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黨政宣傳機構所塑造的國際觀---以《宣傳週報》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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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1950 年代黨政宣傳機構所塑造的國際觀：以《宣傳週報》為中心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計執執. 畫畫行行. 類編期單. 別號間位. ：個別型： NSC 99-2410-H-004-084： 99 年 08 月 01 日至 100 年 07 月 31 日：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林果顯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邱芊樺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陳昱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0 月 17 日.

(2) 1950年代黨政宣傳機構所塑造的國際觀：以《宣傳週報》為中心 The Formation of 1950s World View in Taiwan by KMT’s Propaganda: Focus on Propaganda Weekly. 目次一、前言 ...................................................................................................... 1 二、研究目的.............................................................................................. 2 三、文獻探討.............................................................................................. 3 四、研究方法.............................................................................................. 5 五、研究成果.............................................................................................. 6 (一) 史料蒐集與資料庫製作..................................................................... 6 (二) 研究發現.............................................................................................. 6 六、參考文獻.............................................................................................10 (一) 史料與專書.........................................................................................10 (二) 期刊與學位論文 ................................................................................11 七、計畫成果自評 ....................................................................................11. i.

(3) 一、前言本計畫的基本提問是，在無法自由出入境、外文資訊受到管制、政府對於異議言論取締日趨嚴格的情況下，1950 年代一般的台灣人是如何認識世界？在世界中又如何定位自己？具體而言，黨政宣傳體系是如何形塑當時台灣人的國際觀？日治時期的台灣人，特別是社會菁英，可以經由留學與出國遊歷等方式直接認識世界，台灣的識字階層則可以由學校教育、博覽會、報章雜誌及諸如岩波文庫等出版品，形構對全球形勢的了解。 1 無疑地，這種認識受到日本極大的影響，特別在殖民政策的考量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益激烈下，台灣總督府對言論的管控越趨嚴密，對於國際大勢和戰況報導也設下諸多限制，諸如對太平洋戰爭的認識，以ABCD包圍網(指美國、英國、中國與荷蘭聯合壓縮日本國際空間)所理解的國際觀，抑或是「鬼畜米英」等敵人形象，都帶有濃厚日本色彩。 2 另一方面，同時期的中國，由於在沿海與大城市有數量可觀的外國官商與傳教士，加上留學生回國後對於留學生涯的描寫與傳述，配合大眾媒體與教育，亦形構出近代中國的國際觀。特別是諸次的對外戰爭與條約，逼使中國打破以己為尊的天朝體系，逐步形成國與國平等的外交觀念，並轉而以認識世界大勢為急要。 3 甚至從清末以來包括日本、英國、蘇聯、德國、美國等，皆曾被引以為師，大量引介各國的器物、思潮與制度。 4 在中國自身的需求、各國對中國的戰略興趣和彼此的力量消長下，形構了不同時期中國的國際觀。但是相對而言，1950 年代的台灣並未擁有如此多元的認識管道。即使仍有些許人士能因. 1. 2. 3. 4. 此方面研究成果主要受惠於台灣菁英日記資料的整理開放，詳細介紹見以下「研究文獻評述」。其他諸如李登輝等出生受教於日治時期的戰後菁英，其有關讀書與留學回憶，亦透露岩波文庫與當時歐美哲學等書籍對其心智與國際觀的影響。如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一：早年生活》(台北：國史館，2008)，頁64-74；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台北：前衛，1995)，頁31-42。太平洋戰爭時期台灣的媒體報導具體呈現此國際觀，如〈太平洋上對日ABCD包圍線とは何か〉，《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11月7日，夕刊3版；〈大東亞血盟體制成る斷乎第二包圍線突破へ〉，《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12月31日，1版；〈米英蘭の無緣佛に帝國のこの襟度鬼畜米英來り見よ！〉《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2月 13日，夕刊2版。有關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對本土與台灣所進行的言論管控作為，可參見：賴珍寧，〈日治時期台灣思想控制法令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1995)；奧平康弘，《治安維持法小史》(東京：岩波書店，2006)；日本新聞協會，《日本新聞協會十年史》(東京：日本新聞協會，1956)。浜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川島真，《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4)。有關日本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可見：王汎森，〈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為例〉，《二十一世紀》， 45(1998.2)，頁 47-54； Parks M. Coble, 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 (Cambridge, Mass. :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有關英國的影響，可參見：關沁恒，《轉變中的中英關係》(台北：稻鄉，1999)。蘇聯對國民黨政治體制與中華民國發展的影響，請見：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陳永發，《中國共産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2001)。有關德國的影響可見： William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馮啟宏，《法西斯主義與三〇年代中國政治》(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系，1998)。有關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可見：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綜合檢討中國與世界互動的著作可參考：柯偉林(William Kirby)、牛大勇(主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国际化、内化与外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1.

(4) 公出國或留學，但在戰爭威脅與鞏固統治的需要下，一般人的出入境受到嚴厲限制，外文報紙在台灣的流通亦受到高度管制，外國人在台灣亦不像近代中國般普遍與多樣。當時的台灣人要認識世界，除了透過體制內的教育，主要是來自大眾媒體，亦即報紙、雜誌與廣播。因而探索當時的黨政宣傳機構管控言論方向，指揮媒體輿論，成為了解此一議題的必要之舉。. 二、研究目的為了記取在大陸上失敗的教訓，中華民國政府援引抗戰與國共內戰以來的經驗，管控「言論方向」，建立起一套由蔣介石領導，橫跨黨、政、軍的宣傳決策體系，並透過頻繁、多層次的宣傳命令，直接下達至各黨政軍的文宣單位、報社、通訊社與廣播電台。具體而言，依不同的時機與用途，這些以黨的名義所發布的宣傳命令被稱為「宣傳通報」、「宣傳要點」與「宣傳方案」。簡單而言，「宣傳通報」偏重於對臨時性事件宣傳口徑的統一，「宣傳要點」說明一週以來重要時事應持的新聞言論態度，「宣傳方案」則是對固定節日或特殊事件詳訂宣傳工作計畫。這些宣傳命令針對國內外大事，下達明確且詳細的要求，規範報導與評論的角度，即使有其他民營或反對派的媒體未必有一致的宣傳口徑，但宣傳命令得以令人了解官方對於重大新聞事件如何呈現於大眾的基本態度。這些宣傳命令，目前以《宣傳週報》收錄最為齊全。該刊為國民黨中央第四組的機關刊物，起於 1952 年，迄於 1960 年，每週出刊一次，發行對象為黨政軍宣傳單位。由於事涉宣傳步調的指揮統一，屬於內部機密刊物，並不對外發售公開。該刊的其他部份亦可見黨政宣傳單位的政策意向，以此為分析對象，為掌握當時宣傳內容的重要途徑之一，因此本計畫擇定此一刊物為核心史料(key source)。在這些宣傳命令中，除了重要節慶、總統文告與重要施政的宣傳布置以外，國際事務占了大半份量。不論是國外政情變動、世界各地戰事情況、國際會議或聯合國議程，這些宣傳命令均立即且清楚地傳達官方立場。因而在官方對於資訊的篩選，以及對其非直屬媒體的關切、勸說、處罰、取締等措施下，這些宣傳命令被期待貫徹於各媒體，成為形塑 1950 年代台灣人國際觀最重要的來源之一。有趣的是，《宣傳週報》中的冷戰觀與 1950 年代世界冷戰的主流並不完全相同。冷戰強調集團對抗，但也意謂著互相克制壓抑，隨時提防但也努力限縮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但基本上中華民國的國策，以及所反映的冷戰觀卻是對戰爭抱有一定期待，聲稱反攻大陸不會引發世界大戰，也反對任何的和解談判，對之冠以姑息、綏靖等負面評價。這種與世界主流觀點歧異而獨有的國際觀，長期影響政府與人民對於世界情勢的認識，進而在面對諸多外交困境與國家定位問題時依此作出政策選擇。釐清此國際觀的形塑過程，為本計畫的主要目的。. 2.

(5) 三、文獻探討過去對於 1950 年代台灣人國際觀塑造的主題，並無直接的研究成果。然就本計畫主題的不同性質，可與三個領域加以對話，分別是宣傳史、文化冷戰史，以及日治時期台灣菁英國際觀養成的歷史。由於本計畫從《宣傳週報》出發，為黨政宣傳體系傳播與塑造官定意識型態的過程，因而既有戰後台灣宣傳史的研究成為必須參考的基礎。在此部分，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一文利用大量的國民黨一手史料，描述 1950 年代宣傳決策核心的機制與變化，並涉及宣傳體系與媒體的互動，為目前呈現戰後台灣黨政宣傳體系最為具體清楚的研究，為本計畫提供詳實的背景性知識和運作實例。 5 余敏玲〈學習蘇聯：中共宣傳與民間回應〉雖然研究對象為中國，但該文涉及中共政府教育人民認識與親近蘇聯的宣傳過程，以及社會主義國家控制下仍有少部分異議的觀察，正可與本計畫中的台灣相互對照。 6. 其他涉及國際觀的研究，以塑造冷戰敵人的成果較為豐碩，曾薰慧〈台灣五○年代國族想像. 中「共匪／匪諜」的建構〉分析「匪諜」的再現策略、其中所包含的性別意識，以及國家如何運用「想像的敵人」來監控人民，亦為國際觀形成的一部分 7 ；李筱峰〈久違的符號——從「政治標語」圖像看兩蔣政治〉與林果顯〈戰爭與宣傳：1950 年代標語的形成與困境〉，則是從標語的形成與內容，觀察日常生活中的宣傳策略。 8 何宜娟〈國民黨政府與反共抗俄教育之研究——以國(初)中歷史教材為例(1949～2000)〉則是專從教科書的內容，分析戰後台灣不同時期「反共」和「抗俄」比重的消長。 9 王錦蓉〈國民小學社會科教科書世界觀教育知識之內容分析〉可說與本計畫立意最為相關，但其研究對象僅限於國小社會科教科書，且時限為 1990 年代之後，亦僅能對照參考。 10 以上研究各有側重，對本計畫亦部分有所俾益，但對於整體國際觀塑造過程的探討可說闕如。本計畫另一個涉及的領域為文化冷戰史。1950 年代台灣的國際觀無法脫離冷戰架構，怎麼將冷戰形勢介紹給一般民眾，即為文化冷戰史的研究主題。歐美學界對於冷戰時期的政治宣傳多所著墨，但關注焦點首先集中於對外宣傳與國際形象的塑造，特別是英美以自己的意識型態推銷民主、「販賣美國之道」(selling the American way)的作為。 11 當然，歐美國家特別 5.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2(2009.11)，頁221-262。余敏玲，〈學習蘇聯：中共宣傳與民間回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0(2003.6)，頁99-139。 7 曾薰慧，〈台灣五○年代國族想像中「共匪／匪諜」的建構〉(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8 李筱峰，〈久違的符號——從「政治標語」圖像看兩蔣政治〉，《台灣近現代史論集》(台北：玉山社，2007)，頁451-493；林果顯，〈戰爭與宣傳：1950年代標語的形成與困境〉，《台灣史學雜誌》，4(2008.6)，頁45-72。 9 何宜娟，〈國民黨政府與反共抗俄教育之研究——以國(初)中歷史教材為例(1949～2000)〉(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10 王錦蓉，〈國民小學社會科教科書世界觀教育知識之內容分析〉(屏東：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 11 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6). Gary D. Rawnsley eds, Cold-War Propaganda in the 1950s (London: Macmillan, 1999). 6. 3.

(6) 是美國，對於內部冷戰文化的形塑與傳播過程，亦有相當的累積成果。12 這些研究對於了解 1950 年代台灣形塑國際觀上，除了有相當大的助益外，兩者之間的關係，亦即美國冷戰宣傳與國際關如何影響台灣，可成為未來進一步探索的課題。目前有關美國與台灣冷戰宣傳的研究不多，以 Gary Rawnsely 的 “Taiwan's Propaganda Cold War: The Offshore Islands Crises of 1954-1958”較為具體，他集中於 1954 與 1958 兩次台海危機，探討美國與中華民國關於冷戰宣傳主軸的轉變與背後的國際政治考量，對本計畫啟發甚大 13。日本對於文化冷戰的研究亦已展開，別於歐美學界側重西半球與中東的冷戰情勢，著重於冷戰時期美國對於東亞各國文化與意識型態的影響 14。在台灣的學界中，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重點雖非擺在文化冷戰方面，但美國高層如何將「反攻大陸」的「說法」從軍事行動引導到精神層面、其背後所隱含的冷戰戰略思惟改變，以及與中華民國政府後來進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關聯，張氏做了詳細而有說服力的解釋。15 文化冷戰史的研究在地域上擴展研究視野，促使本計畫在研究內部宣傳的同時，不忘該政策的國際因素，特別是美國的影響。然而既有研究成果關切歐美多於亞洲，研究其他國家多於台灣，本計畫得以在共同的基礎上提供台灣例證，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本計畫還有一個參考的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台灣菁英國際觀養成的歷史。雖然本計畫所從事的研究斷限為 1950 年代，但當時台灣大部分住民曾歷經日本殖民統治，特別是識字階級曾接受過日本式的國際觀洗禮，參考日治時期台灣菁英國際觀的養成，適可凸顯戰後國際觀塑造的特色。現有研究當中，以林獻堂等菁英的日記研究，最能細密地看出日治時期上層菁英的國際認識來源。林獻堂由於曾出國遊歷，並將見聞刊以「環球遊記」登於台灣報紙上，因而成為觀察當時台灣人國際認識的重要研究對象，許雪姬、林淑慧、黃郁升、尤靜嫺與江寶釵等人皆以此析論其意義。 16 徐千惠的研究則進一步將將李春生、連橫、吳濁流等人的遊記亦包括在內，觀察日治時期台灣旅外遊記的特色。17 此外，鄭政誠有關林獻堂讀書生活的研究， 12. 13. 14 15. 16. 17. Stephen J. Whitfield, The Culture of the Cold War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Nancy Bernhard, U.S. Television News and Cold War Propaganda, 1947-196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Gary D. Rawnsley, “Taiwan's Propaganda Cold War: The Offshore Islands Crises of 1954-1958,” in Richard J. Aldrich, Gary D. Rawnsley, Ming-Yeh T eds, The Clandestine Cold War in Asia, 1945-65: Western Intelligence, Propaganda and Special Operations (London: Frank Cass, 2000). 貴志俊彥、土屋由香(編)，《文化冷戦の時代：アメリカとアジア》(東京：國際書院，2009)。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6(2001.12)，頁231-297。張氏近年來以其對1950年代美國對台外交政策的系列研究為基礎，以八二三砲戰為個案，考察中華民國政府的宣傳作為，亦可視為政治外交與文化宣傳跨領域的結合、延伸與嘗試。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49:2(1998.6)，頁1-33；林淑慧，〈敘事、再現、啟蒙——林獻堂一九二七年日記及《環球遊記》的文化意義〉，《臺灣文學學報》，13(2008.12)，頁65-91；黃郁升，〈文明世界的接軌——以林獻堂《環球遊記》中博物館參觀經驗為探討內容〉，《臺灣史料研究》，32(2008.12)，頁117-135；尤靜嫺、江寶釵，〈遊目歐美，遊心臺灣——從林獻堂「環球遊記」看臺灣遲到的現代性〉，《文訊》，232(1995.2)，頁56-57。徐千惠，〈日治時期臺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47(2003.6)，頁125-634。. 4.

(7) 以及鄭麗榕對於官方讀書會的介紹，則展現時人的讀書內容亦展現其認識世界的途徑。18 相較於戰後僅有關於美國文學中譯與文化政治的初步研究，19 日治時期國際觀養成的過程已展現較為豐碩的成果，並且在時間上延伸本計畫的關懷。承蒙評審委員提醒，這部分的既有研究成果，與本計畫的關係較不明確。確實，在計畫撰寫之初，對於日治時期與戰後的聯繫，著眼於主題的連續性，希冀能從不同的時代經驗，推敲出近代台灣人國際認識的樣貌。但深入史料後，理解到先行研究與本計畫的根本差異，亦即前者以人為中心，從日治時期台灣菁英的私人經歷與史料出發，一一建構他們的國際觀，深富個人性；本計畫則從黨政宣傳機構的角度俯看，先由指揮與管制訊息的源頭，釐清媒體表現背後理想的國際觀。兩者本質上一為個人，一為體制，難以立即聯繫。若未來能在戰後體制方面的研究基礎上，溯及日治時期的體制性作為，亦或聚焦於日治時期的台灣菁英，觀察他們在戰後對於世界局勢的觀點，也許才能進一步理解兩個不同時代的關係。就此意義而言，這也是未來能繼續探討的議題。結合上述宣傳史與文化冷戰史的成果與不足之處，本計畫設定從近代台灣人國際觀形成的角度進行本研究。. 四、研究方法本計畫以歷史學的研究法，亦即蒐集與整理一手和二手史料，將其放置於具體歷史時空脈絡中，加以互證、比較與尋求聯繫。現代歷史學講求證據的多元採擷與真偽考訂，後現代歷史學則在對求真的辯詰思考與正視歷史的斷裂之外，尋求脈絡的建立、敘事背後的權力運作與知識系譜。本計畫所使用的研究法，即是以現代歷史學方法為基礎蒐集考訂史料，並意識到後現代史學論點，對資料進行解讀分析。首先在資料蒐集上，本計畫所涉及的史料，即使以《宣傳週報》為主，還包含官方檔案文件、私人日記、史料彙編，以及二手研究論著，亦即在多元檔案(multi-archieves)的基礎上，互相考證補充，拼湊建構出 1950 年代形塑台灣人國際觀的基本樣貌。其次在解讀分析上，將所有資料以時繫事，按發表時序製作文獻編年資料庫。如此不僅可初步統整所有經考訂過的資料，並可在時序中考察不同史料間的彼此聯繫。同時，進一步將編年資料庫中的資料按性質分類，將片斷零碎的資訊加以整合，並放置於具體時空背景下加以思考，以掌握研究對象在當時社會中的定位與影響力。. 18 19. 鄭政誠，〈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讀書生活〉，《兩岸發展史研究》，7(2009.6)，頁45-72。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中外文學》，36:4(2007.12)，頁317-346。. 5.

(8) 五、研究成果本計畫藉由經費挹助，得以完成史料蒐集與資料庫製作，以此為基礎撰寫學術論文。以下分史料蒐集與資料庫製作，以及研究發現兩方面介紹研究成果。. (一) 史料蒐集與資料庫製作在史料蒐集上，從 2010 年 8 月委請助理協助，影印蒐集《宣傳週報》裡的「宣傳通報」、「宣傳要點」與「宣傳方案」，並旁及《宣傳週報》的其他內容。《宣傳週報》從 1952 年 8 月到 1960 年 9 月，8 年共 16 卷 438 期。其次，國民黨黨史館的其他檔案，包含「中常會記錄」、「中央委員會年終工作檢討報告」，以及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案」與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外交部檔案」當中，有關宣傳與國際觀塑造的資料，亦在蒐集範圍之中。其餘諸如《總統. 蔣. 公大事長編初稿》與國史館、黨史會等出版品，亦為蒐集閱讀的對象。此部分工作由於範圍甚廣，所須時間較長，在進行至第 3 個月起，同時進行編年資料庫的工作。其次，2010 年 10 月起針對《宣傳週報》製作編年資料庫。依史料出現年份，在時間縱軸上依序排列，登錄摘要與關鍵字，藉以分門別類，提供分析基礎，並能整合其他性質與來源的史料。由於摘要和關鍵字與日後的分析統計關係甚至，同時涉及研究者對該史料的認識，因此該階段工作由計畫主持人負責。最後的成果是此資料庫約有 3,000 餘筆資料，累積 10 萬字成果，對於後續研究分析，有莫大助益。. (二) 研究發現本計畫從上述的編年資料庫中，掌握了 1950 年代黨政宣傳機構所提供的國際圖像，主要表現在六個面向。亦即：1. 國際集團的分類及其標準。2. 各集團與中華民國政府的敵我關係。 3. 聯合國代表權與運作問題。4. 對國際會議的態度。5. 對綏靖與中立政策的抵制。6. 對各地戰爭的關切，特別是與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關係。整體而言，《宣傳週報》所呈現的國際局勢，雖然在大方向上認同以美國為首的冷戰架構，站在「西方」的立場從事反共鬥爭，然而由於自身歷史過程與國家利益，常常訴求亞洲觀點與反共經驗，以致於所塑造的國際認識和冷戰情勢，自成一格。以下針對上述的六個面向，簡單加以整併討論。. 1.國際集團與敵我關係首先，《宣傳週報》中所發布的宣傳命令當中，高達一半以上涉及國際事務，本計畫在成形之初即是被此特殊現象所啟發，進而逐步探究。在這些宣傳命令中，主要是透過國際集團塑造台灣民眾對世界的認識。這些集團分別是拉丁美洲集團(20 國)、北大西洋公約國(14 國)、東南亞公約國(8 國)、亞非集團(下又細分為哥侖坡集團 5 國及阿拉伯聯盟 7 國，加上其他國家. 6.

(9) 共 23 國)、共產國家集團(9 國)、其他國家(8 國)。 20 這些集團基本上依區域結盟與面對共產主義時的態度來區分，將世界分為數股勢力相競爭的區塊，以此理解國際局勢演變的背後動力。北約及共產主義國家算是冷戰東西方的基本分類，其餘地緣的條約來統合的思考，並非特別的冷戰認識，然而，這些以聯合國會員國為基本思考的國際圖像，若放到世界地圖上，則會發現仍留下大片的空白處，亦即在 1960 年代之後大量獨立的亞非新興國家。換言之，在看似中立的世界權力版圖的畫分上，當時的黨政宣傳機構所賦予的認識，無疑並不接近殖民地立場，而較站在殖民主的角度、或者該說大國的角度觀看世界。當然，這種國際觀仍有自身獨有的關切焦點，亦即該國是否與我有邦交？是否承認「匪幫」？以此來看，由於邦交國橫跨各種集團，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又不僅限於共產集團，上述集團的概念遂難以解釋這些歧異的行為。不過，在敵我關係上，黨政宣傳機構卻是以是堅決反共為一致性的標準，清楚劃分對待各國的態度，「凡反共抗俄的國家，不問其國內政治狀態如何，都應引為我國朋友，反之媚共的國家，即使信奉民主必另眼相看」。 21 因而反共抗俄、能否與我國結盟才是關心世界的重點，該國是否民主或獨裁則不在最主要的考慮。值得注意的是，中華民國又是屬於哪個集團呢？既不屬於北約，當然不屬於共產集團，在地緣上亦非在東南亞國家的分類中，而是安排於「其他」。在此分類中，僅有西班牙與中華民國屬於「堅決反共」此一亞類。在如此的集團分類與敵我關係下，當時所欲傳達的國際觀，將全世界視為一場關係生死存亡的棋局。民主陣營雖然看似暫居上風，但與之對峙的共產集團不僅實力不容小覷，而且野心勃勃，不斷到處「煽風點火」。另外，一些標榜中立的國家為數亦不少，這些國家對於反共的信念並不強烈，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可能溫床。如此的國際形勢是嚴峻的、迫在眉睫的，稍一輕忽即可能使共產主義的勢力大幅擴張，因此，就算是民主陣營中的大國，若其內部出現對蘇聯集團稍加緩和的聲音，也必須特別加以大聲疾呼，予以警告。簡言之，對於國際集團的認識，立基於堅決反共的立場，對國際間任何風吹草動遂極度敏感，這或許是當時國際新聞受到高度重視的原因之一。. 2.聯合國代表權與運作問題 1950 年代國際觀所帶有的緊張感，以及對共產主義擴張形勢所表現出的義正詞嚴，充分展現在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以及聯合國運作等問題上。從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退居台灣以來，國際上即不斷有聲音質疑中華民國能否在聯合國中代表中國，在冷戰架構下，代表權問題成為美蘇角力的戰場。然而，並非所謂的民主陣營皆全力認同美國支持中華民國的立場，例如英國等國一直在此立場上與中華民國利益相違，也因此涉及入會資格審查的聯合. 20 21. 〈聯合國中的新形勢〉，《宣傳週報》，6:26(1955.12)，頁2-3。〈由阿根廷政變的新聞報導說起〉，《宣傳週報》，6:14(1955.9)，頁4。. 7.

(10) 國大會，成為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上生死存亡的重要場合。在這樣的形勢下，宣傳上對於聯合國的相關事務，幾乎只聚焦於「匪幫企圖混入聯合國」的攻防問題，對於聯合國在教科文方面的工作推動，亦或是國際上在經濟、醫療事務上合作等面向，很少被視為宣傳上的重點。如此的聯合國，成為另一個國際競爭棋局的縮影，希望民眾關切或理解的，是在外交戰場上的努力與所面臨的危機。在宣傳策略上，聯合國代表權的問題常被提昇為聯合國原先設立意義的原則性議題。1950 年代在美國的主導下，中華民國的席次在表決尚未落居下風，不過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將此問題放到大會中討論、表決，甚至讓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到聯合國發言等等企圖與作法，往往給予強烈的譴責。其訴求邏輯是，「中共匪幫」為中華民國的叛亂團體，是蘇聯侵略世界計畫中的馬前卒，是韓戰中的侵略者，根本就不應該承認其地位，不該讓其發言，甚至考慮入會。 22. 也因此，當聯合國當中出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的提案時，宣傳中反過來會質疑同意此種作. 法的聯合國「名存實亡」，對聯合國表示相當程度的失望與憤怒。 23 如同對國際集團的分類與理解，這種敏感與義正詞嚴的態度，一方面傳達了危機感，另一方面則顯露悲壯與孤立的情緒。同樣的思考，也反映在對國際會議的態度。. 3.對國際會議與綏靖、中立政策的態度若說聯合國是競爭棋局的全盤縮影，在宣傳上各種國際間的會議則被視為是檯面下的暗盤交易。在各式的國際會議，宣傳上最在乎的是大國間的元首高峰會議，以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層級的接觸談判。基於雅爾達會議所造成的傷害，以及中華民國無法參與此等會談，宣傳上將大國間的會議視為「密室外交」與「黑箱作業」，語氣中充滿了疑懼，也因此，每當國際上有任何重要會談出現，從召開前、進行中到結束後，均展現密切注意形勢發展的態度。 24. 同時，每次均會發表聲明，反對任何在聯合國之外的國際會議，亦反對任何涉及中華民國問. 題(或所謂台灣問題)的討論放入議程當中。由於對國際會議的否定態度，甚至對於當時東西方重要談判地點的日內瓦，冠以「不祥的地名」之稱，可見其激烈反對態度。 25 國際會議是具體的會談形式，而其背後所代表的思惟更是宣傳上所關切的焦點。在宣傳命令中，任何與共產集團接觸、談判、和緩的行動與言詞，均被視為綏靖、示弱、投機、僥倖的心理，自然是不可取且應加以警告譴責的事。綏靖並非中立辭彙，在宣傳命令中常毫不隱藏地以姑息養奸等字眼加以形容。26 對國際局勢不假辭色的評論，也凸顯中華民國政府在反共事業上的高瞻遠矚、防微杜漸與重要價值。. 22. 《宣傳週報》，3:9(1954.2)，頁1-2。〈嚴拒共匪妄加聯大〉，《宣傳週報》，4:2(1954.7)，頁1-2。 24 〈斥英印等國的秘密外交〉，《宣傳週超》，5:11(1955.3)，頁3。 25 《宣傳週報》，6:6(1955.8)，頁1-2。 26 〈杜勒斯的聯合行動〉，《宣傳週報》，3:16(1954.4)，頁1-2；〈共匪擊落民機的暴行〉，《宣傳週報》，4:5(1954.7)，頁1-2。 23. 8.

(11) 另一種在反共政策上的不同態度，則更是宣傳上所大力抨擊的對象，亦即中立政策。在上述的國際觀當中，既然在冷戰下世界正進行一場生死存亡的棋局，在正義與邪惡的二元對立下，在國家立場上應該只有非黑即白，絕無模糊推諉的灰色地帶。然而如同第一點所提到的國際集團分布，當時有數個國家甚或集團標榜中立，嚴重背離了兩極對抗的理想圖像，因而在宣傳上，不斷對於此等國家給予極低的負面評價。諸如和平幻想、國際掮客、首鼠兩端等辭彙，批判穿梭於兩大集團集的政治領袖。這些中立的國家以印度為首，而印度在韓戰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稍接近的行動，都使得宣傳上極力貶抑印度總理尼赫魯。 27 有趣的是，這也使得尼赫魯的能見度大為提高，這意謂著反面的宣傳，往往也使人們牢記了敵人的存在，提高了敵人的影響力。此點宣傳效果上的矛盾，將在日後正式發表的論文中，持續探索。. 4.對戰爭的關切若統合上述對國際會議的疑懼，以及對綏靖與中立政策的批判，背後所反映出來的理想國際局勢發展，則是未來不久即將、或應該發生戰事的主張。繼續退讓將會被予取予求，任何接觸談判皆屬徒勞無功，蘇聯集團所展現出來的善意動作亦為笑臉功勢，簡單而言，若不消滅推翻共產集團的統治，則世界和平將永無到來的一日。因此，唯有戰爭才能真正解決此一問題。在此關懷下，世界上任何地方若發生戰爭，既可能象徵共產集團的擴張野心，也可能顯示共產勢力即將垮台、世界各地人民心向自由的決心。這也是為何遠在千里的戰爭仍必須高度關心的主要理由，而這又與中華民國的反共大業習習相關。某種程度上，宣傳上將全世界的戰爭都歸咎於蘇聯的野心，而其重心放在亞洲，其最大的傀儡為中共，因此，若能反攻大陸就能打擊莫斯科，唯有戰勝中共才能奠下亞洲和平的基礎，也能才讓世界真正的和平。28 此種邏輯明顯地與中華民國當時的國策吻合，所訴求的不外乎是證明反攻大業在世界冷戰中的重要性。然而，達成此目的的國際圖像又應該是什麼呢？雖然難以直接明言，但實際上在宣傳中，卻是異常地關切各種引發全面性戰爭的跡象，亦即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不論是警告可能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批評為了懼戰而與共產集團妥協的軟弱外交，或是提醒應為不久將來可能的大戰預作準備，其實背後隱含著對戰爭(大戰)的期待。 29 因此在韓戰、越南問題與東西德問題上反對任何形式的和談，並將南北韓、南北越的分裂視為對共產集團侵略行為的承認與妥協，除了有唇亡齒寒的心理外，更重要的是主張戰爭的態度。而在歷經不同時期的變化後，演變成保證反攻大陸不會造成第三次. 27. 〈注意國際間對遠東局勢的醞釀〉，《宣傳週報》，5:25(1955.6)，頁3-4。〈杜勒斯的聯合行動〉，《宣傳週報》，3:16(1954.4)，頁1-2；〈擬議中的東南亞聯盟〉，《宣傳週報》，3:17(1954.4)，頁3。 29 〈糾正國際間鬆弛的觀念〉，《宣傳週報》，3:2(1954.1)，頁1-2。 28. 9.

(12) 世界大戰，但為了自己的民族大業與世界和平，中華民國仍會獨自完成反攻戰爭。 30 上述的敏感、孤立、絕無灰色地帶的國際觀，帶出了戰爭不得不為、應所當然的立場。綜合以上數點觀察，1950 年代黨政宣傳機構所欲塑造的國際觀，一方面將全世界視為冷戰雙方競爭的棋局，任何變動都將牽動全盤的勢力消長，因此極度關係國際事務的發展，另一方面，卻是幾乎只以中華民國自身利益為中心的觀點來觀看世界，塑造民眾對於國際形勢的危機感。不管是聯合國或其他國際會議，所欲塑造的國際認識皆反映了一個險惡的大環境，未與中華民國站在同一立場的國家，不是被矇騙、就是心存僥倖，也因此常常需要向世界苦口婆心或義正辭嚴地呼籲。為了徹底達成世界和平，唯有透過戰爭打敗共產集團，才是最根本的解決之道。所有造成戰爭的可能徵兆，以及對反攻大業的助力或阻力，成為國際認識的核心。國際新聞意在開拓國人眼界，觀看國際局勢的詭譎多變，實質上更像是在表達自身的立場，訴求人民對國策的支持，此為 1950 年代國際觀的特色所在。. 六、參考文獻 (一) 史料與專書 1.. 《宣傳週報》，1-16:14(1952.8-1960.9)。. 2.. 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一：早年生活》，台北：國史館，2008。. 3..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台北：前衛，1995。. 4.. 奧平康弘，《治安維持法小史》，東京：岩波書店，2006。. 5.. 日本新聞協會，《日本新聞協會十年史》，東京：日本新聞協會，1956。. 6.. 浜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 7.. 川島真，《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4。. 8.. 關沁恒，《轉變中的中英關係》，台北：稻鄉，1999。. 9..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10. 陳永發，《中國共産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2001。 11. 柯偉林(William Kirby)、牛大勇(主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国际化、内化与外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12. 貴志俊彥、土屋由香(編)，《文化冷戦の時代：アメリカとアジア》，東京：國際書院，2009。 13. Belmonte, Laura A.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14. Bernhard, Nancy. U.S. Television News and Cold War Propaganda, 1947-196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5. Coble, Parks M. 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 Cambridge, Mass. :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6. Fairbank, John K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17. Kirby, William.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8. Osgood, Kenneth.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6.. 30. 《宣傳週報》，4:26(1954.12)，頁6-8。. 10.

(13) 19. Rawnsley, Gary D. eds. Cold-War Propaganda in the 1950s. London: Macmillan, 1999. 20. Whitfield, Stephen J. The Culture of the Cold War.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二) 期刊與學位論文 1.. 尤靜嫺、江寶釵，〈遊目歐美，遊心臺灣——從林獻堂「環球遊記」看臺灣遲到的現代性〉，《文訊》，232(1995.2)，頁56-57。. 2.. 王汎森，〈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為例〉，《二十一世紀》，45(1998.2)，頁47-54。. 3.. 王錦蓉，〈國民小學社會科教科書世界觀教育知識之內容分析〉，屏東：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4..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2(2009.11)，頁221-262。. 5.. 何宜娟，〈國民黨政府與反共抗俄教育之研究——以國(初)中歷史教材為例(1949～2000)〉，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6.. 余敏玲，〈學習蘇聯：中共宣傳與民間回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0(2003.6)，頁99-139。. 7.. 李筱峰，〈久違的符號——從「政治標語」圖像看兩蔣政治〉，《台灣近現代史論集》(台北：玉山社，2007)，頁451-493。. 8.. 林果顯，〈戰爭與宣傳：1950年代標語的形成與困境〉，《台灣史學雜誌》，4(2008.6)，頁45-72。. 9.. 林淑慧，〈敘事、再現、啟蒙——林獻堂一九二七年日記及《環球遊記》的文化意義〉，《臺灣文學學報》， 13(2008.12)，頁65-91。. 10. 徐千惠，〈日治時期臺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47(2003.6)，頁125-634。 11. 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6(2001.12)，頁231-297。 12. 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49:2(1998.6)，頁1-33。 13. 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中外文學》，36:4(2007.12)，頁317-346。 14. 曾薰慧，〈台灣五○年代國族想像中「共匪／匪諜」的建構〉(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15. 馮啟宏，《法西斯主義與三〇年代中國政治》，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系，1998。 16. 黃郁升，〈文明世界的接軌——以林獻堂《環球遊記》中博物館參觀經驗為探討內容〉，《臺灣史料研究》， 32(2008.12)，頁117-135。 17. 鄭政誠，〈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讀書生活〉，《兩岸發展史研究》，7(2009.6)，頁45-72。 18. 賴珍寧，〈日治時期台灣思想控制法令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1995。 19. Rawnsley, Gary D. “Taiwan's Propaganda Cold War: The Offshore Islands Crises of 1954-1958,” in Richard J. Aldrich, Gary D. Rawnsley, Ming-Yeh T eds, The Clandestine Cold War in Asia, 1945-65: Western Intelligence, Propaganda and Special Operations (London: Frank Cass, 2000).. 七、計畫成果自評本計畫在原訂執行目標上，完成了資料蒐集與資料庫製作，並在此基礎上撰寫學術論文，準備投稿。就研究方向的進展，以及預期目標的達成，與原計畫相符。在學術價值和主要發現上，本研究成果應可作出兩方面的貢獻。首先，本計畫在學術意義上具有完備性。戰後台灣人國際觀的塑造，一直是尚未全面性而完整考察的議題，本計畫將可成為填補此一研究上空白的基礎之一。此一研究對於理解黨政體制對人民的控制管道，以及台灣人政治與社會意識形成的歷程將有所助益。過去對於 1950 年代的台灣政治史研究，多偏重於統治體制的建立、. 11.

(14) 白色恐怖案例的清理、地方社會的控制手段，以及國際地緣政治中的條約、戰事衝突與援助等等，這些研究主要釐清了體制的外部構造，但對於當時執政者所欲塑造的心靈風景，卻較少觸及。雖然在文化與教育政策，以及國族認同領域，已有部分的研究成果，然而在奴化與祖國、中國與台灣、思想毒素與反共抗俄等被關注的議題之外，當時的政府所理想中的台灣人思想，果真只有如此？藉由本計畫的研究成果，指出在資訊被高度管控的 1950 年代，黨政宣傳機構利用發布訊息的主動權，以及逐漸綿密的宣傳指揮體系，積極向台灣人民傳播具有中華民國特色的國際觀，其次，本計畫在學術意義上尚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本計畫聚焦於 1950 年代黨政宣傳機構的作為，拼湊出當時所欲塑造的國際認識，在時代縱深上，還可向下與向後延伸，特別是與日本殖民時期台灣人國際觀的結合，或許能構築近代台灣人如何認識世界的完整圖像。同時，末來在宣傳層次上亦可再予深入，從官方報紙與雜誌的報導，比對是否貫徹宣傳命令；包括從重要黨政宣傳人員的回憶錄、日記與文集中，再統整出當時宣傳官僚的國際觀；從民營報紙或反對派雜誌，觀察與宣傳命令的差距外，言論方向產生衝突矛盾時兩者如何折衝應對，亦即可延伸為戰後黨政宣傳與社會互動的研究課題。綜合以上兩點，本研究成果適合發表於學術期刊，希冀能與相關領域的學者交流討論。同時，本研究仍有眾多議題有待開拓，或可為個人與學界提供新的取徑，豐富 1950 年代台灣史的研究。另外，在助理的訓練與學習上，由於本計畫需要大量的資料，在查找的過程中助理必須前往各種性質不同的圖書館與資料中心，在有助於蒐集史料的能力。而資料庫的製作，雖然由計畫主持人負責摘要與下關鍵字，但建置的過程中，助理也得以了解所蒐集的龐大資料如何化為可用的資料庫，對其日後研究應可達到一定程度的助益。藉由本計畫，除了獲得應有之報酬，同時亦從中獲得學習的機會，與本計畫原初目的相符。. 12.

(15)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日期:2011/10/08 計畫名稱: 1950年代黨政宣傳機構所塑造的國際觀：以《宣傳週報》為中心.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主持人: 林果顯計畫編號: 99-2410-H-004-084-. 學門領域: 台灣史.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6) 9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計畫主持人：林果顯計畫編號：99-2410-H-004-084計畫名稱：1950 年代黨政宣傳機構所塑造的國際觀：以《宣傳週報》為中心量化本計畫實實際已達成預期總達成際貢獻百單位成果項目數（被接受數(含實際已分比達成數). 或已發表）. 期刊論文論文著作. 專利國內技術移轉. 0. 1.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100% 100%.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申請中件數. 0 0. 0 0. 100% 100%.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2. 100%. 0 0 0. 0 0 0. 100% 100% 100%. 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申請中件數 0 已獲得件數 0. 0 0 0 0 0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0 0 0 0. 0 0 0 0. 100% 100% 100% 100%. 人次. 參與計畫人力博士生（本國籍）博士後研究員專任助理期刊論文. 論文著作. 專利國外技術移轉. 篇. 0 0. 碩士生參與計畫人力博士生（外國籍）博士後研究員專任助理.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 ... 等）撰寫中，並擬至研討會中發表。. 件. 協助資料蒐集，並學習資料庫製作。人次. 篇章/本件.

(17) 無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成果項目科教處計畫加填項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課程/模組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教材舉辦之活動/競賽研討會/工作坊電子報、網站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量化. 0 0 0 0 0 0 0 0.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18)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本計畫的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的方向相符，在史料分析的對象上更為聚焦。《宣傳週報》編年資料庫的建立，不僅達成原先計畫的第一步驟，對於藉此而正撰寫中的文章，亦有直接助益。在學術價值和主要發現上，本研究成果應可作出兩方面的貢獻。首先，本計畫在學術意義上具有完備性。戰後台灣人國際觀的塑造，一直是尚未全面性而完整考察的議題，本計畫將可成為填補此一研究上空白的基礎之一。此一研究對於理解黨政體制對人民的控制管道，以及台灣人政治與社會意識形成的歷程將有所助益。過去對於 1950 年代的台灣政治史研究，多偏重於統治體制的建立、白色恐怖案例的清理、地方社會的控制手段，以及國際地緣政治中的條約、戰事衝突與援助等等，這些研究主要釐清了體制的外部構造，但對於當時執政者所欲塑造的心靈風景，卻較少觸及。雖然在文化與教育政策，以及國族認同領域，已有部分的研究成果，然而在奴化與祖國、中國與台灣、思想毒素與反共抗俄等被關注的議題之外，當時的政府所理想中的台灣人思想，果真只有如此？藉由本計畫的研究成果，指出在資訊被高度管控的 1950 年代，黨政宣傳機構利用發布訊息的主動權，以及逐漸綿密的宣傳指揮體系，積極向台灣人民傳播具有中華民國特色的國際觀，其次，本計畫在學術意義上尚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本計畫聚焦於 1950 年代黨政宣傳機構的作為，拼湊出當時所欲塑造的國際認識，在時代縱深上，還可向下與向後延伸，特別是與日本殖民時期台灣人國際觀的結合，或許能構築近代台灣人如何認識世界的完整圖像。同時，末來在宣傳層次上亦可再予深入，從官方報紙與雜誌的報導，比對是否貫徹宣.

(19) 傳命令；包括從重要黨政宣傳人員的回憶錄、日記與文集中，再統整出當時宣傳官僚的國際觀；從民營報紙或反對派雜誌，觀察與宣傳命令的差距外，言論方向產生衝突矛盾時兩者如何折衝應對，亦即可延伸為戰後黨政宣傳與社會互動的研究課題。綜合以上兩點，本研究成果適合發表於學術期刊，希冀能與相關領域的學者交流討論。同時，本研究仍有眾多議題有待開拓，或可為個人與學界提供新的取徑，豐富 1950 年代台灣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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