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體類型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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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體類型的探討. 1. 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體類型的探討∗ 高. 頡.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政治系博士生）. 摘. 要. 當前中國的政體類型為何？在非民主政體的分類裡，中國的位置在那裡？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中國表現出那些整體的政權特性？相較於毛澤東時期，那些特性出現變化、那些則延續下來？本文將以 Juan Linz 和 Alfred Stepan 的分類為基礎，在不捨棄原始分類中任何一個分類標準的前提下，修正成一個結合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的分析框架。接著，再根據這個分析框架帶入相應的研究議題，透過大量的二手文獻，歸納整理出對當前中國政體性質的總體評估。藉由評析近 150 筆專書、文章、專章等文獻，本文主張當前中國揉合了前蘇東共黨國家之後極權特性（政治、社會領域）及台灣威權統治時期之典型威權特性（經濟領域）。因此，在非民主政體分類的概念系譜當中，中國既非完全的後極權主義，也不是 1970~1980 年代典型威權主義的再現，而是同時混合兩者核心特徵的非民主政體，表現出「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這個現象表示在脫離毛澤東統治的過程中，中國在「政經社」三個領域出現不同的偏離幅度，即在政治、社會領域的偏離幅度較小，而在經濟領域的偏離幅度較大。本文的研究發現提供三個研究議程。第一、未來學界應該探討是什麼因素造成中國政體出現混合特性？執政黨又是如何成為揉合這種特性的重要機制？第二、中國政體的混合性質可以為非民主政體的分類帶來重要啟示，學界應該重視長期被忽略的經濟因素對政體分類可能的影響力。第三、未來學界應該透過對少量個案的比較研究，一方面給予後極權主義明確的定義，另一方面釐清後極權主義及典型威權主義之間的概念邊界。關鍵詞：中國、政體類型、威權政體、後極權主義、典型威權主義 *. *. *. *. 本文為碩士論文改寫，指導教授為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寇健文教授。原題為「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權性質的探討」，於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審核通過。.

(2) 2.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7 卷. 壹、前. 第3期. 民國 103 年 9 月. 言.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當前中國的政體類型為何？在非民主政體的分類中，中國的位置在何處？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表現出那些整體特徵？在脫離毛澤東統治之後，那些政權特性出現變化、那些則延續下來？為了回答這幾個看似不同、實則密切相關的問題，本文將以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後文簡稱 L&S）對非民主政體的分類為基礎，泝根據該分析框架帶入相應的議題，透過近 150 筆的專書、文章、專章等二手文獻，歸納整理出對當前中國政體的總體性評估。在現有文獻當中，針對這個研究問題已經累積出至少四種論點。第一、極權主義文獻：這類文獻雖然同意中國因為改革出現變遷，但認為其仍保持毛澤東時期的重要核心特徵（例如馬列主義的絕對正確性、意識形態目標與一黨專政），後毛時期的改變僅觸及政體運作的方法，而非核心的規範原則，仍未脫離極權主義範疇。沴第二、威權主義文獻：這類文獻若不是直接將中國稱為威權主義，就是在威權主義前方加上形容詞。前者認為中國因為政治繼承的制度化、菁英功績制任命的確立和制度的多元化，而從極權主義轉變到典型威權主義；沊後者則是學者對特定議題進行研究後，提出的概念產品。沝第三、後極權主義文獻：這類文獻主要以台灣學者為主，認為後毛時期雖然已經不同於極權主義，但還是不同於未曾經歷極權統治的典型威權主義，因此按照 L&S 的定義，當前中國應該是既非極權也非典型威權的後極權。沀第四、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 註泝.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 Europe, South. 註沴. Sujian Guo, Post-Mao China: From Totalitarianism to Authoritarianism?（Westport, CT: Praeger, 2000）.. 註沊. Andrew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註沝. 例如以「分裂式威權主義」描繪中國複雜的官僚議價關係、以「分權式威權主義」解釋中央如何控制.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No. 1（January 2003）, pp. 6~17. 地方幹部、以「可接受的威權主義」解釋中國如何讓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民願意容忍、接受一黨專政、以「革命式威權主義」說明當前中國的國家行為者仍沿用革命時期的手段來延續政權。參見：Kenneth Lieberthal, “Introduction: The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Model and Its Limitation,” in Kenneth Lieberthal and David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Making in Post-Mao China （ California,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pp. 1~30; Pierre Landr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ost-Mao Er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Teresa Wright,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Elizabeth Perry,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57（January 2007）, pp. 1~22. 註沀. 趙建民，威權政治（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林佳龍，「比較兩岸的政體轉型：台灣民主化對中國的啟示」，林佳龍、邱澤奇主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 年），頁 25~66；林佳龍、徐斯勤，「退化的極權主義與中國未來發展」，林佳龍主編，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11~20。.

(3) 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體類型的探討. 3. 型國家文獻：吳玉山是這類文獻的代表性學者，他歸納整理學者的研究結果，提出「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認為中國一方面出現前蘇東共黨國家的後極權特徵，另一方面也展現東亞發展型國家特徵；泞蕭功秦則是另一個例子，他提出的「後全能主義型的技術專家治國的新權威政治模式」，在概念內涵上與吳玉山的觀點一致。泀本文認為，這四種論點雖然均有助於從不同角度理解中國政體，卻沒有任一論點提供滿意的答案。極權主義文獻無法點出後毛時期中國的動態變遷過程。威權主義文獻忽略中國曾經歷一段統治嚴密的極權時期，無法區分出中國與一般威權國家之間的差異；至於帶有形容詞的威權主義，最多只能點出政體的局部特徵，無法提供一個整體性的圖像。後極權主義文獻雖然點出了中國曾經過一段極權統治的時期，但其本身的概念定義不夠精確，甚至沒有學者真正說清楚後極權主義和其他非民主政體相關概念的差別及概念邊界；此外，他們的觀點均為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有必要重新檢視之。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文獻的問題在於，該概念源自〈黨國蛻變〉最後一章裡，吳玉山根據書中其他學者的研究而總結出的論點，這雖是不簡單的工作，但能涉及的面向和議題畢竟有限；此外，該論點也沒有直接與非民主政體分類的概念系譜對話，與本文有所不同。藉由評析近 150 筆專書、文章、專章等文獻，本文主張當前中國在政治、社會領域貼近後史達林蘇東國家的後極權特性，在經濟領域上則貼近台灣在兩蔣、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典型威權主義特性，因此在非民主政體的概念系譜裡，既不是完全的後極權主義，也不是 1970-1980 年代典型威權主義的再現，而是揉合兩者政體類型之核心特徵。洰這個現象反映出中國在脫離毛澤東統治的過程當中，「政經社」三個領域各自有不同的偏離幅度，即在政治、社會領域的偏離幅度較小，而在經濟領域的偏離幅度較大。按此，當前中國屬於混合及含括著後極權和典型威權主義特性的非民主政體，表現出「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本文分為六個部分。第二節說明本文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議題；第三至五節分別探討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最後一節是結論，並根據本文的研究發現，提出三點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研究議程，特別是對非民主政體分類上的啟發。. 註泞. 吳玉山，「觀察中國：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蘇東與東亞模式的揉合」，徐斯儉、吳玉山主. 註泀. 蕭功秦，「中國後全能型的權威政治」，戰略與管理（北京），2002 年第 6 期，頁 82~88。. 註洰. 本文刻意將 Linz 定義的威權主義稱為「典型威權主義」（例如非民主統治時期的台灣、南韓、西班牙. 編，黨國蛻變（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頁 309~335。. 等國家）。這麼做是因為目前研究非民主國家的學者，多數用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指稱所有的非民主國家，但本文的「典型威權主義」只是所有非民主國家中的一種類型，因此特別加上典型兩字，以便於與威權主義有字義上的區別。.

(4) 4.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7 卷. 第3期. 民國 103 年 9 月. 貳、分析框架及研究議題一、分析框架本文將以 L&S 對非民主政體的分類為基礎，先進行修正以排除在他們原始分類中存在的缺點，在不捨棄任何分類標準的前提下，結合成一個包含「政經社」三個領域的分析框架。接著，在探討個別領域時，本文將帶入各個領域相應的研究議題，透過回顧和評析二手文獻，從學者們對特定議題的研究成果中，抽離出政體的部份特徵，再歸納整理出一個整體性評估。易言之，本文的立論將以二手文獻、學者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綜觀學界對非民主國家的研究，L&S 仍然是最適合的分類框架，主因是其分類標準相當全面，兼論「政經社」因素；其他分類若不是只憑藉單一標準，就是分類標準著重在政治面，看不到經濟、社會面對政體分類的影響。泍 L&S 按照多元主義、領導權、意識形態和政治動員，將非民主政體區分為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典型威權主義和蘇丹制共四種不同的類型。本文不會討論較少受到學界重視的蘇丹制，主要聚焦在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泇按照 L&S 的觀點，後極權和典型威權在四個面向上展現各自的運作邏輯。（1）在多元主義方面，他們細分成「政經社」多元主義進行討論。在政治上，後極權不同於極權的一元統治，開始存在因為制度化而出現的「體制內多元」，但在類型上迴異於典型威權的「有限多元」。在經濟上，後極權雖然因為引入市場機制而出現多元性，但仍不同於從未拋棄私有制、經濟活動表現出顯著多元性的典型威權主義。在社會上，後極權雖然因為拋棄過去的一元統治，而出現相對多元性，但這些多元性是國家主導「去極權主義化」的結果，國家雖允許、鼓勵社會的多樣性，但仍會限制之。這種「既鼓勵又限制」的多元性，或稱為「被管理的多元主義」（ managed ，沰不同於典型威權多半能在敏感政治議題之外，享有非常廣泛的社會多元性。 pluralism）註泍. 相關例子見： Amos Perlmutter, Modern Authoritarianism: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Barbara Geddes, “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June 1999）, pp. 115~144; Samuel Huntingto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 in Samuel Huntington and Clement Moore eds.,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pp. 3~47;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註泇. 相較於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蘇丹制較少受到學界的使用，缺乏分析效用。關於蘇丹制政體，參見：Houchang Chehabi and Juan Linz, Sultanistic Regimes（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註沰. Harley Balzer, “State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s From Communism: China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cy（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235~256..

(5) 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體類型的探討. 5. （2）在領導權方面，不同於極權統治的不可預測性，後極權在權力行使時出現可預測的限制；另外，不同於極權時期僅重視幹部的政治資歷，後極權的菁英甄補開始重視專業性；但後極權的幹部來源主要來自黨組織和政府系統，而不像典型威權可能來自民間社會。（3）在意識形態上，後極權仍存在官方意識形態，仍對國家運作產生影響，不同於典型威權只存在一種特殊的思想心態（mentality）；然而不同於極權時期，意識形態不再是統治正當性的主要來源及具備高度烏托邦色彩。（4）在政治運動上，後極權的動員強度和範圍雖然高於典型威權，但強度上卻較極權時期大幅降低。總之，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確實是必須區分的概念。然而，雖然 L&S 提出的分類標準最為廣泛，但分類標準間卻缺乏內聚力，反而模糊了原有的優點。因此，本文在不捨棄任一分類標準的前提下，修正成一個結合「政經社」三個領域的分析框架。在政治領域方面，本文看的是中國黨國體制本身的運作。根據學者的觀點，黨國體制的核心是「列寧式政黨」和「意識形態」。泹據此，本文將政治領域分為「列寧式政黨」和「意識形態」，前者包含原始分類中「政治多元主義」、「領導權」、「政治動員」，後者則是原始分類中的「意識形態」。在經濟領域方面，本文看的是黨國體制下的國家市場關係，這部份維持原始分類中的「經濟多元主義」不變。在社會領域方面，本文看的是黨國體制下的國家社會關係。這個部分則維持「社會多元主義」不變。. 二、研究議題本文按照上述新的分析框架，帶入相應的研究議題。第一、政治領域：在列寧式政黨方面，研究議題包括政治繼承、決策模式、菁英甄補、政治動員共四個議題。本文藉由政治繼承和決策模式的文獻，檢視當前是否出現不同於極權時期的政治多元性。本文再藉由菁英甄補的文獻，觀察當前中共幹部選拔著重的憑證。最後，本文藉由政治動員的文獻檢視當前政治動員的特徵。在意識形態方面，本文鎖定討論中共意識形態之重要性、功能及對其控制的文獻。第二、經濟領域：本文關注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兩種行為者─國有企業（部門）和私營企業（部門）─觀察當前國家市場關係的現狀，再將中國經濟的發展放入比較視野，分析當前中國的經濟模式，究竟是趨近後極權時期的蘇東共黨國家，還是典型威權時期的台灣。第三、社會領域：文獻包括社會組織、社會抗爭、基層選舉共三個議題。這三個議題是當前學者檢視中國社會多元性時，最普遍討論的議題。泏總結上述可見表 1。註泹. 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註泏. 本文認為中國的基層選舉帶有更顯著的社會意涵（相較於政治意涵），除了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連. University Press, 1992）. 結，更是社會多元性的展現。如同後文分析，基層選舉使社會上的人民與國家的想法更為契合；此外，基層選舉對於社會上的人民有授權作用，直接影響其日常、實質生活。.

(6) 6.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7 卷. 第3期. 表1 分析框架. 民國 103 年 9 月. 分析框架與研究議題. 研究議題. 政治領域. 列寧式政黨意識形態. 政治繼承、決策模式、菁英甄補、政治動員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功能與控制. 經濟領域. 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私營企業改革與發展. 社會領域. 社會組織、社會抗爭、基層選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參、政治領域：後極權主義特性一、列寧式政黨本文藉由歸納整理「列寧式政黨」和「意識形態」相關文獻後，認為當前中國在政治領域方面，既不同於極權主義也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而更貼近後極權主義。在列寧式政黨方面，當前中國表現出明顯的後極權特性。第一、在政治繼承上，部分學者約從 1990 年代初期開始，指出制度因素對高層菁英權力轉移的影響，認為高層菁英寄望透過制度來解決權力分配問題，包含以年齡和任期限制的「退休制度」和「梯隊接班」。泩因此，學者在評估後毛中國的政治繼承時，多數同意政治繼承出現制度化趨勢，主張高層權力轉移的過程中，「正式政治」已經逐漸取代「非正式政治」，泑菁英的離退受到制度規範，出現可預測的空間。炔雖然完全的正常政治未實現，但至少是一個「受駕馭的制度主義」。炘事實上，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權力交替時，已經反映出當前的政治繼承是一段制度安排的過程，強調妥協、共識建立和去人格化。這不但是鄧小平為了避免權力過度集中，也是江胡希望藉此鞏固權力基礎，彌補他們缺乏領袖魅力的缺憾。炅因此有學者指出，毛澤東時期贏者全拿的權力競爭已經不符合現狀，當前應該是「權力平衡模式」，制度因素成為主導菁英政. 註泩. 關於退休制度見：Melanie Manion,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ublic Policies, Social Norms, Private Interest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關於梯隊接班，見：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台北：五南書局，2010 年），頁 269~309。. 註泑. David Bachman, “The Paradox of Analysing Elite Politics under Jiang,” The China Journal, No. 45（January 2001）, pp. 95~100.. 註炔. David Shambaugh, “The Dynamics of Elite Politics during the Jiang Era,”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註炘. Frederick Teiwes, “Normal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45（January. （January 2001）, pp. 101~111.. 2001）, pp. 69~82. 註炅 Jing Huang,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China: Progress and Implication,” in Cheng Li ed.,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p. 80~97..

(7) 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體類型的探討. 7. 治的主要力量；此外，政治競爭的結果不再是零和遊戲，而可能產生多位勝利者。炓第二、在決策模式上，當前中國也因為朝向「集體領導、個人分工」而落實政治制度化，藉由各級黨委落實「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原則，透過集體決策和責任分工，限制高層的權力競爭，並創造進行合作和妥協的誘因，企圖消除毛時期不受限制的派系衝突。炆此外，順應改革開放的需要，決策模式也朝向協商式趨勢，在政策選擇上重視專業資訊與共識，而不受制於意識形態。炄總之，當前中國的決策過程朝向制度化，限制最高領導人行使專斷決定權的可能，試圖建立常規、可預測的決策模式。第三、在菁英甄補上，當前中國同樣表現出後極權特性。不同於極權主義，技術官僚的數量和政治地位均大幅增加，已經取代魅力型領袖成為當前中共的領導核心，炑可知「專業憑證」對菁英甄補的重要性已顯著提升。炖不過同時間，黨務官僚還是佔據重要角色，顯示「非專業憑證」的重要性並未完全消失。事實上，當前中國存在兩條甄補管道，一條重視候選人的專業能力，集中在教育、經濟、科技、外貿和銀行體系部門；炂另一條重視候選人的黨齡和政治憑證，特別是在傳統黨務部門，例如組織、宣. 註炓. Zhiyue Bo, China’s Elite Politics: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Power Balancing（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7）. 然而，部分學者強調制度化趨勢的強化仍然無法掩蓋「非制度因素」在高層菁英政治的重要性，參見：Lowell Dittmer, “The Changing Shape of Elite Power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January 2001）, pp. 53~67; Joseph Fewsmith, “The New Shape of Elite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45（January 2001）, pp. 83~93. 不過，這些學者不否認制度化確實出現，只是對於制度化的程度有不同的看法；換言之，這僅是程度而非類別的差異。. 註炆. Alice Miller,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Chinese Leadership Politics,” in Cheng Li ed.,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p. 61~79.. 註炄. David Shambaugh, “The Dynamics of Elite Politics during the Jiang Era,” pp. 103~106.. 註炑. 關於毛澤東時期（極權主義時期）的高層菁英組成及其特徵，請參見：Robert Scalpino, Elites in the. 註炖. Bruce Dickson and Maria Rublee, “Membership Has Its Privileges: The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eattle, DC: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 Urba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3, No. 1（February 2000）, pp. 87~112; Yanjie Bian, Xiaoling Shu and John Logan,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and Regime Dynamics in China,” Social Forces, Vol. 79, No. 3（March 2001）, pp. 805~841; Hong-Yung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Cheng Li, “University Networks and the Rise of Qinghua Graduates in China’s Leadership,”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2（July 1994）, pp. 1~30; 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 Asian Survey, Vol. 38, No. 3（March 1998）, pp. 231~264. 註炂. He Li, “Returned Student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sian Perspective, Vol. 30, No. 2（Summer 2006）, pp. 1~29；寇健文，「既重用又防範的菁英甄補：中共海歸派高官的仕途發展與侷限」，中國大陸研究，第 50 卷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1~28；寇健文、陳方隅，「1978 年以後中共財經高官的仕途流動：特徵與趨勢」，政治學報，2009 年第 47 期，頁 59~103。.

(8) 8.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7 卷. 第3期. 民國 103 年 9 月. 傳等等。炚此外，派系力量和省級工作經歷這些「非專業憑證」，也是幹部選拔的重要考量因素。部分學者發現胡錦濤上任增加團系在中委會和省級領導的任職比例。炃另有學者則發現優秀的省級領導人更有可能成為國家領導人，地方各省逐漸成為未來領導人的鍛鍊場域，牪例如在胡錦濤時期，當其他條件均相同時，擁有正省部級領導職務歷練的候選人，更有可能進入政治局。狖最後，中國高層的菁英來源大致上都是依循黨和政府部門的甄補管道，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允許大量的民間社會菁英進入領導高層。狋這些菁英甄補特徵反映出明顯的後極權特性。第四、在政治動員上，本文藉由學者對政治動員的統計列表，再加上本文的補充，作為觀察政治動員變遷趨勢的資料基礎。狘根據統計結果（見表 2），本文提出四個研究發現：（1）相較於毛時期，目前全國性動員的次數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自 1950 年代初到 1970 年代末的 30 年間，總共發生 27 次的全國性動員，但接下來從 1980 年代初到 2011 年的 30 年間，總共只發生 5 次的全國性動員。另外，全國性動員的發生頻率也急速下降。在毛時期，若不是同年度發生一次以上的全國性動員，就是發生動員之間的相隔時間絕不超過 3 年，但從 1980 年代開始，每次動員的間隔時間越來越長。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全國性動員並未消失，大規模的政治動員還是會出現，這就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 註炚. Xiaowei Zang, “University Education, Party Seniority, and Elite Recruitment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30, No. 1（March 2001）, pp. 62~75; Xiaowei Zang, Elite Dualism and Leadership Selection in China（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4）.. 註炃. Chien-Wen Kou, “The Rise of Youth League Affiliates after 1978 and Their Paths to the Top,” present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it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ovember 6~7, 2010）, pp. 1~19; Cheng Li, “Hu’s Policy Shift and the Tuanpai’s Coming-of-Ag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5（July 2005）, pp. 8~13.. 註牪. Zhiyue Bo, China’s Elite Politics: Governance and Democratization（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0）,. 註狖. Hsin-Hao Huang, “Institutionalizing Political Entry into the CCP Politburo: An Application of the. pp. 81~82.. Configurative Comparative Method,” present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it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ovember 6~7, 2010）, pp. 1~27. 註狋. 例如典型威權時期的台灣。國民黨從 1970 年代開始，開始甄補大量來自前政體、民間社會為主的本土菁英，政治菁英出現「台灣化」和「本土化」的轉型。總之，台灣威權時期曾允許、吸納來自民間、舊政體的本土菁英進入權力核心的現象，與後毛中國有所不同，再次指向當前中國的菁英甄補上反映後極權特性。關於台灣威權時期的菁英甄補，參見吳文程，台灣的民主轉型：從權威型的黨國體系到競爭性的政黨體系（台北：時英出版社，1996 年），頁 47~74。. 註狘. Shiping Zheng 列舉 1950 年至 1989 年間的政治動員，胡鞍鋼也列舉 1950 年至 1976 年間的政治動員。本文主要依賴這兩位學者的列表；不過他們的資料最多只統計到 1989 年。為了解決資料的空缺，本文還會參考〈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補充 1989 年至 2011 年間的資料。必須說明的是，本文為了聚焦，只討論全國性、全黨範圍的政治動員，捨棄針對農村或城市及單一領域的運動，但這不表示這些政治動員是不重要的。.

(9) 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體類型的探討. 9. （2）政治動員的性質出現改變，從過去的階級鬥爭轉向現在的道德灌輸。在毛時期，政治動員的主要目的是藉由打擊階級敵人，來維持無產階級的革命傳統，因此可以看到諸如鎮壓反革命、三反、反右、文化大革命，這些消滅特定階級團體的政治動員。這種目的的動員經常是暴力性的。不過，自從改革開放以後，中共將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現代化，因此除了在 1980 年代看到少數打擊特定階級團體的動員，例如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從 1990 年代開始就再也沒有出現暴力性質的動員。相反地，現在的政治動員多半帶有道德灌輸或教育的意義，例如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主義榮辱觀等等。這種性質的運動不僅是非暴力化的，在內容上也比較空泛，不同於過去那些具有明確政治目標的動員，對社會人民的實質影響非常有限，可能只變成在路邊、車站內的標語（例如文明排隊、文明搭車等等），動員本身的強度及深入社會的程度均不如過去。. 表2 年代. 對象. 政治動員名稱（年份）. 次數. 全國. 鎮壓反革命（1950-52）、抗美援朝（1950-53）、三反運動（1951-52）、學習過渡、學習蘇聯經驗（1953-54）、反胡風運動（1955-56）、反時期總路線（1953-54）、大躍進（1958-59）右運動（1957-58）. 8. 黨組織. 整黨整風（1950）、整頓黨的基層組織（1951-54）、整黨整風（1957）、反右傾運動（1959-60）. 4. 全國. 學雷鋒（1963）、學解放軍（1963）、越戰備戰（1965）、批海瑞罷官（1965）、、文化大革命（1966-69）、活學活用毛澤東主席著作（1966紅衛兵運動（1966）、批陶鑄（1967）、全面奪權（1967）、三軍兩支（1966-72）、反擊二月逆流 69）、抓叛徒（1967）（1967）. 12. 1950s. 1960s. 中國的政治動員（1950-2011）. 黨組織整黨整風（1962）、整黨整風（1969）. 1970s. 全國. 一打三反（1970）、批林批孔（1971-74）、學習無產階級專政（1975）、評水滸宋江（1975）、反右傾翻案風（1975-76）、粉碎四人幫（1976-77）、真理論戰（1978）. 黨組織整黨整風（1970）、整黨整風（1971） 1980s 1990s. 全國. 黨組織全面整黨（1983）、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7）、思想整頓（1989）全國. 精神文明建設（1996）. 黨組織整黨整風（1990）、反浪費（1997）、學習鄧小平理論（1998）、三講整風（1998）全國. 2000s. 清除精神污染（1983）、反犯罪運動（1983-84）. 黨組織. 2. 7 2 2 3 1 4. 道德建設（2001）、社會主義榮辱觀（2006）. 2. 整風（2001）、貫徹三個代表（2003）、保先運動（2004, 2006, 2011, respectively）、、創先爭優（2011）學習科學發展觀（2008）. 5.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Shiping Zheng、胡鞍鋼、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後製表而成。Shiping Zheng, Party vs. State in Post-1949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70~272；胡鞍鋼，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49-1976）（北京：清華大學，2007 年），頁 741~75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 1921 年 7 月-2011 年 6 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

(10) 10.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7 卷. 第3期. 民國 103 年 9 月. （3）當前的政治動員的動員對象不再是無產階級，而是整個社會。在毛時期，政治動員多半是動員無產階級來打擊非無產階級，參與者可以從動員中獲得實質好處，這是政治動員能夠深入社會的主因之一。不過到了 1990 年代以後，動員對象轉變成整個社會群眾。這種失去階級性的政治動員讓行為者失去參與的誘因，解釋了為什麼當前的動員無法如過去般的深入社會。（4）從全黨性質的政治動員來看，組織處理的整黨整風已經很少出現，思想學習成為動員的主要內容。在毛時期，執政者經常藉由發動政治動員來清除政治敵人，重新整理黨組織和統一思想。到了改革開放以後，這種組織性處理的政治動員基本上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思想學習，目的不僅是加強黨幹部的執政能力（例如保先運動、創先爭優），更是鞏固中共統治地位的方式（例如貫徹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學習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狉總之，當前中國的政治動員已經不同於毛澤東時期，全國性動員的次數和發生頻率均大幅降低，動員本身也失去深度，轉而變成一種道德勸說和思想學習的儀式性活動；不過，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當前中國還是會出現大規模的全國性動員。可知在政治動員方面，當前中國反映著後極權特性。. 二、意識形態在意識形態方面，當前中國同樣非常貼近後極權特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及人民對其信念已經大幅降低，狜主因除了是人民於市場經濟中的理性化及其對政體的批評，狒更是因為老幹部離退後，年輕領導人並不如老人對社會主義擁有熱情，而且新任領導者為了經濟發展，也開始裁減黨務部門，減少流向宣傳和審查系統的資源。狔六四天安門事件更是幾乎摧毀人民對馬列主義僅剩的信仰。狚因此，中共統治正當性的來源出現轉變，即從意識形態轉變成經濟發展、狌有效的治理能力、狑. 註狉. 2013 年 6 月習近平推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運動」，同樣符合當前政治運動的特徵，環繞在維持黨員工作的清廉作風，確保黨的先進性。參見「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求是理論網， http://www.qstheory.cn/tbzt/tbzt_2013/qzlxjysj/。. 註狜. Gordon White, “The Decline of Ideology,” in Robert Benewick and Paul Wingrove eds., China in the 1990s. 註狒. Xueliang Ding,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in China: Legitimacy Crisis, 1977-1989（New York: Cambridge. 註狔. Geremie Barme, “The Revolution of Resistance,” in Elizabeth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註狚. Joseph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From Deng Xiaoping to Hu Jintao, 2nd edition（New York: Cambridge. 註狌. Elizabeth Perry, “Chinese Conception of Right: From Mencius to Mao and Now,”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95）, pp. 21~33.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98~220.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9. Vol. 6, No. 1（March 2008）, pp. 137~147; Vivienne Shue, “Global Imagination, The State’s Quest for Hegemony, and the Pursuit of Phantom Freedom in China,” in Katarina Kinvall and Kristina Jonsson eds.,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sia（London: Routlege, 2002）, pp. 210~229. 註狑. Wenfang Tang and William Parish, Chinese Urban Life Under Reform: The Changing Contrast（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 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體類型的探討. 11. 民族主義或愛國情緒、玤藉由基層選舉增加人民的政治信任等等。玡這就完全不同於極權主義的範疇。然而，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當前官方意識形態仍具有相對明確的目標。玭意識形態不但不能受到公開質疑，更具有至少兩個現實功能。第一、凡是國家的重要政策制定，都需要意識形態的認可。玦因此我們經常看到，國家領導人先重新定義意識形態的內涵後，新的重要政策才接著出台。玢此外學者還指出，目前中國的政策過程中，意識形態還是具有重要性，只是性質和角色出現變化。在過去，政策制定多半是演繹意識形態原理原則的結果，但在改革開放後，意識形態轉變成合理化現實需求的工具，成為「事後合理化」的工具。玠第二、意識形態與國家領導人的權力鞏固存在緊密的關係。例如胡錦濤透過「科學發展觀」的口號，奪取在意識形態上的詮釋權，鞏固胡溫領導體制。玬這間接指向意識形態是政治繼承裡一個重要的因素，而並非與現實無關。部分學者甚至認為，意識形態仍是中共維持統治正當性的一個重要因素（雖不是主要的）。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意識形態改革」─延續傳統意識形態，提出「三個代表」和「和諧社會」的新論述 ─是中共企圖藉由重新定義共同利益，使多數人民堅信自己的利益受到反應，幫助中共維持統治合法性。玝事實上，正是由於意識形態仍具有現實功能，吾人仍然可以看到中共堅持意識形態的控制。如同過去，中共的宣傳系統持續發揮控制意識形態的功能，但不同的是它們已大幅降低灌輸馬列思想的改造功能，主要執行促進經濟發展的任務，利用新興媒體、學習西方的傳播技巧，重新包裝中共，有效地鞏固政體穩定。瓝例如，中共藉由電視節目宣傳「晉商精神」，塑造商人的形象，引導人民支持私營企業主。明顯地，宣傳註玤. Peter Hays Gries, “Popular Nationalism and State Legitimation in China,”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 pp. 180~194.. 註玡. James Kennedy, “Legiti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wo Increases, One Reduction,” Journal of. 註玭. Sujian Guo, Post-Mao China: From Totalitarianism to Authoritarianism?, pp. 36~43.. 註玦. Cal Clark, “The Nature of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ng’s Reform,” in Yuming Shaw ed.,. 註玢. Weiwei Zhang, Ideology and Economic Reform under Deng Xiaoping 1978-1993（London and New York:. 註玠.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 No. 60（May 2009）, pp. 391~395.. Mainland Chin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Reform（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pp. 37~68..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6）, p. 2.. California Press, 2008）, pp. 103~127. 註玬. Zhiyue Bo, China’s Elite Politics: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Power Balancing, pp. 255~295.. 註玝. Heike Holbig, “Ideological Reform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China,” in Thomas Heberer and Gunter Schubert eds., Regime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Stability（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3~34; Heike Holbig, “Remaking the CCP’s Ideology: Determinants, Progress, and Limits under Hu Jintao,”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 Vol. 38, No. 3（Autumn 2009）, pp. 35~61.. 註瓝. Anne-Marie Brady, Marketing Dictatorship: Propaganda and Though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12) 12.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7 卷. 第3期. 民國 103 年 9 月. 系統的主要功能，從思想改造轉型至經濟現代化的促進者。瓨沈大偉也發現相較於過去，宣傳系統對思想的控制能力雖然出現萎縮，但中共從未真正失去控制多數資訊傳播的能力，而是在控制上出現「放─收」的循環現象。甿總之，儘管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已經降低，但並未消失在中國，仍影響著政策制定過程、領導人的權力鞏固、甚至是合理化政策的工具，顯示意識形態並非與現實無關。同樣重要的是，當與台灣在威權時期比較時，更可看出「三民主義」與官方意識形態的不同，主因是其並非一套邏輯縝密、擁有明確目標的思想體系，其模糊不明確的思想內涵，完全不同於列寧體制中的官方意識形態。畀. 肆、經濟領域：典型威權主義特性本文鎖定目前中國的國家市場關係中，最重要的兩個行為體─「國有部門／國有企業」和「私營部門／私營企業」─之改革過程及現況，再從比較視野來分析當前中國在經濟領域上，到底是趨近於後史達林時期的蘇東共黨國家（後極權特性），還是趨近兩蔣時期、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台灣（典型威權特性）。根據回顧相關文獻、統計數據和比較的結果，本文認為在經濟領域方面，當前中國已經不同於後極權時期蘇東國家的經濟模式，而更貼近台灣位於典型威權時期的經濟模式，表現出更廣泛的多元性。. 一、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的改革與現狀（一）國有企業：管制高點、經濟命脈的獨占與壟斷改革開放之初，中共對國有企業進行「放權讓利」，不但擴大企業自主權，還讓其留下超出計畫額度後的利潤。甾不過，這階段的國企改革僅環繞在統制經濟之內，只是對企業運作的內部「微調」及統制經濟的體制「完善」。疌直到 1980 年代，中國才開始逐步引入市場機制，透過「兩權分離」（所有權歸國家、經營權歸企業）和「價格雙軌制」（計畫價格和市場價格），國家不再完全依賴行政命令指揮企業，而是用市場引導. 註瓨. Shuyu Kong, “Cultural Propaganda in the Age of Economic Reform: Popular Medi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hanxi Mercha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 63（January 2010）, pp. 79~99.. 註甿 David Shambaugh, “Chinese Propaganda System: Institutions, Process, and Efficacy,” The China Journal, No. 57（January 2007）, pp. 25~58. 註畀. Chialung Lin, “Path to Democracy: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8）, pp. 26~27; Yangsun Chou and Andrew Nathan, “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 Asian Survey, Vol. 27, No. 3（March 1987）, pp. 277~299.. 註甾. 林毅夫，解讀中國經濟（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9 年），頁 246~248。. 註疌. 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p. 396~408..

(13) 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體類型的探討. 13. 企業追求利潤，逐步將中國經濟由官僚經濟帶入市場競爭。疘然而，儘管市場機制日益重要，此時的改革並未觸及所有權，在 1990 年代中葉以前，國有部門依舊是經濟上的主導力量。皯中共終於在 1990 年代中期，因為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帶來的投資飢渴和循環性通貨膨脹，盳開始進行所有權改制，其主要原則是「抓大放小」。在抓大方面，國家維持「關係到國家安全與國民經濟命脈的關鍵領域和基礎性與支柱產業領域」的控制力。盱這些企業因為得到國家的全力扶持，通常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絕佳競爭力；盰在放小方面，國家讓地方政府決定中小型國企的去路，如果不是宣布倒閉，就是放入市場謀生路，藉由合併、拍賣和股份制，創造混合型企業和私企。隨著時間的進展，中小型國企朝向私有化的比例越來越高。盵易言之，中共在進行所有權改革之餘，仍堅持抓住「管制高點」的大規模國企。儘管國企在國民經濟的比例縮小了，卻不表示其已經失去重要性。中共仍抓住的大型國企，給予執政黨更多的職位供分配，並維持黨控制國家經濟的能力。矸如上文所述，中共仍在國民經濟關鍵領域占據主導性的地位，該趨勢在 2003 年成立國資委以後進一步被強化，而近日出現的「國進民退」正是這些壟斷性產業壟斷程度的增加。矼事實上，為了執行中央和各省的產業發展策略、減少失業和維持社會安定，中央更傾向優先貸款給國有企業，矹因此會利用金融機構，確保國有銀行將資源輸入大型國企裡，使國企擁有迅速且可觀的資本累積。矻. 註疘. 1982 年的「以計畫調節為主、市場調節為輔」、1984 年的「有計畫的商品經濟」到 1992 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是中國逐漸引入市場機制的最佳寫照。參見：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7）, p. 312.. 註皯.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pp. 299~301; Yimin Lin and Tian Zhu, “Ownership Restructuring in Chinese State Industry: An Analysis of Evidence on Initial Organizational Change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66（June 2001）, pp. 305~341.. 註盳. Yu-Shan Wu,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9, No. 1. 註盱. 「我國明確七大行業將由國有經濟控制」，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 註盰. Russel Smyth, “Should China Be Promoting Large-Scale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 Group,” World. 註盵.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Yang Yao,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June 2003）, p. 119.. com/fortune/2006-12/18/content_5502762.htm。. Development, Vol. 28, No. 4（April 2000）, pp. 721~737.. Restructuring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 55（January 2006）, pp. 35~63. 註矸. 吳木鑾，「走向國家資本主義？」， 21 世紀評論（香港），2008 年第 110 期，頁 24~35。. 註矼. 「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 2011 年 4 月 12 日釋出」，天則經濟研究室， http://www.unirule.. 註矹. Kellee Tsai, Back-Alley Banki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註矻. Sebastian Heilmann, “Regulatory Innovation by Leninist Means: Communist Party Supervision in China’s. org.cn/xiazai/2011/20110412.pdf。. 2002）, p. 33.. Financial Industr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81（March 2005）, pp. 1~21..

(14) 14.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7 卷. 第3期. 民國 103 年 9 月. （二）私營企業：逐漸成為國民經濟主體的行為者在改革開放以前，私營企業多數時間是不存在的，資產家被視為剝削者和階級敵人而遭迫害。矺即便在改革之初，目前的私營企業也還沒出現，私營經濟反倒是在「個體戶」的基礎上重新建立起來的，他們的社會地位偏低，受到社會的仇視。矷直到 1988 年中共第一次修憲時，私企才獲得憲法上的地位。祂不過當時私企只是公有制的補充，無法享受與國企同等的地位。直到鄧小平南巡後，私企的地位才再次獲得提升，中共接連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要平等對待市場競爭中不同的所有制成分，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確立私營企業的合。礿法地位，並在 1999 年修憲中肯定私營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可知，一直要到 1990 年代以後，中國的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的比例才顯著增加。本文試圖透過〈中國統計年鑑〉和〈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的數據，證明目前中國已出現「私營部門為主，國有部門為輔」的雙重結構，這種雙重結構與典型威權時期台灣的「官民共存」具有相似性（詳後）。本文發現除了企業總資產以外，私企在各大主要指標上都已超越國企，而且即便國企的總資產仍高於私企，但後者總資產的成長速率極快，表現追趕姿態。首先從企業單位數來看，在 2000 年以前私企均未曾超過國企，但從 2002 年開始，私企的數量首次超越國企，往後這個差距不斷暴增，到了 2010 年雙方差距已達到 70％（圖 1）。其次從城鄉就業人數來看，從事個體戶和私企的就業人口，從 1980 年後持續增加，並在 1990 年代暴增；相較之下，國企的就業人口從 1990 年代開始下降，儘管下降速率已經趨緩。在這個趨勢下，雙方就業人數在 2000 年基本打平，不久後私企的就業人口正式超越國企，並且持續拉開差距當中（圖 2）。再從總產值來看，國企和私企均呈現上漲情勢，但私企年產值的增長速率，明顯高於國企；更重要的是，私企在 2009 年正式超越國企的總產值（圖 3）。至於從企業總資產來看，儘管國企的總資產超出私企整整一倍左右，但私企總資產的成長比例極、在 2005~2010 年也高達 285% 高，在 2000-2005 年高達 682%（國有企業則是 40%）註矺. Dorothy Solinger, Chinese Business Under Socialism: The Politics of Domestic Commerce in Contemporary. 註矷. Thomas Gold, “Urban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22, No. 2/3. China（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Summer/Autumn 1989）, pp. 187~201; Susan Young, Private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註祂. 1988 年憲法修正案中修正成：「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 1988 ）」，新華網， http://news. 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4/content_705980_8.htm。. 註礿. 陳健民、邱海雄，「貪腐、吸納與民主──中國政商關係的張力」，熊景明、關信基主編，中外名學者論 21 世紀初的中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23~126。關於 1999 年憲法修正案，關於私營經濟的條文是：「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 1999 ）」，新華網， http://news. 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4/content_705980_10.htm。.

(15) 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體類型的探討. 15. （國有企業則是 110%），從中可見私企的活力，展現出追趕之姿（圖 4）。最後從稅收總額來看，兩者在 2000 年左右主客易位，從過去國企多於私企，變成私企多於國企（2001 年正式確立）（圖 5）。統計數據會說話。過去被視為非法的私企，終於在經歷一陣波折後，取得迅速的發展，甚至進入 2000 年以後，在各個重要經濟指標均超越國企的表現。〈經濟學人〉即以專刊方式，認為中國的中小型私企才是中國經濟奇蹟的真正貢獻者。秅據此，本文認為私營部門確實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所謂的「公有制為主」僅僅表現在對「經濟命脈」或「管制高點」這些要害產業部門和金融機構的控制，當前中國的經濟體制，應該是「私營部門為主，公有部門為輔」的雙重結構。. 二、比較視野：後史達林蘇東共黨國家還是威權時期的台灣？本文接著帶入比較視野，將中國與後史達林蘇東共黨國家（後極權時期）和兩蔣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台灣（典型威權時期）進行比較。首先，本文認為中國在 1980 年代與前蘇東共黨國家的經濟模式非常相似。史達林死後，蘇聯歷任領導者均從事不同性質內容的經濟改革，但皆僅涉及對統制經濟內的微調和完善。穸一直要到 1988 年，蘇聯才出現市場化改革，在國家主導下引入市場經濟，呈現計畫和市場共存、但前者重要性大於後者的現象，但仍不涉及所有權改革，這些均符合後極權概念的經濟特性。明顯地，中國在 1980 年代的經濟模式，與蘇聯在 1953-1988 年間十分類似。然後，中國並沒有停留在此太久，而是逐漸走出不同於前蘇東國家的經濟模式。中國的私營部門不但在 1980 年代從農村和三資部門悄悄出現，穻整體經濟更從 1990 年代以降因為國企改制及承認私營企業的合法地位，而朝向私營部門為主的趨勢發展。不過同時，國家還是維持對大型國企和要害經濟部門的控制，使得當前中國出現「私營部門為主、公有部門為輔」的雙重結構，這就非常貼近兩蔣、國民黨統治時期台灣的經濟模式。台灣在兩蔣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經濟發展模式，基本上就是詹鶽提出的「發展型國家」。竻根據他的觀點，發展型國家有三個核心特徵：第一、經濟官僚具有專業能力及相當的自主性，能夠選擇市場管制的政策工具及扶持特定產業，不受到特定社會利益或被企業財團挾持。第二、國家具有發展意識，亦即國家將傾全力達到經濟發展的目註秅. 經濟學人將這種現象稱為「竹節型資本主義」，參見 “China’s Economy: Bamboo Capitalism,” The. 註穸.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俄羅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台北：正中書局， 1996 年），頁. 註穻. 同前註，頁 146。. 註竻.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Economist,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332610.. 98~122。. 314~320; Chalmers Johnso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in 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47~50..

(16) 16. 中國大陸研究. 圖1. 第 57 卷. 第3期. 民國 103 年 9 月. 企業單位數. 圖2. 企業單位數 3000. 城鄉企業就業人數. 人數 200. 2500. 150. 2000. 國有企業. 1500. 私營企業. 1000. 國有企業. 100. 私營企業. 50. 500 0. 0. 1998 2000 2002 2005 2010 年份. 1980 1990 2000 2005 2010 年份. 單位：百個。. 單位：萬人。.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 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 年），. 鑑，頁 110~111。. 頁 516、526。. 圖3. 企業年總資產. 圖4. 總資產 2500. 資產總額 2500. 2000. 2000. 1500. 國有企業私營企業. 1000 500. 企業資產總值. 1500. 國有企業. 1000. 私營企業. 500. 0 1998 2000 2005 2009 2010 年份. 0. 1998 2000 2005 2008 2010 年份. 單位：百億元。. 單位：百億元。.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 鑑，頁 516、526。. 圖5. 鑑，頁 516、526。. 企業稅收總額. 稅收總額 40000 35000 30000 25000 國有企業 20000 內資民營企業 15000 10000 5000 0 2000 2005 2006 2007 2008 年份單位：億元。資料來源：黃孟复，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 No. 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11。.

(17) 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體類型的探討. 17. 標，在經濟中扮演發展角色，而不是掠奪角色；事實上，惟有當執政者和經濟官僚均對經濟發展有共識、意識，執政者才能全力支持經濟官僚自主地制定和執行產業政策，真正達到執政者「統而不治」、經濟官僚「治而不統」。籵第三、國家所有權形式必須是私營部門為主、公有部門為輔。如果不考慮國家的所有權形式，吾人將無法區分這個國家的經濟體制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因為在統制經濟體制，共黨同樣具有高度國家自主性及發展意識，但吾人當然不能稱其為發展型國家。另外，發揚發展型國家的學者，也不斷提到公部門和私部門彼此之間緊密合作的重要性，像是透過國營。糽事業和金融體系，帶動企業投資，與民間產業進行互補，在台灣稱為「官民共存」本文主張當前中國已經出現「發展型國家」的三個核心特徵。第一、學者指出當前中國的經濟官僚是理性務實的，具有專業性和自主性，基本上已不受太多馬列主義和老幹部的束縛。耵更重要的是，中國是一個非民主國家，更能解決國家介入市場所出現的問題：如何讓大多數民眾服從本於經濟發展考量下的政策規劃。肏中國不像民主國家，政治家需要獲得一定的選票才能維持政治權力，使得執政者為了滿足特定的社會利益，打亂經濟官僚的政策制定過程和結果。台灣和南韓被視為典型「發展型國家」的時期，就是在民主化前的威權統治時期，但當這兩個國家成為民主政體時，發展型國家的特徵立即大幅弱化。肮第二、學者已經從實證分析及不同的分析層次，指出中國確實具有發展主義的意識。例如，Jean Oi 認為地方政府的發展意識和企業家行為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改革開放以後，中央進行農業去集體化和財政分權改革，地方政府有機會留下稅收額度外的收入，表示地方政府只要能促進經濟發展、獲得更多稅收，就能得到更多收入。這種誘因讓地方政府發揮企業家功能，就像是經營一家大規模的企業。肣 Jane Duckett. 註籵. Yu-Shan Wu, “Taiwan’s Developmental State: After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urmoil,” Asian Survey, Vol.. 註糽. 劉進慶、涂照彥、隅谷三喜男，台灣之經濟 ── 典型 NIEs 之成就與問題（台北：人間出版社，1993. 註耵. Cheng Li, 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47, No. 6（November/December 2007）, p. 980. 年），頁 95~161。. Yu-Shan Wu, “Away From Socialism: The Asian Wa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9, No. 3（September 1996）, pp. 410~425. 註肏. Chalmers Johnso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p. 50.. 註肮. 關於台灣參見：Yu-Shan Wu, “Taiwan’s Development State: After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urmoil,” pp. 977~1001；關於南韓參見：David Kang, Crony Capitalism: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and Phillippine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58~170; John Minns, “Of Miracles and Model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South Kore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2, No. 6 （ December 2001 ）, pp. 1025~1043; 關於戰時日本參見： Chalmers Johns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Frederi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zatism（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37.. 註肣. Jean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8) 18.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7 卷. 第3期. 民國 103 年 9 月. 則將分析單位放在官僚部門，指出它們會建立尋求利潤和規避風險的企業，直接從事商業行為。這些行為是追求利潤和規避風險的，而不見得是尋租的，中國因此是一個「企業型國家」，而不是掠奪型國家。肸 Lance Gore 鎖定地方領導幹部，認為他們是地方社會的代表，在兼具政治和社會考量的情況下，從事促進經濟發展的商業行為，因此是發展型而非掠奪型取向。肵第三、本文在上述國有部門和私營部門的討論當中，證明當前中國經濟是「私營部門為主、公有部門為輔」的雙重結構。這種雙重結構如同台灣在典型威權主義時期的「官民共存」。在台灣威權統治早期，國民黨就將日本殖民時代所建立的獨佔經濟體制完全繼承下來，這些公營事業壟斷經濟要害部門及金融機構。肭在民營企業方面，台灣在 1960 年代轉向出口導向以後，民營企業才算獲得發展，並因為快速的擴張，逐漸成為台灣「經濟奇蹟」的貢獻者。因此，儘管當時台灣的經濟結構屬於公營企業領導體制，但從實際內容來看，民營企業反而才是帶動經濟急速成長的主要動力，進而導致公民營企業互相消長的局面。舠換言之，當時台灣的經濟發展和產業發展，基本上就是公營部門支配產業和金融的「管制高地」，而私營部門完成了出口導向推動經濟成長的任務，並日漸成為經濟主體（企業數、資產額和從業人數），這就是台灣「官民共存」的具體表現。芠上述台灣「官民共存」的經濟結構也出現在當前中國。如同上述對國有企業的討論，目前中共的「公有制為主」就是對關鍵領域及支柱產業進行掌控，藉由金融機構扶持這些大型國有企業，讓它們在全球市場擁有強大競爭力，類似過去東亞發展型國家也會運用國家力量，製造出代表本國的「冠軍企業」。苀同樣如同上文對私營企業的討論，目前私營企業在幾個重要經濟指標上，已經超越國有企業，成為經濟運作的要角。據此有學者指出，與日本和南韓相比，當前中國因為和過去台灣均有公／私營制共存的現象，因此更貼近台灣式的發展型國家。芫. 註肸. Jane Duckett,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in China: Rural Estate and Commerce Department in Reform Era. 註肵. Lance Gore, Market Commun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China’s Post-Mao Hyper-Growth（Hong. 註肭. 陳師孟、林忠正、朱敬一、張清溪、施俊吉、劉錦添，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 註舠. 若林正丈，中日會診台灣 ── 轉型期的經濟（台北：故鄉出版公司，1988 年），頁 67。. Tianjin（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14~15, 155~160..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台北：澄社，1991 年）。註芠. 劉進慶、涂照彥、隅谷三喜男，台灣之經濟 ── 典型 NIEs 之成就與問題，頁 134。. 註苀. Margaret Pearson, “The Business of Governing Business in China: Institutions and Norms of the Emerging. 註芫. Seung-Wook Baek, “Does China Follow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 Mode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Regulatory State,” World Politics, Vol. 57, No. 2（January 2005）, p. 313. Asia, Vol. 35, No. 4（Winter 2005）, pp. 485~498. 必須注意的是，這不表示中國和台灣是一樣的經濟體。關於兩者間的不同可見： Kellee Tsai, “Off Balance: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Fiscal Federalism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No. 2（Fall 2004）, pp. 1~26; SeungWook Baek, “Does China Follow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 Model?,” pp. 494~495. 然而本文認為學者指出的差異，並未涉及發展型國家的核心特徵，不影響判斷中國是否為發展型國家。.

(19) 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體類型的探討. 19. 根據上文分析，本文認為當前中國在經濟領域上，確實相當貼近典型威權主義的特性。誠然，東亞發展型國家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而與本文要探討的政體類型不完全相同，但是透過上述的討論，可以發現一個非民主政體在後極權階段時，根本不可能採取發展型國家的經濟模式，主因在於後極權時期根本不觸及所有權／私有化的改革。. 伍、社會領域：後極權主義特性一、社會組織和社會抗爭本文接著討論社會領域的研究議題。首先，在評析社會組織和社會抗爭的相關文獻後，發現學者均指出它們表現出「既被鼓勵又被限制」的後極權特性。首先在社會組織方面，社會組織一方面因為市場經濟創造出由下而上的社會利益，另一方面因為國家不再試圖完全控制社會、有意識地讓渡某些社會功能而獲得更多的自主空間。芚例如，學者發現「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在禁用營業用三輪車的議題上，出乎意料代表殘疾人士與國家展開長期的討價還價，他們認為這代表著由下而上的社會力量對殘聯產生了影響。殘疾人士持續的社會抗爭，不但給予殘聯壓力，更提供其向國家建言、發揮代表性功能的機會。芘再例如 Andrew Mertha 提出「水武士」描述社會力量如何通過「政策企業家」和「環保團體與媒體」影響中國的水資源政治。芛 Tony Saich 則認為目前中國與社團的互動，後者已具備更多的議價空間，某些與國家有緊密關係的社團，甚至可以直接影響政策過程。易言之，國家在面對社會時已經由「自主型國家」轉變成「協商型國家」。芵然而，國家依舊限制社會的多元性，社會組織多半受到中國制度環境或者「國家框架」的限制，這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來談。第一、吾人看到的某些新興社會團體，其實是政府機構改革的過程中，將原屬政府承擔的職能，轉移至這些社團。因此這些社團更像是國家行政的附屬品，僅僅是行政機關的延伸，而不必然是國家社會間的中介. 註芚. Feng Chen, “Between the State and Labour: The Conflict of Chinese Trade Union’s Double Identity in Market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6（December 2003）, pp. 1006~1028; Jonathan Unger and Anita Chen, “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a Affairs, No. 33（January 1995）, pp. 29~53.. 註芘. Xi Chen and Ping Xu, “From Resistance to Advocacy: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for Disabled People in. 註芛. Andrew Mertha, Water Warriors: Citizen Action and Policy Change（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註芵. Tony Saich,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in Lowell Dittmer.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7（September 2011）, pp. 649~667.. 2008）.. and Guoli Liu eds., China’s Deep Reform: Domestic Politics in Transition（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pp. 285~302..

(20) 20.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7 卷. 第3期. 民國 103 年 9 月. 溝通參與者。芧還有學者指出，當前中國與社會團體的互動，雙方是統合關係，國家藉由與社會團體的「階層式溝通」，不但獲得所需資訊，也透過社團提供社會服務；換言之，國家仍握有主導權。芮王信賢和李宗義也提到，這種部門轉職而來的社會團體具有「高社會服務、低政權威脅」的性質，不但為國家提供社會服務，更是原官僚部門的代理人，扮演小金庫和職位安插的角色。總之，這些社會團體的自主性受到極大的限制。芼第二、就算不是部門轉職的新興草根性社團，其自主性還是因為「制度障礙」和「有限社會資源」而受到限制。前者是指國家藉由「雙重管理體制」，芞控制社團的成立、資金和人事；後者是指國家刻意將草根團體限制成二級組織，致使其社會資源十分有限，無法長期維持獨立與有效運作。總之，中國社會團體猶如受制於「國家框架」的籠中鳥，只能在官方設定的範圍內運作，形成一種「鳥籠社會」。芺這種「既鼓勵又限制」的特徵，非常符合後極權主義的特性。其次在社會抗爭方面，本文發現學者指出當前中國社會抗爭的次數、頻率已經大幅增加，抗爭群體也朝向多元化發展，芴這就與極權主義有所不同；此外，抗爭運動十分仰賴非暴力的「依法抗爭」，芨或者依靠具有動員能力的抗爭領袖，藉由不同政府層級可能存在不同對待社會抗爭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不滿。芡對於上級政府（特別是中註芧. Kenneth Foster, “Embedded Within State Agencies: Business Association in Yantai,” The China Journal, No. 47（January 2002）, pp. 41~65.. 註芮. Taru Salmenkari, “Searching for a Chinese Civil Society Model,” China Information, Vol. 22, No. 3. 註芼. 王信賢、李宗義，「尋找中國 NGOs：兩種路徑與困境」，社會科學論叢，第 2 卷第 2 期（2008 年 10. 註芞. 關於「雙重管理體制」參見：王信賢、王占璽，「夾縫求生：中國大陸社會組織的發展與困境」，中. 註芺. 王信賢、李宗義，「尋找中國 NGOs：兩種路徑與困境」，頁 137~138。. 註芴. Jae Ho Chung, Hongyi Lai and Ming Xia, “Mounting Challenges to Governance in China: Surveying. （November 2008）, pp. 397~421. 月），頁 113~146。國大陸研究，第 49 卷第 1 期（2006 年 3 月），頁 27~51。. Collective Protestors, Religious Sects and Criminal Organizat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56（July 2006）, pp. 1~31. 註芨. Kevin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Kevin O’Brien, “Neither Transgressive Nor Contained: Boundary-Spanning Contention in China,”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New York: Routlege, 2004）, pp. 105~122; Dorothy Solinger, “The New Crowd of the Dispossessed: The Shift of the Urban Proletariat from Master to Mendicant,”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New York: Routlege, 2004）, pp. 50~66.. 註芡. Lianjiang Li and Kevin O’Brien, “Protest Leadership in Rural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3（March 2008）, pp. 1~23; Yongshun Cai, “The Resistance of Chinese Laid-Off Workers in the Reform Perio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0（June 2002）, pp. 327~344; Yongshun Cai, “China’s Moderate Middle Class: The Case of Homeowners’ Resistance,” Asian Survey, Vol. 45, No. 5（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777~799; Thomas Bernstein and Xiaobo Lu,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1) 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體類型的探討. 21. 央）來說，它們有時未必會阻礙抗爭的發生，因為這提供糾舉下級政府的資訊。不過同一時間，國家仍對抗爭設下諸多制度限制，甚至會進行鎮壓，芩儘管鎮壓有時候會帶來反效果。苂據此，本文主張當前中國社會抗爭的性質反映出後極權特性。根據 L&S 的定義，經歷極權統治的國家會在後極權時期開始主導「去極權化」，減少國家對社會的控制程度和範圍，社會將出現相對多元性。不過，社會因為去極權化而出現看似與國家站在對立面的行為者（例如抗爭者），反而是國家容許下出來的結果。本文認為，他們的描述相當符合當前中國社會抗爭的特徵，依然表現出國家一方面鼓勵多元性，另一方面又限制多元性之「被管理的多元主義」的現象。總之，當前中國的社會抗爭既可能被容許和鼓勵，也可能被限制和鎮壓，就是後極權階段在社會面上的特性。此外，中國歷經極權統治時期，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手段和能力，明顯高於未經歷極權統治的典型威權國家。例如台灣在威權統治時期，1980 年開始因為經濟發展而帶來市民社會的崛起，出現大量的反對運動。芤檢視台灣的反對運動，很輕易可以發現其與中國社會抗爭的不同。第一、台灣反對運動的行為者是跨群體的，主要包括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三者之間甚至有隱約的分工，即知識份子為反對運動提供策略，小資產階級位主要的資源貢獻者，工人階級則為主要的選民。苃在中國，多數社會抗爭均看不見抗爭群體間的串聯與互動。第二、台灣反對運動從 1977 年的中壢事件以後，開始朝向組織化，芶但在中國卻幾乎不存在大規模的組織化抗爭。可知，當前中國對社會抗爭的控制力道強過典型威權時期的台灣，中國很難出現像台灣的跨群體、大規模、組織化的社會抗爭。. 二、基層選舉中國基層選舉是目前國家與社會間的制度連結，可作為社會多元性本質的反映。本文回顧基層選舉的文獻後，主張基層選舉出現後極權特性。目前中共實施多種基層選舉，其中以村委會選舉最受到學界重視。改革開放以後，中共逐步藉由村選舉和村民自治，解決基層權力真空及黨群關係緊張化的問題。芢換言之，村選舉是中共有意識註芩. Yongshun Cai, “Social Conflicts and Modes of Action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 59（January 2008）, pp. 89~109；王信賢，「為何鎮壓？中國社會抗爭與國家的策略選擇」，發表於兩岸比較視野下的中國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2012 年 6 月 2 日），頁 1~27。. 註苂. Thomas Bernstein and Xiaobo Lu,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p. 139; Yongshun Cai, “Power Structure and Regime Resilience: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8, No. 3（July 2008）, pp. 411~432.. 註芤. Thomas 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Armonk, NY: M. E. Sharpe, 1986）, p. 3.. 註苃. 王振寰，「反對運動與台灣的政治轉型」，王振寰主編，資本，勞工，與國家機器：台灣的政治與社. 註芶. 同前註，頁 48~49。. 註芢. Kevin O’Brien, “Implemen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s Village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a. 會轉型（台北：唐山出版社，1993 年），頁 46~47。. Affairs, No. 32（July 1994）, pp. 33~59; Tyrene White, “Rural Politics in the 1990s: Rebuilding Grassroots Institutions,” Current History, Vol. 91, No. 566（September 1992）, pp. 273~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