是 0.20 800 -0.14 800 族群認同中國人 0.15 105 -0.20 105 傾向獨立 -0.22 434 2 27.92 .000 0.38 434 2 41.14 .000 維持現狀 0.04 904 -0.09 904 統獨立場傾向統一 0.35 286 -0.20 286 資料來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2004P）。

(27)

七、結論

在 2004 年總統大選之後，台灣出現嚴重的族群與政黨對立，多少對台灣的民主發展造成影響。選後泛藍的選民及部分民眾，因無法接受選舉的結果，大批民眾一連數天聚集總統府，以及國民黨中央大樓前廣場抗議，質疑槍擊事件發生的真實性。就在連戰卸任國民黨主席的當天，檢察總長吳英昭宣佈「319 槍擊案」偵辦終結，由於犯人已經畏罪自殺，因而以不起訴處分。然而，許多人對於槍擊案的真實性、檢察官偵辦過程的中立性，甚至對犯人的認定等，至今仍存有許多的疑問。本文主要分析在 2004 年總統競選過程中，出現的四大負面競選策略與槍擊案，看其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四大負面競選策略與槍擊事件，在未控制其它因素的條件下，負面競選與槍擊事件，的確與選民投票的抉擇有關連。「吳淑珍買賣股票」事件，以及「陳由豪政治獻金」事件，明顯影響到陳水扁的支持基礎。至於「連戰家產」來源以及「國民黨黨產」問題，的確影響到連戰的支持率。比較有趣的發現是，過去輿論上認為「319 槍擊案」對陳水扁比較有利的看法，並沒有獲得此次調查資料的支持。認為槍擊案對其投票抉擇有影響的選民，反比較支持連宋配；而認為槍擊案對其投票抉擇沒有影響者，比較支持陳呂配。當然，由於調查是選後二個月後才開始收集，有可能因為選民回憶的不正確性，或不願據實回答，或是受訪者已經改變原先對槍擊案的認知，最後影響到資料分析的正確性。本文進一步透過選樣偏誤模型的分析，並加入政黨認同、國家認同等因素後，發現四大負面競選策略與槍擊事件，跟選民的投票抉擇其實沒有顯著的因果關係。四大負面競選策略與槍擊事件對選民的影響，其實是受到許多因素的干擾，尤其是受到選民之間不同的政黨認同、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等差異所影響。比較認同泛藍陣營、認同中國人與主張統一的選民，越覺得陳水扁的負面資訊與槍擊案，對其投票抉擇有影響；認同泛綠陣營、認同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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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主張獨立的選民，越覺得連戰的負面資訊，得對其投票抉擇有影響。這項發現，印證了美國多數總統選舉研究的發現：由於候選人在媒體使用的機會相等，因此很少發生不同政治立場的選民，可以被競選事件的牽引而到另外一邊陣營，競選過程只不過是強化他們原本的支持立場而已。更重要的是，槍擊案對台灣 2004 年總統選舉的影響，從資料中顯示，與其它四個負面競選事件相比，它對選民投票抉擇的解釋力最小。這顯示槍擊案對選票流動的影響，是往兩邊陣營走的，不如其它四個負面競選事件一樣， 會往某一邊集中選票的趨勢。

(29)

附錄一：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4P）問卷題目

一、政治知識：Ｇ1. 請問您：中國大陸國家主席是誰？ 01. 答對 02. 答錯 90. 訪員漏問 95. 拒答 98. 不知道Ｇ2. 請問您：現任的美國總統是誰？ 01. 答對 02. 答錯 95. 拒答 98. 不知道Ｇ3. 請問您：我國立法委員的任期為幾年？ 01. 答對 02. 答錯 95. 拒答 98. 不知道Ｇ4. 請問您：我國哪一個機關有權解釋憲法？ 01. 答對 02. 答錯 90. 訪員漏問 95. 拒答 98. 不知道Ｇ5. 請問您：我國現在的副總統是哪一位？ 01. 答對 02. 答錯 95. 拒答 98. 不知道二、選舉參與Ｈ 1. 在這一次（三月二十日）舉行的總統大選中，有很多人去投票，也有很多人因各種原因沒有去投票，請問您有沒有去投票？ 01. 有 02. 沒有 91. 忘了 95. 拒答Ｈ1b．請問您投票給哪一組候選人？ 01. 陳水扁、呂秀蓮 02. 連戰、宋楚瑜 03. 投廢票 91. 忘了 95. 拒答 98. 不知道 99. 跳答

(30)

三、候選人感情溫度計Ｋ12. 我們想要知道您對幾位政治人物感覺的分數，從 0 分到 10 分都可以。非常喜歡是 10 分，非常不喜歡是 0 分，普通沒感覺是 5 分。Ｋ12a. 請問陳水扁您會給幾分？ 00. 0 分 01. 1 分 02. 2 分 03. 3 分 04. 4 分 05. 5 分 06. 6 分 07. 7 分 08. 8 分 09. 9 分 10. 10 分 90. 訪員漏問 95. 拒答 98. 不知道Ｋ12c. 連戰您會給幾分？ 00. 0 分 01. 1 分 02. 2 分 03. 3 分 04. 4 分 05. 5 分 06. 6 分 07. 7 分 08. 8 分 09. 9 分 10. 10 分 90. 訪員漏問 95. 拒答 98. 不知道四、族群認同Ｎ 1. 在我們（台語：咱）社會上，有人說自己是「台灣人」，也有人說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說都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 01. 台灣人 02. 都是 03. 中國人 04. 都不是 95. 拒答 98. 不知道五、統獨立場Ｎ2. 關於台灣和大陸的關係，這張卡片上有幾種不同的看法：１：儘快統一２：儘快獨立３：維持現狀，以後走向統一４：維持現狀，以後走向獨立５：維持現狀，看情形再決定獨立或統一６：永遠維持現狀請問您比較偏向哪一種？ 01. 儘快（台語：卡緊）統一 02. 儘快（台語：卡緊）獨立 03. 維持現狀，以後走向統一 04. 維持現狀，以後走向獨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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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維持現狀，看情形再決定獨立或統一 06. 永遠維持現狀 08. 加入美國成為其一州 90. 訪員漏問 95. 拒答 96. 很難說 97. 無意見 98. 不知道六、政黨認同Ｐ3. 這一次（今年三月）的總統選舉，有人認為是「泛綠」與「泛藍」兩大陣營的競爭；而人們有時候會認為自己是屬於「泛綠」陣營的，也有些人認為自己是屬於「泛藍」陣營的。請問您覺得自己是偏向「泛綠」陣營，還是「泛藍」陣營？ 01. 強烈偏向「泛綠」陣營 02. 普通偏向「泛綠」陣營 03. 中立不偏 04. 普通偏向「泛藍」陣營 05. 強烈偏向「泛藍」陣營 95. 拒答 96. 看情形 97. 無意見 98. 不知道七、選舉事件Ｒ1. 請問下列哪一個事件對您的投票決定影響最大？ 01. 吳淑珍買賣股票 02. 連戰的財產來源 03. 陳由豪政治獻金案 04. 國民黨黨產問題 05. 319 槍擊事件 06. 228「牽手護台灣」活動 07. 313「換總統救台灣」大遊行 92. 都沒有影響 95. 拒答 98. 不知道Ｒ1a. 其次呢？ 01. 吳淑珍買賣股票 02. 連戰的財產來源 03. 陳由豪政治獻金案 04. 國民黨黨產問題 05. 319 槍擊事件 06. 228「牽手護台灣」活動 07. 313「換總統救台灣」大遊行 08. 沒有了 09. 興票案 99. 跳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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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1b. 再其次呢？ 01. 吳淑珍買賣股票 02. 連戰的財產來源 03. 陳由豪政治獻金案 04. 國民黨黨產問題 05. 319 槍擊事件 06. 228「牽手護台灣」活動 07. 313「換總統救台灣」大遊行 08. 沒有了 99. 跳答

(33)

參考書目

Ansolabehere, Stephen D. et al. 1994. “Does Attack Advertising Demobilize the Elector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 4: 829-38.

Ansolabehere, Stephen D. and Shanto Iyengar. 1995. Going Negative: How

Political Advertisements Shrink and Polarize the Electorat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nsolabehere, Stephen D. et al. 1999. “Replicating Experiments Using Aggregate and Survey Data: The Case of Negative Advertising and Turnou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 4: 901-909.

Bartels, Larry M. 1988. Presidential Primaries and the Dynamics of Public

Choice. Priceton: Pri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ck, Paul Allen et al. 2002. “The Social Calculus of Voting: Interpersonal, Media, and Organization Influences on Presidential Choi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6, 1: 57-73.

Clinton, Joshua D. and John S. Lapinski. 2004. “‘Targeted’” Advertising and Voter Turnout: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66, 1: 69-96.

de Vreese, Claes H. and Holli A. Semetko. 2002. “ Cynical and Engaged: Strategic Campaign Coverage, Public Opinion, and Mobilization in a Referendu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9, 6: 615-641.

Finkel, Steven E. 1993. “Reexamining the ‘Minimal Effects’ Model in Recent Presidential Campaig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5,1: 1-21.

Finkel, Steven E. and John G. Geer. 1998. “A Spot Check: Casting Doubt on the Demobilizing Effect of Attack Advertis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34)

Flowers, Julianne F. et al. 2003. “The Media, the Campaign, and the Messag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 2: 259-273.

Freedman, Paul and Ken Goldstein. 1999. “Measuring Media Exposure and the Effects of Negative Campaign Ad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3, 4: 1189-1208.

Freedman, Paul et al. 2004. “Campaign Advertising and Democratic Citizen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3, 4: 723-741.

Gelman, Andrew and Gary King. 1993. “Why are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Polls so Variable When Votes Are so Predictabl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 4: 409-451.

Goldstein, Ken and Paul Freedman. 2002. “Campaign Advertising and Turnout: New Evidence for a Stimulation Effect.” Journal of Politics 64, 3: 721-740. Goldstein, Kenneth and Travis N. Ridout. 2004.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Televised Political Advertis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7: 205-26.

Harrington, Joseph E. and Gregory D. Hess. 1996. “A Spatial Theory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ampaign.”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7: 209-29.

Haynes, Audrey A. et al. 2002. “Getting the Message Out: Candidat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During the Invisible Primar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5, 3: 633-652.

Hillygus, D. Sunshine. 2005. “Campaign Effects and the Dynamics of Turnout Intention in Election in Election 2000.” Journal of Politics 67, 1: 50-68. Huang, Chi and Liao Tsai-Hsing. 2004. “To Respond or Not to Respond?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Item Nonresponse in the TEDS 2003 Survey.” Procee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September 25-26, 2004. Taipei: IPSAS.

(35)

Attention and Accessibility.” In John A. Ferejohn and James H. Kuklinski. eds. Information and Democratic Process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Johnson-Cartee Karen S. and Gray A. Copeland. 1991. Negative Political

Advertising: Coming of Age. Hillsdal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Kahn, Kim Fridkin and Patrick J. Kenneth. 1999. “Do Negative Campaigns Mobilize or Suppress Turnout? Clarify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Negativity and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 4: 877-899. Lau, Richard R. 1985. “Two Explanation for Negativity Effects in Political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 1: 119-138.

Lau, Richard R. et al. 1999. “The Effects of Negative Political Advertisement: A Meta-Analytic Assess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 4: 851-875.

Markus, Gregory B. 1988. “The Impact of Personal and National Economic Conditions on the Presidential Vote: A Pooled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2,1: 137-154.

Martin, Paul S. 2004. “Inside the Black Box of Negative Campaign Effects: Three Reasons Why Negative Campaign Mobilize.” Political Psychology 25, 4: 545-562.

Mayer, William G. 1996. “In Defense of Negative Campaigning.”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1, 3: 437-455.

Petrocik, John R. 1996. “Issue Ownership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ith a 1980Case Stud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0, 3: 825-50.

Popkin, Samuel L. 1991. The Reasoning Vot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6)

and Americanizati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0, 2: 251-75.

Sellers, Patrick J. 1998. “Strategy and Background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 1: 159-171.

Sigelman, Lee and Mark Kugler. 2003. “Why Is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Negative Campaigning So Inconclusive? Understanding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Negativity.” Journal of Politics 65, 1: 142-160.

Skaperdas, Stergios and Bernard Grofman. 1995. “Modeling Negative Campaig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 1: 49-61.

Theilmann, John and Allen Wilhite. 1998. “Campaign Tactics and the Decision Attack.”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0, 4: 1050-1062.

Wattenberg, Martin P. and Craig L. Brians. 1999. “Negative Campaign Advertising: Demobilizer or Mobiliz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 4: 891-899.

Westlye, Mark C. 1991. Senate Elections and Campaign Intensity. Baltimore: Johns Hoplins University Press.

Zaller, John. 1992.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王己由。2004。〈連戰提當選無效之訴〉。《中國時報》2004/3/21：1。王鼎銘。2004。〈負面競選對 2002 年高雄市長選情影響的探討〉。《東吳政治學報》20：83-114。江睿智。2004。〈黃宗宏再報料：宋該還我三百萬〉。《中國時報》2004/3/17：5。沈富雄。2004。〈四種可能，最大可能是我去了〉。《中國時報》 2004/3/19： 3。何榮幸、江慧貞。2004。〈選前，吳淑珍股票凍結〉。《中國時報》 2004/2/20：4。何博文、羅如蘭。2004。〈不當黨產列冊，該還就還〉。《中國時報》2004/1/9： 13。杜素豪。2004。〈投票意向問題不同類型項目無反應之分析〉。《選舉研究》

(37)

11， 2： 111-131。林淑玲等。2004。〈黨產處理拖拉，政院猛批〉。《中國時報》2004/1/14：6。林晨柏、蔡慧貞。2004。〈批連匿報美房產，扁營要求退選〉。《中國時報》 2004/1/8： 2。馬維敏。2004。〈陳由豪多次給扁獻金〉。《中國時報》2004/3/1：4。孫秀蕙。1995。〈比較台灣省選民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使用對政治行為的影響—以民國 83 年台灣省長選舉為例〉。《選舉研究》2，1：99-118。孫秀蕙。1996。〈選民的傳播型態對對政治行為的影響：以 1996 年總統大選為例〉。《選舉研究》3，2：71-106。郭及天、王嵩音。2001。〈總統參選人夫人媒介形象呈現之初探—以連方瑀、吳淑珍、陳萬水為例〉。《選舉研究》8，2：65-94。徐永明。2001。〈事件與議題：台灣 2000 年總統選舉中興票案與兩岸關係〉。《民意研究季刊》215：67-102。陳玉華。2004。〈東鼎 1.4 億業務費，近半獻出去了〉。《中國時報》2004/2/3：3。陳重生等。2004。〈第一家庭涉內線交易〉。《中國時報》2004/1/7：13。陳嘉宏等。2004。〈最後競選活動，藍綠皆喊停〉。《中國時報》2004/3/20：7。翁秀琪、孫秀蕙。1994。〈選民媒介使用行為及其政治知識、政黨偏好與投票行為之間的關連—兼論台灣媒體壟斷對政治認知與行為的影響〉。《選舉研究》2，1：1-25。張卿卿。2002。〈競選媒體使用對選民競選議題知識與政治效能感的影響：以兩千年總統大選為例〉。《選舉研究》9，2：1-36。游清鑫。2001。〈競選策略效果的探討：兼論 2000 年總統選舉之「興票案」〉。徐永明、黃紀主編《政治分析的層次》。台北：韋伯出版社。盛杏湲。2005。〈民意調查中無反應的問題與處理：選樣偏誤模型的運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方法工作坊》學術研討會。台北：政大綜合院三樓會議廳。彭芸。2001。〈2000 年總統大選的媒介使用、選舉參與及投票對象〉。《選

(38)

舉研究》7，1：21-52。彭芸。2002。〈2001 年台灣選民的媒介行為與政治信任〉。《選舉研究》9， 2： 1-36。鈕則勳。2003。〈政黨輪替後國民黨之廣告策略：以 2001 年選舉之攻擊廣告為例〉。《理論與政策》17，1：53-86。黃秀端。2005。〈候選人形象、候選人感情溫度計與總統選民投票行為〉。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國際學術研討會。台北：東吳大學。鄭夙芬、陳陸輝。2000。〈台灣地區民眾參與調查研究態度的變遷〉。《選舉研究》7，1：115-138。鄭夙芬等。2005。〈2004 年總統選舉中的候選人因素〉。台灣選舉與民主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台北：東吳大學。蔡慧貞。2004。〈蘇貞昌：連戰家產 200 億，有根據的〉。《中國時報》2004/1/3： 2。鄭漢良。2004。〈梁柏薰：給陳哲男逾七百萬元〉。《中國時報》2004/3/19：4。羅如蘭等。2004a。〈中央黨部大樓，若判違法就搬〉。《中國時報》2004/1/4：2。羅如蘭等。2004b。〈抽頭總統？連質疑扁與高鐵政商關係〉。《中國時報》 2004/1/4： 2。

(39)

The Effect of Campaigning Events on Vote

Choice: A Study of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

Yu-Tzung Chang

*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the incidents surrounding the 2004 Taiwanese presidential campaign affected the choices of voters. Not controlling for other factors, campaign incidents have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voter choices. Among these incidents, those involving First Lady Wu Shu-jen allegedly buying and selling votes and ChenYu-hao’s political donations both had a marked influence on President Chen’s base of support. In addition, the issues of Lian Chan’s family wealth and the KMT’s financial and real estate assets both influenced the level of support for Lian Chan. One interesting finding was that although the public has seen the March 19th, 2004 assassination attempt on President Chen as beneficial to his electoral chances, the results of this survey do not support this view. Our data shows that those influenced by the assassination attempt were mostly supporters of the Lian-Soong ticket, while those not influenced were mostly supporters of the Chen-Lu ticket. Of course, it is possible that since the survey was initiated two months after the election there were voter-memory problems, and the survey could also have been affected by voters’ reluctance to provide accurate answers, or their having already changed their views of the election since its conclusion.

Basing analysis on the selection bias model,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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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aign incidents did not actually have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voter choices when controlling for other factors. In fact, voters’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negative campaign incidents were influenced by many other intervening factors, especially party-identification, ethnic-identification, and national-identification. Those wh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Pan-Blues, Chinese, and supporters of unification saw themselves as influenced by negative incidents involving President Chen. At the same time, those wh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Pan-Greens, Taiwanese, and supporters of Taiwan independence saw themselves as influenced by negative incidents involving Lian Chan. This study confirms the traditional view in election studies that when candidates have equal access to the media, the original positions of opposite sides of the electorate are strengthened by the campaign process, rather than being influenc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switch to the other side.

Key words: negative campaigning, shocking event, voter choice, the 2004

選舉事件與選民的投票抉擇：以台灣2004年總統選舉為分析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