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入關以前對海防壓力與水上軍事事務的肆應：能力、策略及其發展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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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陳國棟教授. 清人入關以前對海防壓力與水上軍事事務的肆應：能力、策略及其發展思維. 研究生. 陳韋聿. 中華民國一０三年七月.

(2)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17世紀上半葉的滿人，在長期根據遼東半島、及至入關以前的這段期間，水域地形裡的戰爭與運輸，以及海岸線上的防禦，曾為他們造成什麼樣的軍事難題，而他們又將採取如何的應變措施，以克服這些挑戰。另外，本文亦將檢視天聰七年以降毛文龍舊部的陸續來降，是否確如學界成說所言，提升了滿人的水上戰力，並將針對關外時期滿人在水面上的長期軍事發展策略，提出個人的一些推斷。滿語稱為「weihu」或「jaha」的小船，曾在滿人早期的戰事裡面，發揮一定程度的運輸功能。然而，當戰爭規模日益擴大，滿洲自有的船隻技術，漸漸無法適應新的需要。而隨著滿人與漢地社會的接觸越趨頻繁，他們開始仿造漢人的船隻，並將之投入於軍事用途。在這個過程中，滿洲軍官佟克申扮演了技術媒介的要角。然而，滿人的造船水平，仍無法在短時間內與對手並駕齊驅，而仍存在影響其長期軍事發展方針的限制。滿人進入遼東半島後，明朝方面的「三方布置策」，以及明將毛文龍所建立的「東江鎮」等海岸線上的軍事壓力，逼使滿人必須採取墟地徙民的消極守勢。為了因應明軍浮海而來的襲擾，滿人曾在綿長的半島海岸線各處，布置不同的防禦，但成效有限。而在與明朝對抗的戰爭當中，滿人亦曾數表現出他們對水上戰力的需求，並意圖藉由引援於朝鮮的辦法，作為權宜應變。然而這些實驗性的做法，並未取得太大的成功。天聰七年以降，毛文龍舊部陸續向滿洲投降，許多史家認為這些降將帶到滿洲的軍人與船隻，可能為滿人帶來了水軍的即戰力。然而，若實際檢證這些將領帶到滿洲的投降隊伍，則實情或許並不如是。本文推斷：皇太極之所以選擇將降軍留置於陸上戰場，可能是基於對火炮技術的需要、滿洲軍人群體的異議、對降將的控馭等原因。最終，滿人仍選擇走向原先擅長的戰爭模式，繼續完成他們征服中國的事業。關鍵詞：清朝、滿洲、入關、海防、水軍、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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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代對照表西元. 金（清）. 明. 西元. 金（清）. 明. 1616. 天命元年. 萬曆四十四年. 1631. 天聰五年. 崇禎四年. 1617. 天命二年. 萬曆四十五年. 1632. 天聰六年. 崇禎五年. 1618. 天命三年. 萬曆四十六年. 1633. 天聰七年. 崇禎六年. 1619. 天命四年. 萬曆四十七年. 1634. 天聰八年. 崇禎七年. 1620. 天命五年. 萬曆四十八年. 1635. 天聰九年. 崇禎八年. 泰昌元年. 1636. 天聰十年. 崇禎九年. 1621. 天命六年. 天啟元年. 崇德元年. 1622. 天命七年. 天啟二年. 1637. 崇德二年. 崇禎十年. 1623. 天命八年. 天啟三年. 1638. 崇德三年. 崇禎十一年. 1624. 天命九年. 天啟四年. 1639. 崇德四年. 崇禎十二年. 1625. 天命十年. 天啟五年. 1640. 崇德五年. 崇禎十三年. 1626. 天命十一年. 天啟六年. 1641. 崇德六年. 崇禎十四年. 1627. 天聰元年. 天啟七年. 1642. 崇德七年. 崇禎十五年. 1628. 天聰二年. 崇禎元年. 1643. 崇德八年. 崇禎十六年. 1629. 天聰三年. 崇禎二年. 1644. 順治元年. 崇禎十七年. 1630. 天聰四年. 崇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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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目錄第一章. 緒論 .................................................................................. 1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1 . 第二節. 研究回顧 .......................................................................................... 5 .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10 . 第二章. 滿洲造船技術的發展及其限制 ......................................... 15 . 第一節. 「weihu」與「jaha」──滿人自有的造船技術.......................... 16 . 第二節. 佟克申與「cuwan」──滿人工匠對異地造船技術的吸收 ........ 29 . 第三節. 滿洲船隻在軍事用途上的總體評估 ............................................. 39 . 第三章. 滿人所面對的水上軍事問題：海防、水戰（登陸戰）以及滿洲軍隊的應變之道 ............. 49 . 第一節. 滿人遭遇的海防壓力及其墟地徙民的基本策略 .......................... 50 . 第二節. 滿人在遼東半島所建立的防禦體系 ............................................. 62 . 第三節. 滿人對水上戰力的需要及其向朝鮮提出的借援要求 .................. 70 . 第四章. 毛文龍舊將來降：一個提升滿洲水戰實力的契機？ .......... 81 . 第一節. 考論毛文龍舊將攜降於金國的「人」以及「船」 ...................... 84 . 第二節. 天聰七年皇太極拒絕建置水軍的原因.......................................... 99 . 第五章. 結論 .............................................................................. 107 . 徵引書目 .....................................................................................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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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一章. 第一一節. 緒論緒. 研究動機. 這篇篇論文的旨趣趣，是在探究究關外時期的滿人所可可能面對到的的水軍、水戰、水上運運輸等各種與與水域地形形有關的軍事事問題。更明明確的說：本本文主要關注的是由努努爾哈齊1所建立的金政所政權，在天命命六年（1621））向遼河東部部的平原地帶進軍以後後，一直到攻攻破山海關關之前的這段段期間，曾經經因為遼東半半島海岸線上的敵軍入入侵，或者水水面上的戰戰爭與運輸等等種種的軍事事事務，而遭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對於水戰原原不熟悉的滿滿人2，他們們原先在造船船方面擁有什什麼樣的技術能力，是是否足以克服服這些新的的挑戰，或者者他們將採取取什麼樣的應應變策略，. 1. 另一個比較較通行的譯名是是「努爾哈赤」，兩者皆為滿滿語「Nurhaci」的漢譯。在臺灣臺灣，長年從事滿文教學學與文獻研究的學者莊吉發主張張使用「努爾哈哈齊」，一方面面是字尾的「齊齊」字較貼近滿語「ci」的的譯音，另一方方面則是因為「「努爾哈赤」這這樣的譯法可能能承自於明代文獻獻中較具貶損意味的「奴兒哈赤」（儘儘管建州女真所所在的黑龍江下下游地區，在漢漢文文獻當中很早早就已被稱作」，明朝也在這這裡設置了「奴奴兒干都司」，因之「奴兒哈哈赤」的譯名之產產生，或也受「奴兒干」到地名傳傳統的影響）。清清史學者陳捷先先也持此觀點，，他並且指出，《清實錄》定本本與一些清代官書，皆皆稱太祖名諱為「努爾哈齊」。參見氏著，《努爾哈齊寫真真》（臺北：遠遠流，2003），〈前言〉，頁6-7。另外，在清代官方出版版的文獻當中，太祖的三個弟弟弟「surhaci」、「yarhaci」、「murhaci」，皆被譯為「舒爾哈齊」、「雅爾哈齊」、「穆爾哈齊」」。顯然，按照照清人的想法，太祖姓名名的「ci」字，應應也會被翻譯為為「齊」字。本本文從此說，故故行文皆用「努爾努爾哈齊」。. 2. 歷史上的、「滿人」或「滿洲」，是一一個變動不斷的的概念。根據中中國學者孫靜的研研究，滿人從他們在努努爾哈齊時代對「女真」先世的的追溯，以及「諸諸申」的自我認認同，再到皇太太極時代的「滿洲」，乃至至日後以旗籍為為認同的滿族，是一個不斷將將不同族屬的人群群吸納到一個「「民族共同體」當中的歷歷史過程，因而不不同時期、不同同語境底下的「「滿洲人」，其其組成的人群結構構與認同意識（即他們「以什麼來確認認自己歸屬於滿滿族」），都不不盡相同。參見見孫靜，《「滿洲洲」民族共同體形成歷歷程》（瀋陽：遼遼寧民族出版社社，2008）。準此，下文每處提提及的「滿人」」或「滿洲」，在不同的的歷史情境下，意意義可能都不一一樣，但對文意意不致造成太大大的妨害，讀者亦亦當不難掌握到文章每每一處「滿人」、「滿洲」所指指之大略。.

(9) ．2．. 以度過眼前的難關。最後，本文還將檢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等毛文龍舊部的接續降清，是否如同學界的成說所言，曾為滿人建立起一支具有水戰能力的漢人軍隊。另外，本文也將針對入關以前的滿人在水上軍事力量方面的發展思維，提出一些個人的觀察與推斷。如眾所皆知，十七世紀初崛起於東北亞的金（清）政權，3在開國時期的各方征戰過程當中，乃是以滿人為主體，組織起兵民合一的八旗體制，作為其征戰力量的主要來源。在普遍的印象裡面，滿人似乎是天生長於騎射的民族，因而滿洲軍人也理應都是嫻熟弓馬的騎兵，這樣的普遍印象，其實可能是有些不準確的。4但無論如何，滿人（以及後來被收編進入八旗體系的蒙古人）長於野戰，這點殆無疑義。另一方面，大致由於戰爭的需求，滿人的鐵器冶煉，在努爾哈齊主政的時代便已相當發達。冶鐵技術的發展，除了增強他們在兵器、盔甲等武裝上的質量，也為日後歐式火炮（即所謂「紅夷炮」）的鑄造打下基礎。5天命（1616-1626）末至天聰（1627-1636）初，當滿人意欲向遼河西岸大舉. 3. 按照「名從主人」原則，本文在述及努爾哈齊所建立的金政權時，全以滿人當時慣用的「金」或「金國」稱之，而不使用一般通稱的「後金」。. 4. 早期的滿人（或說建州女真）在還未踏出長白山脈南段的山間河谷地帶、向遼河平原東部與遼東半島進軍以前，他們的步戰實力比起馬上作戰，可能是更為出色的。萬曆、天啟之交，流通於明朝境內的一部文獻便曾指出：「奴步兵善騰山短戰，馬兵弱；北關馬兵最悍，步兵弱。故奴畏北騎，北畏奴步」。在這裡，「奴」指的是努爾哈齊領導的建州女真，「北關」則是指海西女真當中的葉赫部。這樣看來，早期的建州女真，步戰實力其實更為出色，而他們的騎兵實力之成長，可能是陸續收編了其他女真與蒙古部族的結果。實際上滿人騎射的形象深植人心，不惟現代如此，當代亦然。天啟初年，在明代一眾喜談兵事的文人當中說得上是真正「知兵」的徐光啟，便曾說到：「奴之步兵極精，分合有法，而談東事者但以為長於弓馬而已」。可見當時明朝內部的議論，也多以為滿人的騎射技術對明軍造成了比較大的威脅，而忽略掉滿人本有的步戰實力。以上所徵引之史料，參見［明］于燕芳，《剿奴議撮》，收錄於潘喆等編，《清入關前史料選輯‧第1輯》（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頁131；［明］徐光啟撰，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上海：中華書局，1963），卷3，頁116。. 5. 關外時期滿人在冶鐵技術與鐵製兵器、大炮等軍事工業等方面的發展，參見陳文石，〈清人入關前期的手工業〉，收錄於氏著，《明清政治社會史論》（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91）上冊，頁287-302。陳文著重在冶鐵技術對滿人造炮的影響，實際上還有一些史料可以額外證明滿人早期的鐵製兵器也是質量極佳。例如天命四年的薩爾滸戰役，曾身歷其境的朝鮮人李民寏，在他的見聞記錄當中指出，金軍「甲冑極其堅致，除非強弓，必不能貫穿於百步之外，若至薄近，.

(10) ．3．. 進逼的時候，他們在兩次攻擊遼西重鎮──寧遠的戰役當中，曾受到明軍西式火炮的極大打擊。6此後，滿洲軍隊遂開始吸收明朝所掌握的造炮、操炮技術，並很快地能夠鑄造出水準精良的火炮。同時，他們也以降順的漢人為主體，建立起以火炮為主力的獨立部隊，7並且在天聰至崇德（1636-1643）朝的歷次戰爭當中，逐步發展出步兵、騎兵、炮兵協同作戰的戰術。8總的來說，關外時期，滿人在陸地戰場上的戰爭效率，在當世罕見對手。這樣卓越的軍事實力，同時也是他們能夠在短短數十年內席捲中國東北、乃至囊括中原的一個主要原因。然而，除了陸上戰爭以外，我們也應當注意：滿人在離開長白山地、向遼河東岸的平原地帶進軍以後，一直到入關之前，他們新征服的的領土範圍，其實有一大部分位處於一個三面環海的半島地形，這意味著滿人在與明朝長期對峙的過程當中，其實也必須面對到海洋上的軍事壓力。由明朝邊將. 勢不可遏」。明人徐光啟對該戰役的評論也指出：「據朝鮮報稱，奴寨北門，鐵匠居之，專治鎧甲。向亦聞其鐵工所居，延袤數里。臣又見在遼回還人等，言：賊兵所帶盔甲、面具、臂手，悉皆精鐵，馬亦如之」。故當朝鮮與金軍交戰時，朝鮮方面「非無銃箭而無可奈何者，甲堅故也」。另外，明人程子頤成書於崇禎八年以前的著作《武備要略》，也曾指出金軍的弓箭、甲冑品質極佳，在戰場上無往不利，其製造過程非常講究產品的良率。以上所徵引之史料，參見［朝鮮］李民寏，《建州聞見錄》，收錄於潘喆等編，《清入關前史料選輯‧第3輯》（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頁479；［明］徐光啟撰，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卷3，頁108；［明］程子頤，《武備要略》（《四庫禁燬書叢刊》子部冊28，北京：北京出版社， 2000），卷14，〈兵談‧奴酋兵制圖說〉頁9b-10a。 6 7. 參見孫文良、李治亭，《明清戰爭史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205-217、241-255。滿人陣營裡的漢軍，在天聰五年以前被稱為「黑營」、「舊漢兵」，在戰爭當中，他們主要被賦予「攻城摧堅」的任務。而在滿人吸收了明朝的造炮技術以後，這支部隊也承擔了操作火炮的工作，以更有效率地為滿洲軍隊執行「攻城摧堅」的工作。但也應當注意：漢軍的編制，並不只有火炮，而仍有其他兵種。無論如何，若我們說當時的漢軍以火炮為主力武器，並兼有其餘輔助的戰爭技術，當是可成立的描述。關於八旗漢軍在戰場上的實際工作，參見謝景芳，〈八旗漢軍的名稱及含義沿革考釋〉，《北方文物》，1991年第3期（哈爾濱，1991.8），頁84-88。. 8. 關於天聰朝中期以後滿人逐漸掌握火炮技術與相應的戰術發展，參見李鴻彬，〈皇太極與火炮〉，《歷史檔案》，1997年第2期（北京，1997.5），頁91-93；黃一農，〈紅夷大炮與皇太極創立的八旗漢軍〉，《歷史研究》，2004年第4期（北京，2004.8），頁74-105。.

(11) ．4．. 毛文龍所一手建立的「東江鎮」，9更曾經牽動到整個明清（金）戰局的整體發展。10 問題是：在一般的印象來說，早期的滿人與水師、舟楫一類的事情，似乎很少有什麼連結關係。目前在學界當中，也仍未能得見這方面的專門研究。因此，這篇文章的目的，意在釐清入關以前的滿人，在海防、船艦、水戰方面究竟擁有什麼樣的軍事技術能力。面對明朝的水軍與「東江鎮」等的威脅，滿人是否也曾仿照火炮的發展模式，將那些擁有專業技能的漢人延入旗下，為他們創造出一批足與敵人抗衡的水軍。研究上述這些問題，我們或許可以比較清楚地認識到：在明清（金）戰爭的整體過程當中，滿人如何有效調整他們的策略，以滿足軍事上的需要，克服戰爭的技術能力落差。另一方面，考察關外時期滿人在水面上的軍事發展策略，或也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入關初期的滿人在中國沿海各省所建立的水師體系，是一個融會他們自身軍事經驗的產物，抑或是一個全然承繼自漢人傳統的東西。. 9. 「東江鎮」似是一個習而不察的流行說法，實際上毛文龍的職銜一直是「平遼總兵」，明廷並沒有正式將毛文龍所統轄的範圍正式劃定為「東江鎮」。這個詞的出現，似乎是人們將兩個描述性的詞彙合而為一的結果：其一是時人習慣將毛文龍在入據皮島前後的主要活動據點稱為「東江」，即鴨綠江東；其二是「鎮」，亦即一個總兵所統轄的軍區。基於上述緣故，本文在述及「東江鎮」時皆以括號將之標記，以表明這個詞彙的特殊性。. 10. 關於「東江鎮」在明清（金）戰爭局勢裡的影響力應如何評估，到目前為止，學界似仍未能達成共識。問題的癥結，主要牽涉到史料本身的可信度──例如，毛文龍是否可能向明朝浮報他在東江諸島上的軍事實力，以換取明廷的支持；而滿人方面的史料，也可能無法如實呈現他們在戰爭當中的失利。本文所持的觀點是：毛文龍及其「東江鎮」在明清（金）戰爭當中的重要性不應被高估，但從滿人與東江諸島之間長期對峙的過程來看，仍可得見「東江鎮」對於清（金）政權所發揮的牽制力量。有關這方面的問題，更詳細的分析，詳見本文的第二章。另關於毛文龍及其東江鎮究竟有功抑或無功的論爭，兩派意見的代表性文章，可參見王榮湟，〈百年袁崇煥研究綜述〉，《明代研究》，17（臺北，2011.12），頁164-170。.

(12) ．5．. 第二節. 研究回顧. 清關外時期軍事史的研究，除了散見於各類通史著作以及單篇論文以外，主要環繞著八旗組織、西洋火炮的輸入與運用、明清（金）戰爭的過程等數個不同的主軸。而在目前的研究成果當中，較少見到有學者針對關外時期滿人在水域地形中的戰爭、運渡與船艦技術等議題有專門的討論。許多研究會約略地談到相關的問題，但涉入不深；而本文發現，其中一些既定的觀點，或也仍存在修正的空間。自努爾哈齊起兵，直到清軍大舉進入中原以前，這段期間，滿人的軍事力量主要來源於八旗組織。關外時期的八旗軍事史研究，早期以日本方面的學者用功最力。他們針對戰爭與軍事動員如何影響八旗組織的形成，或者是組織當中諸如「擺牙喇」、「甲士」等等不同的成員名稱及其戰爭功能，都有相當細緻的考察。11中文學界的研究，目前較具代表性的作品，則可能是王景澤的《清朝開國時期八旗研究（1583-1661）》。12是書分為上、下兩編，系統性地析論八旗當中滿洲、蒙古、漢軍等不同團體的組織與制度，並闡述了八旗在清開國時期政治、軍事局勢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在下編的其中一章，專論八旗在清初戰爭當中的軍事作用。他指出：影響八旗軍隊戰鬥力的要素，除了成員的數量與素質之外，兵種的變化與相應的軍事分工，也使得滿人的戰爭效率獲得顯著的提升。至於關外時期的滿洲軍隊如何應對水上軍事事務，目前可能僅有關於 11. 例見［日］中山八郎，〈清初の兵制に関する若干の考察〉，收錄於氏著，《明清史論集》（東京都：汲古書院，1995），頁333-348；［日］三田村泰助，〈初期滿洲八旗的形成過程〉，收錄於劉俊文主編，欒成顯、南炳文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論著選譯‧第六卷‧明清》（北京：中華書局，1993），頁384-419；［日］鴛淵一，〈清初擺牙喇考〉，收錄於稻葉博士還暦記念會編纂，《稲葉博士還暦記念満鮮史論叢》（京城府：稻葉博士還暦記念會，1938），頁217-268；［日］阿南惟敬，〈「清初の甲士に関する考察〉，收錄於氏著，《清初軍事史論考》（東京都：甲陽書房，1980），頁176-195。. 12. 參見王景澤，《清朝開國時期八旗研究（1583-1661）》（長春：吉林文史出版社，2002），頁208-219。.

(13) ．6．. 「白奇超哈」（beki cooha）的一些討論，曾注意到相關的問題。文獻上的「白奇超哈」，即八旗軍隊裡的「步兵」，這個獨立兵種活躍於天聰朝以後的戰爭當中，甚至還被獨立地編成戰場意義上的「固山」（gūsa）， 13並且擁有自己的「固山額真」（gūsa. ejen，也就是這個步兵團的主帥）。而日本學者阿南惟敬曾注. 意到「白奇超哈」與乘船作戰的關聯性，他並且指出：天聰八年（1634）皇太極指派這個軍團往征黑龍江，便是考慮到他們的水戰技能。 14張晉藩與郭成康亦曾注意到這個特殊的獨立兵種，他們指出「白奇超哈」從滿洲軍隊分化出來的原因，即是為了「適應水陸兩棲作戰的需要」，以執行水戰或登陸戰等等的戰場任務。15總體而言，針對關外時期滿洲軍隊在戰場當中的表現，絕大部分研究仍聚焦於陸上戰爭，而鮮少注意到他們如何使用船隻、應對水戰。我們知道：入關以後的滿洲軍隊，由於在水戰方面的自有能力，不足以在東南沿海剿滅那些慣於海上征戰的敵人，致使清廷必須起用大批的漢人組建水師。16但在此之前，滿人曾在關外時期的各種水域地形當中，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與挑戰，他們又將如何因應、解決這些問題，而入關後的滿人在面對海洋的戰爭策略上，又是否對過往的作法有所承繼，所有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注意。火炮史的研究，也是近年來關外時期軍事史的熱門議題。現有的成果大抵聚焦於幾個重點，包括八旗漢軍的滿語名稱「烏真超哈」所體現的軍事意 13. 關於「gūsa」的意義、詞源及其與後來滿洲八旗制度的關聯性，參見［日］三田村泰助，〈初期滿洲八旗的形成過程〉，頁390-402。. 14 15. 參見王景澤，《清朝開國時期八旗研究（1583-1661）》，頁208-219。參見［日］阿南惟敬，〈清初の白奇超哈について〉，收錄於山本博士還暦記念東洋史論叢編纂委員会編，《山本博士還暦記念東洋史論叢》（東京：山川出版社，1972），頁19；張晉藩、郭成康，《清入關前國家法律制度史》（瀋陽：遼寧人民出版社，1988），頁229。. 16. 這一點尤其體現在清初東南沿海水軍力量的主體──福建水師的建置過程當中，同時也使得這些擁有專業技術的水師軍人形成了一個排外的、內部網路強固的、獨立性相當高的漢人軍隊集團。參見王御風，《清代前期福建綠營水師研究（1646-1795）》（臺中：東海大學歷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5），頁33-34、180；［法］柯蘭（Paola Calanca）著，吳旻譯，〈福建水師將領：一支「精英之師」？〉，收錄於《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法國漢學》第12 輯（北京：中華書局，2007），頁86-101。.

(14) ．7．. 義，17滿人吸收西洋火炮技術的過程，其專門軍隊的編制、後勤體系的建置，以及這些火炮在明清（金）戰爭過程當中發揮的作用等等。18而在有關八旗漢軍與火炮的這些研究當中，與本文直接相關的一個問題是：現有的研究引用了《清實錄》的一條材料，認為滿人在崇德二年（1637）第二次東征朝鮮的「丙子之役」當中，已發展出艦載火炮的技術，從而能在江華島戰役當中擊退敵船，並推論由明朝降將孔有德等人所引進的船隻與航海技術，是清軍於是役獲勝的一個關鍵。19然而，本文從朝鮮與其他方面的一些史料當中，找到與《清實錄》所述不同的戰爭經過，並形成另一種觀點──亦即在江華島戰役. 17. 八旗漢軍在天聰八年以後被命名為「烏真超哈」（滿語ujen cooha）。在滿語當中，「烏真」、「超哈」兩字分別是「重」與「軍」、「兵」的意思。「烏真超哈」這個名稱的真實意涵，牽涉到滿人如何看待漢軍的戰場功能。早期的清史學者劉家駒將「烏真」解釋為這些軍人所披的兩重甲，在這個意義底下，漢軍被視為是戰場上可供消耗的「砲灰」部隊。近年來，大部分學者則似乎傾向將漢軍所操作的重型火炮與「烏真」的意義相互連結，「烏真超哈」因而被引申為專門的火炮部隊。然而，謝景芳指出：漢軍在使用火炮以前，主要操作的各種攻城武器皆屬重型兵器，而其軍隊組成也有騎兵、步兵等其他兵種，因此「烏真」一詞並不能說是單純反映火炮之「重」。另外，美國的清史學者柯嬌燕（Pamela K. Crossley）則回頭檢視了烏真的滿語語意，她指出：這個字也可以引申為「值得珍視的」（cherished），因而「烏真超哈」的命名，也可能代表滿洲統治者對這批漢人軍隊的重視。柯嬌燕的這個解釋，顯然和早前劉家駒的「砲灰說」站在兩個極端。漢軍之於滿洲人的戰爭功能與意義，也在這些不同的解釋之間，顯出一定程度的模糊性。以上關於「烏真超哈」的字義討論，參見劉家駒，〈清初漢軍八旗的肇建〉，收錄於氏著，《清史拼圖》（臺北：遠流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105-108；陳佳華、傅克東，〈八旗漢軍考略〉，收錄於王鍾翰主編，《滿族史研究集》（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289；黃一農，〈紅夷大炮與皇太極創立的八旗漢軍〉，頁87；謝景芳，〈八旗漢軍的名稱及含義沿革考釋〉，頁84-88；Pamela K.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18.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95-96. 清關外時期火砲及相關軍事議題的研究，較具代表性的文章，可參見牟潤孫，〈明末西洋大砲由明入後金考略〉，收入氏著，《注史齋叢稿》（北京：中華書局，1987），頁415-444；韋慶遠，〈清王朝的締建與紅衣大炮的轟鳴〉，收錄於氏著，《明清史新析》（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348-371；李鴻彬，〈皇太極與火炮〉；黃一農，〈紅夷大炮與皇太極創立的八旗漢軍〉；狄宇宙著，杜正貞譯，〈與槍炮何干？火器和清帝國的形成〉，收錄於司徒琳主編，《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北京：三聯書店，2009），頁152-207。. 19. 參見黃一農，〈紅夷大炮與皇太極創立的八旗漢軍〉，頁94。；張存武，〈清韓關係：一六三六－一六四四〉，收錄於氏著，《清代中韓關係論文集》（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7），頁26。.

(15) ．8．. 當中，滿人並未使用任何的艦載火炮，而他們於該戰役當中所使用的造船技術，應當也與孔有德等人無關。針對關外時期明清（金）戰爭的總體過程，現有的研究，或以孫文良、李治亭合著的《明清戰爭史略》較具代表性。是書分為三編，上、中兩編專述清人入關以前與明朝之間發生的歷次戰役。其所採用之史料兼及明清（金）兩方，對於戰爭的細節亦有較具體的析論。20其他聚焦於關外時期的清史著作，如袁閭琨等人合著的《清代前史》、周遠廉《清朝興起史》、李鴻彬《滿族崛起與清帝國建立》、李洵等人主編的《清代全史》第一冊等等，也都篇幅不等地描繪出關外時期滿人所曾經歷的戰爭過程。21另外，日本學者谷井陽子2005年以來發表一系列的〈八旗制度再考〉，最後一篇以「軍事的背景與戰略」為題，檢視了關外時期滿洲軍隊的運作情形、作戰情況以及戰略方針的歷時性變化。22不過，所有這些通貫性地討論關外時期軍事問題的著作或文章，並沒有針對當時候滿人在水戰與船隻方面曾遭遇的問題多所著墨，目前僅見的是邱心田等人合著的《清代前期軍事史》，有一個小節專述滿洲軍隊奪佔旅順與遼東沿海諸島的過程。23 《清代前期軍事史》論及滿人在第二次皮島戰役當中能夠取勝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天聰七年（1633）以降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等毛文龍舊部的接續來降，滿洲軍隊藉此獲得了大批品質精良的明朝戰船，從而充實了水上的戰爭實力。24許多清史著作都持同樣的看法，認為這些水軍與戰船確曾為滿人所用，「為皇太極發動海戰，攻陷皮島，徹底解除來自海上的威 20 21. 參見孫文良、李治亭，《明清戰爭史略》，頁1-437。參見袁閭琨等著，《清代前史》（瀋陽：瀋陽出版社，2004）；周遠廉，《清朝興起史》（吉林：吉林文史出版社，1986）；李鴻彬，《滿族崛起與清帝國建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李洵、薛虹主編，《清代全史‧第1卷》（瀋陽：遼寧人民出版社，1991）。. 22. 參見［日］谷井陽子，〈八旗制度再考（五）－軍事的背景と戦略－〉，《天理大学学報》， 63：1（奈良，2011.10），頁19-47。. 23. 參見邱心田、孔德騏著，《清代前期軍事史》（中國軍事通史第16卷，北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8），頁86-89。. 24. 參見邱心田、孔德騏著，《清代前期軍事史》，頁89。.

(16) ．9．. 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條件」。清史學者劉鳳雲亦曾根據天聰朝的一件漢官奏議推論：這些戰船的輸入，曾為清軍帶來巨大的幫助，「彌補了先時陸路運輸和攻堅力量的不足」。而另一位清史學者鄭天挺更且認為：毛文龍舊部的來降，使得滿人從此「有了一支精銳的水師」。25然而，這些既有的說法都未能舉出實證，說明孔、耿、尚、沈等毛文龍舊部攜降於滿洲的水手及其戰船，如何在明清（金）戰爭的過程當中發揮作用。在這個問題上，本文意欲提出不同的觀點，並藉此延伸出有關滿洲統治者如何看待這些水軍，處理這些戰船，同時針對其水上軍事發展策略的整體思維做一推而廣之的論述。與本文直接相關的另一個歷史研究主題，是明朝將領毛文龍及其「東江鎮」的相關史事。自天命七年（1622）毛文龍進入皮島，並將所部兵散駐於遼東沿海諸島及半島南端的旅順，建立起「東江鎮」開始，其軍隊便不斷從遼東半島沿岸登陸，發動小規模的襲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面，來自於「東江鎮」的軍事壓力，一直是滿人難以尋得解決之道的軍事困境。現有關於毛文龍與「東江鎮」較具全面性的研究，首先是李光濤的〈毛文龍釀亂東江本末〉，該文較早掌握了現藏於臺灣中央研究院的檔案資料，並且比對了滿洲、明朝、朝鮮等三個方面的文獻紀錄，以十一萬餘字的篇幅，為毛文龍入據皮島、開鎮東江，乃至其後周旋於金國、明朝、朝鮮三方之間，終致被殺的整個過程，描繪出一個清楚的輪廓。26此後，以毛文龍為主題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27其中許多作品，對於「東江鎮」與金（清）國之間的水上戰爭與互. 25. 參見袁閭琨等著，《清代前史》下卷，頁778；劉鳳雲，《清代三藩研究》（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頁43；鄭天挺等編著，《清史》（臺北：昭明出版社，1999），頁125；蔡偉傑，〈論清朝前期的滿洲文化復興運動〉（臺北：國立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論文，2005），頁50。這樣的說法同時，還見於知名作家高陽的一些清史小說。. 26. 參見李光濤，〈毛文龍釀亂東江本末〉，收錄於氏著，《明清檔案論文集》（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頁163-250。. 27. 惟如註10所述，這些研究對於毛文龍在皮島時期一切作為的評價，或者對金國的牽制效果，在當前學界對毛氏功、罪的紛紜眾說當中仍未有定論。有關毛文龍的這些爭議，仍請參見王榮湟，〈百年袁崇煥研究綜述〉，頁164-170。王文的主題雖是袁崇煥，但有關毛文龍的功過評價，幾乎都會談到袁崇煥對毛氏的誅殺，該文的一個小節較詳盡地羅列出了這方面的學術討論文章。.

(17) ．10．. 動往來，都有相當細節的考察。這些細節，亦有助於我們觀察當時候的滿人在面對各種水上的軍事事務危機時，所採取的應變策略，及其背後的戰略思維。.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這篇論文主要藉由清關外時期史事的爬梳整理，釐清當時候的滿人所掌握的造船技術，以及他們曾在水上遭遇的軍事難題及其應變策略。由於這個過程牽涉到滿人與明朝、朝鮮兩邊的軍事與政治互動，因此，本文也將廣泛蒐羅來自滿洲、明朝、朝鮮等三個方面的史料，針對每一場戰爭或每一起事件，詳細比對來自不同視角的文獻紀錄，期能由多個角度清楚檢視史事的具體細節，並從中得出不同於成說的觀點。滿洲方面的史料，本文主要運用的是《清實錄》與數種不同的檔案。就《清實錄》來說，太祖、太宗朝《清實錄》的雍乾校訂本漢文本，28是清人纂修兩朝實錄的最終版本，也是最容易掌握、也最廣泛被利用的史料。然而，《清實錄》從稿本到定本的成書過程，所收錄的資訊已經歷數個環節的過濾揀選；而基於政權與帝王形象的粉飾等因素，《清實錄》對原據資料的刪改，在雍乾本當中也頗為嚴重。另外，《清實錄》的內容，也可能包括了纂修者的誤解、誤書、誤譯。29考慮到以上種種情況，本文在使用太祖、太宗朝《清實錄》的時候，也將特別找出這兩種《清實錄》的初纂本漢文本，以及《太. 28. 即目前廣泛流通的中華書局版《清實錄》。參見《清實錄‧太祖高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清實錄‧太宗文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5）。. 29. 關於《清實錄》如何將各方蒐集來的資訊轉化為實錄上的文字，以及存在於這個過程當中的諱飾刪改，參見楊立紅、朱正業，〈《清實錄》曲筆之考察〉，《史學史研究》，2008年第3期（北京：2008.9），頁44-50；謝貴安，《清實錄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 128-138、440-518。.

(18) ．11．. 祖武皇帝實錄》的滿文本，30試圖從所有這些可搜集到的不同版本當中，比對出一些雍乾本無法得見的史事細節。另外，我們也將儘可能地查對《清實錄》所載史事的相關檔案資料，力圖發掘更多《清實錄》未能收錄的資訊，以還史事之原貌。再就關外時期的檔案而言，本文主要運用的是滿文老檔，31旁及《內國史院檔》、《八旗值月檔》與其他一些零碎的檔案資料。32這些以滿文為主的檔案，針對關外時期滿人的軍事活動，提供了第一手的資訊。關外時期留存至今的各種檔案，所記述的內容或有重複，但也有許多地方可以互相補足缺漏，對於我們重建清人入關以前的歷史極為重要。另外，本文大量運用的另一件滿洲方面史料，是民初學者羅振玉所編纂的《天聰朝臣工奏議》。該書收錄了皇太極主政時代各級官員的上奏內容，在孔有德等毛文龍舊部陸續來降以後，這些官員所上呈的奏疏，有助於我們認識：當時的滿州官員對於這批降將及其所攜來的戰船，抱持著什麼樣的看法；而藉著這些奏疏內容與《實. 30. 太祖、太宗兩朝《清實錄》各種版本的修纂歷程，參見謝貴安，《清實錄研究》，頁159-183。我目前可以蒐集到比雍乾本更早的版本，包括：崇德朝修成、據信曾在順治朝遭到多爾袞修改的《太祖武皇帝實錄》漢文本與滿文本；順治年間修纂《太宗文皇帝實錄》時的初纂本稿本汗文本（兩卷藏於北京國家圖書館，兩卷藏於臺灣故宮博物院，其餘似已大部亡佚）；康熙朝所重修、現僅存藏於日本的《大清三朝實錄》抄本漢文本，等等。參見《清太祖武皇帝實錄》，收錄於潘喆等編，《清入關前史料選輯‧第1輯》，卷2，頁297-393；《大清太祖武皇帝實錄》，收錄於天理大學おやさと研究所編，《東方学紀要2》（奈良：天理大學おやさと研究所，1967），頁175-273；《清太宗實錄稿本》，收錄於遼寧大學歷史系編，《清初史料叢刊第三種》（遼寧：遼寧大學歷史系，1978）；《三朝實錄》（東京：国立国会図書館藏，未刊）。. 31. 如眾所周知，這部檔案的各種版本，曾以各種不同的題名被出版，諸如「滿洲秘檔」、「老滿文原檔」、「舊滿洲檔」等等。由於目前最廣泛被使用的通稱仍為「滿文老檔」，本文在提及該檔案時沿用這個名稱，若加上書名號，則專指日本東洋文庫於1955至1963年出版的《滿文老檔》。. 32. 我在文中所使用到這方面的檔案，主要來源如下：東洋文庫清代史研究室訳註，《内国史院檔‧ 天聡七年》（東京：東洋文庫，2003）；河內良弘訳註、編著，《中国第一歴史档案館蔵内国史院満文档案訳註‧崇德二、三年分》（京都：松香堂書店，2010）；關孝廉編譯，〈天聰五年八旗值月檔（二）〉，《歷史檔案》，2001年第8期（北京：2001.8），頁5-18；東洋文庫清代史研究室譯註，《舊滿洲檔：天聰九年》第1冊（東京：東洋文庫，1972）；方裕謹編選，〈清崇德三年漢文檔案選編〉，《歷史檔案》，1982年第2期（北京：1982.5），頁20-34。.

(19) ．12．. 錄》、檔案資料的相互比對，我們也得以確認這些戰船的下落，並且能推論皇太極對於利用戰船、發展水軍等策略提案的看法。明朝方面的史料，本文主要運用的是《明實錄》與檔案、私家修纂的史書，以及零星的一些明人文集。《明實錄》以及《中國明朝檔案總匯》、《明代遼東檔案匯編》等檔案資料，33針對明清（金）戰爭的具體過程，提供了來自明朝方面的政府觀察；而《三朝遼事實錄》、《兩朝從信錄》、《國榷》等私修史書，34則與官方資料互為補充。另外，由於「東事」（即滿人在遼東地區的侵略危機）是明末懷抱經世理想的文人時常議論的話題；而一些曾在遼東任職的. 明朝官員，也會將自己對於遼東局勢的見解寫成書信或奏章，並保存在個人集結刊印的文集當中。許多這些文章，針對明清（金）戰爭的過程都有具體的觀察與報導，是本文所注意的資料之一。朝鮮方面的史料，本文主要運用的是朝鮮方面的官書與文人文集。天聰元年（1627）與崇德二年（1637），滿人針對朝鮮發動了兩次戰爭，並且在戰爭過程當中都有使用船隻的紀錄。另外，滿人也曾要求朝鮮方面能夠出借船隻，協助他們對「東江鎮」與其他明朝軍隊的戰爭行動。這些戰爭與外交交涉的過程，以及朝鮮方面對明清戰局的評析，可以從仁祖朝的《朝鮮實錄》、《承政院日記》以及《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一六一九－一六四三）》等資料當中窺見其細節。 35另外，由於滿人針對朝鮮發動的兩次戰爭都攻陷 33. 我在文中所使用到的明代官書，包括：《明實錄‧光宗實錄》（台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據北平圖書館校印紅格鈔本微捲，1962）；《明實錄‧熹宗實錄》（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65，據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五十一年刊本縮編）；《明熹宗七年都察院實錄》（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本，據國立北平圖書館藏紅格鈔本微捲影印，1966）；［明］汪楫等編，《崇禎長編》（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62）。明朝方面的檔案資料，則主要來源於：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藏，遼寧省檔案館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遼寧省檔案館、遼寧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匯編，《明代遼東檔案匯編》（瀋陽：遼瀋書社，1985）。. 34. 參見［明］王在晉，《三朝遼事實錄》（《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4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明］沈國元，《兩朝從信錄》（《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35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明］談遷，《國榷》（北京：中華書局，1958）。. 35. 參見［朝鮮］《仁祖實錄》，收錄於《朝鮮王朝實錄》（首爾：探求堂，1973）；［朝鮮］國.

(20) ．13．. 了首都，逼使朝鮮國王必須前往鄰近的江華島避難，這兩場戰爭的經驗，對於朝鮮的文人與士大夫而言，必然都是相當震撼的經驗。也因此，許多朝鮮文人都在自己的文章當中，留下了對於戰爭過程的觀察與報導。其中一些資料，過往由於出版與流通的關係而不易得見。但近幾年來，隨著《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等史料陸續被引進臺灣，這些朝鮮文人的文集已逐漸容易取得。本文也從其中一些文集資料當中，找到兩次朝鮮戰爭當中較少為人所注意的歷史細節。在章節架構的安排上，本文除緒論與結論以外，共分三章：第二章考察入關以前滿人造船技術的發展與限制。形制相當原始的「單材刳船」，在滿人的起源神話裡面便已出現。而在天命年間滿人向遼東進發的戰爭過程當中，這種小型的刳船，也曾發揮一定程度的運輸作用。但是，這些小船卻逐漸難以滿足接下來戰爭與運渡等軍事需求的規模。而隨著滿人與漢地社會的接觸日益頻繁，他們也開始引進漢人的造船技術，並將之運用於軍事用途。在這個過程當中，掌握新式造船技術的滿洲軍官佟克申，可能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他所承造的船隻大量投入在天命末年以後的戰爭當中，而他所擁有的技術，也頗受皇太極的器重。然而，這並不代表滿人在造船方面的技術水平，能夠如同他們對西洋火炮技術的學習一般，在短時間內便能躍升到頂峰。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時期滿人的造船技術發展仍舊存在相當大的限制，而尚不能與漢人的大型海船並駕齊驅。第三章首先探究天命六年（1621）滿人進據遼瀋，並開始接觸到廣大的水域範圍以後，他們所面臨到的海防壓力。在半島的西岸，明朝曾在遼東經略熊廷弼「三方布置策」的指導下，奠定了水軍的規模。天津、登州等新興基地所派出的水軍活躍於遼河與遼東沿海，是滿洲在海岸線上面臨軍事壓力的一個來源。而「三方布置策」從海上進圖遼東的主張，也在明朝的朝議當中. 史編纂委員會編纂，《承政院日記》（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61-1977）；張存武、葉泉宏編，《清入關前與朝鮮往來國書彙編（一六一九－一六四三）》（臺北：國史館，2000）.

(21) ．14．. 一直被不同的文人或武將所繼承。另外，鄰近半島東側的「東江鎮」，更是不斷的侵入遼東半島。面對東、西兩線明朝軍隊從海上的滲透、策反與襲擾，滿人只能採取墟地徙民的消極守勢，力求不讓明軍有機會在遼東半島上建立長期的根據地。與此同時，滿人也設計了一個具有彈性的防禦體系，在重點根據地長期駐軍，在較邊緣的海岸地帶則機動地、鬆散地設防。然而，滿洲軍隊不可能永遠避開水戰。在往後征服朝鮮、「東江鎮」乃至明朝的戰爭過程當中，他們也不斷表現出對水軍的需求。向朝鮮強借船隻與水軍，就成了關外時期滿人應付這種需求時的一種應變策略。第四章主要探究天聰七年（1633）以後孔有德等毛文龍舊部的陸續來降，是否如同學界的成說所言，提升了滿洲軍隊的水戰實力。該章節首先分析了這些先後歸附的毛氏舊部，其帶到滿洲的軍隊結構與數目究竟如何，而由孔有德與耿仲明駕駛到金國的船隻，又是否曾被皇太極所積極利用。在孔、耿二人帶來這些明朝戰艦時，金國內部的許多漢官雖然都相當積極地建議皇太極，應當使用這些「天賜之水具」，擬定新的作戰計畫，水陸並進，向中原的沿海要衝發動攻勢，但皇太極卻嚴厲地回絕了這些要求。綜合各種跡證來看，這些隨著新降軍隊運抵遼東的明朝戰船，最後其實都被皇太極下令焚毀。皇太極毀船的原因，在史料上並沒有直接明確的證據可資查證，但還是有一些線索，可以供我們推斷：他為什麼沒有趁著這個機會為滿洲軍隊組建起一隻專門的水軍，而選擇依循他們所擅長的陸上戰爭，繼續完成對中原的征服大業。.

(22) 第二章. 滿洲造船技術的發展及其限制. 關外時期，滿人在東北亞的陸地野戰當中所向披靡，同時也在招徠漢人工匠、吸收了歐式火炮技術以後，克服了過往滿人面對明軍「嬰城固守」時「每每弗下」1的困境，並因此帶動了滿州軍隊的戰術變革。2這個關鍵性的轉變及其後續效應，曾被東、西方的一些史家，比擬為一場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軍事革命」。3 然而，一旦戰場轉移到了水面上，滿人的戰爭實力，似乎便顯得乏善可陳。清代中葉，清世宗胤禛曾在一道上諭裡頭談到：「滿洲兵丁於技勇武藝俱已精練，惟向來未習水師」，4這句話說得很簡單，卻也很忠實地反映出歷來八旗軍人在戰爭技術方面的成長情況。實際上，在滿人崛起於關外的整個過程當中，八旗軍隊確實不斷在適應戰爭的需要，而演化出不同的戰場分. 1. 參見國立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料‧甲編》（台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53）第1本，〈天聰二年奏稿〉，頁48。. 2. 參見李鴻彬，〈皇太極與火炮〉，頁91-93；黃一農，〈紅夷大炮與皇太極創立的八旗漢軍〉，頁74-105。. 3. 參見狄宇宙著，杜正貞譯，〈與槍炮何干？火器和清帝國的形成〉，頁152-207；黃一農，〈紅夷大炮與皇太極創立的八旗漢軍〉，頁105。不過，在西方歷史學界而言，「軍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理論，其實特別注意的是一種戰爭技術革新的結果，如何引致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的全盤變動。而在討論火炮與清帝國的「軍事革命」時，我們似乎比較不容易見到這樣的一種全面性影響（不過，狄宇宙在其文章的結論裡頭還是試著循這樣的思路指出了軍事革新對滿洲政治的影響，即漢人因此被吸納為「統治菁英集團」的一部份）。如果我們只是打算談論西式火炮為戰爭帶來的顛覆性改變，這樣的討論其實更接近軍事史研究當中所謂的「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of military affairs）。關於「軍事革命理論」在西方史學界的回顧與介紹，以及「軍事革命」與「軍事事務革命」之不同，參見許二斌，《變動社會中的軍事革命：14-17 世紀歐洲的軍事革新與社會變革》（哈爾濱：黑龍江人民出版社，2007），頁1-19、26-31。. 4. 參見《清實錄‧世宗憲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5），卷35，頁530b，雍正三年八月丙子條。.

(23) ．16．. 工。5然而，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卻未能發展出足以應付水上作戰的專門兵種；我們在清人關外時期的歷次戰爭當中，也極少看到他們主動與對手挑起水戰的紀錄。而在天聰五年（1631）滿洲軍隊獨力向皮島發起的攻擊行動裡面，他們更是被明軍戰船的艦載火炮徹底擊垮，讓明朝方面取得足堪誇耀的「海外從來一大捷」。6很顯然的，滿洲人在水上戰爭裡的實力，完全無法和他們的陸上戰力相提並論。同時代的明人與朝鮮人對於滿洲軍事實力的評價，也說得相當明白：「奴馬第長于陸，不長于水」，「虜則無舟楫，馬軍所長也」。 7. 之所以不擅水戰，船隻的質量，顯然會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本章首先將闡述. 滿人在進據遼瀋以前自有的造船技術之發展；次則以一位滿洲造船工匠的事蹟為主軸，進一步探究天命末年以降滿人對漢地造船技術的吸收與運用；最後則將綜合各方面的線索，針對關外時期滿人整體的造船技術水平之發展做一總結。. 第一節. 「weihu」與「jaha」──滿人自有的造船技術. 在17世紀的明清（金）戰爭爆發以前，由努爾哈齊所領導的建州女真，是否已擁有船隻的製造技術？從下文的考證看來，答案是肯定的，但這種技術相較於同一時期的漢人社會而言，可能仍相當原始，而未能在形制上見到太大的突破。從文獻或考古證據上看來，亞洲東北部地區很早便已能得見各民族乘船航海的活動。8而在元、明兩代，中原王朝的統治者亦曾下令在遼東地. 5 6 7. 參見張晉藩、郭成康，《清入關前國家法律制度史》，頁224-231。關於這場戰役的概略過程，參見孫文良、李治亭，《明清戰爭史略》，頁323-325。參見［明］陳仁錫，《陳太史無夢園初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59-60，北京：北京出版社，2000），〈海集一‧紀八島形勢便利〉，頁27a。［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編纂，《承政院日記》，冊5，頁19，仁祖七年二月二十一日條。. 8. 參見王俠，〈我國東北古代民族的海上活動〉，《北方文物》，1987年第1期（哈爾濱，1987.2），頁65-71。.

(24) ．17．. 方展開大規模的造船工程。11-14世紀的水達達女真，更曾經擁有建造大型風帆船的技術能力。9但是，所有這些造船技術發展的積累，似都未能影響到後來興起於鄰近地域範圍內的滿人。滿人本來不擅操舟弄槳，這點大概也可以從他們的日常生活型態看出端倪。16世紀末，當努爾哈齊以父祖輩留下的「十三副遺甲」起兵之時，他所領導的建州女真蘇克素滸部，是一個座落於今日遼寧省東部蘇子河流域中、上游的氏族部落。（參見圖一）10該地區位處遼東丘陵至長白山脈南段的過渡地帶，除了距海甚遠，河流的航運，大致也因為地廣人稀，少有大量運載的需求，因而難以發達。從經濟生活的角度來看：滿人雖然時常被歸類為東北「漁獵民族」的一員，11但「獵」的傳統，對他們而言其實是比較重要的。12反觀「漁」的方面，在長期自給自足的經濟環境底下，滿人的漁業發展，規模亦. 9. 這裡所謂的元、明兩代史事，在元代，主要指的是《元史》所載元人第三次東征日本時「命女直、水達達造船二百艘及造征日本迎風船」之事。一般認為這裡的「迎風船」即一種大型的平底海船。另外，《元史》所載至元三十二年的資料稱元世祖派遣兩位將領「帶以兵萬人，船千艘」出征黑龍江口及庫頁島一帶，也被學者認為足夠說明當時黑龍江地區的女真，確有能力舉行一定規模的造船工程。另外，明前期政府為了東北邊遠地方的綏服與交通，也曾在今天的吉林一帶建立船廠，並展開造船活動。上述史事，參見董萬崙，〈元代合蘭府水達達研究〉，《北方文物》，1990年第2期（哈爾濱，1990.5），頁64；魏國忠，〈元代黑龍江地區的社會經濟〉，《黑河學刊》，1991年第1期（黑河：1991.3），頁102；李澎田、刁書仁，〈吉林船廠考略〉，《吉林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年第3期（吉林，1984.9）頁74-76。. 10. 有關建州女真及蘇克素滸部的位置，參見李洵、薛虹主編，《清代全史‧第1卷》，頁81。惟該書描述建州各部相對位置時，稱「完顏部（又寫作王甲部）在蘇克素護部以西婆猪江」，按婆猪江即今日遼寧省東部之渾江，應在蘇子河以東（參見圖一），完顏部亦應在蘇克素滸部東部，此處應屬該書筆誤。另，蘇子河在文獻上有時被稱作「蘇蘇河」。. 11 12. 例見張璇如，《北方民族漁獵經濟文化研究》（吉林：吉林人民出版社，2005），頁363-371。明初的女真人以「俗善射、馳獵」出名，建州女真南遷到蘇子河、婆猪江流域時，狩獵仍是農耕之餘重要的經濟補充，其氏族社會的基層組織「塔坦」（tatan），也是因狩獵需要而結成的生產隊伍。日後，當努爾哈齊創建八旗、編設牛彔之時，便是將這種傳統的狩獵小隊，轉化為整個軍事指揮體系當中的基層單位，可見「獵」對於滿人的重要性與影響。參見［明］茅瑞徵，《東夷考略》（《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4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女直〉，頁 4a；李洵、薛虹主編，《清代全史‧第1卷》，頁83-84。關於古代東北各民族對「漁」與「獵」的各有側重，參見張國慶，〈古代東北地區少數民族漁獵農牧經濟特徵論〉，《北方文物》， 2006年第4期（哈爾濱，2006,11），頁56-57。.

(25) ．18．. 始終有限。以清代概略略的情況來來說，滿人以以船為之的捕捕魚活動，生生產量從來不大，漁獲獲的商品價值值亦不高。 13由此看來，漁業活動動對於他們在在水上操舟駕船的技能能，大概不能能帶來什麼麼刺激與進步步。環境條件件如此，舟楫楫之事對於滿人而言，自然居於生生活中的次次要地位。. 圖一：東東北地區的地形形與關外時期的的重要城市、戰戰爭據點（據Go oogle Map編輯輯修改）. 13. 關於清代代滿族的捕魚活活動，參見楊英英杰，〈清代滿滿族漁獵風俗述略〉，《北方文文物》，1992 年第2期（哈爾濱，1992 2.5），頁69；關關於清代東北地地區的「魚價素素賤」，參見［清］西清纂，蕭穆等重重輯，《黑龍江江外記》（《中國國方志叢書‧東東北地方‧第2號》，臺北：成成文出版社， 1969，清清光緒二十年刊本），卷8，頁頁18a。.

(26) ．19．. 然而，這並不是說說滿人沒有有自己的船隻隻，或者在戰戰爭過程當中中從不駕船。我們知知道，中國東東北地方的的少數民族，傳統上懂得得以木頭、樹樹皮或者動物皮革來製製作船隻，幫幫助他們完完成捕魚、捕捕貂、採珠、、採蔘等生產產活動，同時也可以在在河流、湖泊泊等水域當當中進行簡單單的運渡，甚甚至很有可能能透過這類小船當中的的某些形制，在航程不不長的近海島島嶼之間交通通來往。14這這樣的船隻對於滿人早早期的戰事來來說，仍是頗頗有用處的的。比方說，天天命元年（1 616）七月，當努爾哈齊齊發動對北方方野人女真真薩哈連部的的戰爭時，他他所派遣的兩兩千人部隊，便曾停停留在當地的的一條主要要河流旁邊，先行「刳舟舟二百」，隨隨後才「水翌年（1617），當征服行陸並進，取取河南、河北北諸寨」。15翌行動進一步擴擴展到東部臨海地區時時，金軍又復復針對這些些部落當中的的「負島險不不服者」，「乘乘小舟進取之」。16 上述這這兩次戰役當當中的「舟舟」與「小舟舟」，根據滿文老檔，各各別是兩種不一樣的小小船，滿文轉轉寫作「weeihu」與「jaha」。17「w weihu」是滿滿人素習製造的一種可可並聯載物的的獨木舟，118在漢文文獻獻上常被直譯譯為「威呼」」、「威弧」、「. 」或其他相近近的諧音字，它可能等同於同時期期朝鮮文獻所所稱的「者. 皮船」或「者皮舡」。19按照清末末刊刻的《黑黑龍江外紀》所言，這種種船的一般 14. 有關中國國東北民族的傳傳統造船技術，以以及這類小型船船隻的應用，參見見陳見微，〈東北北民族的船〉，《北方文物物》，1998年第第1期（哈爾濱，1998.2），頁頁75-76。在東北北地區，以原始的的造船技術實現航程較較短的航海是可可能的。根據現代代的考古研究成成果，古代活動動於此地的挹婁婁（約西元3世紀）與靺靺鞨（約西元7世世紀），皆被認認為很有可能跨跨海航行到同一一時期的庫頁島以以及日本的北海道地區區。參見王俠，〈我國東北古代代民族的海上活活動〉，頁65-7 71。. 15. 參見《清清實錄‧太祖高高皇帝實錄》，卷卷5，頁66，天天命元年七月丁丁亥條。惟這次軍軍事行動的整個過程以以滿文老檔所述最為清楚，參見見滿文老檔研究究會譯註，《滿滿文老檔I‧太祖祖1》（東京：東洋文庫庫，1955），頁72。. 16 17 18. 參見《清清太祖武皇帝實實錄》，卷2，頁頁337。參見滿文文老檔研究會譯譯註，《滿文老檔檔I‧太祖1》，頁72-73。參見陳見見微，〈東北民民族的船〉，頁頁75-76。另外在在乾隆朝編纂的《五體清文鑑》當中，這個字亦被視視同漢語的「獨木木舟」。參見故故宮博物院藏，《五體清文鑑》（北京：民族出出版社，1957）下冊，〈船類〉，頁3705。. 19. 這樣的看看法，參見佟冬主編，《中國東東北史（修訂版版）》（長春：吉林文史出版社版社，2006）第 4卷，1113。另外，陽暘暘主編的《中國的的東北社會（十十四-十七世纪））》認為「『者者皮船』即『楮.

(27) ．20．. 形制，是「長二丈餘，闊容膝，尖頭銳尾，載數人，水不及舷嘗吋許」，顯然非常短小，吃水也極淺。20「weihu」同時還曾出現在滿族的起源神話裡頭，亦即滿族的先祖布庫里雍順降生以後，其母佛庫倫所賜予他的小舟，21我們或可從清高宗時代修纂的《滿洲實錄》上略窺其貌（參見圖二）。另一方面，「jaha」則是指一種船頭尖、船尾寬的平底船，這種船在北方的漢人社會裡也時常可見。在漢文的文獻上，它時常被稱作「刀船」。22這個名字，可能提示了他和「舠」這一指稱小船的古字之間的關聯性。23在文獻上，「jaha」常與「weihu」被一起討論。24而根據日本船史學者出口晶子所做的分類，我們可以推斷：「weihu」應當比較接近原始的「單材刳船」，「jaha」的船體構造則可能複雜. 皮船』之误」，亦即以楮樹皮所做的船。但楮樹似乎僅分布於亞熱帶，這個說法或值得商榷。參見陽暘主編，《中國的東北社會（十四－十七世纪）》（瀋陽：遼寧人民出版社，1991），頁220。 20 21 22. 參見［清］西清纂，蕭穆等重輯，《黑龍江外記》，卷4，頁11b。參見《清實錄‧滿洲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卷1，頁5b-6a。關於「jaha」的通古斯語源及其形制，參見Denis Sinor，〈論中央歐亞之水運〉，收錄於氏著，北京大學歷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譯，《丹尼斯‧賽諾內亞研究文選》（北京：中華書局，2006），頁338。陳文石認為滿人的這種船型仿自明軍及朝鮮，此說不確。陳氏的註釋引用《滿文老檔》，但其所引天命七年至八年的三條紀錄當中，實未能得見滿人仿造「jaha」之事。參見氏著，〈清人入關前期的手工業〉，頁311。另，有些學者認為這種船等於遼東地方史志常提及的「五板船」，但也有另一些學者把他們視為兩種不一樣的船。參見佟冬主編，《中國東北史（修訂版）》第4卷，頁1112-1113；參見陳見微，〈東北民族的船〉，頁76。若其確為五板船，則jaha的技術構造可以確定會比「weihu」來得複雜。據清初文人楊賓的觀察，在寧古塔地方，「五板船富者乃有之，威弧隨處皆有」。參見［清］楊賓，《柳邊紀略》（《遼海叢書》冊1，瀋陽市：遼瀋書社，1985），卷4，頁4b。再，「jaha」在東北，也以馬皮或樺皮為材料。參見萬福麟監修，張伯英總纂，崔重慶等整理，《黑龍江志稿》（哈爾濱：黑龍江人民出版社，1992），卷6，〈地理志‧風俗器用〉，頁272，「扎哈」條。. 23. 關於「舠」，參見王作新，〈上古舟船述要〉，《文獻》，1997年第3期（北京：1997.9），頁222。另外，饒宗頤曾注意到清人洪亮吉在他的文集當中，曾對中國古船的名稱問題做了非常好的整理，但這一資料並未為後人所注意。洪文對於「舠」的音義演變亦有詳細的說明，參見［清］洪亮吉，《卷施閣文甲集》，收錄於氏著，劉德權點校，《洪亮吉集》（北京：中華書局，2001）冊1，頁63-64。. 24. 許多記錄近代東北地方風俗的文獻，常將「jaha」與「weihu」並舉，但同為小船，前者的評價似乎普遍會比「後者」來得好些，如《黑龍江外記》：「扎哈，小船也，較威呼尤輕捷」。參見［清］西清纂，蕭穆等重輯，《黑龍江外記》，卷4，頁12a。.

(28) ．21． 25 一些（參見見圖三）。無論如何，這這些船的形制制既然簡單，，在前引的兩兩個史例裡. 頭又都是臨臨時伐木而造造，其運載載量自然不會會太高，品質質想來也不會會太好。. 26. 圖二：《滿洲洲實錄》當中可可能由乾隆朝畫畫師繪成的滿族起源神話插圖。圖中的滿文文小字，轉寫為羅馬馬拼音讀作buk kuri yonson，亦亦即滿族神話英雄布庫里雍順。. 25. 參見［日日］出口晶子，《日本と周辺ア《ジアの伝統的船船舶－その文化化地理学的研究究－》（東京：文獻出版版，1995），頁108-114。. 26. 根據學者者楊勇軍的考證證與推論，清高宗宗時代修纂的《滿洲實錄》所所附83張插圖當當中，前6張可能是乾隆隆時期的宮廷畫家所繪，因而這這張圖的繪製，，距離滿族起源源神話的「製造造日期」可能已相隔久遠遠。參見楊勇軍，〈《滿洲實錄》》成書考〉，《清清史研究》，2012年第2期（北京京，2012.5），頁100-106。儘管如此，這這副插圖裡頭所所描繪的「weih hu」，仍然代表表了18世紀滿人人的歷史記憶，應仍具有有相當的參考價值。.

(29) ．22．. 圖三：日本船船史學者出口晶晶子在《日本と周辺アジアの伝伝統的船舶－そその文化地理学学的硏究－》由整木挖空一書當當中所繪製的圖圖表。我們可以以從這些船體橫橫斷面的不同，看到古船如何由的「單單材刳船」、以以刳材為基礎添添加組件造成的的「複材刳船」（準構造船）過過渡到完整的「構構造船」。按照照這個分類方法法，「weihu」應應當最靠近左下下角整木挖空的的原始船隻，「jaha」則難以確定定其型制應屬於於底板或舷側板較較發達的種類。但是，若這種種船隻跟似，則無論如何何應該未能到達達「構造船」的的技術層次。圖圖片引用自出「weiihu」的層級相似口晶子子，《日本と周周辺アジアの伝伝統的船舶－そその文化地理学的硏究－》，頁頁111。.

(30) ．23．. 有兩個例子，或可大致說明早期滿人的這些自有船隻，在戰爭當中的運載量。前文提過：天命元年（1616），努爾哈齊曾命令麾下軍隊往征薩哈連部。這場戰爭進行到天命二年（1617）的時候，滿文老檔留下了一條紀錄，稱金軍「命令一千四百名士兵乘坐兩百艘獨木舟取水路而行，六百名馬兵取陸路而行」。27若根據這些數目字來推算，是役滿人所修造的船隻，平均運載量大約是一艘七人，可能還附帶一些隨軍輜重。另一個例子，是天命四年（1619）在薩爾滸之役當中遭到俘虜、並且曾被拘留在金國的朝鮮人李民寏，也曾在他的《建州聞見錄》當中述及他在金國境內所見到的「渡涉小船，可容八、九人」。28這兩個例子表明：天命初年，滿洲船隻的一般運載量，大致不能超過十人，顯然都只能是一些技術水平不高的小船。但是，隨著滿人在遼東地區的戰爭規模持續擴大，這一類的小船，仍能發揮一定程度的運輸功能。一個顯例是天命六年（1621）三月，當努爾哈齊率軍往征瀋陽時，便曾將這場戰爭所需的「雲梯、戰車」及「諸營柵之具，悉載以舟，順渾河而下」。29這裡的「舟」，滿文本《清實錄》也作「weihu」。30 而接下來，當金軍攻破瀋陽、再攻遼陽時，這些可以並聯起來增加運載量的「weihu」，很可能也繼續載著攻城武器順著渾河而下，直抵遼陽城邊。31我們知道：瀋、遼戰爭是金國自薩爾滸之役以來規模最大的軍事行動，所動員 27. 滿文轉寫如下：「juwe tanggū weihu de, emu minggan cooha duin tanggū cooha be tebufi, muke be gene, ninggun tanggū morin i cooha be olhon be gene seme hendful unggihe」。參見滿文老檔研究會譯註，《滿文老檔I‧太祖1》，頁72。. 28 29. 參見［朝鮮］李民寏，《建州聞見錄》，頁473。參見《清太祖武皇帝實錄》，卷3，頁365；《清實錄‧太祖高皇帝實錄》，卷7，頁100b，天命六年三月壬子條。. 30 31. 參見滿文本《大清太祖武皇帝實錄》，頁126。天命六年瀋、遼戰役的細節，史料遺存不多，但皇太極時代的漢官寧完我，曾在一件奏疏當中，為金軍擬訂了一個利用船隻直攻山海關的作戰計畫，他並且曾將此計畫比作「先汗破瀋陽而連舉遼陽之機局」，這個比喻或許從側面說明了瀋、遼戰役的整個過程，其實相當依賴船隻的運輸功能。參見羅振玉輯，《天聰朝臣工奏議》，收錄於潘喆等編，《清入關前史料選輯‧第2 輯》（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寧完我請移船蓋州奏〉，頁74。.

(31) ．24．. 的人力與資源亦當龐大。32能夠將這場大型戰役所需的重型攻城武器、戰地工務的物料悉數運抵前線，可見滿人自造的船隻，形制雖然簡陋，仍能對他們的軍事物流有所幫助。另一個例子則是天命七年（1622）二月，當努爾哈齊進一步發兵往攻明朝在東北的重鎮──廣寧的時候，他曾發下諭旨，要求當時負責鎮守遼東半島西線的漢官劉興祚，在他所轄的金州、復州、海州、蓋州33境內找尋「通曉 weihu之人」，再前往金軍所攻下的廣寧右屯衛（在錦州附近，與遼東半島西岸遙遙相 34. 。對），以「jaha」將該地所存放的五十萬升屯糧悉數「作速運完」. 明制一升，. 約當今天的一公升有餘。35我們雖不知當時劉興祚究竟動員多少「jaha」、花了多少時間才完成這樣的工作，但能將五十萬升糧食循遼東灣海道運回遼東，或也可見滿人所使用的「jaha」，有能力在戰爭過後負擔佔領地大批物資的運輸工作。另外，在天聰初年，當皇太極與一眾朝臣談論西線戰爭的準備事宜時，也曾提到：「夫師徒既眾，供億浩繁，陸運糗糧，恐不能給。必得輕舟挽載至河西西寧堡，方無遺誤。宜豫採取木植，廣造舟楫，以備軍行之用」。36皇太極的這一談話在滿文檔案無考，但「輕舟」所指的亦當是「weihu」或者. 32. 關於天命六年努爾哈齊往征瀋陽、遼陽的這場戰爭，現有的研究似仍不能找到金軍各方面的動員數據。但是瀋、遼在當時都是明朝東北地方的重要據點，也是努爾哈齊自起兵以來打過的最大城池。瀋、遼被收入金國版圖所帶來的後續效應，是鄰近七十餘城一夕間望風而降，其重要性與影響力一望可知。另外，根據滿文老檔，瀋陽一戰，明兵的死亡數字估計約有七萬人。儘管這個數字出自滿人的紀錄，可能有誇大的嫌疑，但一定程度上仍能反映他們如何評價這場戰役的規模。參見滿文老檔研究會譯註，《滿文老檔I‧太祖1》，頁284。. 33. 這四個舊有的明朝衛所，是遼東半島西側海岸線上最重要的四個據點，明人常以「金復海蓋」並稱之，或統稱「四衛」、「南衛」、「南四衛」。下文將多次提及「金復海蓋」四地，特此註解之。. 34. 參見滿文老檔研究會譯註，《滿文老檔II‧太祖2》（東京：東洋文庫，1956），頁517-518。另外，劉興祚在滿文文獻上被寫作「liu aita」，在《清實錄》等官書裡的漢譯則為「劉愛塔」。. 35. 參見牟復禮等編，張書生等譯，《劍橋中國明代史》（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明代度量衡制〉，未設頁碼。. 36. 參見《清實錄‧太宗文皇帝實錄》，卷5，頁72，天聰三年六月乙丑條。.

(32) ．25．. 「jaha」。顯然，隨著國家版圖的日益擴張，滿人自造的船隻，在維持軍隊後勤補給方面的重要性，也是越發的提高了。實際上，在天命年間的各種軍事行動當中，滿人也時常因應軍事上的需求，而打造「weihu」或者「jaha」。例如，在前述劉興祚受命前往廣寧右屯衛運糧的事件當中，他所使用的船隻，應該有相當大一部份是屬於自造的。我們在滿文老檔當中，可以看到天命七年（1622）三月金國的一位都堂官，寄信查問劉興祚修造「jaha」的工程情況。37 另外，從檔案裡頭，我們也能看到造船與滿人的軍事行動有密切的關聯性。比方說天命七年（1622）六月，努爾哈齊在他的一段談話當中，羅列了金國軍隊裡的各種應備器械。這一長串的物資清單裡頭，除了盔甲、刀槍等尋常軍械以外，他還提到了一種「刳舟斧」。38顯然，這種工具是為了要在戰爭當中隨時因應造船的需要準備的。另外在天命八年（1623）三月，滿文老檔的另一條資料，則談到了金國軍隊日常應當執行的「五事」。其中的第三條，便將打造「weihu」與築柵寨、架橋樑等等工作並列。39這兩條資料或許可以說明：早期的八旗軍隊，也被要求擁有修造小船、應對水上運渡的簡易技能。早期的滿人似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針對這兩種自有的小船，進行一些 37 38. 參見滿文老檔研究會譯註，《滿文老檔II‧太祖2》，頁586。滿文轉寫作「weihu sacibure suhe」，參見滿文老檔研究會譯註，《滿文老檔II‧太祖2》，頁 608。這裡，日本的滿文老檔研究會將「weihu」與「sacibure suhe」以逗號斷開，解作「獨木舟」與「斧」兩個分立的物件。然而，原檔在這個部分應當是沒有標點符號的。我們知道：「re」這個後綴語在滿文當中有將動詞改變為「形動詞」的意思，附加「bu」則有讓它成為被動態或使動態的意思，因而在「-bure」的前面應當會加上「使動作」或「被動作」的對象。比如說，滿文老檔乙卯年十二月的條目提到「han de buda ulebure yakamu」，亦即「為汗提供膳食的 yakamu」；又如天命六年三月的條目提到「hiyabun dabure erin」，亦即「點燈的時刻」。因而這裡的「sacibure suhe」也應當與前面的「weihu」連在一起作解釋。再者，若只是單純表達「用於砍劈的斧頭」，同條目其實已有一個名詞叫「sacire suhe」。在這裡，「re」的後綴已經將「sacimbi」這個表達「砍」的動詞轉化為形動詞，修飾後面的「suhe」（suhe），而它跟「weihu sacibure suhe」的意義應當是不同的。上引滿文語法解釋及滿文老檔中的例證，參見劉景憲等著，《滿語研究通論》（牡丹江市：黑龍江朝鮮民族出版社，1997），頁145、174-175；參見滿文老檔研究會譯註，《滿文老檔I‧太祖1》，頁57、283。. 39. 參見滿文老檔研究會譯註，《滿文老檔II‧太祖2》，頁690。.

(33) ．26．. 提高運載量的改良。前已述及，像「weihu」這樣的獨木舟，實際上是可以多艘並聯以提高運載量的。另外就「jaha」而言，滿文老檔記錄了天命二年（1617）三月，努爾哈齊在發兵往征「據諸海島而不服從之國」時，曾命人製. 造一種「amba jaha」，以渡海攻島。40「amba」即「大」，「amba jaha」也就是更大一點的「jaha」，可見得「jaha」的船體也可以是大一點的船型，並且能夠為滿人軍隊提供近海登島作戰的運渡功能。但是，像「weihu」或「jaha」這樣的小船，其運輸能力還是不應被過分高估的。我們知道：滿人在進據遼瀋以後，若欲揮軍西進，首先必須越過的地形障礙，就是寬闊的遼河。在冬季的結冰期，滿洲軍隊可以不依賴載具而在冰上行進；但在平時，若欲渡過滾滾遼河，對於早期滿人的軍事行動而言，時常是相當大的困擾。舉例來說：在天命十年（1625），明軍所收到的情報便指出：金國在年初的寧遠之役大敗以後，特意製造了一種「板厚二寸之戰車」，預備再次向西線發動戰爭。而由於這種大型的攻城武器「艱於渡」，無法順利運過遼河，金軍因此特地打造了專門的渡河載具。孰料，這項工程的結果，卻是「舟不得法，不可渡」。最後，他們只能循陸路將這些戰車先行運輸到遼河上游，再找到一個水淺的渡口（十方寺），才順利渡河。41 實際上，早期的滿人在向遼河以西進發的軍事行動當中，常須利用上述的十方寺堡以及其他幾個特定渡口的水淺特性，才能順利將大隊人馬運抵遼河對岸。例如天命十一年（1626）四月，努爾哈齊親率軍隊往征蒙古五部的時候，便選擇從這個地方渡過遼河；42而在天聰與崇德年間的軍事行動裡面，. 40 41. 參見滿文老檔研究會譯註，《滿文老檔I‧太祖1》，頁77-78。參見《明熹宗七年都察院實錄》，頁1444，天啟六年八月十七日。另「十方寺」當即「十方寺堡」，其位置參見圖一。再，《實錄》中所載之「十方寺山流」，《兩朝從信錄》與《三朝遼事實錄》在抄錄同條資料時皆作「上流」，不知何者符合袁崇煥之原奏疏。參見［明］沈國元，《兩朝從信錄》，卷31，頁7a；［明］王在晉，《三朝遼事實錄》，卷16，頁27a。. 42. 參見《清實錄‧太祖高皇帝實錄》，卷10，頁135b，天命十一年四月癸酉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