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地緣政治結構
對中國歷代大戰略的影響
王 俊 評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博士候選人）摘 要
地緣政治結構是從地理的角度研究政治、資源、國際權力重心的相對位 置分布，並以國家是否控制結構中戰略交通線來決定結構形式，並對結構中 各層級單元－地緣政治領域、地緣政治區域與民族國家的地緣政治模式與特 徵進行政治地理分析的結構模型，以此研究國家在此種地理關係下的大戰略 行為。國家在特定時代的大戰略受到該國的地理環境以及該時代地緣政治結 構的影響。東亞在歷史上是一相當封閉的區域地緣政治結構，但做為東亞主 體國家的中國在歷史上甚少居於完全的霸權地位，大多數時候東亞地緣政治 結構長期在無極、單極、兩極與三極中變化，中國因而經常必須與其他強大 力量中心競爭結構中適於中原農耕文明發展與重要國防與經濟利益的地區， 使得中國大戰略從西周起就經常帶有明顯的攻勢／擴張傾向，但同時以安撫 型戰略手段減少在兩個以上戰線作戰的戰略困境。兩宋與明朝由於地緣政治 結構的改變而使防禦型大戰略逐漸取代攻勢／擴張大戰略；而只有在東漢與 清朝時期，結構形式為中國完全沒有競爭對手的霸權結構，安撫型大戰略才 成為主要的大戰略類型。 關鍵詞：東亞地緣政治結構、中國、大戰略 * * *壹、前 言
地理是戰略思想中最主要的基礎之一，泝是所謂的「戰略之母」。沴大戰略（Grand Strategy）則是在平時和戰時，發展和使用國家資源（包括政治、經濟、心理、軍事四 註 泝 鈕先鍾，現代戰略思潮，再版（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頁 17~20。註 沴 Geoffrey Sloan and Colin S. Gray, “Why Geopolitics?” in Colin S. Gray and Geoffrey Sloan eds.,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London and Portland, Oreg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p. 3.
種權力）以求確實達到國家目標的藝術和科學。沊一般對中國古代大戰略的研究向來運
用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與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但二者皆未良 好處理地理在理論中的地位而導致許多不足：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主張中 國戰略文化具有明顯的「備戰」（parabellum）邏輯，相信使用武力與戰爭在解決衝突 效力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本質，因此明朝大戰略具有強烈的攻勢偏好，沝但許 多明朝參與的戰爭性質卻非攻勢性，而且明朝長城的位置遠比之前的朝代往南，沀更與 攻勢戰略相異；認為中國大戰略受儒家影響，是崇尚和平的中國戰略文化學者的觀 點，泞則完全無法解釋中國歷代政權的擴張行為。 三種重新引進地理影響力的現實主義修正理論：威脅平衡論（Balance of Threat）、 攻守理論（Offense-Defense Theory）與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都仍限於單 元層級以及僅研究自然地理對國家行為的影響。威脅平衡論認為國家與潛在威脅的距 離遠近是影響國家聯盟行為的主要原因之一，泀但國家並不只關注於此，也同時在意潛 在威脅與戰略資源、交通線、友好國家的距離。洰攻守理論主張地理與科技的互動會影 響國家對採取攻勢與守勢的考量，當整體條件利於防禦時，戰爭便不容易發生，泍有助 於降低無政府體系中的安全困境，泇但歷史上常有自然地理與科技情況並未發生改變， 大戰略卻發生攻守變化的個案。攻勢現實主義大幅提升地理變數的地位，主張巨大水 體（large bodies of water）能阻礙國家對外投射武力，維持國家之間權力平衡的作用要 比共同邊界來得有效，沰但這卻無法解釋何以國家還是會發生海戰與越洋攻擊，而擁有
共同邊界的國家有時卻能長期維持和平。泹王元綱（Yuan-kang Wang）以攻勢現實主義
註 沊 鈕先鍾，大戰略漫談（臺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7 年），頁 9。
註 沝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16~217, 249.
註 沀 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國（臺北：三民書局，1981 年），頁 211~212。 註 泞 例如李際均，軍事戰略思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37~238；門洪華，「中國戰略 文化的重構：一項研究議程」，教學與研究（北京），第 1 期（2006 年），頁 59~60；杜永吉，「論 中國戰略文化的近代流變」，軍事歷史研究（上海），第 3 期（2005 年），頁 143~145；李曉燕， 「中國明代戰略文化與儒家文化一致性的研究─與江憶恩商榷」，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10 期 （2008 年），頁 66~76；宮玉振，中國戰略文化解析（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6、 20~22。
註 泀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Spring 1985）, pp. 9~12.
註 洰 Jackub J. Grygiel, Great Powers and Geographical Change（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7~18.
註 泍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Spring 1998）, p. 19.
註 泇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January 1978）, pp. 167~214.
註 沰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86, 271~272.
註 泹 張登及，「理論改良還是缺口？─新現實主義與冷戰後中美地緣競爭的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北 京），第 3 期（2009 年），頁 11~17。
對兩宋與明朝大戰略的研究，便仍以權力政治為主要出發點，藉此判斷兩宋與明朝的 大戰略屬於攻勢性質，缺乏地緣政治分析。泏此外現實主義也經常陷入結構劃分不一致 的情況，例如楊仕樂認為中國是否出現文化道德主義，取決於中國是否身為體系的單 極或霸權，楊氏似乎認為二者可交互使用，泩但實際上這是兩種不同的結構。 本文因此使用結合結構與地理的「地緣政治結構」（Geopolitical Structure）概念， 試圖從結構層次分析古代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如何影響中國歷代大戰略的類型。為便於 論述，本文的大戰略類型採用江憶恩的分類，包括在鄰近區域外以攻勢性、預防性或 先制性（preemptive）武力使用，目的在藉由兼併某些領土來達成獲取完全軍事勝利或 在政治上毀滅對手的「攻勢／擴張」（Offensive/Expansionist）；以外交、政治貿易、經 濟誘因、扈從等為主要戰略手段的「安撫型」（Accommodationist）；武力使用以強調對 邊界實施靜態防禦而非兼併或毀滅敵人的國家或政治組織的「防禦型」（Defensive）。 泑本文認為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在唐朝之前出現過無極、單極、兩極、三極與霸權的多元 發展，使得中國大戰略具有明顯的攻勢／擴張傾向；宋朝與明朝的結構特徵則使兩個 朝代的大戰略擺盪於防禦型與攻勢／擴張之間，但同時也包含安撫型；只有在東漢與 清朝的中期，毫無其他挑戰者的霸權結構才發展出安撫型大戰略。 本文在第貳節首先將分析何謂地緣政治結構，並探討地緣政治結構與國家大戰略 的關聯。而在第參節，本文將分析古代東亞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至於第肆節則以 前兩節對東亞地緣政治結構的分析為基礎，對中國歷史上歷代大戰略進行研究。第伍 節則為本文之結論，對本文的研究結果，以及地緣政治結構理論在大戰略研究上的限 制提出說明。
貳、地緣政治結構
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係從地理的角度研究國際關係，炔其結構理論關注的焦 點雖與結構現實主義同樣是組成體系的結構與結構組成者的單元（國家）之間的互動註 泏 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註 泩 楊仕樂，「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尋找理念的物質基礎」，東亞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221~223。
註 泑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p.112~114.
註 炔 此一定義係作者整理許多地緣政治學者的觀點之後提出的簡單定義，本文所參考的地緣政治學定義請 見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London: Printer, 1998）, p. 5; John Agnew,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2; Saul B.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9）, p. 12; Gearóid Ó Tuathail, Simon Dalby and Paul Routledge, The Geopolitic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2~3; Patrick O’Sullivan, Geopolitics（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p. 5; Geoffrey Sloan and Colin S. Gray, “Why Geopolitics?” pp. 1~2.
與對彼此行為的影響，但其判斷結構形式的依據則非結構中國家的相對權力分配，而 以國家對結構中的戰略交通線與地理環境的控制能力為主。
一、地緣政治結構
地緣政治結構理論以學者科恩（Saul B. Cohen）為代表，主張結構由兩種地理條 件組成：「地緣政治模式」（Geopolitical Patterns）與「地緣政治特徵」（Geopolitical Features），前者指地緣政治單元的形狀、大小、自然與人文地理特徵，以及結合這些 地理條件，使地緣政治單元獨具特色的網絡；後者則指政治地理的節點（nodes）、面 積與邊界等可幫助地緣政治單元增強其獨特性，並影響其凝聚力（cohesiveness）的條 件，包括：歷史發展核心、首都或政治中心、人口及經濟發展精華區（Ecumenes）、可 供經濟持續發展與人口穩定增長的有效國家或區域領域（Effective National Territory, ENT）、可提供防衛縱深或天然資源的荒蕪地區（Empty Areas）、邊界，以及不服從核 心的不一致區域（Nonconforming Sectors）。炘地緣政治結構理論強調區域的戰略重要性，因為區域比國家更具有空間、資源分 布與各種地理環境的整體性，國家對結構的戰略重要性則視其所處的區域而定，故結 構中各單元對結構的戰略重要性具有階級性。科恩將最高層的單元分為兩大類：地緣 戰略領域（Geostrategic Realm）與地緣政治區域（Geopolitical Region），前者是「世界 某個足夠大的區域，擁有全球影響力的功能與特色以服務組成它的主要強權、國家和 區域。其架構是由連結內人員、貨物、理念的循環地緣政治模式所形塑，並經由控制 具有戰略重要性的海陸戰略通道，將這些模式集合成一個領域」；炅後者則是由「地理 連續性、政治、文化、軍事之間的互動，可能還加上擁有類似歷史與民族的歷史性移 民與混居」所形塑，炓地緣政治區域可能從屬於地緣戰略領域，但也有具備發展為新地 緣戰略領域潛力的獨立地緣政治區域。
二、地緣政治結構變數的層次分析
科 恩 的 模 型 沒 有 提 出 影 響 國 家 行 為 的 主 要 變 數 。 學 者 格 利 吉 爾 （ Jackub J. Grygiel） 則 彌 補 此 一 缺 點 ， 他 認 為 「 地 緣 政 治 就 是 資 源 與 交 通 線 （ lines of communication）的地理分布…地緣政治局勢是科技與地理互動的結果，這些結果改變 了位置的經濟、政治、戰略重要性」。炆換言之，結構中每個位置因交通線分布而產生 不同的戰略重要性，其政治歸屬對國家行為有極大的影響。陸俊元也提出地緣政治結 構中其他影響國家戰略行為的變數，包括國際政治中的「力量中心」、單元之間的相對註 炘 Saul B. Cohen, Geopolitics, pp. 35~36. 註 炅 Ibid., p. 37.
註 炓 Ibid., pp. 40~42.
位置與彼此的距離，以及自然環境特徵賦予國家的「地理力」。炄地緣政治結構不僅是 這些力量間的互動，還受到結構施予單元的向心力與單元施予結構的離心力，以及單 元本身的政治向心力與離心力所形塑。炑 體 系 的 形 成 依 靠 國 家 之 間 的 互 動 ， 體 系 與 國 家 層 級 的 互 動 能 力 （ interaction capacity）越高越有助於形成體系。炖交通線則是互動的媒介，沒有交通線就無法產生 互動，無從形成體系；交通線分布的範圍越廣泛，在其上流通的貨物、理念與資訊越 多，單元之間共享的組織與規範被越多國家接受，體系的範圍就越大，因此全球體系 在 15 世紀後才逐漸形成，之前只是多個不同的區域體系並存。炂體系中越活躍的國家 越需要使用那些連結結構中核心區、精華區與資源生產地，對整個體系運作不可或缺 的「戰略交通線」。「控制」並非控制交通線本身，而是獲得在衝突發生時依照本身政 治意願，決定給予其他行為者使用交通線的權力，此因交通線的功能是提供人貨的快 速移動。獲得此種權力的主要途徑就是以武力或各種政治力量，排斥敵對行為者對交 通線的使用。由於戰略交通線的延伸範圍極為廣泛，故能控制戰略交通線的國家必為 體系中的超強，是地緣政治結構中真正的「極」，每個地緣戰略領域包含一條以上由一 個超強所控制的戰略交通線，地緣政治結構形式即依此劃分，故國家對交通線的控制 為結構層級變數。理論上，地緣政治結構的形式可分為無極，海權或陸權單極，兩 極、三極與多極，以及所有戰略交通線均為一個國家所控制的霸權等，其中霸權結構 也可以容許結構中存在在地理上遠離霸權的歷史核心，但卻接近戰略交通線，可藉此 形成對霸權潛在威脅的力量中心。 控制戰略交通線的重要方式為對其通過的戰略要地之控制，此可為交通線的起迄 點，或為有數條交通線同時匯聚的地區，可由此保護己方對戰略要地周邊交通線之順 暢使用，並排斥敵方對同一地區內交通線之使用；所控制的戰略要地越多，越能確保 對整條交通線的使用。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與孫子都曾指出這種在文獻 中稱為「衢地」或「國家鎖鑰」的戰略要地之重要性：克氏認為「鎖鑰」是國家中幾 條道路交集的地方，或容易儲積物資的地方，或便於朝幾個方向運動，其位置可以使 佔有該地的軍隊本身的交通線受敵軍威脅之前，即已能有效威脅敵人之交通線；炚孫子
註 炄 陸俊元，地緣政治的本質與規律（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 年），頁 248~254。 註 炑 同前註，頁 256；Saul B.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34.
註 炖 互動能力是學者布贊對國際權力結構對國家行為的影響力所提出的解釋變數，指的是「體系中運輸、 通訊與組織能力的等級」，其來源包括科技、共享的組織與規範。Barry Buzan,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04; Barry Buzan, “Rethinking System and Structure,” in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eds.,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69. 註 炂 Barry Buzan, “Beyond Neorealism: Interaction Capacity,” in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eds.,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p. 74.
則認為「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炃控制的程度、手段與內涵 則隨時代變遷而不同，以本文所探討的時代而言，通常是把交通線經過的地區納為領 土或勢力範圍，實施直接的政治與軍事控制，這種控制與對國內交通線的控制一樣是 長期且最高程度的控制，手段則以軍事方式或軍事為後盾的強制外交為主。但還有另 外一種方式為使用較柔性的手段拉攏位於要地的國家，屬於間接控制。
三、地緣政治結構對大戰略的影響
地緣政治結構理論並不預設結構形式對國家行為的影響，單憑結構形式判斷國家 行為容易產生誤差。牪儘管特定的結構形式似乎會產生一定的行為模式：單極容易朝霸 權轉變，例如羅馬共和國（Roman Republic）統一地中海地區；兩極常有嚴重的對 峙，例如冷戰；但很容易出現相反的情況，如 19 世紀的英國與冷戰後的美國都是海權 單極，但沒有進一步控制陸上戰略交通線而成為霸權；霸權也可能維持攻勢／擴張大 戰略，如羅馬共和國朝高盧、不列顛與日耳曼的擴張。 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在於結構中主要國家的大戰略分別受到結構（自變數）與單 元（中介變數）兩層面的影響。超強除了結構形式之外，還需判斷結構中的海陸分 布，以及是否存在其他能威脅國家安全與戰略交通線控制的力量中心。中介變數則包 括： 1.國家與潛在威脅的地緣政治屬性－首先決定大戰略應指向陸地或海洋，其次假 使與潛在威脅具備相同的地緣政治屬性，通常會因為關注的地緣政治利益與目標相同 而導致具有強硬性質的大戰略，但若有一方能發揮的控制力量明顯弱於另一方，則較 弱者的大戰略會因力量差距的緣故而具有較多安撫性質以避免在戰爭中遭重大失敗危 及國家生存，即使彼此同為超強亦然。反之，地緣政治屬性不同的國家，彼此雖有競 爭與潛在威脅，但因基本地緣政治利益不同，大戰略的對抗性較為溫和，除非雙方的 擴張侵犯到對方的基本地緣政治利益。此外，對海陸兩種地理性質相異的戰略交通線 控制所需的能力完全不同，而且除非在極為有利的地理環境下否則很難相互支援，因 此限制了超強的擴張。 2.政治核心、戰略要地與資源生產區的相對位置及與潛在威脅的距離－協助國家 判斷應將戰略重心置於哪一個地區，假使本土的政治核心或精華區，或境內外的戰略 要地、戰略交通線與資源生產區靠近敵國甚至擁有共同邊界，通常會產生傾向強硬的 手段應付潛在威脅的大戰略。威脅不需要來自另一個超強，超強同樣會因此制定強硬 性質的大戰略應付來自次級強國的威脅。 註 炃 徐瑜，孫子兵法：不朽的戰爭藝術（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 年），頁 265。 註 牪 Oliver Dollfus, “The World System,” Geopolitics, Vol. 5, No. 2（Autumn 2000）, pp. 59~60.前述羅馬共和國在單極結構中的攻勢擴張大戰略首先受其陸權本質，以及地中海 是封閉海域的影響，人文、經濟與自然地理環境有一致的單一性等結構因素的影響，狖 而地中海東部存在能威脅羅馬對地中海內部與周邊海陸交通線控制，又在陸上相連的 希臘諸國；羅馬在霸權結構中的攻勢／擴張大戰略則肇因於高盧受到日耳曼部落佔領 的潛在威脅，羅馬唯一的解決辦法只有自己佔領高盧，但征服日耳曼則受挫於北歐完 全異於地中海的氣候，攻勢／擴張大戰略此後迅速轉為尋求以自然疆界與戰略防禦應 付包括日耳曼與其他各方面威脅的防禦型與安撫型並用大戰略，只在極少數時期曾再 度擴張。狋冷戰初期的激烈對峙肇因於蘇聯在歐亞大陸（Eurasia）的擴張與美國的圍堵 政策（Containment）各自威脅到彼此的基本地緣政治利益，1980 年代則因為蘇聯海軍 遠洋戰力大幅提升嚴重威脅美國對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英國在 19 世紀中的歐洲／ 大西洋區域地緣政治結構與美國在冷戰後的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初期不向大陸擴張的 行為，源於難以越過海洋在大陸上發動戰略交通線控制作戰的結構限制，以及重視貿 易多過領土安全的地緣政治屬性。
參、東亞地緣政治結構的演變
東亞在地理上包括東北亞與東南亞，但古代東亞地緣政治結構並未涵蓋全部的東 亞，菲律賓、大部分印尼與馬來西亞地區皆未與身為東亞核心國家的中國或其他東北 亞國家發生密切的互動，因此東亞地緣政治結構的範圍僅包含互動密切的東北亞與中 南半島。 東亞具有明顯的地理封閉性，既缺乏能從海上深入內陸的海灣，又受到喜馬拉雅 山脈、青康藏高原、天山等崇山峻嶺，和山脈所造成的高原與沙漠氣候包圍，不易與 其他地緣政治體系發展密切的互動。其次在內部也受到嚴重的自然地理切割：東亞大 陸與外部的「島鏈」隔著相當寬闊的海域，使得兩者之間的互動甚為緩慢與稀少；其 次，東亞南方為熱帶雨林所遮蔽，中南半島北部與中國西南部之間又有險峻的縱谷地 形，北方與西方則有廣大的高山、高原、草原與沙漠，氣候與地形皆不利中國與中南 半島、西藏、新疆、蒙古等地區的交流，大部分中南半島地區遲至 13 世紀以後才逐漸 被納入以中國為主導的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內。最後，中國內部東西流向的大河形成所 謂的「平行河川體系」，對中國的南北往來與政治統一構成重大障礙，狘雲貴地區更由 於地形崎嶇，在歷史上長期擁有半獨立甚至完全獨立的政治地位。 註 狖 曾培耿、唐家龍譯，Fernand Braudel 著，地中海史（第 1 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 年）， 頁 285~288。註 狋 Edward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古代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可分為 13 個不同的地緣政治區域：日本列島、蒙古、狉西 域（塔里木盆地與天山）、滿州（Manchuria）與朝鮮半島、狜華北平原、黃土高原、四 川盆地、長江中下游、雲貴高原、華南、青康藏高原、印度支那（Indo-China）、泰國 與緬甸。這些地緣政治區域並非同時形成，對整個結構的戰略重要性亦有所區別。華 北平原與黃土高原是最早發展的地區，其次則是長江中下游與四川盆地，再來則為緊 鄰華北的內外蒙古與朝鮮半島。青康藏高原與熱帶地區的雲貴、印度支那與泰緬地區 至八世紀後才先後成為地緣政治區域；日本列島則由於寬闊海洋的阻隔而始終保有獨 立地緣政治區域的地位。狒整個結構可依氣候與生產方式，大致分為「農耕─封建」與 「草原─部落」等兩大地緣戰略領域，前者主要以中國的華北、華中與華南為主要組 成，後者則包括蒙古、新疆、滿州。兩大領域交界處在遼東、朝鮮半島、內蒙古與河 西走廊，這些地區的歸屬亦時有變動；青康藏高原直到元朝為止皆屬於草原領域，明 朝之後才受農耕領域支配。此外，長江流域在東晉、南北朝與南宋期間獨立為新領 域。但由時亦因沒有超強存在而不存在任何領域。
一、農耕─封建地緣戰略領域的地緣政治模式與特徵
此領域東部以平原和丘陵為主要地形，西部與南部則較為高山與高原，北方與西 北方則以長城線做為與草原領域的分界線。氣候大多為季風氣候，且擁有許多大河， 故以農業主要生產方式，並發展出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華北平原與關中盆地是 歷史核心，長江中下游、四川從春秋時期起成為有效領域，在南北朝後逐漸成為精華 區，其中四川盆地雖甚具成為不一致區域的潛力，但其位置使華夏勢力易於在此扎根 並實施控制，因此四川做為有效領域的時間遠多於不一致區域。而華南、雲貴和印度 支那地區，由於氣候溼熱與地形破碎，非常不利於華夏勢力的擴張，因此長期為荒蕪 地區與不一致區域。長城線周邊與隴西高原因氣候逐漸向草原過渡，生產方式為農牧 註 狉 包括內外蒙古與新疆東北的準噶爾盆地，後者自匈奴時代起即為蒙古地區游牧民族牧區的一部分，直 到清朝時還將該地稱為「衛拉特蒙古」或「漠西蒙古」。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 游牧部族（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年），頁 125；姚大中，前引書，頁 211~212。 註 狜 廣義上的滿州包含舊東北九省全境與熱河，但熱河與東九省西部歷史上為匈奴、蒙古等草原游牧民族 的畜牧區；東部的溫帶季風氣候區擁有較多森林與降水，游牧雖然也是當地的烏桓、鮮卑、女真等民 族的生產方式，但粗放農業、漁獵等所佔的比重遠比西部的游牧民族為高，而且越往東部越依賴漁獵 而放棄游牧。因此本文的「滿州」並不包含如今屬於內蒙古自治區的舊東九省地區。可參考王明珂， 前引書，頁 125、210~217；Owen Lattimore, 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Their Tribal Division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Relations with Manchus and Chinese, and Present Political Problems（New York: H. Fertig, 1969）, pp. 42~46.註 狒 東亞大陸與日本之間最狹窄的對馬海峽寬約 130 公里，相較之下英吉利海峽（English Channel）僅有 34 公里寬，導致英格蘭長期被大陸國家直接或間接控制，只有更遠的愛爾蘭與蘇格蘭免於此種命運。 George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illustrated ed.（London,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1958）, pp. 14~138.
並行。狔 農耕領域是西周以來，華夏文明在一千年間不斷向外擴張的結果。關中盆地的地 理特徵影響了中國戰略文化基礎之一的「天下觀」的初期發展：狚據許倬雲的推測，關 中既無崇山峻嶺，亦無茂密的森林阻斷視野，舉目所及經常是一片晴朗、籠罩四野直 至地平線的穹蒼，無所不在的蒼天與廣闊的大地遂在以關中為發源地的周人心中具備 最高神特性；狌其後當周以蕞爾小國卻能一戰擊敗強敵商朝，周人又認為其獲有商朝的 族群守護神─上帝之助，上帝之所以棄殷從周是因為殷人耽於逸樂不如周人勤勞等原 因，狑天神與上帝的觀念結合，周既承受上帝新的天命，天籠罩四野，故「普天」之 下，盡可為周王之土，「天下」觀念由是而產生，並經由西周所創立的封建體系而被往 後由華夏諸國所組成的國際社會轉化為代表「中國」的政治地理名詞。玤凡是欲主宰整 個體系者，必須在「天下」的範圍內；只有能夠統治「天下」者，才是體系內合法的 統治者，而這一「天下」只有在當時已知體系的中央－中原（或後來概念更擴大的 「中國」）才能承接。玡這個最基本的「地緣政治密碼」（geopolitical code），玭加上東 亞地緣政治結構的封閉性，和完整的陸塊分布與適合農業發展的自然地理，使華夏國 家始終未以海上貿易富國強兵的主要手段（南宋時期除外），玦海上交通線（Sea Line of Communication, SLOC）對華夏國家幾無戰略重要性，自然無從產生類似西方以控制 註 狔 史記的「貨殖列傳」記載隴西與長城沿線的天水、隴西、北地、上郡等地區，「與關中同俗，然西有 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為天下饒」。馬持盈，史記今註，第 3 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7 年），頁 3317；史念海，唐代歷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60~263。 註 狚 某些學者主張「天下觀」並不是從周朝開始發展，夏、商時期即已有雛形出現，西周只是進一步將其 內涵發展地更為成熟，請參考邢義田，「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燕京學報 （ 北 京），新 13 期（2002 年 11 月），頁 15~29。 註 狌 許倬雲，西周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年），頁 101。 註 狑 同前註，頁 97、105。 註 玤 張其賢，「『中國』與『天下』概念探源」，東吳政治學報，第 27 卷第 3 期（2009 年 9 月），頁 190~199。 註 玡 「天下」沒有明確的範圍，只是隨著華夏文化圈與政治勢力範圍的擴大而跟著擴大，不過必須注意的 是，「天下」指的是包含「中國」與「四夷」的世界範圍，而「中國」才是華夏民族眼中真正的體系 與文明核心。此外，無論是「天下」或「中國」，在古代都不是黃河華夏文明的專屬。丁士中，「中 國古代天下觀與戰略文化－以兩漢及隋唐對外和戰思想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 年），頁 37~39。 註 玭 地緣政治密碼是一組政府對其他國家所做的政治的與地理的戰略假設，反映出國家戰略菁英對世界秩 序 的 觀 點 ， 並 為 國 家 定 義 出 利 益 ， 指 出 國 家 利 益 威 脅 的 本 質 與 所 在 。 Peter J. Taylor,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3rd ed.（Essex, England: Longman, 1993）, pp. 64,
91; John O’Loughlin ed., Dictionary of Geopolitics（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4）, pp. 89~90. 註 玦 這並不是說中國古代缺乏海上貿易，也不是說東亞缺乏海上國際貿易。實際上從先秦時期起，東亞地
緣政治結構中即存有海上交通線，並在唐宋時期發展成著名的「海上絲路」，為重要的東西貿易幹 線 。 席 隆 飛 、 楊 熺 、 唐 錫 仁 編 ， 中 國 科 學 技 術 史 ‧ 交 通 卷 （ 北 京 ： 科 學 出 版 社 ， 2004 年 ） ， 頁 318~346。
海上交通線為基礎的制海權戰略思想，並對開拓東亞之外的世界毫無興趣，再加上游 牧民族的嚴重威脅，使得中國歷代的戰略重心始終位於東亞大陸。 本領域的戰略交通線形式為道路與河川，但由於運輸量與效率差異甚大，戰略交 通線通常以長江、黃河、淮河等三大河為主，而這些河川的戰略價值又略遜於連接不 同平行河川體系的運河系統。道路的分布經常隨政治中心的變化而改變，陸地戰略交 通線通常只出現於水運尚不發達，或水路戰略交通線無法順利抵達之地，例如關中與 河北之間的豫西山地與山西省的河東，由於水運難以順利連接，因此以道路連接關中 與華北水陸交通路中心的洛陽。當政治中心移至洛陽、開封或北京等水路戰略交通線 能迅速抵達的地區，道路的戰略價值就大為降低，比較重要者為水路無法抵達的重要 邊防地區的道路，例如關中盆地西北通往寧夏與甘肅的「蕭關道」，與關中朝北通往鄂 爾多斯的「靈州道」，二者不僅為大絲路的一部分，而且是游牧民族由寧夏與鄂爾多斯 兩方面進入關中的主要交通線，玢控制道路的蕭關與靈州即成為最重要的戰略要地，顧 祖禹曾稱蕭關「自秦漢以來，為華戎之大限」。玠另一陸地國防交通線為華北通往塞外 的路線，主要有二，其一為由洛陽正北行，經今山西中北部的太原、朔州至內蒙古河 套地區的路線，其二則為洛陽東北行，經邯鄲、北京而至遼西的路線。玬二者為西周以 來歷代北伐的主要路線，玝所謂的「燕雲十六州」即位居此兩路線末端，故成為農耕領 域北方最重要的戰略要地。瓝
二、草原─部落地緣戰略領域的地緣政治模式與特徵
本領域深處歐亞大陸內部，氣候以草原與沙漠為主，只有受黃海與日本海影響的 滿州，以及受到北極海影響的漠北，擁有茂密的森林與大河流。本領域的生產方式並 不限於游牧，西元前 2000-1000 年開始的世界大規模氣候寒冷化造成青海東北部的河 湟地區、內蒙古的鄂爾多斯地區、西遼河流域等逐漸轉為草原，直到春秋時代才稍微 註 玢 李 峰 ， 西 周 的 滅 亡 ： 中 國 早 期 國 家 的 地 理 和 政 治 危 機 （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2007 年 ） ， 頁 45~48；薛正昌，「蕭關道與固原歷代政權建置及其發展」，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甘肅），第 1 期（1994 年），頁 64~71。蕭關道與靈州道的詳細路線和其通往關中、戎狄的道路路 線，可參考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 1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175~220。 註 玠 （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2790。 註 玬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 1 卷），頁 129。 註 玝 宋朝太平寰宇記卷四十九引冀州圖經記載：「自周、秦、漢、魏以來，前後出師北伐，唯有三道：中 道正北發太原，經雁門、馬邑、雲中，出五原塞，直向龍城，即匈奴單于十月大會祭天之所。一道東 北發向中山，經北平、漁陽，向白檀、遼西，歷平岡，出盧龍塞，直向匈奴左地，即左賢王所理之 處。一道西北發自隴西，經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歷伊吾塞，向匈奴右地，即右賢王所理之 處」。史子正，太平寰宇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 年），頁 401。 註 瓝 前述北伐路線中的雲中即燕雲十六州的雲州，雁門關亦位於燕雲西部，馬邑則位於燕雲十六州中的朔 州。另北平屬幽州，漁陽則屬檀州與薊州，盧龍塞即今喜峰口，位於燕雲東部。回暖，再度使部分上述地區適合農業發展，瓨因此本領域在氣候適合之處亦能發展農 業，特別是滿州冬季森林中狩獵與夏秋兩季的農業收穫是該區游牧民族的重要輔助生 產方式。甿塔里木盆地則因塔里木河而產生可供精細農業發展的綠洲，畀除此之外大多 數地區皆以游牧為主。游牧無法發展出嚴格中央集權甚至封建式政治制度，只有部 落、部落聯盟，所謂的游牧帝國也只是以分配牧場與其他牧民無法自產的必要生活資 源為主要功能的「超部落國家」。甾僅當游牧民族控制了農耕地區並將政治核心置於該 區後才會向中央集權帝國政治制度轉變，例如北魏、遼、西夏、金、元、清。 王明珂曾指出理想的牧區包含三個條件：一、足以在不同季節皆可提供牧畜所需 的水草資源的廣大草原；二、有森林的山區，提供牧民獵場與製作車具、穹廬、弓矢 的木材，且能在夏、冬季節得到豐富的水源、草料及避風寒的場所；三、鄰近定居村 鎮、半游牧聚落或重要貿易路線的地理位置，以取得自己無法生產製造的日常用品或 穀類，或由保護定居城邦及商旅中獲利。疌符合上述三個條件的地區為本領域的精華區 與有效領域，包括內蒙古南部的鄂爾多斯地區，涵蓋河套、陰山、鄂爾多斯高原（漢 代文獻稱此地為「河南」）與寧夏的銀川、固原地區，與華北的半農半牧區緊鄰；蒙古 高原西北部鄂爾渾河流域（漠北）與阿爾泰山南方的準噶爾盆地，與大絲路的天山北 路諸國相鄰；內蒙古西部的額濟納旗與阿拉善右旗，以及新疆東部的蒲類海，居河西 走廊的農業區與大絲路之旁；青海高原東北部的河湟地區，特別是日月山以東的湟水 流域，屬黃土高原的西部延伸以及黃河上游，鄰近甘肅西部的半農半牧區；最後是西 遼河流域，擁有大興安嶺森林，可供游牧、狩獵與簡單農作，並靠近遼東半島、遼西 走廊與燕雲十六州等地。疘此外，塔里木盆地是草原領域中農業、礦產與手工業最豐富 的地區，長期與蒙古高原東部的克魯倫河流域－呼倫貝爾草原地區一起做為有效領 域。皯 註 瓨 關於北亞與中國西北部的游牧化，歷來國外與兩岸學者已有許多研究，本文主要參考林澐，「中國北 方長城地帶游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燕京學報（北京），新 14 期（2003 年 5 月），頁 95~146；王 明珂，前引書，頁 90~91；許倬雲，前引書，頁 68~69；劉昭民，中國歷史上之氣候變遷（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1992 年），頁 31~73。史記的「匈奴列傳」也記載，周人祖先公劉因為「失其稷官」， 只好「變為西戎」，很明顯是因為氣候變遷才會導致原來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民族改為游牧業， 見馬持盈，史記今註，頁 2898。 註 甿 王明珂，前引書，頁 213~217。 註 畀 姚大中，前引書，頁 215~216。 註 甾 關於興起於蒙古高原的游牧帝國的政治制度研究與評析甚多，本文主要參考吳景山，「後突厥汗國的 政治制度辨析」，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甘肅），第 4 期（1995 年），頁 38~41、 56；王明珂，前引書，頁 155~166、246~250；林幹，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通論（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年），頁 109~115、119~130；劉學銚，北亞游牧民族雙軌政制（臺北：南天書局，1999 年）， 頁 147~178。 註 疌 王明珂，前引書，頁 124。
註 疘 整理自王明珂，前引書，頁 124~125、168~169、209、213~217；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1.
註 皯 例如匈奴在強盛時便曾設置「僮僕都尉」以控制塔里木盆地地區的政治與經濟物產。而呼倫貝爾地區 則屬匈奴左賢王管理，在蒙古帝國時代則屬於成吉思汗兄弟等「東道諸王」的領地。姚大中，前引 書，頁 218~222、223~224、227。
鄂爾多斯與漠北為本領域的歷史核心，而西域則是最重要的有效領域，連接此三 個區域的絲路為本領域的戰略交通線，共分為兩部分：「草原絲路」－唐朝時的「中受 降城入回鶻道」或「參天可汗道」，以及元朝時的「木怜站道」，由陰山穿越戈壁向北 連接漠北與鄂爾多斯，從匈奴時期起即為各游牧帝國主要的貿易幹道，以及與農耕帝 國交戰時雙方的行軍交通線；盳草原絲路在漠北分南北兩道－南道向西南行三千里至準 噶爾南部的庭州，盱北段則由漠北越過蒙古高原至阿爾泰山北麓的草原，再經中亞至裡 海、伏爾加河甚至（東）羅馬帝國東部等地區，是匈奴以來的傳統交通線與最早出現 的絲路，南道則因突厥藉由參天可汗道連結中亞與中國才真正成為戰略交通線。南北 朝與中唐之後則先後因佔據青海的吐谷渾與吐蕃的開發，而以西域南道經青海、甘肅 南部至關中與四川的「青海路」（即南北朝的河南道）為主要絲路幹線。盰另外連接甘 州（今張掖市）與漠北的草原交通線從漢代起亦做為漠北通往河西走廊的重要交通 線。盵任何游牧帝國欲成為結構中的極，必須藉由佔有鄂爾多斯、漠北、西域三處中的 任兩處以控制草原絲路來達成。矸最後，本領域亦有兩個戰略要地，最重要的是同時包 含河套農業區與草原沙漠區的鄂爾多斯，是農耕帝國與游牧帝國的前線基地與兩大領 域間的聚合區，始終是二者的必爭之地。矼其次則為準噶爾盆地進出塔里木盆地的門 戶、天山南北路匯聚點的吐魯番盆地，此地不僅為控制絲路的最重要地區，亦可分別 經由河西走廊與草原絲路進入關中與漠北。
肆、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對中國大戰略之影響
一、西周
此時的東亞地緣政治結構範圍僅由黃土高原與華北平原構成。關中的「宗周」是 西周的政治核心與精華區，唯一的戰略交通線則是從宗周沿渭水與黃河南岸東至舊殷 商軍事重鎮管邑（今鄭州），而位於其上的雒邑（洛陽）則是華北平原道路交通線中 心：由該地東出虎牢、滎陽，即到達豫東平原邊緣；北渡孟津，則進入黃土高原另一 經濟區河東，還能沿太行山麓、黃河北岸抵達原商朝首都朝歌所在的河內，南下伊 註 盳 鍾美珠譯，長澤和俊著，絲綢之路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267；而太平寰宇 記記載的農業帝國北伐三道，中道的五原塞即位於河套地區，戰國至秦漢的雲中郡亦位於河套；李明 偉，隋唐絲綢之路─中世紀的中國西北社會與文明（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90~91。 另外，元朝時在木怜站道之外尚有一條連接大都、上都（即忽必烈自立為汗的開平）與漠北，同樣跨 越戈壁的「帖里干站道」存在。兩路線的詳細路徑請見席隆飛、楊熺、唐錫仁編，中國科學技術史‧ 交通卷，頁 633~634。 註 盱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頁 1170~1172。 註 盰 李明偉，前引書，頁 81~83、90、102~104；姚大中，前引書，頁 75。 註 盵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 2 卷），頁 618~628。註 矸 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p. 62. 註 矼 Ibid., pp. 61~71.
闕，穿過南陽盆地，則進入南方主要民族荊楚盤據的漢水流域；雒邑也位於經函谷至 姚林，穿越險要崤函山區道路的東口。矹周王以強大的兵力（「成八師」，宗周的直屬軍 隊稱為「西六師」）駐守於雒邑，並沿黃河─太行山之間分封諸侯國以強化對雒邑以東 的戰略交通線之控制：齊、魯在山東壓制殷商舊勢力，宋國在淮河中游對抗徐夷，申 國在南陽控制方城和通往宗周的主要道路丹水谷地以阻止荊蠻北上。矻另外與犬戎保持 同盟關係以控制蕭關道。西周初期與中期的結構因而為霸權，周公東征與成王、康王 的封建，都是以武裝殖民為主要手段的攻勢／擴張大戰略。矺 然而由於當時體系的互動能力太低，周王對遠離宗周的封國只有鬆散的政治控 制，故對戰略交通線的控制並不穩固，加上從關中至黃淮平原需時甚久，黃淮平原的 殷商舊勢力、徐夷以及荊蠻均可在宗周主力到達前嚴重威脅雒邑與戰略交通線的安 全，使得西周的霸權地位極不穩固。西周為了穩固對戰略交通線的控制而採行攻勢／ 擴張大戰略：成王、康王、昭王、穆王都進行東征、南巡與北伐，大舉向東方與南方 進攻，以進一步擴大周人對華北平原的控制，甚至打通關中與南方金屬產地的運輸路 線。矷此外，西周逐漸在文化與政治上產生鄙棄犬戎的心理，導致穆王為了獲得對蕭關 道的絕對控制以全心投注東方戰事，首次打破同盟關係主動攻擊犬戎，直接導致後來 西周與犬戎、玁狁之間的戰爭。攻勢／擴張大戰略延續到周宣王，被視為安撫型大戰 略代表的「畿服制度」，大致上僅在穆王之前曾對所有結構中的主要行為者施行，以後 則只限於周朝的封建諸侯。 結構範圍在春秋戰國時代擴大至長江流域與內蒙古，主要的政治中心為華北平 原、長江中下游與山西，精華區初期限於黃淮平原，關中的政經地位直到戰國中期秦 國崛起後才恢復。春秋戰國時代的力量中心極為分散，但除了春秋初期的鄭國與東周 王室，以及戰國初期的魏國和韓國，皆位於結構的邊緣。力量中心的分散使新戰略交 通線與要地開始出現，春秋時代的南北戰略交通線由楚國經雒邑、鄭國與宋國至齊 國、晉國及河北；東西戰略交通線則主要由晉國的山西跨太行山，經衛國與鄭國至齊 國，和楚國至長江下游的吳國與越國的交通線，祂位於東西與南北戰略交通線交會的 鄭、宋、陳三國遂成為最重要的衢地。而春秋後期由吳國開鑿的邗溝與荷水起，包括 後來主要由魏國所開鑿的鴻溝運河系統，形成連接長江下游、淮河、黃河與濟水之間 註 矹 宋杰，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樞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7。另外李峰也指出， 從洛陽至朝歌的交通線是殷周時期途經中國東部人口最稠密地區的一條最重要交通線，見李峰，前引 書，頁 73~74。 註 矻 史念海，「春秋以前的道路」，史念海主編，河山集‧七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14~119。 註 矺 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2 年），頁 333~351。 註 矷 許倬雲，前引書，頁 180。 註 祂 關於春秋戰國時期主要陸地交通線的分布，本文主要參考陳彥良，「戰國迄漢初區域交通和市場網 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2005 年 12 月），頁 5~7；史念海，「春秋以前的道路」，頁 120~131；史念海，「戰國時期的交通道路」，史念海主編，河山集‧七集，頁 134~154。
的人工運河系統，成為最主要的戰略交通線。礿水陸交通線主要匯聚於鄭國（被韓國併 吞後其交通區位優勢即為韓國承接）、宋國、衛國與魏國，宋國境內因處於鴻溝系統中 心而繁榮的戰國第一大商業都會陶則是戰國時期最主要的交通線集散中心，秅方城、蕭 關、豫西山地的函谷關與武關，以及太行八陘和陶，都是主要戰略要地。穸 本時期戰略交通線匯集於中小國家，大國反而位居結構邊緣，遂使春秋初期與戰 國時代出現無極結構。不過春秋中期之前由於各國能力差距並不明顯，直接控制並非 主要方式，多採取外交聯盟的間接控制，但隨著春秋晚期大國併滅小國趨勢的增強， 各國能力差距擴大使直接控制成為主要方式。強國為了爭奪戰略交通線的控制權而四 處擴張。為了獲得更多支撐擴張的資源，華夏國家將異族視為重要的人力與物力資 源，是擴張的首要目標之一，穻主要國家無不大肆對其發動侵略，結果導致戰國中期以 後散居中原的異族幾乎全部消失，只有白狄建立的中山國還存活，而秦、趙、燕、楚 等國還不斷地向邊境外異族發動進攻。竻戰國時期華夏主要國家的大戰略均為明顯的攻 勢／擴張型，其達至顛峰的結果就是秦滅六國，將結構重新導向霸權。但是秦朝成為 霸權後仍持續向周邊地區擴張，進一步使結構範圍擴張至華南、雲貴與印度支那中北 部。籵秦朝的領土邊界相當具有地緣政治意義，標示了華夏農業文明的四方界線：長城 線與高山、高原為農耕與游牧文明的界線，而南方的熱帶氣候與雲貴高原、中南半島 北方崎嶇的地形則阻止華夏勢力南向擴張，並始終困擾往後中國歷代王朝在此區的軍 事行動。糽
二、兩漢
西漢是農耕與游牧文明正式產生高度互動的開始。周朝時散居於中原內的戎狄並 註 礿 楊寬，戰國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64~69；陳彥良，「戰國迄漢初區域交通和市 場網絡」，頁 7~16；史念海，「戰國時期的交通道路」，頁 161~164。 註 秅 史念海，「戰國時期的交通道路」，頁 155~161。 註 穸 同前註，頁 164~166。註 穻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mpir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22~124.
註 竻 左傳、戰國策、史記等重要古代中國歷史文獻皆記載了春秋戰國時期秦國、晉國、趙國、燕國分別攻 擊義渠、林胡、樓煩、東胡、中山、休溷諸貉等部族與國家，併吞其地之後在該地設郡縣，完全視其 為領土的一部分，而非完全軍事化的「邊鎮」。這顯示春秋、戰國、秦漢時代中原文明對異族的壓力 並不像後代那樣恐懼。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各國和周邊異族的征戰關係請見楊寬，戰國史，頁 283、 286~289、354、365~367、394。 註 籵 秦朝究竟是否已將越南中北部納為領土，目前是一個有爭議的歷史議題，以往認為秦朝已領有越南 中、北部地區，但有學者主張秦朝領土只及於今廣東與廣西地區，並未真正進入越南，請參考張榮 芳、黃淼章，南越國史，第 2 版（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83~84。 註 糽 倪 樂 雄 ， 尋 找 敵 人 ： 戰 爭 文 化 與 國 際 軍 事 問 題 透 視 （ 北 京 ： 經 濟 管 理 出 版 社 ， 2003 年 ） ， 頁 303~304；丁力，地緣大戰略：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及其戰略選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222~229。
非真正的游牧民族，耵真正的游牧民族在西漢之前並未與華夏國家產生密切互動，彼此 的大規模北伐與南侵都只是短期的衝突。游牧民族從西漢起正式以支配草原領域的姿 態成為東亞地緣政治結構中的主要行為者，開啟爾後華夏國家與游牧民族爭鬥的循 環，中國從此只是東亞地緣政治結構的一部分，不能再以其分裂或統一作為結構形式 的依據。 西漢的政治中心與精華區同時位於關中，肏匈奴則位於鄂爾多斯，且因佔有河西走 廊而可同時從蕭關道與靈州道對關中發動攻擊，故西漢對匈奴的威脅相當敏感。白登 之戰使西漢初期君臣樹立無法戰勝匈奴的認知，肮被迫接受對西漢國家安全極為不利的 兩極結構－雙方雖以秦朝長城為界，但匈奴實際上據有鄂爾多斯。而西漢初期尚有半 獨立的異姓功臣諸侯王與宗室王國對中央的忠誠問題，二者同為西漢棘手的國家安全 議題，在這種情況下西漢中央選擇優先強化內部控制，對外採取和親與朝貢的安撫型 大戰略，肣但兩極結構的壓力在西漢穩固中央集權後被凸顯出來，漢武帝遂改採攻勢／ 擴張大戰略意圖徹底解決匈奴的威脅，其戰略方向首先集中於鄂爾多斯，但並不因重 新奪得鄂爾多斯而停止，反而將長城更向北深入草原與向西伸入河西走廊，肸且在長城 周邊設置與內地相同的郡縣制度。最後，西漢在減輕來自匈奴的威脅之後，即將擴張 目標轉移至朝鮮半島、雲貴與華南地區，併吞南越、閩越、衛氏朝鮮等國。「若無侵 小，何以至焉」，肵武力是西漢大戰略的主要工具，「文德」僅為文飾而已。肭匈奴在漢 宣帝時遭徹底擊敗，完全失去對草原戰略交通線的控制且無法對西漢產生危害，結構 成為西漢沒有任何威脅的霸權結構，使其大戰略開始朝安撫型轉變，和親又成為戰略 手段之一，但此時已不再被視為屈辱的象徵，而是戰略優勢地位下的安撫手段。 東漢的地緣政治結構異於西漢，其政治中心與精華區同時東移至洛陽與黃淮平 註 耵 商、周時期中國北方民族並不完全依靠游牧為生，真正屬於游牧的民族為長期屬於嚴重邊患的鬼方、 玁狁，而周朝時期在中國北方與周人雜居的戎、狄等族則非完全的游牧民族，因為中國北方的氣候環 境比鬼方、玁狁等居住的內蒙古草原要好上許多，使他們除了游牧之外還能夠從事農作與漁獵，不過 基本上他們在生產方式、政治制度與民族文化上還是與華夏文化中純粹的農業性格截然不同。可參考 杜正勝，前引書，頁 499~500；王明珂，前引書，頁 93~98。 註 肏 史記「貨殖列傳」中稱「關中之地…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馬持盈，史記今註，頁 3317。 註 肮 史記「匈奴列傳」中記載呂后時大臣討論是否要對匈奴改為武力應對時，諸將皆曰「以高帝賢武，然 尚困於平城」，遂仍與匈奴和親。馬持盈，史記今註，頁 2910~2911。 註 肣 西漢亦曾嘗試採取防禦型大戰略來應付外部威脅，漢書「匈奴傳下」就記載「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 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 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楊家駱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第 5 版（臺北：鼎 文書局，1983 年），頁 3831。 註 肸 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181~212。 註 肵 語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國大夫子產描述為何晉國在春秋中期之後領土竟比西周王畿還大上數倍的 原因。王雲五編，李宗侗註譯，葉慶炳校訂，春秋左傳今註今譯，校訂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3年），頁 943~944。 註 肭 邢義田，「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頁 35。
原，故對游牧民族的威脅不若西漢敏感。較強大且未臣服於東漢的北匈奴在東漢初期 未能控制草原絲路，此種單極結構使東漢初期的大戰略偏向安撫型。但由於西域諸國 互相攻伐導致北匈奴乘東漢放棄西域的機會趁虛而入，舠重新恢復對草原絲路的控制而 使結構再度成為兩極，然而北匈奴同時又遭受嚴重天災而不斷有人民叛逃南匈奴，導 致原來力量差距懸殊的南北兩部逐漸縮短差距，使南匈奴興起統一匈奴的想法，要求 東漢支援其統一，徹底消除北匈奴對東漢的威脅。芠東漢的大戰略在避免北匈奴藉由控 制西域而壓迫河西走廊的基本思維下開始轉趨積極，攻勢／擴張傾向逐漸抬頭，結果 便是長達 18 年（73-91 年）的戰爭，最後恢復對西域的控制與徹底消滅北匈奴在結構 中的勢力，結構形式又轉為對東漢毫無威脅的霸權，其大戰略才再度成為防禦型與安 撫型。
三、魏晉南北朝
草原地區自東漢中期直到五世紀初柔然崛起之前未出現超強，失去對歷史的影響 力。農耕領域自東漢末年開始分裂，各王朝大戰略的主要目標均在領域內，只有曹 魏、西晉、前涼、北魏曾向河西與西域發展，苀北魏雖屢次與柔然交戰卻從未在草原擴 張領土，反而在長城與內地之間配置純軍事性的「六鎮」防衛體系，與西漢的攻勢長 城截然不同；長城從北齊起也逐漸從北魏時期的位置往南移動。芫至於東晉與劉宋雖和 鄰近交州的林邑國（越南南部）交戰，但同樣只是防禦性目的。芚長江在東晉時成為新 戰略交通線，連接四川與長江中游的精華區和下游的政治中心。北朝的政治中心與精 華區大多位於華北平原，淮河流域重要渡口的壽春，和位於漢水北岸、控制南陽盆地 通往長江中游的襄陽遂成為結構中最重要的戰略要地。下文分別描述本時期的結構對 各國大戰略的影響。 （一）三國 本時期延續東漢末年的割據局勢，大多數戰爭均與戰略要地的爭奪密切相關。三 國實為單極結構，長江在當時並非戰略交通線，真正的戰略交通線是華北平原與長 註 舠 東漢對西域的基本態度是放棄，後漢書「西域傳」記載，漢光武帝初年西域諸國「皆遣使求內屬，願 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其後當西域諸國請求東漢援助他們對抗莎車國統 一全西域的野心時，漢光武帝卻說「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在 東漢中期之後則認為維持對西域的控制對其本身並無實質利益，因此產生「三絕三通」的現象。世界 書局編輯部編，新校後漢書注，第 3 版（臺北：世界書局，1974 年），頁 2909、2912、2924。 註 芠 後漢書「南匈奴傳」記載東漢大臣耿秉主張同意南匈奴請求的原因：「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 利，宜可聽許」。同前註，頁 2952~2953。 註 苀 鍾美珠譯，長澤和俊著，前引書，頁 71~121。 註 芫 姚大中，前引書，頁 50~52。 註 芚 周偉洲，「公元三至六世紀的南海諸國及其與中國南方諸政權之關係」，燕京學報（北京），新 10 期 （2001 年 5 月），頁 116~118。江、淮河流域之間的鴻溝運河系統，其經由巢肥運河可由巢湖、濡須水入長江，順江 直下即抵東吳首都建業與經濟中心三吳，芘在巢湖以上均為曹魏所控制，因此東吳與蜀 漢只是力量中心。不過蜀漢從漢中盆地威脅曹魏的關中；曹魏雖從襄陽、合肥、壽春 嚴重威脅東吳的荊州與首都建業，但東吳在濡須、巢湖口的東興有效遏制了曹魏的進 攻路線。芛結果使曹魏大戰略以防禦型為主，因其在東西兩處皆難以發動進攻，反而東 吳與蜀漢多次主動攻擊曹魏，大戰略皆屬攻勢／擴張型。曹魏只有在後期因奪得漢中 才進一步滅蜀，滅蜀則給予後繼的西晉滅吳統一整個農耕領域的契機。 （二）東晉與五胡十六國 鴻溝、巢肥運河、巢湖、濡須水仍為戰略交通線，長江流域由於東吳以來的開發 與北方居民大量南遷而出現荊州與四川兩大精華區，使長江成為新戰略交通線，結構 在大多數時期為東晉控制長江流域的單極，只短暫（370-383 年）出現東晉與前秦對峙 的兩極結構。東晉的北伐顯示其有意採用攻勢／擴張大戰略，但因內部政治鬥爭嚴重 而未果。 （三）南北朝 此階段的結構變化極為快速。柔然、東晉、劉宋、蕭齊與北魏之間曾形成三極結 構（約 400-485 年），直到 485 年後因為控制準噶爾的高車反叛柔然，才轉為北魏與蕭 齊／蕭梁對峙的兩極結構。爾後卻因北魏在西元 534 年分裂，蕭梁衰弱分遭西魏、北 齊奪去四川與淮南，以及突厥取代柔然而形成無極結構，直到北周滅北齊（577 年） 後才形成北周－突厥兩極結構，但 583 年突厥又因為隋的離間而分為東西二部並臣服 於隋而轉為單極。南北朝初期的戰事多因對淮河流域的爭奪、以及北魏欲消除柔然的 威脅而起，其後北魏雖從劉宋奪取淮河流域而擁有戰略優勢，但因忙於漢化而使大戰 略暫時轉向安撫型；北魏在 534 年分裂為東魏／北齊、西魏／北周，二者均希望消滅 對方，但也不忘繼續從較為弱小的南朝奪取土地，大戰略皆為攻勢／擴張。南朝在失 去淮河流域後只能以防禦型大戰略為主，梁武帝雖想趁北魏內亂北伐，但也只是為了 收復淮河的攻勢防禦，南朝因侯景之亂而衰退後更只能依賴防禦型大戰略，但值得注 意的是，南朝曾為了獲得更多對抗北朝的人力與物力資源而同時在華南、印度支那地 區進行將異族作為資源來源的戰爭。芵
四、隋唐
隋唐時農耕地區恢復統一的帝國結構，關中再度成為政治中心，但精華區完全轉 註 芘 宋杰，前引書，頁 245~246。 註 芛 （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頁 1282~1283。 註 芵 周偉洲，「公元三至六世紀的南海諸國及其與中國南方諸政權之關係」，頁 111~113。移至華北平原、四川與長江中下游，芧因此隋朝再度開鑿南北運河系統，成為領域中最 重要的戰略交通線；草原地區則有突厥、回鶻、吐蕃代嬗，因此隋唐時期的結構形式 變化極大：隋初至唐初（589-620 年）為單極；唐滅兩突厥與高昌後至安史之亂（755-763 年）為霸權；安史之亂後逐漸發展為唐、回鶻、吐蕃鼎立的三極；850 年吐蕃與回 鶻相繼敗亡後成為唐朝僅存的單極，但此時的唐朝已陷於嚴重的藩鎮割據，中央無力 控制內部的戰略交通線，迅速朝五代十國的無極發展。此外，結構中還存有其他力量 中心存在：日本、雲貴地區的南詔、朝鮮半島的高句麗與新羅，以及滿州中北部的渤 海國（或稱北詔）。 隋初並未控制西域與南北朝以來東西貿易主要幹線的河南道，而高句麗不僅不願 臣服於隋，亦與東突厥有軍事聯盟，單極結構無法滿足隋朝對領土、政治與經濟的需 求，導致其大戰略即使在統一中國後亦為積極的攻勢／擴張型：四征高句麗（598、 612-614 年）；為了控制絲路而進攻吐谷渾，並拓展疆土至青海北部與西域東部（608-609 年）以作為與貿易基地。芮但隋末的動亂則使結構發生變化：隋末包括李淵在內的 不少割據勢力向突厥稱臣，甚至引突厥攻擊對手，結果使突厥重新控制絲路與長城。 唐初為了穩固帝國結構而採用安撫型大戰略，和親是主要戰略手段並幾乎擴及整個唐 代，這與唐朝皇室的鮮卑血統與深刻胡化不無關連。芼但安撫型大戰略始終不能解決東 突厥的威脅，加上唐朝國力上升（628 年討平割據鄂爾多斯的梁師都，正式統一），與 東突厥遭逢天災與內亂，自變數與中介變數一起使唐朝大戰略轉為攻勢／擴張。但唐 朝滅東突厥後雖建立起以唐朝為中心的新東亞國際政治秩序，卻未使唐朝大戰略變為 防禦型或安撫型，因為唐朝開始直接與西突厥及其屬國接壤，雙方圍繞控制絲路的貿 易控制權而爆發戰事，唐朝征服高昌（640 年）與西突厥（657 年）後於其地設立安西 都護府總管天山南北路，盡有蒙古高原及西域全境並完全控制草原絲路與大絲路，結 構成為霸權。 但唐朝的霸權結構中仍有高句麗、吐蕃、渤海、新羅、後突厥、南詔等未必服從 唐朝的強國，這使得唐朝大戰略一直保持攻勢／擴張傾向：645-668 年三征高句麗； 670-676 年與新羅為了朝鮮半島領土問題而開戰。但最重要的是唐蕃戰爭，位於青康藏 高原的吐蕃在 670 年併吞吐谷渾而直接與唐接壤，並進入青海與西域與唐爭奪大絲路 註 芧 史念海，唐代歷史地理研究，頁 88~110。 註 芮 隋書卷 67，「裴矩條」記載「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併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 經略，咸以委之…帝複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國…帝將巡河右，複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 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啖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 蕃胡二十七國，謁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儛喧噪。複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 觀，騎乘填咽，周亙數十裡，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 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懾懼，朝貢相續」。（唐）魏徵等撰，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 年）， 頁 1580~1581。 註 芼 劉學銚，五胡興華：形塑中國歷史的異族（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4 年），頁 85~87；趙文潤， 「論唐文化的胡化傾向」，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陝西），第 23 卷第 4 期（1994 年 12 月），頁 35~41。
控制權、雲貴地區的領土和鹽鐵之利。芞唐朝雖在 683-712 年因內部政治鬥爭而無法積 極對外，且迫於後突厥的壓力而不得不撤出漠北，在 708 年修建三座「受降城」以確 保河套安全，但仍在 690 年重新奪回被吐蕃攻陷的重要大絲路控制據點「安西四鎮」，芺 並成立「北庭都護府」（702 年）以控制天山北路。芴唐玄宗更恢復完全的攻勢／擴張 大戰略，不僅在西域的聲勢壓倒吐蕃與大食達到鼎盛，芨同時對雲南亦加緊控制。芡然 而唐朝控制雲南的行動反過來招致南詔與唐朝敵對並使南詔投向吐蕃，芩唐、南詔、吐 蕃在 752-754 年發生戰爭，苂唐朝卻因雲貴的自然條件與民族差異，此後也一直受制於 此，芤從此喪失在雲貴的優勢地位，新唐書因此認為南詔叛唐是唐朝滅亡的遠因。苃 唐朝從漠北撤出成為回鶻興起與結構改變的契機，加上吐蕃在 790 與 792 年先後 攻陷北庭與安西都護府控制大絲路，結構遂成為三極，但唐朝大戰略卻明顯轉為防禦 型與安撫型，其主要原因在於帝國的地緣政治模式出現巨變：首先，華北平原的「河 朔三鎮」等藩鎮在安史之亂後實質上獨立與反叛，芶使得河北精華區無法再提供唐朝經 濟與軍事所需，「雖號稱一朝，實成為二國」，芢導致唐朝軍事力量衰退。 長江中下游 精華區則因靠近開封周邊運河的淮西、淄青兩大藩鎮的敵對態度，使唐朝必須時常注 意其潛在威脅，不得不依賴中原藩鎮，實行「以方鎮御方鎮」的戰略，雖然消滅了淄 青與淮西，並使河朔三鎮不敢發動叛亂，但中原藩鎮也成為尾大不掉的遺患， 重兵 註 芞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42~55、68~88；王吉 林，唐代南詔與李唐關係之研究（新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頁 125~137、 158~165。 註 芺 新唐書記載武周內部爭論是否要收復被吐蕃奪去的安西四鎮，右史崔融獻議稱「夫四鎮無守，胡兵必 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憺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裏，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 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庭、安西諸蕃悉亡」，於是武周決定與吐蕃力爭安西四鎮。（宋）歐陽修、 宋祈同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頁 6078~6079。 註 芴 同前註，頁 1047。 註 芨 王小甫，前引書，頁 132~186。 註 芡 王吉林，前引書，頁 165~172。 註 芩 同前註，頁 187~189。 註 苂 同前註，頁 191~196。 註 芤 同前註，頁 208、210。 註 苃 新唐書評論唐朝與南詔的關係稱：「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請見（宋）歐陽修、宋祈同撰， 新唐書，頁 6295。 註 芶 「河朔三鎮」，語出兩唐書，指盧龍、成德、魏博等華北平原三大藩鎮，安祿山即以盧龍節度使身分 發動叛變。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未直接攻入只有收撫，因此三鎮在安史之亂後賦稅不入唐 朝，節度使也由地方自行擁立，更有自己的一套官制，完全不受唐朝中央節制，唐文宗時的宰相牛僧 孺稱「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杜牧也說「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 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楊家駱編，新校資治通鑑注，第 4 版（臺北：世界書局，1972 年），頁 7874、7887。 註 芢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臺 2 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頁 28。 註 資治通鑑引用杜牧所撰「戰論」一文稱「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 楊家駱編，新校資治通鑑注，頁 7889。 註 根據張國剛的統計，唐朝中原藩鎮的動亂共計 52 起，僅次於河朔藩鎮。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增訂 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50~53。
長期集結中原又使唐朝無力對外發展。 此外，吐蕃趁安史之亂進攻隴右道與關內道 等唐朝的馬匹產地， 並在 764-776 年攻佔整個河西走廊，迫使唐朝的西北防線收縮 到蕭關周邊，必須積極防止吐蕃對長安的嚴重威脅，還必須同時注意對東南水運戰略 交通線的控制，因此只能以戰略防禦應對吐蕃的威脅，另以安撫型大戰略與吐蕃在西 域最大競爭對手回鶻交往。雖在 849 年收復河湟，但這是該地吐蕃官吏趁吐蕃衰亂而 回歸唐朝的舉動，非唐朝自身武力所致。 回鶻、吐蕃相繼衰亡後，唐朝仍深陷藩鎮 割據、黃巢之亂等內亂，實際上已不再是真正統一的帝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