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離散族群意識及華裔移民認同：《桑青與桃紅》和《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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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來自第三世界的女性學者，如華裔學者周蕾（Rey Chow）與 黃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以及南亞裔學者蔻奚（Susan Koshy） 與谷路瓦（Inderpal Grewal）皆曾指出，西方女性主義學者向來偏好第 三世界落魄女性的敘述。這類美國小說強烈暗示：第三世界和美國的 差異，也正是落後和進步、壓迫和解放、貧窮和富裕的對立。小說所 呈現的美國偏重歌誦、缺少批判。相對而言，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 和林露德（Ruthanne Lum McCunn）的《千金》（Thousand Pieces of Gold），則質疑美國的國家建構及其封閉性。兩本小說的女主角跨洋 到美國，《千金》中的拉路／波莉（Lalu Nathoy/Polly Bemis）透過與 白人結婚獲得合法身分，而《桑青與桃紅》的女主角在美國境內四處 遊走，處處難為家，但也處處為家。桑青／桃紅的美國遭遇描寫了華 人離散族群的無根和夾於國共之間的尷尬，也突顯了標榜移民國家的 美國的排他（華）性。這兩個華裔女性的跨國旅程可代表華美研究的 兩種思維：華裔離散族群意識及華裔移民認同。兩者效忠的對象不同， 前者多以中國及其想像為核心，後者則以美國為目的地。∗ ᙯᔣෟĈ華裔離散族群，華裔移民，美國建國敘述，弱勢模範論述， 圓滿論述，美國屬性，女遊者，《桑青與桃紅》，《千金》♦ _∗ 本文 94 年 8 月 15 日收件；94 年 11 月 5 日審查通過。 ♦ 本文寫作曾受國科會研究計畫補助（NSC93-2411-H-002-091），感謝羅盛加與簡嘉呈兩位助理的 協助。更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精闢的修改建議，唯文中未能善盡修改所致之疏漏，有待來日另文 討論。

Diaspora vs. Immigration in

Chinese American Cultural Criticism:

Mulberry and Peach an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Su-ching Huang

∗

Abstract

Many Asian American critics have noted western feminist critics’ penchant for the third-world damsel in distress: feminist scholars in the West have preferred third-world narratives where women in underdeveloped or developing countries suffer from gender oppression and economic exploitation unawares but out of a stroke of luck get enlightened and rescued through encounters with the first world. In such narrativ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S. and the third world are reduced to the contrast between advance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liberation and oppression, as well as affluence and paucity. While such narratives sing praise of the U.S., Hualing Nieh’s novel Mulberry and Peach and Ruthanne Lum McCunn’s biographical novel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differ from them by foregrounding the selectivity of U.S.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exclusivity of its nation building project. Lalu/Nathoy in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eventually obtains her legal residency by marrying a white man, whereas Mulberry/Peach ends up roaming across the continent—her guerrilla wandering bespeaks the predicament of an uprooted Chinese exile. The trans-Pacific voyages of Lalu/Polly and Mulberry/Peach illustrate two critical approaches in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 the immigrant mentality and the diasporic perspective. While Chinese immigrants gravitate towards the U.S. nation state and may help promote the American dream myth, the Chinese diasporic perspective may serve to question hegemonic U.S. national culture, although it may also be symptomatic of Sinocentrism. Keywords: Chinese Diaspora, Chinese immigrants, U.S. nation-building narratives, model minority discourse, discourse of wholeness, Americanness, women travelers, Mulberry and Peach,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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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來自第三世界的女性學者, 如華裔學者周蕾（Rey Chow）與黃秀玲 （Sau-ling Cynthia Wong）以及南亞裔學者蔻奚（Susan Koshy）與谷路瓦（Inderpal Grewal）皆曾指出，西方女性主義學者對第三世界相關文學的興趣，向來偏好有關 落魄女性的敘述。1 這類小說或電影的劇情大多遵循如下的公式：女主角生長於開 發中或低度開發的國家，默默承受父權社會的性別壓迫及經濟剝削，卻無反抗的自 覺或能力。但有一天，女主角因緣際會遇到來自西方的訪客、接觸到西方的進步思 想、或有幸移居西方，於是受到啟發，開始她對第三世界傳統的反抗。結局往往是， 移居西方的女主角決定唾棄傳統的社會，終於能在西方發揮所長，施展她的抱負。 南亞裔的美國作家蘇柏凱（Noy Thrupkaew）一針見血指出：「〔美國〕出版界都 想要她們〔亞洲女人〕受夠折磨苦難（而後也許到了美國之後她們會英勇地戰勝苦 難）……這類從亞洲地獄到美國天堂的主題讓美國讀者得意又驕傲：他們會躺在懶 骨頭裡想著，『感謝上蒼，有美國真好！』」（2）。 暢銷的華裔美國作家譚恩美（Amy Tan）就常常在小說中描寫這樣的情節。悲 苦不幸的中國女人為家庭暴力和連年戰亂所苦，到了美國之後清一色擺脫之前缺乏 自信的形象，並培育了肯定自我、自由解放的下一代女性。黃秀玲有這樣的觀察：

［……］對［美國］女性主義讀者來說，《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 和《灶神娘》（The Kitchen God’s Wife）裡面的華裔母女關係代表了第 三世界與第一世界的接觸，美國主流女性主義得以藉其用去政治化的方 式（因為去政治化，所以可以只呈現光明面）來建構自身的論述──從 歐裔傳統的作家所描寫的母女關係中，就很難得到這種效果。（“Sugar” 181） 譚恩美的小說一方面提供了對於中國的東方想像，另一方面也描繪了一個自由 解放的美國，長期受中國父權迫害的婦女到了美國之後，搖身一變為思想自由且具 行動力的主體。在譚恩美的小說裡，「第三世界的婦女」 ［……］頭腦簡單卻又詭計多端，似易看透卻又深不可測，能熬過不可名 狀的迫害，但在現代世界裡卻很脆弱。她處困乏中能夠堅強而善變通（這 1

參見周蕾〈他鄉的暴力〉（“Violence in the Other Country”）一文，還有《寫在家國之外》（Writing

Diaspora） 的〈引言：首要議題〉（“Introduction: Leading Questions”）一章；及黃秀玲的〈糖姐

給過慣安逸生活而變得軟弱的人恰是一個很好的激勵），但終究她還是 需要西方世界的認可與保護──透過移民、嫁個白人丈夫，或是像［《灶 神娘》裡的］溫妮（Winnie）那樣嫁給雷金穆（Jimmy Louie）（一個在 美國出生、能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的華人、會跳舞、身著美軍制服、且信 基督教）。［……］一些悽慘的情節，如媒妁之言的婚姻、施虐成性的 婆婆、性虐待、水災、飢荒、空襲、小孩夭折、腐敗的政府、落後的科 技，以及其它林林總總第三世界女人所遭逢的禍害都是用來強調、而非 消減，如下觀點：西方／西化婦女處境的優越乃不容置疑。（Wong, “Sugar” 199） 這樣獨尊美國的生活方式巧妙地掩蓋了美國華裔女性在物質、社會與政治上所 蒙受的不平等待遇。美國內部的社會與政治問題也因此順水推舟地轉嫁到第三世界 身上去──這裡的第三世界指的是中國。 如果譚恩美的作品是用一種不帶批判的方式呈現中國與美國的強烈反差，聶華 苓的小說《桑青與桃紅》則不但嘲弄那種毫無批判意識的美國想像，也質疑美國屬 性（Americanness）的排他性。《桑青與桃紅》裡的女主角想獲得合法美國人身分， 卻頻頻受阻，她不屈不撓的努力揭露出美國國家想像（imagi-nation）的建構與侷限。 此處我將 imagi-nation 一字加入一連字號，乃為突顯國家想像裡「意像」的重要性。 如果國家認同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說，是一種「想像」的話，美國的 國家想ည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幾乎都是由白人中產階級壟斷，直到二十世紀下半其 他族裔文學的逐步普及與其他族裔文化的抬頭，才在美國的國家想ည中加入了較多 樣化的意像。我們現在談到美國這個國家時，已不再使用大鎔爐這個比喻，而以其 它諸多意像，如馬賽克拼貼、沙拉、火鍋、咖哩等等，取而代之。這些相互競爭的 比喻所富含的意像與顏色說明了國家認同的「視覺效果」。 本論文處理兩本華裔美籍作家的小說：《桑青與桃紅》（中文版，1976；英譯 版，1981），和《千金》（Thousand Pieces of Gold, 1981），探討這兩部小說如何 建構、爭議、或協商美國的國家認同。《千金》雖然是作者林露德（Ruthanne Lum McCunn）有心重建華裔女性在美國西部拓荒史地位的傳記小說，但林露德突顯單 一女性的成功故事之模式，不免重蹈弱勢模範論述（model minority discourse）的覆 轍，讓筆者難以全心擁抱其為華裔女性立傳的苦心。《千金》如同譚恩美的小說， 可──借用黃秀玲語──「放在半種族誌的東方主義論述裡來看」（“Sugar” 181）， 《桑青與桃紅》則是抵抗如此的東方主義意識形態，拒絕被收編。桑青／桃紅在美

國最終的無根狀態暴露出女人在民族／國家裡的邊緣化處境，美國這個國家圍堵不 受管束的女性情慾──尤其是華裔女性的，性自主的華裔女性無權參與美國的國家 想ည，她在小說結尾的無家狀態正可提供對抗美國國家認同霸權的轉圜空間。2 兩 部小說中的兩個華裔女性某種程度代表了華裔美國研究的兩種取向：華裔美籍移民 認同及華裔離散族群意識；本文的第三部份試論此二種論述的利弊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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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的女主角拉路（Lalu Nathoy, 1853-1933）豆蔻年華時被賣到美國（當 妓女），3 最後在美國西部落地生根。全書一共有七個章節，每一章節開始都附一 張照片。照片的排列順序勾勒出一個和譚恩美筆下女性類同的移民軌跡。七張照片 共同訴說了一個故事：受苦難折磨的中國女人被白人男性搭救，後者幫助她轉變成 一個能獨立思考的成熟女人。 第一章的照片是個穿著傳統中國服飾、綁著馬尾辮子、坐在板凳上懸著三吋金 蓮的一個不具名的中國小女孩，臉上一副認真而不解人事的無辜表情。這章描述了 主角拉路的農村少女時期，由於父親欠周詳的財務規 畫，加上連年作物欠收，拉路這個父親眼裡的千金本該 無憂無慮的少女時期硬生生地被迫提前結束，她不僅得 下田勞作，後來還被土匪頭子用一袋黃豆的代價半擄半 買劫走，最後被賣到了城裡的妓院。 第二章開頭附的照片是一個「被關在唐人街妓院裡 的中國女人」（TPG 309）。這個被監禁的女子透過鐵 絲網的窗戶往外望，似乎充滿對自由的渴望。這章裡拉 路被賣到了美國，和一群與她類似遭遇的華人婦女一起 被關在暗無天日的囚籠裡，待價而沽。隨後被一個艾達 荷（Idaho）採礦區的華裔酒館老闆買去。雖然拉路到了 美國，但她還是落到了中國人的手裡，而且仍受（性）奴役。這張照片裡的中國女 人無名無姓，也因此擴大了她的象徵指涉，似乎她代表了唐人街、甚至廣大中國社 2 其實中國這個民族國家也圍堵桑青的情慾，這更突顯了婦女和國家的矛盾。 3 根據作者林露德訪談考證的結果，有人說波莉初期的確需靠賣淫維生，有人則持相反看法 （“Reclaiming” 79），林露德在小說中特意保持曖昧，並未寫到波莉與華人買主間關係的細節。 作傳者的取捨有時不免反映了他們立傳歌功頌德的願望。

會裡一群受性別壓迫、沒沒無聞、待西方解放的婦女。

第三和第五章分別是波莉（Polly Bemis──拉路的美國名字，象徵她的美國化） 所居採礦鎮（Warrens, Idaho）的照片和一張後來她和丈夫查理（Charlie Bemis，另 一家酒館老闆）建立的農場（Polly Place, the Bemis Ranch）的照片。這兩張照片等 於是為波莉取得美國西部拓荒英雄（雌?）的正統地位。波莉和美國土地的連繫， 可象徵她美國身分的實質化。她和那些西向拓荒、胼手胝足建立家園、為美國開疆 闢土的歐裔移民一般，也是貢獻血汗建設家園／拓展國土的拓荒英雄。

以上影像展示了拉路逐漸美國化的過程（此處美國化已成了自由解放的同義 詞），她漸漸從一個沒有名姓（所以沒有身分主體）、綁小腳（象徵中國無人性的 父權制度陋習）的中國女孩，變成一個解放、自主的美國女人波莉。4 波莉攢到的 不動產（第三章裡提到的農場）也可象徵她加入美國商業／資本交易的機制，千金 這個中國女兒的代詞轉換到美國的脈絡裡獲得了不同的意義。5 金子一方面和美國 西部拓荒有密切關聯，另一方面也是 19 世紀吸引許多華人越洋赴美的美好夢想， 雖然多數人的淘金夢並未實現。金子所代表的物質主義也與美國的「鍍金年代」 （Gilded Age, 1878-1889）產生聯想，而鍍金年代正代表了美國資本主義興起所突 顯的奢華及人性自私貪婪的一面。千金／波莉的物質聯想如此一來似乎影射了她逐 漸被美國政經體制吸納的過程。 波莉建立家園的行為呼應了美國的西部擴張；她藉由建立家園，重演了美國建 國大業的拓荒經驗。她的美國經驗──與白人男性結婚、融入美國社會、並被白人 鄰居接納──和美國主流的弱勢模範論述不謀而合。根據該弱勢模範論述，處於弱 勢的美國移民（即亞裔）撐過了種種艱困磨難，百折不撓，沿著社會階梯的最底層， 一層層往上爬，最後終能憑其努力實現美國夢。波莉的美國化印證了批評家服部友 （音譯，Tomo Hattori）的弱勢模範論述理論。服部認為弱勢模範論述離不開資本 主義邏輯。他檢視北美亞裔小說裡的女性角色，分析她們如何以性誘惑與族裔特質 作為資本，「務實且不帶幻想地將自己當成人力種族資本來操弄」，她們這種行為， 「揭露、證實，並賦予亞美論述價值」（231）。華裔學者朱珍娜（音譯，Janet Chu） 在比較《千金》這本小說及其電影版（1990 年問世，由Nancy Kelly執導，American Playhouse Theatrical Films出品）時，也有類似的評語。朱對電影版多所批判，認為 改編的電影所說的根本就是女主角被引導入資本主義及美國式個人主義的過程 （77）。雖然，朱文的批判乃針對電影而發，然而，小說的情節推演其實提供或暗 4 謝謝我研究所課程「旅行敘事」（“Travel Narratives,” 2004）的學生，他們在課堂上對於這本小 說的熱烈討論，觸發我不少感想。尤其是蔡仁傑在課堂上也指出了不知名小女孩穿著的中國服飾 和波莉所穿著的西方服飾的對比。 5

林露德在她討論《千金》寫作緣起的文章（“Reclaiming Polly Bemis: China’s Daughter, Idaho’s Legendary Pioneer”）裡曾提到蒐集相關資料的辛苦及困難，尤其是拉路的中國生活部分，她表示 原本想寫的是一部非虛構的傳記，但是由於很多事實難考，所以最後選擇了傳記小說的形式 （76）。林露德在文中推測拉路是蒙古人，但並未提供任何拉路的父親暱稱她為千金的證據，也 不曾解釋為何她用千金這個詞。雖然林不懂中文（“Reclaiming” 100 n55） 但知道「千金」這個 詞在華語中代表受寵的女兒（95 n1）。筆者猜想，林用「千金」或也有賦予作品中國味的意圖， 「千金」和波莉後來淘金的經驗當然也有關聯。不過「千金」應是外人使用的尊稱，而非父母對 女兒的稱呼，未知林是否意識到這點。

示了這種架構的必然性。6 說波莉是利用她實業家白人丈夫來成就她自己的美國化大業或許有點誇張，但 她的確是依賴了白人丈夫的慷慨和付出才有辦法獨立、成長的。《千金》作者林露 德整理完大規模蒐集來的資料後推斷，波莉與查理結婚的主要目的其實是「為了避 免波莉因外國人身分被遣送回中國」（“Reclaiming” 82）。7 筆者不免要質疑，若 沒有查理的幫助，波莉的美國化之路會不會窒礙難行？雖然剛開始波莉跟中國來的 載運工金穆（Jim）之間有某種愛慕的情愫，但在波莉貞節險遭侵犯之際，金穆卻 無法使力，而是查理這個「白鬼」（the white “demon”）被請來「英雄救美」。而 陷波莉於性侵犯危險的卻是個華人，即買她的酒館老闆洪興（Hong King）。朱珍 娜便指出，電影將華裔男性塑造成華裔女性的父權壓迫者，從而更加合理化波莉選 擇查理之必然，也讓電影徒有促進多元文化的外表但暗含白人當家的意識形態 （78）。華裔社群裡的性別壓迫是存在的事實，我們也無須如趙健秀（Frank Chin） 及其編輯群（Jeffery Paul Chan, Lawson Fusao Inada, Shawn Wong等人）般為民族「大 義」而掩蓋性別壓迫的「家醜」。《千金》的問題在於，並不是所有華裔男性都是 性別壓迫者，如金穆，但在小說裡頭，與波莉原本兩情相悅的這個華裔男子卻無疾 而終。當拉路問金穆為什麼他跟查理槍法一樣好，但在礦區卻不隨身佩槍，金穆很 直截了當地告訴她：「白人才有〔這樣的〕權力」（TPG 127）。其中的種族閹割 暗示不言可喻。為了要促成拉路的美國化大業，很自然地只有讓去勢了的金穆意外 去世，當權的白人男性查理方能順理成章來接管這個華裔女人，助她成為美國西部 「傳奇的拓荒者」（見林露德文章的副標題）。金穆這個人並無歷史根據，只是林 露德創造出來的角色，筆者不禁懷疑，林是否特意寫進這個角色，以避免波莉被如 趙健秀者流抨擊為背叛華裔社群的女人？ 拉路／波莉最後自認已成為美國人，也不再懷想遙遠的中國，她的故事因此可 讀成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者的美國化傳記，故事的終／重點都在美國的國家論述之 內。一個特異黃種女子的加入，多少幫助維持美國多元文化及多元族裔的表象，美 國建國大業或拓荒史中的（其他）亞裔移民傷痕血淚彷彿皆可透過對拉路／波莉的 歌誦而暫時一筆勾消。林露德在其〈尋回波莉‧貝米斯的歷史定位〉（“Reclaiming Polly Bemis”）一文中提到寫這本書的主要動機，是因為覺得當時身處美國西部的 6 林露德本人對電影版十分不滿，還曾經訴諸法律欲買回電影版權，可惜後來敗訴，並遭禁令不得 公開發表有關該電影的言論（Chu 94 n3）。 7 1892 年的蓋瑞法案（Geary Act）要求所有在美華人隨身攜帶合法居留證，若無法出示合法居留 證，任何在美華裔人士皆可能遭遣送、拘禁、或一年勞役的處罰。

一個華裔女子竟能「有人性尊嚴地活下來」（“Reclaiming” 76），深受感動。林寫 小說的意圖乃為弱勢女性立傳，不過她的美意放在美國建國論述的脈絡中，無意中 也突顯了保護／賦予第三世界女性尊嚴，和美國國家認同之間複雜的糾結。

在當地歷史學者及居民的共同奔走下，波莉‧貝米斯農莊（Polly Bemis Ranch） 後來成為博物館，1987 年的創館典禮上艾達荷州長蒞臨致詞，美國內政部也認可其 於艾達荷州史的重要地位（“Reclaiming” 95）。南亞裔學者谷路瓦觀察，移民及移 民作家在當前的世界政經局勢之下，所處位置特別重要，他們的文化生產一方面有 助於重塑並合理化民族／國家主義及跨國資本的論述，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挑戰上述 建制（46）。相對拉路／波莉被納入美國西部拓荒史中，在美國最終能留名青史， 成為合法化的移民，桑青／桃紅如漂萍的漫遊可說沒有終／重點，也可說終／重點 繁多，因此不可考；這不可考反倒留下質疑美國國家認同建構的餘地，也顯示漂泊 離散認同可能隱含的對抗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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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青與桃紅》裡的女主角從時時提醒自己謹守道德的桑青，變成性開放豪爽 女的桃紅，這個轉變的過程恰巧呼應了她從中國內陸到北京，經過台灣，最後到達 美國的跨國旅程。她的遊歷紀錄了父權教條在她身上的禁錮逐漸鬆脫、由限制到解 放的轉變過程。8 然而，因為女人在民族／國家裡的社會與法律地位多還是由她們 與男人之間的關係來界定，她最後流離無根的狀態還是意味著女人屈服於民族／國 家之下。9 因此，雖然桑青／桃紅最終到了美國，那卻不一定代表無條件的解放與 自由。她在小說末的漫遊正是抗議美國移民政策對外來移民的選擇性接納。這個中 國女人缺少一個白人／美國丈夫，她的性慾又無法被駕馭，所以被移民局「通緝」， 只好被逼上路逃亡。既然無法參與那高唱自由平等（官版的意識型態）的美國社會， 桑青／桃紅只好採取一種打游擊的生存策略以在美國存活。 許多評論家都注意到聶華苓的小說中巧妙地混和了象徵與寫實的描述（陳 264, Yu 129, 葉 278-85）。其實，聶華苓在《桑青與桃紅》裡不僅賦予寫實的場景以象 8 《桑青與桃紅》的讀者知道這兩個女人其實是有精神分裂症的同一個人。在這個論文裡，我會用 桑青來稱呼精神分裂前的女主角，而用桃紅來指稱後來新生的女人。 9 雖然不同文化之間存有差異，而且女權已經有長足的進步，但還是可以在大多數的文化裡找到各 種女人依舊屈從於男人的例子。像是許多國家關於婚姻與財產權的法令還是將女人依附於男人之 下。

徵的意義，她也精巧地將個人的（personal）嵌入了政治的（political）範疇。四部 桑青的日記描述的是一個中國女子掙扎逃離各種壓迫的過程──連串的壓迫包括 對女性的歧視、日本侵略、中國共產黨革命、台灣的政治迫害，美國移民官的追緝 等等。官方的政治敘事通常是以男性的政治與歷史人物為中心，也讓男性壟斷大眾 事務，所以男人與公眾的、國家的議題連結，而女人則與私人的、家庭的事務相關。 而聶華苓的小說採取的是女性的視野，並由此檢視個人的與政治的之間的糾葛。 本文第二部份擬「重讀」《桑青與桃紅》，目的是要突顯跟其他評論家的詮釋 間的差異。我會引用白先勇（Hsien-yung Pai），李歐梵（Leo Ou-fan Lee）和余曉 玲（音譯，Shiao-ling Yu）的文章來討論他們詮釋裡暗含的性別偏見。另外，我也 會引用黃秀玲有關亞美文學中的替身（double）與動能（mobility）的理論以試圖解 讀《桑青與桃紅》裡錯綜複雜的國家與文化認同。

黃 秀 玲 、 白 先 勇 、 李 歐 梵 及 邱 蔓 妮 （ 音 譯 ， Monica Chiu, Illness and

Self-Representation）等評論家都將小說結尾桃紅的流浪讀成一種失敗，代表她無力 對抗白種美國的種族歧視：她最終精神分裂且無家可歸。李歐梵用「情緒失控」來 形容桃紅，並說她的「流放旅程」是「全然的創傷、黑暗、和絕望」（231）。但 是李歐梵對《桑青與桃紅》的閱讀是建立於性別二分法上，忽視了女人在社經地位 上的相對弱勢，與女性自主的可能。李歐梵自承是一個自我放逐的知識份子，處於 「文化中國」的邊陲。他認為身為「外圍」（peripheral）作家是一種優勢，可以「不 受祖國牽絆」（231）。李歐梵當時擔任哈佛大學中國文學與歷史系教授，有合法 的美國身分，大可不受限於中國，也有餘裕探索文化認同的複雜性。但桑青／桃紅 在愛荷華的某個高中當臨時中文教師，沒有永久居留權，她的「不受牽絆」可能就 意味著生活上的隨時遽變。如果她的永久居留申請失敗，就會被遞解出境，至於遞 解到哪裡去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出生地中國已經分裂成共產黨與國民黨兩個陣 營，而由她的日記裡所紀錄的一連串流亡經驗看來，中國或台灣對她皆非安全的棲 身之所。桑青／桃紅所面對的兩難局面（或者說根本是走投無路）正是佐證了女人 在國家裡所處的劣勢地位：她們常被當成「國家的象徵，但卻無權參與國家大事」 （McDowell and Sharp 398）。所以，當桑青／桃紅說，她如果被遞解的話不知道 有哪兒可去，我們可以讀出字面上與比喻上的兩層意義。她不知道可以去哪裡，正 因為吳爾芙（Virginia Woolf）曾簡明扼要地說過：「作為一個女人，〔她〕沒有國 家」（qtd. in McDowell and Sharp 395）。我說桑青／桃紅沒有國家，並無意標舉一 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女性本質（universal womanhood）；而是要強調，當國家老把 女性及其關注的議題放在邊緣位置時，女性必然會面臨困境。

李歐梵不僅無視他自己跟桑青／桃紅之間社經地位的懸殊，也忽視了他們之間 因性／別差異而可能導致的認知差異。他在非議桃紅高漲的性慾時，忽略了女性擁 有自主能力的可能，也掉入父權兩性二分的陷阱──亦即將女性等同於被動無欲， 男人則主動且性欲旺盛。根據李歐梵的分析／診斷，桑青／桃紅是個精神病患 （psychotic）；她是「精神分裂和女色情狂，因為她在美國大陸一路上和一個又一 個男人上床」（230）。當李歐梵享受他自己那「不受牽絆」的狀態而能找出一個 協商空間時，他卻完全否定漂泊中的桑青／桃紅也有如此自由揮灑的可能性。在他 面對桑青／桃紅不羈而活躍的情慾時，他否決了她的自主性和行動力，不認為她有 任何協商的空間，從而也否定了她反抗主流美國國家論述的潛力。 李歐梵貶低桃紅性慾的描述也可以在別的評論家裡找到迴響。余曉玲特別點出 桃紅「旺盛的性慾」（“sexual appetite”），將她視為一個「沒有羞恥心的女人」， 在她「性墮落」的同時，已然無藥可救（142-43）。同樣地，白先勇也將桑青／桃 紅的旅程描寫成一個由「中國內陸的天真少女」轉變成「從美國中西部一路睡到紐 約的性怪物」的過程（210）。姑且不論其謬誤的情節提要（桃紅是從愛荷華州出 發，在不同的機緣下前往不同方向，有時在紐約，有時西向加州，而小說結尾時似 乎在中西部盤旋），白先勇對桃紅主動活躍性慾的閱讀，和李歐梵與余曉玲如出一 轍，都一再顯示父權性別意識形態的雙重標準：女性應該是被動的，是男性慾望的 對象，但絕不可以顛倒過來有任何慾望。相較起來，男作家柯路亞（Jack Kerouac） 《上路》（On The Road）裡頭的男性旅者四處「獵豔」卻被視為天經地義，他的 放蕩不羈則更顯浪漫。10 桃紅可說是被她的評論家們剝了兩層皮：她的性慾被躂 伐，她的行動力被否定，她的動能（mobility）也因此缺少了任何自由解放的可能。 然而，正是因為桑青／桃紅的性解放，所以她的漫遊可以由一個較正面的角度 來詮釋。從她的日記，讀者不僅得以一窺中國政體的分裂──從對日抗戰，國共分 裂，到國民黨敗退到台灣──也瞥見了桑青如何在儒家禮教下逐漸受教成一個行禮 如儀的女人的過程。小說中對桑青最早的描寫是在瞿塘峽，那年她十六歲，叛逆而 有冒險精神，與「愛指使人又有男子氣」的女同學老史結伴同行。有幾位評論家將 她與流亡學生的性行為解讀為強暴（Pai; Monica Chiu; Yu 142），但筆者卻認為這 其實是她自己預先設想過的，這個事件表露出她主動的女性情慾以及對儒家性教條 規範的挑戰。她一開始就對流亡學生感興趣，為他所吸引。當流亡學生把她的身體 10 在 WorldCat 資 料 庫 搜 尋 關 於 《 上 路 》 的 研 究 ， 可 以 找 到 許 多 標 題 裡 含 有 「 放 蕩 不 羈 」 （“Bohemian”），「浪漫的」（“romantic”），「世外桃源的」（“arcadianization”），等等的詞 語。

拉近壓在自己身上時，桑青聞到他身上的味道而心跳不已。而從他們性交場景的描 述看來，是桑青自己先走向流亡學生的（聶 74）。後來他們擲骰子玩，其他的女乘 客開始剝掉流亡學生身上的衣服時，桑青碰觸到他的身體，回憶起對男性身體的嚮 往：「我不住地摸他的身子，就像太陽裏一塊好石頭，光光的，暖暖的，硬硬的。 男人的身子原來那麼好法！我希望那樣子摸他一輩子！」（91）。這不像是被強暴 者的念頭。郭淑雅在〈「喪」青與「逃」紅？〉文章裡也指出，瞿塘峽一景中的作 愛乃「湮沒了家國對他們的限制，隱隱中也意味著文化約束、集體記憶的消散」 （257）。 在 40 年代時，一個敢表白自己性慾的中國女人是會遭性觀念保守的社會懲罰 的。桑青反傳統的想法與行為早在那個時期就已經表露出來。但是，隨著年歲漸長， 桑青卻漸漸地被吸納進父權體系之中，在其中奉派扮演一個盡本分的妻子與慈愛的 母親。她甘與家綱和女兒桑娃一同被監禁在閣樓裡，顯示她恪遵儒家的禮教規範。 而只有當她主動實現慾望時（無論是性慾或其他方面），她才能從那個被奴役的桑 青中釋放出來，也才能逃出父權的束縛。 我認為桑青／桃紅在小說最後的流浪、性解放與精神分裂可以讀成一種抵抗， 而不只是受迫害而已。桃紅宣稱桑青已死，也離開情人江一波──偽善的中文教 授，頭一次得以免於內疚地生活。在桑青的第四部日記裡，她一直陷於幻覺之中， 被移民局調查員追緝，被親友責罵，舊時的相識也時常縈繞心頭不去。她身上背負 著對於家庭與中國傳統的責任感，讓渴望自由的她無所適從。相對地，桃紅則可以 拋去這些包袱而選擇她自己喜歡的生活。正如她跟移民局先生說的：「不管天翻地 覆，我是要好好活下去的」（聶 8）。聶華苓在一個訪談中說到角色名字的象徵意 義：「我取了『桑青』，主要是因為中國以農為本，桑葉是很重要的，生長在中國 土地上，桑有蠶吐絲的意象。青呢？當然桑葉是青色的。桃是桃紅，我本人很喜歡 桃紅的顏色。在我想來，桑青可以象徵一種傳統的文化，桃紅是鮮豔的、奔放的， 象徵的是迸發的生命力，就是這麼一個對照」（廖）。所以由桃紅到桑青的命名轉 換也可視為由中國轉向美國的願望，不過，桃紅這個新名字雖賦予女主角新的力 量，讓她能像桃花女一樣充滿活力去過一個不依賴男人的生活，但桃紅處心積慮逃 離中國、轉向美國的努力，並未獲致像波莉或是譚恩美筆下的女性角色一樣的成 功。換句話說，桑青雖行使同意權（consent）放棄她的祖裔（descent），但美國卻 並未「同意」她的加入。 黃秀玲曾為 1998 年版的《桑青與桃紅》寫過一篇精闢的後記，其中不僅交代 了這本小說的政治及歷史背景，也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詮釋方法。但這裡我想把關注

焦點放到黃秀玲析論亞美文學的著作《閱讀亞美文學：從必要到奢華》（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黃在該書中提出文本結

盟（textual coalition）的理論。在〈動能／遷徙政治〉（“the Politics of Mobility”） 這章裡，黃秀玲比較了歐裔美人與亞裔美人的動能／遷徙論述。雖然黃坦承有很多 例外的情形，但還是如此主張：「對前者〔主流美國文學〕而言，水平式地橫越過 北美大陸每每暗示獨立、自由、自我實現與／或社會革新的契機──一言以蔽之， 就是奢華（Extravagance）。但是對後者〔亞美文學〕而言，遷徙卻常代表個人或 社群的屈從、壓迫、或無法實現──也就是必要（Necessity）」（121）。黃秀玲 強調文學創作與亞美歷史脈絡之間的關係，並提出所謂的「對抗的動能／遷徙神話」 （oppositional mobility myths），探討作者及其筆下的角色們如何「將必要轉成奢 華」。如果亞裔美人是不得已地開始他們的旅程，至少他們可以在逆境中努力，去 斡旋出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即使仍是差強人意的、解放的空間。

桃紅的流浪即可讀成這種斡旋的例子。除了脫離了父權掌控外，桃紅的流動性 也顛覆了旅遊傳統上的性別分界，傳統上男人才享有遷徙的動能，女人則否。許多 評論家都曾指出旅行敘事加深傳統性別二分的功能：男性是探險家和征服者，女性 則扮演家中天使（angel of the hearth），離不開家門（Clifford 105-06, Enloe 21, Lawrence, Leed 116, Morris 12, Van Den Abbeele xxvi, Wolff 123）。潘尼洛普 （Penelope）可算是個中原型，盼了二十年才等到奧底修斯（Odysseus）歸來；和 她一樣，女人只能耐心苦苦等待男性旅者歸返。有鑑於此，女性的旅行可意味從傳 統解放出來。雖然桃紅並非出於自願開始她北美大陸上趴趴走的旅程──她的信件 與日記都表明了她時時意識到移民局調查員可能會追來，但是其中嘲弄的語氣和輕 鬆愉快的措辭都表露出一種自由不羈的精神。 因此我想借用黃秀玲的理論，將桃紅的流浪讀成一種「對抗的動能／遷徙神 話」。即使桃紅是被迫上路的，她仍能賦予被迫的遷徙反抗的意義。在小說一開頭 的楔子裡，桃紅就表明她對父權與民族國家的挑戰。桃紅敢言又有主張，不像桑青 在面對移民局先生時那樣地怯懦與溫順。她在牆上如此塗鴉： 花非花 我即花 霧非霧 我即霧 我即萬物

女生鬚 男生子 天下太平矣

誰怕蔣介石 誰怕毛澤東

Who i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桑青弒父弒母弒夫殺女（2-4） 以上段落道出了對父權與其共謀以及政治權威的對抗，也表明拒絕被框限在任 何僵化的身分認同裡。桃紅高唱「我即萬物」，彷彿在與「美國精神代表詩人」惠 特曼（Walt Whitman）唱和。諷刺的是，桃紅發出了這樣富含美國拓張精神（American expansionism）的喟嘆後，竟必須開始流浪，躲避移民局官員的追緝。白人男性（惠 特曼為一顯例）擁抱擴張與大度值得喝采，而抱有同樣情懷的華裔女性則受迫害。 桃紅的無根與無家因此可視為一種抗議與抵制，她的流浪揭發了美國身分認同中的 種族及性別歧視。 決心拋棄白人男性所劃定的道德與政治規範，桃紅於是自由地前往她想去的地 方，做她想做的事。相較於她之前受困於瞿塘峽、北京城、和台北的閣樓，行動沒 有自由，她在北美的流浪似乎才是她生命裡最無拘無束的美好時光。她沿途認識許 多朋友，大多和她一樣是社會的邊緣人，像是反死亡大遊行的抗議人士（「有各式 各樣的人：白人、黑人、黃人」〔聶 16〕），波蘭來的猶太裔伐木工，越戰退役軍 人夫婦等。桃紅向波蘭來的猶太伐木工自我介紹是「亞洲來的猶太人」（聶 182）， 強調了他們之間相似的被迫害與離散經驗。由此看來，桃紅的信件與旅行可算是離 散族群與次等公民結盟的紀實。 桃紅與越戰退役軍人的相遇帶出了美國歷史的一個小插曲，美國建國不僅依靠 排除（exclusion），也依靠擴張（如西進運動）。但是桃紅的西進之旅／運動卻只 能是一個諷刺。越戰退役軍人說了唐勒隊（the Donner Party）──美國拓荒史上慘 絕人寰的悲劇──的歷史給桃紅聽。黃秀玲也指出，桃紅西進加州的遷徙原來「懷 抱著夢想〔……〕但唐勒隊的食人故事縈迴不去」（Reading 127）。唐勒隊的故事 剛好同時觸及了擴張與排除的議題。19 世紀華裔鐵路工為了建造橫貫北美大陸的鐵 路而必須與內華達山脈的嚴冬與積雪作戰，和多數唐勒隊員一樣，他們很多人也葬 身內華達山脈的冰雪中。他們日夜寒暑趕建鐵路，甚至犧牲生命，但是鐵路完成後 他們的貢獻卻如過眼雲煙──1896 年的鐵路啟動儀式上沒有任何華工受邀出席。再

者，當美國政府不再需要這些曾經不可或缺的廉價勞工之後，許多華工因反華情緒 高漲，而被迫散佈在大城市裡少數族群聚集的地區，勉強營生糊口。唐勒隊本來應 該因為其開疆拓土的精神而被大肆頌揚，他們高舉著建國大業的西部拓張大旗 向加州邁進，但因為缺乏天時而成了對浮誇的建國修辭的一大諷刺。 唐勒隊雖然是個慘痛的失敗，但還是有一個山峰與湖以其命名以茲紀念。歐裔 移民有他們自己的遺產與神話，華裔移民則鮮有同樣規模的紀念碑或地名來紀念他 們。黃秀玲曾指出鐵路意像在亞美脈落裡的曖昧意涵：一方面，鐵路提醒我們華裔 移民對美國建設開發的重大貢獻；另一方面，鐵路所象徵的「遷徙的奢華及實現美 國夢的機會」，對早期華裔移民而言卻往往遙不可及（Reading 151）。幸運的是， 桃紅並沒有像那些華工一樣注定被孤立。她上路遊歷所帶來的是美國邊緣人的大集 合，而她給移民局先生的地圖並不是真正用來提供線索的，反而是突顯了：要用任 何地裡位置或其他形式的歸類法來界定一個人的國家屬性，都將只是白費力氣。邱 金妮（音譯，Jeannie Chiu）將桃紅跟中國民間傳說中的狐狸精相比，由此觀察到桃 紅能「逃離地域與意識形態的侷限」（4）。與其為了家庭或國家奉獻犧牲，桃紅 寧願無止境地在美國四處流浪，展現出她堅定不屈的存活鬥志。郭淑雅在〈「喪」 青與「逃」紅？〉文章裡追索《自由中國》（聶曾任編輯，後因此牽連移居美國） 編輯群個人高於國家及「國家工具論」的思想對聶華苓的啟發，由此強調《桑青與 桃紅》對國家認同的漠視。 桃紅的漫遊不僅僅打破了女性陰柔的刻板印象，也挑戰了種族樣版。薩依德 （Edward Said）很早就在〈東方主義再思〉（“Orientalism Reconsidered”）一文中 指出東方被西方女性化的問題（23）。東方人被想像成娘娘腔或陰柔，亞洲女人更 是如此。然而，桃紅大膽的行徑、不受拘束的舉止抗拒了如此的種族樣版（racial stereotyping）。黃秀玲研究亞美文學的替身主題（double motif）時觀察到亞裔美人 的一種內心掙扎：為了要被主流美國社會接受，亞裔美人必須克服他們的所謂「亞 裔個性」，這些樣板包含害羞、怯懦、溫順、娘娘腔，等等。黃秀玲指出這種內心 掙扎在文學作品中常會透過兩個角色的外在衝突來表現。也就是說，實體的替身 （physical doubles）其實代表了兩種心境的衝突。黃秀玲總結替身文獻的研究，為 替身下一個定義： 替身是由壓抑和投射所形塑的。通常是在自我防衛的過程中，以分裂、 游 離 、 瓦 解 、 或 碎 裂 的 方 式 表 現 出 來 。 出 現 替 身 ， 是 自 我 接 受 （self-acceptance）與自我認知（self-knowledge）有危機的癥狀：某一部

分的自我，無法得到自我意識的接納，便浮現為一個外在的角色，進而 影響了主角，它的影響力極為誇張，無法以日常的邏輯去理解。（Reading 82）

黃秀玲把這樣的替身理論應用到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 和莫妮卡‧ 曾根（Monica Sone）等亞裔作家，她表示，替身在亞美文學裡通常都是代表那些 一心渴望同化的角色所不想要的「亞裔特質」；《女鬥士》（The Woman Warrier） 裡年輕的美欣（Maxine）或是《二世女兒》（Nisei Daughter）裡的莫妮卡都曾與其 他亞洲女孩（即主角的替身）發生衝突，如美欣沉默蒼白的華裔小學同學，及莫妮 卡的日本表姐；被冒犯的兩個女孩都很柔順、安靜、隨和謙卑、而且女性化，等於 是集亞洲樣板個性之大成。黃秀玲如是解釋：「把令人不快的『亞裔特質』往外投 射到替身──也就是我所謂的჌୉ᇆ̄（racial shadow）──上，藉此劃分與自己 實質上不可分的東西，將之變為外在的，如此便可以與之劃清界線、保持距離」 （78）。美欣及莫妮卡的暴力衝動因此可解釋為她們想去掉自己身上的亞裔特質。 雖然黃秀玲替身的討論焦點是放在實體的替身，而非心理上的替身，她針對互 相對照的文化角色之間的對抗關係的討論，也適用於桑青／桃紅的精神分裂上。而 且桑青／桃紅的例子讓替身的問題更形複雜。黃秀玲將「亞裔特質」當成是不可取， 是從亞裔的觀點出發，若從西方觀點來看可能就不同了。《大唉咿》（The Big

Aiiieeeee）的編輯群（Frank Chin, Jeffery Paul Chan, Lawson Fusao Inada, Shawn Wong

等人）所指稱的「白種人的種族歧視之愛」（“white racist love”）（Big Aiiieeeee xii;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American and Japanese-American Literatures” 207），是白 人歧視亞洲人的重要元素之一，這種愛表現在白人對亞洲異國風情的嚮往，尤其是 亞裔女人的異國風情。如果不能被同化的亞裔男性可能對美國的民族國家文化造成 威脅的話，那麼溫順聽話的亞裔女子則可以很輕易地被美國接納，因為她滿足了美 國白人男性的性幻想；這可以從為數眾多的「蝴蝶敘事」得到證實。11 因此，為了要配合亞裔女子柔弱、安靜、怯懦、溫順、性壓抑等樣板形象，桑 青若要被美國接納，也就是通過移民局反覆的檢驗而取得永久居留權，就應該保留 並且強調上述的「亞裔特質」，而不是「與之劃清界線、保持距離」。她勢必得壓 抑她狂野的、不討好的「性逾越」（sexual transgression）的一面──即替身桃紅。 11

較為人熟知的有隆恩（John Luther Long）的中篇小說／劇《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 還有之後浦契尼將之改編成的歌劇，電影《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sie Wong），音樂劇 《西貢小姐》（Miss Saigon），等等。

有趣的是，最後桃紅這個替身反而取代了桑青，亞洲式的端莊嫻靜也被隨之拋棄。 父權與種族偏見的掛勾體現在移民局對桑青鉅細靡遺且反覆不斷的質問裡：他們要 搞清楚桑青與學生運動份子趙天開、及蔡承德、江一波這些男人的關係。對於移民 局的調查員來說，「通姦」即使是發生在兩個你情我願的成人之間，也都是一個嚴 重的罪狀，足以危及桑青的合法拘留權。桑青為了得到美國公民身分，必須要先證 明她值得；也就是說，她必須箝制性慾，不亂交，才不會威脅到美國政體的完整性。 到底所謂的「亞裔特質」可不可取，取決於美國這個白人當道的國家的指令。當桃 紅變得越來越大膽、不顧後果、且越來越「不亞裔」（un-Asian）時，她要成為美 國政體一份子的夢想也就越來越遙遠了。 如果「亞裔特質」在女人身上是可取的，那麼女人的不順從和不加掩飾的性慾 就無法被通融了。在桃紅努力地要拋棄她身上的「亞裔特質」的同時，她也發展成 了一個女性慾望主體。白先勇與李歐梵等男性評論家都將桃紅不受限制的情慾視為 她的墮落，而她的精神分裂則是因她不夠堅強，但我卻認為桃紅的精神分裂不但是 對於父權，也是對獨尊儒家思想的中國文化的大膽挑戰。

許多學者（如 Elaine Showalter, Hélène Cixous, Luce Irigaray, Gilles Deleuze, R.D. Laing）都視「女人的心理疾病為對壓迫勢力的反抗，而疾病本身也是一種藝術形 式和女性力量的表現」（Herndl 6）。闕絲勒（Phyllis Chesler）也指出「叛逆的女 人」常被指為「精神錯亂」。闕絲勒在她的《女性與瘋狂》（Women and Madness） 一書中所引用到的女精神分裂者的例子，都是行為主動而具有陽剛特質的女人。有 一個精神病學家曾將「精神分裂患者」和「正常人」依性別分組對照研究，她發現： 「女性精神分裂患者在所有組別當中最常被雙親視為是『最不受規範的』」（Chesler 52）。在一個個的精神分裂案例中，的確可以看出女性病患通常較具陽性氣質，而 男性病患則較具陰性氣質（較會照顧人並與他人相處融洽）。這些案例支撐了以下 論點：精神分裂病患通常多是因為拒絕社會規範的性別角色，而被貼上精神分裂的 標籤，而較不是因為有什麼其他脫軌、破壞的行徑（50-55）。因此這就是女人在 精神病學裡左右不是的兩難處境：如果一個女人完完全全地扮演她的陰性性別角 色，她就可能像許多維多利亞時期的中產階級女人一樣，被貼上「精神官能症」或 是「精神病」的標籤，但如果她挑戰了性別的樣板，她又可能會被歸類為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依據上面所提的案例看來，可能顛覆傳統的性別二分。如此讀來， 桃紅的精神分裂並不像是評論家們所認為的那麼無望與無力。桃紅的精神分裂挑戰 了父權所規定的合宜的性別舉措，也挑戰民族國家所要求的清楚的身分認同。也許 桃紅在人格分裂後才開始她在美國的無根遊宕並非巧合：她拒絕被用「性別」歸類，

也拒絕被地理位置和國籍限制住。她的漫遊象徵她拒絕在作中國人或作美國人之間 作選擇。她不對這兩者宣示忠誠，因為兩者都是壓迫的來源。12 因此我想將桃紅的「無家」與「無根」視為德勒茲（Deleuze）游牧論思想裡 的一種對抗策略，而不是一種失敗的表徵。13 在〈游牧思維〉（“Nomad Thought”） 一文裡，德勒茲引用了尼采（Nietzsche）的反哲學（counter-philosophy）思想，認 為那是種游牧的論述：「它的聲明／姿態來自機動性的戰鬥機器，而不是一個理性 的、行政管理的機制，此機制內的哲學家只是純粹理性的官僚」。德勒茲主張要有 「一種不會再塑造出國家機器的戰鬥機器，一種從屬於外圍、且不會重塑內部專橫 統一局面的游牧單位」（149）。桃紅突然從愛荷華州獨樹鎮的家逃出，正符合了 德勒茲游牧論的描述：這是「靜態團體（sedentary groups）突然被運動、外在世界 所吸引，而開始的一種冒險。游牧者和他的戰鬥機器對抗的是專制暴君與他的行政 機器：一種外圍的游牧單位，而不是內部的專橫單位」（Deleuze 148）。桃紅就像 是一個外圍的游牧單位一般，運用她不羈的情慾和無法被同化的族裔特質來阻礙美 國（內部的專橫單位）將她併入理性管理的企圖。 雖然德勒茲的游牧論偏重論述上的漫游而較非實際的遷徙，我們仍可將桃紅在 小說結尾的漫遊狀態視為游牧戰鬥的實體展示。正因為桃紅由西方文明的理性規範 中 游 離 了 出 去 ， 拒 絕 被 信 奉 理 智 ／ 瘋 癲 、 可 取 ／ 不 可 取 （ desirability vs. unassimilability）等極度理性二分信條的美國政體所同化，她乃形成了一個「外圍 的游牧單位」，永遠與美國主流社會及其父權體系裡的「內部專橫單位」對抗，拒 絕被收編。 桃紅在小說最後不斷地游離而無法被同化。黃秀玲用「嘲諷、戲弄、而叛逆」 來形容她（“Stakes of Textual Border-Crossing” 131）。她的情形正好可用來嘲諷所 謂的「圓滿論述」（“discourse of wholeness”）。華裔學者黃雪莉（音譯，Shelly Sunn Wong）在批評「圓滿論述」時解釋道，圓滿意味著健全、統合、健康、完整。黃 雪莉追溯同化論的西方哲學淵源，指出美國移民論述的目的論特質：德國美學傳統 的唯心論預設人可以藉美學教育達到內心平靜及與社會的和諧；這種論述預設了共 通的人類本質；它早已佚失，得藉由一定的進程（trajectory）方可重新獲得，人方 能達到圓滿。這樣的目的論規劃了由不完滿到和諧完滿的進程，正如同討論美國移 12 桑青在美國出現了精神分裂的症狀可說並無意外。費南（John Vernon）研究文學裡的精神分裂， 他指出，西方文化「是精神分裂的，它選擇撕裂經驗、變成片段，而把某些區域之間封鎖起來， 使之無法溝通」（“is schizophrenic, in that it chooses to fragment its experience and seal certain areas off from each other” [xi]）。這樣的分裂結構勢必會把置身西方社會的人變成精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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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時常引用的由邊陲抵達中心的目的論，弱勢主體被當成匱缺，得到達終點／中心 （即美國），方能獲得圓滿。黃雪莉提出對「圓滿論述」的批判，並以之閱讀韓裔 作家車學敬（Theresa Hak Kyung Cha）等作家，強調放逐、邊陲和居無定所的政治 意涵，及對美國新帝國主義的批判。圓滿論述是一套意識型態的假設，它假定「人 類──或是某一弱勢族群──的原初狀態已經被疏離了，或是認定一個無可更改的 進程──雖然往往得蹣跚前進──的終點或目的地」（46）。黃雪莉觀察到，在圓 滿論述裡，美國的主流文化（代表男性、歐洲、中產階級）凌駕弱勢族裔的文化認 同：白種中產階級的美國變成了奮鬥的目標，「疏離」而「破碎」（“estranged” and “broken”）的弱勢族裔必須努力朝此中心目標前進，以獲得健全而圓滿的身分認同。 在圓滿論述中，移民或是弱勢族裔透過各種努力來克服社會、經濟、政治上的逆 境，最後被納入「美國歷史的敘事劇」（“the narrative drama of American history”） 中（Shelly Wong 47）。換句話說，圓滿論述其實是另一個「美國夢」迷思的翻版。

圓滿論述在族裔文學的生產與詮釋上，可以在索勒斯（Werner Sollors）的「同 意與祖裔」（consent and descent）理論裡找到共鳴。索勒斯在他跨族裔的美國文學 研究中提出，同意與祖裔是兩種身分認同的形式：族裔為「和血緣、天性與祖裔相 關的建構，而國家認同則靠法律、行為、與同意」（151）。索勒斯勾勒出一個逐 漸由祖裔（血緣關係）過渡到同意（國家認同）的變化過程。使用「同意」這個詞 明示個人可行使同意權，但這個說法沖淡了個人作選擇時可能產生的心理衝突及文 化拉鋸，也完全忽略了移入國社會可能行使的不同意權。「同意」這個詞沒有考慮 到佔優勢地位的社會族群對於弱勢主體的抵制與敵意。再者，置同意於祖裔之上， 又不帶批判地將之套用到移民身上，顯然把美國當成唯一令人嚮往的最終目的地， 而忽略了美國史上對第三世界的經濟剝削與軍事侵略，而這些都是導致大量移民的 原因。美國境內存在的菲律賓裔、越南裔和中南美洲的移民，都可以佐證此類移民 不一定自願移入，他們很多人乃因為家鄉被殖民或侵略，或內政經濟受到干預，迫 使他們別無選擇，只得找一個更適宜的居所。所以從祖裔到同意的轉變，用極其簡 化的方式佐證了圓滿論述，它掩飾了美國的帝國主義，也忽視了弱勢族裔必須承受 的各種不公與苦難；這種論述維繫了美國政體不公義的權力結構。《桑青與桃紅》 與圓滿論述保持距離，也暴露了美國立國神話中不平等的權力關係。 因為自傳與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這兩種文類都有一個發展性的敘事結 構，所以黃雪莉將兩者視為是圓滿論述的分支。在這種敘事裡頭的角色必須要克服 種種的困難與障礙而到達「完結的終點」（“a point of finalization”），而那個終點 通常指的是譬喻上的或實質上的家（Shelley Wong 47）。聶華苓混雜了信件、日記、

神話，在成長小說的發展性敘事框架下講故事；讀者可經由桑青的日記和桃紅的信 件，而逐步發現女主角在瞿塘峽、北京城、和台北時所受到的身或心的禁錮，因而 最終精神分裂。然而，若成長小說這個文類必須要有一個明確的完結，那麼《桑青 與桃紅》則推翻了這個要素，它的結尾是一個中國版的薛西佛斯神話（Sisyphean myth）──帝女雀永無止盡地銜石，要把淹死她的東海填滿。書末桃紅的逃逸和其 後的中國神話都表示桑青／桃紅沒有完全地被美國及其文化給同化或是收編：她沒 有因為抵達美國而變成圓滿（whole），也沒有回到家；桑青的日記片段沒有明確 結局，帝女雀要填滿東海的努力也沒有休歇之日，桃紅的流浪也沒有止境。邱蔓妮 比較南亞裔作家穆可姬（Bharati Mukherjee）的小說《潔絲敏》（Jasmine，又譯《茉 莉》，1989）與《桑青與桃紅》時便指出，異於潔絲敏這個「成功」打入第一世界 的南亞女性，桑青不能被美國的多元文化論述輕易收編，因為她推翻了「所有移民 都嚮往美國」的意識形態（Chiu, “Trauma and Multiplicity” 29）。眾多理想的「美 國夢」敘事裡男女主角們最終都到達了他們的目的地，獲得「美國人」（尤其是中 產階級）證書，桃紅則相反；她因為有「精神病」及其所帶來的解放，可以處在邊 緣位置盡情漫遊。就某個層面來說，她的確是回到「家」了，但那是一個在圓滿論 述外圍的家；那個家也同時是個經由不斷論爭而修正的場域。黃雪莉說過：「論爭 和家可以同時冒現──也就是說，有爭論的（contested）和論爭中的（contesting） 的場域ಶߏ家。如此說來，家永遠不會是一個安頓之所。〔……〕用別的方式來理 解家，像是把家看成一個最終的休息之地，都只會帶來實存化或是理想化的風險」 （47）。在《桑青與桃紅》裡，聶華苓和她的女主角質疑了家和恆久安頓之所的連 結，如果桑青／桃紅確實回到了家，那個家也會是個時時論爭、不斷修訂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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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個華裔女性的跨國旅程相當程度代表了二十世紀末以來亞裔美國文學 的兩種思維：亞裔美籍移民認同及亞裔離散族群意識。歷來亞裔美國文學批評和研 究著重在宣稱亞裔的美國身分及合法性（claiming America）。趙健秀等人在其 1974 年編纂的《唉咿！亞裔美國作家選集》（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 American

Writers）一書的序文中揭櫫所謂的「亞裔美人個性和文化」（Asian American

sensibilities and cultures）為定義亞裔美國作家的判準，強調「生於美國、長於美國」 （American born and raised）的經驗。書中雖收錄了移民作家如朱路易（Louis Chu） 及布洛桑（Carlos Bulosan）的作品，但特別強調美國經驗的部分；其他成年後方移

民的作家如林語堂、黎錦揚（C.Y. Lee）等，則被編者歸為美國化的華人作家 （Americanized Chinese writers），編者們認為他們其實和炒作中國風情或抹黑華人 的白人作家沒啥兩樣。林語堂、黎錦揚兩人的作品的確有將華人樣板化的缺失，但 有趣的是，兩人最先遭編者群點名的缺點卻是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與對自身華人 身分及文化的清楚認同。編者群在他們的作品裏沒有看到他們所要的「亞裔美人個 性和文化」，也沒有他們念茲在茲的文化衝突，所以兩位作家便因此為編者群排斥。 更有趣的是，如此強調美國個性的傾向，其實也出現在編者們後來極力抨擊、 視為亞裔叛徒的湯亭亭的文章裏。《女鬥士》在 1976 年出版後，美國書評一致叫 好，還得到美國書評人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但湯亭亭個人對 美國書評家一再以中國作家和中國風情來評定她的作品，感到啼笑皆非。她在〈美 國書評家的文化誤讀〉（“Cultural M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viewers”）一文中， 一一點出自己作品中的美國成分，強調其中的美國俗語、美國場景、美式幽默，說 明其中的任何中國指涉都早已被美國化了；湯明明白白宣示：《女鬥士》是部美國 作品。

其實，另一位開拓亞裔美國研究有功的批評家金惠經（Elaine Kim）早期也認 同趙健秀等人揭櫫的判準。她在開亞裔文學批評先河的專書《亞裔美國文學：作品 及其社會脈絡導論》（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1982）中就指出林語堂及衫本悅（音譯，Etsu Sugimoto）14 等

作家還保有很深的母國文化認同，未以美國人自居，而是自視為異鄉客，他們的中 產或貴族階級身分，讓他們的作品無法深刻探觸到亞裔美人（多數為勞動階級）的 實際生活經驗。所以金惠經以布洛桑和韓裔作家江永秀（Younghill Kang）為亞裔 美國文學的先驅，認為二人作品展現了由過客（sojourner）到移民的心態轉變。 以上作家及學者的立場勾畫了一段空間的旅程及心路的歷程：地理上由亞洲移 民到美洲，心境上由亞洲文化轉成亞裔美國認同。美國是最終目的地。這種轉成美 國人的過程，和整個美國國家論述的形成，其實是如出一轍的：美國是一個種族大 鎔爐，世界各地的移民來此創造出一個偉大的、自由平等的樂土。這樣的視角不免 14

衫本悅在她 1925 年出版的自傳《武士之女》（A Daughter of the Samurai）中比較美日不同的風俗 習慣，力促兩個文化間的溝通，她一方面欲扭轉美國人對日本人的負面印象，另一方面也稱道美 國的進步。衫本為末代武士之後，曾習日本佛法，也受過英語教育，本因先生事業之故而旅居美 國，雖然先生去世後原本應回日本定居，但她仍決定留在美國，以為下一代提供較好的成長環境。 亞美評者向來對衫本持批判態度，認為其自傳有媚美之嫌，但也有學者作翻案文章，如達幾 （Georgina Dodge）便認為衫本以有教養的日本貴族之後發聲，運用幽默暗渡她對美國的批判 （58）。

流於以美國為本位，忽視了美國境內數百年來的種族歧視問題，也忽視了美國對境 外（其他弱國）的無限制擴張。這種美國夢的迷思，將美國描繪成各「落後地區」 （亞洲，拉丁美洲等）人民嚮往的樂土、趨之若鶩的中心，而忽略了美國新帝國勢 力的擴張：來自亞洲及拉丁美洲的移民潮其實和美國對當地的內政干預和經濟侵略 有很大的關聯。 由批判美國的角度出發，亞裔的跨國心態及行為，如林語堂、黎錦揚及衫本悅 等亞裔作家對母國文化的懷想和與母國切不斷的關連，則似乎有較正面的意義。他 們那樣的過客心態不以美國為中心，它想像了美國之外的另一片家鄉；它隱含了對 美國的各項批判：它抗議美國對鄰境的各式侵略，它拒絕擁抱長年歧視有色人種的 美國，它戳破了美國夢的迷思，也批判了美國建國神話的虛偽。如果美國拒絕公平 對待有色人種，則這些移民可拒絕加入主流美國的建國神話和霸權文化。以前，過 客心態被亞裔自身視為一種致命傷，因為他們認為就是這種心態讓亞裔──不論 他 們 的 家 族 在 美 國 已 有 多 少 代 的 歷 史 ── 一 直 被 白 人 當 成 無 法 同 化 的 （unassimilable）、「永遠的外國人」。但就歷史來看，用過客心態來排斥亞洲人 其實比較是白人方便的藉口而已。20 世紀初期渡洋來美的歐洲人中，其實過客也很 多，南歐移民返回母國的比例其實和亞裔移入者的回流率一般高，如義大利人的回 流率更高達 60%，是所有移民中最高的，但幾乎未曾聽聞有白人以過客心態來責難 他們。歸根結柢，亞裔在美國所受的不公待遇比較是美國國家文化中的白種霸權所 致，白種霸權才是該被檢視的對象，不應將問題焦點轉移到弱勢的亞裔身上。 金惠經和趙健秀等人雖標舉反同化的（anti-assimilationist） 立場，但他們對「生 於美國、長於美國」的強調，卻不免和同化論（assimilationism） 相應和，暗示了 定於一尊的某種亞裔「美國」（以美國為中心）判準。比金惠經年輕一代的亞裔學 者 駱 里 山 在 她 1991 年 發 表 的 論 文 〈 異 質 、 混 雜 、 多 元 ： 標 示 亞 美 差 異 〉 （“Heterogeneity, Hybridity, Multiplicity: Marking Asian American Differences”） 中 就明白指出：向中心靠攏的弱勢論述其實就是同化論的翻版。駱以電影《北京故事》 為例，強調亞裔美人社群的異質，認為亞裔美人主體應是不定、不穩、碎裂、且 不斷遷移的。

若說金惠經在 1982 年的專書中忽略了過客心態的「反同化」意義，則她在 1993 年發表的會議論文〈鐵路及集中營之外〉（“Beyond Railroads and Internment”）中 則修正了先前的立場。在此她如是重新定義亞美文學：它是關於置身和抽身（place and displacement）、心靈「歸宿」和實質「家園」的文學（12）。金惠經倡議對抗 美國主流文化的同化意識形態，反對將美國的族裔論述化約成由邊陲前進到中心、

由野蠻前進到文明、由外來移民歸化成美國公民的歷程。 南亞裔學者蔻奚也視同化論為建立一可行的異質亞美主體的絆腳石，她也反對 以美國為中／終心的論述。蔻奚以《潔絲敏》為例，指出女主角移民美國、躋身上 流階級、最終成功的故事，正符合了白人霸權文化和資本主義的邏輯。潔絲敏靠著 階級優勢、賣弄異國情調和美貌，完成了由邊陲（印度）到中心（美國紐約）的進 程，實現了她的美國夢。她在第一世界大都會的成功象徵了她的美國化，標舉了西 方中產階級的標準，也相對地暗示了其他地區文化的匱缺。蔻奚因之批判穆可姬， 說她不但對美國強勢文化的同化論毫無批判，還加強美國和第三世界的對立，將前 者描繪成解放而現代的空間，而後者則是壓制而落後的地域，如此等於是為歐裔美 國的移民意識型態服務，強化美國的種族層級分界。 金惠經、蔻奚、及駱里山等學者對亞美社群異質的強調及美國中心論的批判， 近來得到許多學者的迴響。華裔學者黃雪莉對所謂的「圓滿論述」的批判即為一例。 然而，強調亞裔的跨國特質雖有其正面的反霸權的意義，但跨國現象本身亦有其特 定的經濟背景，不容忽視。以穿梭於太平洋兩岸間的亞裔美人為例，他們的社經地 位，和早期的亞裔勞工移民截然不同；後者對母國的懷想和渴念，未必在前者身上 出現。前者對亞洲母國，未必有文化上的認同，他們在太平洋兩岸間的頻繁往來可 促成亞美兩地文化的交流，但也可能是由資本主義統馭一切交流。其次，跨國研究 對亞裔「空中飛人」的關注，也可能導致對另一群亞裔弱勢的忽視。那些在美國大 都會中心討生活的亞裔勞工，如《骨》（Bone）中的女縫衣工及在餐館打工的華人， 都可算是全球化的產物，但他們在資本全球化下成為最底層的勞動者，並未能如亞 裔「空中飛人」般左右逢源，他們才是對美國新帝國主義和資本全球化最活生生的 批判。 學者賴柯琳（音譯，Colleen Lye）研究第三世界勞工的遷徙，指出「美國國內 勞工第三世界化」（Third Worldization of labor at home）的現象，賴倡議連接亞洲 人及美國境內的亞裔，共同對抗美國國家論述，她認為亞美研究的範圍應超越國 界，分析的方法也應超越單以美國歷史為本的窠臼。另一位華裔學者黃秀玲針對跨 國熱及駱里山的論文也對跨國現象提出警語，她批判菲律賓裔美籍作家黑葛冬 （Jessica Hagedorn），指出後者缺乏對自身秀異背景的領悟，其多變及來去自如的 大都會身分，代表的是更廣泛的消費行為，不只消費進口商品，也把文化當成可消 費的商品，由是失去了批判性。華裔歷史學者胡－德哈（音譯，Evelyn Hu-deHart） 在討論所謂的亞裔「橋樑」（bridge-builders——那些來往太平洋兩岸的亞裔美國 人，他們聲稱可融合亞美兩種文化並促進雙邊政經發展及合作）時也警告，若不謹

慎為之，則這些擁有多國國籍的「橋樑」可能只會淪為文化買辦，運用他們的文化 資本為歐美裔資本家服務，幫他們進軍亞洲市場而已。 此外，雖然亞裔美人常被樣板化為弱勢模範，但是他們的國家忠誠度其實仍常 常遭受懷疑，若過於強調跨國取向，則恐怕會助長保守人士的恐亞情緒。1996 年美 國媒體在報導民主黨的政治獻金醜聞時，便將焦點放在一些亞裔美人身上，將少數 亞裔人士的行為視為外國人企圖干涉美國內政，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而原本 該是關注核心的政治獻金法案卻被媒體忽視了，瀰漫的恐亞情緒令當時許多亞美社 群極力撇清與亞洲的關係。這種情形與二次大戰時日裔人士遭集中管理的歧視如出 一轍，一方面視亞裔人士為永遠的外邦人，質疑其國家忠誠度；一方面也透過忠誠 的要求，造成亞裔社群內部的分裂，並暗示亞裔須斬斷其文化族裔傳承及認同方可 成為正港的美國人。如此之要求，將文化族裔傳承等同於國家認同，實為一大謬誤， 然而，2000 年的李文和事件（在缺乏實據的情形下，將該華裔科學家拘禁數月）， 又一次見證了亞裔難逃「永遠的外邦人」的陰影。由此觀之，亞裔跨國現象及離散 族群的論述雖可批判美國中心論，但也容易淪為亞裔的緊箍咒，一旦恐亞情緒升 高，亞裔人士的民權便易遭到踐踏。華裔學者王靈智（Ling-chi Wang）在其論文〈種 族、階級、公民權、與治外法權：亞美人士及 1996 年的政治獻金醜聞〉（“Race, Class, Citizenship, and Extraterritoriality: Asian Americans and the 1996 Campaign Finance Scandal”）中為亞美社群發聲，指出雖然涉案者只是一小撮的亞裔，但整個亞美社 群都遭到抹黑，王特別強調那些跨國亞美人士與其他亞美社群的階級差異，他指 出，其實大多數的亞裔很少參與政治活動，但媒體及共和黨人卻轉移焦點到亞美社 群上，而忽略了政治獻金法案的改革。王也提醒讀者思考：那些跨國亞裔人士服務 的對象究竟是跨國企業，還是亞／美資本家，抑或是多數亞裔美人？ 《桑青與桃紅》和《千金》中的兩個華裔女性代表了華裔美國研究的兩種取向： 華裔離散族群意識及華裔美籍移民認同。兩者效忠的對象不同，前者以美國為目的 地，強調落地生根以及參與美國建國大業，後者則不免以中國及其想像為核心。如 果前者標舉了美國夢的可行性，後者則以文化中國夢取而代之，雖然對抗了強勢的 美國中心論，但卻不免另外建立了另一個強勢中心，這個強勢中心可能是二十世紀 末崛起的新興強權中國及其民族主義，也可以是新興的華美跨國政經菁英份子。兩 種論述有其利弊，於今日跨國現像愈加頻繁之時，更應關照華裔社群內部差異，謹 慎運用。華裔學者張敬玨在其編輯的《多元族裔亞美文學伴讀手冊》（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之導論中便反對亞美研究有所謂的典範

二者並行不悖，策略性地運用之可達致不同目的，亦可收互相批判之效（“Re-view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10）。就《桑青與桃紅》和《千金》這兩部小說而 言，側重跨國身分的離散族群意識及強調美國移民認同的這兩種模式的確標示了兩 個華裔女性不同的反抗策略及適應方式，兩者互為辯證，也促讀者重新思考華美文 學及海外華文文學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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