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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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 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 The Transition of the Identification for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 Mainland China: Theoretical Induction and Inference. 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陳朝政. Chen, Chao-Cheng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與寶貴建議，在此一併致謝。.

(2) 228. The Transition of the Identification for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 Mainland China: Theoretical Induction and Inference Chen, Chao-Cheng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Globalization facilitates people to travel across countries more easily and quickly, creating a “linkage community,” which has impacts not onl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its members, but also on other aspect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ies, social issues and cultures of the emigrant /immigrant countries. As a linkage community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 China is undoubtedly a unique subject to study in that their identification preferences are under the current ironic situation between both sides: counteract in politics yet dependent in economies. Another valuable issue to study is whether Taiwanese businessmen will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degrees of their identifications to Taiwan or China after they migrate to the Mainland.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article, we will introduce theories related to transitions of identifications in social science, and then discuss the possibilities, preferences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aiwanese businessmen's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in which we will analyze the possible factors affecting Taiwanese businessmen's identification transi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expected to be a foundation toward our future positive study.. Keywords: Constructivism, Circumstantialism, Identity, Primordialism, Taiwanese Businessmen.

(3) 229. 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陳朝政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全球化強化了人員跨越國界的移動能力與「速度」，在移入與移出的國家之間形成了所謂的「連綴社群」（linkage community），影響的不只是政治社群與成員的關係，還包括移入與移出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面向。而具有經濟影響力的大陸台商，作為兩岸間的「連綴社群」，其「認同取向」與變遷，在政治對立、經濟互賴的兩岸關係中，更別具意義。大陸台商是否因遷移大陸，產生、增強或消減對大陸的認同，或增強或消減對台灣的認同，也因此具有研究之價值。本文先介紹社會科學中和認同變遷相關的各種認同理論，再據以探討大陸台商認同變遷的可能性、認同變遷的可能方向，以及認同變遷的概念架構，藉以分析影響大陸台商認同變遷的可能因素，以作為未來實證研究之基礎。. 關鍵詞：台商、認同、原生論、建構論、境況論.

(4) 230.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壹、前言兩岸關係之特殊，不僅是因為兩岸是同文同種的分裂國家，更在於兩岸雖然在政治上處於高度對立，但在經濟上卻密切交流、而且台灣對大陸依存度高，而這種現象可說是「獨一無二」，其它分裂國家未曾有之。根據陸委會的統計，台灣對大陸的貿易依存度逐年增加，到2003年已達17.07%，大陸對台灣的貿易依存度卻有減緩之勢，2003年少於6%；又根據經濟部投審會統計，累計自1991 年至2003年底，台商對大陸投資總核准件數三萬一千一百五十一件，總核准金額達三百四十三億零八十萬美元，占我國核准對外投資總額的47%，高居第一位。而且如果加上經第三地赴大陸的轉投資，台資已居大陸外資的第二位，僅次於香港，約佔大陸外資總額的15%。而且，兩岸人員流動在「速度」與「數量」上有益形擴增的趨勢。商業周刊指出，光是大上海地區（包括上海市、昆山、蘇州及 1. 無錫），就有三十萬名台商長期居留。海基會經貿處處長廖運源保 2. 守估計，在大陸的台商加上台籍企業幹部，目前多達五十萬人。. 在政治上，「我群」與「他群」的區分原本就是極其重要的議題，德國法政思想家施米特（Carl Schmitt）甚至指出：「所有政治活動和政治動機所能歸結成的具體政治性劃分，便是敵友之 3. 分」。然而，因為兩岸政治對立卻又經貿依存的特殊關係，使得認同成為受到關注的問題，到大陸表演和經商的藝人和台商，彷彿都成了夾縫中的人。其中愈是有代表性的，愈是被兩岸的政治高層檢 1. 黃惠娟、周啟東，「三十萬台灣人移居上海大調查」，商業周刊，第七二三期（2001）。 2. 楊艾俐，「撕裂的痛苦 —— 百萬台商之子」，天下雜誌，第二九六期（2004），頁102。 3. Schmitt, Carl.著，劉宗坤譯，「政治的概念」，舒煒主編，施米特：政治的剩餘價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164。.

(5) 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 231 4. 驗其認同與忠誠，例如企業家許文龍、歌手張惠妹等人皆是。事實上，如果兩岸沒有政治對立，那麼經貿的往來、人員的流動，其實都可以說是正常的現象，無須憂慮，個人也沒有在兩岸「選邊站」的問題，也不會面臨「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取捨的尷尬。而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之所以受人重視，更是因為台商在兩岸經濟、政治與政策等層面，皆扮演重要角色。台商掌握了台灣經濟所需的產業、人才和資金，所以台商的政經影響力，在社會上的發言地位，在兩岸政治上是否產生「以商圍政」的現象，使得其行為傾向備受關注。當我們關注大陸台商的認同問題時，不能忽略一些最根本的問題：大陸台商的認同是否會變遷？如果會變遷，又因何變遷？變遷為何？這有必要從理論層面和實證層面加以研究。本文先介紹社會科學中和認同變遷相關的各種認同理論，再據以探討大陸台商認同變遷的可能性、認同變遷的可能方向，以及認同變遷的概念架構，藉以分析影響大陸台商認同變遷的可能因素，以作為未來實證研究之基礎。. 4. 大陸國台辦2004年5月24日記者會一方面表示不會有台商投資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卻也同時指出：「對於在大陸賺錢，又回到台灣支持台獨的人，大陸不歡迎。」5月31日，大陸人民日報海外版點名批判許文龍為「綠色台商」，而且奇美集團鎮江廠傳出被抽銀根的消息。而在台灣，行政院長游錫於2004年8月5 日與媒體茶敘時表示：「張惠妹因唱國歌在中國被禁唱五年，還要在中國懺悔，謹慎從事」。8月6日上午，副總統呂秀蓮接受廣播媒體專訪時表示張惠妹應該大聲說出來「唱中華民國國歌，是我的天職」，並質問張惠妹：「如果兩岸交火，是到北京唱歌重要，還是捍衛兩千三百萬同胞的安全重要？」同日下午，張惠妹則召開記者會，表示：「我要和平，不要戰爭。和平才能讓人更相信台灣，更喜歡台灣。」「我只是一個歌手，努力做好本分，我站在舞台上就必須盡力最完美的表演，我沒有那麼大的能耐和力量去加入一個『大人』的世界，『大人的事』交給大人解決，那是他們的專業。」.

(6) 232.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貳、認同變遷與認同理論根據石之瑜和姚源明的說法，社會科學研究認同概有精神分析、文化人類學、「歷史主義」（historicism）、政治學、經濟學、 5. 人權法學、社會學等七種研究途徑。然而，討論認同形成與認同變遷的理論，一般分為「原生論」（primordialism，或稱「根基論」、「本質論」，essentialism）、「境況論」（circumstantialism，或稱「情境論」、「工具論」，instrumentalism）與「建構論」（constructivism，或稱「想像論」）等三種主要的觀點。這三種理論引借了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以及心理學等研究途徑的部分觀點。首先，根據「原生論」的說法，「族群」（ethnic group）是「親屬關係」（kinship）的延伸，一群人的集體認同建立於在某些顯而易見的共同特徵。而由於這些共同特徵是先天的，不是個人後天取得或選擇的，因此也認為個人缺乏認同變遷的可能性。其次，「境況論」認為群體意識的產生，是群體成員為了適應新社會情境的需要。「境況論」強調群體認同對情境的回應能力，認為群體認同是「族群」以個體或群體的標準對特定場景及變遷的策略性反映，群體成員若認為改換認同符合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他就會從這個群體退出而加入另一個群體，如社會壓迫會促使被壓迫「族群」一致感的加強。由於「效益」（utility）是境況論者的中心思想，所以許多學者也將之稱為「工具論」。「境況論」顯然肯定認同變遷的可能性。第三，主張「建構論」者認為認同都是人為建構出來的，因此強調共同的歷史、經驗、或記憶等基礎（不管是真的或想像出來的） 6. 才是決定民族認同的關鍵。認同是否變遷，取決於「社會結構」 5. 石之瑜、姚源明，「社會科學研究認同的幾個途徑」，東亞研究，第三十五卷第一期（2004），頁1~36。 6. Conell, Stephon., and Hartmann, Douglas. Ethnicity and Race: Making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Thousand Oaks, Calif.: Pine Forge Press, 1998), p.59..

(7) 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 233. （social structure）是否改變。上述三種認同理論的認同觀，以及對認同變遷可能性的看法，概如表一所列。以下分別詳細介紹「原生論」、「境況論」與「建構論」：. 一、「原生論」的認同觀「原生論」認為認同是「給定的」（ g i v e n ）、「不變的」 7. （fixed）。「原生論」的主要論點如下： 7. Jubulis, Mark A. “Identities in flux,”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62, No3 (2000), p.597..

(8) 234.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一）根基性的「原初牽繫」（primordial attachment）：原生論者認為，某一群被認為有血緣「親屬關係」的人們，生而處於具有特定地域、種族、宗教、文化、母語、傳統及共同社會行為的特定社群，因而具有共同特徵，而這些特徵是往往是代代相傳、恆久不變的，如：血緣、語言、信念、態度、或行之已久的風俗習慣。這些原初特質不但會形成一種根基性的「原初牽繫」，會在成員之間產生強烈而無法抹滅的「情感結合」（ a f f e c t i v e bonds），成為「族群」形成與凝聚的基礎，也是族群成員辨識「我 8. 群」與「他群」的根據。而且，因「原初牽繫」而形成的族群認同，以及特定「族群」所具有的共同意識，不易因外在因素而改變。（二）「文化性解釋的傳承」（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descent）：原生論者並不只是強調生物性傳承造成「族群」，也不是以客觀文化特徵定義「族群」。相反的，他們相當注意主觀的文化因素，認為造成「族群」的血統傳承，只是「文化性解釋的傳承」。. 9. 例如，自稱「炎黃子孫」的人並不一定真的是炎帝、黃帝的後代，而是他主觀上如此認知；不會說客家話的客家人，仍自認是客家 10. 「族群」的一份子。而個人主觀的族群認知如何而來，人類學者的說法是，當社群規模漸大時，轉以虛擬化、儀式化與符號化的方 8.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Geertz, Clifford. edit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pp.109~110; Shils, Edward. “Primordial, Personal, Sacred and Civil Ties: Some Particular Observa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s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No.7 (1957), p.142. 9. Keyes, Charles F. “The Dialectics of Ethnic Change,” in Keyes, Charles F. edited. Ethnic Chang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p.5; Geertz, Clifford. (1963), p.123. 10.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97），頁 37~38。.

(9) 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 235. 式，創造並維持「共同祖先」的想像，例如所謂「炎黃子孫」的論述、「祭拜黃帝」的儀式，以及和黃帝相關的神話與符號，作為假想性的系譜連結，成為族群認同的表徵，並經由象徵性的詮釋而成為「族群本質」（ethnicity）的「憑證」（charter）。某種共通的文化表現形式及其象徵，已經替代血緣、出生地等出生背景，提供個人 11. 識別「族群」歸屬的意義。. 很顯然的，從「原生論」的角度來看，由於「原初特質」是先天的、是「給定的」，而且「文化解釋的傳承」是社會創造的，不是個人後天取得或選擇的，正如原生論者費什門（Joshua Fishman）所指出的：族群意識與其他群體意識的根本不同處在於，族群意識強調的是「父子關係」（paternity）而非「世襲財產」（patrimo12. ny），個人擁有某一群體的原初特質，並非個人所可以選擇的，因此個人之認同也無變遷之可能。. 二、「境況論」的認同觀「境況論」認為認同是多變的、可被利用的，也是「隨情勢變化而定的」（situational），因此和前述的「原生論」迥異。「境況論」的主要論點如下：（一）特定境況的影響：「境況論」強調變易的環境、結構對群體認同的影響，外在結構條件產生變化，有助於強化親族和「友群」（friendship）等人際 13. 社會網絡的維繫。例如，在特定歷史境況下的共同生活處境與生 11. Keyes, Charles F. “Towards a New Formulation of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 Ethnicity, No.3 (1976), pp. 202~213; Keyes, Charles F. “Introduction,” in Keyes, Charles F. edited. Ethnic Adaptation and Identi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9), p.4; Keyes, Charles F. (1981), pp.7~9. 12. Fishman, Joshua A. Language and Ethnicity in Minority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Clevedon-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89), p.25. 13. Yancey, Willaim., Ericksen, Eugene P., and Juliani, Richard N. “Emergent Ethnicity: A Review and Reformul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1, No.3 (1976), p.392..

(10) 236.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活經驗，有助於利益的整合，社會性網絡的建立和群體意識的形成。而且，族群關係的發展受到各種社會過程的影響。有些社會過程（如現代化教育的普及）會有助於「族群」同化的形成與偏見的消除。相對的，有些社會過程（如地域之間不均衡的經濟發展）則 14. 容易導致社會衝突沿著原初特質的界線而發生。總之，特定境況使群體處於特定處境，並使其以特定方式觀看其利益。認同是「靈活彈性的」（flexible）、「可變易變的」（variable），「族群」的內容和邊界，視環境而改變。. 15. （二）「效益」取向的選擇：境況論者認為，行動者會根據當下的社會情境，判斷自己與對方的關係，決定適當的身份與該有的舉止反應。所以，身份的覺察與反應可說是個人在社會情境上的即興演出。因為，任何身份潛藏 16. 資源或障礙，具有潛在的利益和成本。個人認同是可以視狀況而理性選擇的，個人被預設為理性選擇的個體，認同的選擇是重要的 17. 個人決策。理性選擇理論認為個人會極大化其經濟利益，對個人而言，「最適化」（optimization）乃是結合了偏好、信念和行動， 18. 個人尋求建構其個人認同的最適生活計畫。認同是每一個當下、每一個點上的有意識的選擇，而不再是集體加諸於個人的歷史結 19. 果。. 個人基於理性體認，為了保護共同利益的需要，瞭解到群體乃 14. 李廣均，「從過客到定居者—戰後台灣『外省族群』形成與轉變的境況分析」，社會文化學報，第三期（1996），頁369~371。 15. Llobera, Josep R. “Recent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Diputacio de Barcelona. <http://www. diba.es/icps/workingpapers/docs/Wp_i_ 164.pdf> 16. Conell, Stephon., and Hartmann, Douglas. (1998), p.57. 17. Akerlof, George A., and Kranton, Rachel E. “Economics And Identi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5, No. 3 (2000), p.717. 18. Chai, Sun-Ki. Choosing an Identity: a General Model of Preference and Belief Form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p.vii; p.175. 19. 石之瑜、姚源明，「社會科學研究認同的幾個途徑」，頁17~20。.

(11) 237. 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 是達成目標的工具，因此加入有利於自身或者為其帶來特定利益 20. （大多是經濟的和政治的）的群體，「族群」因為族群身份帶來人 21. 群利益而產生。所以，「族群」是一個共享利益的集合體，成員們在共同組織的運作下，操控諸如親屬、宗教、起源神話、及儀式等的文化形式，以期在與其他群體互動過程中，進一步維護自我利 22. （intentional）、益。人際關係、個人認同不但可以說是「刻意的」「目的性的」（purposeful），也可說是「曖昧不清的」（vague）、「暫時的」（temporary），也不排除個人加入數個「工具性」群體的 23. 可能性。. 就此觀之，族群身份所代表的意義必須要放在互動雙方的社會關係之中來瞭解。而身份經驗可分為所謂「初級身份」與「次級身份」，各有不同的行動意義和情境表現。首先，族群身份作為一種初級身份，乃來自個人在一個社會情境中對於其他參與者有歸屬性的情感投射。而過去生活經驗的共享或未來願景的期待，乃是初級身份得以形成的一個必要條件。在慶典、同鄉會、日常餐敘或是紀念活動等儀式性活動的參與中，個人容易維持與表現其初級身份，但若減少參加此類活動，就不無改變其身份認知的可能。其次，族群身份作為一種次級身份，表現的則是一種手段，常是面對不熟識的對方，依循不成文的社會規範或約定俗成的刻板印象來做某種程度的印象經營，以使對方接受自己。例如入境隨俗，使用對方的語 24. 言，或是討論共同的生活經驗都是一種次級身份的表現。簡言 20. Ba cˇ ová, Viera.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on Primordialism and Instrumentalism,” Human Affair, No. 8 (1998), p.33. 21. Roosens, Eugeen E. Creating Ethnicity: the Process of Ethnogenesi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89), p.14. 22. Cohen, Abnet. “Variables in Ethnicity,” in Keyes, Charles F. edited. Ethnic Chang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p.306. 23. Baˇcová, Viera. (1998), p.33. 24. 李廣均，「什麼是族群身份？—三種不同取徑的提出和討論」，社會文化學報，第九期（1999），頁68。.

(12) 238.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25. 之，我們可以說初級身份來自於情感，次級身份乃基於利害。. 自我認同的「工具性」選擇，造成「族群邊界」（ethnic boundary）的變動。提出「族群邊界」概念的巴斯（Frederik Barth）認. 為，行動者為了互動的目的，使用族群認同將自己和他人分類，並組織形構了一個「族群」；這一分類所依據的「族群邊界」並不是其他原因生成的，雙方間存在的客觀差異，是分類者自己內心思想，是一種「社會的邊的主觀認定，人們怎樣自認為是一個「族群」界」（social boundary），「族群」的維繫正是取決於這一社會性邊界的衍生、演變，並且這一邊界還會增生出更多差異來，而這些差異或區別「族群」的外在特徵，只不過是族群認同和「族群邊界」 26. 維繫的結果。. 而且，族群界線並沒有絕對僵固的結構，因而內部成員也不是 27. 絕對明確的。族群成員的認同邊界也會隨著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出於利益和價值的考慮而有所變化。但是，族群成員的多樣性認同並不影響「族群」本身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存在，因為結構性對立一直是「族群」存在的基礎，而不為個人乃至一部份人的認同多樣 28. 性所動搖。. （三）心理感受的反應：「工具性」的認同選擇，有時來自心理感受的反應。心理學家 25. 廖咸浩即認為，認同本來就由「感情」與「利害」兩者交織而成，是感情的投射與利害的考量。見廖咸浩，「超越國族：為什麼要談認同」，中外文學，第二十四卷第四期（1995），頁62、73。 26. Barth, Fredrik. “Introduction,” in Barth, Frederik. edit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Inc., 1998), pp.15~16. 27. Nagata, Judith A. “In Defense of Ethnic Boundaries: The Changing Myths and Charters of Malay Identity,” in Keyes, Charles F. edited. Ethnic Chang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N.pag. 28. Barth, Fredrik. (1998); Barth, Fredrik. “Pathan Identity and Its Maintenance,” in Barth, Frederik edit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Inc., 1998), pp.117~134; Waters, Mary C. Ethnic Options: Choosing Identity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7..

(13) 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 239. 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曾提出「社會比較理論」（social comparison theory），認為「人際間」（inter-personal）會有一種相對比較的驅力，亦即人會有一股想要評估自己能力的動機，當缺乏客觀的標準可以比較時，我們會經由與他人的相對比較來評量，而在人有追求高自尊的前提之下，常會作出有利於自己的社會比較，對自己有較高的正向評價。. 29. 透納（John C. Turner）與塔吉菲爾（Henri Tajfel）也提出相似的看法，他們將個人層次的、「人際間」的社會比較擴展到團體層次，「群體間」（inter-group）的社會比較，發展出「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認為人們也會有團體身份相互比較的驅力，在群際間的比較過程中，會追求他們所歸屬團體的正向評價。在人有維持或獲得正向團體認同的需求下，團體成員（即「內團體」，in-group）與「外團體」（out-group）作比較後，如果發現所屬團體的地位較低，會有較低的團體認同，此時為獲取較正向的團 30. 體認同，將採取提高團體認同的策略。簡言之，社會認同除了是 31. 個人情感的依託之外，還具有「工具性」的一面。因此，當原來的社會認同無法帶來更好的自我延伸、無法依託集體想像的時候，可能會產生個人認同的流動性，導致個人背離原團體而轉向認同其 32. 他團體。. 29. Festinger, Leon.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No.7 (1954), pp. 117~140. 30. Tajfel, Henri., Turner, J. C.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Worchel S., and Austin, W. G. edited.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icago: Nwlean Hall., 1985), N.pag. 31. Taifel, Henri.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32. Guimond, Serge., Dif, Stephane., and Aupy, Annabelle. “Social Identity, Relative Group Status and Intergroup Attitudes: When Favourable Outcomes Change Intergroup Relations...for the Wors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No. 32 (2002), pp. 740~741..

(14) 240.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33. 團體認同的策略可分為個人策略和集體策略兩大類，前者是藉由個人的改變以提高團體認同，後者是藉由所屬團體的改變來提高團體成員的團體認同。而這兩大類又分別以是否有實際行為的發生，各自分成心理上與實質上的策略。心理上的策略是指成員的想法有認知上的改變，但並沒有外在行為的表現，而實質上的策略是 34. 指具體的行為。. 基此，在個人策略方面，其中心理上的策略是團體成員在心理上和原屬團體解離，對「內團體」的知覺相似性降低，對「外團體」的知覺相似性增高，並且對「內團體」的認同感降低，對「外團體」的認同感升高；而個人策略中的實質上的策略是指團體成員想要增加自己在行為上的表現以脫離原屬團體，晉升到另一個較高地位的團體。在集體策略方面，其心理上的策略稱為「社會創造策略」（social creativity strategy），包括三種方式：其一，團體成員改變對原來負向特質的評價，認為這樣的特質其實不差，例如黑人覺得雖然黑色是一種低地位的象徵，卻也是一種美。其二，改以另一種較為優勢的評價向度來和「外團體」比較，例如黑人覺得在社經地位上不如白人，但在運動上的表現卻比白人優異。其三，改以和表現比較差的「外團體」比較，雖然比上不足，比下仍有餘。而集體策略中的實質上的策略稱為「社會改變策略」（social change strategy），是成員企圖想要為團體奮鬥以實際提升團體的地位。團體成員採取何種策略，和「社會結構」因素與個人因素有關。「社會結構」因素包括「團體界限的可滲透性」（the permeability of group boundary，以下簡稱「可滲透性」）和「團體地位的 33. 個人策略又稱為「個人變動策略」（individual mobility strategy）。 34. Deaux, K., Dane, F.C., and Wrightsman, L.S.著，楊語芸譯，九十年代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 in the ’90s）（台北：五南出版公司，1997），頁585~593。.

(15) 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 241. 穩定性」（the stability of group status，以下簡稱「穩定性」）。「可滲透性」是指個人自一團體轉移到另一團體的可能性；「穩定性」是指團體之間，相對地位可否被改變的可能性。個人因素則是成員在團體中能力高低的排序等。基此，低地位的團體成員在「可滲透性」高的情況下，對原團體的認同感較低，同時比較會想脫離原團體，採用個人策略中的實質策略以進入高地位的團體。但也有可能在「可滲透性」高的情況下，只限於能力較高的成員會使用該策略。而當「可滲透性」低時，如果「穩定性」高，團體成員會選擇「社會創造策略」；如果「穩定性」低，會選擇「社會改變策略」。基於「相對優越感」，高地位團體的成員不願往低地位團體移動，而成為低地位團體的成員。而個人若從某一「外團體」（如大陸社會）感受到「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自然也不願意往該「外團體」移動，而加入、認同其「外團體」，從而維持甚至加深對原所屬團體之認同；但若個人「相對剝奪感」的來源是來自於原所屬團體（如台灣社會），則個人不願生活於原團體，則可能使個人脫離原團體而轉入其他團體。（四）歷史記憶的選擇基於「工具性」的需要，個人或群體可能會以選擇性的歷史記憶來調整認同，造成認同變遷。我國學者王明珂引用英國人類學者格列佛（Philip H. Gulliver）創立的「結構性失憶」（structural amnesia）之概念，以及心理學中「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理論，用以思考造成人群凝結與重組的「親親性」（nepotism）本質。王明珂指出：當社會環境變遷導致人群間資源競爭與分享關係發生基本的、長遠的變化時，人們便經常以「結構性失憶」與重建新歷史記憶來重整認同。而且，以血緣或假血緣關係凝聚的基本人群，其維持、延續與發展皆須藉著「集體記憶」與「結構性失憶」，來重組過去以適應變遷，由此我們可以解釋「族群」的現實.

(16) 242.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35. 性或「工具性」，認同也在這種力量下產生變遷。. 所謂「結構性失憶」，是指某些家族或「族群」的發展（融合或分裂），多由特別記得一些祖先及忘記另一些祖先來達成。而所謂「集體記憶」（或稱為「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其主要論點有：(1) 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為，人們從社會中得到記憶，也在社會中拾回、重組這些記憶。(2) 每一種社會群體都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藉此該群體得以凝聚與延續。例如我們的許多社會活動，經常是為了強調某些「集體記憶」，以強化某一人群組合的凝聚。(3) 對於過去發生的事，記憶常常是選擇性的、扭曲的或是錯誤的，因為每種社會群體都有一些特別的心理傾向，或是心靈的社會歷史結構。回憶是基於此種心理傾向上，使當前的經驗印象合理化的一種對過去的建構。(4)「集體記憶」有賴某種媒介，如「實質文物」（artifact）及「圖象」（iconography）、文獻，或各種集體 36. 活動來保存、強化或重溫。總之，選擇性的記憶和認同的形成與變遷有密切關係。總之，「境況論」認為個人認同並非固定不變的，認同的選擇是基於政經環境的當下建構，所以選擇容易受到環境影響，也較易改變，而且之所以改變充斥「效益」取向，具有「工具性」的特質，例如為適應環境、或著眼於利益。. 三、「建構論」的認同觀「建構論」認為，「族群」或族群等群體其實都是「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而想像空間和共同記憶，則是人為的、社會的建構。持這種觀點的，有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蓋爾納（Ernest Gellner）等人的理論。安德森在其名著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一書 35.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42~43、頁59、頁375。 36.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45~46、頁50~51。.

(17) 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 243. 中寫道：「依循著人類學的精神，我主張對「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之所以是想像的，因為即使是最小「民族」的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連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關鍵就是想像。而「民族」之所以是有限的，是因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們或許涵蓋了十億個活生生的人，他們的邊界，縱使是可變的，但仍然還是有限的。「民族」被想像為有主權的，是因為「民族」這個概念誕生的時代，人類史剛好步入一個階段（也就是「現代」，安德森也因此被歸為民族理論的「現代派」，modernist），啟蒙運動與大革命正在破壞神喻的、階層制的皇朝的合法性。「民族」夢想著成為自由的，而衡量這個自由的尺 37. 度，與這個自由的象徵，就是主權國家。. 對安德森來說，「民族」是一種「現代」的想像，以及政治與文化建構的產物。他並指出民族歷史的「敘述」（narrative）是建構 38. 民族想像不可或缺的一環。艾內斯特•赫南（Ernest Renan）對此也有類似看法，他認為民族國家的想像及其合理化、自然化，除了需要社會和歷史記憶，還需要有意「遺忘」歷史錯誤，民族國家是「精神的導引，是歷史錯綜複雜發展的結果，是人民心靈歸屬的大家庭」，是由共有的歷史記憶留下的豐厚遺產以及當今人們力求使 39. 這種繼承物的價值常盛不衰的意願構造出來的。過去的歷史可以用來證明現存社群關係的合法性，使這種社群關係自然化，把它表現是「給予的」（given）。. 40. 37.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1), pp.5~7. 38. Anderson, Benedict. (1991), pp. 199~206. 39. Renan, Ernest.著，李紀舍譯，「何謂國家」（“What is a Nation?”），中外文學，第二十四卷第六期（1995），頁7、頁15~16。 40. 納日碧力戈，現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構（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0），頁55。.

(18) 244.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而蓋爾納之所以也被歸為「現代派」，是因為他認為「民族」乃是西方現代性的產物，是現代主權國家因應工業化社會的同質性與可規格化之文化的需求，而被發明或構成的。順此而論，民族主義即是現代主權國家因應文化需求，而必須應用的意識形態，藉此 41. 證成其治理的正當性。他採取「社會人類學」的解釋途徑，闡釋民族建構與民族主義得以成立的條件在於，國家的政治權力與文化必須相互依賴與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力求確立其統治疆域，以及塑造其內部文化的同質性。另一方面，此文化的持續與推動也需求國家的政治權力，國家則藉由護衛此文化以作為統治的正當性基礎。由上觀之，安德森和蓋爾納都認為，「民族」是想像的，而這個想像是由社會或政權所建構的。由此推論，在「民族」之中的個人，其群體意識亦由文化或政治所建構，非個人所能選擇，因此個人認同變遷的能動性較低。然而，也正因為他們主張認同仍受「社會結構」所促成與制約，「社會結構」若改變，個人認同也可能會隨之變遷，因此也不能完全排除認同變遷的可能性。換言之，個人認同的形成，以及個人認同變遷與否，取決於「社會結構」。. 四、小結本節介紹「原生論」、「建構論」以及「境況論」等三種認同理論，並不是為了比較或說明孰是孰非，而是要藉此說明台商等移民在遷移後，無論是有些人認同轉變、有些人認同不變，皆有其理論根據。而從此三種理論亦可推導出台商個人認同是否有變遷之可能，以及影響其個人認同變或不變的可能因素：（一）「原生論」：「原生論」強調血緣、語言、「族群」等先天的原初特質對個人認同的牢固影響，個人認同因此不易改變。從 41. Gellner, Ernes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

(19) 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 245. 而可以瞭解，台商的省籍、「族群」等個人背景，乃是台商個人認同形成與維持的重要因素。（二）「建構論」：「建構論」強調「社會結構」對個人認同的建構，而「社會結構」的建構往往表現在社會化過程。基此，台商在社會化過程中被形塑的價值觀、道德觀、意識形態、習俗文化以及過去歷史的記憶與詮釋，會影響個人認同。（三）「境況論」：根據「境況論」，從面對情境選擇身份的不同經驗，台商的認同可能會基於「工具性」的需要，或是因為「相對優越感」與「相對剝奪感」等心理感受的反應，而策略性的在不同情境下選擇不同的身份，機動性地維持或改變在遷移大陸前的原有認同。歸結上述，本文進一步歸納與推論「原生論」、「建構論」與「境況論」對台商個人認同變遷的意義：第一，根據「原生論」與「建構論」的觀點，個人先天既有的原初特質以及在社會化過程中取得的認知、情感與思維觀念，構成台商在遷移大陸前的「心理意識」，影響台商對台灣、對大陸的認同感。而基於「境況論」的觀點，台商的個人認同會隨著面對不同情境而做出調整，所以台商遷移大陸前（在台灣）、以及遷移大陸後的「現實環境」，還有和「現實環境」「接觸交往」的感受與反應，都有可能影響台商個人的認同變遷。第二，台商個人認同可能產生下列變化形態： 1. 認同維持：根據「原生論」與「建構論」，台商受原初特質及社會化過程的影響，遷移大陸前的「認同取向」並未改變。另根據「境況論」，在同屬台商的社會關係中，台商容易展現出其對原鄉的認同。例如在台商聯誼會中，台商們容易以台灣人自居，以共同的語言與生活經驗，談論台灣的種種。所以我們似乎可以假設：居住地區若為台灣人聚集地，社交網絡如果仍以台灣人為主，容易.

(20) 246.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維持台商對台灣的認同。 2.「認同轉換」：根據「境況論」的觀點，在遷移地的社會關係中，或許有台商會基於利害的考量，而可能產生所謂的「認同轉換」，即選擇性地迴避統獨問題或掩蓋對台灣的認同，而強調其對遷移地的認同，或強調自己也是「中國人」，認同「祖國」，贊同「一國兩制」等。因為「中國人」這一身份對其而言並不會帶來傷害，反而會帶來利益。 3.「認同增強」：根據「建構論」的觀點，多數台商均曾經歷解嚴以來到「新國族意識」的建構，已形成與對岸明顯有別的國家國族意識，一旦親身接觸異類，「差異意識」必將油然而生，反 42. 而更將篤定其「台灣認同」。. 參、認同變遷的理論分析與概念架構本節以「原生論」、「境況論」與「建構論」為基礎，配合其他相關理論，從理論歸納、推導來嘗試回答前言中所提出的三項問題：大陸台商的個人認同是否變遷？因何變遷？變遷為何？筆者提出「大陸台商認同變遷的概念架構」，以及大陸台商認同變遷的可能變化形態與變化路徑。. 一、大陸台商的「認同取向」可能變遷：因具有能動性而產生可能性根據「境況論」的觀點，個人認同可以因為理性選擇而改變。「建構論」雖然強調個人認同乃是由社會所建構，也未排除個人認同變遷的可能性。而且，從台商的性格特質及其親身經驗證明，台商具有認同變遷的能動性，故而產生認同變遷的可能性。而認同變遷，不但是「認同取向」的變遷，亦即台商從原本未有大陸認同轉 42. 耿曙，「『連綴社群』：WTO背景下兩岸民間互動的分析概念」，許光泰主編，世貿組織與兩岸發展（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3），頁480。.

(21) 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 247. 為產生大陸認同；也包括「認同程度」的變遷，亦即台商接觸大陸後增強或消減原本對大陸對大陸的認同，或增強或消減原本對台灣的認同。（一）從台商的性格特質分析根據前一節對於認同理論的分析，學者們對於認同是否有可能變遷，看法不盡相同。但從台商所具有的特質推論，雖然個人可能會因為血緣、社會化過程等因素而使其認同不變，但是台商依然具有認同變遷的能動性，故也因此產生認同變遷的可能性。蕭新煌和龔宜君認為，台商具有「外向性」和「網絡性」的特質。所謂「外向性」，是指台商擁有向外的開創性格，也就是說台商勇於在不同的民族國家領土之間流動以尋求跨國的利益。在1987 年後，中小型台商（包括夕陽產業）在無官方支助之下自行前往世界各地投資，其實便明白顯示了台商拓荒與開創的外向性格。而台商之所以能接下大量跨國資本的訂單並朝外向發展，基本上是與台商的「網絡性」有關。「網絡企業」所強調的是「人際間」的「信任」與「互惠」的合作關係，以及談性的協力廠平行分工關係，許 43. 多學者的研究中均指出網絡關係是華人企業的重要特徵之一。鄭 44. 敦仁比喻道：台商可以說是現代的游牧民族。. 由於台商具有「外向性」、「工具性」的特質，台商可能會基於事業發展的需要，從而選擇融入大陸當地社會，認同傾向也因而逐漸當地化。而且，一般說來，企業或是商業是依其交易條件與市場分工而生存的，往往是比較沒有疆域性，而有世界主義的傾向。 45. 基此，部分台商可能會強調知識經濟與資訊社會的特徵，關注國. 43. 蕭新煌、龔宜君，「台商的歷史、性格與未來發展」，蕭新煌、王宏仁、龔宜君主編，台商在東南亞：網絡、認同與全球化（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2002），頁19~20。 44. 鄭敦仁，「台商：現代的游牧民族」，國家政策雙周刊，第一七二期（1997），頁5。.

(22) 248.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際市場的商機，所從事者厥為跨國流動的營生，故絕不以狹隘的地 46. 域認同為依歸，不為特定的政治效忠所侷限。這些台商不在意認同的問題，在意的是哪些地方具有哪些條件，有利於其生涯規劃或企業佈局。然而，這樣的台商究竟有多少？這是值得進一步觀察的。（二）從台商的親身經驗分析因為對大陸投資經營環境的不適應，使不少台商或多或少曾感覺到「相對剝奪感」。台商林志昇所著的從中國大陸出逃，和台商高為邦所著的大陸司法迫害台商實錄，可說是箇中代表。林志昇在書中描寫他在大陸事業有成之後，卻引來覬覦。他除了被綁架、坐牢、軟禁外，還被成都市政府和人民法院聯手，非法霸佔資產，脅迫簽字承認莫須有的債務。他因而在軟禁期間展開三千公里的大逃亡，最後輾轉逃到廈門，再「偷渡」至金門才回到臺灣。高為邦則是在地方政府大膽包庇不法、保護特權的欺壓下，債權變債務，終至放棄一切逃出大陸。有過這樣的慘痛經驗，自然使台商減少對大陸的認同。例如台商林志昇就直言：「台灣雖然現在不景氣，但去那裡（大陸）可能更慘，因為那是一個完全人治、而不是法治的地方…（中共）有很 47. 多對台商的優惠政策，主要是要吸收台灣的資金、技術。」而對大陸的不認同，也影響他對兩岸經貿政策的看法。他說：「我要呼 45. 蕭全政，台灣地區的新重商主義（台北：業強出版社，1997）。 46. 耿曙，「『資訊人』抑或『台灣人』？：大上海地區高科技台商的國家認同」，發表於第二屆政治與資訊研討會（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研究所主辦， 2002年4月11~12日），頁12~13。 47. 台商高為邦也有相同的看法。他以親身經歷控訴在中國投資時，遭廠內大陸職員勾結當地銀行等不肖人員奪取財產，依大陸司法途徑也無法追討，他控訴：「此種掠奪台商企業的行為就是當前中國大陸的政策」，國內人士即使有意前往投資，必須慎重評估風險。見「台商痛陳：掠奪台商就是中國的國策」，自由時報（2002年8月30日）。.

(23) 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 249. 籲政府應該嚴格限制高科技外移到中國大陸，因為中國大陸吸收得非常快…我提議希望由立法院或陸委會能成立一個機制，公佈全中國投資風險，哪一個地方投資危險能讓老百姓事先知道，要是仍執 48. 意去吃虧就自行負責。」. 二、大陸台商認同變遷的概念架構果許和王（Sutama Ghosh and Lu Wang）指出，認同影響行為，行為創造認同，而且在一段時間後，認同和行為都會改變並且「縱橫交錯」（ramify）。申言之，跨域行為產生於跨域認知及其相應欲求，跨域意識基本上是個人的，由個人對自我、離散社群和多重歸屬的抽象認知所構成，個人將其欲求妥協磨合於特定的跨域行為與「現實環境」。. 49. 筆者從上文所提出的「跨域認同的概念架構」得到啟發，同意移民的個人意識、個人和「現實環境」的互動、移出時心理狀態、和移出地的社會聯繫、以及移入國主流社會對移民的瞭解和期待等等，皆可能影響移民的跨域行為或跨域認同。不過，由於上文思考其所提出的概念架構，主要是從他們留學生活的親身經歷出發，雖然對於一般移民的跨域認同具有解釋力，但卻未必符合台商認同變遷的基本特性。基此，筆者將其架構加以修正，並融合「原生論」、「建構論」與「境況論」等認同理論，另提出「大陸台商認同變遷的概念架構」（如圖1所示），簡稱為「5C模式」，試圖將影響大陸台商認同變遷的諸多因素及其相互關係，加以概念化。圖1的左右兩半分別是「台灣. 移出地系絡」，以及「大陸. 移. 入地系絡」，大陸台商乃是由台灣移出至大陸，本文認為台商移出 48.「台商三千里驚心大逃亡：專訪『從中國大陸出逃』作者林志昇」，大紀元周報，第八十六期（2002）。 49. Ghosh, Sutama., and Wang, Lu. “Trans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a Tale of Two Faces and Multiple Lives,” Canadian Geographer, Vol.47, No.3 (2003), pp. 278~279..

(24) 250.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時的心態，影響其移出後個人認同是否變遷的可能性。台商移出前的「心理意識」，以及台商和台灣「現實環境」的互動，可能影響台商的移出心態。而台商移出大陸後，面對大陸的「現實環境」，以及與大陸社會「接觸交往」的實際狀況，可能影響台商的個人認同。五個圓圈內分別列出「心理意識」、「現實環境」、「接觸交往」以及「聯繫關切」等四大項因素，本文認為這四大項因素影響大陸台商的個人認同。而五個圓圈環環相扣，代表圖示的五大項因素互相影響。五大項因素之下的細項，則為含括於五大項因素的具體變項。而台商因為在台灣與大陸之間從事跨域活動，因此可能形塑出他們的跨域認同。.

(25) 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 251. 「5C模式」認為，下列諸項因素，可能會影響大陸台商認同變遷，值得實際觀察與驗證：（一）「移出地. 移入地系絡」（Context in emigrating/ immigrating. land）：這是指台商在移出地. 移入地，個人和環境糾結纏繞、互相影. 響的脈絡關係。個人和環境的互動，可能會影響個人的認知與認同。例如，台灣市場所存在的問題，以及大陸市場的未來前景，分別可能形成「推力」和「拉力」，促使台商往大陸移動。而台商對於移出地. 移入地政府的政策與態度、移出地. 移入地社會對他們. 50. 的觀感，而反應出的心理感受，可能會影響其移出心態，及其對移出地. 移入地的認同。. 更具體的說，台商可能因受惠於大陸的招商政策而增加對大陸的認同，也可能會感受來自台灣的相對剝奪，例如面對污名而感覺受到傷害，而選擇移出台灣，甚至對關於台灣的訊息，採取冷漠不關心的態度。台灣部分社會人士甚至政治人物，對於台商赴大陸投資的行為，乃是採取批判性的論述，這些論述包括：第一，「台商見利忘義論」。這種論述的邏輯，是從強調大陸與台灣的「敵我之辨」，到國家認同與經濟利益的「義利之辨」，然後認為大陸台商不顧敵我之分，為了自身利益不顧「國家利益」，是見利忘義之輩。例如：「前往中國投資的台灣商人，不少是走在法律之前，他們寄居中華人民共和國極權體制籬下，對於中共政權不能以普世的民主自由人權善待其國民固然不敢有所置詞，即令像 50. 對移民來說，「相對剝奪感」的來源，多來自社會對移民的負面觀感，甚至是排斥；或是移民對遷移地政府、移民政策，甚至是整體環境的不滿。我們必須承認，遷移地社會或多或少對移民存有負面觀感，是普遍存在的事實。就連一些積極投入移民地社會，主觀上自認已融入的模範移民，雖然一方面受讚揚，但一方面其移民身份又揮之不去，而在當地社會主觀裡仍被歸於外來、甚至負面的形象，例如刻板印象中的華人模範移民，最遭美國主流社會猜疑。見：石之瑜，「論台灣政治的移民性質」，二十一世紀，第六十八期（2001），頁68。.

(26) 252.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中國動輒對台灣武嚇及國際打壓的事實，亦噤若寒蟬。這種對中國不合理作為視若無睹的情況，也經常反映在這些人對台灣的中國政策建言。以部分中國台商日前提出的十大訴求而言，包括直接通航、簽署投資保障協定、互免租稅協定、資金自由流通等等，無不牽涉台海雙方公權力之協商，這些人在高分貝向台灣咄咄逼迫時，卻不見他們以同樣的音量要求北京當局。這種失衡，多年來見諸同一批人片面要求自己的政府在中國政策開放，卻毫不在乎對等、互惠、國家尊嚴及安全等基本原則。…部分利益者為一己而謀也許是民主社會常態，有些台商招惹爭議，卻緣自見利忘義，以私害公。 51. …」。前民進黨立委謝錦川亦曾表示：中國以商逼政，台灣安全堪慮，商人無祖國，主張三通的企業家見利忘義，為了賺錢不顧台灣安全，應予譴責。副總統呂秀蓮也曾「勸告」台商，到中國投資要 52. 謹慎，不要為了利潤出賣「國家利益」。並且「提醒」台商，在經濟國際化的趨勢下，商人無祖國，但要「心中有台灣」，不要「背 53. 祖」、「忘恩負義」。又進一步表示，台商把自己的血本帶到大陸，現在又逼迫政府開放戒急用忍政策，把台灣人民的血本統統送 54. 給中共，連國家都不要了。在接受雷倩訪問時，表示在大陸打壓台灣的情形下，台商如果清楚清楚知道中國大陸對我們還是充滿敵意，那麼在追求個人商機的同時，也不要忘記對台灣應有的歷史情 55. 懷、做人的道義或國家的情操。. 第二，「台商掏空台灣論」。這種論述主要是認為台商「錢進大陸」（前往大陸投資），將會掏空台灣的資金（甚至是「債留台灣」），助長大陸的投資環境，造成「彼長我消」。例如前總統李登 51. 盧世祥，「台商的義利之辨」，自由時報（2004年2月2日）。 52.「許多台商遭『政治摸底』」，聯合報（2000年8月5日）。 53.「呂秀蓮：中共對台兩面手法」，聯合報（2001年4月27日）。 54.「呂秀蓮：開放戒急用忍，人民血本送大陸」，聯合報（2001年8月14日）。 55.「呂秀蓮：發揮柔性國力優勢，立足世界」，聯合報（2002年5月20日）。.

(27) 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 253. 輝就曾批評王永慶等台商紛紛赴大陸設廠，將資金流向大陸，國內的失業勞工將增加，不但掏空台灣，更因失業率提高，增加政府的 56. 負擔。李登輝另也指出，不能讓台商的資金無條件進入中國大 57. 陸，連帶掏空台灣，危害台灣經濟。. 第三，「台商賠償台灣論」。由於台商投資大陸傷害了台灣，所以台商應付出代價，補償台灣。其中最具代表性者，乃是陳師孟候任中央銀行副總裁時即倡議的「國家安全捐」政策構想。他認為赴大陸投資、貿易的經貿行為會對國家安全造成顧慮，應將成本內部化，開徵國家安全捐，方式是依業別、區位課徵，將國家安全捐 58. 用做基層建設基金。陳師孟強調，以收到的國安捐設立基金，可 59. 用來保障國家安全、抵消危害國家安全的隱憂。言下之意，台商赴大陸投資可能危害國家安全，所以為了台灣，台商應該付出代價，彌補國家的損失。第四，「台商罪有應得論」。因為台商是罪魁禍首，所以到大陸因而被騙、賠錢、生病…種種不如意事，台商是罪有應得。例如副總統呂秀蓮就曾以「騙子猖獗的共和國」形容中國大陸，指大陸貪瀆成風，守信用者反成笑柄；台商如幻想大陸是移民天堂，就須付出代價。. 60. 2003年4月初公開說道，「有些人在台灣賺錢賺不. 夠，還要到大陸去賺錢，如今惹出SARS這種災難，都是『貪念』惹的禍，是上天對人心道德淪喪所施的懲罰…」。. 61. 對於上述這些論述，許多台商有被「污名化」的感覺，感到受到了傷害。例如「國安捐」的政策構想，就被視為「懲罰」台商， 56.「三社今將聯手批判戒急用忍鬆綁」，中國時報（2001年8月22日）。 57.「放款大陸台商，足以掏空台灣」，自由時報（2001年8月13日）。 58.「陳師孟：三通後應開徵台商國安捐」，聯合報（2000年5月12日）。 59.「陳師孟再提完整國安捐構想」，聯合報（2000年6月3日）。 60.「台商總會決強化與大陸台商互動」，聯合報（2001年7月24日）。 61. 張嘉琪，「擔心有家歸不得，台商爆發逃難潮」，新新聞周刊，第八四三期（2003），頁57。.

(28) 254.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對台商冠上「不認同台灣」、「回歸大陸祖國」的政治大帽子，並 62. 讓台商「一隻牛剝兩次皮」的政策。也有台商抱怨，台商每年讓台灣台灣從大陸賺取兩百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卻沒有受到政府公平 63. 合理的對待。. （二）「心理意識」（Consciousness）：個人之「心理意識」會對個人認同是否變遷產生影響。基於「建構論」與「原生論」的觀點，台商移出大陸之前的意識形態、價值系統、道德觀念、歷史記憶、習俗文化以及個人背景（包括其族群意識、社會化過程），皆有可能對台商個人認同是否變遷產生影響。由於意識形態顯然會影響個人的政治認同、制度認同，在兩岸政治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有相當歧異情況下，想必也會影響個人對台灣與大陸的認知與情感，進而影響個人的「認同取向」。然而，具特定意識形態的台商，其「認同取向」是否也會變遷，就值得加以觀察。此外，個人在社會化過程所形成的價值系統、道德觀念、歷史記憶、習俗文化，可能會對個人的觀念、情感、行為與認同產生影響。社會群體對某些記憶的選擇，加上教育等社會化的過程，形塑了個人某種的原初認同。例如選擇中國大陸山川壯麗、地大物博、歷史悠久輝煌、受列強欺壓等歷史記憶，加以教育中國民族意識、歷史與地理，家庭習慣說國語，容易塑造某些個人對中國大陸的原初認同。而選擇記憶「中國人」的負面印象，包括其所為的迫害與打壓，大陸的落後、髒亂與不民主，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失憶，再加上歷史、地理、語言教育的本土化，則容易塑造某些個人對台灣的原初認同。對於這些記憶體驗與感受深刻的台商，這些原初認同可 62.「台商站起來：反對！新政府三思！」，聯合晚報（2000年6月3日）。 63.「大陸台商怨：未受公平對待」，聯合報（2001年6月26日）。.

(29) 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 255. 能就更不易產生變化。例如曾在二二八事件失去親人的本省人，對 64. 「中國人」可能就比較沒有好感，而難以對中國大陸產生認同。. 而個人背景影響個人「心理意識」者，至少包括：年齡（世代）、「族群」、從事行業、性別與教育程度。不同年齡的台商，由於成長的時空背景、成長經驗不同，其思維觀念、行事作風也有所 65. 不同。而通常年齡較長的人們，較難以期望他們改變其對事物既 66. 成之意識與印象，因此可能也較不會改變其原先的認同趨向。但是否確實如此，有必要運用調查研究加以驗證。此外，基於認同理論中「原生論」的觀點，因「原初牽繫」而形成的族群認同，以及特定「族群」所具有的共同意識，不易因外在因素而改變。因此，部分的台商，可能會因其外省籍或本省籍的「族群」「原初牽繫」，造成其遷移大陸之後亦未改變其「認同取向」。不過，外省第一代和第二代在「原初牽繫」上可能有相當差 64. 耿曙對於台商認同，曾經提出類似的「教化融合」（state-building agents）假設。此觀點將「認同模式」的差別，歸結於依附台灣教育體制所灌輸的「大中國主義」價值：此一「教化綱領」，雖成功改造許多年輕一代的心靈，然而對於年紀較長、教育程度較低的社會群體，其效力便有時而窮。然而，方孝謙分析深入訪談資料，認為「教化融合」模型其實對大陸台商認同的影響並不明顯，而認為此模型似可揚棄。見：耿曙，「『資訊人』抑或『台灣人』？：大上海地區高科技台商的國家認同」；方孝謙，「全球化衝擊下大陸台商的認同問題」，許光泰主編，世貿組織與兩岸發展（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3），頁 499~501。對於上述，筆者認為，台灣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取得的價值系統與歷史記憶，其實並不僅止於「大中國主義」，也可能是本文指出的「對中國大陸的負面印象」。因此，社會化形成的個人「心理意識」，其對個人認同變遷的影響，自然不同於所謂「教化融合」的模型，而仍有加以評估之必要。 65. 李孟洲認為，新一代台商（台商第二代）和老一輩台商，在「與中共互動態度」、「事業類別」、「追求的成就感與價值觀」、「群體形象」、「落戶地點」、「舞台大小」以及「當地生活型態」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見：李孟洲，「二代接班改寫兩岸生意經」，贏家月刊，第二期（2004），頁94~97。 66. 方孝謙就曾分析深入訪談所得資料，初步得到「四十五歲以下的『台幹』攜眷到大陸的台資或外資公司上班，那麼不論省籍為何，會在三到五年內『在地化』，繼而認同大陸的生活方式」的結論，並將此結論作為將來要繼續測試的重要假設。見：方孝謙，「全球化衝擊下大陸台商的認同問題」，頁489~504。.

(30) 256.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異，應分別加以觀察。再者，台商從事行業可能會影響其社交的心態與形態，進而影響其「認同取向」。耿曙在「『資訊人』抑或『台灣人』？：大上海地區高科技台商的國家認同」一文中指出，經營勞力密集的製造業，資金、技術多來自台灣，主要針對美、日出口生產的所謂「小頭家世代」，他們的社交形態較為封閉，往往僅限於台灣的圈子。而他們與大陸當地人接觸的經驗，往往使其深切感受兩岸的「差異」，因而益加堅定其原有的「台灣認同」。相對的，受僱於高科技產業、金融物流等服務業、及其他各式各樣針對大陸市場的服務業部門，而被耿曙稱為「資訊人世代」的台商，由於他們較無「過客」與「自我封閉」的心態，而且積極努力融入當地社會，在認同上往 67. 往表現出「國家認同淡薄」與「彼此界限泯沒」。. 最後，許多有關認同的研究顯示，性別與教育程度通常是影響認同的重要變項。但對於大陸台商的認同問題是否亦是如此，值得觀察。（三）「現實環境」（Circumstance）：移出地的「現實環境」，可能合理化甚至促使移民移出；移入地的「現實環境」，則影響移民移入後的心理感受、事業發展與適應狀況，而且對移入地「現實環境」的滿意或反感，影響其跨域行為（是否繼續長居於移入地？深化移入或決定移回？）以及跨域認同（開始認同移入地，或是增強對移出地的認同）。尤其，對台商而言，在「現實環境」中，對其較有影響、他們也較為在意的，至少有國家、市場和社會三大部分，也就是：國家政策對台商的迎拒、經濟市場的發展前景，以及移出地. 移入地對. 台商的觀感，包括對台商的喜惡，還有對台商的瞭解和期待。 67. 耿曙，「『資訊人』抑或『台灣人』？：大上海地區高科技台商的國家認同」。.

(31) 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 257. （四）「接觸交往」（Contact）：根據「境況論」的觀點，台商移出至大陸之後，其所產生的接觸感受、其事業發展的順利與否、生活適應的狀況、社會網絡的構成（生活圈主要是台灣人還是大陸人）、和移入地市場的往來關係、以及居住時間的久暫，皆可能對其認同產生影響。首先，接觸大陸後所增強的「相對優越感」、所產生的「相對剝奪感」，皆可能對台商個人認同的維持或變遷產生影響。根據「社會認同理論」中「高團體成員不願往低團體移動」的觀點，可能有不少遷移大陸的台商，因台灣在許多方面的發展比大陸早起 68. 步，再加上台灣人對大陸人存在一些刻板印象與偏見，所以會將台灣視為「高團體」，並將大陸社會界定為「低團體」。在內心偏見、階級差距以及生活環境落差所造就的「相對優越感」下，台商對大陸的認同可能是基於社會情境下的情感或是利害，而非基於心理上「自尊」、「榮譽」的需要。而且，相對的優越感讓個人身處於「台灣人」這個「高團體」為榮，故可能會使台商不願融入大陸、認同大陸，或增強其對台灣的認同。另根據「相對剝奪感」理論，個人或團體若感受到相對剝奪帶來的挫折，容易產生對剝奪者的不滿，甚至是敵視、抗拒，或以具體行動設法扭轉被剝奪的劣勢。因為「相對剝奪感」造成的心理不平衡，部分遷移至大陸的台商，縱使遷移當地的團體間「可滲透性」高，適應遷移當地社會的能力充足，但若因其強烈感受來自大陸政府、大陸社會的相對剝奪，也可能在心理上產生對大陸社會的排拒，因而減低對大陸的認同，或因而增強對台灣的認同。 68. 根據莊耀嘉在1998年的研究，受訪大學生對大陸人與台灣人的一般特質評定，除了「勢利眼」特質無顯著差異外，大陸人被評定為普遍是霸道的、落伍的、野蠻的、狡猾的、有侵略性的、自私的、愚笨的，幾乎含括所有的負面特質。然而，台灣人則被評定為具有許多正面特質，包括普遍是聰明的、友善的、民主的、愛好和平的、重視家庭的。見莊耀嘉，「族群與偏見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社會認同理論的檢驗」，本土心理學研究，第十二期（2003），頁88。.

(32) 258.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對部分台商而言，大陸政府的政策連續性與透明性不足；法制環境不良，人治色彩過濃；行政效率不彰，各地採行標準不一；治安問題日益嚴重；仍以公有制為主體，計畫經濟色彩濃，而且官僚貪污腐敗。吳介民對此有深刻的描述：. 外商在當地的政治權力領域中，乃是十足的「異鄉人」。由於中國政治和經濟體制中的多重不確定性的特質，使外商需要經營可靠的政商關係。這是一種既合作、又鬥爭的關係。幹部的身分資本和外商的經濟資本需要「交易」，但是交易的價碼，則存在著可議價談判的空間。由於這種不確定的合作關係，外商普遍需要付出額外的精力和財力，去努力調適和實踐一種「關係政治學」。這種異鄉人的情緒，對於台商這種身份曖昧的資本家，尤 69. 其突出。. 在這種情境下，部分台商因此事業受阻，甚至吃虧上當。按一般常理推論，事業發展不順遂者，可能會減低台商對大陸此一遷移地的認同。然而，若台商能適應大陸的商業環境、生活環境，並且已經因為在大陸經營事業、生活一段時間，而建立深厚的經濟、社會網絡，皆有可能使其增加對大陸的認同，甚至不願返回台灣發展。（五）「聯繫關切」（Connection）：移民對移出地. 移入地的聯繫關切的程度，想必會影響其認. 同。而台商聯繫關切和其認同的關連，又和下列三項有關： 1. 聯繫關切的目的：台商對移出地. 移入地的聯繫關切行為，. 其目的主要是「工具性」的還是「情感性」的？如果主要是「工具性」的，則未必代表台商認同移出地. 移入地。. 2. 聯繫關切的頻率：關心、閱聽台灣媒體，或是返回台灣的頻 69. 吳介民，「壓榨人性空間：身分差序與中國式多重剝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九期（2000），頁32。.

(33) 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 259. 率愈高，應可推斷台商對台灣仍有相當的關切，反之則反之。因此筆者以此觀察台商是否已漸漸將大陸當作生活或事業的重心。 3. 聯繫關切的方式：聯繫關切的方式是否便利，也影響台商的跨域行為。例如，台灣社會對「三通直航」所產生的可能後果，有不同的判斷。有人設想兩岸三通直航後，台商會加速外移大陸；但也有人認為，台商會因為返回台灣的便利性增加而常回台灣，不會長居大陸，也因此不會和大陸當地社會產生較深的聯繫關係。故此，聯繫關切是否具有便利性，影響跨域行為，也連帶可能影響認同是否變遷。果許和王之文章中也認為，如果移民能夠使用網路這種省錢、便捷的工具而可常常和移出地取得聯繫，就會減少融入移 70. 入地的需要，自然也減少認識、認同移入地的機會。（六）移出心態（Psyche of departure）：. 移出心態影響跨域行為。如果移出的心態是「工具性」的、是一種「工具性的移出」，亦即是基於現實需要才移出台灣、移入大陸，那麼台商和大陸當地人的的關係就可能大多是「工具性」的，主要是以商業往來為目的。但另一方面，台商和當地的台灣移民的關係，就可能主要是「情感性」的，台商可能傾向去區分這兩種關係。不但如此，做這樣區分的台灣人，也充分顯現「境況論」的特質：和大陸朋友在一起時顯現大陸認同，和台灣朋友在一起時顯現「台灣認同」，兩種不同的關係和認同集於一身，猶如一殼兩瓣，此即耿曙所提出的「殼形模式」（Shell model）。. 71. 但如果移出的心態是「情感性」的、是一種「情感性的移出」，跨域行為也可能有所不同。如果台商是因為感覺台灣社會的某些狀況讓他們在情感上感到傷害，這些台商可能就會減少返台， 70. Ghosh, Sutama., and Wang, Lu. (2003), p. 280. 71. Keng, Shu. “Taiwanese Identity, Found and Lost: Shifted Identity of the Taiwanese in Shanghai,” 發表於政治經濟學：哲學、制度與政策的對話學術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政治系主辦，2003年9月27~28日），頁13。.

(34) 260.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甚至開始不去關心和台灣有關的資訊。此外，如果對大陸懷抱著某些情感，是台商外移大陸的原因之一，那麼這些台商對大陸當地的適應力可能較高，也可能比較願意融入當地，進而可能認同當地。. 三、大陸台商認同變遷的可能方向：三種原點、四種形態與九種路徑在「5C模式」所指出的各項因素作用之下，配合心理學的「雙元態度理論模式」（dual attitude model），台商個人認同可能產生四種形態、九種路徑的變遷。雖然非黑即白的兩分法是人們最簡易而常用的認知機制，但是這並不代表人們的認知心理只是黑白二 72. 分。「雙元態度理論模式」認為人的記憶可能由於過去生活的影響，而將對某態度對象的評價貯存於記憶系統中，但也有可能在新近的生活經驗中，建構了對同一對象的認知架構。然而新的認知並不會完全抹殺或取代舊有的態度，只是舊有的評價感覺以隱性的模 73. 式而存在。. 李美枝根據「雙元態度理論模式」，再配合其所認知的現實狀 74. 況，指出國民黨統治台灣五十年間，為有別於統治中國大陸的共產黨，藉著掌控教育與其他社會制約機制的力量，提供台灣與中國共有相同歷史與文化之認知表徵或意識倉儲的訊息，因此台灣民眾與大陸民眾共有血緣、歷史與文化的認知，應該穩定地存在於很多人的記憶系統中。但因台灣民眾多半成長於台灣、長居於台灣，日久而生情，根據「曝露效應」（exposure effect）的觀點，台商自然也對台灣有其感情與認同。 72. 石之瑜指出，解構兩分法的方式可以有線性法、共生法、太極法、循環法、多角度法、修正多角度法等等。參見石之瑜，後現代的國家認同（台北：世界書局，1995），頁33~58。 73. Wilson, T. D., Lindsey, S., and Schooler, T. Y. “A Model of Dual Attitudes,” Psychological Review, No.107 (2000), pp. 101~126. 74. 李美枝，「台灣地區族群與國族認同的顯性與隱性意識」，本土心理學研究，第二十期（2003），頁45~47。.

(35) 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 261. 對台灣民眾而言，「台灣」與「中國」之間在歷史與文化上的共有相似與疏離相異，乃是兩種對立的認知架構，而這兩種認知架構應該共存於他們的記憶系統中。當其中一個認知被提取到意識的層面時，另一個認知則藏於隱性的意識倉儲中。而台灣由於歷史經驗的特殊性，人們群體認同的基礎是多元的，也可能是重疊的。而不論人們單一認同台灣、或單一認同大陸，或雙重認同台灣與大陸，都共有一個歷史文化根源的認知-炎黃子孫及中華文化傳統，只是這一部份多半屬於隱性認知的部分。根據上述理論，「台灣與中國共有相似」、「台灣與中國疏離相異」這兩種對立的認知架構，可能因為某些因素而造成在大陸台商的個人意識中，某一種被提取，而另一種可能被隱藏。而這種提取或隱藏，使認同變遷有可能朝向某種路徑而產生。而若某人具有「台灣與中國共有相似」之認知，加以長居台灣的曝露效應，此人可能雙重認同台灣與大陸。其實，雙元認同的現象十分普遍，台灣有不少人就是由鄉村遷往城市，由南部移居北部，這些遷移者也大多會形成對故鄉與遷移地的雙重認同。而由台灣遷移至大陸的台商，也可能形成對台灣與大陸的雙元認同。歸納本文前述各種理論，似可推論大陸台商遷移大陸之前，或流動於兩岸之前的認同傾向，大約呈現「單一認同台灣」、「單一認同大陸」或是「兩岸雙元認同」等三類狀態。而台商遷移大陸之後，由於「5C模式」中某些因素的作用，造成台商的原來的認知印象被強化，或是將顯性的認知架構隱匿，將隱性的認知架構提取，使得大陸台商的個人認同，產生「轉換」、「增強」、「增元」、「減元」等四種變化形態，致使大陸台商的個人認同，朝向九種可能路徑變遷。換言之，「5C模式」這個概念架構指出了台商認同變遷的可能因素，討論的是台商個人認同「因何變遷」的問題；而在概念架構中各種因素的作用之下，台商個人認同可能朝下.

(36) 262.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列方向變遷，試圖回答台商個人認同「變遷為何」的問題：（一）三種認同原點：單一認同台灣、單一認同大陸、兩岸雙元認同根據李美枝從理論推導出來的假設，台灣民眾對大陸有認知、對台灣有感情。由於教育等社會化因素的影響，多數台商在遷移至大陸之前，或流動於兩岸之前，對大陸就有一定程度的認知，無論其對大陸的認知印象是好是壞，是深是淺，是顯性或隱性。此外，無論台商省籍背景如何，由於生長在台灣、長居於台灣而產生的曝露效應，對移出地（台灣）多少有感情和認同。因此，台商遷移至大陸之前，或流動於兩岸之前的認同傾向，至少會呈現下列三類狀態： 1. 單一認同台灣：雖對大陸有認知，但對大陸的認知印象或許是很壞、很淺，或是非常隱性。自認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也不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2. 單一認同大陸：對大陸的認知印象或許是很好、很深，或是非常顯性。自認自己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也不認為自己 75. 「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3. 對台灣與大陸具有雙元認同：一方面對大陸的認知印象不壞，另一方面也對台灣懷有情感，自認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二）四種變化形態：「轉換」、「增強」、「增元」、「減元」本文概念架構指出諸多影響台商個人認同變或不變的因素，由於其中某些因素的作用，造成台商的原來的認知印象被強化，或是 75. 根據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圖中「台灣民眾台灣人/ 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2年6月~2004年6月），台灣民眾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例雖少，但2004年6月仍有4.9%的受訪者自認為是「中國人」。見「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2~2004）」，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http://www2.nccu.edu.tw/~s00/database/data0406_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