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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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與四川省的國有企業改革： ※
※ 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再檢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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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類別：X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89-2414－H－004－047
執行期間：89 年 8 月 1 日至 90 年 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林德昌
共同主持人：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x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執行單位：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
中
華
民
國 90 年 10 月 12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撰寫格式說明
Pr epar ation of NSC Pr oject Repor ts
計畫編號：NSC 89-2414-H-004-047
執行期限：89 年 8 月 1 日至 9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林德昌 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
共同主持人：xxxxxx 執行機構及單位名稱
計畫參與人員：趙甦成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一、中文摘要 自一九七八年中國大陸進行改革開放以 來，中共所面臨的最重大問題之一，即在於如 何從一個計畫經濟體制，順利的向市場經濟過 渡。從經濟層面來看，自一九八○年代以來， 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與成長，已然成為全世界 各國所注意的焦點。許多國內外學者，乃紛紛 就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發展，進行各項理論與 實務研究。而國有企業的改革，亦是當前中國 大陸經濟改革成敗的重要關鍵。 一九九七年以來，筆者曾多次前往中國大 陸進行有關國有企業改革之研究。在經過訪談 多家國有企業後，筆者發現國有企業的改革， 並非僅為單純的經濟問題，其亦衝擊到傳統的 政治和社會結構。在一九七八年以前，城市國 有企業乃是國家與個人產生互動關係的場 所。換句話說，國有企業乃是一個小型社會的 縮影，職工的日常生活與人際關係皆發生於 此；因此，國有企業又被稱之為一種工作單位 體制。更重要的是，此一單位體制乃是中國共 產黨與企業職工，抑或國家與社會直接發生連 結與接觸的所在。在筆者實地觀察國有企業的 經營與運作後，發現這些單位也是黨推動國家 政策的重要媒介。是故，中國大陸國有企業的 改革，其所顯示出的意涵，可以說是相當的複 雜。 從理論的觀點來看，這種在國家、單位和 職工之間所建立的運行機制，正反映了自一九 四九年以來，中國大陸所建構的一種特殊國家 與社會關係。易言之，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集權 與無所不在，更使得國家完全控制了整個社 會。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在中國大陸的國家 與社會之間，也可以說是全然的融合在一起， 其界限極難以劃分。但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中 國大陸所欲追求的市場經濟與國際化，其所採 行的各項政策措施，卻又象徵著對傳統國家與 社會關係的一種打擊與否定。對中國大陸而 言，這是一項進退兩難的困境。從方法學的觀 點來看，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由於具有單位 體制的特色，因此乃成為吾人檢驗國家與社會 關係變革的最重要指標。由於國有企業的改革 不僅在經濟層面上，逐漸腐蝕計畫經濟體制； 而且在政治和社會層面上，對中國共產黨和企 業職工的影響亦相當深遠。是以，透過對國有 企業改革的觀察，乃提供了吾人探討中國大陸 國家與社會關係轉變的重要依據。此外，更值 得吾人注意的是，在地方分權化的衝擊下，廣 東省和四川省呈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經 驗。因此，省區發展的差異性，對各該省區國有企業改革的關聯性，亦為筆者所關切之處。
關鍵詞：國有企業、國家與社會關係、廣東省 四川省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mainland china
has been performed to a great extent. The
result of the reform has also resulted in the
change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etal
dimensions. No matter how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reform, it can be indicated that CCP has
already encountered a dilemma which is the
most serious situation since 1949. 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Guangdong and Sichuan’s SOEs’ reform.
This article has highlighted a potential
change in the nature of CCP in the 1980s and
1990s.
Keyword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Guangdong, Sichua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一、廣東與四川國有企業改革的意
涵
本書主要探討自一九七八年中國大陸進 行改革開放以來，於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中， 對單位體制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所造成的 影響，以及對國家和社會關係所產生的衝擊。 從國有企業改革的多元層面來看，根據本書針 對「非政治化」和「非國家化」等兩個觀念的 探討，不但反映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實質內容與 方向，而且亦觀察了黨與城市勞工階級關係的 重新調整，以及國家和社會關係的轉變。透過 本書對廣東和四川兩省的分析，發現在國有企 業改革和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 革之間，兩者實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一)政治層面 在國有企業改革的政治層面上，如何完成 政企分開的目標，自一九八○年代以來，即已 成為廣東省所追求的一個目標。基本上，在廣 東省所進行有關政企分開的改革，就是要在各 市分別建立具有三個管理層次的國有資產管 理機制，即市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市級國有 資產經營公司和企業本身。此一新機制，在第 一個層次，即市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其目的 是要將政府的社會經濟管理職能，與資產管理 職能分開；在第二個層次，即市級國有資產經 營公司，其目標是要實現國有資產管理與國有 資產經營職能分開；在最後的第三個層次，即 國有企業本身，其任務則是要確立企業的法人 財產權。此種三級制的國有資產管理機制，其 最終目的即是要徹底劃分政府的所有權，以及 企業的經營權，俾減少政府對企業的直接行政 干預。 在廣東省，已實行國有資產三級管理的地 方，有深圳、順德、江門、汕頭、肇慶、韶關 和廣州等地區。雖然已有相當的成效，但其所 暴露的問題亦不少。例如，中央與地方的產權 關係和產權界定並不明確，造成國有資產所謂 「國家所有，分級管理」的概念難以實現。此 外，在國有資產產權的界定方面，如何確立中 央、省、市、縣、鎮各級政府的產權歸屬，仍 然是相當的模糊。這種資產產權分級管理的虛 設，將會使改革產生負作用。首先，其將損害 地方和中央部門聯合投資的積極性；其次，地 方政府將不願意繼續興辦新的國有企業；第 三，國有資產的投資主體倘不明確，出資者由 於缺乏積極性，故容易造成國有資產收益的流 失；最後，分級管理的無法落實，容易導致中 央與地方的產權糾紛，進而影響及中央與地方 的關係。 整體而言，廣東省的國有企業改革，在政企分開方面，除面臨上述的問題外，其實行的 地區層面亦過於狹隘，此愈加突顯廣東省國有 企業改革的缺乏統一規劃與策略。政企關係的 無法徹底獲得區隔，已然使得廣東省的國有企 業，無法成為真正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 體，而仍為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大障礙。在一九 九七年，根據一項對廣東全省一萬二千餘家國 有企業的調查，發現企業領導班子歸黨委組織 部門管理者，佔百分之廿；歸黨委工作委員會 管理者，佔百分之十；而歸政府部門管理者， 則高佔百分之六十。由此可見，政企和黨企分 開的目標，在相當大的程度內，仍未完全在廣 東省實現。 值得注意的是，在作者訪問廣州市美晨股 份有限公司時，發現黨委書記在該公司仍握有 相當大的人事和經營決策權力。在珠江啤酒廠 的訪談，作者亦發現黨委書記除對工廠的經營 管理有參與的權力外，對於人事的任免和職工 的福利，亦有相當的決定權。對於這種政企與 黨企不分的情況，有些國有企業的領導者亦愛 莫能助。不過，為了解決政企不分所造成的行 政管理困境，並且在迫於無奈的情況下，多數 企業乃採取了折衷的辦法，即開始由一些企業 廠長身兼黨委書記，期使企業本身的運作更為 順暢。最後，工會的力量亦逐漸滲透到企業內 部的管理體制。由於工會本身係代表來自政府 和黨的力量，因此渠等必然無法容許企業完全 脫離黨的勢力範圍。由此可知，廣東省國有企 業的「非政治化」過程，仍受到許多因素的制 約。 自一九八○年代以來，四川省國有企業在 政治層面的改革，政企分開仍是主要的目標之 一。一九九四年，重慶市制定了【關於進行國 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試點的意見】，並成立了 重慶市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作為全市國有資 產管理重大事項的決策協調機構。此外，重慶 市亦設立了國有資產管理局，作為全市國有資 產管理的具體執行部門。在試圖將國有企業所 有權和經營權分開的作法上，重慶市亦仿效深 圳市設立了國有資產三級管理制，即國有資產 管理部門、國有資產經營公司，以及企業法人 等三個層次。一九九五年，重慶市頒發了【關 於國有小企業改革中國有產權管理若干問題 的通知】，試圖加強對國有小企業產權流動和 重組中的國有資產進行管理。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國有資產管理三級制的成立，其成效顯然 並不如廣東。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並非所有在 重慶市的國有企業皆參與了國有資產的三級 管理機制，此乃造成國有資產難以掌控與大量 流失；再者，除了重慶市和成都市之外，進行 國有資產三級管理試點的地區亦不多。但更值 得注意的障礙因素，應該在於四川省國防和軍 火工業的傳統，此使得政府和黨對企業的影響 根深蒂固。 (二)經濟層面 就中國大陸國有企業在經濟層面的改革 而言，「非國家化」觀念乃是改革的最重要指 導原則。易言之，非國家化即是要使企業的經 營管理，與市場的供需原則、競爭機制密切結 合。無論是產權制度改革，抑或建立現代企業 制度，都是非國家化觀念的具體實現。 廣東省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主要是 按抓大放小的原則來進行。在針對國有小型企 業的改革方面，主要是透過明晰產權、理順產 權關係，以建立產權多元化、混合所有制和實 行非國家直接經營的改革目標。在國有小型企 業的改革中，主要採取了加盟集團、公司制改 造、股份合作、兼併、聯合、租賃承包、拍賣、
破產和關閉等方式。於產權制度的改革方面， 順德和肇慶在發展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方 面，極具成效。至於廣東省大中型國有企業的 改革，主要是採取公司制的方式。迄一九九九 年底為止，在廣東省已有七十家的重點企業集 團進行了公司制改造。其中，有廿三家改造為 國有獨資公司，十六家改制為有限責任公司， 十七家改造為股份有限公司，三十三家企業集 團母、子公司則改造成為上市公司。這種按照 公司法的規定與要求，而所進行的大中型國有 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主要係以深圳市為主。 產權制度的改革，雖然在廣東省已實行了 一段時間，但仍然有諸多問題存在。不過值得 注意的是，儘管產權制度的改革目標並不明 確，各地所追求的產權改革方式不一，成效亦 有所差異，但實行產權制度的結果，其目標基 本上仍在於使企業本身發展成為獨立的經濟 實體。這種經濟上的獨立實體，將以市場為取 向，不但實行政企分開，並將在現代企業管理 的架構下，擺脫傳統的政治干預和社會包袱。 易言之，不管廣東省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的改革 不一，但有一件事可以確定的，即是不管那一 種制度的改革，皆使得企業本身與政府和黨的 關係漸形漸遠，而與市場的距離愈來愈近。此 將使在計畫經濟體制下的政企與黨企架構，受 到嚴重的打擊。 廣東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工作，是 從一九九四年八月展開，當時共有二百五十家 國有企業進行試點改革。為了要能順利進行現 代企業制度的工作，近幾年來，廣東省先後制 定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如【廣東省現代企業 制度試點工作方案】、【關於現代企業制度試 點企業國有資產產權界定與管理意見】、【關 於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實施社會保險的意 見】，以及【關於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黨組 織工作意見】等。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基本 上有助於廣東省國有企業的實現政企分開，並 進行公司制改造，並組織由股東會、董事會和 監事會所組成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雖然現代 企業制度在廣東省的許多國有企業中，仍未完 全的落實，但實行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精神， 仍在於試圖擺脫傳統計畫經濟的束縛，以及政 府部門的行政干預。因此，儘管現階段的廣東 省國有企業改革，仍處於一種相當紊亂的現 象，但其卻未嚴重影響及全省的經濟發展，主 要乃歸因於廣東省非國有經濟部門的蓬勃發 展，而此卻是四川省所望塵莫及的。 自一九九○年代以來，四川省為加快對國 有企業的改革，先後頒發了【關於進一步搞活 國營大中型企業的決定】，以及【關於轉換企 業經營機制、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試點的意 見】等兩個文件，試圖擴大國有企業的經營自 主權，減少指令性的計畫經濟。自一九九三年 起，四川省制定了卅三條的【關於在國有企業 發展探索建立企業新體制的實施意見】，分別 在成都、重慶、自貢、綿陽、德陽，以及樂山 等六個城市，選擇了廿二家的國有大中型企 業，進行現代化企業制度的試點。一九九四 年，成都的紅光電子管廠和重慶鋼鐵公司等五 家大中型企業，亦分別被列入了大陸一百家現 代企業制度試點的範圍。 一九九五年七月，四川省擴大了現代企業 制度試點的範圍。試點的範圍含蓋了廿三個 市、地、州的八十家企業，行業範圍擴及機械、 冶金、電子、化工、輕紡和商貿等。就企業的 規模而言，則包含了特大型企業三家，大型企 業四十一家，中型企業卅六家。四川當局為了 順利推動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
作，除了再制定【關於擴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試點若干問題的意見】外，並成立了以省長為 首的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領導小組，實行定 期督導和審查制度。 在推行現代企業制度方面，四川省在一九 九六年所實施的試點企業，包含了省內的七十 一家國有企業。一九九七年，在全省試點企業 的六十八家國有企業中，有廿八家成立了股東 代表大會，五十七家企業建立了董事會。較為 成功的例子，則有四川的東方電工機械廠和內 燃機總廠。至於在實行國有企業的抓大放小方 面，四川省在國有小型企業的改革方面，主要 採取了改組、聯合、兼併、租賃、承包經營、 股份合作制和出售等多種形式。在實行放小的 經驗上，四川省主要是以宜賓、金堂和射洪等 地區最具代表性。宜賓和金堂的經驗主要是以 產權轉讓和股份合作制為主。射洪縣主要是透 過改組、聯合和兼併等方式，淘汰一些規模較 小的企業，從而建構一批較具規模的大型國有 企業。一九九九年，四川省約有三分之一的國 有小型企業完成了改制的工作。 在針對國有大型企業的改革方面，四川省 的作法主要是以公司制改組為基礎，進行企業 集團的組建與發展；其中有一些企業又按集團 公司的管理體制，調整母公司與分廠、分公 司、子公司、控股公司等成員企業的關係。因 此，有些大型集團企業已發展成為四川省的支 柱企業，如四川的長虹集團。從一九九八年到 一九九九年間，在一些大集團企業的兼併方 面，川西磷化工公司，加入了川化集團；四川 拉拉銅礦與成都電冶廠整體改組，聯合成立了 四川銅鎳有限公司；瀘天化與川天化亦實行一 體化聯合，成立了瀘天化(集團)有限責任公 司；長江起重機廠、長江挖掘機廠和長江液壓 件廠，三家企業實行資產一體化，成立了長江 工程機械集團公司。 在與廣東省的比較下，四川省由於受到非 國有經濟部門發展的限制，故僅造成國有企業 工業總產值一枝獨秀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 是，由於受到三線工程的影響，當中央政府在 一九七八年以後，將大多數的國防和軍火工業 轉交四川省政府經營管理時，乃加重了地方政 府的財政負擔，因而影響了四川省的整體經濟 發展。此外，無論是這些國防工業或軍火工業 的轉移，或是採取了軍轉民的模式，黨和政府 的行政干預一直嚴重影響這些國有企業的經 營與管理。再者，大多數的四川國防軍工業， 均需仰賴來自中央政府的財政補貼，因此這些 企業與政府和黨的密切關係，遠非廣東省所能 及。就某種程度而言，「非國家化」與「非政 治化」的現象，在四川省國有企業的改革進程 中，其所扮演的角色並不如廣東省來得深入。 (三)社會層面 對中國大陸而言，國有企業改革欲成功的 重要關鍵之一，即在於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保 障體系。但在從計畫經濟的過渡到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中，一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卻 也象徵著單位體制所扮演社會功能的喪失。換 言之，雖然企業擺脫了企業辦社會的負擔，但 其亦同時斷絕了與城市勞工的密切政治、經濟 和社會關係。由於國有企業已屬於國家整體行 政層級中的最基層，因此企業對職工影響力的 衰退，亦反映了政府或黨對職工控制力的削 減。根據本書所討論，計畫經濟體制提供職工 一種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契約，但社會保障體 制的全然社會化，卻又代表了此一社會契約的 終止。因此，對中國大陸而言，這是一件相當 矛盾之事。
對廣東省而言，建立一套完整的社會保障 體系，實施再就業工程，乃是成功推動國有企 業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目前廣東省已初步建 立起統一的退休養老、失業、工傷和女工生育 等保險制度，而醫療保險僅仍屬於改革試點的 階段。就整個中國大陸而論，五大社會保險皆 告實行者，首推成都和大連。這兩個城市皆屬 旅遊地區，服務業相當發達，地方政府財力雄 厚，人民就業問題較少，因此在各種保險資金 的籌措與積累方面佔盡了優勢。廣州市的失 業、女工生育、工傷和退休養老等保險，雖已 採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的統帳結合方式，但醫 療保險仍然未能跟進。因此，廣東全省的醫療 保險制度改革，仍然嚴重落後於其他社會保險 改革之後。此乃使得廣東省的醫療費用快速增 長，並使政府和企業的負擔更重。一些國有企 業的離退休人員和下崗、失業人員的基本醫 療，也因此得不到適當的保障。 從整體來看，廣東省的社會保險管理體制 仍有諸多缺失存在。儘管廣東在一九九二年七 月，成立了省社會保險事業局，由省政府直接 領導。但迄目前為止，社會保險管理部門仍集 業務、基金和政策管理於一身，職責劃分不 清。在保險基金的徵收方面，到一九九九年 底，全廣東省仍有相當多保險基金尚未徵集 到。有一些地方政府擅自動用社會保險基金， 用於發放行政人員工資，或購買股票等。此 外，有些地區更把社會保險機構，視為安置國 有企業冗員的場所，此無異使該機構的專業能 力和行政效率大打折扣。 其次，廣東省的社會保險金欠繳率亦高。 在一九九九年，整個廣東省的社會保險基金， 欠繳率約達百分之十左右。同時，在全省各地 歷年欠繳的養老金亦達十六億人民幣。此外， 有十六個市縣的社會統籌基金，已先行使用殆 盡，而被迫開始動用個人帳戶基金。此些情 況，在廣東省的北部和西部地區最為嚴重。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廣東全省的八十一億元人民 幣養老保險基金中，廣州和深圳即佔了百分之 五十五點六。此對於全省社會保險制度的普遍 性與社會化，乃形成一道重大的障礙。 在一九九九年，廣東全省共有國有企業下 崗職工七十三萬人，失業職工廿八萬人。但由 於廣東省目前社會保險体系的覆蓋面，主要仍 侷限在城鎮的國有企事業單位，因此不利於解 決職工的轉業或再就業等問題。例如，目前在 廣東全省六百多萬的國有企業和城鎮集體企 業的職工中，共有百分之九十八參加了社會保 險，覆蓋面可謂相當廣泛。但在一千四百萬的 非國有企業職工中，參加養老保險者，卻不足 一百萬人。由於非國有企業經濟實體，乃是吸 收勞工就業的重要管道，但由於社會保險制度 的不夠健全，使國有企業的下崗工人、冗員或 失業工人，轉到其他非國有經濟部門就業的意 願低落，此遂阻礙了勞力的自由流動。對這些 缺乏技術和專業的國有企業職工而言，離開了 單位，即象徵所有社會福利和保障的喪失。勞 動力的缺乏流動，不但阻礙了市場經濟的發 展，且亦使國有企業依然肩負沉重的財政負 擔。 與廣東省不同的是，四川省由於受到許多 特殊歷史背景的影響，如三線工程和國防軍工 業所處的偏遠和孤立之地理位置，故造成企業 辦社會的情況特別嚴重。再者，生活在單位體 制中，職工心中所懷有社會契約的觀念，乃是 特別的強烈。因此，四川省在從計畫經濟轉型 到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障礙亦較 多。例如，國有企業勞工的抗議與暴動事件相
當頻繁，此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 四川省國有企業的社會負擔，主要仍是體 現在企業辦社會的情況，此造成了企業財政上 的困境。四川省由於國防工業較多，成立較 早，因此這些國有企業所承擔的社會包袱極 重，尤其是在龐大的退休養老金和醫療保險等 方面。因此，四川省的國有企業改革若要順利 完成，則社會保障制度的配套措施，必須要能 先行完善建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四 川省國有企業改革所面臨的難題，均較其他各 省區相對嚴重，故在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推 動上，四川亦較其他各省區為先。成都市的成 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一九八六年，自四川省成立社會保險局以 來，即開始對傳統社會保險制度進行改革。其 社會保險改革，主要係以養老保險改革為主， 其後逐步發展到失業、醫療、工傷和生育等項 目。其中成都在一九九六年，即已率先在中國 大陸上完成上述五大社會保險的社會化進 程。但除了成都之外，四川省其他地區的社會 保障制度改革，不但落後，且皆屬乏善可陳。 自一九八○年代以來，四川國有企業的退 休職工不斷地增加，造成了企業沉重的財政負 擔。如自貢市的五大鹽廠，退休費用即相當於 工資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九。一九八七年，四川 省開始推動退休費用社會統籌。其後社會統籌 的層面，並逐漸由縣級，擴大到市、地區；一 九九二年四月，四川省更進一步實行了省級統 籌的政策；在費用籌集方面，採行由國家、企 業和個人三方共同負擔。一九九六年，四川省 開始實施社會統籌和個人帳戶結合，規定基本 養老保險費用由企業和職工個人共同繳納。企 業單位所繳納的比例，為職工工資總額的百分 之廿二，個人繳納比例則為百分之三。其中百 分之十三用之於社會統籌帳戶，其餘百分之十 二則記入個人帳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儘管 這些政策措施立意甚佳，但由於四川省多數國 有企業虧損嚴重，故造成養老保險金徵繳困難 重重。因此，對於一些處於困境的企業，如大 樹硫鐵礦、長城機械廠、四川石綿廠和萬福鋼 鐵廠等，為了要保障退休職工的基本生活，皆 需仰賴地方政府的大量財政支援。此乃造成這 些國有企業在改革的進程中，與政府依然維繫 密切的行政關係。 在失業和醫療保險方面，四川省在一九九 六年以後，亦已開始實行社會統籌的措施。以 重慶市為例，一九九八年企業繳交職工工資總 額的百分之二，職工個人繳交本人工資的百分 之一。不過，職工個人所繳交之費用，悉數撥 入社會統籌，不記入個人帳戶。在醫療保險方 面，四川省採行統帳結合的方式，並在綿陽、 江安縣、瀘縣、和納溪縣等進行試點。一九九 七年，成都市開始實行統帳結合的醫療保險， 企業繳費百分之十，職工個人繳費百分之一。 其中，在職職工記入個人帳戶的比例，為百分 之四點五；退休人員則為百分之五點五。 根據作者在成都與社會保險局的高層官 員訪談的結果，發現由於成都市的國有企業下 崗工人較重慶市為少，再加上成都本身是一個 旅遊城市，因此成都在保險基金的籌集和支用 方面，均顯得相當充裕。但除了成都市之外， 其他四川省的城市，企業在社會負擔方面，則 依然面臨了相當的財政困境。故就整體而言， 四川省的國有企業改革，以及在完善建立社會 保障制度等方面，仍然是有一段長遠的路要 走。再者，值得強調的是，四川省由於國有企 業虧損連練、下崗工人眾多，再加上非國有經 濟部門的發展滯後，故制約了社會保障體系的
建立。而社會保障體系若無法先行建立，則國 有企業的成功亦必然遙遙無期。此一情況，對 中共領導當局無疑又是一道難解的題目。
二、傳統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解體
自一九五○年代以來，作為單位體制的國 有企業，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即與職 工密切的結合在一起。在政治上，黨和意識形 態透過單位體制，對企業職工進行了嚴密的監 控；在經濟上，職工藉由此一工作獲取工資酬 勞；在社會方面，單位取代政府的功能，對職 工提供各項社會保障和生活福利。質言之，中 國共產黨乃透過了城鎮國有企業，利用一種交 換與互惠的原則，對城市勞工進行了嚴格的控 制。由於在每一個城市社會中，都是由許多的 國有企業組成，因此在一九七八年之前，所有 的城市勞工都需要到不同的國有企業工作。這 些眾多的小型社會，乃共同構成了城市社會的 景況。職是之故，中國共產黨利用對國有企業 職工的控制，乃全面滲透了整個社會，並對職 工直接進行政治性的動員。此遂實現了在中國 大陸，國家控制社會的目標。 但在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國大陸國有企業 開始進行改革，此乃逐漸改變了傳統國家與社 會關係的結構。如本書所探討，國有企業的改 革，其重要性並非僅限於企業內部各種組織體 制的調整；伴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對整體中國 大陸的政治和社會層面所產生的衝擊性，尤其 是在黨和勞工群眾關係的轉變，以及國家對社 會控制力的瓦解，更是值得吾人注意。因此， 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進程中，為了要觀察與解釋 傳統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革，黨和企業關係的 轉變，以及一種非政治化的過程，提供了吾人 分析的重要指標。 根據本書的研究，在一九七八年之前，黨 可以說是在各方面皆干預了國有企業的經營 管理，並對企業職工進行了嚴密的政治監控。 對中共而言，其政權統治的合法基礎，即是建 立在對基層群眾的有效控制上。因此，如何維 繫其控制群眾的權力，強化對社會的動員能 力，即一向為中共所關切。但自一九八○年代 以來，儘管在國有大中型企業中，黨組織仍然 有其影響力，但隨著改革的進展，其權力基礎 卻不斷受到腐蝕。例如，國有企業的廠長責任 制，對於黨的一元化領導，即無疑具有相當大 的影響。此外，儘管黨組織一元化的權力依然 存在，但隨著企業內部控制方式的制度化，黨 的力量反而日趨減少。例如，產權制度的改 革，對國有企業內部黨的一元化體系，亦有相 當大的影響。在這種非國家化趨勢的引導下， 國有企業財產權和經營權的分開，強化且賦與 了企業經理在生產、報酬、投資和銷售等方面 的自主能力。目前國有企業所致力推動的股份 制，更是進一步深化所有權改革。對許多小型 國有企業而言，改革多半係透過私有化的方式 進行之。換句話說，國家將允許非國家部門來 購買或承租中小型國有企業。這些制度性的改 革，儘管有助於企業本身的經營管理符合市場 機制，但無疑卻促使國有企業與黨和政府的關 係，愈來愈疏遠。雖然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 事件後，黨高層一度試圖恢復在企業內部的主 導力量，但當時中共亦理解到，對基層民眾控 制的愈嚴，則將愈妨礙經濟的成長，從而與社 會群眾漸形漸遠。因此，中共乃陷入了進退維 谷的形勢。 在理論層面上，如果中國大陸真正想走向 市場經濟，則目前國有企業的組織體系，也必須在基本上重新改變。因為其本質上仍是計畫 經濟下的產物，依然屬於政府的行政附屬機 構。為了要提升市場的競爭力，中共領導者了 解到必須使國有企業發展成為獨立的經濟實 體。換言之，在邁向國有企業獨立自主方面， 即是要轉變現有的企業組織和所有權結構。 首先，在工資體制改革方面，自一九八○ 年代以來，隨著國有企業年薪制和紅利分配制 的施行，使得中央集權控制的工資分配體制逐 漸解體。事實上，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進程中， 在追求市場獨立經濟實體之同時，卻又不賦與 企業有自主決定本身工資政策的權力，此兩者 是相互矛盾的。由於工資體制改革的涵意，並 非僅限於企業內部的經營層面，其亦影響了在 國家、黨、企業和職工之間的傳統關係。因此， 工資體制的改革，對國有企業非國家化的推 動，實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國家和企業之間，透過企業自主與彈性 的工資分配機制，已然加強了國有企業對盈虧 概念的重視。儘管國家一直期望企業能經由市 場上的獲利，而上繳更多的利潤，但企業卻依 然懷有保留更多利潤的傾向，俾能提升職工努 力工作的誘因。是故，由企業自行建立的工資 分配，基本上與傳統的計畫經濟體制是相違背 的。更甚者，企業職工對黨和國家的認知，亦 因此產生了相當大的轉變。對職工而言，企業 經營的良窳，以及廠長的專業領導，已成為職 工報酬是否能維繫和增加的主要依賴因素。因 此，企業職工與企業經理的利益結合，已愈來 愈強烈；反觀，職工對黨和國家的認同，卻愈 來愈疏離。同時，在企業內部，由於政治和意 識形態對車間職工的控制愈來愈困難，故在職 工和企業之間出現更多的勞資糾紛。國有企業 職工的走上街頭抗議示威，就是一種集體表達 不滿的方式。這種黨對企業職工的失去掌控能 力，使得工廠的氣氛變得難以控制。由此可以 看出，企業工資與報酬體系的變革，亦使傳統 的國家和社會關係，產生了結構性的轉變。企 業職工開始變得更在乎本身的利益和權利，黨 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性的動員，對渠等而言，已 是遙不可及。 由本書的討論可以發現，國有企業在經濟 層面的改革，無論是產權制度的多元化和市場 化等，皆有助於一種自主性社會的形成。在一 九七八年之前，國家乃是社會中所有重要資源 和機會的壟斷者，個人生存所必需的基本條 件，都必須來自國家的統一分配。因此，在傳 統的計畫經濟體制下，個人透過在國有企業的 工作，對國家即懷有相當強烈的依賴性。但在 市場化的機制下，社會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相對 獨立，並亦開始具有提供資源與機會的能力之 際，乃促使個人轉移對國家和黨的依附性。基 本上，工資制度的改革、勞動合同制的實行， 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皆象徵著國有企業 職工，無法再享有在一九七八年以前的終身就 業和各種社會保障和福利。1然而更重要的是， 當職工意識到企業無法繼續提供終身保障，且 其亦可自行決定是否離開國有企業之際，代表 小型社會縮影的單位體制，乃逐漸喪失其原有 各項傳統控制群眾的功能。對中國共產黨而 言，單位體制建構了一黨專政的基層統治基 礎，任何在基層所引起的變化，勢將使國家和 社會之間的關係，重新獲得調整與界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大陸國有企業改革 的過程中，雖然在「非政治化」和「非國家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Ching Kwan Lee, “The Labor Politics of Market Socialism,” 4.
的推動，產生了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重整，但以 此預期未來中國大陸民主化的產生，似仍嫌牽 強。基本上，中國大陸的改革過程，仍沿襲其 一黨專政的威權式傳統。不過中共自一九七八 年以來，已然認知到由於大環境的改變，對社 會的繼續實行嚴格控制，並無法確保權力的維 繫；因此，在一個威權體系面臨外來的挑戰或 危機時，適當放鬆控制亦不失為良策。前者以 羅馬尼亞為例，後者則可以蘇聯為例。儘管中 國大陸的發展背景，與上述兩國截然不同，但 由歷史的教訓可知，當改變無法避免時，則為 了維繫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適當的推 動改革仍屬必要。 因此，從黨的角度來看，國有企業的進行 改革，以及企業內部威權體系的解體，皆有助 於緩和國家和企業職工之間的衝突與對立。絕 大多數的國有企業職工對改革政策均表歡 迎，因為改革提供了社會更多的生活資源與機 會。例如，城鄉勞工可以自由流動，而且可以 自行選擇職業。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雖然放 寬了對社會基層的控制，但卻持續加強對全國 總體政治的掌控，此乃使得中國大陸的改革路 線，與中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大異其趣。儘管 非政治化和非國家化的發展，已導致了單位體 制功能的質變，但是一個新制度的產生，並非 意謂著舊制度的消失殆盡。根據本書的討論與 分析，這些變革乃產生了如下的意涵： (一)儘管國有企業或單位體制所扮演的政 治和官僚行政功能，皆已告解體，但另一方 面，單位體制對職工提供社會福利的功能，端 賴企業的經營情況，仍將持續存在，直到其他 的社會中介組織可以完全取代工作單位的社 會功能。 本書在第三章中，曾提出華爾德教授的 「新傳統主義」，以及吳本立教授的「工作單 位社會主義」等觀念，來闡釋單位體制的含 意。根據本書的探討，國有企業在經過「非政 治化」和「非國家化」的衝擊下，已逐漸脫離 了黨和政府控制。易言之，如「新傳統主義」 所強調黨和企業職工的密切關係，自一九八○ 年代以來，已愈來愈鬆散。反觀，當前中國大 陸國有企業在改革的進程中，其功能已愈來愈 接近於「工作單位社會主義」的觀念架構。例 如，在企業和職工的關係上，經理已無法使用 國家的力量來鎮壓職工的需求。反之，企業經 理需要與職工合作，共同抗衡來自國家和政府 的干預。國家所控制工資體系的解體，以及勞 動合同制的付諸施行，使經理直接和職工接觸 的機會大增，遂使雙方產生休戚與共的關係。 當黨和國家試圖或被迫擺脫對企業所承擔的 責任時，工作單位則必須獨立承擔企業的經 營，以及職工的各項社會保險和福利。為此， 黨和國家所能扮演的角色，僅在於追求社會穩 定的大目標。 此外，儘管在改革的過程中，可以看出國 家對企業的政治控制已告減少，但企業服務於 黨和國家的目標依然不變。例如，黨企分開自 一九八○年代以來，一直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 點之一；但時至今日，儘管黨委已不再直接干 涉企業的生產經營，黨卻依然在企業內部扮演 政治核心的地位，其對職工的日常生活仍有相 當的影響。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在中國大陸 的社會結構面臨轉變時，此時有些國有企業反 而扮演穩定社會的角色。基本上，許多國有企 業依然可以對大多數職工提供就業與社會福 利，於是減輕了國家的財政負擔和社會的潛在 動亂。廣東省由於非國有經濟部門的蓬勃發 展，以及市場機制較健全，乃使得國有企業的
改革進程較為順利，並減少了企業職工和下崗 工人的抗議事件，從而有助於社會轉型的穩定 性。四川省則由於非國有經濟部門發展受到制 約，且因與黨的歷史關係密切，故加大了國有 企業改革的困難度。因此，廣東省在國家與社 會關係的轉變方面，顯然進行的較為順暢；四 川省在社會結構的轉型上，雖然變動的方向與 廣東省並無二致，但轉型的過程，由於缺乏總 體經濟環境的支持，故其所付出的成本與代 價，皆已超過廣東省。 (二)當一黨專政的統治架構，逐漸退出國 有企業後，中國共產黨對基層社會的掌控力亦 漸消逝。由於對國有企業職工的政治動員已不 復存在，國家政策的推動，亦已無法全面的透 過單位來實行。因此，中共為了要確保政策的 推行和成功，只有訴諸於強硬的國家機制。一 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 子。當國有企業再也無法制約職工的行為時， 而職工的集結亦危及社會的穩定時，中共只得 以武力鎮壓之。由此可以發現，當傳統的國家 和社會關係結構解體後，兩者之間的界線已由 原先的模糊不清，進而壁壘分明。易言之，國 家和社會之間的對立情勢，乃變得愈來愈強 烈。由於缺乏類如單位體制的緩衝，因此一旦 社會出現了動盪不安，國家必然將訴諸以最後 的武力手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一般的民 眾於日常生活中，享有經濟發展的成果和更多 的自由選擇權利，此勢將間接減少在民眾和國 家之間的對立與衝突。據此，中共儘管失去對 國有企業職工的直接控制，但卻有助於減緩其 政權合法性的受到威脅。 就中國大陸而言，自一九七八年以來的經 濟改革，不但需要國家的主動引導，而且也需 要來自社會的支持。在計畫經濟體制之下，中 央政府掌控著強大的政治和經濟控制力。但對 計畫經濟體制的改革，卻意謂著國家原有權力 的受到制約。然而在黨對國有企業職工失去政 治動員之能力時，則國家可能需要以經濟利益 來換取社會的支持。於此，國家所面臨的困境 乃在於，當國家愈需要「購買」來自社會的支 持時，則國家的力量就會變得更衰弱；而國家 的力量愈衰弱，其就愈依賴社會的支持國家之 政策。是故，對中共而言，只要經濟能持續維 持成長、社會能確保和平與穩定，並改善社會 大眾的生活水準，則中共政權統治的合法性仍 將持續不墜。但顯而易見的是，國家對社會的 控制能力，已然今不如昔。
三、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新詮釋：另
一個歷史的終結？
自一九七八年中國大陸開始推動改革開 放政策以來，其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都 出現了相當重大的變革。鑑於蘇聯和中東歐共 產政權在一九九○年的崩潰與瓦解，因此國內 外學者亦開始關切中國大陸的這些重大演 變，是否亦將步蘇聯等共黨國家之後塵，進一 步造成中國共產黨的轉型，以及意識形態的崩 潰，甚或是共產黨集權統治的結束。易言之， 這些多層面的變革是否會對中國共產黨，或是 會對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造成「另 一個歷史的終結」？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中國大陸自一九七八 年以來所發生的重大變革，並未重蹈蘇聯等共 黨國家之覆轍。從學術的觀點而言，這是一項 值得探討與比較的研究課題。雖然已有很多國 內外的學者，從比較的觀點，探討了中國大陸 的經濟改革何以會成功，蘇聯和中東歐等共黨國家何以會失敗的因素。這些比較研究的結 果，雖然發現了在漸進改革和所謂震盪療法 (shock therapy) 之間的優劣與差異，但對於中 國大陸在受到改革的衝擊下，儘管並未造成中 國共產黨統治基礎的解體，不過在政治、經濟 和社會等層面所受到的影響，卻亦是不容忽 視。茲以中國大陸和匈牙利之比較為例。兩者 在一九八九年以後，皆各自發展出不同的道 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事件後，仍得以繼續 維持其政權，並強化對民眾的總體政治控制。 反觀匈牙利的社會主義黨 (the Hungarian Socialist Party) 卻輸掉了在一九九○年的大 選，淪為反對黨的地位。雖然匈牙利的社會主 義黨在一九九四年再度成為執政黨，但匈牙利 的經濟發展卻大幅度衰退，並進入了蕭條時 期。但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九○年代，不但繼續 引導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與成長，而且也獲得 人民的支持。很顯然的，快速的經濟成長實有 助於中國共產黨維繫其政權統治的合法性與 正當性。2 在此，本書根據研究發現，進一步解釋了 中國共產黨如何伴隨著時代的改變而轉型，並 闡釋中國共產黨在未潰敗之餘，正引導中國大 陸走向何處？再者，伴隨著國有企業的改革， 從廣東與四川的發展事例中，在同時面對一黨 專政與市場化的相互衝擊下，如何重新建構國 家與社會的關係？對於這些問題的探討，從學 術研究的觀點而言，吾人發現中國大陸目前正 走向如鄒讜教授所言的「中道之路」(the midd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Yanqi Tong, Transitions from State Socialis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Hungary and China (New York:
Rowman R.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7), 205-206.
course)，3即在共黨集權統治和市場經濟之間的 一種混合路線。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混合路線 的概念，卻同時形成在一九九○年代中國大陸 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種新架構。這種具 有混合傳統與現代發展特色的架構，一如華爾 德教授所言的「新傳統主義」，卻正是中國大 陸之所以異於蘇聯和其他共黨國家的主要因 素。因此，儘管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需 要重新予以界定和闡釋，但很顯然「另一個歷 史的終結」，不太可能會發生在中國共產黨之 上。 基本上，所謂列寧式國家社會主義的特色 有四：即一黨專政、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計畫 經濟，以及財產和資源的公有制。然而到了二 ○○一年，上述四項特色已有所改變。第一， 在經過廿餘年來的國有企業改革，中國共產黨 已逐漸由一個政治性的政黨，蛻變到一個經濟 性的政黨；例如，自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國大 陸開始強調經濟發展路線後，階級鬥爭和共產 主義的意識形態，已不再獲得重視。同時，經 濟的發展與成長，乃成為中國共產黨新的使命 與任務。第二，計畫經濟亦已為一個半計畫、 半市場的經濟所取代。但在這種所謂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的形成中，卻使得中國大陸傳統的國 家與社會關係，受到嚴重的衝擊。第三，中國 大陸的各個單位體制，雖然仍處於中共一黨專 政的領導架構中，但卻亦逐漸走向市場化；此 遂使黨和社會的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革。 (一)中國共產黨的轉型 在過去四十餘年來，中國大陸的政治、經 濟和社會發展，基本上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219-258.
導之下完成。4 倘吾人以此一觀點為基礎，則目 前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改革，由於仍在中國共 產黨的支持與領導之下進行，而且黨仍然是所 有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改革的核心，因此目 前的中國大陸仍可視為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 國家。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大陸國有企業改革 的歷程中，亦可以闡釋為中國共產黨轉型的過 程。 基本上，中國共產黨在某一個特定時期內 的發展路線，反映了其治理國家的原則。易言 之，發展目標的決定，界定了中國共產黨的行 為。因此，在中共的領導下，不同時期所擬訂 的不同發展路線，不但提供了其政治經濟行為 合法化的準則，亦同時界定了造成社會轉型的 意識形態。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間，意 識形態和階級鬥爭乃成為中共追求其發展目 標的重要手段。但在一九七八年以後的經濟改 革時期，當經濟成長成為中共的發展目標時， 市場競爭原則乃取代意識形態成為達到目標 的一種手段。但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在那一 種情況下，中共一黨專政的原則，卻絲毫未曾 動搖過。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的階級鬥 爭，就是依據此一原則而進行。此外，在過去 廿餘年來，一黨專政也是經濟改革的基礎。如 果一黨專政意謂著整個黨和社會都是要邁向 共同的目標，則共同目標的改變，不但需要手 段的改變，而且黨和政府組織機構的行為，亦 需隨之而改變。家庭責任承包制和鄉鎮企業的 興起、人民公社的解散，以及國有企業的改革 等，都是改變的重要例子。因此，自一九八○ 年代中期以來，可以看出在共產黨內部關於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Mark Seld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Armonk: M.E. Sharp, 1993), 4.
濟發展的目標，在中央和地方領導幹部中，皆 存在著相當高的共識。 自一九七八年以來，由於促進經濟發展成 為中國共產黨的新使命，因此政治和經濟關 係，開始出現變革。隨著這種關係的轉變，中 國大陸對市場機制的重視，乃逐漸取代了傳統 的計畫經濟。然而此一情況的發生，卻造成了 市場機制，必須要融入一黨專政的架構中運 作。基於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改革使命，以及政 治和決策專制結構的不變，使得基層的黨組 織，必須專注於更多的經濟事務。對中國共產 黨而言，經濟改革的首要目標，即是要改善與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因此，對此一目標的追 求，彷彿成為黨合法性和權力的新基礎。為了 實現共產黨的經濟發展路線，以及追求本身的 經濟利益，基層黨組織和地方政府，都必須要 積極參與經濟發展。首先，經濟成長已成為評 估黨和政府組織、以及黨幹部和政府官員行為 表現的最重要標準。其次，基層黨組織和地方 政府，必須在一個地方分權的環境中，不斷地 增加與累積財政收入；故基於政治和經濟上的 雙重考量，乃使得基層黨組織和地方政府的運 作，看起來就像一個在市場上競爭和尋求生存 的企業。於此一情況下，地方的黨和政府組 織，遂不斷地盡其所能的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此一觀點解釋了黨在國有企業內部，不再重視 意識形態的宣傳和政治性的動員；反之，企業 黨組織所關切的乃是如何與企業廠長合作，加 強企業的生產與管理能力，俾能提升企業的利 潤。因此，黨組織雖然仍留在國有企業內部， 但其工作的最主要目標，乃在於如何追求企業 經濟效益的最大化。 (二)國家和社會關係的轉變 在最基本的層次上，國家對社會的控制
力，主要是體現在人民對國家政策的順從。國 家對於社會其他資源、服務的控制和分配，亦 決定了人民服膺於國家政策的程度；中國大陸 傳統的計畫經濟體制，即是一例。其次，對國 家領導者而言，除了人民的順從外，其亦希望 能有系統的組織與動員人民，並將人民納入國 家的整體機制之中；如中國大陸農村的人民公 社和城市的工作單位。再者，比上述兩項因素 更重要的是，在人民的認知中，國家是否具有 合法性與正當性。對於國家合法性的認同，即 是對國家所制訂遊戲規則的接受。此一觀點的 存在，反映了中共在一九七八年以前，對其意 識形態與統治政權合法性的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自一九七八年以來所推動 的經濟改革政策，以及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 已逐漸使得黨對社會的控制力減弱。第一，共 產黨垂直控制社會的能力，已告鬆動；人民的 服從性亦告減低。第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 態，在政治上已遭到排斥；倘其無法繼續尋求 新的合法性基礎，則勢將失去人民對黨和國家 的信賴。第三，計畫經濟已經由一個半計畫、 半市場的經濟所取代，導致中共在經濟資源上 的壟斷，已出現了難題。因此，在面臨這些新 困境的情況下，中共必須重新建構一套國家和 社會關係的新機制。 在中共對社會控制逐漸鬆動的情況下，國 家與社會的關係亦面臨重新調整。就經濟上而 言，由於中共仍試圖維持一黨專政的架構，而 同時其又不斷追求經濟的快速發展，此乃意謂 著其勢必要減少對社會的垂直控制。中共對社 會的放鬆控制，主要體現在下述兩點： (1)在以經濟發展為前提下，為了要與市場 經濟相結合，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必須要作調 整。傳統意識形態的宣傳，顯然已無法適應一 九八○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發展，因此中共乃 被迫要放棄意識形態，取消對國有企業等小型 社會的直接政治控制。但為了要繼續維繫一黨 專政的原則，中共所採取的折衷方式，即是對 社會進行間接控制，包括了行政監督、財稅政 策，以及維持社會秩序的權力等。 (2)自一九五○年代以來，中國大陸一向是 透過國有企業，對城市職工做政治、經濟和社 會上的控制。但在一九八○年代市場競爭的衝 擊下，使得國有企業無法繼續獲得來自國家的 財政補貼。事實上，自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 大後，北京已決定對國有企業進行大幅度的改 革，俾使得國有企業在市場上更具競爭力。因 此，如何強化市場上的競爭力，維繫企業本身 的生存，乃成為中共所關切的重點。由是觀 之，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中，政治與意識形態的 重要性，乃因此而大減。 理論上，自一九八○年代中期以來，中共 對社會規範能力的衰微，已是不爭之事實。但 中共對社會影響能力的減弱，卻不代表中共政 權已屆窮途末路，否則其勢將重蹈蘇聯之覆 轍。值得注意的是，在致力於尋求意識形態與 經濟發展之間的一種妥協關係時，中共卻因此 建構了屬於其所特有的特殊國家與社會關係 之架構。首先，國家(或中國共產黨)仍擁有集 權中央的權威，除制定總體經濟發展的環境， 並得以規範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係。易言之， 於此一「非政治化」和「非國家化」的環境中， 社會各層面仍願接受國家規範的關鍵因素，乃 在於對社會繁榮與穩定的共同關切，否則社會 的動亂勢將影響到全體的權益，破壞多年來的 經濟改革成果。此一觀點亦可解釋，何以中共 對天安門事件和法輪功的鎮壓行動，在以維護 社會穩定的前提下，並未引起太多民眾的反
對。 其次，受到中國大陸地方分權化的影響， 如果中央政府是國家的中心，則省區政府亦可 作為是各縣市的中央；再者，各鄉鎮的地方政 府，亦可視縣市政府為中央。因此，在地方分 權的架構下，從村到省區的層層政治結構，乃 由無數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所共同組成。中國 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和市場利潤 的追求下，已使得各級行政政府和黨的行為出 現了市場化的趨勢。因此，從中央到地方各級 政府，追求快速的經濟成長，已然具有高度的 共識。再者，共產黨無論是從中央到基層，亦 皆致力於地方上的經濟發展與繁榮。因此，地 方各種企業經營的良好績效，以及經濟的穩定 發展，乃自然與各級黨部和各級政府的企業經 營行為，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由此可見，在 中共中央的密切指導和監督下，以及基層黨組 織的直接介入地方經濟發展，意指著中國大陸 的各種地方社會實體，雖然在市場化的影響 下，逐漸朝向自主經營，但鑑於與黨、政府和 企業的利益環環相扣，因此這些社會實體仍不 太可能會全然脫離國家的控制。 從黨的內部來看，根據本書之分析，中國 共產黨顯然不會因為經濟改革的進行，而喪失 自己的統治合法性。在過去廿餘年來，雖然中 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地方分權化已有相當的進 展，但中共也試圖在地方分權化的過程中，繼 續維持其政治上的控制。再者，中共亦曾多次 向外界展示，當其統治地位遭到威脅時，其將 不惜使用武力鎮壓之。例如，蘇聯共產政權的 崩潰，已然使得在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和保守派 之間，均產生了一種應繼續強化黨領導權威的 共識。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黨內的改革 者，其目標並非是要使中共發展成為民主政 黨。渠等相信政治改革的作用，只是要更強化 與鞏固中共的統治地位而已。由此觀之，中共 黨內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儘管對經濟或國有企 業改革有不同的看法與論點，但是黨的一黨專 政原則卻是不容許挑戰的。 此外，不容否認的是，在中共的集權統治 下，中國大陸已然經歷了快速的經濟發展與成 長。雖然經濟發展與黨的集權政治文化是相互 矛盾的，但是當人民的生活水準有所增加時， 民眾即不願去挑戰黨的集權政治文化。由此觀 之，絕大多數的大陸民眾，對生活水準的提升 仍較關切，對於可能影響社會秩序和穩定的任 何激進改革，則仍是興趣缺缺。再者，多數的 中國大陸民眾仍認為，中共一黨專政的政治文 化，依然是現階段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所不可或 缺者。因此，任何試圖對當前政治文化的改 變，將會剝奪經濟改革的成果。同理，在今日 的中國大陸也無法找到另一個可以取代中國 共產黨的政治力量。 根據上述之分析，在中國大陸國有企業的 改革過程中，亦同時伴隨著中國共產黨的由政 治掛帥，轉型到所謂的經濟掛帥。不過，自一 九七八年以來，儘管中國共產黨的轉型有所成 功，但其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例如，在市場 經濟化之下，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面臨了重大 的改革困境。對中國大陸而言，抑或對中國共 產黨而言，國有企業的改革並非僅是一個單純 的經濟問題，其在政治和社會方面，亦有其不 可輕忽的影響。對中國共產黨而言，此更是一 項痛苦的轉變歷程。是故，隨著中國大陸的經 濟改革，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亦開始逐漸 瓦解。尤其是在一九七八年以來，傳統國家與 社會關係完全統合的現象，在一九八○年代和 一九九○年代，皆已產生了重大的改變。不可
否認的是，儘管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重新調整， 但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政治文化，就某種程 度而言，其影響力依然存在於總體的社會層面 上。 整體言之，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之下，帶來 了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革。雖然在新 建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中，表面上黨對社會的 總體控制力依然存在，但在本質上國家與社會 的關係卻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基本上，傳統 的國家與社會是密切結合在一起，但在一九九 ○年代所逐漸建立的新國家與社會關係，兩者 之間卻是涇渭分明。在缺乏傳統的單位體制做 為緩衝與協調的機制下，國家與社會發生衝突 的情事已愈來愈多。自一九八○年代以來所發 生的各種國有企業職工的抗議事件，以及一九 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不但說明了國家和社會 之間的衝突益形激烈化，而且也可以看出一種 抗衡國家的社會力量正在緩慢的興起之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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