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新型大國關係與臺灣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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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新型大國關係與臺灣議題

壹、前言

2008年7月，中共前外長楊潔篪表示，臺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最重要與敏感的問題（註1）。臺灣問題不但總是中美也是其它亞洲國家或世界上任何國家的重要議題（註2）。Robert Sutter指出，中國大陸未來的政策與作為以及其與美國的合作都與某些關鍵議題相關，例如「臺灣問題」（註3）。就臺灣立場而言，美國是臺灣長期的安全與貿易夥伴，大陸則是臺灣的重要貿易對象。臺灣在處理與美中關係時，若能與美中維持「兩面交好」是最佳的選項。只是，面臨美國「再平衡」與大陸追求「大國復興」局勢下，臺灣也必須思考美中戰略競爭中的自處（註4）。本文分析與探討21世紀美中新型關係下的臺灣問題。首先，論述美中新型大國關係之定義與範圍，再論及21世紀新時期美中關係與美中兩強格局與臺灣，最後結論指出，弱者在與強方互動過程，如何獲得目標或成果？則對環境的認知與適應是首要的。

貳、美中新型大國關係之定義與

範圍

有關美中關係，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於 2013年上臺後，遵循胡錦濤在2012年5月所提的「新型大國關係」論，以「相互尊

江和華、張昌吉

《註1》〈楊潔篪演說強調一中未提九二〉，《中國時報》，2008年7月31日，版A4。

《註2》 Weixing Chen and Yang Zhong, Leadership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45.

《註3》 Robert Sutter,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Lanham, M.L.: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 p.212.

《註4》蔡明彥，〈東亞大變局，日韓新政府外交走向與臺灣應有的戰略評估〉，《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第26期，2013年2月15日，頁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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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擴大合作」為基調，強調從人民利益出發，中美兩國都要走出一條不同於以往「大國間必然對抗衝突」的新型道路，共同建立「新型大國關係」（註5）。習近平認為，一個大國不必成天計較另個大國的外交活動而要創造「共贏」。此所以歐巴馬（Barack Obama）可訪問大陸盟國緬甸，也可邀請其總統登盛訪問華府，北京不再認為是「侵門踏戶」；而習近平訪問中南美三國，也不希望美國視為到「後院」挖牆角。易言之，美中新型大國關係下的外交，不應視為零和遊戲（zero-sum game）而是多贏局面（註6）。本質上，習近平所提的新型大國關係想要突顯「一山可容二虎」，中美兩國可和平共存（註7）。就美國立場，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唐尼倫（Tom Donilon）表示，美國要與大陸建立「既存強權」與「崛起強權」的新型態關係（註 8），此即構思中的美中新型大國關係，似乎立基於中美深層次的軍事對話與合作（註9）等等。2012年2月14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在白宮會見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歐巴馬表示，歡迎中國和平崛起，中國大陸在經貿上應和美國遵循相同的國際規範（註10）。其實，歐巴馬任內多次把中美關係視為「全球最重要的雙邊互動」，北京領導人也不斷重申「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然而，美中關係有其合作面與衝突面，因此需將口頭善意轉化為現實，以建構雙方合作機制，與務實面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否則，美中新型關係恐仍將陷入「各說各話」窘境（註11），例如美國雖然樂於和大陸發展「新型大國關係」，但美方覺得「新型大國關係」不能徒託空言，而必須具有「操作性」，如果北京不能在北韓、東海、南海、敘利亞、伊朗、氣候變遷等議題與美國進行有效合作，則美國勢必無法附議大陸所提的「新型大國關係」。因此，當習近平倡議「新型大國關係」時，美國總統歐巴馬則提出「新合作模式」作回應，而美國國安顧問萊絲（Susan Rice）則進一步提出「新型大國關係」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來質疑北京（註12）。總之，能落實「擴大對話磋商、深化務實合作、尊重核心利益、強化危機管控」，方可確立雙方的新型關係（註 13）。《註5》〈美國夢與中國夢可以相容〉，《中央日報》，2013年6月10日，電子版。《註6》陳一新，〈歐習談臺灣有無新觀點〉，《聯合報》，2013年6月6日，電子版。《註7》〈美國夢與中國夢可以相容〉，《中央日報》， 2013年6月10日，電子版。《註8》〈亞洲再平衡，夾縫求生，臺灣如何面對新關係〉，《聯合新聞網》，第4502期，2013年3 月13日，電子版。《註9》〈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不是口惠〉，《旺報》，2013年4月30日，電子版。《註10》習近平，〈中美新關係摸石頭過河〉，《聯合報》，2012年2月16日，網路版。《註11》〈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不是口惠〉，《旺報》，2013年4月30日，電子版。《註12》〈美中建立新型關係難度高〉，《中央日報》，2014年1月15日，電子版。《註13》〈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不是口惠〉，《旺報》，2013年4月30日，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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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區域政治（regional politics）觀點而言，所謂「新型大國關係」，從日本及亞太各國觀之，就是G2的權力結構，這是與「美國重返亞洲力抗中國」路線相左，其中矛盾，美國也難以解釋，但卻是政治現實（註14）。因G2權力結構著重美中合作共同化解與管理國際社會危機，而美國重返亞洲在於牽制中國崛起（China rise）之影響。因此，中共提出美中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以化解其中矛盾，但美國並未同意此說法，而只強調美中戰略夥伴關係的重要。其實，美中之間合作與衝突並存之關係特質，若從單一層面去認知都是不完整的。

參、21世紀新時期之美中關係

21世紀初，北京當局認為「美中」關係仍交雜許多衝突與合作。整體而言，中國大陸雖在崛起，但其綜合實力仍與美國有差距。同時，北京當局亦認知到，美國對中國大陸發展的重要，其中包括每年上千億美元貿易、對大陸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每年吸引近六萬名大陸留學生留學、提供大陸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集資的主要來源等等，都是大陸全力發展經濟的重點。此外，維持與美國良性互動也有利於創造和諧的國際環境，這對大陸整體戰略布局影響深遠（註15）。Yuan Peng指出，美中互動是重要的，其意義是：一、合作導致雙贏（win-win）但對立卻創造零和（zero-sum）環境與氛圍；其次，雙方尋求共同基礎，同時保留差異（註16）。尤其，中國崛起將使美國面臨角色調整困境，美中兩國互動將深遠影響即將到來的太平洋世紀。在此國際關係新格局，美中兩國將扮演何種角色――是夥伴關係、國際事務平衡者或競爭者角色？學界對美中互動或外交政策至少有兩種詮釋。首先，務實主義者認為，如果美國試圖阻止中國大陸以強權姿態崛起，將事與願違。美國最好是對大陸的發展有其策略以保護及悍衛自身利益。部分務實主義者也相信，美國應準備與中國大陸競爭，因為一個新興強權會積極擴展貿易並保護其經濟。其次，是自由主義（liberalist）者觀點，他們歡迎中國崛起，因大陸在進行政治與經濟改革時，也可扮演重要的國際角色。當大陸成為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主要強權後，終將轉變為自由開放與民主國家（註17），例如Robert Sutter就認為，如果美國對中國大陸在亞洲之和平式崛起表示歡迎的話，美國也將受《註14》〈拜燈會習近平透露的新型大國關係〉，《聯合報》，2013年12月6日，電子版。《註15》〈北京操作美中關係的策略思維〉，《中國國民黨全球資訊網大陸情勢雙週報》，第1402 期，2003年11月1日，http://www.youngkmt.org.tw/Content/HTML/Periodical/MainLand/2003 0128/20 52177.html.

《註16》 Yuan Peng,, "The Taiwan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New Sino – U.S. Strategic Cooperat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Oct. 2004), http://www.brookings.edu/papers/2004/11china_peng.aspx

《註17》 Suisheng Zhao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2004), pp.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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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註18）。因此，若擴大自由派觀點，將中國大陸納入全球戰略布局以及亞太地區的負責任大國，這不但符合美國長期利益，也與大陸追求穩定發展的國家戰略不謀而合，並可形成全球範圍的「兩極共存」、「美中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Sinonica）（註19）。其實，美國學界也提出「共同演展」（co-evolution）戰略（註20），這除了有自由派觀點之外，其實也是現實主義（realism）強調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的「順勢而為」作法。另外，吳東野教授指出，共同霸權（co-hegemony）概念（註21）其實也已近乎「兩極共存」或「美中治下的和平」。美國前助理國務卿Robert Zoellick表示，大陸既已崛起，以其面積及漸增影響力，若大陸有意與其他國家共同維護及強化國際系統（international systems），那將使世界更安全與繁榮，這對美國人也開啟機會（註 22）。基本上，美中兩國關係或互動是有深厚的經濟基礎，例如2010年5月，美國財政部長Timothy Geithner指出，美中兩國按照各自在2009年作出的承諾，在全球發生金融危機後，更大範圍地重新平衡經濟增長。因此，美國逐漸增加儲蓄和投資，減少從國外借貸。中國大陸則日益擴大消費和進口。因此，中國大陸和美國的經濟實力是互補的，都從相互的經濟增長中獲益（註23）。Jiemian Yang指出，美中兩國已深化策略性合作（strategic cooperation）增加經濟與貿易交流，強化對話機制（communication mechanisms），從非敵對走向更好合作。中國大陸則指稱中美關係已趨成熟，亦即中美關係走在健康與穩定的軌道（註24）。其次，更強大與繁榮的中國大陸也誘使美國選擇和平方式整合大陸以及良性之競爭與互動（註25）。基本上，美國與大陸的合作關係具有多層次、多面向的對話管道，例如21世紀初，美國

《註18》 Robert Sutter,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Lanham, M.L.: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 p.292. 《註19》邵宗海，〈堅持依法涉臺原則――反分裂國家法的分析與評估〉，收錄於《依法治澳經驗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等主辦，2005年3月22日），頁5- 6。《註20》趙建民，〈自十八大權力更迭預判中共對外政策〉，《海基會交流雜誌》，2012年4月， No.122，頁43。《註21》吳東野，〈從歐亞會議論區域間主義的發展〉，《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3期，2005年5、 6月，頁4。

《註22》 Robert Zoellick, "From the Shanghai Communiqué to Global Stakeholders,"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March 21, 2007, p.2.

《註23》蓋特納，〈美中經濟具有互補性〉，《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2010年5月26日，http:// www.america.gov/mgck.

《註24》 Jiemian Yang, "The Taiwan Question in Sino – U.S. Relations:To Where from Her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No.26, 2004, pp.139-143.

《註25》 Thomas Bickford, "U.S.-China Relations: Opportunities, Risks, and the Taiwan Issue,"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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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6》林正義，〈美國與中共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及其對臺灣的影響〉，收錄於裘兆琳編，《中美關係專題研究：1998 ～ 2000》（臺北：中研院歐美所，2002年），頁4-5。

《註27》 Robert Zoellick, "From the Shanghai Communiqué to Global Stakeholders," p.2. 《註28》林正義，《美國與中共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及其對臺灣的影響》，頁4。

《註29》邱坤玄，〈美日防衛合作與兩岸關係〉，《中國國民黨全球資訊網》，1999年9月24日， http://www.kmtdpr.org.tw/4/32-5.htm.

《註30》《中國時報》，2004年10月26日，版4。

《註31》 Henry Paulson, "A Strategic Economic Engagement: Strengthening U.S.-Chinese Ties,"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5 (Oct 2008), p.61.

《註32》〈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不是口惠〉，《旺報》，2013年4月30日，電子版。與中共在「亞太經合會」有多邊架構下的雙邊高峰會；兩國外交部長與國務卿一年至少見三次（東協區域論壇、聯合國、亞太經合會）；兩國國防部長雖沒有每年定期會晤，但已有多次互訪紀錄；兩國的財政部長、商務部長的年會在異地舉行已有多年；這雖不意味美中兩國在所有問題已趨一致，但美國認為與中共接觸交往是「迎接共同挑戰的最好途徑」（註26）。Robert Zoellick表示，如今美中之間有更成熟與多面向（multi-faceted）關係（註27）。另方面，北京基於現實經濟利益而認知到，中美雙方不能為單一問題爭執而影響雙邊的總體關係。中共高度重視與美國的關係，而視為對中國大陸對外具有全局性影響的重大問題。近年來，中共對美戰略思想以「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為基礎（註28），其實這些戰略思維已接近「新型大國關係」之非對抗型觀點。就美方而言，21世紀初，美國提出建設性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策略，雖語義空泛，也缺乏詳細政策內容，但它代表美國已排除與大陸發生衝突的必然性（註29）。前美國國務卿鮑爾（Colin Powell）曾表示，美中兩國處於建交30年來的最佳狀態，但中美還稱不上是好朋友。不過，自21世紀伊始，美國高層官員走訪東北亞已多次同時前往中、日、韓三國，這顯示中國大陸雖非美國盟國，但雙方在國際事務的合作愈來愈重要。美中兩國「共事」的機會增加也使中共學習作負責任大國，這讓北京處理美中關係也愈來愈理性化（註30）。 Henry Paulson表示，華府的挑戰在於需瞭解中國大陸的利益，並確認機會後說服大陸，其實美中的利益經常是相同的，當有差異或歧見出現時，就應儘量去窄化它（註31）。尤其，習近平與歐巴馬遵循戰後德法兩國元首定期舉行峰會的模式，帶動美中各領域的溝通與合作，共同負責維繫東亞安全和穩定（註32）。然而中國大陸學者王緝思指出，低階政治議題（low politics）如貿易、投資、技術轉移（technological transfer）、環境議題與教育交流等，需密切聯繫與合作。這可為中美關係破裂（disastrous disruption）帶來緩衝，但中美兩個社會擴大的個人接觸與廣泛交往等低政治領域互動，並不必然深化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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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議題（high politics）的相互瞭解與信任，例如武器控制（arms control）、臺灣議題以及人權議題等等（註33）。雖然，歐巴馬「歡迎中國和平崛起」，但美國以「再平衡」戰略限制中國崛起的布局與行動，在短期內也不會改變（註 34）。因此短期內，美中關係不會快速變好，也不會急遽轉壞。在深化軍事對話、鞏固兩國經貿關係，以及探究網路安全威脅等三項，美方認定兩國關係在重大課題上，或許有若干進展，但「再平衡」戰略仍將持續，美國還是會設法減緩中國崛起的速度與力道，雙方的矛盾也不易化解（註 35）。然而蔡明彥教授指出，美國歐巴馬政府推動「重返亞洲」政策（註36），不只是軍事或政治動機，更多是經濟考量。因此第5輪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經濟利益是核心，而戰略安全是穩固美中經濟利益的重要支柱。一旦中美雙方在投資層面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格局，美中傳統的安全矛盾，諸如網路、軍事、政治議題，雖仍會有「雜音」，卻未必能撼動兩國堅實的經貿互賴結構，這也是大陸極力打造「新型大國關係」的重要布局（註 37）。基本上，不論是「重返亞洲」政策或「再平衡政策」，都是美國為維繫在亞洲的影響力並確保亞太安全與和平的方針。因中國崛起後，勢必造成美國影響力下滑，使美國無法確保亞太安全，所以針對中國大陸既需帶領他進入「全球治理體系」又需限制其影響力，前者是靠將北京納入多邊體制（multiplateral system），後者是靠與大陸周邊地區強化雙邊合作（註 38），尤其在2011年，美國與澳洲、汶萊、智利、馬來西亞、紐西蘭、秘魯、新加坡和越南等國推動《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聯合聲明，某種程度上，這被解讀為美國「圍堵中國」戰略的一部分（註 39）。就安全環境而言，中共認為在後冷戰時代，各國大都已放棄冷戰思維與作法，強調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時代，各國的互賴關係應以「和平與發展」作為外交目標來與各國的國家利益相結合。然而 21世紀初，美國擬建構戰區飛彈防禦體系（TMD）與全國飛彈防禦體系（NMD）以追求「絕對安全」（absolute security），這已衝擊中共的國家安全與戰略。若美日結盟再加上TMD防護傘，對東亞安全結構勢必產生衝擊。就中共解讀，美國追求「絕對安全」再加上安全防護網及與日、澳、東協等國建立聯盟防線，皆已構成對

《註33》 Wang Jisi, "China-U.S. Relations at a Crossroads,"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3, p.5 《註34》〈美國夢與中國夢可以相容〉，《中央日報》，2013年6月10日，電子版。《註35》〈美國夢與中國夢可以相容〉，《中央日報》，2013年6月10日，電子版。《註36》蔡明彥，〈東亞大變局？日韓新政府外交走向與臺灣應有的戰略評估〉，頁19。《註37》〈經濟當前，政治退居二哥〉，《旺報》，2013年7月11日，電子版。《註38》石之瑜，〈圍中又聯中，美國的臺灣牌？〉，《聯合報》，2013年4月1日，電子版。《註39》〈東亞升溫，中美區域整合對壘〉，《中央通訊社》，2013年4月20日，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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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的安全威脅。另外，為求突破美國圍堵，大陸與俄羅斯戰略夥伴關係勢必更加緊密，國際間有走向「新冷戰」可能（註 40）。基本上，美中關係如鐘擺似地搖擺與猶豫已超過一個世紀（註41）。 David Lampton指出，從美中建交後，兩國關係長達數十年的管理過程，早期曾有些事件使美中進入衝突邊緣，在一個磨合期（trying period）後，事情的解決就變得更加可管理（manageable pattern）（註42）。一個有建設性的關係需中美間的政策決策者從事最高度的降低誤解（misperception）與錯誤訊息（miscommunications），這需雙方高層（top-level）從事策略層次的議題溝通，例如2006年起，中美已開啟經濟戰略對話（註43）。David Shambaugh也指出，美中關係仍被一些交流或拜訪等小插曲所驅動，但真正需要的是制度化運作之新模式，透過雙邊性、功能性、區域性或全球議題來產生真實合作，且落實在每日工作事務中（註44）。Thomas Christensen表示，整體而言，自1990年代以來，美國對東亞的區域政策――包括對中國大陸的政策是成功的。在政治、經濟與軍事上，儘管東亞地區仍有一些問題積澱著，但與九○年代初期相比，區域狀況已顯得正面與樂觀。東亞地區已深深經歷「穩定因素」帶來的實質成長，包括區域經濟深度整合與多邊機構（multilateral mechanism）建立，這囊括該地區的主要國家等等（註45）。展望未來，美中關係仍將交織著利益合作與矛盾衝突格局而向前發展，這不但將影響區域政治、世界政治，也必將影響兩岸關係中的臺灣。

肆、美中兩強格局與臺灣

就臺灣戰略地理與地緣政治而言，最有影響的外環境局勢厥為美中互動的連動性與牽制性。基本上，美國與大陸是合作與競爭並存關係，兩國擁有共同利益但也存在衝突（註46）。蔡明彥教授指出，美中關係有競爭有合作，這狀況對臺灣沒有太壞。臺灣是較小的一方，如果美中只有合作，臺灣一定擔心會被美中「出賣」，（註47）如果美中全然競爭，臺灣也怕被捲進雙方的競爭或衝突。關於臺灣問題，《註40》于有慧，〈近期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中國大陸研究》，第44卷第8期，2001年8月，頁34-38。

《註41》 Robert Zoellick, "From the Shanghai Communiqué to Global Stakeholders," p.1.

《註42》 David Lampton, "Best Fixes for U.S.-China Tie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23, 2001, http://www.nixoncenter.org/publications/articles/4_23_01uschfixes.htm

《註43》 Henry Paulson, "A Strategic Economic Engagement: Strengthening U.S.-Chinese Ties," p.61. 《註44》 David Shambaugh, "US-Chinese Relations Take a New Direction?" YaleGlobal, 24 January, 2011. 《註45》 Thomas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1 (Summer 2006), p.94.

《註46》于有慧，〈近期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頁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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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美國靠攏。但弔詭的是，若臺灣期盼更多的「絕對安全」，卻又激怒中共，反而導致安全形勢更加緊張（註49）。臺灣問題總是美中關係發展中，一個重要且敏感的議題（註50）。對許多美國決策者與分析家而言，臺灣問題是未來大陸在世界事務的石蕊試紙（litmus test），中國大陸如何解決臺灣問題是其在未來的國際事務如何使用經濟影響力、外交技巧與軍事力量的重要指標（註51）。隨著兩岸關係解凍，一個全新的臺美中三角關係正在形塑中，其間政治、外交與軍事等「硬實力」是一環；經貿、文化、觀光等「軟實力」是另一環，兩者間所呈現的連動與消長是微妙的（註52）。在臺灣議題上，美國對臺軍售使中國大陸相信美國在維持「分而治之」政策，以免中國再統一以及崛起為強權。未來中美關係不可避免地仍會有政治爭端以及彼此間的負面形象。同時，中美也都瞭解彼此的共同利益，包括對臺灣議題尋求和平解決。畢竟，直接對立對雙方都是巨大的成本與犧牲（註 53）。在中國崛起過程，臺灣議題的衝突性無疑是個負面因素，中美間應使臺灣議題達到三贏（win-win-win）結果，以避中共的認知與美國的認知往往南轅北轍，例如中共認為，美國無論對臺軍售、戰略清晰或建構國家導彈防禦系統（NMD）等等，都有圍堵中國大陸意涵，其目的並不在維持臺海和平與穩定，而是企圖製造兩岸長期分裂。因在美國的武力保護下，提供的安全信心，使臺灣將更不願在「一國中國」原則下作讓步與妥協，這等於間接鼓勵臺獨勢力。然而中共評估，美國對華政策或兩岸政策仍未完全成型或定性（註 48）。其實，臺灣問題對美國與中共而言，皆是困難而敏感的。對中共而言，臺灣問題是領土主權問題，也是歷史遺留的難題，其困境既要阻止臺灣作主權挑戰，又不願因臺灣問題而製造中美危機，故對臺問題，中共政策亦常呈搖擺，這突顯解決上的困難。其實，臺灣問題並非中美兩國交往過程的最重要部分，但卻最敏感與具爭議。冷戰後，美國與中共固然因臺灣問題引發嚴重危機如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但中美關係走向並不主要受臺灣問題影響，而是取決於各自的戰略利益，臺灣問題只是「干擾因素」，加劇美中關係起伏與不穩定而已。相對上，臺灣在三邊關係的主動發揮空間較小，且基於安全傳統，臺灣往往 10月13日，網路版。《註48》于有慧，〈近期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頁42。《註49》同上註，頁43。

《註50》 Jiemian Yang, "The Taiwan Question in Sino – U.S. Relations:To Where from Her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26 (May 2004), p.139.

《註51》 Robert Sutter, "China Remains Wary of the U.S.-Led World Order," YaleGlobal, 18 June 2003,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1876

《註52》〈美臺軍售與兩岸經貿開放的微妙連動關係〉，《中國時報》，2008年7月19日，版A2。《註53》 Wang Jisi, "China-U.S. Relations at a Crossroads,"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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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衝突。對中美而言，管理臺灣議題是雙方的共同利益。其中，美國是個關鍵因素，假如美國滑向雙方的任一邊都將對此方帶來利益，這可解釋臺灣與中國大陸持續不斷努力尋求華府的支持（註54）。雖然，中美關係正常化不能消弭雙方政府對臺灣問題的歧異（differences），然而妥協（compromise）可使歧異緩和，例如在《上海公報》中，將臺灣問題擱置而使中美雙方集中於區域間更寬闊與重要的目標（註 55）。 Kerry Dumbaugh指出，美國對華政策的《美中三公報》、《臺灣關係法》、《對臺六大保證》仍擺在那裡，但臺海間的許多因素已改變，例如大陸已是崛起的強權，這已不像1970年代，尼克森訪問時的中國大陸，而美國與大陸的政經關係也已擴大且多元，當美國計算國家利益時，大陸將扮演更複雜的角色與期待（註56），並且有兩個發展加劇潛在的衝突危險，一是臺海權力平衡有利於大陸，二是臺灣的政黨逐漸尋求現狀改變。臺海權力平衡正在改變，臺灣內部政治（domestic politics）也正在改變。其次，權力平衡由臺北轉向北京，緣於大陸的軍事現代化、漸增的外交影響與長期間臺灣防衛力下降等等（註 57）。這些發展都破壞美國的長期計畫與目標，即在維持臺海現狀（status quo）。在過去，臺灣海峽曾被視為可能引爆美國與大陸兩個強權在亞洲發生軍事衝突的危險地區（註58），例如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是二次戰後，世界上最大軍事力量的對立（face-off），這證明中美兩國潛在衝突的存在性（註59）。本質上，中美兩國處理臺灣議題還是聚焦於彼岸的共同利益，更甚於彼此的分歧而引起敵對。中美雙方都瞭解到，彼此的共同利益遠較分歧更廣泛，合作是促進戰略性經濟利益的最佳手段而非對立，因此中美雙方都不願挑戰對方的核心利益，其實中美間應共同合作來影響危機管理並創造兩岸關係穩定環境，這對各方都有好處（註60）。

《註54》 Yuan Peng, "The Taiwan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New Sino–U.S. Strategic Cooperat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Summer 2004, pp.5-25.

《註55》 Ralph Clough, Island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236-237.

《註56》 Kerry Dumbaugh, "Taiwan-U.S. Political Relations: New Strains and Chang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10, 2006, http://www.ait.org.tw/en/accenter/accrs/focus/200706.htm, p.1

《註57》 Thomas Bickford, "U.S.-China Relations:Opportunities, Risks, and the Taiwan Issue,"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May 2005, http://www.fpif.org/060510-ChinaResurgence

《註58》 Nancy Tucker ed., Dangerous Strait: The U.S.-Taiwan-Chin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

《註59》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p.6.

《註60》 Jiemian Yang, "The Taiwan Question in Sino–U.S. Relations: To Where from Here?"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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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 Peng指出，臺灣議題有可能在美中兩國產生潛在問題，例如相互誤解的危險、美國對臺灣的關鍵影響、大陸對臺新政策導向、美中合作可能性等等。臺灣議題也成為未來美中關係的重要指標，例如是否目前的策略合作能持續？這主要是美中能否修正現存偏見或達到新的策略認知（註61）。基本上，美國與北京的建設性關係很大程度是被「美臺」關係複雜化（註62），然而藉由和平與穩定處理兩岸關係，也符合現階段美國在東亞的利益（註63）。另外Ralph Clough指出，擴大美中關係也會使臺灣問題更易相處，在某程度上，當中國大陸擴大與美國的關係得到利益時，他將不會對臺灣議題太強硬，以免當前與潛在利益受挑戰。最終，當美中有廣泛利益基礎而走向堅實的制度化時，中共將不願再訴諸武力犯臺，一如1997年前，中共將香港委諸英國統治一般。基本上，除軍事科技「零和競賽」外，臺灣總能從擴大的美中關係獲益，因中共將有較大利害相關來維持這些關係（註64）。基於臺灣問題在美中的爭議性，「歐習會談」後，美國在臺協會（AIT）前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指出，大陸認為結束臺灣的分離狀況是國家基本目標，北京當局也一再表示這是美中關係「最敏感且重要」議題，但在美中雙邊會議討論臺灣議題已是儀式性舉動，如雙方各自表述時，中方強調問題的重要性，希望美方不要推動法理臺獨、停止軍售；美方則重申「一個中國」政策，堅持美中三公報和臺灣關係法，而兩岸和平解決歧異符合美方長久利益等等（註65）。Yuan Peng指出，進入21世紀後，隨著中美雙邊關係以及「美中臺」三邊關係動態變遷，使現存的「模糊政策」已逐漸不合適。相對於卅年前的模糊立場（註66），現在該是美國重建臺灣政策的和諧性以及擴大對北京的戰略態勢。美國專家如David Shambaugh及其他學者已呼籲中美間協商《第四公報》，而David Lampton 與 Kenneth Lieberthal 則提議兩岸簽訂新的中程協定（interim agreements）（註67）。總之，美國內部逐漸有聲音要求調整「策略模糊」與「雙邊嚇阻」成為策略性之雙邊明確（double clarity）與對臺灣安全的條件式承諾（conditional commitment）

《註61》 Yuan Peng, "The Taiwan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New Sino-U.S. Strategic Cooperat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summer, 2004, p2.

《註62》 Ralph Clough, Island China, p.2.

《註63》岳瑞麒，〈兩岸關鍵互動與美中臺三邊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32期（2010年），頁 131。

《註64》 Ralph Clough, Island China, pp.241-242.

《註65》〈歐習會會談臺灣問題〉，《聯合報》，2013年6月5日，電子版。《註66》指美國對臺灣安全來自大陸攻擊的馳援義務採取不確定立場。

《註67》 Yuan Peng, "The Taiwan Issue in the C ontext of New Sino – U.S. Strategic Coopera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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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8）。長期以來，美國在管理兩岸議題上，扮演關鍵角色，但大陸的經濟與政治勃興，使美國在應付兩岸政治與軍事僵局時，趨於複雜（註69）。從江澤民時代以來，北京以「和戰兩手策略」強制威嚇臺灣的分離路線或措施，這不但針對臺灣；也威脅美國對臺的承諾或義務。雖然，美中都不願為臺灣議題而產生軍事對立，因此北京發現一個特殊立場，即依靠美國來制止臺灣的挑撥性（註70）。另外也有不同觀點指出，如美國前在臺協會理事主席李潔明（James Lilley）及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表示，中共與美國的關係已至成熟階段，臺灣議題已不再是中美關係的核心議題。沈大偉讚揚布希政府的中國政策時表示，中美兩國政府已達成熟的「婚姻狀態」，雙方溝通管道更深、更廣、更制度化，雙方領導人每月都有接觸（註 71）。基本上，進入21世紀，美中關係正邁向新方向，美中不僅互為全球外交夥伴，更在經濟戰略對話架構下，互為重要經濟夥伴。然而，檢視未來的美中關係發展，仍有若干限制，例如在戰略認知上仍有差距，尤其美中互信基礎仍待加強，美國無意降低亞太地區之領導地位，然中國大陸利用多邊機制嘗試降低美國影響力；在安全戒心上，美國嚴格管制軍用物資與技術移轉中國（註72）。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Thomas Bickford也指出，隨著中國大陸軍事力量快速成長，美中之間有真實的危機，例如因臺灣問題而產生的衝突（註 73）。總之，美國在兩岸關係的角色是以國家利益為依歸，美國的國家利益包括：亞太區域和平與穩定、美國公司與個人在亞太擁有經濟權、對禁藥及其他犯罪行為查禁、核武控制以及對民主化及人權維護等等，以上美國利益的實現均有賴兩岸和平穩定、避免軍事衝突（註74）。陳文賢教授表示，臺灣因歷史條件與地理位置及外在國際政治演變因素，使臺灣安全在過去近50年間，幾乎與美國及大陸兩大強權息息相關。過去歷史顯示，當

《註68》 Lin Gang,"U.S Strategies in Maintaining 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ssues & Studies, vol.43, no. 2 (June 2007), p.231.

《註69》 Philip Yang, "Rise of China and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IX, No. IV (April 2006), p.1.

《註70》 Michael Yahuda, "China's Taiwan Dilemma," Yaleglobal Online, 18 February, 2004,, http:// 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3360.

《註71》沈大偉，〈臺灣不再是中美核心議題〉，《聯合報》，2006年12月3日，A13版。

《註72》尤本立，〈戰略環境變遷下，美中臺三邊關係的競爭與合作〉，《展望與探索》，第5卷第4 期，2007年4月，頁56。

《註73》 Thomas Bickford, "U.S.-China Relations – Opportunities, Risks, and the Taiwan Issue," Policy

Brief, Vol. 10, No. 2 (August 2005), p.2.

《註74》 David Lampoto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fter Twenty Years: Looking Back to Look Ahead," Testimony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Hearings on U.S.-Taiwan Relations: 20th Anniversary of U.S.-Taiwan Relations Act, March 25,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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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大陸關係穩定時，是臺灣最能繁榮發展的時期，臺灣在國際上最能擁有發言分量的方法是，經由與北京合作而不是刺激北京（註75）。尤其，臺灣位處東亞，在評估外在安全環境時，除關注美中戰略關係變化外，也應評估自身在區域內的角色能否發展出具體議題（issue），以串連臺灣和區域內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合作關係（註76），例如近來政府提倡的文創產業、觀光外交或國際志工、技術交流、司法互助等等「非傳統安全議題」，都有逐漸趕上經貿投資的重要地位。

伍、結論

進入21世紀之國際局勢與安全環境，辛翠玲教授指出，中美兩國欲發展兼具「競合」的新型大國關係（註77）。在既合作又競爭的新世紀裡，中美的良好關係對整個世界的安全與繁榮有積極作用。反之，兩國關係惡化必帶給雙方或其他地區一些負面效果。在過去，意識形態衝突、疆界糾紛與權力競逐，導致軍備競賽、敵對聯盟與戰爭、或戰爭的預期等等。現今，戰爭威脅是遙遠的，如德國與法國勢不兩立的例子，應不再存在，且當今各國領導人也都以外交方式解決紛爭（註 78）。因此，相較於冷戰以來或上世紀的外環境氛圍，臺灣所面對的都是一個全新狀況，如何經由認知、理解以達行為改變效果來調適外環境變遷，不論是政治系統（political system）行為體或個人都是須正視的嚴肅課題。其實，權力的實質作用應從網絡意義（context of net）更甚於單獨與絕對觀點的權力意涵去理解或認知（註79），例如臺灣的權力分配遠遜於美國與大陸，但在三角網絡（net）中，臺灣所能引起的權力影響就遠非臺灣所對應的權力分配。因此，弱者如何在與強方互動過程，逃離對方所界定的圈套（definitional inferiority）而獲得目標或成果（註80）？首先，對環境的認知與適應是首要的，再來是提出適當的做法與執行。在環境認知與行為調適層面，當今的後冷戰時代，國人需摒棄「冷戰思維」殘餘，以開放之心胸與視野迎接外環境挑戰，方能為資源短缺之臺灣爭取更多生機。如果無限上綱冷戰思維，則易陷入自我實現之預言（註81）（self-fulfilling prophecy），而將潛在之友我力量逼入敵對《註75》陳文賢，《美國與中共戰略互動下的臺灣安全》（臺北：一橋圖書公司，2002年9月），頁 56。《註76》蔡明彥，〈東亞大變局，日韓新政府外交走向與臺灣應有的戰略評估〉，《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第26期，2013年2月15日，頁21。《註77》辛翠玲，〈吳習會後，兩岸下一步〉，《聯合報》，2013年6月14日，3012期，電子版。《註78》 Richard Ned, "Transi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Build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6, no.3 (Spring 1997), p.154.

《註79》 Mark Habeeb, Power and Tactics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Baltimore, U.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6.

《註80》 ibid.,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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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其次，在適當之做法與執行上，當政策推出前，首須尋求正反意見之共識，再加以「全方位」溝通（如上行溝通、下行溝通、斜行溝通、雙向溝通等等）俾利政策推行順遂。當今民主時代，溝通之於政策尤其重要，政府當以「理念先行」之概念，讓人民認同執政黨政策理念，進而期待政策實行，其途徑不外以各型媒體進行政策行銷（policy marketing），一方面讓中國會不會威脅美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現在和將來如何對待中國。如果美國堅持認定中國是未來的敵人，就可能逼使中國真正成為美國的敵人。基本上，自我實現的預言原是心理學之術語。請閱Robert Mert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U.S.: 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56-63.

人民有「知的權利」（right to know），進而產生政策期待，另方面也使立法委員因民意支持政策，而不致有太多不理性之問政行為。有關溝通的經典之例，例如美國總統羅斯福推行新政（New Deal）時，以「爐邊談話」之廣播方式向全國民眾推銷改革理念與政策。其實，臺灣各部會或新聞局召開記者會或其他公關宣傳，都應有某種「爐邊談話」之效果。（作者江和華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山研究所博士、現任美和大學助理教授；張昌吉為美國馬里蘭大學政策科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勞工所教授兼所長） 1. 本刊為每月定期發行之刊物；來稿請依學術論文規格撰寫，凡引用他人著作，應依著作權法規定明示出處，並加註釋及附列參考文獻。 2. 來稿請用稿紙謄繕清楚（如係電腦打字，請附電子檔），文幅以壹至兩萬字為度。 3. 來稿請用真實姓名，載明通信地址、電話、電子信箱、學經歷及服務單位名稱、職務。 4. 凡翻譯稿件需經原著者同意，並請註明出處及附寄原文。 5. 本刊對來稿有權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事先說明。 6. 本刊對來稿採雙向匿名方式審查，經初、複審程序後，遵照審查意見決定刊登與否。 7. 來稿經刊登後，即依相關規定致送稿酬，並致贈當期月刊三冊。 8. 來稿內容如有違反著作權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責任自負。 9. 來稿如係一稿兩投，恕不刊登。 10. 來稿經本刊採用刊登，本刊享有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該著作之權利，且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11. 本刊依來稿先後隨時送審，無截稿日期之限制。來稿請寄100台北市中山南路一號，《國會》月刊社，或逕投電子信箱：[email protected]，聯絡電話： 23585151、23585154。

美中新型大國關係與臺灣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