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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愚之際:朱熹注《論語》「甯武子」章

義涵再探

吳 冠 宏 東 華 大 學 中 國 語 文 學 系 提 要 本文以朱注「甯武子」章的義涵為討論對象。相較於遠儒近道之魏晉人「詳愚 」「晦智」的解說,朱注不論就詮釋地位或影響層面而言可謂更形重要,但其注文卻 存在著「朱子自注」──「不避艱險」與所引之「程子曰」──「沈晦」的詮釋差 異,遂造成歷來理解朱注的盲點與糾結之所在。 故本文試圖由此矛盾所形成的問題意識切入,並以《朱子語類》作為《集注》 的理解支援,發現二愚之間存在著援引並進、輾轉交映的密切關係,朱子並非僅以 「不避艱險」為甯武子之愚,他也注意到甯武子「沈晦」的一面,兩者不可偏廢, 亦不能執於一端,甯武子之不可及,便在能巧妙地展現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愚」,可 見二愚之間若能尋求一適切的關係定位,當可掘發朱熹並置此二愚的微意,為「甯 武子」章的理解打鑄了另一鎖鑰。 本文並將此二愚置於中國儒道兩家思想的文化視域來加以察照,一則探尋朱子 綰合此二愚之思想史的理解背景,一則從此二愚間「界」「會」之所在,揭示儒道兩 家智慧各有擅場卻又互為支援的微妙關係,如此本文以「甯武子」之「人物形象」 義涵的詮釋來探入的方式,也能為學術思想史的討論提供了一方法學上的進路。 關鍵詞:甯武子、愚、朱熹、沈晦、不避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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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愚之際:朱熹注《論語》「甯武子」章

義涵再探

一 緣起

《論語》中記載不少孔子對人物的品評,這些品評雖然簡短,但是其中常涵有 深義,可以說是孔子藉以傳道授業的形態之一,而今伴隨著《論語》的流傳與孔子 深遠的影響,這些歷史人物遂更能烙印於千古人心之中。如以殷有三仁,稱賞微子 、箕子、比干(〈微子〉);謂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美伯夷、叔齊乃「不念舊惡,怨是用希」的賢人(〈公冶長〉),贊管 仲「如其仁,如其仁」(〈憲問〉),又指責其「器小」、「不知禮」(〈八佾〉)……等 ,而《論語》中的人物品評雖往往僅是孔子口授言談間的隻言片語,卻每關涉到孔 子的思想內涵與價值體系,加以《論語》作為經典的存在,又成為後人資取咀嚼、 融舊揚新的文化場域,而在不同的歷史境域與思想背景下,對於孔子品評的人物, 自會形成相異的理解,即使如私淑孔子之大儒──孟子,對於管仲的看法也不盡然 與孔子的意見相吻1 ,可見對於孔子所提點的歷史人物於後世所形成的一系列詮釋, 實不可小覷,若能一窺其間的錯綜變化,並由此現象體察深究其因,進而掌握其來 龍去脈,也未嘗不是理解學術發展與思想變遷的進路。 在西學引進後,學界研究中國思想史或哲學史,總是從重要哲學觀念及其轉變 的闡發來切入著力,試圖以西方哲學的邏輯概念與客觀細密的辨析方法一窺中國思 想的奧祕,這種援引西學之法以建構中國思想圖式的成績亦大有可觀。不過筆者有 意藉由人物形象之義蘊的演變探入,此雖不若觀念入手般明確精準,卻可經由深透 形象所湧現的生命渾全感,一改觀念所可能形成的冷澀與枯槁,說不定更接近中國 人的思維特質與生命原相,或可為思想學術的討論方式另闢蹊徑,並進而使「人物 形象」跳脫傳統史傳與小說領域的制約,在思想與學術的新園中滋養再生,活出另 一片天地。 1 孟子力辨王霸,對於佐齊桓公的管仲,未能輔之以王道的理想,大有微辭,可參見《孟子.公孫丑 》第一章,此與孔子稱贊管仲相桓公霸諸候一匡天下為「如其仁,如其仁」便自有異,孔子對管仲 的批評,主要是站在「禮」的角度,孟子則是標舉王道而視五霸為「三王之罪人」(〈告子〉7),依 此脈絡下,管仲之功亦無足稱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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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魏晉人詮釋「甯武之愚」的義涵試探〉一文2 ,便是秉持這種體認來進行 的,孔子一句「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豈可小觀,在歷來的詮釋現象中可說以魏晉人的理解最堪玩味,故拙作以《左傳 》所記甯武子的事跡及《論語》中孔子揭示「甯武之愚」的評點為發軔,進而從魏 晉人的《論語》注說及以「甯武子」為喻的品鑒事例探入,使「甯武之愚」作為側 知魏晉思想文化之特質及學術變遷的線索,並援引朱熹所解來比對,以凸顯儒、道 思想影響下對孔子評賞的歷史人物所形成的不同回響。拙作由於側重在探討魏晉時 人理解的「甯武之愚」及由此所反映出來的時代殊趣,是以對於朱熹的意見,僅作 為比對的參考,尚未進行整體的關照。實則,相較於遠儒近道之魏晉人「詳愚」、「 晦智」的解說,志承道統、於儒門每有深會的朱熹,對於「甯武子」章的注解,不 論就其詮釋地位或影響層面而言,皆當是更值得注意的參考線索,故在此先將此章 朱注全文引之於下,以便做進一步的討論: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 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 其間,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 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3 這段注文大體上可以分成二個部分,前半部分乃朱子自注,後半部分則是朱子 引程子語,兩者在字數上雖有多寡輕重,但朱子對於程子語引而未發,可見此即使 非朱子本人的意見,至少朱子對程子語當是並無異議才是4 。拙作曾對朱注前大半部 文字加以體察發揮,並援引《朱子語類》 相涉意見,藉此比對魏晉「詳愚」、「晦智 」之說,以觀晉宋之別,但對於朱子注文末所引之程子的意見,卻闕而不論,這的 確是有待商榷的,畢竟從字面上看來,程子「沈晦以免患」的說法,不僅與前大半 部朱熹注文所解之「不避艱險」有別,表面看來反而與魏晉人所解較為接近,若朱 注有拙作所謂「力挽舊說之弊,並希望弟子能真明甯武之愚,學習這種剛勁行義, 勇於自任以渡危濟艱的精神,而非魏晉人順時委蛇,只求避禍的行徑」的用意5 ,何 2 參見拙作〈魏晉人詮釋「甯武之愚」的義涵試探──兼論與朱熹所解之比較〉,《中國文學研究》第 十一期,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7.5。 3 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公治長》「甯武子」章注。 4 綜觀《集注》體例可知,對於所引他注,朱子若有不同看法或補充意見,則每以「愚按」、「愚謂」 標出。 5 同註2,頁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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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注末又補上程子的意見以自亂陣腳呢?對於甯武子之愚,朱子在理解上又當如 何安頓此二愚──「不避艱險」之愚與「沈晦」之愚──之間所存在的矛盾呢?筆 者尤其疑惑的是,朱熹對於《集注》煞為用心,自謂「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 、「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 子」6 ,其自信期許若是,且《集注》引用前人諸說,每能不囿於門戶之見,向來為 人所稱道,是以縱使他服膺程子,也當非無端妄採才是。如此看來,朱子自注與程 子語之間當如何綰合便成了理解朱注整體義涵不可或缺的課題,相信對於「甯武子 」章亦能產生進一步的詮釋效應,若果如是,方不負朱子字字心血,對於拙作因側 重魏晉人的理解殊趣及晉宋之別而於朱注不免犯有重此略彼的偏失,也能稍有彌補 。 由於「甯武子」章所涉及的乃一真實的歷史人物,若要追索或具體呈顯甯武子 這個人,本宜將其史料作較為整體的展現,使人能透過文獻進入所論之人物的歷史 經驗與面貌,唯本文之用意在朱注「甯武子」章的義涵,故在此僅簡單述說《左傳 》所記之有關甯武子的事蹟,再就歷來對朱注「甯武子」章的意見入手,以凸顯本 文的問題意識。進一步則試圖尋繹「不避艱險」與「沈晦」二愚之際,以豁顯二愚 間「界」與「會」之所在,也就是探求二愚之交界線與會合處7 。就朱注而言,即是 建構「朱子自注」與「程子曰」之間的關係,為朱注全文提供一理解的潛在結構與 理序,進而從此關係結構再探朱注「甯武子」章的義涵,期能掌握歷來理解朱注的 盲點與糾結之所在,並與孔子品評人物的價值意識與角度作一對應,以完成透過對 朱注的再詮釋以照映《論語》「甯武子」章的嘗試。

二、歷來對朱注「甯武子」章的討論

歷來對朱注「甯武子」章的討論,大致可歸為兩類,一是關於甯武子是否曾仕 文公的問題,而此亦牽涉到「邦有道」、「邦無道」的解釋,二是對朱子注甯武子之 「愚」的恰當性提出質疑。本文之重點雖在其二,但兩者之間仍略有關涉,故將一 併討論之。在此則先就甯武子其人其事略作說明,依據《左傳》所載,甯武子乃春 秋衛國大夫,衛國周旋於晉楚兩強爭霸之際,處境甚窘,成公與晉結怨而遭致國人 放逐,甯武子即在此背景下,隨侍成公出奔,乃至職納橐饘、貨醫薄酖,歷經諸多 艱險危難,終使成公圓滿復國8。成公復國後,甯武子輔政,使衛國平安渡過三十多 6 轉引自錢穆《朱子新學案》四,頁204,三民書局。 7 在此,「際」有「界」(小爾雅廣詁:際,界也)與「會」(說文十四下:際、壁會也)二義。 8 關於甯武子保身濟君的事跡,《左傳》載「(僖公廿八年)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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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成公之世,都不至於遭受大禍害9 。綜觀《左傳》所載甯武子之行誼事跡,於 衛國於成公可謂盡忠竭智,連晉人亦「謂甯俞忠而免之」10 ,從其「武」之諡號觀 來,「剛彊直理」即是對其一生德誼之評斷11 。 由上述簡要的說明可知,《左傳》所 載甯武子的事蹟皆在成公之時,如此為何朱子卻說「武子仕衛,當在文公、成公之 時」呢? 清毛奇齡即以周制公族,父老子繼,父子不同朝,來攻朱子解甯武子仕文公為 誤的問題12 。然而閻若璩、全祖望卻以春秋時「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來反駁之13 。 可見對於甯武子有否「仕於文公」的問題,清儒每有爭議,並常以考證的方法來支 援其說。實則朱注雖以闡明義理為要,其「仕於文公」的說法也當非無中生有或末 顧及史實而來,或許周制禮法如毛所言,但在春秋之世,諸國唯才是用,不再恪守 禮法,是以甯武子未嘗不會與父甯莊子同朝仕文公,而甯武子首先見於《左傳》是 在衛成公三年,《左傳》所載皆大事,是可說甯武子擔衛國重任在成公三年,但在成 公三年之前不盡然必無從政經驗,否則何能立即輕受重託?且《史記.衛康叔世家 》云:「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是文公勤政愛民 ,在衛世代替亂之際,可說是一有道之君,惜至成公初立,國家便多事,而此可能 即是朱子所謂文公有道之所據。若依朱子所說,邦有道為文公之時,「文公有道,而 武子無事可見,此其智之可及也」,此「智」即為一般士大夫治理眾務之能;然持異 者卻認為「無事可見,又安見其知乎?」,故主張邦有道與無道,皆當自成公言之, ,士榮為大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置諸深室, 甯子職納橐饘焉。……(僖公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納玉於王 與晉侯皆十殼,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至於衛侯失國始末,可詳參《左傳》僖公廿八年的相關記 載。 9 竹添光鴻《論語會箋》載「成公立未終喪,即遭晉伐,倉皇出走,其失策全在即楚殺弟,幾至覆亡 不保,亦但可為無道。時自賴橐饘之從,克濟大難,爰及反正,而享祚三十餘,屢同諸侯之好,罕 被大國之兵。」頁319,廣文書局。 10 見注8。 11 見《論語》(十三經注疏)卷五,邢昺疏,頁四五,藝文印書館。 12 毛奇齡云:「武子未嘗仕衛,計其入仕當在成公元年之後,三年之前,莊子謝事而後武子得襲位, 蓋周制公族,世為大夫,必父老而子繼之,未有其父儼然以上卿蒞盟,而其子執國事者也。」見《 皇清經解.論語嵇求篇》卷179「甯武子」節。 13 見《皇清經解。經史問答》卷307「問:甯武子為莊子嗣,莊子之卒在成公時,則武子未嘗仕於文 公之世,而朱子為邦有道屬文公。閻百詩陸稼書引左傳,謂其時列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如欒武 子將中軍,而黶如魯乞師鍼為車右,范文子佐中軍,而羢為公族大夫,韓獻子將下軍,而無忌為公 族大夫,季武子為司徒,而公鉏為左宰,則必武子當文公之世已為大夫,乃毛西河又詆之,必欲以 朱子為非,幸決之。(全祖望)答:朱子謂武子之仕當文公成公之間,原非謂武子之為卿在文公時。 春秋世卿之子當其父在而有見者,不止于百詩所引也。城濮之役,先軫將中軍而且居有功,陳文子 當崔杼時,其子無宇已使楚,……凡如此者不可以更僕數也。」,頁1973,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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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即指非禍亂之時而言14 ,如此,成公復國後,《左傳》所載甯武子「請改祀命」 及「不答彤弓」二事便是其「知」之所在15 。可見對於甯武子可有仕於文公的問題 ,意見仍有分歧,誠如全祖望所言,即使無仕文公,而在成公無事之時,優游朝寧 ,也於此章義不相妨16 ,畢竟文公的問題關涉「有道」,而本文之焦點卻在「邦無道 則愚」一句,是以對於「無道」所形成的不同理解向度當更貼近本文問題的核心, 如清宋翔鳳以為: 左氏所載甯武子遭罹國患,盡忠竭謀,乃使衛侯再得返國,斯亦知矣,且晉 責舊憾,興師相加其君,既出其國,僅存內外,有枕戈之憂,上下無晏安之 樂,可謂多難不可謂無道也。武子於此運其智謀,宛濮之盟,醫衍之貨,凡 為藎臣皆知及此,若論其愚,當非有言可紀,有事可載也。蓋成公之無道不 在失國,在不知人,以叔武之守而至於殺,則甯武之行亦恐不全也,乃前驅 背盟,不言於事後,於晉爭訟,從坐而無辭,從容大國之間,周旋闇君之側 ,譖訴皆絕,刑罰不罹,斯其能愚之實足以脫乎亂世,非有聖賢之學,烏能 及於此乎?17 宋氏以為成公出國,是國家多難而非無道,甯武子周旋其間,正能顯其智謀之 用,是可稱忠臣而非愚。成公的無道在於不知人,而甯武子卻能於闇君之側,大國 之間,免卻譖訴及刑罰之危,於此最是難學,正是其愚不可及處。宋氏之說不為無 見,特從衛侯「不知人」處以言無道,來彰顯甯武子「不言於事後」、「從坐而無辭 」故得以脫乎亂世的愚,而此愚即是程子所謂的「沈晦以免患」之愚,可見宋氏之 說即是質疑朱注「不避艱險」之愚的恰當性而來,實則朱注中也援引程子之沈晦以 免患來釋愚,只是二愚之間在朱注的體系中又當如何看待呢?對於「朱子自注」與 「程子曰」所存在的對立矛盾,則早有弟子已提出來質問: 問:「先生謂武子仕成公無道之君云云,『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後面又取程子 之說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 是也。』若所謂『亦有不當愚者』,固與先生之意合,若所謂『沈晦以免患』 者,卻似與先生意異。」18 14 見簡朝亮《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卷三,頁38∼40,世界書局。 15 同註14,至於甯武子請改祀命與不答彤弓二事,可參考《左傳》僖公卅一年及文公四年所載。 16 全祖望云:「武子之仕文公,其於左氏無所見,則或謂有道亦祗就成公之世無事之時,優游朝寧, 未嘗不可,要之,此等無關大義,西河志在攻朱子,必從而為之辭,以騰頰舌,此又可以不必詰也 。」出處同注13。 17 劉寶楠《論語正義》「甯武子」章引,第一0五六卷。 18 見《朱子語類》二,頁740,黎靖德編,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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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人之疑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若依「不避艱險」注文看來,反較接近比干「死 諫」之行,而非「沈晦以免患」的作法,「朱子自注」與「程子曰」之間似乎存在著 兩種相互對立的行為模式與處世型態,令弟子心生疑慮,由於「不避艱險」乃朱子 自注之語,而且朱子對此多著筆墨,大有藉此暢明己見之意,而程子語屈居文末, 在意義上又似有出入,故後人或持「沈晦」義以撥「不避艱險」之不切,或直陳「 不避艱險」解「愚」之失當,也有採朱程二說分別反駁的方式來加以批評: 1 邦無道則愚者,謂藏其智而為愚也。其愚不可及者,謂愚之中有智在也。 若集注謂,成公無道至于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此 正為人之正道,豈可以愚名之哉?唯武子周旋其間,使人不見其盡心,不覺 其竭力,而忘其為不避艱險,此則兩愚字之旨也,孔子當時祗以其能沈晦不 露圭角,而名之愚也。(吳英) 2 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乃是以身殉國之事,非所謂愚也,死天下之事易, 成天下之事難,若徒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而無所妙運於其間,則何以能保 其身,能濟其君,亦只是死事之臣而已,死事之臣,不忘喪元者亦能之,何 謂不可及者。不可及者,謂非人之所能為也,然則何如?曰:知也者明用其 知者也,愚也者暗用其智者也。(高拱) 3朱子質性方嚴,每恐嫌韜晦之為枉道,故解此章殊迂僻,其所謂盡心竭力不 避艱險者,是忠臣仁人,捐身徇國者之所為,豈愚者之所為乎?朱子亦知其 不通,故濟之以智巧之士所避不為,然則所謂愚者,非世之所謂愚,而對智 巧之士言之耳,若然,忠臣仁人如龍逢比干,亦可以為愚乎?益見其不通也 。程說亦未允,夫武子非沈晦避事之人,又引比干作論,鶻突失倫,且比干 之時,亦有發出狂去者,不必以諫死為定法也。(竹添光鴻)19 吳氏以為「不避艱險」乃為人之正道,故不可以「愚」名稱之,主張此「愚」 當指「愚之中有智在」、「藏其智而為愚」的「愚」;高氏則將「不避艱險」視同死事 之臣,若此則並非難事,進而以「暗用其智」終能成事來凸顯甯武子之愚非常人之 所能,是以不論「藏智」、「暗智」,二者對朱注以「不避艱險」釋愚皆持反對的態度 ,而傾向以「晦智」「沈晦」的愚意解之;竹氏則連程子「沈晦以免患」的說法也一 併反對,以為朱見之失,在每恐韜晦之為枉道,故以「不避艱險」為愚,此說注意 到朱子如此立說的心理背景因素,不為無見,進一步則質疑程子之說,使甯武子淪 為沈晦避事之人,可見竹氏視「朱子自注」與「程子曰」是截然不同且各有取義, 但卻是皆有所偏的。筆者質疑的是,朱子治《論語》,歷《集義》、《精義》乃至《集 19 此皆引自竹添光鴻《論語會箋》,頁31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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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可謂字字斟酌,用心良苦,朱熹何須別存異義使之兩相矛盾而各顯其偏?何況 此處不僅關涉文意層次,「沈晦」義尤跡似道家,義理若有滑失,即大失儒門之精神 ,此豈是志承道統之朱子所願。如此看來,朱子於己注末加上程子之語,或當別有 深意,值得探索玩味之,筆者以為即使並非朱子特有安排,若能適切地建構兩者─ ─朱子自注與程子曰──之間的關係,相信對朱注本身乃至「甯武子」章的理解, 都能發揮輔助或照明的作用。

三、「朱子自注」與「程子曰」之間的關係試闡

欲探究「朱子自注」與「程子曰」之間的關係,「程子曰」在全段注文中的角色 定位尤為關鍵,論家說云: 內 注 朱 子 之 義 備 矣 , 而 外 注 別 存 程 子 之 義 , 何 也 ? 懼 夫 有 託 於 愚 者 也 。20 此說以內注外注分殊「朱子自注」與「程子曰」的角色,並主張甯武子之愚從不避 艱險處著眼即可,「朱子自注」已義備整全,程子的說法朱子引來只是對治「有託於 愚者」。此說以內外定位兩者的關係,並注意到「程子曰」的功能作用,自有見地, 惜所言稍嫌簡略,故筆者嘗試加以進一步闡述,以掘發此關係下的微意:朱子引「 程子曰」的用意旨在提醒雖另有「沈晦以免患」釋「愚」者,當知亦有「不當愚」 之時,比干即是顯例,以免人執於「沈晦以免患」之「愚」,而忘了「不避艱險」之 當行。可見,「程子曰」雖另起「沈晦」之說,實有別於朱子「不避艱險」的說法, 其「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卻與朱子「不避艱險」的精神暗合,也就是朱子引 「程子曰」,一則扮演「或曰」的角色,二則藉程子所引比干之例,回契朱子「不避 艱險」的理解向度,如此既兼顧到注家集說的立場,一句「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 也」則如醍醐灌頂,使此「沈晦之愚」與魏晉人一昧晦智以保身免患之流有所分判 ,而化解了「託於愚者」之病。依此說法觀之,「朱子自注」所揭示的「不避艱險」 ,即是朱注所釋之「愚」的核心義,但末引「程子曰」卻非無關宏旨的,朱子所以 別存程子之義,即在以「不避艱險」暢達己見之後,欲藉程子與舊解(特別是魏晉 人的說法)之跡同神異,達到對治舊解之失的效用,甯武子的「不避艱險」相對於 「保身之世智」即是「愚」,但若以「沈晦」為愚,比干之不願為之卻是「不當愚」 的表現,由是甯武子與比干雖名目有別卻是義理之血脈相連的,這種說法以「朱子 20 引自簡朝亮《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卷三,頁40。對此引文僅以論家說云標之,不知持此說者為何人 ,故在此亦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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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注」為主為內,「程子曰」為輔為外,「朱子自注」雖已義備,「程子曰」卻在無形 中發揮了對治舊解進而契合朱義的妙用,使自注「不避艱險」的精神,在比干之行 的提點下,如虎潻翼,依此而觀,朱子自注後補上「程子曰」,二說雖各有取義,卻 不僅是並列他說而已,關鍵即在「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一句,但在此關係下 ,朱注之愚自當以「不避艱險」為核心角色,「沈晦」則並非朱子所措意。 「朱子自注」與「程子曰」的關係若如前言,當不失為一自成體系的詮釋結構 ,且能疏通兩者之間的鴻溝,而將「不避艱險」這種臨危自任的儒門精神充分地彰 顯出來。然而細思二者關係,其中仍有值得商榷之處,朱子以「不避艱險」為甯武 子之愚,當是無庸置疑的,但是朱子卻非未嘗措意「沈晦」,從《朱子語類》之師生 問答可以得知。首先我們先從《語類》見朱子確以「不避艱險」為甯武子之愚: 器之問:「當衛之無道,武子卻不明進退之義,而乃周旋其間,不避艱險,是 如何?」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要與尋常無干涉人不同。若無干 涉,要去也得,住也得。若要去時,須早去始得。到那艱險時節卻要去,是 甚道理!」 問 :「 甯 武 子 世 臣 , 他 人 不 必 如 此 。 」 曰 :「 然 。 又 看 事 如 何 。 若 羇 旅 之 臣 , 見 幾 先 去 則 可 , 若 事 已 爾 , 又 豈 可 去 ! 此 事 最 難 , 當 權 其 輕 重 。 」21 此二則弟子之問當是順朱注所解甯武子於「無道」之時卻「不避艱險」的說法而來 。弟子會有此疑,乃因孔子亦曾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則仕,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22 ,意即天下國家「有道」時君子自然可居位行道,因此 當出仕以兼善天下,「無道」時,道不可行,則應潔身自修,保道於民間,在民間涵 養清流,不可與上同流合污,這種出處進退之義與甯武子的行徑正大相逕庭,而啟 弟子疑竇;朱子遂剋就甯武子世臣身分,義當與國同休戚釋之,並由此點出去就之 際輕重緩急間依道行權之難,欲弟子細加體會辨明,不可拘泥以觀。在此,朱子力 陳甯武子「不避艱險」並不是不明進退之道,反而是依道行權的,是深明義理之所 為,因此給予極高的肯定。 若此,朱子面對歷來剋就「不避艱險」發難的批評,除了力持其立場之外,又 當如何自圓其說呢?我們從朱子回答其弟子質問「朱子自注」與「程子曰」之間的 矛盾中似可找到一些線索: 21 同注18,頁739∼740。 22 引自《論語.泰伯》13及《論語.衛靈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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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子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愚也。然卒能全其身者,智也。若當時不能沈晦以 自處,則為人所害矣,尚何君之能濟哉!故當時稱知,又稱其愚也。23 朱子以為甯武子之愚在「不避艱險」,但他卻有「沈晦以免患」之智,使之能全身成 事,由此「不避艱險」與「沈晦以免患」之間,非但不相衝突,而且尚存在著某種 相輔共成的關係,此一答話傳達了一個重要的訊息,朱子所以將程子語引之於後, 恐不能純以「另解」視之,「沈晦」正是「不避艱險」的甯武子所以能全身成事的重 要關鍵,如此看來,提出「沈晦」不僅意在對治舊解之失而已,「沈晦」義的存在, 實具有直接支援「不避艱險」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從《朱子語類》的資料 中我們發現朱子也常以「沈晦」來解釋甯武子之愚: 1問甯武子愚處。曰:「蓋不自表露,而能周旋成事,伊川所謂『沈晦以免患 』是也。」 2通老問甯武子之愚。曰:「愚,非愚魯之謂,但是有才不自暴露。觀衛侯為 晉文公所執,他委曲調護,此豈愚者所能為!故文公以為忠而免。忠豈愚之 謂!當亂世而能如此,此其所以免禍也。」24 可見朱子也注意到甯武子「才不自表露」的沈晦之愚,非僅措意於不避艱險而已。 而融攝「不避艱險」與「沈晦」這兩種特質,正是甯武子所以能有別於一般之愚的 地方: 1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冒昧向前 ,不露圭角,只猝猝做將去,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 2甯武子當衛成公出奔時,煞曾經營著力來。愚,只是沈晦不認為己功,故曰 不可及。若都不管國家事,以是為愚,豈可以為不可及也!25 從首則可知,朱子以為不顧前險而往險中行去即是愚,但是「愚」卻有兩種, 一種是蠢動之愚,此愚不僅不能成事,反而害事,或是於事無補,平白犧牲;一種 卻是「用晦智」之愚,而此「用晦智」即是「不露圭角」、「沈晦不認己功」及前所 謂「才不自表露」的晦智。因此甯武子「不避艱險」之愚,雖冒昧向前,猝猝做將 去,卻能「不露圭角」以成事,自非一般只知「冒昧向前」之愚可比。次則朱子以 為甯武子遇事百般設想,煞費苦心,終能成事,這時一般人自然邀功爭賞,自負才 智,但是甯武子反而不居功,若無事然,而此「沈晦不認為己功」對照常人的露智 23 同注18,頁740。 24 同上,頁739∼740。 25 同上,頁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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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種「愚」了。可知朱子以為甯武子之愚有二義: 一是不避艱險,二是能以 晦智保身,並且沈晦不居功。而此「沈晦不認為己功」之愚,絕非「都不管國事」 的一味沈晦(不任事),否則又淪為晉人全身退聽、以仕為隱之流,而大失孔子稱賞 之深義。是以朱子於此最有斟酌,每能扣此兩端,以彼援此,以此救彼,反覆體察 ,唯恐陷於一偏,並輾轉於此二愚之間,以點出甯武子愚不可及之處: 1甯俞「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邦雖無道,是他只管向前做那事去,又 卻能沈晦不露,是非避事以免禍也。 2此無甚可疑。邦有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邦無道,則全身退聽非難, 人皆能如此。惟其不全身退聽,卻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自表著其 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 3他人於邦無道之時,要正救者不能免患,要避患者又卻偷安。若甯武子之愚 ,既能韜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為不可及。」因舉晉人有送酒 者云:「可力飲,勿預時事。」如此之愚,則人皆能之也。 4武子當文公有道之時,不得作為,然它亦無事可見,至誠懇惻,不避艱險, 卻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它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 子卻似箇愚底,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則失 於彼,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26 可見朱子理解「甯武子之愚」,每從「不避艱險」與「沈晦以免患」兩面立說, 兩者不可偏廢,亦不能執於一端,就朱子看來,甯武子之不可及,便在能適切的展 現這兩種看似對立矛盾的「愚」,若是別人則不免「不失於此,則失於彼」了,如此 之愚,正是最高智慧的展現,朱子一則以「不避艱險」之愚對顯「以智自免」之智 ,此愚正是智巧之士為私智所囿者大不能及之處,契合儒家「雖千萬人吾往矣」、「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剛健精神;又以「沈晦」之愚力挽「正救者不能免患」之偏 ,在「不避艱險」的義脈下,其「沈晦」亦只是「不自表著其能」、「有才不自暴露 」、「不露圭角」、「不彰己功」,此處之愚,正與孔門高徒「不違如愚」、「無伐善、無 施勞」之顏回相類27 ,唯顏淵因未深涉世事,而純然見德,甯武子卻是置身亂世深 智的表現,此深智即在保身以成事,而保身僅是手段,成事才是最終的關懷與目的 ,因此事成之後,尤能超然於現實功名利益之外,而使「不避艱險」的剛健精神更 能純粹有勁道。由此可知,甯武子的沈晦,自是大不同於避事免患、浮沉取容、全 身退聽、勿預時事者流,而是絕不避事,勇於擔當,卻仍能有「邦無道免於刑戮」 26 同上。 27 語出《論語.為政》」9孔子對顏淵的贊語及《論語.公治長》25顏淵之自言爾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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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28 ,在此脈絡下,甯武子之愚可謂深得智勇雙美的典範。 檢視《朱子語類》中有關「甯武子」章的資料可知,朱子並非僅以「不避艱險 」為甯武子之愚,他也注意到甯武子「沈晦」的一面,進而從「不避艱險」、「沈晦 」兩端輾轉體察之,以理解甯武子之愚不可及之處。如此看來,前所謂以內注外注 之分來建構「朱子自注」與「程子曰」之間的關係,的確有重新檢討的必要。筆者 以為若以《朱子語類》作為《集注》的理解支援,不難發現「朱子自注」並非義備 ,「程子曰」也不僅居於另解的角色,如同存在於「不避艱險」與「沈晦」間看似矛 盾卻又互有涵攝的關係般,「朱子自注」與「程子曰」之間,當亦有援引並進的微妙 關係,而著眼於此,《集注》「甯武子」章的義涵,便不能僅從朱子自注之「不避艱 險」處取義,尤當注意到「程子曰」的「沈晦以免患」的支援作用,兩者雖有顯隱 輕重之別,然就「甯武子之愚」乃至其「愚不可及」的義涵而言,兩者之間卻展現 出有機的輾轉交映的密切關係,合則美成,分則兩失,而《朱子語類》的相關線索 正可證成這種潛在的關係與結構。

四、餘論

經由以上討論可知,朱注此章於自注處頗能發揮甯武子奮不顧身、臨危自任的 剛健精神,卻於文末補上程子沈晦之語,兩者於解甯武子之愚並非互有衝突,若從 朱注全文的先後輕重以觀,也許的確存在著具有主次關係之兩種「愚」的理解,但 我們綰合《朱子語類》的相關資料看來,與其將之視為兩種「愚」的理解,倒不如 注意二愚之間存在著援引並進的微妙關係,筆者以為在理解上合則兩全,分則不免 落於一偏,清儒乃至近人對於朱注之批評,往往是偏取此端以攻彼端或未能環扣兩 者以言之使然。如若僅取「不避艱險」之意,則不免視之為捐身殉國之流,甯武子 遂難脫「愚忠」的層次;若偏就「沈晦」而言,也易淪為避事苟且之弊。從《朱子 語類》中的相關資料可知,朱子對二者之失皆心存警誡,並加以澄清。如此看來, 歷來對於《集注》的批評,的確有重新商榷的必要。而向來解釋孔子此贊語,亦每 有偏就一端立說,或游移其間莫宗一是、遂採並列立場視之的現象。是以對於「朱 子自注」與「程子曰」之間,當如何尋求一適切的關係定位,遂成我們重新理解朱 注乃至「甯武子」章的重要關鍵。 從朱注的先後次序以觀,朱子先以「不避艱險」來釋甯武子之愚,不僅與甯武 28 《論語.公冶長》1載「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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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職納橐饘、貨醫薄酖一心濟君的行徑相吻29 ,更有破常見、矯俗弊的深意,在智 巧之士的對顯下,甯武子展現的正是不避艱險又能濟君成事的行儀,朱子揭示在先 ,當有力挽舊說之弊的用心。晉人從甯武子「賦詩」一事入手,所謂「魯人失所賦 ,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30 ,進而暢論「詳愚」、「晦智」之理,縱有可據 之事跡來加以援說,終究是較不切於孔子品賞之意的,尋索其因,也自有其時代的 理解背景31 。從《朱子語類》中所謂「若都不管國事,以是為愚,豈可以為不可及 也」、「『可力飲此,勿預時事。』如此之愚,則人皆能之也」即可察覺,朱子深恐落 入魏晉人理解之弊端,故力標甯武子「不避艱險」的剛健精神,先挺立凸顯其濟危 渡艱的作風,如此方能勘破魏晉人「詳愚」「晦智」之解的迷障,使甯武子之愚從「 勿預時事」「避禍保身」的詮釋視域中走出,回到儒門進取積極的人生向度來重新定 位。是以朱子雖然注意到甯武子「沈晦」的一面,也深體二愚之間交相援引的密切 關係,但呈顯在《集注》上仍不免以「不避艱險」為其詮釋主調,此當有對治「前 理解」的用意,唯若僅止於此,終究是探及一面而不免陷於一偏的,致使後人偏取 一端而以「迂僻」視之也是其來有自,因此如何看待「程子曰」的存在意義,即成 重新理解朱注的重要關鍵。若能將「程子曰」的「沈晦」義視為「朱子自注」之 「 不避艱險」的理解支援,如此當可使「甯武子之愚」在兩者一顯一隱的援引交映下 ,有了意義上的成全。並且得以避免陷於一端的偏失,而兼顧到甯武子輾轉於二愚 之間的高智。 若將此二愚置於中國儒道兩家的文化視域來加以察照,不難看出,「不避艱險」 之愚意,閃爍的正是不惜殺生成仁、捨身取義的生命向度,有著「雖千萬人吾往矣 」的剛健精神,而此即是儒家思想最可標格之處,中國之士大夫每由此得義無反顧 之風骨與胸襟,進而能擺落俗見,走出小我之私,以成就大體之美,正面開出新局 。而道家以無為來成全自然之道,特重全身之智,老莊皆言「去智」以成大智與真 知,玄默無為,遂得以如虛舟遨遊逍遙於驚濤駭浪之世,魏晉人處世之艱,特能契 會於此,乃重「沈晦」之大智若愚,發展出「詳愚」、「晦智」這種於亂世朝仕的道 家政治智慧。在此,朱子將二者巧作綰合,來說明甯武子之愚不可及之處,是否也 是使儒家義理更為豐富的推展與建構呢? 儒者進退出處之際,每每明朗,不論兼善天下或獨善其身,都以存道行道為考 29 參見注8。 30 此乃杜預注《左傳》「不答彤弓」語,可見他視甯武子於魯文公僭禮賦詩之際「不辭又不答賦」知 之卻又佯以為不知的作為,當是孔子稱美其「愚不可及」的依據。 31 拙作曾就魏晉人的《論語》注說及以甯武子為喻的品鑒事例探入,注意到他們對甯武子之愚獨有體 會的殊見──詳愚、晦智,正是其尚「智」之時尚與崇「道」之思潮交織下的投影,也與魏晉土人 習於保身免患之術乃至以仕為隱的生命向度攸契相關。詳參拙作頁83∼91,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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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不論仕隱,皆以道自任,因此孔子稱美周公、文王,也肯定伯夷、叔齊為求 仁得仁的仁人,又主張「天下無道則隱」、「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可見這種「退 」的智慧,亦為儒者所講求,但是此間與「沈晦」仍有相當的距離。魏晉「沈晦」 的目的在免患保身,更有下者成為仕隱之流,在位卻以不預事為高,而儒者的「不 避艱險」或卷懷退隱則皆以「義」為所行則,兩者實大相逕庭。綜觀甯武子,可說 是「邦無道,危行言遜」的典型32 ,「不避艱險」即是「危行」的展現,有著對於理 想與原則的始終堅持,呈顯的是剛毅不屈的生命風格;另一方面又能內歛沈潛,避 免無謂的犧牲,此即「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觀朱子義,是將「言遜」的一面進一 步以「沈晦」代之,「言遜」主要指說話上的小心謹慎,而以言寓行;「沈晦」卻是 包含整個人的言行舉止及行事方面的展現,經由魏晉人的體現,成為文化中的人物 典型義33 ,因此在朱子的綰合下,本似楚河漢界的「不避艱險」與「沈晦以免患」, 遂成「經與權」或是「道與術」的主從互動關係,或許可說朱注巧將道家沈晦免患 之術納入儒家依道行權的系統,已不全符合孔子原意,而此卻是文化發展下的自然 成果。因此可以說朱注在掌握儒家義理的脈絡下,進一步豐富了儒家的義理內涵, 同時亦達到了矯治魏晉以來避事自高的缺失。而我們探此二「愚」之際,不也正揭 示了儒道二家智慧之各有擅場卻又可互為支援的微妙關係。 置身於無道之亂世的甯武子,一則能不避艱險地行所當行,以義立命,二則又 能沈晦以免患終臻濟志以成事,在此二愚之際,依義行權,成為體察幾微的舵手, 使國家安然度過重重危機。我們考察《朱子語錄》中不時措意「不避艱險」與「沈 晦」來解甯武子之愚,乃至以二者輾轉共進的關係來揭露甯武子愚之不可及處,便 可知面對《集注》中之朱子自注與程子語,亦當視二者為一互融相攝的整體結構, 此雖不定然是朱子有意的安排,但若能從此處著眼,便得以不再徘徊兩端,避免落 於一偏之失,而開啟契會「字字心血」之朱注的方便法門,或更能接近活躍於春秋 時代之甯武子整體的歷史圖像,而豁醒出孔子「其愚不可及也!」慨惋深致的寄義 ,對於理解「甯武子」章又何嘗不是打鑄了另一鎖鑰。 本文連同舊作〈魏晉人詮釋「甯武之愚」的義涵試探〉,都是筆者以人物形象─ ─甯武子之義蘊的揭示來探入中國學術思想內涵的一種嘗試,如果這種方法有其可 行之處,並能與傳統的理解形成互證的交流或戡破舊有詮釋的迷障,這一示例之後 便有進一步延展以發揮其更大的效用之必要。何況西方哲學在現象學的洗禮下,也 有逐漸擺落主客二元思考之傳統,而重回「現象」本身來反思探求的趨勢,或許我 32 語出《論語》「憲問」4。 33 魏晉名士身處亂世困局,每藉由玄默無為、優游寄遇、詐疾佯醉等的行徑以免患保身,這類「沈晦 」的生命型態在當時甚為普遍,可說是魏晉詭譎政治下的產物,詳參拙作頁88∼91,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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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面對中國思想學術之課題,從人物形象之義蘊的掘發來探入,說不定可打破學術 層之文學與思想研究的界域,進而在方法上形成資源共享,互援並進的效用,以扭 轉專業傾向所帶來的僵化危機。是以除了甯武子之外,對於其他具有典型意義的歷 史人物,於詮釋長河上所形成的奇波蕩漾,又何嘗不值得我們一窺其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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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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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