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暴力的源起與特質
—以「紅色恐怖」為中心的探討
∗
任 偉
∗∗摘要
1927年7月 ， 國 共 合 作 破 裂 後 ， 中 共 轉 向 武 力 革 命 ， 組 織 發 起 諸 多 暴 動 。 伴 隨 著 暴 動 而 來 的 是 大 規 模 的 殺 戮 ， 此 一 現 象 ， 也 被 稱 為 「 紅 色 恐 怖」。 後 來 的 研 究 及 追 憶 習 慣 性 的 將 此 一 時 期 的 殺 戮 緣 由 歸 結 為 「 左 傾 盲動 主 義」， 這 恐 怕 失 之 過 簡 。 革 命 者 為 何 在 這 一 段 時 間 內 嗜 殺 成 性 ？ 其 理 據何 在 ？ 或 許 需 要 做 更 細 緻 的 探 索 。 此 外 ，「 紅 色 恐 怖 」 席 捲 過 後 ， 革 命 形 勢並 未 好 轉 ， 中 共 黨 人 的 本 意 是 要 借 「 紅 色 恐 怖 」 激 發 革 命 ， 但 事 實 上 ，「 紅色 恐怖 」 所起 的「 反 正」 效果 ， 或又 是革 命 黨人 所始 料 不及 的。 關鍵詞：紅 色 恐 怖 、 暴 動 、 左 傾 盲 動 主 義 ∗ 本文的撰寫與修改得到王奇生、張仲民二位老師指點，特此致謝。 ∗ ∗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 51 期 2014 年 6 月，頁 51-86 DOI: 10.6243/BHR.2014.051.051一、前言
1927 年 7 月，武漢國民黨分共，國共合作全面破裂。至此， 中共革命日漸由組織工農轉向武裝暴動，尤其在國共合作失敗初 期，兩湖、兩廣、閩浙等地的暴動彼伏此起、綿延不斷。據粗略 統計，自 1927 年 7 月到 1928 年 6 月，近一年的時間裡，中共在農 村中的暴動約有 94 次，參加鬥爭的群眾有 34 萬多人。1 以後見之 明觀之，中共試圖借暴動一舉奪權，顯然過於樂觀。諸多暴動相 繼失敗，也說明國民黨政權並非像中共判斷的那樣搖搖欲墜。稍 後 ， 中 共 檢 討 這 段 失 敗 史 ， 將 其 歸 結 於 「 左 傾 盲 動 主 義 」 的 錯 誤。其實，中共革命有個顯著特徵，即若某段時期遇挫後，總結 教訓時，便用一些抽象名詞來高度概括，如「機會主義」、「右傾 投降主義」、「軍事冒險主義」等。事實上，一系列暴動的旋起旋 滅，並非單純的一句「左傾盲動主義」可囊括，尤其是暴動中所 謂的「紅色恐怖」。中共激烈殺戮地主豪紳的舉動，在當時被認為 是對「白色恐怖」的回應，後來的追憶及研究，將其納入革命史 的進程，放置在了一個合理的位置。2 但與中共常用的其他名詞一 樣，「紅色恐怖」也不免抽象，例如「紅色恐怖」對革命進程有何 推動？鑒於中共很快放棄了這一主張，那麼它會不會是一把雙刃 劍？否則為何難以為繼？ 目前關於「紅色恐怖」的研究，一方面對其現象描述過簡， 原因分析也仍囿於「左傾」、「報復」等中共的話語體系；另一方 面，對「紅色恐怖」帶來的後果認識不足。3 其實，「紅色恐怖」 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238。 2 李維漢為此段時期中共的「左傾」錯誤所做的辯護相當具有代表性，稱：「當時的 情 況 而 論 ， 在 實 行 『 八 七 會 議 』 總 方 針 的 鬥 爭 實 踐 中 ， 犯 這 樣 或 那 樣 的 缺 點 和 錯 誤 ，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 因 為 這 些 起 義 都 是 實 行 土 地 革 命 戰 爭 的 最 初 嘗 試 ， 都 是 新 鮮 課 題 。 土 地 革 命 也 是 新 鮮 課 題 。 土 地 革 命 和 武 裝 靛 義 相 結 合 更 是 史 無 前 例 。 在 實 踐 中 結 束 陳 獨 秀 投 降 主 義 在 當 時 也 是 剛 剛 開 始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誰 能 保 證 不 犯 『 左 』 的 或 右 的 錯 誤 呢 ？ 」 其 他 正 統 中 共 黨 史 的 論 述 也 大 多 以 「 幼 稚 」、「 沒 經 驗」等為辯解。參見李維漢，〈對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的回憶與研究〉，《中國 社會科學》，1983：3（北京，1983.5），頁64。 3 參 見 劉 昊 ，〈 論 廣 東 土 地 革 命 早 期 的 紅 色 恐 怖 現 象 〉，《 學 理 論 》， 2009 ： 2 （ 哈 爾不僅與「復仇」、「錯判局勢」個人認識有關，應該說，階級革命 本 身 的 特 點 是 滋 生 「 紅 色 恐 怖 」 的 結 構 性 因 素 。 此 外 ， 在 後 果 上，「紅色恐怖」不僅是傷害了百姓的利益，它也為革命塑造了無 可妥協的敵人。 1927 年的暴動，是中共首次以武裝鬧革命的嘗試，此前中共 基本沒有軍事鬥爭的經驗。打響第一槍後，暴動雖源源不斷，但 大都難以維持，幾經跌宕，最終還是不得不退出城市轉入鄉村。 大體上看，中共革命或可分為三個階段，其一，自建黨起到國共 分 裂 前 ， 中 共 側 重 於 組 織 宣 傳 ， 基 本 不 涉 及 軍 事 武 力 ， 此 一 階 段，或可稱之為「組織宣傳式革命」；其二，國共分裂後，兩黨一 度展開激烈對抗，在國民黨方面有「清黨」、「白色恐怖」等，在 共 產 黨 方 面 ， 便 是 處 處 暴 動 ， 以 及 伴 隨 著 暴 動 而 來 的 「 紅 色 恐 怖」，此舉或可稱之為「暴動型革命」；其三，即是人們熟知的， 以毛澤東為代表發展出的「根據地型革命」。當下的研究多集中在 第一、第三兩個階段，「暴動型革命」長時間隱而不顯。其實，國 共合作失敗後，中共中央的思路是借暴動一舉奪權，躲避到窮鄉 僻壤割據為王，絕非主流論調，從 1927 到 1928 年中央對毛澤東的 一 再 批 評 中 ， 便 可 看 出 些 端 倪 。 可 以 說 ， 武 裝 暴 動 ， 是 中 共 由 「組織宣傳式的革命」轉入「根據地型革命」的重要過渡。與此 同時，「紅色恐怖」又是這一階段中最為顯著的特徵。在革命與反 革命無從協商，動輒便以鐵血相見時，暴力的恐怖程度，讓人瞠 目結舌。探討中共革命的歷程，前期的組織宣傳、後期的根據地 建設，自然是不可或缺。但若忽視暴動以及「紅色恐怖」這一過 渡階段，恐怕也是不完整的。本文即嘗試著，鉤沉出這一革命階 段的某些面相，並加以理解與探討。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利用的材料多來自中共檔案及相 關人士的回憶錄。無可諱言，這些材料的形成自有其語境與傾向 濱，2009.1），頁16-17；李維漢也曾對「左傾」的原因進行過分析，參見李維漢， 〈對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的回憶與研究〉，頁39-45；楊奎松從政策決策層面對 「 紅 色 恐 怖 」 的 實 施 過 程 進 行 過 分 析 。 參 見 楊 奎 松 ，《「 中 間 地 帶 」 的 革 命 》（ 太 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頁175-179。
性，尤其是
1949
後的回憶性材料，回憶者本人的情感色彩更為濃 厚 。 此 外 ， 因 遺 留 下 來 的 材 料 多 是 中 共 方 面 的 ， 所 以 ，「 紅 色 恐 怖」實施者的言說較為生動，而作為受害者的鄉紳百姓卻基本處 於失語狀態。鑒於此，本文只能從中共方面展開敘述，對於受害 者一方的聲音，雖盡可能的去兼顧，但兩方的不平衡性確是無可 避免。二、「紅色恐怖」的提出及其理路
國共分裂後，蘇俄派羅明納茲（Beso Lominadze, 1987-1935
） 接替鮑 羅 廷（Boradin Mikhail Markovich,1984-1952
） 的工作 ，在 羅明納茲的主持下，中共於1927
年8
月7
日召開緊急會議，改組了 中央領導機構。中共創始人陳獨秀被排擠出核心權力層，瞿秋白 以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身 分 主 持 工 作 。 瞿 秋 白 在 位 期 間 （1927.8-1928.5
），恰是「紅色恐怖」特別高漲的時期。到1928
年6
月，中 共六大召開，所謂「左傾盲動主義」遭到清算，瞿秋白也隨之被 逐離領導崗位，「紅色恐怖」方日漸停息。 可以說，以瞿秋白為核心的中共領導層在政策指示上日趨激 進，是「紅色恐怖」得以開展的大背景。1927
年8
月3
日，中央制 定關於湘鄂粵贛四省的農民暴動計畫，已經有「殺戮」的字樣； 「八七會議」上為反陳獨秀「右傾」，更是表現出濃厚的「反抗」 味道。會後發布的《最近的農民鬥爭的議決案》中，即明言：「肅 清 土 豪 鄉 紳 與 一 切 反 革 命 分 子 ， 沒 收 他 們 的 財 產 」4； 稍 後 ， 即 八、九月間，中央給湖南、廣東等省委的指示信中，「殺戮」的字 樣已隨處可見；1927
年11
月9
日，中共中央召開的臨時政治局擴 大會議，其後發布一系列決議，如《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 議案》、《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政治紀律決議案》 等，在這些決議中，中共將整個「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都劃 為革命的敵人，甚至連「小資產階級」也被認為是革命的障礙。 4 〈最近農民鬥爭的議決案〉，中央檔案館編，《八七會議》（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 版社，1986），頁39。至此，中共在政策層面達到空前的激進狀態。 因中央的積極主導，黨內一時間「喊殺」之聲四起。遍覽此 一時期的中共檔，「殺戮」字樣觸目皆是。如 1927 年 8 月 3 日，中 央 制 定 湘 鄂 粵 贛 四 省 暴 動 大 綱 ， 即 明 言 ： 不 應 害 怕 對 小 地 主 的 「過火」打擊，「儘量殺戮土豪劣紳與反革命派」。5 8 月 21 日，中 共發布政治任務與工作策略的決議案，更是向全黨明確指出，對 反革命派應「採用極嚴厲的鎮壓政策—實行革命的獨裁」。6 何 謂 「革 命 的 獨裁 」 ？1928 年 初 ，江 西 省 委曾 有 個 解釋 ，「 即 是以 群眾的政治力量來殺盡豪紳地主、政府官吏及一切反動」。7 後來 「革命獨裁」的提法日漸隱去，代之而起的是「紅色恐怖」。關於 「紅色恐怖」，早在 1927 年 3 月，羅亦農主持上海暴動時就曾提 及，當時是要求在北伐軍到來上海前，革命黨人應「積極進行精 神與物質的紅色恐怖」。所謂「精神的紅色恐怖」，是用恐怖的手 段，使反革命分子不敢留居上海；而「物質的紅色恐怖」，便是無 情打擊，肉體消滅。8 毫無疑問，「革命的獨裁」的意蘊無疑更傾 向「物質的紅色恐怖」。事實上，後來「紅色恐怖」一詞，確已不 再區分「物質」與「精神」，「殺戮」成為其最直觀的特質。 1927年 9月，長江局成立，10月 1日，發出第一個決議，便指 示兩湖省委：若一時不能奪得政權，「則須普遍的發展遊擊戰爭與 沒收地主的土地及殺戮土豪劣紳等工作」。9 10 月 15 日，中央也要 求 福 建 省 委 ，「 在 暴 動 中 應 毫 不 顧 惜 的 沒 收 地 主 土 地 ， 殺 土 豪 劣 5 〈中央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1927 年 8 月 3 日），中共江西省委黨 史研究室等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卷 1（北京：中央文獻 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頁2。 6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1921 年 8 月 21 日），《中央革命根據地 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卷1，頁29。 7 〈江西省委關於贛西南目前工作決議案〉（1928年 1月 19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黨 史 資 料 徵 集 編 研 協 作 小 組 、 井 岡 山 革 命 博 物 館 編 ，《 井 岡 山 革 命 根 據 地 （ 上 冊 ）》 （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頁67、68。 8 羅亦農，〈關於政治與本黨工作方針〉（1927 年 3 月 15 日），《羅亦農文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1），頁271。 9 〈中央對於長江局的任務決議案〉（1927 年 10 月 1 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 文件選集》，卷 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314。
紳，殺政府官吏，殺一切反革命派與搶槍、籌款等工作，儘量施 行紅色恐怖」。10 11 月 15 日，又致信兩湖省委，指示也極為類似， 一再強調「在鄉村中大發展游擊戰爭，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 燒地主的房子，分地主的東西，分配土地，搗毀與搶劫所有政府 的徵收機關」。11 對中央的號召，各省市委是熱烈迎合。1927年 12月 30日，江 西 省 委 遵 照 中 央 指 示 ， 向 下 級 組 織 傳 達 暴 動 精 神 ， 即 要 求 全 省 「 厲 行 極 端 的 紅 色 恐 怖 」， 造 成 遍 地 的 騷 動 。 為 達 此 目 的 ， 可 放 火、拋炸彈、暗殺反動首領、寫恐嚇信、造謠言、劫獄等等。12 若 僅就指示看，可以說，為擾亂資產階級的秩序，江西省委可謂是 無所不用其極。當然，縱觀各省的暴動，江西省委的表現並不算 最突出。相較起來，將「紅色恐怖」演繹的淋漓盡致的，或應算 是廣東省委。1927 年 11 月，廣東省委指示海陸豐暴動負責人，不 僅明確要求「盡力搜殺反動分子」，同時還將革命的屠刀指向小地 主，規定他們的土地必須沒收，「並且要准農民去殺戮他們，不可 恐怕冤枉和殘忍」。13 其實，放手殺戮，泛化暴力，是那個時期中 共運用武力的普遍特徵。贛西南特委就曾明確聲稱：「為了鬥爭的 需要，群眾的要求，草率點粗俗些不要緊」。14 李維漢也曾回憶， 有地方除殺戮豪紳外，還必須加上燒屋。因此之故，「湖北許多村 莊整個兒的都燒盡」，「湖南的某些指導者，主張燒光縣城，只取 出 暴 動 農 軍 所 需 要 的 東 西 」。15 綜 上 所 述 ， 不 難 看 出 ， 國 共 分 裂 10 〈 中 共 中 央 致 福 建 省 信 — 關 於 農 民 暴 動 及 組 織 臨 時 省 委 問 題 〉（ 1927年 10月 15 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卷1，頁57。 11 〈中央致兩湖省委信—兩湖軍閥混戰形式下黨的任務〉（1927年 11月 15日），《中 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卷1，頁83。 12 〈江西省委報告一〉（1927 年 12 月 30 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 統》，卷1，頁152。 13 〈中共廣東省委關於佔領海陸豐的工作致海陸豐縣委函〉（1927 年 11 月），中共海 豐縣委黨史辦公室、陸豐縣委黨史辦公室編，《海陸豐革命史料》，輯 2（廣州：廣 東人民出版社，1986），頁13、56。 14 〈贛西南特委劉士奇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0 年 10 月），江西省檔案館選編，《湘 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頁125。 15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頁219。
後，在中共方面，從中央到省委，對實行「紅色恐怖」達成高度 一致，省委甚至更激進。 縱觀中共的革命史，1927 年前，中共基本不涉及武裝暴力； 1930 年後，轉向根據地建設，大規模的殺戮也基本不再重現。那 麼 為 何 在 國 共 合 作 失 敗 後 的 一 兩 年 裡 ， 中 共 會 如 此 「 嗜 殺 成 性」？按常理推斷，驟然遭遇國民黨的兇殘壓制，且力量不敵， 中共理應沉寂蟄伏。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如前文所述，在這 段 時 間 裡 ， 中 共 積 極 推 行 「 紅 色 恐 怖 」， 戰 鬥 的 姿 態 頗 為 「 高 亢」。這不能不讓人疑惑，在國民黨處於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中共 中央是從何處「窺見」勝利的曙光？並如此具有信心？ 國 共 分 裂 初 始 階 段 ， 雖 然 中 共 無 兵 無 槍 ， 處 於 絕 對 弱 勢 地 位，但中共自身，尤其是中央層面，絕少提及此點。國民黨雖有 壓倒性優勢，但中共更多看到的是其分崩離析的態勢，此一時期 的諸多革命文件，在論證革命高潮時，無不強烈突出國民黨的內 部危機，如軍閥混戰、經濟崩潰、民眾不安等等，營造出一幅國 民黨政權搖搖欲墜的景象。李維漢後來的回憶就注意到，那時中 央論證革命高潮的主要依據就是軍閥之間的不穩定，眼光所及都 是對手的薄弱處，有意無意的忽視了其力量。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中共此種對敵眼光，與一貫的革命傳統 及 蘇 俄 的 指 示 不 無 關 係 。 一 般 而 言 ， 中 共 對 自 己 的 事 業 極 具 信 心，黨員中很少出現魯迅曾有的那種「迷茫」、「彷徨」的情緒， 偶有悲觀遊移的言論，也大都被歸為革命意志不堅一類，為黨的 主流輿論所批判。粟裕就曾指出，革命年代「由於受『左』的影 響」，黨內「有一種傾向，就是不敢實事求是地講敵人的力量」。16 所以，整體上看，在革命的歷程中，中共對未來是具有強烈的樂 觀 期 待 ， 此 種 心 理 或 可 稱 之 為 「 信 仰 」。 更 何 況 ，「 八 七 」 會 議 後，黨內的總體氛圍是聲討陳獨秀的「右傾」，強調「進攻」，鑒 於此，黨自然要論證革命的「廣闊」前景。這或許是瞿秋白等領 導 人 斷 定 「 革 命 處 於 高 潮 」 的 依 據 之 一 。 另 外 ， 中 共 的 樂 觀 判 16 粟裕，《粟裕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頁81。
斷，與蘇俄的指示也密切相關。國共分裂後，蘇俄也認為革命只 是處在暫時的低潮，能隨時再起。1927 年 8 月 9 日，布哈林在討論 中國革命問題時就指出，「革命的暫時的失敗將在較短時間內為革 命的新高潮所取代」。17 其實，不僅「進攻」的思路受蘇俄影響， 就連「進攻」方式選擇—暴動，也是模仿蘇俄的經驗。18 事實上，彼時國民黨的統治遠不像中共想像的那麼脆弱，前 仆後繼的暴動，非但未能動搖國民黨的根基，反而使中共遭致災 難性的打擊。1930年 1月，毛澤東回顧湘贛割據初期的盲目樂觀情 形時，就不無嘲諷的挖苦道：「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當時湖南省委 的不正確的估量，把階級敵人看得一錢不值；到現在還傳為笑談 的所謂『十分動搖』、『恐慌萬狀』兩句話，就是那時（1928 年 5 月至 6 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統治者魯滌平的形容詞」。19 與毛 澤東相類，李維漢後來也有類似的反省，認為當時「不恰當第看 大了革命的主觀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因而損失慘重。20 毛澤東的嘲諷是在暴動失敗一兩年之後，李維漢的反省是在半個 世紀之後，但二者的意見無疑是相通的。然而問題是，即便如毛 澤東所言，很多同志是「真正相信了」革命高潮，仿照蘇俄以暴 動的方式奪取政權，那麼中共的暴動，為何會伴隨著如此大規模 的殺戮？除去蘇俄的影響之外，有沒有內在的根據與理路？ 若 從 革 命 動 員 的 角 度 看 ，「 紅 色 恐 怖 」 其 實 是 有 催 化 劑 的 效 用。關於這一點，從中央到地方都看得很清楚。秋收暴動前，中 央指示湖南省委，要求各區「在離城較遠一點的鄉村即應殺戮土 豪劣紳反動的大地主」，在中心城市，應「屠殺政府的官吏」，認 17 〈 中 國 革 命 問 題 — 聯 共 （ 布 ） 中 央 委 員 會 和 中 央 監 察 委 員 會 全 體 聯 席 會 議 關 於 1927 年 8 月 9 日布哈林同志報告的決議（節錄）〉，《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 黨的系統》，卷 1，頁10。 18 關 於 蘇 俄 對 中 共 暴 動 的 影 響 ， 楊 奎 松 有 較 為 細 緻 的 論 述 。 參 見 楊 奎 松 ，《「 中 間 地 帶」的革命》，頁177。 19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 1月 5日），《毛澤東軍事文集》，卷 1（北京：軍事 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33），頁128。 20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頁186、231。
為 只 有 這 樣 才 能 發 起 普 遍 的 暴 動 。21 大 約 同 時 期 ， 李 立 三 也 看 到，破城後大殺反動派，「農民異常歡迎他」。22 1927 年 10 月，羅 亦農在湖南省委會議上，更是明確提出要戴高帽、燒房子，對工 賊、豪紳必須殺，聲稱「多殺，廣大的群眾才能普遍的起來」，並 指出「中國的革命太文明了，是絕對不能成功的！」23 1927 年 12 月，江西省委致信贛南特委，也提出大殺土豪、准許「農民群眾 自由的掠奪反革命的財產」等主張，因為在其看來，激烈的舉措 可 以 點燃 群 眾 的情 緒 ， 從而 引 發 更大 的 暴 動。24 很 明 顯， 這 些 來 自不同層級的言說，其實是分享著同樣的思路，即：屠殺可以激 發革命熱情，吸引民眾。鑒於此，中共積極引導「紅色恐怖」便 不足為奇。更甚者，湖北省委為發動群眾，竟公開宣導「土匪式 行動」，聲稱在不能佔據城市的地方，「也一樣要儘量殺土劣、殺 政府官吏，施行紅色恐怖，幫助農民抗租，到處出沒無常作土匪 式行動，如此土地革命才可以發展起來」。25 可以看出，為了激發 革命，中共是有意識的大開殺戒。 其實，除去理性上的考慮之外，殺戮也有情緒報復的一面。 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後，國民黨曾激烈「清共」，濫殺的事例不在 少數。在「白色恐怖」下，固然有許多人隱匿逃散、脫離革命， 但 留 存 下 來 的 黨 員 ， 也 因 此 充 滿 報 仇 血 恨 的 情 緒 。 據 李 維 漢 回 憶 ， 八 七 會 議 前 後 ， 黨 遭 遇 白 色 恐 怖 ， 出 現 兩 種 極 端 情 緒 ， 其 一：「許多不堅定的分子和投機分子跑的跑，叛變的叛變。那時報 紙的廣告欄裡，常常登載著一排排退出共產黨的聲明」；此外還存 在 著 一 種 憤 恨 的 情 緒 和 拼 命 的 精 神 ，「 不 少 人 認 為 『 左 』 是 站 著 21 〈中共中央關於兩湖暴動計畫決議案〉（1927 年 9 月 12 日），中央檔案館編，《秋收 起義》（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37。 22 〈李立三報告—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3，頁351。 23 〈 目 前 中 國 革 命 的 中 心 問 題 〉（ 1927 年 10 月 ），《 羅 亦 農 文 集 》（ 北 京 ： 人 民 出 版 社，2011），頁350。 24 〈 中 共 江 西 省 委 致 贛 南 特 委 信 〉（ 1927 年 12 月 25 日 ），《 江 西 革 命 歷 史 文 件 彙 集 （ 1927 年 -1928 年 ）》（ 北 京 ： 中 央 檔 案 館 、 南 昌 ： 江 西 省 檔 案 館 ， 1986 ）， 頁 143。 25 〈中共湖北省委政治報告〉（1927年9月10日），《羅亦農文集》，頁323。
鬥，『右』是跪著降」。26 在一片激憤的情緒下，自然容易引發非 理性的復仇舉動。賀龍後來回憶時，就坦承「反革命那樣殺我們 和 人 民 群 眾 ， 我 們 也 有 報 復 性 」。27 因 復 仇 情 緒 高 漲 ， 阻 止 「 過 火」的努力，往往輕易的被慷慨激昂的道德話語壓制。據黃克誠 回憶，永興暴動前，湘南特委指示，在暴動中，「不僅要對豪紳、 工賊、反革命採取無顧惜的殲滅政策，而且對上層小資產階級— —店東、商人等，也要毫不猶豫地實行革命獨裁」，不許阻攔群眾 的 過 激 舉 動 。 黃 克 誠 當 時 提 出 黨 員 群 眾 的 力 量 太 小 ， 需 伺 機 而 動 ， 且 不 贊 成 如 此 激 烈 的 殺 戮 舉 措 ， 便 立 即 被 指 責 為 「 膽 小 怕 死」，扣以「右傾」的帽子。28 此外，報仇的情緒不惟黨員獨有，群眾中也存在著強烈的復 仇 思 潮 。 據 方 志 敏 記 述 ， 在 戈 陽 ， 豪 紳 進 攻 當 地 農 民 ， 放 火 燒 屋 ， 一 片 焦 土 ，「 女 人 們 都 大 哭 起 來 ， 邊 哭 邊 罵 ， 男 人 都 咬 牙 切 齒，指手頓腳的罵劣紳，咒白軍，要與他們拼命」。29 可援引為證 的是，1927 年 12 月 12 日，江西省委就報告稱，戈陽農民進攻縣 城，豪紳逃亡，其後，省城來軍隊鎮壓，農民退出城，「豪紳帶軍 隊焚燒農民住宅 200餘家，後農民圖報復也燒去豪紳房屋不少」。30 事實上，後來「紅色恐怖」的激進執行者，大都懷著報仇意識。 據朱德回憶，南昌起義的部隊轉戰湘南時，當地的農民及地方黨 的 同 志 竟 都 喜 歡 的 跳 起 來 說 ：「 去 報 仇 ， 去 報 仇 」。31 1929 年 2 月，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楊克敏就發現，紅軍中的激進分子，大都 是曾遭受迫害者，如家族之人被殺，房子被燒，不能回家等。32 大 約同時期，福建省委也注意到，永定、武平一帶，曾有激烈的武 26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頁168。 27 劉樹平、王小平編，《賀龍口述自傳》（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頁63。 28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38。 29 方志敏，《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35。 30 《 江 西 省 委 報 告 》（ 1927 年 12 月 12 日 ），《 中 央 革 命 根 據 地 歷 史 資 料 文 庫 · 黨 的 系 統》，卷1，頁119。 31 朱德，《朱德自述》（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頁103。 32 〈 楊 克 敏 關 於 湘 贛 邊 蘇 區 情 況 的 綜 合 報 告 〉（ 1929 年 2 月 ），《 井 岡 山 革 命 根 據 地 （上冊）》，頁243。
裝鬥爭，失敗後農民遭殘殺，所以一般農民復仇觀念很深，「同時 因為在鄉村很難立足，生活問題很難解決，所以有部分農民盲動 的 傾 向 很 嚴 重 」。33 1937 年 ， 朱 德 在 其 自 傳 中 有 個 比 較 中 肯 的 總 結 ， 稱 「 農 民 所 以 有 報 復 主 義 現 象 」， 原 因 就 是 在 國 共 合 作 失 敗 後，他們所受的摧殘太厲害了。於是在一個翻轉來的暴動之下， 盲動主義整個燎火般的發展起來。34 值得注意的是，後來很多人在回顧「紅色恐怖」時，都特別 強調「報復」心理這個因素，如前文已述的李維漢、朱德、賀龍 等，到 1945 年 4 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 題的決議》，也是強調「報復」的一面。35 雖然「報復」心理確實 是導致「紅色恐怖」的一個因素，但中共黨人集體無意識的反復 強 調 這 一 點 ， 實 際 上 也 不 免 存 有 「 自 我 開 脫 、 自 我 辯 護 」 的 心 理。 此 外 ， 就 客 觀 效 果 言 ，「 對 殺 」 是 有 助 於 增 強 群 眾 革 命 勇 氣 的。日常百姓若未經過戰爭的洗禮，對造反、革命等殺頭的事， 多多少少是有些畏懼的，尤其當軍隊真刀真槍來鎮壓時，他們更 是恐慌不已，中共的報告中有很多群眾遇兵即「作鳥獸散」的事 例。但若有一番或幾番暴風血雨式的搏殺，一般百姓的膽氣便壯 大不少。1928 年 1 月，江西省委就看到，經過一番殺戮後，農民 畏 懼 軍 隊 的 心 理 完 全 改 變 ， 平 時 「 安 分 守 己 」 的 農 民 ， 已 大 大 「覺悟」起來。36 1929 年 11 月，閩西特委也報告，紅四軍初到， 群眾多持觀望態度，後來紅軍掀起一番殺戮，群眾有些熱情，待 紅軍退去，反革命伺機報復，再掀起一番屠殺，「如此經過幾次紅 白的變換」，就有了群眾基礎。37 中共的觀察是很精准的，拉鋸式 33 〈中共福建省委報告〉（1929 年 4 月），中共福建省委黨校黨史研究室編，《紅四軍 入閩和古田會議文獻資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頁16。 34 朱德，《朱德自述》，頁104。 35 《 中 國 共 產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關 於 若 干 歷 史 問 題 的 決 議 》（ 北 京 ： 人 民 出 版 社 ， 1953），頁6。 36 〈 江 西 工 農 革 命 的 紀 錄 〉（ 1928 年 1 月 3 日 ），《 中 央 革 命 根 據 地 史 料 選 編 》， 中 冊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頁30。 37 〈中共閩西特委報告〉（1929年 11月 6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 161。
「 對 殺 」， 冤 枉 是 在 所 難 免 ， 但 關 鍵 是 ， 因 相 互 冤 殺 而 激 起 的 義 憤，逐漸將雙方推到不可調和的爭鬥狀態，而這對挑戰秩序的一 方（革命者）無疑是有利的。 最後還需申述的是，除群體情緒及政策導向外，中共宣導革 命 的 方 式 及 理 念 ， 可 以 說 是 「 紅 色 恐 怖 」 得 以 展 開 的 結 構 性 因 素。國共合作失敗初期，中共的應對方式就是處處暴動，企圖仿 照俄國的十月革命，一舉奪得政權。這與毛澤東主張的根據地建 設，除了革命的區域有別外（也就是關於城市為主還是農村為主 的爭議），還有一重要差異，就是暴動更講求當下影響，不太考慮 日後的持續性，頗有畢其功於一役的意味，此即前文所稱的「暴 動型革命」；而毛澤東的戰法，是要建紅軍、占地盤、拉民眾，由 點到面，逐漸外擴，也就是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方式贏得 革命，即「根據地型革命」。就對社會的破壞程度而言，「暴動型 革命」為求得一時之影響，無疑是更不顧惜「資產階級的社會秩 序」。 具體來講，「暴動型革命」缺乏通盤謀劃，只求一時之快，充 滿為暴動而暴動的意味。如 1927年 9月 5日，中央致信江西省委， 即要求在暫時不能全局暴動的情況下，須開展零碎的局部暴動， 所謂零碎的暴動，就是「在敵人防備薄弱的地方我們黨和農協有 點力量的地方，要求不客氣的實行紅色恐怖；實行殺土豪劣紳， 殺政府官吏及一切反革命派」，且明確要求「應毫不顧惜的去做，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拿幾天的政權就拿幾天的政權」。38 後來 江西制定的暴動計畫，便遵照中央指示，要求有力量的縣份殺土 豪分田地，力量不足的縣份「暗殺官吏及反動的黨部或各團體負 責人」，雖不能做奪取縣政權的總暴動，但須發起前仆後繼、彼伏 此起的暴動，聲稱「如果能大殺一個豪紳，趕跑一個官吏，群眾 一 點 鐘 的 騷 動 都 是 有 意 義 的 」。39 此 種 只 求 影 響 ， 孤 注 一 擲 的 心 38 〈中央致江西省委信〉（1927年 9月 5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 統》，卷1，頁36。 39 〈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動計畫〉（1927年 9月），《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7年-1928年）》，頁23、24。
態，在暴動時期很普遍。1927 年 12 月，江西省委對吉安縣委的批 評，就最能體現此種不計成敗的暴動心態。當時吉安縣委因力量 薄弱，欲與當地軍隊講和，不敢冒然硬拼。省委對此大為不滿， 認為即便勝利無望，也要勇於出擊，稱若暴動「惹起軍閥更殘酷 的屠殺」，「其結果亦更足以增高民眾革命的熱情和對軍閥反動派 的 憤 恨 ， 於 整 個 的 革 命 也 是 有 利 益 的 」。40 江 西 省 委 不 惜 以 「 求 死」換「影響」的思路，相當具有代表性。那時中央及省委不顧 實際形勢，強求地方做個別暴動的事例異常之多，若地方黨稍微 行動遲緩，便被指責為「尾巴主義」。 從前文引述中，不難看出，零碎的暴動，極易引發「紅色恐 怖 」。 最 重 要 的 原 因 是 ， 暴 動 之 目 的 並 不 在 於 占 地 奪 權 或 搜 刮 錢 財，而是要殺豪紳、造影響。中共作為反叛者，其所標榜的是階 級鬥爭，這意味著只要是地主豪紳，不論其他，皆要消滅。1936 年，斯諾（Helen Foster Snow, 1907-1997）訪問延安，當其回顧國 共十年內戰時，就不無感慨的指出：「內戰，特別是紅軍和白軍之 間的階級戰爭，付出的代價一直很高，打得往往很猛烈兇狠，雙 方都沒有寬恕或妥協的餘地」。41 其實，如果暴動是為了錢財或是 權力，還尚可談判協商，但中共的暴動，就是指明要消滅一部分 人，必置其於死地。此種「必殺之而後快」心態及政策指示，在 當時的中央文件中屢屢可見。1927 年 11 月，中央通告明確宣稱， 革命的獨裁，就是要對地主豪紳、政府官吏「無情的殲滅」，且強 調「不可以存著妥協觀望的心理，尤其不可以借著『治安』、『 秩 序』的名義抑遏群眾的這種革命行動」。42 1927 年底，江西省委也 明言，「對任何反動派不要存絲毫利用的幻想，只有領導群眾去打 擊他們，甚至對猶豫的小資產階級，亦不要多所顧忌，只要是工 40 〈 中 共 江 西 省 委 致 贛 西 特 委 信 〉（ 1927 年 12 月 4 日 ），《 江 西 革 命 歷 史 文 件 彙 集 （1927年-1928年）》，頁108。 41 埃 德 加 · 斯 諾 著 ， 董 樂 山 譯 ，《 紅 星 照 耀 中 國 》（ 北 京 ： 作 家 出 版 社 ， 2012 ）， 頁 206。 42 〈中央通告第十五號〉（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檔選集》，冊3，頁432。
農同志的真實要求，只要有利於革命」。43 更甚者，在鼓吹殺戮士 紳的同時，中央還嚴厲制止任何嘗試與豪紳協商的行為。閩西就 曾 提 出「 殺 盡 一切 調 和 妥協 分 子 」的 口 號 。44 地 方 領 導者 ， 偶 有 聯絡軍隊或民團的舉動，大都被指責為「投機主義」。可以說，當 階級視角引入後，革命者要創造一個新社會，就必須清除掉一部 分人，這也是歷史上從不曾有的現象。 此外還須注意的是，中共將階級概念引入後，舊的軍事道德 準則，如「保境安民」、「秋毫無犯」等，全然被顛覆。南昌起義 的軍隊，起初相當注意軍紀，以不擾民為宗旨。張太雷對此大為 不滿，挖苦道「可以說這次我們的軍隊，不是什麼革命軍，只算 是王者之師秋毫無犯」，「什麼宣傳，籌款打反動派，一概沒有甚 麼」，「其情形聞之便要下淚」。在張太雷看來，「我們現在要放膽 去幹，不應像以前太規矩，要平民式的幹，不要有仁慈，打破好 人的觀念，對土豪應該亂殺，絕對不要恐怕冤枉了」。45 後來中央 總結南昌起義的教訓，也批評起義部隊對豪紳太軟弱，指責葉賀 「不敢堅決的實行沒收征發的政策」。當起義軍撤退到汕頭時，有 遊民搶劫，為維持秩序，槍斃了幾人，中央對此更是嚴厲批評， 稱「那是維持的豪紳資產階級的秩序」。46 總之，中央對葉賀軍隊 提出的「不擾民」口號，大為不滿。 階級觀念引入後，殺戮「非武裝人員」、刻意毀壞社會秩序， 在 軍 事 行 動 中 被 正 面 提 倡 ， 這 在 軍 事 倫 理 上 是 一 個 相 當 大 的 轉 變。北伐時期，葉挺的軍隊正是因為軍紀良好而廣受讚譽，南昌 暴 動 起 始 ， 葉 賀 也 曾 試 圖 以 「 王 者 之 師 、 秋 毫 無 犯 」 為 革 命 準 則。但在新的視野下，往昔備受推崇的「軍紀」，反遭批判。革命 要通過殺戮去再造一個新社會，它承諾的是未來前景，並不保障 43 〈創造江西黨的新生命〉，《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7年-1928年）》，頁 132。 44 〈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之政治決議案〉（1929 年 7 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 選編》，中冊，頁115。 45 〈張太雷報告〉（1927 年 10 月 15 日），南昌八一紀念館編，《南昌起義》（北京：中 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頁 100。 46 《〈通告第十三號〉（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3，頁333。
現有秩序。正因為此，中共才屢次強調必須放開手腳幹革命，不 能 因 恐懼 擾 亂 秩序 而 不 去發 展 群 眾。47 革 命 理論 將 殺 戮正 當 化 ， 且當革命的屠刀主要指向日常生活中的鄉土豪紳時，大規模的殺 戮便很難避免了。
三、 「殺、殺、殺」：實踐層面上的「紅色恐怖」
1928 年 3、4 月間，湘南特委特派員周魯巡視井岡山的隊伍， 批評燒殺太少，要求下山「大燒大殺」。據陳士 回憶，下山後， 看到的淨是一些「殺、殺、殺、殺盡一切土豪劣紳」、「燒、燒、 燒 、 燒盡 一 切 土豪 劣 紳 的房 子 」 之類 的 標 語。48 其 實 ，有 關 周 魯 對井岡山太過「仁慈」的不滿，黃克誠也有相類似的記載，據其 描述，周魯路過永興時，「談他在遂川的見聞，大講毛澤東右傾， 不實 行燒 殺政 策云 云」。49 毛 澤東 有意 識的 抵制 「紅 色恐 怖」， 拒 絕「殺雞取卵」式的暴動，是有建設根據地的長遠考慮。但這一 行為，無疑與中央的大政策背道而馳。周魯批評毛澤東「工作太 右」、沒有執行「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 等，應該不僅是個人意見，恐怕也是組織的定性。鑒於此，毛澤 東 的 前 委 書 記 被 撤 銷 ， 改 任 師 長 。50 後 來 紅 四 軍 也 終 於 迫 於 壓 力，在湘南大燒大殺一場。 其實，在暴動時期，像毛澤東這樣對「紅色恐怖」持消極態 度 的 並 不 多 見 。 黨 的 負 責 人 ， 尤 其 是 前 線 作 戰 者 ， 對 「 紅 色 恐 怖」的號召，大都是積極回應。粗略觀察暴動時期的情形，各地 殺戮土豪劣紳的事例比比皆是。不難想像，當暴力泛化，民眾可 自由殺土豪、造革命時，枉殺與濫殺也就難以避免。考察「紅色 恐怖」在底層社會的實踐，是本節的主要意圖，其目的在於，通 過細節的描繪，去呈現武力氾濫時的場景。希望讀者能借此體味 47 〈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1927年 11月 9日-10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 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卷1，頁74。 48 陳士榘，〈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由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冊）》，頁211。 49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頁42。 50 逢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卷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237。中共首次運用武力時的那種「狂躁」心態。 暴 動 時 期 ， 實 施 「 紅 色 恐 怖 」 最 為 典 型 的 或 算 是 海 陸 豐 地 區。1927 年 11 月，海豐縣革命政府成立，隨即發布懲罰反革命條 例。通覽整個佈告，共列舉七項罪名，但懲罰舉措只有一條：「槍 決」。不僅「田主有向農民收租者槍決」，甚至農民向田主私自還 租 ， 因破 壞 大 局也 槍 決 。窩 藏 地 契者 亦 槍 決。51 可 以 說， 只 要 有 罪名，懲罰條例唯有「槍決」。或許因為條例太凸顯「嗜殺」的一 面，後來連中央都提醒海陸豐政府，「不這樣者斬，不那樣者斬」 的軍律，應當十分審慎。其實，中央未必不希望殺，它是要求海 陸豐先宣傳蘇維埃政府是不好殺伐的，但凡是殺的，都要指出他 們是危害群眾及革命利益的，是「不得已」而殺，也就是要講求 「師出有名」。52 中央這樣一個模棱兩可的指示，自然是沒有能阻 止海陸豐政府轟烈的殺戮。 從表面上看，鑒於革命條例如此嚴苛，「槍決」應經常實施， 但事實上，真正的「槍決」並不多見。因為從程序上講，「槍決」 需要審判才能定罪執行。或嫌審判效率太低，海陸豐革命政府准 許農民自由殺戮。1927 年 12 月，廣東省委就報告稱，「屠殺土劣 地主的工作是很容易做的，我們決定由各鄉區農民自己去幹，就 地殺戮，不用解送，財產一概沒收，房屋一概焚毀」。53 其實，允 許 自 由 殺 戮 後 ， 為 審 判 成 立 的 革 命 裁 判 委 員 會 就 沒 發 揮 什 麼 作 用。1928 年，海陸豐編撰革命史，就聲稱所扣留的官吏大部分槍 決，鄉村抓捕到的反革命都由農民立刻槍決，雖然黨成立了革命 裁判委員會，「但因允許各處自己處決反革命的緣故，未曾裁判過 一個反革命」。54 雖 然 政 策 上 全 然 放 開 ， 准 許 農 民 「 自 己 去 幹 」， 但 在 起 始 階 段，也並不是每個農民都有拿刀殺人的勇氣。畢竟，對一般百姓 來講，傳統的道德戒律、社會的人際網路，甚至基於人與人的一 51 〈海豐縣臨時革命政府佈告〉（1927年11月），《海陸豐革命史料》，輯2，頁12。 52 〈中共中央致廣東省委信〉（1928年1月），《海陸豐革命史料》，輯2，頁213。 53 〈海陸豐十月暴動略記〉（1927年12月），《海陸豐革命史料》，輯2，頁77。 54 〈海陸豐蘇維埃〉（1928年），《海陸豐革命史料》，輯2，頁103。
般情感，也都不太會「無緣無故」的殺戮。1928 年初，海陸豐總 結暴動經驗時，就發現在起始階段，暗殺鄉間反動派及豪紳的工 作，做的很不夠，「因為除了很勇敢明瞭的同志或農民以外，一般 農民 都以 為自 己是 『良 民』， 不應 做此 等事 情」。55 稍 前， 江 西 某 些地方也出現類似的情景。1927 年 12 月，江西省委也發現一些地 方同志阻止殺戮土豪劣紳，「如鄱陽群眾要殺豪紳縣長，要繳人民 自衛團槍支，當地同志恐糜爛地方，力加阻止；修水農民要殺土 豪劣紳，而當地負責同志說他們是體面人，不能過分處置」。56 這 些 或 以 「 良 民 」 自 居 ， 或 以 士 紳 是 「 體 面 人 」 而 不 忍 殺 戮 的 認 知，其實都表徵著革命的意識形態還未普遍滲入一般民眾。鑒於 此 ， 若 僅 僅 是 政 策 上 的 縱 容 ， 其 實 「 紅 色 恐 怖 」 還 不 太 容 易 開 展 。 為 了 清 除 「 良 民 」 意 識 以 及 將 「 體 面 人 」 轉 化 為 「 階 級 敵 人」，中共在宣傳和教育民眾上是煞費苦心。現存有關革命動員的 研究對此已有詳盡的描述，本文不欲再去探討那些動員機制，僅 選取一些現場片段，借此來展示革命黨人宣揚「紅色恐怖」的激 奮情緒。 1927 年 11 月 ， 海 豐 召 開 工 農 兵 代 表 大 都 會 ， 上 臺 演 講 的 代 表，幾乎都有「殺盡豪紳地主」之類的言語。更甚者，東江革命 委員會代表劉琴西公然呼籲，「不獨要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還要 殺盡鄉村間的女巫僧侶以及一切無用的人」。57 稍後，縣委更是向 各區委要求，「對反革命寧可過度的殘酷，不能有絲毫姑息」，「故 准許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甚至提出，「寧 可殺錯，不要使其漏網」。最為激進者，縣委竟然鼓動燒殺白區的 一 般 百 姓 ， 稱 「 反 動 的 鄉 村 有 些 全 鄉 焚 燒 了 」， 雖 然 也 燒 到 了 群 眾，但因為宣傳也無法得到他們，故一概清除，不足為惜。58 55 〈海陸豐蘇維埃〉（1928年），《海陸豐革命史料》，輯2，頁111。 56 〈 江 西 工 作 計 畫 〉（ 1927 年 12 月 13 日 ），《 中 央 革 命 根 據 地 歷 史 資 料 文 庫 · 黨 的 系 統》，卷1，頁111。 57 〈東江革命委員會代表劉琴西同志演說詞〉（1927 年 11 月），《海陸豐革命史料》， 輯2，頁32。 58 〈海陸豐蘇維埃〉（1928年），《海陸豐革命史料》，輯2，頁119。
革命領導者的吶喊，既是情緒鼓動也是命令，就效果而言， 它相當成功的感染並驅使著一般民眾。「紅色恐怖」後來激烈的實 施，便是有力的證明。1927 年 11 月，海陸豐地區報告，為紀念十 月革命，海豐縣召集大會，「是日在開會前槍決八、九個反動派， 割首剖胸者有之，露屍於街 馬路上」，贏得民眾的熱烈歡迎。59 其實，開大會、殺典型以震懾、教育民眾的做法，在後來的革命 進程中屢見不鮮。但「典型」畢竟有限，激發百姓自由殺戮，才 是「紅色恐怖」大規模展開的關鍵。海陸豐暴動時，梅隴縣農軍 即分頭圍捕豪紳地主三、四十人，「當即就地槍決」。像這樣的圍 捕，在海陸豐各暴動地區都有發生，海豐縣的捕殺尤為徹底，暴 動僅月餘後，據其報告稱，境內「可以說差不多沒有一個豪紳地 主的蹤影了」。60 到 12 月，廣東省委報告，「海豐各區農民大部分 都能夠很勇敢的在本鄉村做這工作，約計全縣殺戮土劣地主五百 餘人，有的拿來割頭剖胸腹」。61 稍後再統計，至 1928 年 1 月，僅 海豐縣就殺戮反革命 1,686 人，燒毀房屋 1,586 間。62 可以說，當 民眾被普遍調動起來後，「紅色恐怖」才真正落到實處。 上 文 具 體 描 述 了 「 紅 色 恐 怖 」 在 海 陸 豐 地 區 的 開 展 ， 事 實 上，海陸豐並非孤例，這一時期，各暴動區域大都秉持「紅色恐 怖」的政策。彭德懷領導的平江暴動，就不乏大燒大殺的行為。 據滕代遠報告，在修水地區，「當暴動時，大屋燒得精光，豬牛雞 鴨衣服棉絮如洗，並殺了很多的人」，平江的鄉村商店也被燒的精 光，「一切日常用品，無處可買，要點什麼東西也無處可買」。因 部隊見人就殺，見屋就燒，當地豪紳稱紅軍為「平產軍」、「黑殺 黨」，紅軍「所經過數百里地方的民眾，亦預先聞風逃跑，連食物 都搬 得精 光」。63 軍 隊到 達銅 鼓時 ，「 銅 鼓的 民眾 因被 平江 遊 擊 隊 59 〈關於海陸豐第三次暴動勝利後的形勢和黨務工作報告〉（1927 年 11 月），《海陸豐 革命史料》，輯2，頁19。 60 〈中國第一個蘇維埃〉（1927年11 月），《海陸豐革命史料》，輯2，頁44。 61 〈海陸豐十月暴動略記〉（1927年12月），《海陸豐革命史料》，輯2，頁77。 62 〈中共海豐縣委關於各種工作的統計給省委報告〉（1928 年 1 月），《海陸豐革命史 料》，輯2，頁219。 63 〈滕代遠同志向湖南省委的報告〉（1929年1月12日），《平江起義（資料選輯）》（北
燒了很多房子，所以聽聞紅軍來了，也如修水民眾一樣的逃避和 駭怕。當紅軍到銅鼓縣城時，所有男女老少，各種貨物鋪，一概 搬運走了，不但找不到黨的關係，連飯也沒得吃」。64 在閩西，龍岩、永定兩縣革委會成立後，「日日都有幾十土豪 反 動 分 子 被 農 民 捆 送 到 前 來 。 致 縣 政 府 臨 時 監 守 所 常 有 人 滿 之 患」。據「統計岩杭永三縣赤色區域中，自鬥爭後到現在所殺土豪 總在四五百人以上」，閩西特委聲稱「現在赤色鄉村中的土豪殺的 殺，跑的跑，雖然不敢說完全肅清，然大部肅清是可以說的」。此 外，因復仇而殺戮的情形，也相當常見。據閩西特委報告，過去 鬥爭失敗的同志，腦子裡充滿了殺人的觀念，不經過組織討論， 到處自由捕殺先前的仇敵，連報告人都不禁感歎「他們殺人太隨 便了」。65 在湘贛邊界，1928 年 10 月，邊界各縣黨召開代表大會，制定 關於農村鬥爭的策略，不僅決議「厲行赤色恐怖，毫不顧惜的殺 戮地主豪紳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脅富農，使不敢幫助地 主階級」，而且還成立專門的赤殺隊，「赤殺隊以五人或七人為一 隊，實行黑夜間遊擊，造成鄉村中的赤色恐怖」。66 事實上，赤殺 隊一類的暗殺組織，在秋收暴動後，就已經開始零星出現。1927 年 10 月，刊在《中央政治通訊》上的《湘省目前農民運動（農村 暴動）行動綱要》就指示農民在不能暴動的地方，應秘密調查各 鄉土豪劣紳，並將其分為五種：應處死刑者、應燒屋者、應打傷 者、應恐嚇驅逐者、應下警告者。調查分類完畢後，將應處決的 人列成一名單，各區組織農民報仇隊，「人數由五人至三十人」不 等 ， 由隊 長 負 責按 照 調 查名 單 執 行暗 殺 。67 湘 贛 邊 界 的辦 法 顯 然 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4），頁38。 64 〈滕代遠同志向湖南省委的報告〉（1929 年 1 月 12 日），《平江起義（資料選輯）》， 頁45。 65 〈 中 共 閩 西 特 委 報 告 〉（ 1929 年 11 月 ），《 紅 四 軍 入 閩 和 古 田 會 議 文 獻 資 料 》， 頁 162、165。 66 〈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8 年 10 月 5 日），《井岡山革命根據 地（上冊）》，頁190。 67 〈 湘 省 目 前 農 民 運 動 行 動 綱 領 〉（ 1927 年 10 月 5 日 ）， 中 央 檔 案 館 編 ，《 秋 收 起
是此前遺風的延續，只是態度更為激進，決議將土豪劣紳都一併 放入暗殺的行列，已不再因其「罪行」大小，而區別對待。 「紅色恐怖」期間，除去組織上不斷強化殺戮政策，一些個 人的極端情緒，也幾乎到達了癲狂狀態。據黃克誠回憶，湘南暴 動後，特委書記陳佑愧就「左」的很，不僅下令燒衙門機關、土 豪劣紳的房子，「還要把縣城的整條街道和所有商店都燒掉，而且 還要將沿衡陽至坪石公路兩側十五華里的所有村莊統統燒掉，使 敵人來進攻時無房可住，想用這個辦法阻止敵人的進攻」。68 此種 堅壁清野的方式，自然是未能組織敵人的進攻。比這更荒唐的， 竟然還有人試圖以燒光、殺光來迫使群眾革命。平江起義時，有 軍事負責同志謂：「必須將所有農民的房子燒盡，農民才不會苟安 而要求革命」，「又有一位同志說：布爾什維克的精神，便是殺人 的 精 神 」。69 大 約 同 時 期 湘 南 特 派 員 周 魯 批 評 毛 澤 東 「 工 作 太 右」，也曾提及毛澤東沒有執行「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 們 革 命 」 的 政 策 。70 燒 殺 「 小 資 產 階 級 」， 使 其 變 成 「 無 產 階 級」，再強迫他們革命，這樣一種思路，可謂已經「左」到不可理 喻的程度。事實上，那些因被燒殺而變為的「無產階級」，後來大 都是堅定的反革命者。（詳後） 革命本是要創造好生活，但在不斷強化暴力的情形下，竟發 展為「毀家鬧革命」，革命本身成了最高目的。此種極端推崇革命 的心態，也致使中共在使用武力時—相較於北洋軍隊乃至國民 黨軍隊—不自覺的帶有強烈的「進攻性」。北洋或國民黨的軍隊 其 實 都 比 較 容 易 「 妥 協 」， 戰 敗 一 方 大 都 能 通 過 談 判 或 「 割 地 賠 款」來保存自身。但到國共對抗時，尤其經過「清共」與「紅色 恐怖」後，彼此毫不妥協的「對殺」成為常態。若追溯這一過程 的起源，中共發起的「紅色恐怖」無疑是重要一環。 暴力在底層社會的氾濫程度，或也超出了中央的預想。最明 義》，頁 107。 68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頁 41、42。 69 潘心原，〈湘東各縣工作報告〉（1929 年 7 月），《平江起義（資料選輯）》，頁 87。 70 《毛澤東年譜》，卷上，頁 237。
顯的表徵是，到後來，中共一邊號召「大殺土豪劣紳」，一邊又開 始批評盲目燒殺的傾向。據魯振祥的研究，1927 年 12 月後，瞿秋 白曾十餘次提及抵制「左傾盲動主義」。71 其實，不僅是瞿秋白， 同時期周恩來也有不少糾正「盲動傾向」的指示。12 月 4 日，他 給浙江省委去信認為其暴動的佈置「太樂觀了」；29 日，給福建省 委 去 信 ， 也 是 強 調 不 能 盲 目 暴 動 ；1928 年 1 月 27 日， 在 討 論 廣 東、浙江問題時，周恩來曾表示：北江暴動計畫中「獎勵自由殺 人燒屋」的精神是很不好的；1 月 30 日，再次對廣東的「燒殺政 策 」 提 出 批 評 ， 強 調 「 屠 殺 問 題 不 要 過 於 蠻 幹 ， 可 多 做 點 宣 傳」。72 雖然中共領導核心瞿秋白、周恩來都有糾正的表示，但問 題是，同一時期，中共強調「殺戮」的指示也不少，從整個中央 層面來看，「暴動」的重心並無轉移。其實，中共黨史中，幾乎任 何一個時期，都存有「左」、「右」兩方面的材料，關鍵要看哪一 方面為主導。可以說，中央指示中的個別反對「過度燒殺」的字 句，並不能證明中共有停止「紅色恐怖」的意圖，因為從整體上 看，它的革命思路並未轉變。 實際上，最先強調全面糾正過度暴力的是共產國際，1928 年 2 月，共產國際就批評中共有玩弄暴動的危險，指示中共「必須反 對對於遊擊戰爭的溺愛，反對沉溺於散亂的不相關的必致失敗的 遊擊戰爭」。73 據李維漢回憶，1928年 3、4月間，中共接到共產國 際的 2月決議，隨後發布通告，對原始暴動的情緒，如燒殺主義進 行了批判，盲動主義才停歇。實際上，中央發出指示後，各地的 「紅色恐怖」，仍延存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其實，即便在中央及 共產國際層面，也還沒有完全禁止燒殺，按照某些黨員的說法， 中共是「羞羞答答的接受」共產國際的二月決議。74 1928年7 月， 71 參 見 魯 振 祥 ，〈 瞿 秋 白 犯 「 左 」 傾 錯 誤 時 期 含 有 探 索 貢 獻 的 一 面 〉， 江 蘇 省 瞿 秋 白 研究會編，《瞿秋白的歷史功績》（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5），頁80-84。 72 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编 ，《 周 恩 來 年 譜 》（ 北 京 ：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 1998 ）， 頁 131 、 134、138、139。 73 〈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1928 年 2 月 25 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 料文庫·黨的系統》，卷1，頁219。 74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頁225、227。
中共六大發布的《農民問題決議案》，最為典型的體現出那種對燒 殺「欲收欲縱」的心態。決議指出，過往暴動的缺陷是「散漫缺 乏與群眾的聯繫」，有「毀滅城市和鄉村無目的的燒殺傾向」，認 為 此 種 無 節 制 的 燒 殺 ， 充 滿 土 匪 氣 ， 將 會 削 弱 黨 在 群 眾 中 的 威 信，故急需糾正。但決議又同時強調，「黨所反對的只是無目的和 總的任務不相關的和不是為革命真正利益的燒殺」，對地主豪紳的 殺 戮 ，則 應 積 極領 導 。75 此 種 試 圖 將燒 殺 做 清晰 的 區 分， 或 只 是 領導層的理想期待，底層實施起來，怕是難以拿捏好分寸。1945 年 4月，中共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到 1928年 4 月，「左傾盲動」在全國範圍內基本結束。76 事實上，這個「基本 結束」僅僅是中央政策層面上的扭轉。中央指示傳達到基層，進 而 在 實 踐 層 面 切 實 執 行 ， 這 需 要 一 段 時 間 。 最 關 鍵 的 是 ， 一 旦 「殺戮」在基層開啟，中央一紙命令並不能使之立刻停止。前文 的若干例證顯示，到 1928 年底，個別地方仍有零零碎碎的「紅色 恐怖」活動。李維漢所言「紅色恐怖」是「羞羞答答」的停歇， 確是精准的觀察。
四、始料不及的「遺產」
自接到共產國際 2月來信，中共雖然沒有徹底斷絕燒殺，但在 政策上，限制及約束性指令明顯增多。7 月，六大通過的《政治決 議案》，更是進一步批評「盲動主義」、「恐怖行動」等，決議認為 「不要群眾不顧群眾的盲亂的瞎幹」，「結果往往變成散亂的零碎 的恐怖行動」，「這是可以使黨在群眾之中的地位降低，而且枉費 力量」。77「紅色恐怖」本來是黨號召的，但在短短的時間內又將 其斥之為「瞎幹」、「枉費力量」、「降低黨在群眾中的力量」等。 黨在短短時間內，為何如此「逆轉反復」？其實，暴力肆無忌憚 的蔓延，從表面上看，確是營造出一片蓬勃興盛的革命氣勢，但 75 〈農民問題決議案〉（1928年7月9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4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215。 76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頁8。 77 〈政治決議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4，頁181。在隱秘處，也必然存在對革命的傷害。否則，「紅色恐怖」沒有停 止的理由。 中 共 黨 史 中 的 正 統 論 述 ， 多 把 「 紅 色 恐 怖 」 的 停 歇 歸 結 於 「傷害了群眾利益」。一般大都會作如下表述：在「左傾主義」的 影響下，黨實行了「紅色恐怖」、「盲目燒殺」等舉措，危害了一 般群眾的利益，後來黨中央認識到錯誤，便逐步改正。如果僅從 政 策 發 布 來 看 ， 此 論 說 大 致 可 立 。 黨 中 央 的 諸 種 通 告 ， 在 批 評 「盲目燒殺」行為時，準繩之一的確就是群眾利益。事實上，「紅 色恐怖」也確實錯殺、錯燒了不少群眾。但問題是，「紅色恐怖」 實際上並不僅只危害了百姓的利益，再退一步講，若它對革命有 切實的推動之功，恐怕黨也不會僅僅因為其「危害百姓利益」而 停止。中共黨人不惜一切代價鬧革命的心態，前文已有論述。其 實 ， 在 革 命 的 年 代 ， 革 命 本 身 才 是 最 高 目 的 ， 中 共 時 常 呼 喊 的 「一切為了革命的勝利或是最簡明的表徵。」，至於百姓的福祉， 都是要「等革命勝利以後」，再如何如何……的。所以，從根本上 講，「紅色恐怖」的停歇，與其說是因為危害了「群眾的利益」， 不 如 說 是 危 害 了 「 革 命 的 利 益 」。 若 從 「 革 命 利 益 」 的 角 度 看 ， 「紅色恐怖」的本意是要激發群眾鬧革命，但事實上，當暴力氾 濫到幾近失控時，它對革命產生的「反正」效果，或是中共所始 料不及的。 （一）對內：弱化革命 暴動期間，廣東潮陽的黨員組建三 k黨團體，其宗旨即大殺， 大搶，大燒，試圖用燒殺解決一切革命問題。1928 年 1 月，中央 對此進行批評，指出這種「傾向於純粹無政府主義的鬥爭方法」， 會使「c．p（注：c．p 是中國共產黨簡稱）本身將要發生極大的 危險」。78 其實，中央的憂慮不無道理，當暴力氾濫，各級黨組織 自主握有生殺大權時，就很容易各自稱王，因此之故，組織間的 層級關係，自然會面臨被削弱的威脅。1929 年 11 月，閩西特委就 78 〈中央關於中國政治現狀與最近各省工作方針議決案〉（1928 年 1 月 22 日），《中央 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卷1，頁183。
觀察到，鬥爭一起來，到處殺土豪，黨務便無形停頓，「一個會都 沒有開，一切事項沒有討論沒有分工，只憑幾個人英雄式的各幹 各事」，特委感歎道：「這種『共產軍興共產黨七』的現象根本是 閩西黨的致命傷」。79 事實上，在暴動期間，個人英雄式的單幹很 普遍。一些地方本來不具備暴動條件，因迫於壓力，只得放手一 搏。但鬥爭發起後，因為組織本身不健全，個人魅力在暴動中就 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而隨著殺戮、燒搶等一系列革命暴力的展 開，個人的權威又不斷強化，如此也就有「共產軍興共產黨亡」 的危險。 暴力盛行，不僅使革命領袖的權威日漸走高，有壓倒組織的 危險，更關鍵的一點是，當革命者都熱衷於殺戮時，組織建設也 無 形 中 被 忽 視 了 ， 黨 內 唯 武 力 是 尊 的 趨 勢 日 漸 凸 顯 。 1928 年 1 月，中央就注意到，地方黨部寄來的報告，「大都是暴動計畫」， 「 很 少 提 及 黨 內 的 組 織 狀 況 與 改 造 情 形 」， 中 央 預 感 到 若 如 此 下 去，「是 非 常危 險的 現象 」。80 鑒於 此， 後來 中央 一再 發文 強 調 組 織建設。可以說，暴力的慣性及吸引力，使得參與者投身於此， 也 迷 戀 於 此 。 中 共 一 向 注 重 的 組 織 建 設 ， 正 被 氾 濫 的 暴 力 所 消 解。在鄂豫皖地區，就有許多人因過慣了游擊時期的燒殺生活， 養成了一種「游擊工作萬能」的觀念，認為標語、宣傳等都是空 談，「反 動 勢力 還是 要盒 子打 」。81 實施 「 紅色 恐怖 」最 為激 烈 的 海陸豐地區，也出現「同志都喜歡去打仗、拿人」，組織工作被忽 略 ， 黨的 工 作 更是 做 得 很少 的 現 象。82 事 實 上， 迷 戀 暴力 ， 忽 視 組織工作，不惟海陸豐獨有。方志敏主持工作的贛東北一帶，也 有類似的情形。戈陽、橫峰的暴動，因只集中煽動民眾，一味強 調殺土豪劣紳，「而沒有注意到黨的組織和訓練」，暴動勝利後， 79 〈 中 共 閩 西 特 委 報 告 〉（ 1929 年 11 月 ），《 紅 四 軍 入 閩 和 古 田 會 議 文 獻 資 料 》， 頁 166。 80 〈中央通告第三十二號—關於組織工作〉（1928 年 1 月 30 日），《中央革命根據地 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卷1，頁194。 81 〈鄂豫邊第一次全區代表大會群眾運動決議案〉（1929 年 12 月 2 日），《鄂豫皖蘇區 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省委文件1929-1934年）》，頁41。 82 〈海陸豐蘇維埃〉（1928年），《海陸豐革命史料》，輯2，頁121。
各地區領導者的權威極重，且相互不服，組織不能管束，「以致少 數革命首領非常跋扈，互相猜忌，暗鬥明殺，誰也不能制裁」。83 可 見 ， 當 暴 力 泛 化 乃 至 失 控 後 ， 不 僅 是 一 般 群 眾 遭 致 枉 殺 ， 同 時，它也助長著革命者的意氣，從而由內部威脅著革命組織的有 機團結。 其實，一味注重打土豪，講求物質刺激，即便在激發民眾方 面，其負面效應也日趨凸顯。暴動期間，准許甚至宣導民眾對土 豪自由洗劫與殺戮，在起始階段，確實有激發民眾的效用。問題 是，在這樣一種類似哄搶的「打土豪」過程中，多數參與者的動 機，或許就是伺機搶奪他人財物，至於革命信仰、熱情等，或許 都還談不上。縱容農民隨意「打土豪」，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迎 合 其 趁 火 打 劫 的 心 理 。 對 此 ， 陳 獨 秀 早 有 敏 銳 的 觀 察 ， 1923 年 底，他論述農民與革命的問題時，就曾指出「他們（農民）反對 地主，不能超過轉移地主之私有權為他們自己的私有權的心理以 上」。84 按陳獨秀的說法，農民反對地主，意在搶奪其財產，事實 上，地主的財產也確實為革命提供了最初的動力。但問題是，當 某一地方的土豪被寡分完畢，革命又該如何推進？「地主之私有 權」轉移到農民之後，農民又該如何自處？過往研究更多關注革 命暴力的源起過程及催生因素，但卻幾近忽視了那些因素在後來 的革命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效用。 事實上，農民抱著發財的目的「打土豪」，一旦如其所願，當 真發了財，反而要將「革命」拋至一旁。1928 年 8 月，江西省委 巡 視 戈 陽 、 橫 峰 的 暴 動 工 作 ， 就 發 現 ， 農 民 本 來 很 苦 ，「 暴 動 之 後，平債、免租，窮農的經濟，頓現餘裕，於是有些首領，過去 很是革命，現都藏著不出來了」。85 其實，從農民的角度看，革命 83 〈戈陽、橫峰工作報告〉（1928 年 8 月），《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7 年-1928 年）》，頁 295。 84 〈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1923 年 12 月 1 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 文件選集》，冊 1（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 160。 85 〈戈陽、橫峰工作報告〉（1928 年 8 月），《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7年-1928 年）》，頁 295。
本就是為了生活，既然「頓現富裕」，則回家過日子，「藏著不出 來」，恰是水到渠成的選擇。中共以「打土豪」號召農民，農民卻 因「捉到了土豪」而遺棄革命，這或許是以「物質刺激」去激發 革命，所面臨的難以擺脫的困境。後來黨在「打土豪分田地」之 餘，更注重「教化」，更強調革命精神的灌輸與培育，顯然是吸收 了此番教訓。 雖然在「打土豪」的號召下，發財與革命找到了契合點，但 二者的取向畢竟不同，尤其是當革命需要貢獻、犧牲時，彼此的 內在緊張便急劇凸顯。在革命中，「頓現富裕」的還畢竟是少數， 更多的農民仍奔走在「致富」的路上。在某些關鍵點上，「致富」 與「革命」便不可逆料的開始角力。1927 年 12 月，廣東省委就報 告稱，黨領導暴動攻打碣石時，農民「積極踴躍」，「男的女的老 的幼的通通都到陣地來」，「但他們並不是攜帶武裝來殺敵的」，而 是「都手攜布袋，預備乘這機會大發橫財」，「我們叫他們抬傷兵 做 嚮 導 挑 夫 等 等 ， 比 叫 人 去 死 還 困 難 」。86 這 樣 一 群 「 手 攜 布 袋」、不理傷兵、不做挑夫的農民急切奔向前沿陣地的景象，無疑 生動的表明了「致富」與「革命」的衝突。 發 橫 財 的 心 態 一 旦 養 成 ， 則 必 須 要 有 源 源 不 斷 的 財 物 來 維 持，一旦斷絕，參與者便很容易喪失熱情，甚至為求錢財而走向 極端。1928 年 3 月，中央就注意到，暴動者殺戮豪紳時，最關心 的是分配其財物，若「黨不將沒收之現金分給群眾」，「則有些同 志表示革命於個人沒有好處……等等」。87 其實，「沒有好處」，固 然 可 以 不 革 命 ， 但 從 反 面 來 講 ， 為 了 「 好 處 」， 也 可 能 會 「 亂 革 命」。海陸豐暴動時，為「殺地主富農」、「沒收家產」等，就已顯 示出不擇手段的意味；更甚者，後來竟發展至不論工人、雇農、 中 農 ，「 凡 稍 有 妥 協 敵 人 或 做 多 少 反 動 的 事 」，「 不 管 是 否 可 以 挽 救」，「便馬上槍決」，「沒收其財產」。88 此種不分階級，見錢便搶 86 〈海陸豐十月暴動略記〉（1927年12月），《海陸豐革命史料》，輯2，頁78。 87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號—關於沒收土地和建立蘇維埃〉（1928 年 3 月 10 日），《中 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卷 1，頁 273。 88 〈海陸紫蘇區通訊〉（1932年8月），《海陸豐革命史料》，輯2，頁690。
的現象，在其他暴動區也多有發生，當時中共的文件及後來人的 回憶，往往都會提及過「左」的做法「危害了中小階級的利益」， 其實就很隱晦的表達出了這層意思。 「打土豪，鬧革命」本是連為一氣，但若失之管束與引導， 就很容易演變成只見「打土豪」，而不見「革命」的局面。不難想 像，若只顧及燒殺士紳，搶劫財物，旁人觀之，自然容易往「匪 類」方面聯想，「階級革命」一類的說法，恐怕還不在多數人的認 知觀念中。事實上，中共自身也意識到，「盲目燒殺」有使黨在群 眾印象中「匪化」的危險。1929 年 6 月，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報告 就 提 到 ， 各 省 在 農 村 的 鬥 爭 中 ，「 燒 殺 政 策 甚 至 如 土 匪 綁 票 的 行 為」，「使黨在廣大群眾中的信仰墮落」。89 毫無疑問，大規模的燒 殺，確實會模糊「共黨」與「共匪」的區別，進而影響黨在群眾 中的威信。1929 年 7 月，中央給鄂東北特委的信中就特別提到， 要避免盲目燒殺，稱「我們不是土匪」，「共匪」是敵人污辱我們 的名詞。90 從中共糾正「盲目燒殺」的語言邏輯中，即可看出， 在中共自己的認知裡，「盲目燒殺」其實也已趨近土匪的行為。 總之，從中共發動革命的方面看，過度且日趨失控的暴力， 愈來愈突顯出它的負面作用。到後來，甚至連一些農民都心生不 滿，湘南暴動時，黃克誠的哥哥，一個老農民，就曾私下表示不 解，認為把好房子燒掉太可惜，「即使是土豪劣紳的房子也不應該 燒掉，可以分配給窮人住嘛」。91 1929 年 5 月，江西省委也發現， 群眾街談巷議時，雖然有「共產黨也好」的表示，但也強調「總 常望他們不要亂殺人」。92 至於城市工人，更是對燒殺心懷不滿， 連中央也意識到，焚燒城市不僅使工人及小資產階級痛恨，也容 易 使 工人 失 去 對農 民 的 同情 與 幫 助。93 可 以 說， 當 暴 力達 到 其 效 89 〈 中 央 政 治 局 工 作 報 告 綱 要 〉（ 1929 年 6 月 ）， 中 央 檔 案 館 編 ，《 中 共 中 央 文 件 選 集》，冊 5（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頁149。 90 〈 中 央 給 鄂 東 北 特 委 的 指 示 信 〉（ 1929 年 7 月 ），《 中 共 中 央 文 件 選 集 》， 冊 5 ， 頁 366。 91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頁41。 92 〈江西政治報告〉，《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頁91。 93 〈湖南省委來信〉（1928年5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頁105。
用的極限時，也就不得不面臨收索與調試。 （二）對外：強化反革命 暴 動 時 期 的 大 燒 大 殺 ， 一 方 面 固 然 能 激 發 革 命 區 域 內 民 眾 「打土豪」的熱情，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共失去很多中間勢力 同情，據羅炳輝回憶，國共分裂後，之所以賣力剿共，一方面是 認同三民主義，另一方面「因當時只看見、聽到四處亂燒亂殺， 因此觸痛我的傷心處」。94 不僅如此，過度燒殺，還讓革命區域之 外的群眾驚恐萬分，導致他們頑強阻擊革命軍隊。1927 年 12 月， 海 陸 豐 起 義 時 ， 中 共 率 軍 圍 攻 捷 勝 城 ，「 保 安 隊 因 沒 有 逃 跑 之 路」，便拼命死守。此外，城內的男女老幼也通通出來幫助保安隊 作戰 ，「 有 許多 女子 登城 上， 手執 石頭 打擲 我軍 」。95 官民 同 仇 敵 愾，共抗革命軍，最重要的緣由，無疑是恐懼殺戮。圍攻碣石城 時 ， 民 團 與 中 共 的 交 涉 ， 最 為 典 型 的 體 現 了 這 一 點 。 當 時 民 團 稱，「正規軍來，則我們投降；農軍來，則我們死與之抗」。毫無 疑問，民團是恐懼農軍隨意的燒殺，然而正規軍也未必比農軍更 仁慈。海豐縣委即打算先派正規軍接收，而後放進農軍，「大殺碣 石土劣反動派，焚其屋宇」。96 從革命的視角看，中共以「階級革命」為號召，對鄉間士紳 展 開 大 規 模 的 殺 戮 ， 自 然 是 有 其 理 據 。 但 若 從 士 紳 地 主 的 角 度 看，驟然遭遇滅門之災，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接受「階級革命」一 類的理由與解釋。其實，也可以設想，本是習常已久的生活，突 然間被指為土劣豪紳，進而不由分說的被殺、被燒、被搶，無一 句辯白的餘地，豪紳們自然心不甘、口不服。遭受「無妄之災」 的士紳，後來是懷著強烈的復仇情緒，頑強的「阻擊」革命。可 以說，「紅色恐怖」為革命造就了無可妥協的敵人。 如果說國民黨軍隊剿共，帶有虛與委蛇的成分，那麼豪紳武 94 羅炳輝，《四次入贛》（1937 年），羅魯安主編，《羅炳輝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 版社，2006），頁24。 95 〈海陸豐十月暴動略記〉（1927年12月），《海陸豐革命史料》，輯2，頁80。 96 〈關於海陸豐第三次暴動勝利後的形勢和黨務工作報告〉（1927 年 11 月），《海陸豐 革命史料》，輯2，頁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