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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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一期 2015 年 10 月，頁39-69 國立台灣文學館. 「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崔末順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本文以戰後初期發行的幾本刊物為對象，考察光復後台灣的文化重建以及與中國之間的接觸上成為重要議題—「文化」和文化「交流」的意義。文化部門可以說是戰後初期台灣知識階層廣泛參與的領域，而且當時有了必須與中國接觸和進行交流的需求和必要性，因此對文化人來講，這可說是重新思考既有文化的性質以及未來文化屬性的契機。同時文化的建設和交流，被認為與時代課題—新台灣和新中國的建設有著直接的關聯，因此不管是中國來台接收人員或民間文化人，都同樣持有這種認知。本文進行考察的結果，發現戰後初期兩岸知識階層所要建立的文化內容，基本上都指向民主和自由的價值，並在現實基礎上，維護人民大眾利益，在其交流層面上，相互了解兩岸不同現實下的文學藝術和文化抗爭。雖然因刊物屬性、參與人員身分和出身背景的不同，存在立場和視角上的差異，不過，其文化的主流方向和所指向的價值，都著重在民主理念、現實基礎以及民眾性。對此，本文以一種重新追求現代性的努力來予以定義。殖民地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從啟蒙時期即開始追求的解放的現代性和民族獨立、民權發達內容的社會運動，都一一遭受挫敗，新文學的發展也跟著受到箝制。因此，對台灣知識分子來說，從殖民統治獲得解放，意味著將是一個可以重新癒合受挫現代性的絕好機會，同時也是能夠在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此一時代課題上做出一己貢獻的契機。. 關鍵詞：戰後初期刊物、文化重建、文化交流.

(2) 40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一期. The Road toward “Re-constructing Taiwan and building up the New China”: The Meaning of the “Culture” and “Interflow” in Periodicals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Choi Mal-Soo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argeting on a few periodicals issued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meaning of “culture” and cultural “interflow”, an important subject while Taiwan made contact with China, after the restoration of Taiwan. Due to the needs and necessity of making contact with China,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extens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in the early years of postwar. Also for the cultured people, it was a turning point to rethink the nature of the existing culture and the characters of future culture. Because there was a direct connection of construction between new Taiwan and new China,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and interflow were regarded as a big subject of the times. People no matter from China or local all had the consensu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at the cultural contents what the intellectual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desired to construct was focusing on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and liberty, maintaining people’s interests on the realistic basis, and in terms of interflow, mutual understanding the literary art and cultural resistance under the different reality on both sides.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eriodical characters, identity and background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viewpoints and perspectives, the main stream and values of the culture still focused on democratic ideas, realistic basi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ccord-.

(3) 「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 41. ingly, this paper describes it as an effort to re-seek the modernity.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were not only encountering frustrations in pursuing the liberal modernity,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civil rights,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literature. Therefore, to the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the liberation from the colonial rule implied that there was a chance to re-heal the frustrations on modernity, and it was meanwhile a turning point to reconstruct Taiwan and build up the new China.. Keywords: Periodicals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Cultural Interflow.

(4) 42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一期. 「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一、前言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台灣從日本統治半世紀之久的殖民地處境中獲得解放。由於戰爭的結束歸因於聯軍的戰勝，台灣的主權移轉，也就只能在國際秩序的重整之中進行。光復後的台灣，依強國之間所簽定的關於戰後殖民地處理問題的協定—開羅宣言，歸屬於國民黨政府所領導的中華民國，1945年10月25日行政長官公署成立，台灣從此邁向新的歷史階段。自二次大戰結束直到1949年末，也就是國民政府於國共內戰敗北撤退到台灣之前，一般稱之為戰後初期的這個階段，台灣人民對新社會、新國家的建設，普遍都抱持著無比的期望，然而這個希望維持不久即告幻滅。1 這個時期台灣社會和知識階層最關切的，當是如何建設新台灣，以及如何在當時的重建工作上貢獻一己之力。無論是來台接收官員、在中國活動的台籍人士，或是台灣本土文化人，這些都是他們當時所深感憂慮的時代議題。在此，所謂新台灣的建設，應是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全方位重建問題，不過很遺憾地，當時的長官公署係以特別行政體系，在日本殖民統治架構的基礎上展開運作，致使在台灣和大陸的民間知識階層，即令有心也無從施展抱負，只能針對在政權接收時所實施的政策提出意見而已。也因此，與政治相較起來，要顯得相對軟性且具有民間屬性的文化部門，乃成為知識階層能夠藉以參與公共事務的另塊領域。再者，至少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以前，台灣的言論活動還算活潑開放，此時發行於民間的報章雜誌，儼然成為各階層人士意見交流的場域，尤其台灣本土的知識分子，他們紛紛透過此一空間，表達出面對台灣歷史轉型的殷切期盼與要求。由於台灣甫從殖民統治解放，回歸祖國. 1. 王曉波，《臺灣抗日五十年》（台北：正中書局，1997.07）。.

(5) 「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 43. 已成當時台灣面臨的歷史必然，因此如何消弭深植台灣內部的日本影響，以及如何重新接納中國，也就成為當時台灣知識分子關心的焦點，由此，包括文學部門在內的「文化」議題乃成為該時期的主流話語。這當中，台灣文化的重建以及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交流，也就成為他們關注與著重討論的主要議題。這可從戰後初期報刊雜誌的數量爆增，2 以及這些刊物紛紛提供篇幅開放討論此類問題的情況，可見其一斑。檢視學界研究動向可知，涉及戰後初期文化重建、魯迅風潮、奴化論等議題的既有研究，可說相當活躍有成，唯獨針對文化交流的具體內容，或是文化交流進行方式的相關討論，則還屬貧乏。此外，就此一時期而言，儘管在省籍、官民身分或左右意識形態有其不同，但當時廣泛的知識階層普遍都能積極參與此方面議題的討論，因此，本文以「文化交流」作為探討的主要面向。本文擬從戰後初期發行的刊物當中，選出標榜文化性的或全面提出文化交流作為目的，以及涉及文化建設相關內容的《前鋒》、《新新》、《現代週刊》、《新知識》、《文化交流》、《台灣文化》等雜誌作為研究對象，考察彼時所謂「文化」和文化「交流」的內涵及意義。之所以會選取這些刊物，除了它們都標榜文化和文化交流作為其發刊宗旨以外，主要還包括這些雜誌具備各種不同屬性之故：例如《前鋒》和《新台灣》是由在中國活動的台灣人組織所發行；《新新》為本土知識青年的自發性言論；《現代週刊》主要扮演長官公署文教人員的政策宣傳角色；《新知識》和《文化交流》為具左翼傾向的中台知識分子攜手合作的刊物；《台灣文化》屬「台灣文化協進會」的機關雜誌，且為戰後初期不同意識形態中台民間知識分子集結的主要舞台。因此，以這些雜誌作為研究對象，相信定能全面又客觀的考察出當時官民、左右或是省的內外此不同屬性知識分子對時代議題的看法和立場的差異。當然，戰後初期文壇和文化圈相關的既有研究，已累積一定程度的成果，. 2. 按葉芸芸所作考察，1946年夏天台灣已有多達八十多種的報紙雜誌出刊。葉芸芸，〈試論戰後初期的台灣知識分子及其文學活動〉，台灣文學研究會主編，《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精選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08），頁63。.

(6) 44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一期. 包括：初期知識分子的社會及文學活動的基礎研究；3 文化場域的形成及文學思潮的考察；4 戰後初期文學的文學史意義和個別小說的研究；5 以長官公署文化機構為中心，探討戰後初期台灣文化重建問題6 等。因此，本文擬在這些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焦點放在戰後初期雜誌所討論的文化內涵與屬性，以及兩岸文化交流的內容分析上面。從既有研究成果當中可以知道，戰後初期的文化場域乃是左／右、中／台、官／民等各持不同立場和視角的人士相互競逐的空間，7 因此深入了解他們所討論的「文化」和文化「交流」的內容、屬性和方式，可以讓我們具體看見在五○年代劃一性的反共體制建立之前，知識階層所構想的社會或國家形態藍圖為何，以及他們如何思考往後的發展方向、基調乃至價值取向等重建新台灣的種種可能問題。此外，中國來台人士雖有各自的思想系譜和意識形態，且其政治目的也有所不同，但他們在建設新台灣的議題上所提出的方案又是如何，也或可從中進行探究。不僅如此，探析此一時期有關文化的交流，進一步也可讓我們思考它與之後台灣社會和文壇焦點之間有何關聯，換句話說，這是可以讓我們開始摸索包括文學在內的台灣文化獨特性和內在秩序的一個基礎工作。. 二、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一詞的意義「文化」是很難明確下定義的概念，它本身具有太過廣泛的內容，一般認為人類在歷史進展過程中留存下來的所有物質和精神層次的產物，就是文化。標榜文化的雜誌《文化交流》也以人類社會發展當中留下的所有痕跡和遺物來解釋文化，認為「所謂文化，就是人（從個人以至群體）要想用自己的理智的力量，去戰勝自然界，而創造出來的「第二個天地」」8 。不過，更深入地考. 3. 葉芸芸，〈試論戰後初期的台灣知識分子及其文學活動〉，台灣文學研究會主編，《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精選集》。 4 徐秀慧，《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台北：稻鄉出版社，2007.11）；《光復變奏— 戰後初期台灣文學思潮的轉折期（1945-1949）》（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1）。 5 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論集》（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01）。 6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 9 4 5 - 1 9 4 7 》（台北：麥田出版社， 2007.12）。 7 徐秀慧，《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頁107-188。 8 王思翔，〈釋「文化」〉，《文化交流》1輯（1947.01），頁4。此刊由傳文文化事業公司於1994年覆刻出版。.

(7) 「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 45. 察戰後初期刊物中的「文化」一詞，當可發現「文化」常被拿來與民族、國家、社會建設等詞彙連結使用，反映出殖民解放後，回歸祖國重建台灣的時代和歷史氛圍的一面。如果所謂文化是指一切生活的樣式，那末台灣的文化，幾乎是「日本化」了。台灣既經光復，既經屬於中華民國，這樣的文化，是應該改變的，台灣應該是中國化，台灣的文化，應該是中國的文化。9. 中國今天需要更新的文化，更美麗的文化……我們台灣新文化運動的目的就存此，擬將台灣這株接枝的文化樹，移植在中國新文化的園地，一方面將中國文化的枝、根或種子移來台灣培植繁種，再將這秧苗移到大陸去栽種，這就是我們的新文化運動的工作目標。10. 離開祖國五十年的台灣已經光復了。為這兒我們才能接觸祖國的文化，過了半世紀之久的時間，險一險兒我們著忘記了祖國精神，嘉哉，祖國收復本省的那天，也隨著帶祖國傳統之文化來接收，快速地推行祖國文化的普遍。11 可見當時提出的文化，與「去日本化」和「中國化」等台灣重建問題密切相關，因此所謂「文化」的行為主體及內容形式等問題，必然的會被提出並拿來集中探討。首先可以觀察到的是，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和自我肯定，被做為文化議題討論的一個前提，也成為在其與中國之間論證歷史關係中定位台灣的一種聲音。戰後台灣人發行的早期刊物《前鋒》12 ，最早反應出台灣人因擺脫日本殖民統治重獲新生的喜悅之情，同時道出戰後初期知識分子以辦雜誌抒發. 9 不著撰人，〈發刊辭〉，《現代週刊》創刊號（1945.12），頁1。 10 游彌堅，〈台灣新文化運動的意義〉，《台灣文化》2卷4期（1947.07），頁1。此刊由傳文文化事業公司於1994年覆刻出版。 11 不著撰人，〈卷頭言〉，《新新》4、5號（1946.05），頁1。此刊由傳文文化公司於1994年覆刻出版。 12 1945年10月25日創刊，發行機關為「台灣留學國內學友會」。.

(8) 46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一期. 己見貢獻所學，作為參與台灣重建的途徑。廖文毅所撰寫的〈發刊辭〉，除了對光復和設省表示歡迎和期待之外，更加強調的是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和自我肯定。「親愛的同胞！我在這個地方要慎重的告訴你們，我們是明末漢民族中最有血氣、最有革命精神、最有民族意識最有奮鬥精神力的，在鄭成功領導之下和滿清抗戰幾十年，而最後因天下不由人願，尚且，死守這個孤島，一方面繼續抗戰，一方面開拓這個南海中荒毛的島嶼的閩南最精銳分子的子孫。」13 再三強調台灣人血緣上屬漢民族，並以台灣曾是反清復明根據地的歷史事實來證明這一點，由此認定台灣人不屈從日本死守台灣的抗爭事蹟乃理之必然。該刊物更推崇鄭成功為民族英雄，提出台灣人因是他的後代，即使受到日本統治還能保存民族氣概的說法。14 廖文毅試圖從民族精神的振興、國土重圓、家人再集、統一的國家和統一的政府等四個層面中，找出光復的意義，這當中他把民族精神排在第一順位。15 《前鋒》為「台灣留學國內學友會」所發行的雜誌，刊物中不乏呼籲台灣同胞必須覺醒並應成為台灣主人的論調，可見他強調台灣人應保有民族精神的說法，主要是為了爭取新台灣建設的主導權。這樣的立場和視角，在「台灣省旅平同鄉會」的機關刊物《新台灣》中也容易找到。該雜誌同樣透過對鄭成功父子略傳的介紹，闡述台灣的開發歷史和台灣人的愛國精神，並對政府「處理台灣人產業辦法」中不當之處以及將台灣和朝鮮等同看待的政策，表達強烈的不滿，可看出他們不能接受政府對台灣人在民族認同上的絲毫懷疑。「我們不能理解，為著處罰奸偽，何以拿處理朝鮮人辦法，該對待台胞呢？大家知道，日寇降伏以前，在國際法上，朝鮮人和台灣人，雖都是日本籍民，然而在精神上，台胞始終是中國人，在日寇降伏以後，一面是得到民族自決，獲得到獨立國家的地位，一面仍然是復歸中國的版圖做個中國國民，似此，若與朝鮮人同日而語，於情於理，實在說不過. 13 14 15. 廖文毅，〈告我台灣同胞—發刊辭〉，《前鋒》1號（1945.10），頁2。此刊由傳文文化事業公司於1994年覆刻出版。謝雪漁，〈思慕民族英雄〉，《前鋒》1號，頁8。毅生，〈光復的意義〉，《前鋒》1號，頁24。.

(9) 「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 47. 去……」16 、「台灣的民族根本是純粹的漢民族，他們的血管裡脈脈流動著我皇帝子孫的血液，在鄭成功未到的台灣以前，便有許多國人到台灣去開闢，及鄭氏到台後更有明代的許多遺老志士，義民跟著到那裡去，抗拒滿清，欲保明祚而奮鬥，因此現在的台灣人，個個都是抗滿拒清英雄的後裔，個個也都是忠烈義士的子孫，進而言之，他們不但是反清興漢的後裔，且是抗日英傑的子孫，試看一看台灣革命史，就可以一目瞭然，所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台灣民族也就是中國民族。」17 不僅如此，該文還詳細介紹台灣變成日本殖民地的緣由，以及從武裝抗日、爭取政治獨立的過程，工人和農民的反抗和霧社抗爭，甚至戰爭時期受到的壓迫情形等，18 反映出光復之際在中國的台籍人士冀望在民族認同基礎上談論台灣文化重建和新台灣建設方案的心理狀態。相較於這些著重論述台灣人民族認同立場的刊物，在台灣本土發行的《新新》，其論調則稍有不同，它彰顯的是台灣人的自我肯定。例如，拿台灣與大陸相比，認為台灣不但物質文化層面更顯優秀，精神文化也未必落人於後。「一方面，由內地來的人們說，台灣人多缺乏精神文化，這因是被日本教育的結果。他們所說的精神文化，給我們可以想做種種的意思，若是指政治和行政手腕者，台灣人是敢說，我們很喜歡遵守規律，重視效率和系統、組織。這已經變成台灣人日常的飯菜了。那麼他把說的精神文化或是指道德生活者。台灣因也敢說，我們以『信用』—這是現代國家的血輸—互相相信，不但在買賣上，就職上，人格相存的意識也已經成熟了在台灣人的心頭裡了。公眾衛生觀念台灣人也多少發達。所以我們恐怕他們這樣的言說是不是只論台灣人不會說國語而已嗎？」19 如此一方面對台灣社會持肯定態度，同時也對中國的軍閥和官僚主義提出批判，顯露出對祖國社會文化多少有些鄙視的態度。20 《新新》固然也提到日本殖民時期台灣人的民族抗爭和社會主義鬥爭過程，不過看. 16 17 18 19 20. 葉一丹，〈關於台灣人產業處理辦法〉，《新台灣》創刊號（1946.02），頁15。此刊由傳文文化事業公司於1994年覆刻出版。火山，〈如何收攬台灣民心〉，《新台灣》創刊號，頁13-14。蘅溪，〈日本統制期間之台灣民族運動〉，《新台灣》2期（1946.02），頁2。不著撰人，〈卷頭語〉，《新新》3號（1946.03），頁1。王白淵，〈民主大路〉，《新新》3號，頁10。.

(10) 48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一期. 待這些歷史的視角，則是發自台灣人的自我認同和自主性立場。再就與上述兩種不同性格的雜誌《新知識》來看，它雖標榜無黨無派，但基本上被認為是聯合兩岸左翼知識分子的刊物，21 對於台灣文化和台灣民族運動採取相當負面的看法。例如，該雜誌刊載張禹〈現階段台灣文化的特質〉一文，相當深入地分析中國和台灣的近代民族、文化運動，認為台灣文化雖與中國文化一脈相連，但在洋務運動及戊戌變法之後即已停滯、斷裂：台灣的文化運動本身，亦因歷史的特殊，呈現出特異的形態。台灣曾經是漢民族反清復明的根據地，可是除若干民俗上留下「遺明」的痕跡外，並沒有什麼特異的文化可言，自滿清統治台灣以後，台灣文化事實上已與內地同屬一體而受其進步力量所支配。可是，這種推動到「洋務運動」以後是被腰斬了，因而台灣與內地的文化關係，便滯留在「洋務運動」時代與「戊戌運動」。……台灣雖在五十年便高豎起「台灣民主國」的旗幟，在日本侵入以前，雖也有過劉銘傳等築鐵鑛，開鑛產的實業，可是台灣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封建社會，而她所碰到的卻是工業發達的帝國主義日本。革命文化只有在社會革命過程中才能產生並且提高，進而領導社會革命。在日本當時，台灣所有的是其本身業已腐蝕正在崩潰中的中國封建制度，民族革命運動尚未肇始，在經濟上是落後的農業社會，在政治上是腐敗的封建社會，在文化上是士大夫階級所獨占的愚昧狀態，遠較日本帝國主義落後；日本的侵略曾在先後數十年間激起反抗的怒濤，但在當時台灣卻缺乏著革命的基礎—雄厚的民族資本，缺乏著革命的中堅—龐大的覺醒的工業勞動者（唯有這兩種力量可以戰勝既在成長的帝國主義），而當時的文化力量是連接觸革命也不夠的，因此，抗日運動既沒有現實的基礎復沒有思想的準備，其本身便不能脫離農民暴動的疇範，不能開偉大的民族革命，便逐開的被迅速消滅，而. 21. 秦賢次，〈《新知識》導言〉，《新知識》1期（1946.08），頁5。此刊由傳文文化事業公司於1994 年覆刻出版。.

(11) 「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 49. 復由此，在文化上，壯烈的抗日運動是流產了，無法產生三民主義中的「民族獨立，民權發達」的內容，更無法導出唯可制帝國主義死命的新民主主義了。而在這以後，無論是政治、經濟，台灣是被變做典型的殖民地化了，因而在文化上，我們不能否認至少在大體上是殖民地化的。22 作者認為無論是台灣過去或現在的文化，都未能擺脫封建殘餘性格，甚至還要披上典型的殖民地性格。接著他又說，台灣文化運動因光復抗日目的不在，而呈現出缺乏重心的貧乏狀態。此外，也有以台灣的殖民地經驗作為論述依據，提出必須中國化的看法，這些文章無論是全面性的，抑或部分性的，都十足散溢出他們對台灣文化相當負面的認知。舉例來說，主編和撰稿多由大陸來台教育與文化界人士組成，基本上也以反映接收政權者意見為宗旨的《現代週刊》，23 在創刊號中就開宗明義提到台灣社會和文化已經日本化了，而且也與世界文化交涉嚴重不足的看法。「日本政府統治台灣，在思想，知識方面，實行封鎖政策，閉關主義。凡是外來的思想知識，日本政府認為有礙於他的統治的，都禁他輸入到台灣來。國文在學校是不許學習的，中國新出的書籍，雜誌，新聞不許自由販賣，西洋文，一般學校也不准學習，西洋書籍，雜誌，新聞的流通也加以限制。他們為了『皇民化』，幾十年來把台胞幽禁在很窄狹的思想知識的樊籠中，不許他們窺看中國，不許他們窺看世界。因此台胞對於中國，對於世界，幾乎是隔絕了，脫離了，中國與世界近數十年來政治，經濟，社會，學術，思想的演進如何，他們很少知道的機會。」24 殖民政府確實透過嚴密的檢閱制度，監控台灣人的思想，管制從中國流入書籍的擴散，並且有限制地提供島內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進而在戰爭時期皇民化和戰爭動員的需求下，切斷與外部之間的連繫，採行全面統制政策。不過，我們知道從1920年代前後，台灣知識分子已透過日本和中國等地，接觸西. 22 23 24. 張禹，〈現階段台灣文化的特質〉，《新知識》1期，頁6-7。該刊自命承擔在台推動祖國化的任務，而推行國語運動正是其核心工作。不著撰人，〈發刊辭〉，《現代週刊》創刊號，頁1。.

(12) 50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一期. 方現代思想及一戰後擴散的民族自決和文化主義，並在島內推動民眾啟蒙運動，為社會主義解放付出過努力。因此，《現代週刊》所透露的對台認知，可以說相當偏頗與不全。此外，該雜誌還刊登了相當多有關台灣的教育狀況和文教消息，25 這些文章同樣是秉此視角，主張中國化為台灣未來推動教育的重點工作：「台胞經過日人五十年的統治，一般的社會風尚語言文學及衣、食、住等起居生活，可以說完全『日本化』，到處都充滿著異國的情調！在這裡，一方面可以看出近代帝國主義國家統治殖民地的許多成果，不由你不觸目驚心詫為奇蹟！一方面卻在每個來台接收人員心胸中，誰都橫亙著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即是如何能在最短時期中加速的把台胞的社會風尚，生活方式以及語言的膈膜，文字文法的錯誤趕快糾正過來，使它真正成為中華民國之一員，與他省人民毫無二致。」26 ；在介紹長官公署外圍組織「台灣文化協進會」成立文章中也提到：「改變被奴化的台灣文化」為其目的之一。27 另外還特別舉出屬於審美屬性的台灣情調，認為「台灣情調，就是日本情調，台灣經日人統治達半世紀，無論飲食起居，日常生活都被日本化了。」28 這些文章都極力強調必須從台灣文化的日本影響中找到推動中國化切入口的必要性。再者，「台灣文化協進會」的機關雜誌《台灣文化》，也診斷出台灣文化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非常嚴重。「台灣經過了五十餘年的長期淪陷，日人曾以最大的努力來消滅台胞的祖國文化，以遂其同化台灣的陰謀，因此，幾十年來台灣的文化，已脫離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範疇，而淪為日本文化的附庸，祖國的語言、文字、文學、美術、風俗、習慣，已大部分被日本高壓手段與陰謀詭計所腐蝕，而逐漸地為台灣青年所生疏。這是日本以文化來侵略台灣的毒辣陰謀。」29 足見接收人員或跟著政權來到台灣的人士，他們對台灣的認知相當主觀、侷限，而且這種見識也普遍瀰漫在一般大陸人士身上。出席「台灣留學. 25 26 27 28 29. 撰稿者中有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長的范壽康、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建功、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夏濤聲等人。沈雲龍，〈台灣青年的再教育問題〉，《現代週刊》創刊號，頁13。游彌堅，〈台灣文化協進會的目的〉，《現代週刊》創刊號，頁18。陳松明，〈從所謂台灣情調說起〉，《現代週刊》2卷12期（1946.09），頁187。林紫貴，〈重建台灣文化〉，《台灣文化》1卷1期（1936.09），頁17。.

(13) 「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 51. 國內學友會成立大會」的福建省政府顧問黃澄淵，就說道：「台灣同胞因未深受祖國文化教育，以致對於祖國的一切政治社會及各種情形，均極隔關不明瞭。」30 如此，無論是全面的或部分的否定，強調台灣文化深受日本影響的認知，自然就發展為必須以中國化來重建及提高台灣文化的邏輯。林紫貴在《台灣文化》上主張：「深切地認為台灣文化的重建，實屬重要，然重建的責任，與重建的方式與技術，這些，我們曾經討論了沒有？關於日方氣氛掃除的最起碼工作，我們已經作過沒有？即使作過，我們已否檢討其成效如何？檢討其方法運用得當與否？因此，我們特別提出要求，台灣的重建，授與台灣的文化，首先能夠返回祖國文化的範疇之內，特別一切言語、文字、美術、文學、風俗、習慣，必須與祖國合流，必須全民族一致。」31 憂心奴化現象已經深植台灣的游彌堅，針對日本時代和光復後的情形進行比較對照之後，即強力主張必須剔除日本和帝國主義文化，接收以三民主義作為代表的祖國文化來推動新台灣的建設。他認為「台灣文化協進會」的成立目的，在於宣揚三民主義、灌輸民主政治的思想、改變被奴化的台灣文化、協助政府推行政令、傳習國文國語、對社會做種種的服務工作等上面。32 接著，再來看看戰後初期刊物所討論的台灣文化重建的中心內容為何，而且如果中國化為有效方法，那麼中國化的具體內容又是什麼？在此議題的討論中最常被提起的，同時也是最為核心的就是對民主價值的強調。亦即無論是在台灣文化的重建或祖國文化的接收工作上，當時台灣社會所需要的就是現代性的普遍價值—民主，而這個主張在所有戰後初期刊物中都可看得到。33 現代是科學的時代，現代文化是科學的文化。我們想要吸收外來文化，使中國成為現代的國家，顯然是非從科學入手不為功。明白點說，我. 30 31 32 33. 黃澄淵，〈台灣留學國內學友會成立大會演講辭〉，《前鋒》1期，頁5。同註29。同註27。當然，各方所提「民主」的實質內涵多少有些出入，例如，在《新知識》上，張禹所探討的「新民主主義」基本上與共產黨的主張並無不同，而其他刊物，則基本上不脫離普遍現代價值的範疇。不過，這些刊物多只停留在原則上的主張，並沒有提出進一步的實踐方案，因此本文也只能在此層次上進行討論。.

(14) 52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一期. 們的政治建設需要民主化，我們的經濟建設需要工業化，這種艱難的工作，如果離開了科學，縱令未必全歸於失敗，也恐怕很少成功的希望。34. 為要完成這理想的苗圃，我們要將帝國主義日本所種的毒草雜草先行除掉，土地也要重新耕過，一方面再拿祖國以及世界的好肥料—自由民主的文化來澆上，有了這工作，我們的好種—台灣人，才能儘量地生長，才能成為三民主義的良苗，移植到大陸，移植到世界各地，這才是我們無上的光榮，無上的幸福。35. 二十世紀的時代，可以說是民主精神發揚的時代，也是科學研究最進步的時代，我們要趕上時代，要使中國現代化的國家，顯然的非速實行民主與發展科學不可，……今後我們的政治建設也好，經濟建設也好，這種艱鉅建設的工作，如果離開了民主和科學的精神，便恐難達成功的希望，我們應該認識這個時代，理解這個時代，從而順應時代的潮流，建立一個民主化和科學化的新政治。36. 在中國，尤其是台灣，大多數因是沒有黨派成見的，老百姓的要求很低，只要和平、民主、繁榮、自由，不會盲目的要「打倒」誰或「擁護」誰，我們也只想這樣。好的就說好，壞的就說壞，無偏見但求辨是非。37. 人民要求安居樂業，只有政治民主化才有可能，而停止內戰，更是實施民主政治的前提。38. 34 35 36 37 38. 卲冲霄，〈現代中國與現代中國人〉，《現代週刊》創刊號，頁5。游彌堅，〈台灣文化協進會的目的〉，《現代週刊》創刊號，頁18。張國鍵，〈新年‧新政‧新人〉，《現代週刊》1卷4期（1946.01），頁4。不著撰人，〈創刊詞〉，《新知識》1期，頁1。江，〈短評—反對內戰〉，《新知識》1期，頁1。.

(15) 「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 53. 由於光復所引起的現實情勢的激變，過去台灣文化運動的重心業已不復存在，而新的重心民主主義又未能樹立，顯明的分化業已開始。…………在現階段中，新的情勢已經開始，舊的重心迅即消失，而在新情勢中，是爭取民主，是新民主主義的時代。39. 「光復」應該有著更深的政治意義包含在內，簡單的說，就是政治的解放，只要我們的中國政治是開明，是真正的民主，的的確確為大多數民眾謀自由平等幸福，那才有「光復」可言，臺省人要求的「光復」就是如此。40. 說幾句老實話，寫幾個正經字卻要受種種的威脅，打碎了舊枷鎖，又有了新鐵鍊。結局時間是白過了，但是回顧這一年間的無為坐食，總要覺著慚愧，不覺的哭起來，哭民國不民主，哭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未得到保障，哭寶貴的一年白費了。……「自今天起天天是爭取民主日，今年是爭取民主年。」41 民主國家的政黨基礎有二：「一是人民可以自由結社，自由言論；二是用選票來決定政策和官吏的任用。民主政治不能沒有政黨，可是政黨的積極貢獻也必須在民主政治中才能表現。」42 不分省內省外人士，都異口同聲地提出了民主理念，特別是政治民主的主張。而且由於民主的基礎就在人民的自由和權利上面，因此這個想法很自然地就發展為言論自由、地方自治實施43 、根據現實的大眾化等以大多數民眾利. 39 40 41 42 43. 張禹，〈現階段台灣文化的特質〉，《新知識》1期，頁8。賴明弘，〈光復雜感〉，《新知識》1期，頁11。楊逵，〈為此一年哭〉，《新知識》1期，頁13。費孝通，〈人民‧政黨‧民主〉，《新知識》1期，頁29。吳漫沙，〈新年的新希望〉，《新新》2卷1期（1947.01），頁6；我愛地，〈由「地方自治」談到修編「台灣文化史」的必要性〉，《新台灣》4期（1946.05）頁5。.

(16) 54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一期. 益優先的主張。不過，依據當時人士的不同省籍和歷史經驗來看，他們的主張應該具有不同的意義。首先，對具有中國經驗的人士來說，面對建國的歷史課題，他們希望把重建台灣拿來作為將來新中國建設的範本。郭秋生認為台灣人不能僅只滿足於回歸祖國和恢復自由而已，他呼籲要對因抗戰而荒廢疲弊的中國內地建設，肩挑起不可旁貸的責任。他提出三項台灣人當務之急：努力做得國民；努力鄉土的復興；努力做得四大強國之一的國民。44 夏濤聲也說：「台灣光復之後，成為中國的一省，新台灣的建設，即是整個新中國的建設之一環。」45 這些都以民主和科學作為新中國和新台灣建設的基礎，可見他們是站在未完成的五四革命延長線上思考台灣的重建問題。與此不同的，對台灣本土文化人士來說，民主和自由的價值主張，意味著的是重新啟動尚未完成的現代企劃，也就是說，從文化啟蒙運動開始，歷經社會主義解放的努力，以至戰爭時期於皇民化逼壓之下無法達成的現代文明價值，在此光復之際，正好可以重新推動。因此他們乃提出台灣文化運動的民主化和大眾化主張。這從台灣文化人所發行的《新新》中，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到。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動向，歷史不斷地向前面的走。日本這次的徹底敗北，中國能夠到勝利，在歷史過程看來，不能說是中國人打勝過日本人，亦不是聯合軍使日本無條件投降，就是歷史的動向，使日本的軍閥葬身於太平洋滄浪之間。因為歷史一向向民主主義的路前進，然而日本的軍閥竟向歷史開倒車，抱著封建反民主的殘夢，因此竟被歷史所見棄，在廣闊的世界上，演出無立國的餘地。此種嚴肅的教訓，不但給日本國民深刻的反省，亦給我們覆轍之鑑，台灣業已光復，從殖民地的桎梏，回到祖國的懷抱，與中國打成一片，踏入民主主義國家之門。46. 44 45 46. 郭秋生，〈我們要三大努力〉，《前鋒》1期，頁8。夏濤聲，〈新中國與新台灣〉，《現代週刊》1卷4期，頁2。王白淵，〈民主大路〉，《新新》3號，頁10。.

(17) 「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 55. 過去的文化，我們姑且置之不論，現在和將來的文化，我相信決不是為少數人的文化，而是為大多數人的文化。……一切都是為了人民的時代了……文化也要為了人民。政治要為了人民，經濟也要為了人民，文化也要為了人民。所謂「民主」是以「為了人民」為前提，「以民為主」，所以叫做「民主」，若不是「為了人民」的民主，它是假的，是欺瞞的。……現在的政治是不是為了人民的，現在的所有經濟政策是不是為了人民的，現在的一切文化施設是不是為了人民的，人民大眾都會以「現實」來判斷，決不會以一場宣傳演講詞或一篇宣傳文章來判斷。47. 在民主國家群中雖然我們中國也是站在一角重大的地位，這我們可以感得欣慰的，但是在這龐大的民主主義的地盤上，我們總覺得自己是一個小小的幼兒似的，「民主是甚麼？民主是這樣」，如此的問答，到底到了甚麼時期才能解決得來呢？這樣看起來，我們竭力對這命題推進解決的路啦。那麼這是靠在文化人為先鋒的，文化人有批判的精神，有理論的精神，將他們盡有的力量來批判，來談論，然後提給政府，使政府未免不能儘量發揮起力量，因為民主政治是不怕人民的批評，而且不怕社會的論判的……48. 對於保證新聞雜誌的言論自由是現代民主國家必須的條件。……雖然過去本省人沒有遇著民主政治的訓練，但是過去及現在，世界思潮的系統，尤其趨勢向在甚麼地方？這一點，本省人不是沒有機會來講究，因為正道的文化是沒有國界的，所以可以說本省人在理論上已經把握過了。因為本省人過去在帝國主義的制度下被壓迫著生活，但是從思想一點看起來，每人的心裏頭都有抱著自由向著民主這兩個字，好像翹首一樣的心理來追究。原來，民主的基本原則是多數統治的，所以說起民主. 47 48. 不著撰人，〈卷頭語〉，《新新》7期（1946.10），頁1。黃克正，〈希望文化人共同邁進！〉，《新新》2卷1期，頁2。.

(18) 56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一期. 這兩個字，當然言論要自由的作風，總是不可分離的條件。49 由上述資料可以知道，從1920年代新文化運動開始，接受合理、理性的現代精神，並對文化的重要性徹底覺悟的台灣知識分子，面對光復後日益加深的社會混亂狀況，逐漸意識到台灣文化的萎縮現象，因而開始尋找建設台灣文化的新方向。光復後回歸祖國，意味著台灣必須面對全中國的問題，也就是站在國共內戰的延長線上，面對國府的封建統治以及民生問題。日益嚴重的民生問題，使文化發展沉滯不前，甚至帶給文化建設負面效果。再加上官方不時以受到日本奴化或沒有文化等先入為主的偏見，扣在台灣人民身上，因此，以持有合理的科學精神，鼓吹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為豪的台灣知識分子，更深切體會到文化的危機感。《新新》對台灣文化的沉滯不前就特別表示憂心，為此而主辦了一場有關台灣文化前途的座談會。參加該座談會的成員多半是台灣文化界人士，因此透過在該座談會發表的意見，即可知道戰後初期台灣知識分子對新的台灣文化的一般見解。座談會的主旨是希望認清當時台灣文化的實際狀況及現實基礎，以期能掌握台灣文化的未來走向。參加人士除了主席蘇新之外，尚有王白淵、黃得時、張冬芳、李石樵、王井泉、劉春木等人。會議討論的重點，包括：第一、在台灣文化的實態方面，王白淵認為文化為保有人類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的東西，並指出過去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化，就是漢民族文化與日本文化的抗爭史，具備了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性質。第二、戰後初期台灣文化之所以會呈現蕭條現象，蘇新和張冬芳認為主要是因民生問題等社會不安定因素以及歷史性的相剋問題所造成。其中歷史性的相剋問題，指的就是過去嫻熟日語創作的文人，由於書寫工具被迫轉換，一時之間很難熟練運用國語寫作，以致有口難言。第三、有關文學所要描寫的對象問題，張冬芳主張要捕捉現實，採用深入現實的方法，而蘇新則提到由於當時的情況不容易表現出現實問題，因此，他預估台灣文學將會朝著象徵手法的方向發展。第四、有關台灣文化未來走向的. 49. 白龍，〈當然的主張！言論要絕對自由〉，《新新》2卷1期，頁24。.

(19) 「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 57. 問題，黃得時提議應朝世界化與中國化雙軌並進。他認為台灣文學的世界化已在新文學運動時期達成，因此只要擴充、推進即可，而在中國化方面，他認為還有未盡之處，主張台灣文化應往正面意義的中國化方向進行。對此，王白淵把民族性少而普遍性大的文化放在首要位置，認為民族性濃厚但普遍性稀薄的乃是低級文化，這顯示出他比較注重在文學應呈現人類普遍意識的見解。對此，黃得時也表示同感，認為與其過分重視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要能達到世界文化的水準，同樣顯示出他重視文學的內容更甚於表現的媒介—語言。王白淵也重視文化上的國際主義，他進一步主張在清算過去日據時期文化的同時，也須清算現今國民黨統治下的文化特色—排他主義，反對過分地強調中國語與中國特色。可見他所期望的新的台灣文化，是要能包含人類共通的普遍內容。因此，他主張台灣文化前進的方向毫無疑問就是民主主義文化的方向。關於這個問題，蘇新也認為朝民主化的方向走才是正確的。現在，我們的文化工作起碼也要朝民主化的方向努力，因為這樣便能夠提高民眾在民主主義方面的意識。今後文化的前進道路，抽象地說就是朝民主主義路線前進，但所謂文化的民主主義路線，明白地說，就是必須要使文化成為民眾的東西，不管是國際性的或民族性的，如果大眾無法了解，就一點用處也沒有，我想這一點是最重要的。50 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戰後初期的知識分子，在剛脫離帝國主義威權統治之時，至為期待民主主義政治的到來，同時也堅持文化的民眾路線，希望民眾能做文化的主人。因此，針對美術與文學方面，他們異口同聲的主張應該脫離沙龍美術或自慰式的私小說，堅持要與民眾結合。此外，在較為實際的方案上，他們除了主張必須強化民間文化機關以外，也對當今的文化團體幾乎變成政府外圍團體的現況，提出批判。由此可見，《新新》雜誌所討論的台灣文化的建設方向，主要為新台灣文化的內容應該承襲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世界性眼. 50. 蘇新，〈談台灣文化的前途〉，《新新》7期，頁4。.

(20) 58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一期. 光，同時要進一步深入認識還不清楚的中國文化；不過，最重要的是，這些方向的核心價值，必須擺在民主主義的原則上面。可見台灣文化界人士非常清楚台灣文化日顯蕭條的主要原因，因而定出新台灣文化基調必須以民眾為中心的民主主義原則。. 三、文化的「交流」內容與方式如前所述，在戰後初期的時空背景下，文化被認為是在重建台灣之時，扮演建設新中國的一個重要媒介角色。因此，如何進行兩地間文化的交流，乃又成為另一個重要議題。「本省光復後，本省和省外客之間的所謂『文化的交流』，是最膾炙人口的問題之一。當道言之，省民言之，由外省來的朋友，亦無不言之。」51 在此認知下，有關文化交流的理由和目的、方式和效果等方面的討論，在戰後初期的刊物中出現得相當多。首先是有關文化交流的理由和目的。與當時談論文化的理由相同，主要圍繞在建設新台灣和新中國的問題上。郭秋生認為當務之急為台灣的更生問題，而為達成此一目標，台灣人必須先認識中國五千年歷史和民國三十四年來的革命建國史，如此才能剔除日本的影響，成為健全的國民。52 林萍心也提出為了走進新台灣和新中國建設的大路，必須讓一般大眾知道中國的革命過程和三民主義內容。53 為此，他們呼籲熟悉祖國情形的在台灣的中國人，應該多多參與台灣建設和鄉土復興的大業。54 而對於當時台灣文化的特質，提出相當深刻見解的張禹，則認為現階段台灣文化的提升必須要仰賴中國進步的文化運動。「從今以後，台灣文化必須『迎頭趕上』，承繼今日中國與世界嶄新的文化。這就是說：台灣文化在歷史上雖受過不少的折難，但就今日言，卻是特別有利的，因為整個的中國文化已經是有其不可磨滅的成就，新民主主義無論在質量都已佔著絕對的優勢，只要能善於利用，不必再自己去摸索近百年間中國文化. 51 52 53 54. 不著撰人，〈卷頭語〉，《新新》 2卷1期，頁1。郭秋生，〈我們要三大努力〉，《前鋒》1期，頁7-8。林萍心，〈我們新的任務開始了—給台灣智識階級〉，《前鋒》1期，頁9。者也，〈一台灣人的呼喚〉，《新台灣》創刊號，頁6。.

(21) 「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 59. 運動所走的黑暗而迂迴的老路，過去中國文化革命鬥爭的進程，是孤獨而艱苦的，今日台灣卻有著業已取得優勢的友軍。這一有利的情勢，保證了台灣文化運動將有這飛躍的進展」。55 可見，當時文化交流問題，不但被視為在台灣文化重建和更生上不容輕忽，還可在未來推動中國的建國方向及內容上，提供一有效的參考價值。56 不過，在推動實際交流時，卻出現國文和國語在台普及與使用的問題。長官公署固然透過「國語推行委員會」等機構積極推行國語政策，如上述許多提出文化交流重要性的文章中，也都紛紛指出語言和文字能夠普及，才是促進兩地交流的重要捷徑，57 為此，還陸續報導了國語普及成效和實施政策的情形，甚至還開闢專欄介紹國語的用法。58 此外，值得注目的是，在這些文章中提到幾個可在文化交流上作為手段或媒介的論點。首先可舉出的是三民主義：例如，主張讓台灣人認識三民主義 59 ；刊登〈孫中山先生略傳〉、〈國旗黨旗概說〉、〈三民主義圖表解說〉60 等文章；主張對台灣文化運動注入三民主義革命精神，俾能用來引導民主的爭取，開啟新民主主義時代；61 宣揚「三民主義為平民革命，推翻滿清創建民國的理念，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認為有必要廣推此理念以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62 ；從儒家思想的共同性當中找出三民主義的當代意義63 等文章，不勝枚舉。尤其，宣揚三民主義也是「台灣文化協進會」的主要使命之一，64 因此，《台灣文化》從創刊號開始，即多次提出以新文化來培養新觀念、改造.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張禹，〈現階段台灣文化的特質〉，《新知識》1期，頁6-7。相關文章，參考郭秋生，〈我們要三大努力〉，《前鋒》1期，頁7-8；我愛地，〈由「地方自治」談到修編「台灣文化史」的必要性〉，《新台灣》4期，頁5；夏濤聲，〈新中國與新台灣〉，《現代週刊》1卷4期，頁3；游彌堅，〈台灣人應該重新認識台灣〉，《現代週刊》1卷4期，頁21-22。例如，郭秋生〈我們要三大努力〉、林萍心〈我們新的任務開始了—給台灣智識階級〉都提到了這一點。《現代週刊》和《台灣文化》刊登最多，另外《新新》也刊登了介紹國語講讀的文章。林萍心，〈我們新的任務開始了—給台灣智識階級〉，《前鋒》1期，頁9。參考《前鋒》1期，頁17-19。同註55。許壽裳，〈國父孫中山先生和章太炎先生〉，《文化交流》第一輯，頁15-16。范壽康，〈從儒家的根本思想說到三民主義〉，《現代週刊》創刊號，頁7-9。游彌堅，〈台灣文化協進會的目的〉，《現代週刊》創刊號，頁18；〈台灣文化協進會成立大會宣言〉，《台灣文化》1卷1期，頁28。.

(22) 60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一期. 客觀世界的主張，他們說的新文化指的就是三民主義文化。雖然沒有進一步詮釋三民主義的具體內容及實踐方法，不過，不分官民、左右或是省的內外，戰後初期刊物幾乎都以精神和理念層次提及三民主義，認為應該以重建和建國的方向來談它，足見三民主義精神為兩地人民能夠接受的最大公約數。第二個文化交流媒介，可以提出的是魯迅。被稱為魯迅熱65 的此一現象，主要是因1946年為魯迅逝世十週年，同時擔任長官公署文化政策一翼的編譯館館長許壽裳，又是魯迅的莫逆之交。再加上，魯迅的文學足可做為兩地文化人共同討論的媒介，因為魯迅文學在日據時期即已在台灣廣為傳播，而且，他本身主要在中國歷史變革期活動，經常拿中國社會和人民當作寫作題材，不僅尖銳批判民族的劣根性，也深入刻畫民眾的苦難之情，深獲人民迴響，可說是中國文壇的領袖。早於《台灣文化》，《前鋒》雜誌在刊出木馬（林金波）的〈學習魯迅先生〉一文時，即特別推舉魯迅為民族、為大眾鬥爭的民族魂和戰鬥精神，以及他那直視人生、好學不倦的精神。他推戴魯迅為民族的偉大領導者，認為台灣人民應該學習魯迅為爭取自由而付出的努力，以及他愛國愛民族的情操，如此當有助於台灣人消除五十年間在日本奴化教育下留在血液中的遺毒。66 《台灣文化》也推出魯迅逝世十週年專輯，刊登台灣及大陸來台文化人對魯迅的回顧和推崇文章。楊雲萍提出台灣啟蒙運動時期的魯迅影響，將魯迅尊奉為真理的尊嚴、正義的力量67 ；許壽裳則特別景仰魯迅為大眾而戰的戰鬥精神68 ；陳烟橋提到魯迅建立中國版畫藝術理論的貢獻和付出69 ；黃榮燦也以中國新文化的創造者、指導者、最充實的民主代言人來紀念魯迅，並認為他為爭取民主自由所付出的最堅決和最英勇的行動力，可以影響到「在此台灣文化將建立移進祖國隊伍加強學習奔向人類和平正義的探求，從此後代無數的青年人所承，我們中國是絕對不會受外力滅亡了，主權在於人民，人類必然得到自由，惡力必. 65 66 67 68 69. 徐秀慧，《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頁251。木馬，〈學習魯迅先生〉，《前鋒》1期，頁21-24。楊雲萍，〈記念魯迅〉，《台灣文化》1卷2期，頁1。許壽裳，〈魯迅的精神〉，《台灣文化》1卷2期，頁2-4。陳烟橋，〈魯迅先生與中國新興木刻藝術〉，《台灣文化》1卷2期，頁10-12。.

(23) 「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 61. 然要消滅的！」70 他另外還提到新興木刻藝術和魯迅先生的關聯性，並且強調新興木刻藝術所呈現的現實性、民族性藝術內容和形式，恰好與魯迅精神相通。71 可見，紀念魯迅扮演了該時期兩岸文化交流上相當重要的角色，當然這主要是因為魯迅的精神和文學與當時所追求的文化核心內容—民族、民主、人民大眾、現實性等價值相符合的關係。第三個可以提出的是鄭成功。鄭成功會成為兩岸共同討論的媒介，是因在互動過程中，中國文化人士認識了台灣歷史，知道鄭成功是個民族英雄。72 適巧，當時「新中國劇社」人員為宣慰台胞來台舉行公演，演出劇目即是兩岸都不感陌生的「鄭成功」。於此，台灣人即便受過日本統治，仍能被視為保有民族氣概，台灣人作為鄭成功的後裔，不能不說是一個主要因素73 ；此外，有文章認為鄭成功的精神即在恢復中原，因此必須站在此基礎—台灣上，面向中國發展74 ；還有透過清朝和日本對待鄭成功的態度，考察他的為人和功績者75 ；甚或考證鄭成功悲劇性死亡的文章者。76 至於，兩岸文化人交流的主要內容和方式，我們透過標榜文化交流的兩個雜誌—《文化交流》和《台灣文化》的目錄，或可窺見一二。雖僅發行一輯即告停刊77 ，不過兩岸文化人共同參與78 的《文化交流》指出：過去光復後的一年之間，因「時常可以聽到本省人談外省人文化低落，外省人說本省人文化低落」79 的言語，而互相你長我短地爭鬧不休，因此，為了化解此不足為的窘狀，應該從文化人與文化人間交流合作做起。為此，該雜誌還刊出幾篇與文學相關的文章，足見其期待交流的意味濃厚。例如，許壽裳撰寫的〈國父孫中山.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黃榮燦，〈悼魯迅先生—他是中國的第一位新思想家〉，《台灣文化》1卷2期，頁13。黃榮燦，〈新興木刻藝術在中國〉，《台灣文化》1卷1期，頁14-16。不僅在這些雜誌上面提到鄭成功，當時民間也紀念鄭成功，參考徐秀慧，《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頁152，注55。謝雪漁，〈思慕民族英雄〉，《前鋒》1號，頁8。范壽康，〈發揚台灣精神〉，《現代週刊》2卷6期（1946.06），頁84。楊雲萍，〈鄭成功小論〉，《台灣文化》3卷1期，頁2-4。楊雲萍，〈鄭成功之沒〉，《台灣文化》5卷1期（1949.07），頁 27。第二輯在排印中遇上「二、二八事變」而被迫停辦。王思翔負責組稿的是有關中國部分；楊逵負責組稿的則是有關台灣部分。冷漢，〈吵鬧要不得—祝文化交流發刊〉，《文化交流》第1輯，頁4。.

(24) 62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一期. 先生和章太炎先生〉，將兩人的生平並列討論之後，提出「以平民革命，共同推翻滿清，創建民國」的開國元勳說法，由此而傳播出和平、奮鬥、三民主義的概念，拋出期許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的願望。特輯〈紀念林幼春先生、賴和先生—台灣新文學二開拓者〉和〈幼春不死！賴和猶在！〉兩篇短文，由莊幼岳（莊銘瑄）和楊逵執筆，主要焦點放在他們兩位從事反日解放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歷程，以及對台灣文藝發展的貢獻。該特輯也刊載了賴和遺稿小說〈查大人過年〉和新詩〈溪水漲〉，以及林幼春遺稿漢詩〈獄中十律〉和新詩〈愛鄉曲〉。此外也收錄了虛谷（陳虛谷）、少奇（葉榮鐘）、南都（陳逢源）等人對兩位前輩的紀念漢詩。從這些文章當中可以知道，因應光復所帶來的歷史轉換，兩地文化人在價值、觀念和對時代認知的交流，並未著重在彼此都感熟悉的古典文學或傳統思想方面的討論，反而在中國方面，偏重在針對五四以來中國近代歷史的變遷，如革命、抗戰經過，以及五四以來的文化運動和現代文學方面的介紹，台灣方面則著重在日據時期新文學運動經驗、台灣的歷史沿革以及當時的社會現況等等的介紹。從《文化交流》刊登的文章，如書評〈《抗戰八年木刻選集》評介〉、〈介紹中國現代作家—茅盾〉、〈台灣史話〉、〈從法律觀點看姨太太問題〉當中，即可看出此一傾向。 1946年9月，「台灣文化協進會」發行的《台灣文化》是楊雲萍擔任編輯的綜合性文化雜誌。刊物內容除了文化、文學以外，還涉及教育、政治、社會等其他領域。整體來看，它所刊載的文章內容，基本上是指向於現代化新社會。該雜誌在介紹台灣文化方面，有楊雲萍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近事雜記〉、呂訴上的〈台灣演劇改革論〉、李石樵的〈本省文化消息〉、王白淵的〈台灣演劇之過去與現在〉、陳紹馨的〈台灣死亡現象之社會學的考察〉與〈台灣史料的整理〉等。此外，該刊還介紹台灣民謠，整理有關台灣社會與史料，評述台灣的地方演劇，刊登對台灣文化持有偏見的批判文章，講述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意義等內容，這些主張要研究台灣文化、台灣歷史的文章，可說都是以台灣與祖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作為撰述基調。在大陸文化方面，文壇訊息除了刊載魯迅特輯以外，還刊登了〈抗戰期中.

(25) 「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 63. 我國文學〉、〈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國內名士印象記〉、〈周作人在獄裡〉、〈新現實的美術在中國〉、〈中國社會問題的體系〉、〈上海的報紙和雜誌〉、〈郁達夫先生評傳〉、〈文化動態〉；世界文學和文學理論如〈文藝大眾化〉、〈論普希金的悲劇〉、〈關於報告文學〉、〈莎士比亞在蘇聯〉等。此外也刊登了各種座談會的討論內容，實質地扮演起交流的園地角色。在《台灣文化》刊載的文章當中，與文學有關的有下兩篇：一是杜容之撰寫的〈抗戰期中我國文學〉，內容主要介紹從1931年日本侵略滿洲後所開始的抗戰期文學，以及針對已經抗戰勝利的當今與即將到來的未來民主文學，表示一些個人的期許。他將抗戰期的文學命名為國防文學，認為國防文學是由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的合流所形成，並且指出國防文學一掃新文學運動期支離分歧的行幫流派現象，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號之下，建立了神聖抗敵救亡的聯合戰線。因此他主張在現今如此混亂的時局，國防文學所呈現的團結精神是需要學習的。另外，他特別肯定國防文學能吸取民間文學的養分，真正達到文學的大眾化，並期待將來中國文學，也能學習它從廣大民眾攝取養分，提煉出中華民族文學的精華。他並且預言抗戰勝利以後的文學趨勢，必然集中在「民主的建設」，把民主定義為「是產自大公無私，客觀超然境界中的一種最高自由主義的道德，學問發展的果實」，因此反對一切的偏見與保守立場。民主是一種通過自由思想，表現於多數人的客觀決定之意識形態，民主和自由乃是相因為果，無民主即無自由，無自由也無民主！所以要達到民主，必須先爭取自由，人民要享受自由，則必須做到貨真價實的民主！80 如同自由與民主的互補關係，他主張今後中國的民主文學，必須在絕對自由的基礎上才能得到發展。. 80. 杜容之，〈抗戰期中我國文學〉，《台灣文化》1卷1期，頁9。.

(26) 64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一期. 民主文學既是配合著今日世界文學的進步的世界觀，於是當承認其合理的高度的發展！所以文學工作者應把握了這個思潮的重心，憑著過去和封建勢力，帝國主義等一切反進步惡勢力的鬥爭經驗，共同爭取和發揚這進步的，自由主義的民主文學！在民主文學的階段內，作家的寫作是應該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和壓迫，不管作家的思想如何，立場如何他要說的話就該放任他說，他要發表的文章，就該放任他發表，這樣絕對自由的情形下，我國文學才有蓬勃的生氣。並且，我想雖然在這種極度自由的狀況下，作家們雖有各自不同的思想和立場，但決不會衝突、混亂，反之，他們會自動的組織起來，統一他們的工作，因為這時候，他們已發見一個建築在正義的客觀的焦點上的新理想，新目標，需要他們共同努力去追求，去實現，這就是和誰都有痛癢相關的共同期望；期望世界和平，中國強盛和人民康樂！81 可見他透過對封建性的排斥，以及對法西斯的強烈批判，強調自由、民主的現代價值，而且這些價值必須得到真正的實現，才能創造出新歷史的新文學。這篇文章雖然沒有提及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文學，以及解放後的台灣文學所要呈現的具體內容如何，不過，他極力強調新時代中國民族的文學，一定要符合自由與民主的價值，同時也主張要接受世界性思潮。他如此重視自由和民主等現代價值與文學的關係，表示面對當時帝國主義勢力的全面倒退，他充滿信心能創造出新的中國文學。實際上，無論在台灣或大陸，在新文學運動的初期均已接受了民主與自由的現代價值，只是其間台灣由於淪為殖民地，大陸由於經歷國內情勢的混亂及外力的入侵，沒能得到充分的實行罷了，而現今面對光復和抗戰勝利的新歷史階段，他相信這些現代價值必會得到實現。另一則楊雲萍所寫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82 ，主要以肯定的語調概觀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歷史。文章雖然沒有具體的提到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核心精. 81 82. 同註80。楊雲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台灣文化》1卷1期，頁10-13。.

(27) 「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 65. 神所在，83 但在台灣與大陸之間交流備受注目的時間點上，適時的整理及介紹了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歷史，因而得以提供兩岸文學交流的基礎。楊雲萍透過此文，強調整理及研究台灣史的必要性，並認為台灣的實情與經驗是建設新台灣文化的前提。比起杜容之的文章，楊雲萍的見解更符合台灣的實情，他跳脫了原則性主張，指出台灣社會現實層面的許多問題，顯露出對台灣文化與文學的建設上所抱持的希望。另外，吳新榮在〈文化在農村〉84 文章中，則對戰後初期混亂的語言狀況及教育效果的不彰表示失望，因而主張以文學為核心的文化建設，而這個文學為主的文化建設，又是在民主社會的基礎上，方才可能，因此他非常重視台灣社會上民主主義的具體實現問題。游彌堅也在〈台灣新文化運動的意義〉85 當中，強調中國固有文化的優點，主張儘快除去由日本嫁接過來的狹隘思想、自大觀念及歪曲的宣傳，但應保留日本所留下來的清潔、整齊、幽雅等文化氣息，並將它種植在中國文化的大地上。他認為這樣才是台灣的新文化，也是將來的中國文化。具有半官方性質的《台灣文化》，自光復後一年創刊，即持續出刊至1950 年12月為止，主要貢獻在兩地文化的交流。整體來看，初期的內容比較著重在反封建與進步的革命精神，但歷經二二八事件以後，在官方的言論統制強化之際，編輯方向遂轉為純學術雜誌性質，集中刊載有關中國古典文學、民俗學及考古學的學術文章。不過，它所標榜的民主主義原則及民眾文學，不僅承繼了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現代性及大陸的進步文學傳統精神，更且成為戰後初期文學建設的主要方向。不僅如此，《台灣文化》刊載相當可觀的兩地文人作品，如短篇小說有江流（鍾理和）的〈生與死〉、楊守愚的〈阿榮〉、張冬芳的〈阿猜女〉、丘平田（蘇新）的〈農村自衛隊〉、呂赫若的〈冬夜〉、麥芳嫺的〈磁〉、麥笳的. 83. 84 85. 同註82，頁13。文章後面有附記說：「這篇小文，乃六年前，為李獻璋氏編『台灣小說選』寫的序文的一部分。『小說選』組版甫成，即遭日當局禁止，故只有校樣以外，未得成書。現稍修改一二，用前記題目發表。可是，當時的種種的制限的痕跡，終是修改不了。」吳新榮，〈文化在農村〉，《台灣文化》1卷1期，頁21。游彌堅，〈台灣新文化運動的意義〉，《台灣文化》2卷4期，頁1。.

(28) 66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一期. 〈解放了的寶島〉等；劇本有陳大禹的〈寂寞繞家山〉、杜容之的〈撫卹金〉等；散文則有丙生（袁珂）的〈生的探索〉、臺靜農的〈談酒〉及〈追思〉、洪炎秋的〈國內名士印象記〉等。這些作品，有些是以日據時期台灣，有些則以戰後初期當時的台灣作為背景，也有與中國革命運動和文化改革相關的內容，足見兩地文化人想要交流的內容為何，而這些內容也與前節所提到的追求民主、自由、民族和民眾指向的文化內涵有所呼應。. 四、結語本文以戰後初期幾本刊物為對象，考察了光復後台灣的文化重建以及與中國之間的接觸上成為重要議題—「文化」和文化「交流」的意義。文化部門可以說是戰後初期台灣知識階層廣泛參與的領域，而且當時有了必須與中國接觸和進行交流的需求和必要性，因此對文化人來講，這可說是重新思考既有文化的性質以及未來文化屬性的契機。同時文化的建設和交流，被認為與時代課題—新台灣和新中國的建設有著直接的關聯，因此不管是中國來台接收人員或民間文化人，都同樣持有這種認知。從他們提出把台灣建設為全國模範省，將來再進一步作為新中國範本的意見當中，可知他們著重在思考，該如何配合將來的建國方向，把剛脫離日本統治的台灣拿來與中國接軌，同時又該採取甚麼樣的內容以及以怎麼樣的方式推動「文化」和文化「交流」。這不能僅止於只是普及國語教育或剷除日式生活習慣的層次而已，它有必要更加深入思考。因此，將該時期被提出討論的文化交流內容視為台灣和中國的未來可能走向也不為過。本文進行考察的結果，發現戰後初期兩岸知識階層所要建立的文化內容，基本上指向民主和自由的價值，並在現實基礎上擁護人民大眾的利益，同時在其交流層面上，互相了解產生於兩岸現實的現代文學藝術和文化抗爭。例如中國五四以來的文化運動和革命、抗戰潮流，以及台灣的文化啟蒙和抗日民族運動，都認為是為了爭取民主科學、個人自由和民眾利益等現代價值而展開的。當然由於刊物屬性、參與人員身分和出身背景的不同，確實存在各自不同的立場和視角的差異：例如，台籍人士普遍都會極力強調即使受過殖民統治，但是.

(29) 「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 67. 台灣人民作為漢民族後裔絕對保有民族認同，充分有資格成為新台灣建設的主體；本土文化人還另外提出自我認同，認為台灣不僅有物質及制度上的現代基礎，也具備了守法守秩序、講衛生、守信用等的現代觀念，這些都可成為重建台灣的良好基礎；而接收人員或中國來台文化人中有些人則認為，歷經半世紀的異族統治，台灣人精神面已被奴化，因此有必要全面性的中國化。不過，即使存在這些差異，戰後初期文化的主流方向和所指向的價值，都著重在民主理念、現實基礎以及民眾性。對此，個人以為這些都是根據歷史經驗作為基礎對現代性所提出的一種重新追求。包括台灣在內，東亞各國在進入現代歷史階段時，雖存在時間或路徑上的差異，但基本上這些都是各國在面對西方現代性衝擊時做出因應的過程。因此二十世紀初的前後，東亞各國的知識階層，或因救國的目的、或獨立的目的、或學習的目的、或抗拒的目的，分別依照自我的需要來追求現代性。被稱為「文化時代」的過去東亞一個世紀的歷史即是由此邁開步伐的，而新文學或現代文學的形成，也可說即是此文化啟蒙的產物或手段。台灣的情況自然也不例外。不過在台灣，殖民政權為了統治、支配甚為便於掠奪物資，建設了若干物質面的和制度面的現代性基礎，但同時卻以高壓手段動用檢閱機制，限制言論和出版自由，加上戰爭時期動員體制的運作，導致台灣知識分子從啟蒙時期即開始追求的解放的現代性和民族獨立、民權發達內容的社會運動都遭到挫敗，新文學的發展也隨著受到箝制，以致整個日據時期的文人知識分子，只得一再呼籲及自我期許能創作出成熟又健全的文學。因此，從殖民統治獲得解放，對台灣知識分子來說，這意味著將是一個可以重新癒合受挫的現代性的絕好機會。面對被編入中國版圖和接受中國化要求的局面，台灣知識階層企望在不與現代性價值產生衝突的範圍之內，選擇接受。本文所探討「文化交流」中呈現的種種樣貌，如集中介紹台灣現況和新文學運動的成果，刊載現代作品，以及對封建官僚主義和接收政權做出辛辣批判，原即他們一路所追求的現代價值。因此，我們應可將戰後初期刊物的文化論述，詮釋為現代性的重新追求現象，也可由此找出台灣知識文化人投入文化建設和文化交流上的意義。.

(30) 68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一期. 參考資料一、專書文化交流服務社，《文化交流》（台北：傳文文化事業公司，1998.10）。王曉波，《臺灣抗日五十年》（台北：正中書局，1997.07）。台中中央書局，《新知識》（台北：傳文文化事業公司，1998.10）。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文化》（台北：傳文文化事業公司，1994）。台灣文學研究會主編，《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精選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08）。台灣留學國內學友會，《前鋒》（台北：傳文文化事業公司，1998.10）。徐秀慧，《光復變奏─戰後初期台灣文學思潮的轉折期（1945-1949）》（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1）。 ─，《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台北：稻鄉出版社，2007.11）。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論集》（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07.01）。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12）。新台灣社，《新台灣》（台北：傳文文化事業公司，1998.10）。新新月報社，《新新》（台北：傳文文化事業公司，1995）。. 二、週刊文章不著撰人，〈發刊辭〉，《現代週刊》創刊號（1945.12），頁1。卲冲霄，〈現代中國與現代中國人〉，《現代週刊》創刊號（1945.12.10），頁5。沈雲龍，〈台灣青年的再教育問題〉，《現代週刊》創刊號（1945.12），頁13。范壽康，〈從儒家的根本思想說到三民主義〉，《現代週刊》創刊號（1945.12），頁 7-9。 ─，〈發揚台灣精神〉，《現代週刊》2卷6期（1946.06），頁84。夏濤聲，〈新中國與新台灣〉，《現代週刊》1卷4期（1946.01），頁2-3。張國鍵，〈新年‧新政‧新人〉，《現代週刊》1卷4期（1946.01），頁4。陳松明，〈從所謂台灣情調說起〉，《現代週刊》2卷12期（1946.09），頁187。.

(31) 「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 69. 游彌堅，〈台灣人應該重新認識台灣〉，《現代週刊》 1 卷 4 期（ 1946 . 01 ），頁 21 22。 ─，〈台灣文化協進會的目的〉，《現代週刊》創刊號（1945.12），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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