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文革？
一種借用普世價值觀的紅衛兵回憶
蔡明芩
（中山大學「思想與中國」學程研究助理）石之瑜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摘
要
文革研究作為西方知識界觀察中國的對象，無論是脫胎馬克思主 義或自由主義，都試圖將文革經驗收編於普遍性律則的知識框架中。 文革回憶採用普世律則，既富涵個人身分哲學的歷史經驗，又避免情 馭於理的直觀書寫。本文分析張戎與徐友漁的文革回憶策略，指出自 由主義與人道關懷的敘事介入了他們對文革的回憶，而回憶者回到文 革的同時，則開展了自由主義在西方所不具備的身分策略意義，亦即 提供了一個由外而內的視角，協助回憶者擺脫文革的情境。 關鍵詞：文化大革命、張戎、徐友漁、回憶錄、自由主義壹、外熱內冷的文革研究態勢
中國改革開放已屆三十年，但文化大革命的巨創仍在，文壇巨擘 巴金一般「心還在發痛，還在出血」的感懷盤旋在親歷者心中。對中 國人刻骨銘心的回憶，成為西方知識界觀察中國政治發展的途徑。如《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亞洲研究》(Asian Survey)、《共 黨問題》(Problems of Communism)等，早於 1960 年代便發表對文革 的研究。1996 年，「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在美國哈佛大學舉行 「文革三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由楊建利博士主持，會後出版《紅色 革命與黑色造反》；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推出文革 專題，由劉青峰教授編輯出版《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1 2002 年，由旅美學者宋永毅主編，石之瑜、丁抒、周原、沈志佳、郭建、 周澤浩、王友琴七位學者參與編輯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首張文革光碟資料庫，收藏第一手史料達三千 萬字。 2006 年，由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紐約市立大學史泰登學 院(College of Staten Island of CUNY)及紐約皇后區圖書館(Queens Library)國際資訊中心合辦《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文化大革命四十周 年國際研討會》，會後出版《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 提出「反抗專制本質上就是拒絕遺忘」。2同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承襲傳統推出文革四十周年專題研究。承上， 文革研究呈現「海外（包括香港）熱，國內冷；民間熱，官方冷」，3 中國本土之內則是「被禁忌的文革」，海外則是「說不盡的文革」。4 任教於澳洲塔斯曼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Tasmania)的高默波認 為，「中國的政治目的是，文革要否定，但要是抽象的否定；譴責文 同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當代中國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各 舉辦了文革研討會，《青年報刊世界》雜誌、《焦點》雜誌、《東方》雜誌 皆出版文革專輯。1996 春天《華夏文摘》編輯部建立網路文革博物館。 同年，由北京舉辦的「二○○六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討會」僅 16 名學者與會。 金楓，〈文革四十週年，兩個研討會〉，《爭鳴》，第 344 期，2006 年 6 月，頁 85。 宋永毅，〈說不盡的文革和被禁錮的文革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 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年），總導言。
革可以，但理論問題談的越少越好。」5但假如不寫理論，而寫回憶 錄，便可能避開了這個考驗，既能忠實呈現富涵個人哲學的文革回 憶，又由於其原創性與多樣性，使看似不相容的「被禁忌的文革」與 「說不盡的文革」，同等呈現。娓娓道來的回憶錄造成讀者的情感效 應一般研究強烈得多，使讀者容易進入書寫者的歷史中，再訪文革， 這更是文革回憶錄的重要意義。 除了以發表地為判準的本土─海外之別，文革回憶的書寫可大抵 分為持普遍道德觀點的「超越式」與個人相對經驗的「再現式」兩 種。「超越」式的回憶文革具有普世意義，透過一套跨國界、穿越古 今、橫跨中西的操作型定義，進行比較；更重要地是，回憶者以客觀 的知識框架檢視文革，道德情感上有著較強烈的的批判論述，中國作 為待進步、待學習的國家，成為人類共通歷史演進的一個階段。如果 關於文革的回憶不能對普世的律則有所啟示，則這個回憶缺乏深度。 與其相對的「再現式」回憶，則著重具體經歷的清晰呈現，以描 述的筆法敘事，不採批判態度，季羨林、楊絳等可說是箇中範例。也 有回憶者自身在「超越式」批判與「再現式」敘事之間擺盪，兩種視 角交互存在，可稱之超越不無完全的「半超越式」模式，像無政府主 義者巴金轉而成為人道的愛國主義者，極左解放的楊曦光雖轉而務實 理性，但拒絕釋懷。 本文選擇張戎與徐友漁代表的第一種超越式寫作，是基於這兩位 作者一方面在文革時所處的位置類似，都曾經成為時代背景下的所謂 加害者，但是二方面當下的位置迥異，一位身在海外，另一位身在中 國國內。比較他們的相似性，因而足以說明文革時所處的位置，比他 們回憶所處的時空環境，對回憶的角度的選擇有更大的影響。若相較 於其他作者如季羨林、楊絳或巴金等，在文革中屬於受害者，反而沒 高默波，〈文化大革命及史論方法：評回憶錄〉，《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第 16 期，2000 年 4 月，頁 153。
有釐清責任的包袱，則皆不採取超越式的批判。採取超越式寫作的作 者最能與西方取得對話，也因而在國內處境相對困難，但作品在海外 暢銷以後，一般讀者只注意他們回憶的內容，並不深究超越式的寫作 風格有何身分上的意義。 當張戎的文革回憶在海外暢銷之後，引發對中國大陸內部文革回 憶的比對，認為張戎身在海外，所以可以大膽批判，甚至文中充滿厭 惡之情，因此也導致自己被批判。本文辯稱的是，不能單純從作者的 感情來替作品作定位，張戎的作品象徵的絕不僅只是厭惡或反共的感 情而已。準此，本文因而透過回憶角度的共同性來作比較，證明張戎 身在海外的位置並不是絕對的關鍵，而且她的寫作背後有一種普世性 的立場。故透過與徐友漁的比較，本文得以共同性的角度，得出他們 之間共享的超越式寫作方法，因而並可以推論，回憶雖然是個人的， 但回憶的角度超過個人層次，而文革中曾扮演過的角色，應是影響回 憶角度更主要的因素。
貳、張戎、徐友漁之生平記事
一、張戎生平經歷
大學前：享特權的高幹子弟，做毛主席的好孩子（1952-1966 年） 張戎，1952 年 3 月 25 日生於四川瀘州市，原名二鴻。出生時父親 甫升四川省宜賓地區專員，是僅次於黨委第一書記的二號人物，母親 是於 1951 年成為共產黨員，並在 1953 年春升為宜賓市宣傳部部長。 1955 年 7 月，張戎三歲時，母親與東城區的職工及幹部開始推行「內 部 肅 反 」 運 動 ， 母 親 曾 因 表 現 對 子 女 關 愛 而 被 批 評 「 家 庭 觀 念 很 重」。1958 年，張戎憑藉幹部子弟身分進入全省最好的「實驗小 學」，時逢大躍進的瘋狂氛圍，在每天往返家裡與學校的途中，她總 緊盯著每一吋路面，企圖搜尋被踩進石縫、泥土裡的破釘子、銹螺絲 釘，所有能送進火爐的破爛鐵都是珍奇寶物。1964 年，張戎進入重點中學「成都四中」，開始學習英語，並更改名字為戰鬥意味濃厚的 「戎」。但張戎擲手榴彈的成績總是班上最差的，因此常生活在「自 我批判」中，唯恐無法成為毛主席的好孩子。 大學之後至今：啟蒙的開始，鴻雁得以展翅高飛（1973 年迄今） 1966 年 6 月，文革中斷了正規教育，直到 1973 年夏天才恢復部分 大學招生，「純正的血統」是舉足輕重的條件，張戎考取高分後，憑 藉四川招生委員會多數當權者是父親的老同事，進了四川大學外語 系。她學習的第一句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大學圖書館提 供了豐富知識系譜的條件，張戎無法抑制對西方的好奇與憧憬，發現 自己天生傾心的元素：禮節、娛樂、尊嚴及「難以置信的自由」在西 方是常理，而非罪惡。她對書中希臘式傳統民主、文藝復興中的人文 主義、啟蒙運動的懷疑主義大為傾心，甚至一字不漏背下《獨立宣 言》。1974 年，她第一次意識到「毛澤東是個罪人」。 1975 年 10 月，張戎到湛江港市與外國海員練習英語，規定不得單 獨交談、儀容端莊矜持、隱藏自己身分，事後必須詳細報告。然而， 她卻發覺西方文化開放、自由。1977 年，她畢業留系擔任助教，次 年，她得到全國統一考試最高分，且系上教授在口試時暗中協助，得 到系上唯一的留英名額。1979-1982 年，張戎在英國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專攻語言學，1985 年取得讀博士學位，成為 1949 年後第一 位在英國取得博士學位的中國人，目前定居倫敦。 張戎父母皆任共產黨高層幹部，這樣的背景在文革中竟成了子女 的原罪，支配張戎早期命運的，正是這種福禍相依的共產黨高幹家庭 背景。這樣的她更急於讓自身的幸運也擴及到舊中國：「我明白我很 幸運，儘管我的家庭遭受了種種巨大的不幸，但畢竟有優越的條件。 現在看來中國正在變得更開放與公正，我焦急地希望變化得更快，讓 全國的人都一樣幸運。」6 張戎，《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以下簡稱《鴻》）（臺北：中華出版
二、徐友漁生平經歷
中學之前：父親為生命中無法磨滅的陰影（1947-1963 年） 徐友漁，1947 年 3 月 17 日生於四川成都市。父親在 1923 年加入 中國共產黨，並在 1925 年留學法國，結識周恩來等人，1927 年被派遣 至莫斯科中山大學，1930 年奉派回國，工作於上海黨中央機關，又與 劉少奇關係密切。然而父親被國民黨所捕入獄，為保全生，只得先登 報聲明脫離共產黨。徐友漁甫上小學，父親便開始教導他外語（俄 語）及古文，他形容自己是在「迎風招展的紅旗之下長大」的學校風 雲人物。 父親後半生最大心願，就是黨對他曾脫離一事予以諒解，然直至 生命終了仍被視為異己，辭世時僅六十歲。半年後，母親也病逝，少 年時期便失其怙恃的徐友漁，對自身歸屬感的急迫需求，影響其後在 文革中的角色選擇。 中學至文革爆發：同時信奉人道主義與共產主義（1963-1966 年） 1963 年秋季進入成都市一中，中學以前作為同儕表帥的徐友漁頓 時失去學習重心，「上高中好像跨過了一道分界線，你不過問政治， 政治也要來過問你。」7當時，「我的世界觀的基調產生於我受大量西 方古典名著的薰陶，這種情調為革命的時代所不容。」8少年時期徐友 漁的眼中，外國文學作品中充滿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對虛偽的無情鞭 撻，對愛情的細膩動人的描寫，此時對他影響最大的三本名著是托爾 斯泰(Leo Tolstoy)的《復活》、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約翰 ‧克里斯朵夫》、普契尼(Ethel Lilian Voynich)的《牛虻》。這三部 作品中對道德追求、人性溫暖、人道主義的著墨令徐友漁著迷，尤其 《牛虻》的主角在壓迫中成長，卻保持內心的虔誠與理想，更捨身投社，1991 年），頁 425。
徐友漁，《驀然回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23。 徐友漁，《驀然回省》，頁 24。
入革命，進而蛻變為革命梟雄，徐友漁深感共鳴。 他同時虔敬西方的人道主義與自身所處的社會主義環境，然而政 治現實不容許。終於，18 歲生日前夕，他選擇在「革命化的道路」上 勇往直前，選擇清理家庭對自己的「壞影響」。他說，這並非是出自 考量攸關個人前途的決定，而是出自於對歷史必然趨勢的理性判斷。 文革之後：破繭而出（1978 年迄今） 1977 年底，恢復大學入學考試，徐友漁此時雖已屆而立之年，仍 有進入大學受教的未竟心願，然而意外落榜，政治審查仍在關鍵時刻 對他施以劇烈的一擊。端賴鄧小平發布「補榜」的政策，1978 年 3 月， 他意外地接到四川師範學院數學系的錄取通知。後因表現優異而提早 參加研究生入學考，並於 1979 年秋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1986 年，他與幾位鑽研西方哲學的研究生共組「文化：中國與世界」 編委會，專攻存在主義、現象學、解釋學和分析哲學。9 月到英國牛津 大學攻讀當代西方語言哲學，直到 1988 年夏天歸國。歸國之後，又陸 續成爲英國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布里斯托爾大學(Bristol University)、雷丁大學(Reading University)、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臺灣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學等院校訪問學者，2001 年爲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Stockholm University)客座教授。 徐友漁 1982 年自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畢業後，至今皆擔任中國社科 院 哲 學 研 究 所 之 研 究 員 。 著 有 ：《 「 哥 白 尼 式 」 的 革 命 》、《 羅 素》、《語言與哲學》（合著）、《精神生成語言》、《告別二○世 紀》、《形形色色的造反》、《驀然回首》、《直面歷史》等，編有 《一九六六：我們那一代的回憶》等書。
參、張戎、徐友漁之文革經歷
一、張戎在文化大革命中
成為光榮的紅衛兵，心情卻無法同榮 1966 年 8 月 16 日成都四中成立了紅衛兵，張戎直接加入「老紅衛 兵」，9在「血統論」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的指引下，成為「毛主席的孩子們」，張戎剪去長髮，褲子打補釘， 除去所有「資產階級腐朽的生活方式」，張戎雖有疑惑，對暴力更不 敢領教，但卻沒有懷疑：「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學會了遇事不問為什 麼，許多中國人早就這樣做了。」10 成了同儕稱羨的紅衛兵也「因福而禍」被捲入無數鬥爭，目睹無 數殘忍暴力，她一再逃離現場，遭到同伴非議。她看到十幾個老師被 押上臺子，低著頭，手被扭成噴氣式，「那種恐怖氣氛使我在盛夏的 午後也感到渾身冰涼。」11同年 11 月 25 日，張戎與其他紅衛兵在天安 門接受毛主席召見，當時四川家中已籠罩在政治風暴中。 父母從高貴的「紅五類」淪為萬惡的「走資派」 1966 年 10 月中央工作會議批判了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各級領 導在執行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革命指向老革命幹部， 張戎父母因此被毛澤東的新戰士「造反派紅衛兵」打為走資派。初始 父母仍合理化自身的遭遇：「我覺得我們這批幹部挨批、挨鬥沒什麼 按印紅標分類，「老紅衛兵」指的是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作出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後，一批由紅五類（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 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子女組成的階級隊伍，特別是 1966 年 8 月 18 日 毛澤東檢閱之前成立的紅衛兵，慣稱為「老紅衛兵」。請見印紅標，〈紅衛 兵運動的兩大潮流〉，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 文大學出版社，1997），頁 232。 張戎，《鴻》，頁 225。 張戎，《鴻》，頁 229。了不起，就算狠了一點，讓我們威風掃地，又有什麼關係呢？」12在 1967 年 1 月的殘忍批鬥後，13母親得了子宮出血症，幾乎天天淌血， 六年後才治好；而視書如命的父親亦被迫焚書，「我有生以來第一次 看見他落淚，他的哭聲好像不能痛痛快快地放出來」。14 張戎的父親敢出言頂撞造反派，但只為張戎一家帶來更大災禍。 1967 年 3 月，他上書請求毛澤東停止文革，信件寄出第三天便遭逮捕， 理由是「炮打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份子」，在被捕前他 對張戎母親說：「不要和黨記仇，無論錯誤有多嚴重，相信將來黨會 改錯。和我離婚，把我們的孩子帶大，不要告訴他們。」15張戎母親混 入造反派前往北京晉見周恩來，終於讓父親得到釋放，然而父親精神 逐漸失常，造犯派以「裝瘋」為名繼續對他施暴，其中不乏父親以前 的同事或下屬。「是什麼把人變成了魔鬼？為什麼人們那樣盲目地殘 忍？就是在這段期間，我對毛澤東的忠誠開始動搖了。」16直至 1968 年底，父親不斷地經歷拘留、釋放、挨批、醫病，而母親亦在 1967 年 底到 1969 年 10 月遭到關押。 下鄉改造：農民、赤腳醫生與電工經歷 四川學生在 1969 年下鄉改造，父母分別下放到米易幹校與西昌幹 校，張戎則下放到德陽縣的「德陽新公社」。1971 年初，醫療站需要 赤腳醫生，張戎便被派往，但她事先只讀過一本官方出版的《赤腳醫 生手冊》，所以僅能幫忙其他兩名醫生發藥、注射。1972 年初，張戎 到成都東郊擔任工人，得到較穩定的糧食供應，這份工作唯一的憑藉 張戎，《鴻》，頁 259。 1967 年 1 月 6 日，上海造反派奪取了上海市委的黨政大權，是為「一月革 命」潮，但隨即在二月遭到鎮壓，稱「二月逆流」。 張戎，《鴻》，頁 263。 張戎，《鴻》，頁 273。 張戎，《鴻》，頁 283。
是一本《電工手冊》，她上工第一個月便誤觸了五次電。1972 年 4、5 月，母親及父親分別前往北京就醫，張戎也得以在北京與家人重聚數 月。不久後學校制度恢復，1973 年夏，張戎成為所屬工廠代表應考， 10 月成為四川大學外語系學生，惟在 1975 年 4 月 9 日下午，父親心臟 病發猝死。
二、徐友漁在文化大革命中
個人實踐前的狂風驟雨：佩戴毛主席像章之爭（1966 年） 1966 年底，就讀成都一中高三的徐友漁受父親不名譽的背景所 苦，滿懷激昂的革命情感卻動彈不得，他一方面痛恨老紅衛兵目無章 法，另一方面又遺憾自己不屬於光榮的「紅五類」而無法追隨毛主 席： 我好長一段時間被這件事深深苦惱……恐懼被當眾命令摘取 像章的心情占了上風，我不敢在學校戴上它，但我又不甘心，決 不願意承認我連戴一枚毛主席像章的權利都沒有，於是我出了校 門就戴上它。這種偷偷摸摸的舉動，每一天都在提醒自己，我已 經低人一等了！17 人生光輝體現在革命洪流中：成為造反派紅衛兵（1966-1967 年） 1966 年 10 月發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徐友漁身分不 正確的問題豁然消失，當上造反派紅衛兵。1966 年 11 月，他參加校內 造反派「紅旗野戰兵團」（簡稱紅野），與成都地區新興的兩支對立 造反派─川大的「八二六」，以及除川大之外大學生組成的「紅衛兵 成都部隊」（簡稱紅成）互別苗頭，但立場較偏「紅成」，同為不贊 同「大破大立」的溫和派。徐友漁的工作是文攻論戰，他不認同當時 慣以聳動內容攻訐敵方的風氣，而認為應在行動前找尋理論依據，從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75。根本上探求與敵對組織的價值分歧，「我寧願繼續當理論家，而不願 意當這種宣傳家和鼓勵家。」18然而，卻少有人有深刻看法，對此他深 感灰心：「現實就是這樣令人沮喪，膚淺的東西總是大行其道，我不 能老是去和對方比蠱惑煽動的本領。」19 1967 年 2 月，川大「八二六」與「成都工人造反兵團」集結在軍 區外靜坐抗議，抗議軍區鎮壓軍內造反派，當時要求釋放，隨即遭中 央軍委會授權的武力鎮壓。儘管徐友漁不贊同參與靜坐的造反派，但 也對他們遭遇抱以同情：「我明確認識到，我與『八二六』派政見不 同，我始終反對把矛頭指向軍區，但是，這種規模的鎮壓，決然是不 對的。」20 1967 年 5 月 6 日，徐友漁自運動以來第二次目睹大型武鬥 的「五六事件」， 這時我見到了最悲壯無畏的場面。進攻者衝到主樓頂層平臺 上，揮舞大旗以示勝利……但從旁邊一樓上傳來槍聲……射手彈 無虛發，揮舞大旗者捂胸捧腹，應聲倒地，紅旗隨之跌落，但馬 上就有人撿起旗幟，繼續揮舞……這是精神上的較量，它當然不 是力量上的抗衡。21 崢嶸歲月：沉潛與復出的境遇流轉（1968 年初－ 1968 年中） 徐友漁因與「紅成」意見相左而有嫌隙，1968 年初，徐友漁逐漸 厭倦群眾間反覆、粗糙的武鬥。三月下旬，他搬到友人家中，避開武 鬥紛擾，潛心研讀。約同時，卻傳來中央抨擊「紅成」打倒劉張的做 法，並發布「三一五指示」強烈指責「紅成」是替右傾翻案，這猶如 宣判「紅成」死刑。徐友漁為保護戰友，與友人辦了一份《三一五》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117。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117。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104。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121。
戰報，宣示表明願意貫徹中央指示，並修正組織路線。然而如此既得 不到內部多數人諒解，又同時遭對立派猛追窮寇的打擊。灰心的徐友 漁半年後返校，局勢已起變化，而他不再是領導人物，因而躲過對事 件的追究。 造反派紅衛兵的終結：文攻武鬥一場空（1968 年中－ 1968 年底） 1968 年中，中共中央對各地文革運動進行連串指導與掃蕩。工宣 隊與軍宣隊先後掃蕩「紅成」與「八二六」，徐友漁也進入「鬥私批 修學習班」，進行無止盡的自我批判。面對瀰漫的肅殺之氣，徐友漁 再次出走，為時一個月的沉潛使他避過了挨批的浪頭，一次又一次奔 走逃亡撼動他從事革命的堅定心志，「我像個逃犯似的跑掉，我到底 犯了什麼錯？回顧自己在文革中做過的每一件事，我問心無愧。難道 不是毛主席教導我們『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嗎？」22 覺醒與反思：三年下鄉，七年為工（1968 年底－ 1978 年） 1968 年 1 月 25 日，徐友漁與同學前往綿陽地區安縣，落腳在東興 公社，一待三年。「新舊社會兩重天」、「貧苦農民翻身得解放」的 口號迅速破滅，徐友漁與同學們常懷著驚奇，交換所見所聞。除固定 勞動外，下鄉學習以村里的貧下中農為典範，體會「憶苦思甜」，一 起食用「憶苦飯」、進行「憶苦會」。23 徐友漁等知識青年利用知識技術的優勢，一年後組織了農業科技 小組，研製肥料，並脫離鄉間的勞動，享有更高工酬，甚至讓他得以 前往四川省圖書館借書、讀書。1972 年初，徐友漁回到成都當了七年 的鍛工，1978 年 3 月，徐友漁接到四川師範學院數學系錄取通知。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181。 「憶苦飯」是指舊社會（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如豬狗食一般難以下嚥的飯 菜；「憶苦會」則是讓農村內苦大仇深的老農民們回憶舊社會中，自己牛馬 不如的生活。
肆、回憶文革的超越式普世觀
張戎的《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與徐友漁的《驀然回首》大 幅記敘自己的文革經歷，均採用「超越式」的普世觀點完成之，意即 在回憶文革經歷時，以超越作者當時境況、超越任何時空條件的普遍 式觀點作為參照，對文革經歷做出評價，並從自身經歷提升到整個文 革的意義，不再涉及自己，以對文革進行全面式的、普遍式的責任分 析，一方面希冀忠實地呈現文革經歷時，二方面又藉新視野作為道德 批判的起點，呈現一代紅衛兵拒絕政治愚弄的宣告，是對自己篤信的 革命理想破滅的反省，是對過去謬誤的揮別與斷裂。超越式的普世觀 點在此形成的道德盔甲，保護作者「再進入」那段悲苦喜樂並存的崢 嶸歲月，正式面對文革中一切的罪惡進行指控─無論是群眾派系惡 鬥、毛澤東與四人幫狂妄的興風作浪，以及不容置喙的非人道暴力行 為。 透過能超越特定時空的價值論述，此種寫作引導讀者在其回憶中 形成對文革的是非論斷，將文革經歷與抽象普遍的道德論述相比較， 因此較一般回憶錄更帶有批判的色彩，甚至試圖一語道破文革中一切 的錯誤標的，足以協助讀者超越自己在判斷或追究十年文革對錯的責 任。張戎與徐友漁所謂超越式的普遍性觀點，專指字裡行間滿溢的 「人道價值」與「自由色彩」。以下歸納整理張戎與徐友漁在其文本 中的寫作特徵：第一，「控訴」作為進行回憶的道德盔甲；第二，貫 穿全文的普遍或普世主義式觀點。一、「控訴」作為進行回憶的道德盔甲：鮮明的是非論斷
一代紅衛兵的革命大夢：從滿腹熱情到到抑鬱難申 文革爆發前夕，在 1965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六周年的慶祝晚 會上，張戎望著天上絢爛的火樹銀花，熱淚盈眶地想著：「能生活在 偉大的毛澤東時代，我實在太幸運了！我不明白資本主義世界的孩子們沒有毛主席怎麼辦？」24革命爆發之初，張戎也試圖壓抑自己以符合 當時的紅衛兵身分，「我努力壓抑自己的『個人主義』思想，因為這 有違毛主席的主張。」25她也認為「思想一與毛的教導相衝突，就產生 一種愧疚感。」26當其他革命小將要求她這個「得意門生」動手攻擊哲 學老師時，她卻是倉皇而逃而不知所恃。「我以前所受的教育是要對 年長者有禮貌，但現在的革命好像要我們殺氣騰騰。」27當如此肅殺的 鋒芒指向自己家庭時，她更深感文革是「把人變成魔鬼」的恐怖活 動，而她也逐漸明瞭自己一家只是毛澤東在權力競逐上的一枚棋子， 當時中國無數的家庭先後扮演著與他們一樣的角色。 徐友漁也承認，文革中種種意識形態的口號，如「千萬不要忘記 階級鬥爭」或「爭奪接班人」，對涉世未深的學生有巨大的吸引力。 與《牛虻》如出一徹，主角揚棄了不公義的社會，冀求以與家庭的切 割來證明自己對革命的堅定情感，「用當時流行的話來說就是：『必 須脫胎換骨，重新做人。』」28然而當他成了造反派，在經歷了無數的 文攻武鬥之後，卻深感自己在實踐過程中，始終未能追求心中崇高的 革命理想： 我在文革中為自己編織了一個夢，一個理想的革命之夢。我 以為，文革是對舊世界中一切腐朽事物的掃蕩，是人類淨化自己 靈魂的一次大規模努力。我的行為意義，是和這種崇高目的聯繫 在一起的……但我在「文革」中幹的越多，我發覺原先的理想離 去的越遠。29 張戎，《鴻》，頁 209。 張戎，《鴻》，頁 224。 張戎，《鴻》，頁 224。 張戎，《鴻》，頁 226。 徐友漁，《驀然回省》，頁 26。 徐友漁，《驀然回省》，頁 171。
張戎與徐友漁在經歷過熱情卻虛偽的政治運動後，所恃的文革理 想禁不起現實的殘酷考驗，進而逐漸參透文革殘酷的本質。兩人此種 對革命精神從崇拜到渾然斷裂的「覺醒」，正是後來對文革加以撻伐 的根本動因。 毛澤東對政敵的殘酷迫害是文革形成的基礎動因 在兩人的文革回憶中，皆認為毛澤東是一手掀起文革巨浪的罪魁 禍首，四人幫為助紂為虐的爪牙，至於廣大無辜的人民，便先後成了 文革的犧牲品。張戎舉家正如是：「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毛澤 東努力建立他個人的權力體系，把所有像我父母這樣的犧牲品置於一 種前途未卜的狀況下和不斷的折磨中。毛澤東是不管受害人有多痛苦 的，人們不過是他棋盤上的車馬炮卒子。」30在林彪事件之後，她更深 刻體認到毛澤東對政敵殘酷的迫害程度遠超過她的想像，這也是她生 命中首次領略到：毛澤東必須為文革負責。31 而中學時期曾為造反派的徐友漁亦在革命夢想的破裂之後，逐漸 認知到文革中各地周而復始的殘酷鬥爭不過是中央政治迫害的副產 品，「在文革中，我和其他不少人早已看到政治鬥爭中充滿了欺騙和 殘忍。」32面對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曾任 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毛澤東接班人的林彪等人先後在文革中 遭到不同形式的批判，而一切的罪魁禍首都指向毛澤東及其爪牙時， 他更認為：「這難道是一個『偉大領袖』的作為，他不是發出過『要 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號召嗎？」33 張戎，《鴻》，頁 293。 根據中國官方說法，林彪試圖刺殺毛澤東卻事跡敗露，於 1971 年 9 月 13 日 畏罪潛逃，然飛機墜毀於蒙古境內的溫都爾汗，史稱「林彪事件」。 徐友漁，《驀然回省》，頁 228。 徐友漁，《驀然回省》，頁 219。
毛澤東對群眾政治立場反覆的界定致使群眾的不信任 1966 年底，毛澤東致函林彪，要求軍隊應該堅定支持革命「左」 派，林彪聞風而動，各軍區因此成立了「支左辦公室」，軍隊自始正 式介入地方的群眾運動。在號稱破除封建思想的文革中，群眾組織的 正當性竟需要此種「御賜」的手段來證明，群眾組織的「定性」更決 定了其是否可以汲取更多社會資源。1967 年 4 月底，與徐友漁親近的 造反派組織「紅成」被成都軍區封為「左」派組織，為成都地區唯一 的左派組織，對「紅成」群眾而言無疑得到一帖扶正旨，然而 1968 年 中共中央又發布「三一五指示」強烈指責「紅成」打倒劉張的口號， 「紅成」瞬間被「罷黜」為右傾組織，如此反覆之事在文革中屢見不 鮮。對此徐友漁認為： 地方「文化大革命」運動派系林立，不同組織之間的矛盾和 利益錯綜複雜，怎麼能確定誰是「左」派、誰是「右」派，支持 誰、打擊誰？當時能夠認定左派的只有中央「文革」和毛澤東本 人，但他們卻撒手不管，讓軍區去自行確定「左」派……他們天 然地和保守派心連心，決不會支持那些反對和衝擊軍政領導的群 眾組織。等他們大張旗鼓行動之後，中央又批評他支持錯了對 象，鎮壓了革命群眾。真不知這只葫蘆裡裝的是什麼藥？34 1967 年「五六事件」過後，中共中央聲稱要追查開槍的兇手。開 槍者的下場卻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而有天壤之別，「當造反派掌權 時，他們被逮捕法辦，判處徒刑：當造反者失勢時，他們被宣布護廠 有功。」35判斷人物、事件的是非判準並非根據證據，而是充滿人治色 彩、無法依賴其效度的政治狀態。 而 1966 年年底，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發布《無產階級文 徐友漁，《驀然回省》，頁 102。 徐友漁，《驀然回省》，頁 122。
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報告後，黨內外當權派即刻淪為「資產階級 反動路線」，是鎮壓群眾的罪魁禍首，而張戎舉家因而從堅貞的共產 黨高幹家庭陷入家道中落，對此張戎認為：「因為我父母是各單位的 領導，所以他們成了走資派。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突然 間，大大小小單位的領導都被譴責說是執行了『資本主義』或『反毛 主席革命路線』的政策。」36 由上三點對虛偽、殘忍與反覆的控訴，體現了張戎與徐友漁般曾 是紅衛兵的當代知識分子渴求某種真實的、人道的與一致的精神，並 在此精神上展現出對文革時代難以抑制的牽念與關懷，以及對政治迫 害、暴力行為無法消解的憤慨，他們在足以超越作者當時境況、超越 任何時空條件的普遍式觀點的道德基礎上，「再進入」文革經歷中做 出全面性的論斷。
二、以普遍式觀點進行超越式的文革回憶：人道價值與自由
色彩
人道價值是文革中至高的道德判準 首先，張戎與徐友漁為先後興起的老紅衛兵與造反派紅衛兵，兩 人對自身派系的暴力行為都表達了高度的厭惡感、冷漠與逃避的心 態。在所屬的隊伍中，張戎是同儕認為「看起來不夠積極」的老紅衛 兵，而徐友漁則為專門以文攻打擊對立的造反派紅衛兵，兩人皆對盲 目而殘酷的暴力行為敬謝不敏。 對張戎而言，毛澤東為了煽動群眾起身造反推翻黨內的當權派， 在「血統論」指引下，與張戎一般出身紅五類的高幹子弟率先在 1966 年 8 月組成紅衛兵隊伍，卻對所有因而發生的暴力行為視若無睹，對此 她認為「毛澤東為了營造他想要的恐怖和混亂情勢，故意放手讓這些 紅衛兵無法無天地幹。實際上，誰被打或打人，對毛來說，都無關緊 張戎，《鴻》，頁 222。要。」37 對徐友漁而言，他對武鬥的看法在書中亦是相當一致的，全然是 出自於自己對暴力行為的深惡痛絕，他直接了當地說：「我討厭武 鬥。」38有一次軍部欲利用與徐友漁親近的「紅成」打擊另一個造反派 「八二六」的據點，軍部甚至給了他們敵方陣營詳細的地圖，但是他 對此卻相當不以為然，面對可以打擊敵對陣營的利益在前卻渾然不為 所動，也或許是文革中行為者在參與運動過程中，逐漸對文革中反 覆、矛盾的政治口號和價值判準產生懷疑，而不願依附近利而成為過 河卒。對文革受難者，徐友漁也表達了超越階級的關懷：「我在窗外 看他們連剪帶扯地給 O（校內語文課老師）剃頭，那剪刀的嚓嚓聲就猶 如在我心上絞動……每當我迎面看見被剃了頭的師長們，我都儘早閃 開或把頭偏開，我不忍直面他們，我不敢仔細打量他們。」39 除了對暴力深惡痛絕的態度之外，其次，徐友漁由於出身不佳因 而在文革初始被剝奪其政治權利，命定意味濃厚的血統論無庸置疑地 扼殺了滿腹熱情的革命青年。徐友漁認為： 我多次學過毛澤東的《實踐論》和《青年運動的方向》，毛 澤東告訴我們，實踐是檢驗一切的準繩，看一個青年是否願意革 命，唯一的標準就是看他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同工農結合。既然 如此，表現就是唯一的判斷標準，與出身有什麼關係呢？40 因此，有幸成為造反派紅衛兵對他而言更帶有公平、平等的「人 道啟蒙」意涵，在 1966 年底造反派紅衛兵興起之後，他終於突破了來 自家庭的枷鎖：「思想上的枷鎖一旦去掉，人們的良知、價值標準和 張戎，《鴻》，頁 222。 徐友漁，《驀然回省》，頁 125。 徐友漁，《驀然回省》，頁 59。 徐友漁，《驀然回省》，頁 35。
經驗事實馬上一致起來。那些自我反省，那些自我懷疑和否定，通通 是受騙的結果。人民要重新做人。」41 以普遍觀點的人道價值從而進行對暴力、不公的批判，其正當性 已經決然超越了出身、階級與派系，而是一種具有普世觀點的人道關 懷，此種關懷如張戎所抗議的：「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我目睹人們因 說『謝謝你』而遭攻擊，說是『資產階級的虛偽』，文明禮貌就快滅 絕了。」42此種超越的普世價值亦讓徐友漁這麼一位曾在文革中熱血沸 騰的革命青年，能在複雜的派系鬥爭中闡明心志，作出如此堅定的宣 示：「我恨那些瘋狂的劊子手、殺人犯，不論他們屬於哪一派。」43 「即使在那意識形態強化到了極點的時代，人們也並未完全喪失對於 人性完善的追求。」44對此二人而言，對人性的捍衛與關懷不需依恃任 何超乎理性、人性的判準，而緊緊依附著能夠成為超越任何層次的普 世道德判準完成之，這無論在何等政治境況中都是自明之理，在文革 中更是如此。 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疏離感書寫 張戎與徐友漁先後成為引領初期文革的革命小將，1966 年底先後 於北京天安門接受毛澤東的接見，但是兩人不約而同地在字裡行間表 達對接見儀式當中失序的不滿，更表達了接見當時兩人心中的「疏離 感」，這疏離感迥異於自己早年對毛澤東的崇拜，卻是在人生中最接 近偶像的一刻才形成。 1966 年 11 月，張戎與其他紅衛兵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接受毛澤東的 檢閱，對自小生長在良好生活條件的張戎而言，這趟從四川到北京的 旅程是異常艱苦的：爆滿的火車、紅腫的關節、糧票被扒、飢餓寒 徐友漁，《驀然回省》，頁 90。 張戎，《鴻》，頁 226。 徐友漁，《驀然回省》，頁 170。 徐友漁，《驀然回省》，頁 160。
冷、筋疲力盡、衛生條件極差，張戎前後為時一個月的殷殷期盼最後 只換來毛主席的一個背影，因而致使對偶像的破滅感，她形容： 我看見毛澤東寬大結實的背影，右手正穩穩地揮動著。一眨 眼間，他就從我的視野中消失了。這就是我朝聖的全部？這麼久 的艱苦等候換來就只是瞥見他的背影？太陽似乎失去了光輝，周 圍呢，紅衛兵還在又跳又叫……生命彷彿失去意義，一個念頭閃 過腦海：也許我該自殺？45 而徐友漁在受到檢閱時，亦認為： 這次在天安門接受檢閱，我內心有一種不安與自責。我在廣 場上並沒有達到熱淚盈眶、熱血沸騰的地步。而在此之前，我看 每一部關於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電影，鏡頭裡的紅衛兵莫不是如 醉如狂欲仙欲死。但我那天的表現和感覺怎麼和原先設想的大不 相同呢？莫非是我對毛主席的感情還未達到應有的程度？我不敢 想下去。46 1966 年，兩人尚為熱愛黨的革命小將，張戎舉家尚未中落，徐友 漁更力圖擺脫家庭背景，爭取成為正統的革命小將，且兩人尚未下鄉 勞動，但卻在最接近偶像時表現出如此的疏離感，是為回憶錄中饒富 意味的書寫模式。兩人記錄自己對文革欺騙的第一次參透，以及對文 革偶像的疏離，在在顯示出兩人在選擇、呈現自己的文本之前，先解 讀自我參與文革的意義，再進行的回憶書寫，於是能對偶像崇拜的現 象進行檢討，進而回想起對接受召見的條件應予挑剔的餘地。此種的 書寫帶有已然身在文革之外的「自由」色彩，自是兩人倚仗普遍式觀 點「再進入」文革經歷時，所自然呈現的自由式解放書寫，將自身從 張戎，《鴻》，頁 256。 徐友漁，《驀然回省》，頁 84。
當時瀰漫著對毛澤東的偶像崇拜解放出來。 透過自由、民主、法制引領中國進步 張戎與徐友漁在回憶錄中都提到對西方「難以置信的自由」的憧 憬，張戎首重西方國家對異己的寬容：「我心想這正是我想生活的社 會！我開始認識到正是這種對反對派、抗議者的容忍，才使西方不斷 進步。」47而 1978 年，她在接到取得系上唯一一個留英名額時，更希 望自身的幸福能擴及全中國：「現在看來中國正在變得更開放與公 正，我焦急地希望變化得更快，讓全國的人都一樣幸運。」48徐友漁亦 認為中國必須實行真正的民主，而非文革中假意的民主： 民主是一種平等的權利……如果一方可以任意地、不負責任 地揭露另一方的一切……而另一方卻不想有同樣的權利……那 麼，這種大民主不但對少數「走資派」不公平，而且對大多數群 眾也只能起敗壞作用。49 文革後的民主實則服膺「道德復興」的潮流：「中國應該有一個 道德復興的潮流，民主的潮流和它是不可分離的。問題不在理論方 面，而在實踐。」50 在這般的思想脈絡下，人不應當用似是而非的論證、理論矇蔽自 己的良知，所謂歷史的必然性並不能成為剝奪人性的藉口，人應當相 信自己的直覺經驗並忠於真實境況帶來的啟蒙與指示，而對未來幸福 的創造與實踐自是人性中無法抵制的部分。縱觀兩人在文革後的發 展，都先後接受大學教育與海外進修，出於擺脫、面對、掌握文革意 義的動機，進而在自身的新生活中，強化了深邃而隱匿地要回到文革 張戎，《鴻》，頁 396。 同註 6，頁 425。 徐友漁，《驀然回省》，頁 227。 徐友漁，《驀然回省》，頁 230。
現場的意念。對張戎與徐友漁而言，中國人真正的幸福，也只得存在 於享有自由、民主、法制的時候，這也是他們相信避免文革悲劇重演 的唯一之道。
伍、「超越式」論述的身分意涵
兩位作家在出版回憶時一共經歷了至少四種身分：文革時的老紅 衛兵或造反派的角色、文革後英國或中國的國籍、寫作時自由作家或 教授的身分、出版者的海外或國內據點（請見表 1），可以看出他們之 間的相似性在於文革角色，因而可以推論他們寫作文革回憶角度的相 似性，與文革時的角色關聯性較大，與作者寫作時身在國內或海外的 關聯性較小。 表1 從四個分析向度對超越式寫作策略的理解 超越式作家 的各種身分 作家 文革角色 作家國籍 寫作身分 出版地區 張戎 老紅衛兵 華裔英籍 自由作家 香港、英國 徐友漁 造反派 中國籍 中國學者 鄭州 來源：作者自行整理。一、文革角色
張戎：不畏矛盾而投身為老紅衛兵 四川成都四中於 1966 年 8 月 16 日成立了紅衛兵隊伍，出身良好 的張戎形容自己的加入不僅出於自願，更是樂意至極。雖然九月時， 張戎父親即因出任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而成為造反派攻擊目標，受 到省領導的短暫隔離，然而，此等矛盾並無損她加入紅衛兵隊伍的決 心，「儘管這幾個月來在學校、家裡發生的事使我覺得厭惡和恐懼， 但我從來不會想到要怪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毛主席在我心中是個 神，我是想也不敢想他會錯的。」51因此，她在九月下旬便毫不猶豫地加入這支象徵革命精神的光榮隊伍。 徐友漁：以理論實踐革命理想的溫和造反派 文革初始，「家庭出身」鉗制著徐友漁，他受拒於成都一中的老 紅衛兵隊伍，連佩戴毛主席徽章都被剝奪，對此他深感困惑而遺憾。 但 1966 年 10 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興起，毛主席的革命 路線被歸之為「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對此他認知到：「人民要重 新 做 人 ， 這 既 是 發 自 內 心 的 要 求 ， 又 是 毛 主 席 革 命 路 線 代 表 的 真 理。」52於是他投入造反派：加入了「紅野」，直至中共中央對各地文 革運動進行掃蕩而止。面對殘暴而粗鄙的文攻武鬥惡習，他決然不予 認同，認為群眾運動應由對革命理論的透析出發，方能理解各方價值 與利益的分歧。他寧可當睿智溫和的理論家，而非煽動人心的蠱惑 者。
二、作家國籍
張戎：華裔英籍作家 張戎於 1979 年於英國約克大學攻讀語言學，至 1982 年取得語言 學博士後，先後成為英國白金漢大學(University of Buckingham)、華 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榮譽博 士。其後結識歷史學者哈利戴(Jon Halliday)，53兩人於 1991 年完婚，即刻取得英國國籍，同時被動放棄中國籍。54
現定居於英國諾汀山(Not-ting Hill)。
張戎，《鴻》，頁 239-240。 徐友漁，《驀然回首》，頁 90。
哈利戴(Jon Halliday)、張戎合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一書，請見 Jung Chang &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Random House, 2005)。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九條，當中國人民加入外國國籍之時， 「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
徐友漁：中國哲學學者 1988 年夏季，徐友漁自牛津大學歸國後，即任中國社科院哲學研 究所之研究員至今。他專精於當代西方哲學，回國後致力當代中國現 實議題，對此轉折，他自認與文革背景有關，「文化革命一開始我是 非常狂熱的，但很快就醒悟了，感覺上當受騙了。上當受騙總要問個 為什麼，所以在接下來的 12 年裡，我一直在讀書，非常刻苦地讀書， 試圖尋求答案。」55他體會到「一頁歷史遠大於一卷邏輯的重量」，文 革的始末因果在他心中是逐漸澄明清晰了。
三、寫作身分
張戎：海外自由作家 張戎之《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寫作於 1989-1991 年，於 1992 年於香港出版，英文版幾乎同時發表。張戎雖為海外自由作家，多次 在書中對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權發出深切的讚嘆，甚至她在批判共 產極權時更是不遺餘力，56但她毫不掩飾對中國濃烈的情感：“I loveBritain, I’m very happy here but I feel perhaps my heart is still in China.” 英國公民的身分，是為追求自己所需的生活而來：“I don’t pass judgment on the British, people always look for a better society.”57 英籍的張戎，如此不對英國社會作出任何價值判斷，卻懷抱著對中國 文化、血統上的情感，在赤腳行過文革的千山萬水後，遙望遠方。 劉天時，〈徐友漁關注平等與公正〉，《南方人物週刊》，2005 年 10 月 19 日，<http://www.nanfangdaily.com.cn/rwzk/20051019/gg/200510300039.asp>。 她從中蘇關係、政治謀略、成長背景、愛情態度等內外觀察對毛澤東作出了 全面性質的劇烈批判。
Jung Chang, “Author Interview,” HarperCollins Australia, September 30, 2007, <http://www.harpercollins.com.au/author/AuthorExtra.aspx? display Type=interview&authorID=50000269>.
徐友漁：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學者 徐友漁之文革回憶錄《驀然回首》發表於 1999 年，以滄桑文學之 方式呈現。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著名研究學者，從事文革研究及秉持 自由主義的兩個堅持，無不挑戰著學術獨立的可能。尤其是：「在相 當長時間，我在社科院是很紅的人，被認為學術前途無量。但後來， 因為我的研究方向，因為我的一些不合時宜的立場，我成了個邊缘人 物。58徐友漁的專業領域雖為當代西方哲學，但是中國是他最終的關 懷： 我可以成為一個很優秀的學者—事實也如此，甚至在國內當 某個領域的學霸，然後在世界範圍內，相當於英國牛津的一個講 師。但問題是牛津不需要我這樣的講師，我這樣的講師西方多的 是。而對我最終的抱負所在—中國的現實和未來，我離得又遠了 點。我需要和中國的現實更近一些。59 正是基於對文革專注與執著，此等「邊緣人物」更是屢屢突破現 實身分的羈絆，犀利地剖析各派紅衛兵崛起之因、興衰過程與其幻滅 覺醒，60真誠地對文革時代中的個人謬誤懺悔： 我中學時有個對我很好的校長，在文革期間，被整得死去活 來，工作組通過我來整她，我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後來， 我就覺得必須找到她當面道歉。但是拖來拖去，當我真的回到四 川找她時，她已經去世了。這是我終生的遺憾。61 徐友漁，〈徐友漁關注平等與公正〉。 徐友漁，〈徐友漁關注平等與公正〉。 關於對造反派紅衛兵的研究內容，請見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香 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年）。 蔡明芩，當面訪談，徐友漁，徐友漁自宅（北京），2007 年 9 月 10 日。徐 友漁與筆者進行訪談亦有談及相關問題，直接了當地說：「我做了很多錯 事。」
四、出版地區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
中文版《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發表於香港，由香港天地圖 書有限公司出版；英文版 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 發 表於英國倫敦，由 Simon & Schuster Adult Publishing Group 出版。
《驀然回首》 發表於中國大陸，由鄭州的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陸、普世觀點的挪用
一、對文革身分的切割、保護與療慰
張戎與徐友漁的超越式普世觀點，其內涵首先是人道價值，故反 對任何形式暴力，以此回到文革，在更宏觀的層次上理解文革產生的 原因和意義，進而形成對暴力、不公的道德批判。他們先後為老紅衛 兵與造反派，對自身派系的暴力行為表達高度厭惡、冷漠與逃避，藉 由回憶宣告與文革「決裂」。如此超越特定派系觀點「再進入」文 革，其道德正當性超越任何出身、階級與派系，而代表一種自外而內 凝視的普世人道關懷。兩人對文革責任分析時，都選擇了不涉及自己 的角度，從而不受限於自己在文革時的角色，從文革以外的道德論述 出發，以助作者在事過境遷後，仍可宣告對政治愚弄的拒絕，並安全 地揮別過去的謬誤，甚至療慰了逝去的不枉青春。誠然，回憶中不可 避免勾起不忍卒睹的片段，但在普遍價值的道德盔甲支持下，如此正 面回顧自己的文革角色，成為一代紅衛兵撰寫回憶錄時的重要策略。二、基於現存身分的有意識選擇
此種寫作策略反映兩種身分上的需要，一則來自前述之「文革身 分」，一則又受「現存身分」的影響。張戎自 1979 年攻讀語言學始長 居 英 國 ， 更 取 得 英 籍 ， 是 為 得 以 暢 所 欲 言 的 現 實 條 件 ， 事 實 上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在香港之外的中國各地都遭查禁。一國 兩制隔開的香港，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殖民背景與社會文化意識而 成為特殊的政治區塊，在言論、出版方面，是為海外異議分子絕妙的 政治庇護場所，亦是西方知識界用以窺探、交流中國之橋樑地。 徐友漁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包括《驀然回首》在內關於文革之相 關「主要科研成果」62與出版單位有如下 17 筆： 〈西方學者對中國「文革」的研究〉，《二十一世紀》（香 港），1995 年。 〈再說「文革」中的造反源〉，《二十一世紀》（香港）， 1996 年。 〈告別「文革」〉，《青年報刊》（北京），1996 年。 〈「文革」群眾運動的虛偽性〉，《亞洲周刊》（香港）， 1996 年。 〈「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行為動因的調查和分析〉，《中國 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6 年。 〈「文化大革命」三十年祭〉，《焦點雜誌》（深圳），1996 年。 〈關於「兩個文革」說〉，《中國研究》（香港），1996 年。 〈「文革」中紅衛兵的派別鬥爭〉，《中國研究》（香港）， 1996 年。 〈 異 端 思 想 和 紅 衛 兵 的 思 想 轉 向 〉，《 二 十 一 世 紀 》 （ 香 港），1996 年。 〈知青經歷和下鄉運動〉，《北京文學》（北京），1998 年。 〈紅色年代的恐怖〉，《華夏文化》（香港），1998 年。 《1966 年：我們的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1998 〈徐友漁〉，《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2008 年 7 月 16 日，<http:/ /philosophy.cass.cn/facu/xuyouyu/xuyouyu.htm>。
年）。 《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北京：中國文聯，1999 年）。 《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年）。 《驀然回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西方學者視野中的中國紅衛兵〉，《社會科學論壇》（河 北），1999 年。 〈懺悔是絕對必要的〉，《南方週末報社》（廣州），2000 年。 其中第六筆出版於深圳、第 10、12、13 筆之「中國文聯出版社」 於北京出版、第 15 筆之「河南人民出版社」於河南出版、第 16 筆之 《社會科學論壇》於河北出版、第 17 筆之《南方週末報社》於廣州出 版，其餘九筆皆於香港出版發行。值得一提地是，《青年報刊》雖為 北京發行，但其 1995、1996 年間的文革專題（含徐友漁〈告別「文 革」〉一文）在 1996 年 5 月遭勒令停止。徐友漁乃多次於香港《二十 一世紀》、《開放雜誌》、中發表文革相關論述。其中在〈文革研究 從西方回到中國〉一文中，他不僅認為文革研究的重鎮已回到中國， 更點出香港中文大學作為文革研究基地之重要性。香港，作為一個中 國本地之外，言論、出版相對自由之特殊的政治區域，而成為中國學 者對國家敢言直諫之地。在海外異議庇護所、中西文化橋樑之外，構 成香港的第三種意義。
三、文革敘事主體的再回歸
文革敘事主體從海外文革研究進入中國文革研究，再由文革研究 回歸到親歷經驗與回憶敘事，過程蘊含兩種意義。首先，文革研究作 為西方知識界觀察中國的對象，無論是脫胎馬克思主義或自由主義， 都試圖將文革經驗收編於普世性律則的知識框架中。這樣的知識框 架，無視於他者作為「他者」的意義，理論概念羅列精美，經驗事實 卻不免匱乏，故中國學者的挺身而出就顯的格外重要。在第二個意義之上，文革回憶敘事的出現，富涵個人身分哲學的歷史經驗，以道德 律令賦予回憶新意義，反射出書寫者們基於身分流轉所選擇的書寫策 略，超越了在有限經驗中抽取一般結論的誘惑，也避免情馭於理的直 觀書寫。 值得注意地是，張戎與徐友漁在身分上最主要的共同點，是他們 都是紅衛兵。相較於其他受害慘烈的季羨林、楊絳或巴金等人而言， 紅衛兵在心態上曾經屬於追隨毛主席的加害者，但是反而加害者比受 害者更容易選擇普世律令來回憶文革，說明在實踐中，西方自由主義 的批判性其實具有某種與自由主義不直接相關連的作用，亦即提供了 一個由外而內的視角，協助回憶者擺脫文革的情境，且加害者比受害 者更需要這樣的作用，用更宏觀的角度指出責任所在，從而可見，看 似加害者的他們，其實也同是受害者。自由主義與人道關懷的敘事介 入了文革的回憶，而回憶者回到文革的同時，則開展了自由主義在西 方所不具備的身分策略意義。
四、文革回憶策略的開放性
切割並不是每一本文革記憶的書寫策略，比如文首提到的季羨 林、楊絳兩人便未採取切割的方式回憶，因而在他們的回憶中，沒有 任何跳出文革經驗進行評價的意圖。楊曦光雖然帶有批判性，但仍然 在回憶時融入各種文革身分，並未只是採取由外而內的道德角度，或 只以事後評價的方式回憶文革。回憶者在當下有兩種身分選擇，一種 是現存身分，另一種是文革時的身分。回憶者當下在這兩種身分中有 選擇的餘地，徐友漁與張戎都選擇在現存身分中回憶，不像季羨林、 楊絳或楊曦光那樣，選擇在文革身分中回憶，或兼採兩種身分。最 後，由於徐友漁與張戎在現存身分中回應，反而反省出他們在文革中 所曾經居於的加害者角色，其實仍是受害者。這一點作用，在非加害 者的回憶中則未見突顯。可見，身分策略的選擇並不是必然的，因為 有身分策略選擇的空間，所以不同論述策略所產生的效果也就不同。本文指出徐友漁與張戎兩位的敘事方法，是採取普遍式觀點，這 種觀點的效果在於能幫助迴避自己文革中的身分，對文革保持距離， 因此並不涉及評價他們的普遍式觀點有何內容，或許讀者可以認為他 們是依附在西方的價值觀中，更或認為所謂普世價值觀未必普世。本 文的意旨不在於他們觀點是否耳熟能詳或是否真的是普世超越，本文 的意旨在於，他們所採取的觀點與他們的身分意識有關，自由主義之 所以吸引他們的未必是自由主義的內容，而是自由主義的普遍式訴求 風格。其結果，即使這種訴求其實在文化或歷史上充其量是西方的， 而不是普遍的，也因為徐友漁與張戎二人的借用，而得到原本不屬於 自由主義或普世主義的意義。 （收件：2008 年 9 月 1 日，修正：2009 年 10 月 22 日，採用：2009 年 10 月 23 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徐友漁，1999。《驀然回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徐友漁，1999。《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張戎，1991。《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臺北：中華出版社。 專書論文 印紅標，1997。〈紅衛兵運動的兩大潮流〉，劉青峰編，《文化大革 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231-248。 宋永毅，2001。〈說不盡的文革和被禁錮的文革研究〉，宋永毅等合 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社。總導言。 期刊論文 金楓，2006/6。〈文革四十週年，兩個研討會〉，《爭鳴》，第 344 期，頁 85-86。 高默波，2000/4。〈文化大革命及史論方法：評回憶錄〉，《香港社會 科學學報》，第 16 期，頁 151-166。 網際網路 2008/7/16。〈徐友漁〉，《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http://phil-osophy.cass.cn/facu/xuyouyu/xuyouyu.htm>。 劉天時，2005/10/19。〈徐友漁關注平等與公正〉，《南方人物週 刊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rwzk/20051019/gg/200510300039.asp>。 訪談資料
蔡明芩，2007/9/10。當面訪談，徐友漁，徐友漁自宅（北京）。
英文部分
專書
Chang, Jung & Jon Halliday, 2005.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Random House.
網際網路
Chang, Jung, 2007/9/30. “Author Interview,” HarperCollins Australia, <http://www.harpercollins.com.au/author/AuthorExtra.aspx? display-Type=interview&authorID=50000269>.
Transcend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i-versalism as Red-Guard Hindsight
Ming-chin Tsai
(Research Assistant, Thoughts and China Curriculum,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h-yu Shi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Among many narrating strategies of writing memoirs of one’s Cultural Revolution experiences, the use of universalism i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since universalism comes from the English world and is presumably unfamiliar to the Chinese narrators. Especially for those once Red Guards, who used to inflict “class enemies”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the adoption of a universalistic discourse may assist in achieving a retrospective standpoint that places the narrators somewhere external to their role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addition, such a discursive strategy could hold Mao Zedong responsible for abusing the loyalty of Red Guards in him and to that extent release Red Guards from guilt of following him blindly.
Keywords: Cultural Revolution, Jung Chang, Xu Youyu, Memoir, Liber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