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庫考：本土地名的源流與東亞世界的連結

土庫考：

本土地名的源流與東亞世界的連結

簡宏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生 chienhy@gmail.com

摘 要

地名是人與地方互動的產物，因此考證地名的源流和意義，可以為我們重建先民在 這片土地生活的歷史，並且揭露一個族群在更大脈絡下的活動經驗。本文透過考證「土 庫」的地名歷史和原始意義，一方面爬梳原始文獻，為地名考證的過程提供堅實基礎， 同時也將討論範圍擴展到散布於東亞世界中的「土庫」，嘗試從更廣的視角探求難解地名 的原意，以及先民在東亞世界活動經驗的普遍性。根據土地契約和地圖等文獻史料，「土 庫」這個地名在台灣本島的分布北自台北，南到高雄，沒有明顯的地域性，可以推斷它 是一個源自普遍生活經驗的地名。惟這個地名的原始意義已經不在現代人的生活經驗 中，使我們必須從更多的歷史文獻著手。本文考證相關語言史料，發現土庫正如它字面 上的意義，為土造防火倉庫，在 14 世紀就已經出現在中國的文獻上。後來隨著閩南海商 網絡在東亞海域的擴張，在日本、暹羅、印尼爪哇都有被稱為「土庫」的建築物，並在 臺灣成為廣泛分布的地名。「土庫」一詞的語義也在 17、18 世紀擴張，從原本的防火倉 庫，增加商業據點的意義，並進入馬來語，成為東南亞的文化成分。但在台灣和閩南， 用來稱呼防火倉庫的「土庫」被「火庫」取代，以致現代人無法理解「土庫」的意義， 從而導出各種不同的俗民字源。透過考證「土庫」的地名源流，我們可以瞭解「土庫」 在早期台灣農業社會的功能，重建這個地名一度失去的意義，同時也以「土庫」為線索， 將在地的地名與漢人在東亞世界的活動經驗連結，展現地名作為一個研究方法的潛力。 關鍵字：土庫、防火倉庫、商業據點、地名考證、海商網絡 ◎ 收稿日期：2012 年 4 月 30 日；審查通過日期：2012 年 6 月 19 日。

一、 緒論：在地的土庫

地名是人類用來描述對自己有意義空間的語言符號。在地名產生時，命名者也同時 賦予空間意義。因此，地名乃是人與地方互動的產物，遍佈於大地上的地名，也可說是 在歷史上的人地互動中所留下的遺跡。就像從地底出土的文物一樣，用來賦予空間意義 的地名也可作為重建先民生活歷史的原始資料。此外，地名本身做為語言符號，可以隨 著說話者的移動而散布到更廣闊的空間，但也可以隨著整個語言社群自身的演變或是文 字表記的轉訛，而成為難以從書面表記參透意義和源流的地名。閩南語「土庫」就屬於 這類源流不明，但是分布廣闊的地名。不只台1_{灣本島從北到南都有這個地名，甚至在閩} 南海商涉足的日本、印尼、泰國都有被稱作「土庫」的地方或建築。因此，本文考證的 不僅是「土庫」這一個地名的源流，也是將此地名放在更大的脈絡中，查考詞意變化的 歷史，並藉此展現閩南人在歷史上的活動範圍。 「土庫」這個地名分布於全台灣閩南族群為主的區域，似乎沒有特別的地理限制。 但是在現在的台灣，「土庫」大部分保留在村里級的地名，或是被廢棄不用，只能在古地 圖上看到。指涉範圍最為固定，而且成為鄉鎮級行政區名的僅有雲林縣土庫鎮一例。根 據土庫鎮公所發行刊物對當地地名源流的說法有四種，分別是： 第一種：土庫昔稱塗庫或塗褲，係由洪雅平埔族（Hoanya）之猴悶社自稱 Docowamg 或 Dacowangh 之譯音有關。其節譯 Docow 或 Docow 為塗庫。[sic]

第二種：平埔族語音地名 TUKU 的拼音，其諧音相近，以竹為支架外，塗糊土橢 圓型，有四足的「土庫」，又稱古亭畚，因而得名。 第三種：清朝時期，塗庫位於 53 莊交易中心及通往鹿港、北港、民雄、嘉義、 臺南之南北交通要道，尤其本鎮出產麻油、土豆油、醬油、五穀、農產品等，居 民建造許多土造穀倉，故而得名。 第四種：塗庫昔日為鹿港通往北港、臺南必經要衝，赴臺南府應考科舉，順天宮 文昌帝君祈求功名者或經貿商議者，都至塗庫隔夜。因沿路兩旁高聳，中央低窪， 道路十分狹隘，乾燥季節時塵土飛揚，每逢下雨天泥濘沒脛，人馬車輛行經「黃 吉崙莊」雙腳深陷泥沼，牛車輪帶動汙泥黃土，會把旅客沾得滿衣褲腳，有如穿 1 _{依照期刊體例，文中「台」、「臺」字統一以「台」字表示，專有名詞除外。}

著塗褲，其臺語諧音相似稱為塗褲庄為地名。（陳席卿、鄭淑琴，2004：23） 這四種說法，雖然作者稱資料是探訪耆老和參考《諸羅縣志》、《臺灣開發史》、《雲林縣 采訪冊》而來，但並沒有援引史料支持，而且各說法之間互相重疊，難以作為討論或批 判的對象。故筆者先將上述說法依各自主張的語源整理如下： 1. 平埔族語說：從平埔族猴悶社自稱 Dacowangh 音譯而來。 2. 泥濘說：因黃吉崙庄道路泥濘沾滿行人褲腳而得名。 3. 倉庫說：因土製穀倉而得名。 「平埔族語說」是這三個地名源流中可以確定有誤的。在中村孝志整理的荷蘭時代 原住民戶口表中，Docovangh 別名 Gaumul（中村孝志，1997：12），語音上可以和清代 文獻中的「猴悶」對應。而且在地理位置上，清代文獻的猴悶在他里霧（今斗南）和柴 裏斗六（今斗六）之間，與現在的土庫鎮間有一段距離。高拱乾《臺灣府志》中對自然 的吼尾溪（即虎尾溪）河道和人工的郵傳鋪遞的記載，提供相當有用的相對位置： 吼尾溪自斗六門西，過柴里社，南折至猴悶社之北，又折過他里霧北，受麻芝干 社細流。至南社而西，入於海。 猴悶舖 南抵他里霧舖五里、北抵柴裏舖一十里。（高拱乾，1960 [1696]：23、 50） 這兩條記載很清楚指出猴悶的位置在他里霧與柴裏斗六之間，而且猴悶和他里霧都在吼 尾溪南岸，可見猴悶應該在他里霧的東北方。《臺灣堡圖》上的「九老爺庄」或許可作為 猴悶比定的位置，而他里霧西方的土庫則明顯不符合清代文獻對猴悶的記載。不過在《臺 灣堡圖》上，他里霧東南方有個小地名叫「猴悶溝」，這是否意味清代方志的記載有誤？ 考量到道路不應該無緣無故往東或往西繞道再急轉往北。《臺灣堡圖》提供的海拔高度也 顯示猴悶溝較斗六附近的虎尾溪還高出許多（約 8 公尺），水往低處流，虎尾溪不可能經 過斗六流到猴悶溝再轉到他里霧北面。其實從水系推斷，「猴悶溝」位於虎尾溪支流旁， 該支流流經九老爺庄西邊再注入虎尾溪。如果將九老爺庄比定為猴悶社故址的推測正 確，《臺灣堡圖》上的猴悶溝可能就是這條支流的名稱，後來再被用來指涉溪邊的聚落 （以上地點之相對位置，見附錄圖一）。 「泥濘說」也是值得懷疑的字源，因為全台灣從南到北都有「土庫」或「塗庫」的 地名，但是在官方文書和民間契字中都未曾見到「塗褲」這樣的表記。而台灣北路官道

的路徑是經過他里霧後轉東北到達柴裏斗六，以從濁水溪沖積扇的扇頂跨越濁水溪。土 庫其實並不在官道必經之處。再者過去未有柏油、水泥、碎石等鋪面的時代，何處不在 雨後產生泥濘，弄髒行人褲腳。這不可能是土庫一處僅有的現象，也不足以解釋全臺灣 其他「土庫」的源流。 不過「泥濘說」中也提及雲林土庫過去稱作「黃吉崙」，這個地名在《諸羅縣志》 中寫作「黃地崙」，也有渡口「黃地崙渡」位於外九莊（周鍾瑄，1962 [1717]：33）。《諸 羅縣志‧外記》有云： 地高而寬坦，臺人謂之崙。邑有黃地崙，鄭氏踞臺時征南社番，親屯兵於此。番 呼皇帝，遂以名崙；猶麻虱目之呼為皇帝魚也。相泊已久不可復改，沿其音而易 其字。然則鄭氏在臺雖無黃屋左纛之事，而帝制自為，亦有其號矣。（周鍾瑄， 1962 [1717]：291） 雖然清初官員留下地名的語音，只求避諱而改字，但後來又改成「黃吉崙」。「地」與「吉」 二字的讀音，在官話和閩南語都不同，似乎不是再次「沿其音而易其字」，比較可能是語 音仍有冒犯之嫌，所以再次改名「黃吉崙」。「黃吉崙」曾經出現在 1771 年《澎湖紀略》， 是澎湖協標右營於雍正 8 年用營中恤賞銀兩在台灣購置莊園的所在地，所得孳息用在犒 賞官兵和補助兵眷婚喪喜慶所需費用（胡建偉，1961 [1771]：132）。由此資料可知「黃 地崙」改名「黃吉崙」的時間點在 18 世紀中葉。不過「黃地崙」一名後來仍然在地方志 書中沿襲，甚至在清末的《雲林縣采訪冊》都還有虎尾溪「南則匯阿拔泉之流入西螺澆 黃地崙莊」的記載（倪贊元，1959：198）。又吳國聖認為「黃地崙」可能和荷蘭文獻中 的 Ternern 有關。Ternern 是屢次與荷蘭人對抗的 Favorlang 人的自稱。荷蘭文獻中的原住 民村社常會列出兩個名字，有些可以確定是自稱和他稱的區別，如 Ternern 和 Favorlang 這一對名字（吳國聖，2009：83-87）。唯 Favorlang 到底是哪個族群對 Ternern 人的稱呼， 則還有待考證。 在排除上述的「平埔族語說」和「泥濘說」之後，看似望文生義的「倉庫說」反而 成為最有可能的地名源流。但在此仍必須澄清，土造倉庫並不一定是充滿台灣農村意象 的「古亭畚」（或作「鼓亭笨」）。根據《臺灣省通誌稿》引用 1952 年的調查，作為儲藏 設施的鼓亭笨，大多分布在嘉南平原上，與「土庫」從北到南的廣泛分布不符；中台灣 更常用方型的「笳櫥」，北部則用放在室內的小型「笨仔」（陳正祥等，1999 [1954]： 138-139）。

其實，「土庫」這樣的建築物在歷史上曾經扮演的功能，以及它如何成為一個廣泛 分布於閩南人活動範圍的地名，所牽涉的不只是地名考證，而是古代閩南人在東亞各地 流動、移居發展出的世界觀。可是「土庫」這個名詞，已經隨語言的變化淡出閩南語的 詞庫（lexicon），以至於出現上述各種不同的想像。接下來本文將把全台灣各地的「土 庫」，以及閩南海商視野範圍內的另外兩個海外「土庫」納入分析的對象，以重建「土 庫」一詞的意義，並透過對「土庫」的考證，呈現翁佳音所提出的「大福佬文化圈」的 一端（翁佳音，2006）。

二、 台灣的土庫

筆者利用內政部「臺灣地區地名查詢系統」，搭配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 題中心建置的「台灣百年歷史地圖」和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臺灣歷史數位 圖書館」一起蒐尋，在《臺灣堡圖》上找到 15 個可以明確標定位置的「土庫」或「塗庫」。 這兩種表記其實都指向同一個詞素（lexeme）。以前文討論過的雲林土庫為例，該地在 1862年至 1865 年間的戴潮春事件時，當地曾有「義民」陳澄清起兵支援官軍，《東瀛紀 事》的作者金門人林豪曾經為文記錄陳澄清的事蹟，題為〈塗庫拒賊始末〉（林豪，1962 [1870]：40-42）。《雲林縣采訪冊》也有「大坵田東堡塗庫街，舊屬嘉義縣；光緒十四年， 改隸雲林縣」的記載（倪贊元，1959：121），直到《臺灣堡圖》中才改作「土庫」。另外 在臺灣總督府檔案中留下許多民間契字的新北市深坑區土庫，亦有出現「塗庫」的表記 法。2_{雖然整體來說，契字中筆劃較少的「土庫」比「塗庫」更常出現，但因為清代臺灣} 沒有標準的正字法，所以同一個地名有多種表記並不是稀奇的事。 不過再細究讀音，「土」和「塗」的讀音並不相同。在黃謙《彙音妙悟》中，「塗」 和「土」兩字除了聲母有送氣與否之分，聲調也不同。「塗」的聲母為不送氣的「地」， 聲調為陽平聲（第五調），解釋為「泥也」；「土」的聲母為送氣的「他」，聲調為陰上聲 （第二調），例詞為「土地」和「后土」。「土」另有收入陽上聲（第六調），例詞為「土 腳」，但標明為「解」，可見《彙音妙悟》將陰上聲的「土」歸為文讀，陽上聲的「土」 為借字充音（黃謙，1996 [1800]：270-271）。在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中，塗為/thoo5/， 如「生靈塗炭」；「土」為/thoo2/，而且有收「土腳」/thoo5-kha/一詞。聲母相同，但聲調 不同（小川尚義編，1932：421、455）。《彙音妙悟》和《臺日大辭典》有不同的表記和 記音，使我們不能單獨依賴語言學的資料判斷何者對語言的描述較為接近。所幸我們可 2 _{例如 1828 年文山堡新興坑庄的杜賣契（THDL 檔名：cca100003-od-ta_05714_000162-0001-u.xml）中有「批} 內山埔地拳山保塗庫起至鹹菜□（按：缺字，疑為「甕」）止」的字樣。

以從前文引用的清代文獻確定雲林土庫又作「塗庫」，台灣也有「赤土崎」和「赤塗崎」 的地名。我們採取《臺日大辭典》的記音，應該比較能解釋「土」、「塗」混用的現象。 但即使採用《臺日大辭典》的記音，我們仍要解釋聲調不同的兩個漢字為什麼能夠混用。 這可能是因為高降調的「土」和低升調的「塗」在此都在另一個音節之前，必須分別變 調成高平調的第一調（讀若「滔」）和中平調的第七調（聲母不送氣時讀若「道」），原本 差異明顯的升降調變成較為相似的平調。加上這兩個字的字面意義相似，都與泥土有關， 所以有混用的可能。再加上「土庫」這個詞在台灣閩南語中漸漸失去意義，書寫契字的 人不能參考語意寫下通用的表記，只能照抄上手契或聽音寫字，進一步造成「土庫」和 「塗庫」的混用。 在確定「土庫」和「塗庫」其實為一個詞素的兩種表記後，以下列出《臺灣堡圖》 上可以找到的「土庫」和「塗庫」，就可以視為同樣的地名。這 15 個例子從北到南分別 為（括號中為今天該地名的位置）： 1. 文山堡土庫庄土庫（新北市深坑區東） 2. 梀東下堡土庫庄塗庫（台中市西區西） 3. 深耕堡鹿藔庄土庫仔（彰化縣竹塘鄉西南） 4. 大坵田堡土庫庄土庫（雲林縣土庫鎮） 5. 打猫南堡打猫街下塗庫（嘉義縣民雄鄉西南） 6. 鹽水港堡土庫庄（台南市鹽水區東） 7. 下茄苳南堡土庫庄土庫（台南市新營區東北） 8. 哆囉嘓西堡崁仔頭庄土庫（台南市白河區東南） 9. 長興下里太子廟庄塗庫（台南市仁德區北） 10. 仁德北里塗庫庄塗庫（台南市仁德區中心） 11. 永豐里沙崙庄頂土庫（台南市歸仁區東南） 12. 文賢里大甲庄土庫（台南市仁德區南） 13. 嘉祥外里土庫庄土庫（高雄市阿蓮區南） 14. 港西上里土庫庄土庫（屏東縣里港鄉北） 15. 觀音中里土庫庄土庫（高雄市楠梓區北） 以上 15 個「土庫」或「塗庫」散佈在台灣各處，但以南台灣居多。在現存的文獻中，最 早出現的土庫是《重修臺灣府志》（周元文，1960：40）中二林保管下的「土庫」，可 以比定為《臺灣堡圖》上的深耕堡鹿藔庄土庫仔，就是今天彰化縣竹塘鄉西南的土庫仔。 大約在 1760 年代繪製的《乾隆臺灣輿圖》上也有兩個「土庫」，分別是鯽魚潭旁，今天 台南市仁德區北的土庫，以及台南市鹽水區東的土庫（圖像見洪英聖，2002：119、141）。

在民間契字資料中，現存最早的紀錄為 1781 年的杜賣契，收錄在岸裡大社文書中。契字 記載該田產坐落在「土庫庄後壠仔」，可以明確地比定為台中市西區的土庫。現在成為鄉 鎮名稱的雲林縣土庫，則在 1786 年被記錄在林爽文事變的相關文獻中。 從以上列舉的文獻年代，以及前文所列的清單，可知「土庫」或「塗庫」這個地名， 在契字和地方志上至少可以追溯至 18 世紀。由此可見「土庫」這個名詞還存在於 18 世 紀臺灣居民的語言中，所以會被用來命名地方。但進入 19 世紀後「土庫」一詞雖然仍以 地名的形式被記錄在相關文書中，但在閩南語的詞庫（lexicon）中似乎漸漸淡出，所以 19世紀後半葉以後用現代方法編纂的廈門音和台灣語字辭典中都沒有收錄這個詞。這可 能造成現代地名研究者對「土庫」這個地名的困惑，因而衍生出前文所批評的各種臆測。 其實在大部分的文獻中，不論官方志書或是民間契字，「土庫」多以專有名詞的形式出現， 以普通名詞形式出現的例子非常少。3_{這是很奇怪的現象。如果「土庫」如字面上所說是} 種建築物，在不動產交易的契字中應該常常出現，但我們只看到兩例： 將承父遺下水田併頩額共伍甲參分零止抽出壹甲參分零止，併中廳連左右護廊尾 茅屋貳間帶土庫‧‧，內竹圍、菜園一所以為公業。（〈岸裡大社文書‧分業鬮書字〉， 1803；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cca110001-od-al01044-u.txt） 又八甲黃英、黃賜新埤仔田壹宗，借項來找，每年收利粟拾陸石。又土庫‧‧前張道 田園壹小宗，配正供貳石肆斗，戶名方盛，每年作分。（〈臺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 約文書‧土地調查公文類纂‧鬮書〉，1857；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 cca100003-od-ta_04396_000066-0001-u.xml） 如此少的出現次數，讓我們更確定「土庫」一詞在 19 世紀已經成為罕用詞，甚至不再使 用。注意，這不能證明「土庫」這樣的東西在 19 世紀變得罕見，只能說「土庫」在 19 世紀淡出台灣語言的詞庫。原本用「土庫」指涉的東西，可能已經被另一個詞取代。但 是原本已經被用在地名上的例子，則可以繼續保存在地名中。但由於這個詞在說話人的 語言中已經失去意義，說話人沒有可以參照的語義，所以地名的語音形式也可能因此轉 訛。例如嘉義民雄的下塗庫，當地人認為應讀作「下頭殼仔（E-thau-khak-a）」，可能 就是地名源流失去意義後造成的音韻轉訛（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採集組編輯，2008：380）。 3 _{專有名詞和普通名詞的差別可用「竹圍」一例說明。一般民宅四周圍繞的竹圍是普通名詞，因竹圍而命名} 的地方，如淡水竹圍，為專有名詞。

三、 防火的土庫

因為「土庫」一詞在 19 世紀漸漸罕用，我們要找回「土庫」原來的意思，就應該 往更早的文獻蒐尋。其實在明代的小說中，「土庫」一詞相當常見，意思就是某種倉庫。 但是小說中的土庫，作者通常已經預設讀者知道何謂土庫，所以不會多加描述。所幸元 明兩代的土庫，似乎是流行於基層社會，但不流行於上層社會的建築，所以有兩則史料 將這種建築的長處和建造方法介紹給世人。14 世紀初的元代，王禎在《農書》中將「土 庫」描述為農家用以防火的倉庫。他首先用陰陽五行的理論說明土為什麼能剋火，然後 他觀察到： 嘗見往年腹裏諸郡所居，瓦屋則用磚裹柚簷，草屋則用泥圬上下。既防延燒，且 易救護。又有別置府藏，外護磚泥，謂之土庫‧‧，火不能入。（王禎，1986：603） 王禎稱這種用泥土磚瓦保護木結構的建築為「長生屋」，取其不易被火燒毀，經久 耐用的特徵。他也認為在都市裡就算不是每一間房屋都用這種防火建材，只要有一間就 可發揮阻擋火勢蔓延的功能。這讓人想起閩東流行的「馬頭牆」，建築於街市的木造房 屋間，用以隔絕火勢，並成為明顯的地標和地方特色（高鉁明、王乃香、陳瑜，1987： 105）。到了 15 世紀末，海南島出身的明朝理學家，官至戶部尚書的丘濬在建議政府收 集全國書籍的〈訪求遺書疏〉提到保存這些珍貴圖書的方法，除了在北京和南京「異地 備份」外，還要為政府檔案建造防火的書庫： 夫既無金石藏書之具，又無名山藏副之制，臣愚過慮，欲乞朝廷於文淵閣近便去 處，別建重樓一所。不用木植，專用甎石絫砌為之，如民間所為土庫‧‧者，收貯緊 要文書以防意外之虞。（丘濬，1987 [1490]：652） 丘濬建議這種多層防火倉庫，上層以銅匱收藏各朝實錄，下層以鐵匱收藏各部檔案文書， 以備後世修史之用。從這兩份文獻可知，「土庫」是一種用泥土磚瓦等防火材料所建造 多層樓防火倉庫。建築的位置也會離其它木造住家稍遠，防止被火勢波及，也就是王禎 說的「別置府藏」。其作為附屬建物的角色也呼應前引鬮書中「併中廳連左右護廊尾茅 屋貳間帶土庫」的描述。 對照《臺灣堡圖》上可以找到的土庫，可發現在以集村為主要聚落型態的中南部平 原，「土庫」往往是主要聚落旁的附屬聚落。我們或許可以這麼推想：在主要聚落形成 後，當地居民在離聚落稍遠的地方用防火建材設置土庫。這樣的位置可防止主要聚落不

幸發生火災時，不至於延燒到土庫，可說是建材和選址上的雙重保障。這樣的建築也成 為一個明顯的地標，成為被納入當地居民的通稱地名。4_{意義不明後，人口擴張，原來設} 置土庫的地方變成新聚落的地點，便把「土庫」當作新聚落名稱沿用下來。這可以解釋 為什麼《臺灣堡圖》上的「土庫」有一些是大聚落旁的小聚落（例如鹽水港堡土庫庄）， 或是一個庄下的小地名（例如太子廟庄塗庫）。 除了大聚落旁的小聚落，《臺灣堡圖》上還有另一種以「土庫」命名的聚落，它們 通常出現在平地與丘陵地交界附近。像是台南市白河區土庫位在關子嶺的山腳下，高雄 市阿蓮區土庫位在大崗山山腳，再往南還有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位在通往阿猴林的要道 上，至今仍是省道臺 22 線旗楠公路的西端。這些土庫可能是用來放置內山物產的倉庫。 台灣羅漢門和阿猴林早在清治初期就有漢人入山開發山林資源的活動，清初的朱一貴事 變也在這一帶醞釀。參與平定朱一貴事變的藍鼎元在〈覆制軍臺疆經理書〉引用康熙皇 帝對這一帶山區的處置： 羅漢門、黃殿莊，朱一貴起事之所，應將房屋盡行燒毀，人民盡行驅逐，不許往 來耕種。阿猴林山徑四達，大木叢茂，寬長三、四十里，抽藤、鋸板、燒炭、砍 柴、耕種之人甚多，亦應盡數撤回，篷廠盡行燒毀。檳榔林為杜君英起手之處， 郎嬌為極邊藏奸之所，房屋、人民，皆當燒毀、驅逐，不許再種田園，砍柴來往。 （錄於藍鼎元，1958 [1732]：33） 藍鼎元並不同意康熙皇帝的意見，而這一帶的山林資源後來也繼續開發。值得注意的是， 藤條、柴薪、木炭都是易燃物，可能需要在儲存時盡量遠離煙火，故這些位於山腳，通 往內山的土庫，可能是用來儲藏內山物產的防火倉庫。 透過以上的考證，「土庫」的輪廓漸漸清晰，但還是有一個相當奇怪的地方。用磚 石泥土為主要建材的建築物，很容易讓人想到台灣常見的土角厝，或是福建山區有名的 土樓，目前台灣還保存的傳統宅第也多用磚瓦建造。既然是常見的建築，為什麼「土庫」 對現代研究者來說如此難以辨認？其實，正如前面追溯「土庫」的使用年代時所提及的， 這個詞在 19 世紀時已經相當罕用。即使類似的建築物仍繼續興建、使用，人們用來稱呼 它的名稱也會改變。1894 年北港街因兵災大火，著名的朝天宮幸運的逃過一劫。光緒 20 年 12 月第 117 卷5_{《臺南府城教會報》的報導稱這是因為朝天宮是「hoe-kh（火庫）起} 的」，加上旁邊沒有其它建築，所以逃過一劫（〈Pak-káng hoé-sio〉，2004：130-131）。 4 _{通稱地名是一個社群的成員對其活動範圍中的土地的稱呼，通常沒有被文字記錄下來，僅存在於社群成員} 的口頭記憶之中，容易轉訛成原始意義不明的地名（千葉德爾，1994：194）。 5 _{光緒 20 年 12 月為 1894 年 12 月 27 日至 1895 年 1 月 25 日。本卷出版日期僅標示月份。}

查《廈英大辭典》中，廈門音 hé-kh（漳州音 hoé；泉州音 hér）就是「a fire-proof store」， 與「土庫」的功能相當接近（Douglas, 1873: 122）。可見 19 世紀末的閩南語中，原本的 「土庫」一詞已經漸漸被「火庫」取代。目前「火庫」這個詞彙和建築都還留在台灣老 街的建築中。此外，北港朝天宮的例子雖然可用來說明「土庫」或「火庫」的防火長處， 但過不了幾年，1904 年 11 月 6 日斗六地震將朝天宮震毀，也證明這種建築不能抵抗地 震（佐野利器，1905：29）。台灣是地震頻繁的地方，磚造或土造的建築在地震後不是 全毀就是無法繼續使用。故相較於福建山區類似建材和結構，可以經歷百年不壞的土樓， 台灣的土庫恐怕早已被地震破壞殆盡，只留下因之而起的地名繼續在台灣漢人的空間記 憶中流傳下來。

四、 從在地到世界

台灣的「土庫」可以追溯到 14 世紀以降在中國農村使用的防火倉庫，再由移民台 灣的閩南人將這種建築和建築名稱帶到台灣，成為一個散佈在台灣各地的地名。我們也 知道，華人，尤其是閩南人，在元明兩代曾經縱橫東亞海上世界，並在東亞許多港口留 下足跡。當許多閩南人跟隨商業的機會移民東南亞，他們也和移民台灣的同鄉一樣，把 「土庫」這樣的建築和詞彙帶到僑居地。最後在原鄉福建和清帝國邊緣的台灣，「土庫」 一詞已經消失，但還保留在東南亞的語言中，成為現代東南亞的文化元素之一。另一方 面，那些在中國與海外往來進行貿易的商人，則透過語言的描述，帶回外國見聞。這些 人也曾經用「土庫」來描述他們在海外看到的某種建築物。如此透過語言中介的文化交 流，讓「土庫」這個相當在地的建築物和地名，可以連接起世界其它地方的「土庫」，也 讓我們能「禮失求諸野」，運用與海外相關的「土庫」史料，重建「土庫」的文化史。 在漢文史料中，華人用「土庫」一詞描述東南亞的磚瓦建築的例子，最早見於 15 世紀初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鞏珍《西洋番國志》和馬歡《瀛涯勝覽》中對爪哇島上大國滿 者伯夷的記載。兩者對當時一般人民居所的描述大致相同： 國人居屋皆用茅蓋，亦以磚砌土庫高三四尺，家私物件，盡藏庫內，居止坐臥俱 在於上。（鞏珍，2000：5） 國人居屋以茅草蓋之，家家俱以磚砌土庫，高三四尺，藏貯家私什物，居止坐臥 於其上。（馬歡著、馮承鈞校注，1962：7）

這樣「高三四尺」的建築與 14 世紀末王禎推廣的「長生屋」皆以磚泥等不易燃建材作成， 故被往訪當地的中國官員稱為「土庫」。其實鄭和下西洋時，早有廣東和福建漳泉等地人 士移居爪哇。馬歡和鞏珍都有提到這些在當地皈依伊斯蘭教的華人。 我們知道明帝國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後，便不再派遣官方使節出航東南亞和印度 洋。一般認為這是中國從海洋世界的退縮。但近來的研究指出，明帝國雖然放棄官方對 東南亞的經營，但其所屬人民仍然保有對這片海域的認識和進取態度，只是這樣的事跡 罕見於官方文獻，所以不為後世所知（Brook, 2010: 215-219）。這樣的民間知識展現於 17 世紀初漳州人張燮的《東西洋考》。在這本展現閩南人世界觀的著作中，張燮又提到 了爪哇島上的土庫；不過這次建造土庫的是繞過好望角來到亞洲海域的歐洲人： 又有紅毛番來下港者，起土庫在大澗東。佛郎機起土庫在大澗西。二夷俱哈板船， 年年來往。貿易用銀錢如本，夷則用鉛錢。（張燮，1618：卷三頁 7-8） 此處的「下港」以全文觀之，所指應為 16 世紀勢力龐大的萬丹（Bantam），但將下港狹 義地解作萬丹，則又與荷蘭人（紅毛番）在大澗東邊興建土庫之事不合，故應該擴大解 釋為爪哇島西北部沿岸（陳佳榮等編，1986：121）。16、17 世紀之交，荷蘭人屢次與 16 世紀就進入東南亞的葡萄牙人（佛郎機）在萬丹附近交戰，以取得這個重要港口的主控 權。荷蘭人雖然與英國人聯手擊敗葡萄牙多次，並於 1603 年在萬丹設立商館，但因萬丹 還有華人與之競爭，加上萬丹蘇丹干涉荷蘭人的商業活動，所以荷蘭人最後還是到東邊 的萬丹屬國加留巴建立永久商館。此處就是後來的巴達維亞（Batavia），現在的印尼首 都雅加達（陳鴻瑜，2008：184-190）。 這兩座土庫因為圖像留存不多，我們對其瞭解較少，必須從其它時代的圖像推測。 François Valentyn於 1724 至 1726 年間出版的 Oud en Nieuw Oost-Indiën（《新舊東印度志》） 中，描述 Bantam 的附圖 Gezicht in Vogelvlucht op de Stad Bantam（Bantam 城鳥瞰圖）中， 萬丹的城牆外有華人區（’t Chineese Quartier）和英格蘭廣場（Engelse Pleyn）（Valentyn, 1726: 214ff）。6_{其中英格蘭廣場的型制僅為一座院落和圍牆，比起華人居住區已經形成街}

道的規模小多了。荷蘭人最初在巴達維亞的基礎應該離這樣的規模不遠。荷蘭開始大力 經營巴達維亞是在 1618 年 Jan Pieterszoon Coen 成為東印度總督，開始在巴達維亞商館 附近修築防禦工事開始（陳鴻瑜，2008：191）。此時《東西洋考》已經刊行，為張燮未 能記錄之事。

6 _{本圖的全彩掃描檔可由荷蘭國家檔案館（Nationaal Archief）與數個學術機構共同設立的地圖資料庫網站}

Atlas of Mutual Heritage 檢視。該圖網址：http://www.atlasofmutualheritage.nl/detail.aspx?page=dafb&lang= en&id=3479。

有趣的是，除了華人記載歐洲人在爪哇島建造的「土庫」，華人自己建造的「土庫」 也被荷蘭人記下來。1598 年 Cornelis de Houtman 率領荷蘭艦隊第一次航行到東亞水域， 也就是歐洲人稱的「東印度」。他們返回荷蘭後所出版的航海紀中，就提及華人在萬丹的 居所： 他們（按：華人）在城外的一個大廣場蓋他們的城市，他們大多住在那裡，並有 比[Bantam]城內更大更好的房子；城內那些都是用竹子搭的，除此之外，華人的 房子是用石頭蓋成四角的樣子。

Buyten de stadt hebben zy een groote plaets, daer zy meest woonen, ende hebben daer beter huysen ende grooter dan die inde stadt staen, dan al mede van Riet, uytghenomen datse in ider huijs een viercante plaets van steen ghebout hebben. (de Houtman, 1925 [1597]: 25) 此處的石頭（steen）顯然就是磚瓦。雖然荷蘭人沒有用「土庫」一詞——當然也不會—— 但從其建材和後來荷屬東印度時期留下的漢文史料（詳後述）可知，這些華人在 16 世紀 末於萬丹建造的磚瓦房屋，就是華人所稱的「土庫」。

五、 東南亞荷蘭土庫

歐洲人在東南亞建立的「土庫」，兼具居住、儲藏、轉運的功能。此處的轉運，是 指由歐洲商船或亞洲商人從亞洲各處帶來的貴金屬、商品、香料，等待風向適合時再轉 運回歐洲或其他亞洲市場的營運方式。近代早期歐洲人在東南亞最重要的「土庫」，當屬 位於今天印尼雅加達的巴達維亞商館，為荷蘭東印度總督的駐地。隨著荷蘭東印度公司 的擴張，荷蘭人也在東亞各處設立商館，其中也有一些商館被漢文的使用者見證，以「土 庫」之名載入史料。 1680年夏天一艘從暹羅（泰國）來到日本長崎的船，船主嚴梓官和暹羅人財副季齒 加弄文長7_{依例向長崎當局提出的報告（又稱「風說書」），其中提及當時暹羅首都阿瑜陀} 耶的歐洲人商館（和蘭班、化人班）時，便用了「土庫」一詞： 7 _{漢文原文首字為「口季」，但日語譯文首字卻為「口李」，其中應有一個為筆誤。又，日語譯文為財副的名} 字注音「ボツチイカアランブンチヤン」，從「加弄」讀作「カアラン」可知唐通事以閩南語音譯財副的名 字。

和蘭班近在王城，只隔一大溪。其班在溪東，圍有木柵地面大約四方一方，僅有 一條街面，內有大屋壹間，高聳三層，下係土庫，二層班主住居，上層係貯幼物。 其大屋邊又有四長房，圍其大房以作雜務之所，頗建華美。所守班，和蘭僅有十 數而已。其暹港口，地名望高滑，又致有大土庫壹，所常貯皮木等貨。守庫和蘭 亦有三四人。（大庭脩編，1986：163）

暹羅船船主的描述，也可以從 17 世紀末荷蘭人自己畫的一張地圖 Kaart Van de Rivier van Siam, van de Zee tot aan de Stad Judia（暹羅河地圖，從海到阿瑜陀耶城）得到證實。在 這張地圖上，阿瑜陀耶城南方荷蘭商館被標示為 Hollandze logie，現在學界通常會譯為 「荷蘭商館」。這座商館位於昭披耶河東岸，往北與王城，往西與葡萄牙區（Portuigeez Quartier，即暹羅船主所說的「化人班」）隔河相望。但可惜這張地圖只有荷蘭商館的平 面圖，另一張同時期，風格類似的 Kaart van de Rivier van Siam, van de Zee tot aan de Stad Siam ofte Judea（暹羅河地圖，從海到暹羅城或稱阿瑜陀耶）（Gommans & van Diessen, 2010: 70）雖然畫出建築的樣子，但僅為抽象的圖示而非寫實的描述，無法用來驗證當 地的荷蘭商館是不是如同史料所說「高聳三層」。

不過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主要的貿易據點都建有 logie，我們熟悉的台灣也不例外。根 據 17 世紀中描述熱蘭遮城附近形勢的地圖 Aenwijsing van de Voorneemste Plaatsen op Tajovan（台灣要地指掌圖）（Gommans & van Diessen, 2010: 227）所繪，一鯤鯓上曾經同 時存在一新一舊兩座 logie。舊的一座是台灣長官 Pieter Nuyts 於 1628 年所建，為兩層樓 建築。根據 1628 年 2 月 28 日 Pieter Nuyts 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我們知道這棟建築的設 計成下層倉庫，上層住所，長 150 呎，寬 28 呎（江樹生譯，2010：88）。這和阿瑜陀耶 的三層樓「土庫」，在設計與樓層功能分配上相當類似。此外 Begin Ende Voortgangh, Van de Vereenighde Nederlantsche Geoctroyeer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聯合荷蘭特許東印 度公司的肇始與發展）中的台灣熱蘭遮城圖中也有這座建築物正面的描寫。8_{本圖顯示這}

座建築物的門開在中間，一樓出入口兩旁有通往二樓出入口的樓梯，和在其西側新建的 長官官邸的建築形式類似（Gommans & van Diessen, 2010: 228）。不過這個土庫存在的時 間並不久，上述〈台灣要地指掌圖〉中熱蘭遮城下已經有新建的長官官邸，1634 年 4 月 初「海盜」劉香攻打台灣時，荷蘭人為了不要分散防禦力量，於 9 日下午決議將商人、 士兵、水手從 Nuyts 建造的商館撤出，全力保護城堡（江樹生譯，1999：155）。由此可 見這座建築是危急時可以犧牲的。在後期的熱蘭遮城鳥瞰圖中，原來舊商館的位置已經 變成單層的市場，荷蘭在台灣的倉庫和辦公機能都移到熱蘭遮城正下方的長官官邸了。 這顯示 Pieter Nuyts 建造的舊商館已經在某個時間點拆毀，並有新的市場另建於其原址。 8 _{本文參考的是法文版中的插圖（de Renneville, 1725: 202ff）。}

雖然這座「土庫」存在的時間可能不到十年，但如果幸運，未來還是可能在漢文史料中 發現稱呼台灣的荷蘭商館為「土庫」的證據。 讓我們再看一眼 1680 年的暹羅船留下的史料。暹羅船的風說書以漢文提出，依例 要由長崎的唐通事翻譯成日文。在譯文中，唐通事將「土庫」翻譯成「土藏」，也就是土 造防火倉庫。這樣的建築在江戶時代的日本城市中相當常見，蓋當時主要的建材還是木 材，為防範火災波及財物，有需要的人家會另外建「土藏」儲存貴重物品。這種建築的 功能和前述中國元代和明代的「土庫」可說如出一轍，所以唐通事依照土庫的功能將其 譯為「土藏」。有趣的是，長崎唐通事負責接待的華商，1689 年以後將被規定住在新建 的唐人屋敷中，不得再散居於長崎各町內。這座新建的唐人屋敷，後來也被華商稱為「土 庫」。

六、 長崎土庫大唐街

17世紀初起日本對外國的通商進入所謂的鎖國時期，但鎖國時期對外國貿易船的管 制有階段之分。1616 年日本限制英國和荷蘭商船僅能進入平戶和長崎兩港（1641 年幕府 才命令荷蘭商館從平戶遷移到於長崎港中的出島），但中國商船並不在此限，還是可以自 由在日本各港口進出，直到 1635 年才限定中國商船以長崎為唯一的通商口岸。相較於幕 府處處設防的歐洲人，同為亞洲人的華商，在長崎的行動一開始並沒有受到集中管理的 待遇，而是借住在當地市民的家中（山本紀綱，1983：128-136）。但後來幕府當局仍然 因為外國人管理問題、防範走私、禁絕基督教等原因，1688 年決定興建集中管理華商的 設施，稱作「唐人屋敷」。1689 年元月開始，入港唐船上的華商都必須住在唐人屋敷。 1741年台灣道劉良璧刊行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十九雜記》中提到東亞各國概 況，是當時閩南海商所認識的東亞世界。在〈日本〉一條中提及華商赴日本長崎貿易時 的狀況： 長岐有大唐街、有花街。賈舶至，則盡驅人入土庫，擇其貴者送以妓，例勿得擅 卻；留不與私，歸時亦當計日算緡遣之。……嘗為西洋化人蠱惑，民盡服天主教。 未幾，王與上將軍覺，乃盡驅化民殲之。因禁絕西洋貨物商舶，犯此則罹禍最慘。 又鑄化人頭置津處，令中國人踐之。紅毛船望長岐山，則股慄；度不得脫，則自 為計，以其恨之深也。長岐最愛臺貨，其白糖、青糖、鹿獐等皮價倍他物。至古 蹟書畫，又無價矣。（劉良璧，1961 [1741]：501）

這段引文中提到的長岐（長崎）土庫，就是華商在長崎貿易時被限制居留的唐人屋敷。 由於限制華商居住的規定從 1689 年才開始實施，因此《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描述的「賈 舶至，則盡驅人入土庫」必然是指 1689 年以後的狀況。在唐人屋敷中的華商，除了交易 外，只有在少數狀況才允許到長崎 4 座由華人捐資設立的寺廟參拜（山本紀綱，1983： 315-320）。這 4 座寺廟統稱「唐四箇寺」，分別是三江幫的興福寺（又稱南京寺，1623 年開基）、福州幫的崇福寺（又稱福州寺，1629 年開基）、廣州幫的聖福寺（又稱廣州寺， 1678年開基）、漳泉幫的福濟寺（又稱泉州寺或漳州寺，1628 年開基）（山本紀綱，1983： 146-193）。往來中國與長崎的漳泉幫海商，可能就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的資料來源。 根據長崎在地畫家石崎融思（1768-1846）所繪製的〈唐館圖繪卷〉，唐船到達長崎 後會停泊在港中，由小船接駁貨物進入「新地荷物藏」（石崎融思，2005）。此處是華商 儲放貨物的地方，但不是和唐人屋敷一起完工，而是在 1698 年長崎大火，延燒至岸邊儲 放貨物的土造倉庫，33 棟土造倉庫中有 18 棟燒毀，華商損失慘重。為此長崎當局在出 島西南側填海建造與陸地隔離的倉庫，1702 年完工啟用（山本紀綱，1983：261-262）。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刊行於 1741 年，離新地荷物藏啟用已有近四十年。雖然《重修福 建臺灣府志》的記載未明言長崎土庫是單指新地荷物藏還是連同唐人屋敷一起指涉，但 以華商到達長崎後就必須進入土庫，然後長崎當局「擇其貴者送以妓，例勿得擅卻」來 看，長崎土庫的描寫也包括唐人屋敷在內。 唐人屋敷內的生活，《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並未詳述，但有相當多的資料和研究可 以參考。其中華商方面留下的史料中，最重要的是 1764 年錢塘人汪鵬客居長崎時所作的 《袖海編》。對於華商在唐人屋敷裡的住所，汪鵬如此描述： 館週遭僅一里有半，土垣、竹茨如棘闈然。庫不滿二十，街分三路，附而屋者曰 棚子。庫必有樓，棚則惟平屋而已。庫製樓數楹，舟主及掌財賦者各居其半，下 則梢人雜處。棚子之構，始自搭客。梢人之稍豐者別營以居，今多架樓，頗尚精 潔。而庫之為樓，俱開拓宏敞，添設前後露臺，或翼其左右，靡麗鋪張，與初創 時大不侔矣。庫屬正辦，有官派執役者三人，名曰守番，棚則無有也。（汪鵬， 1989 [1764]：457） 汪鵬所言的「庫」和「棚子」的具體模樣，可以從神戶市立博物館所藏的富島屋版〈唐 人屋舖景〉（大庭脩編，2003：6-7）和長崎縣立長崎圖書館藏〈長崎諸御役場繪圖〉（永 井規男，2003：223），還有上述石崎融思的〈唐館圖繪卷〉一窺一二。這三份圖像史料 顯示「庫」其實是唐人屋敷內的以竹木圍出的空間，其中有長崎當局出資建造的兩層樓 住所，以「第○番部屋」標號命名，在旁邊則有唐人自行建造的平房。前者正如汪鵬所

說「開拓宏敞」、「靡麗鋪張」，是船主、財副的住所。後者則是汪鵬說的「棚子」，為水 手自行搭建的房屋。從唐通事翻譯的文件中，也可確認漢文所稱的「庫」的日文對譯就 是「部屋」（大庭脩編，1986：239）。 不過奇怪的是，汪鵬則將唐人屋敷統稱為「館」，館內各區劃稱為「庫」，其用詞並 不像《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將長崎唐人屋敷統稱為「土庫」。這或許是唐人屋敷內的建築 材料，其實不符合「土庫」應有的防火功能；歷史上唐人屋敷至少有 13 次造成重大災害 的大火（山本紀綱，1983：250），其中 1784 年 7 月 24 日的大火將整個唐人屋敷付之一 炬，重建時的臨時屋又被颱風吹壞，為唐館歷史上最慘重的火災（永井規男，2003： 212-213）。而唐人屋敷的建築，最後也是因為 1870 年的大火而走入歷史（橫山宏章， 2011：207）。由此可知，唐人屋敷一直以來都不是防火建築，住在裡面的汪鵬不用「土 庫」描述唐人屋敷，可能為如實之描述。但另一方面，提供《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資料 的人，所看到的長崎唐人屋敷應該也是木造的建築，他們仍然使用「土庫」一詞描述這 些木造建築，其中可能有與建築材料無關的原因。一個可能的解釋為，在閩南海商眼中， 「土庫」已經不單指土造防火倉庫，還可以用來稱呼遠渡重洋的商人所居住的地方。就 像前述來自暹羅的船主描述的荷蘭商館，同一棟建築物兼有儲藏貨物和商務員居住的雙 重功能。長崎的唐人屋敷和新地藏也同樣具有儲物和居住的功能，這或許讓閩南海商將 「土庫」一詞的語意擴大，從單純的防火倉庫變成商業據點的名稱。事實上，在東南亞 「土庫」一詞在 19 世紀，就已經脫離原本防火倉庫的意思，變成商業據點和商店的稱呼 了。

七、 滲入東南亞文化的土庫

前文已經提過閩南海商和移民將「土庫」一詞帶到東南亞各地，也將在當地看到的 類似建築以「土庫」稱之，並帶到中國、日本，載入漢文史料中流傳至今。這些往來東 西洋航路的閩南商人，他們比歐洲人更早在東南亞建立據點，成為有力的社群，並不斷 吸引中國沿海人民到東南亞發展。在張燮出版《東西洋考》一百六十多年後，另一位閩 南海商來到爪哇島，在此也看到可以稱為「土庫」的建築物。他是張燮的同鄉，漳州龍 溪人王大海，住在三寶壠（Semarang），後來因家有老母而回鄉。王大海著有《海島逸誌》， 1791年完稿，但可能在 1806 年才有刻本問世，後來被收錄到各種地理志集成，1849 年 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還出版了英譯本（王大海著、姚楠、吳琅璇 校註，1992 [1791]：vii）。王大海在《海島逸誌‧陳豹卿》中提及三寶壠甲必丹陳豹卿， 為當地顯貴，在巴達維亞建立一間大宅院，名為「三寶壠土庫」。當中國船隻到達巴達維 亞，要繼續前往三寶壠的人就到三寶壠土庫，在此備有船隻護送他們到三寶壠。三寶壠

土庫也收留同族的兄弟、親戚、薦舉或投奔的人（王大海著、姚楠、吳琅璇校註，1992 [1791]：43-44）。從王大海的記錄可知，18 世紀末東南亞土庫的功能已經不限於商業， 甚至有類似同鄉會館和代表處的功能。

當然，隨著華人在東南亞的活動，「土庫」一詞也被帶到東南亞的其它地方，並成 為在當地生活的人所熟知的詞彙。19 世紀末德國生物學家 Richard Wolfgang Semon 曾在 今天印尼的安汶（Ambon，區域統稱 Amboina，原書則作 Amboyna）住上一段時間。當 他抵達安汶時，當地接待他的荷蘭商人 Bouman 帶他到華人 Tja Ke Beng 的商店張羅酒、 錫、石油、糧食、蘇打水等用品。在當地這樣的商店就叫「toko」，顯然就是「土庫」的 音譯（Semon, 1899: 472）。 不過當我們發現「土庫」一詞也出現在不同的語言時，必須警覺到這樣的詞也有可 能來自其它語言，而不是閩南語原有的詞彙。陳國棟曾經考證過 abang（阿班∕亞班）、 kiwi（客夥）、kongsi（公司）、wangkang（艎舡），以及鯤鯓等 5 個名詞。透過爬梳歷史 文獻中的用法，他提出 abang 的語源來自馬來語，意為「大哥」；kiwi 的語源是漢語，意 為分租船空間的小商人。Kongsi 的語源也是漢語，有多種用法，但都有合夥經營的意思， 這個詞彙也經由貿易、移民滲入馬來語。Wangkang 除了是一種船的名稱，也是台灣的 古地名之一，但陳國棟從歐洲文獻發現這個詞既非來自漢語，亦非台灣原住民語言，而 是來自馬來語對中式帆船的稱呼。至於，「鯤鯓」則有可能來自越南語對近海沙汕地形的 稱呼。透過對這些名詞的考證，陳國棟認為我們必須重新思考中國與東南亞的文化交流 中，何者為「與者」，何者為「受者」的問題（陳國棟，2005、2006）。 在「土庫」這個案例中，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說明這是一個源自漢語的詞彙。英國傳 教士，也是馬來語《聖經》譯者的 William Girdlestone Shellabear，在他編纂的 Malay-English Vocabulary中收有「to’ko」一詞，詞義是「shop」，並特別註明是「Baba Malay；Chinese」 詞彙（Shellabear, 1912: 139）。另一方面，在馬來語中表示商店的詞彙還有 barung（在爪 哇作 warung），以及來自印度 Telinga 語的 kâdai。這些詞彙在馬來語中的構詞都比 to’ko 更為多元，例如「店主」便可稱為 tukang-warung 或 juru-kâdai（Crawfurd, 1852: 18, 71, 205）。在漢語詞書方面，明刊本雜字中已有「土庫」一詞，是行鋪類詞彙的一種（《增補 易知雜字全書》，2011）。由此辭典的資料可知，馬來語的 to’ko 來自漢語，除了移民當 地的華人將商店、會館稱作「土庫」，這個詞也透過土生華人社群進入馬來語，成為馬來 語的詞彙，或是被其他不諳漢語的人所知曉，並用來命名新地名。例如在馬來西亞檳城 的 Lebuh Pantai（英語：Beech Street），漢語名稱即為「土庫街」。

八、 結語

由於時間的推移、語言的變化、社會的變遷，在今日的台灣「土庫」已成為意義不 明的地名，僅留下雲林土庫以鄉鎮級行政區域名而有較高能見度，其它的「土庫」只保 留在村里，甚至更基層的地名中。但是當我們把《臺灣堡圖》上能找到的 15 個「土庫」 蒐集起來，並參照歷史語言資料，我們就可以重建「土庫」在歷史上曾經指涉過的意義， 以及「土庫」這個建築物的功能。其實正如「土庫」這個詞的字面意義，它是存放重要 物品的土造防火倉庫，為家宅的附屬建物。在文獻上稱為「土庫」的建築物，最早可以 追溯到 14 世紀初的王禎《農書》，約一世紀後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和鞏珍，也在他們的 著作中用「土庫」描述在爪哇島上看到的類似土造倉庫。從字書的語言資料可知，16 世 紀時「土庫」一詞已經擴散到閩地，16 世紀末以後出海行商的閩南商人，也和明初的航 海前輩一樣，稱呼他們看到的土造倉庫為「土庫」。不過這次他們看到的是東來的歐洲人 在爪哇島和暹羅所建立的商館。可能因為與歐洲人的接觸，「土庫」的語義擴大，出現商 業據點的意思。隨著閩南人在東南亞的流動與擴散，「土庫」一詞在 19 世紀的東南亞， 原有的防火倉庫意義消失，僅留下商業據點的意義。而在「土庫」一詞的原鄉，雖然防 火建築仍然是社會中的文化元素，但「土庫」的說法在 19 世紀末已經消失，改用新出現 的「火庫」稱呼之。 此外，藉由考證「土庫」這個地名，本文同時也展示在更大的歷史和地理脈絡下， 一個在地的小地名能夠連結和呈現的世界觀。「土庫」往上可連絡到明代中國民間使用的 防火倉庫，往下則連接近代早期縱橫東亞海域的閩南海商的世界觀，在日本和東南亞的 重要貿易據點，都有被稱為「土庫」的建築物。這個詞甚至經由移民東南亞的閩南人， 成為東南亞地區對「商店」的一種稱呼。這樣的考證可以避免獨立處理單一地區、單一 地名見樹不見林的盲點，也可以透過地名追蹤古人的足跡，重建在地與世界的連結，展 現地名考證的新視野。

引用書目

一、 中文、台文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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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圖一 《臺灣堡圖》土庫和他里霧（今斗南鎮）附近

（地名依照《臺灣堡圖》標出。標高已換算成公制。土庫與他里霧間直線距離約 9 公里，他里霧 與斗六間約 7.5 公里）

附錄圖二 「土庫」一詞的源流及演變

Toko: An Etymology of a Local Placename and

Its Connections to the Maritime Asia

Chien, Hung-yi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Placenames are products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human and places, so the etymological study of placename can reveal the historical activities of the people on land.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tymology of “Toko” to uncover its history and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of this local placename in a greater context. This study finds Toko is a placename from a fire-proof warehouse, which had been documented since the fourteenth century. Sailors in the next century were aware of it and described similar constructions in Java with this name. By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Hokkien maritime merchants use this term to call European trade factories in the Southeast Asia as well as the Chinese ghetto in Nagasaki, Japan. This early modern expansion also brought this term to Taiwan and became many placenames in this newly established Hokkien community. However, “toko” underwent semantic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Southeast Asia, its trade factory sense was borrowed by Malay and became a Chinese element in the Southeast Asian culture. In Taiwan and China, however, people innovated another name for the thing used to be called “toko” in the last century. The semantic changes break the surface relationship associated by this placename and require a critical investigation, such as this paper, to recover the historical underlying relation.

Keywords: Toko, fire-proof storage, trade post, placename etymology, Maritime trade net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