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愚之際：朱熹注《論語》「甯武子」章
義涵再探
吳 冠 宏 東 華 大 學 中 國 語 文 學 系 提 要 本文以朱注「甯武子」章的義涵為討論對象。相較於遠儒近道之魏晉人「詳愚 」「晦智」的解說，朱注不論就詮釋地位或影響層面而言可謂更形重要，但其注文卻 存在著「朱子自注」──「不避艱險」與所引之「程子曰」──「沈晦」的詮釋差 異，遂造成歷來理解朱注的盲點與糾結之所在。 故本文試圖由此矛盾所形成的問題意識切入，並以《朱子語類》作為《集注》 的理解支援，發現二愚之間存在著援引並進、輾轉交映的密切關係，朱子並非僅以 「不避艱險」為甯武子之愚，他也注意到甯武子「沈晦」的一面，兩者不可偏廢， 亦不能執於一端，甯武子之不可及，便在能巧妙地展現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愚」，可 見二愚之間若能尋求一適切的關係定位，當可掘發朱熹並置此二愚的微意，為「甯 武子」章的理解打鑄了另一鎖鑰。 本文並將此二愚置於中國儒道兩家思想的文化視域來加以察照，一則探尋朱子 綰合此二愚之思想史的理解背景，一則從此二愚間「界」「會」之所在，揭示儒道兩 家智慧各有擅場卻又互為支援的微妙關係，如此本文以「甯武子」之「人物形象」 義涵的詮釋來探入的方式，也能為學術思想史的討論提供了一方法學上的進路。 關鍵詞：甯武子、愚、朱熹、沈晦、不避艱險二愚之際：朱熹注《論語》「甯武子」章
義涵再探
一 緣起
《論語》中記載不少孔子對人物的品評，這些品評雖然簡短，但是其中常涵有 深義，可以說是孔子藉以傳道授業的形態之一，而今伴隨著《論語》的流傳與孔子 深遠的影響，這些歷史人物遂更能烙印於千古人心之中。如以殷有三仁，稱賞微子 、箕子、比干（〈微子〉）；謂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美伯夷、叔齊乃「不念舊惡，怨是用希」的賢人（〈公冶長〉），贊管 仲「如其仁，如其仁」（〈憲問〉），又指責其「器小」、「不知禮」（〈八佾〉）……等 ，而《論語》中的人物品評雖往往僅是孔子口授言談間的隻言片語，卻每關涉到孔 子的思想內涵與價值體系，加以《論語》作為經典的存在，又成為後人資取咀嚼、 融舊揚新的文化場域，而在不同的歷史境域與思想背景下，對於孔子品評的人物， 自會形成相異的理解，即使如私淑孔子之大儒──孟子，對於管仲的看法也不盡然 與孔子的意見相吻1 ，可見對於孔子所提點的歷史人物於後世所形成的一系列詮釋， 實不可小覷，若能一窺其間的錯綜變化，並由此現象體察深究其因，進而掌握其來 龍去脈，也未嘗不是理解學術發展與思想變遷的進路。 在西學引進後，學界研究中國思想史或哲學史，總是從重要哲學觀念及其轉變 的闡發來切入著力，試圖以西方哲學的邏輯概念與客觀細密的辨析方法一窺中國思 想的奧祕，這種援引西學之法以建構中國思想圖式的成績亦大有可觀。不過筆者有 意藉由人物形象之義蘊的演變探入，此雖不若觀念入手般明確精準，卻可經由深透 形象所湧現的生命渾全感，一改觀念所可能形成的冷澀與枯槁，說不定更接近中國 人的思維特質與生命原相，或可為思想學術的討論方式另闢蹊徑，並進而使「人物 形象」跳脫傳統史傳與小說領域的制約，在思想與學術的新園中滋養再生，活出另 一片天地。 1 孟子力辨王霸，對於佐齊桓公的管仲，未能輔之以王道的理想，大有微辭，可參見《孟子．公孫丑 》第一章，此與孔子稱贊管仲相桓公霸諸候一匡天下為「如其仁，如其仁」便自有異，孔子對管仲 的批評，主要是站在「禮」的角度，孟子則是標舉王道而視五霸為「三王之罪人」（〈告子〉7），依 此脈絡下，管仲之功亦無足稱焉。拙作〈魏晉人詮釋「甯武之愚」的義涵試探〉一文2 ，便是秉持這種體認來進行 的，孔子一句「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豈可小觀，在歷來的詮釋現象中可說以魏晉人的理解最堪玩味，故拙作以《左傳 》所記甯武子的事跡及《論語》中孔子揭示「甯武之愚」的評點為發軔，進而從魏 晉人的《論語》注說及以「甯武子」為喻的品鑒事例探入，使「甯武之愚」作為側 知魏晉思想文化之特質及學術變遷的線索，並援引朱熹所解來比對，以凸顯儒、道 思想影響下對孔子評賞的歷史人物所形成的不同回響。拙作由於側重在探討魏晉時 人理解的「甯武之愚」及由此所反映出來的時代殊趣，是以對於朱熹的意見，僅作 為比對的參考，尚未進行整體的關照。實則，相較於遠儒近道之魏晉人「詳愚」、「 晦智」的解說，志承道統、於儒門每有深會的朱熹，對於「甯武子」章的注解，不 論就其詮釋地位或影響層面而言，皆當是更值得注意的參考線索，故在此先將此章 朱注全文引之於下，以便做進一步的討論：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 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 其間，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 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3 這段注文大體上可以分成二個部分，前半部分乃朱子自注，後半部分則是朱子 引程子語，兩者在字數上雖有多寡輕重，但朱子對於程子語引而未發，可見此即使 非朱子本人的意見，至少朱子對程子語當是並無異議才是4 。拙作曾對朱注前大半部 文字加以體察發揮，並援引《朱子語類》 相涉意見，藉此比對魏晉「詳愚」、「晦智 」之說，以觀晉宋之別，但對於朱子注文末所引之程子的意見，卻闕而不論，這的 確是有待商榷的，畢竟從字面上看來，程子「沈晦以免患」的說法，不僅與前大半 部朱熹注文所解之「不避艱險」有別，表面看來反而與魏晉人所解較為接近，若朱 注有拙作所謂「力挽舊說之弊，並希望弟子能真明甯武之愚，學習這種剛勁行義， 勇於自任以渡危濟艱的精神，而非魏晉人順時委蛇，只求避禍的行徑」的用意5 ，何 2 參見拙作〈魏晉人詮釋「甯武之愚」的義涵試探──兼論與朱熹所解之比較〉，《中國文學研究》第 十一期，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7．5。 3 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公治長》「甯武子」章注。 4 綜觀《集注》體例可知，對於所引他注，朱子若有不同看法或補充意見，則每以「愚按」、「愚謂」 標出。 5 同註2，頁93∼94。
以在注末又補上程子的意見以自亂陣腳呢？對於甯武子之愚，朱子在理解上又當如 何安頓此二愚──「不避艱險」之愚與「沈晦」之愚──之間所存在的矛盾呢？筆 者尤其疑惑的是，朱熹對於《集注》煞為用心，自謂「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 、「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 子」6 ，其自信期許若是，且《集注》引用前人諸說，每能不囿於門戶之見，向來為 人所稱道，是以縱使他服膺程子，也當非無端妄採才是。如此看來，朱子自注與程 子語之間當如何綰合便成了理解朱注整體義涵不可或缺的課題，相信對於「甯武子 」章亦能產生進一步的詮釋效應，若果如是，方不負朱子字字心血，對於拙作因側 重魏晉人的理解殊趣及晉宋之別而於朱注不免犯有重此略彼的偏失，也能稍有彌補 。 由於「甯武子」章所涉及的乃一真實的歷史人物，若要追索或具體呈顯甯武子 這個人，本宜將其史料作較為整體的展現，使人能透過文獻進入所論之人物的歷史 經驗與面貌，唯本文之用意在朱注「甯武子」章的義涵，故在此僅簡單述說《左傳 》所記之有關甯武子的事蹟，再就歷來對朱注「甯武子」章的意見入手，以凸顯本 文的問題意識。進一步則試圖尋繹「不避艱險」與「沈晦」二愚之際，以豁顯二愚 間「界」與「會」之所在，也就是探求二愚之交界線與會合處7 。就朱注而言，即是 建構「朱子自注」與「程子曰」之間的關係，為朱注全文提供一理解的潛在結構與 理序，進而從此關係結構再探朱注「甯武子」章的義涵，期能掌握歷來理解朱注的 盲點與糾結之所在，並與孔子品評人物的價值意識與角度作一對應，以完成透過對 朱注的再詮釋以照映《論語》「甯武子」章的嘗試。
二、歷來對朱注「甯武子」章的討論
歷來對朱注「甯武子」章的討論，大致可歸為兩類，一是關於甯武子是否曾仕 文公的問題，而此亦牽涉到「邦有道」、「邦無道」的解釋，二是對朱子注甯武子之 「愚」的恰當性提出質疑。本文之重點雖在其二，但兩者之間仍略有關涉，故將一 併討論之。在此則先就甯武子其人其事略作說明，依據《左傳》所載，甯武子乃春 秋衛國大夫，衛國周旋於晉楚兩強爭霸之際，處境甚窘，成公與晉結怨而遭致國人 放逐，甯武子即在此背景下，隨侍成公出奔，乃至職納橐饘、貨醫薄酖，歷經諸多 艱險危難，終使成公圓滿復國8。成公復國後，甯武子輔政，使衛國平安渡過三十多 6 轉引自錢穆《朱子新學案》四，頁204，三民書局。 7 在此，「際」有「界」（小爾雅廣詁：際，界也）與「會」（說文十四下：際、壁會也）二義。 8 關於甯武子保身濟君的事跡，《左傳》載「（僖公廿八年）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年，終成公之世，都不至於遭受大禍害9 。綜觀《左傳》所載甯武子之行誼事跡，於 衛國於成公可謂盡忠竭智，連晉人亦「謂甯俞忠而免之」10 ，從其「武」之諡號觀 來，「剛彊直理」即是對其一生德誼之評斷11 。 由上述簡要的說明可知，《左傳》所 載甯武子的事蹟皆在成公之時，如此為何朱子卻說「武子仕衛，當在文公、成公之 時」呢？ 清毛奇齡即以周制公族，父老子繼，父子不同朝，來攻朱子解甯武子仕文公為 誤的問題12 。然而閻若璩、全祖望卻以春秋時「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來反駁之13 。 可見對於甯武子有否「仕於文公」的問題，清儒每有爭議，並常以考證的方法來支 援其說。實則朱注雖以闡明義理為要，其「仕於文公」的說法也當非無中生有或末 顧及史實而來，或許周制禮法如毛所言，但在春秋之世，諸國唯才是用，不再恪守 禮法，是以甯武子未嘗不會與父甯莊子同朝仕文公，而甯武子首先見於《左傳》是 在衛成公三年，《左傳》所載皆大事，是可說甯武子擔衛國重任在成公三年，但在成 公三年之前不盡然必無從政經驗，否則何能立即輕受重託？且《史記．衛康叔世家 》云：「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是文公勤政愛民 ，在衛世代替亂之際，可說是一有道之君，惜至成公初立，國家便多事，而此可能 即是朱子所謂文公有道之所據。若依朱子所說，邦有道為文公之時，「文公有道，而 武子無事可見，此其智之可及也」，此「智」即為一般士大夫治理眾務之能；然持異 者卻認為「無事可見，又安見其知乎？」，故主張邦有道與無道，皆當自成公言之， ，士榮為大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置諸深室， 甯子職納橐饘焉。……（僖公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納玉於王 與晉侯皆十殼，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至於衛侯失國始末，可詳參《左傳》僖公廿八年的相關記 載。 9 竹添光鴻《論語會箋》載「成公立未終喪，即遭晉伐，倉皇出走，其失策全在即楚殺弟，幾至覆亡 不保，亦但可為無道。時自賴橐饘之從，克濟大難，爰及反正，而享祚三十餘，屢同諸侯之好，罕 被大國之兵。」頁319，廣文書局。 10 見注8。 11 見《論語》（十三經注疏）卷五，邢昺疏，頁四五，藝文印書館。 12 毛奇齡云：「武子未嘗仕衛，計其入仕當在成公元年之後，三年之前，莊子謝事而後武子得襲位， 蓋周制公族，世為大夫，必父老而子繼之，未有其父儼然以上卿蒞盟，而其子執國事者也。」見《 皇清經解．論語嵇求篇》卷179「甯武子」節。 13 見《皇清經解。經史問答》卷307「問：甯武子為莊子嗣，莊子之卒在成公時，則武子未嘗仕於文 公之世，而朱子為邦有道屬文公。閻百詩陸稼書引左傳，謂其時列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如欒武 子將中軍，而黶如魯乞師鍼為車右，范文子佐中軍，而羢為公族大夫，韓獻子將下軍，而無忌為公 族大夫，季武子為司徒，而公鉏為左宰，則必武子當文公之世已為大夫，乃毛西河又詆之，必欲以 朱子為非，幸決之。（全祖望）答：朱子謂武子之仕當文公成公之間，原非謂武子之為卿在文公時。 春秋世卿之子當其父在而有見者，不止于百詩所引也。城濮之役，先軫將中軍而且居有功，陳文子 當崔杼時，其子無宇已使楚，……凡如此者不可以更僕數也。」，頁1973，藝文。
有道即指非禍亂之時而言14 ，如此，成公復國後，《左傳》所載甯武子「請改祀命」 及「不答彤弓」二事便是其「知」之所在15 。可見對於甯武子可有仕於文公的問題 ，意見仍有分歧，誠如全祖望所言，即使無仕文公，而在成公無事之時，優游朝寧 ，也於此章義不相妨16 ，畢竟文公的問題關涉「有道」，而本文之焦點卻在「邦無道 則愚」一句，是以對於「無道」所形成的不同理解向度當更貼近本文問題的核心， 如清宋翔鳳以為： 左氏所載甯武子遭罹國患，盡忠竭謀，乃使衛侯再得返國，斯亦知矣，且晉 責舊憾，興師相加其君，既出其國，僅存內外，有枕戈之憂，上下無晏安之 樂，可謂多難不可謂無道也。武子於此運其智謀，宛濮之盟，醫衍之貨，凡 為藎臣皆知及此，若論其愚，當非有言可紀，有事可載也。蓋成公之無道不 在失國，在不知人，以叔武之守而至於殺，則甯武之行亦恐不全也，乃前驅 背盟，不言於事後，於晉爭訟，從坐而無辭，從容大國之間，周旋闇君之側 ，譖訴皆絕，刑罰不罹，斯其能愚之實足以脫乎亂世，非有聖賢之學，烏能 及於此乎？17 宋氏以為成公出國，是國家多難而非無道，甯武子周旋其間，正能顯其智謀之 用，是可稱忠臣而非愚。成公的無道在於不知人，而甯武子卻能於闇君之側，大國 之間，免卻譖訴及刑罰之危，於此最是難學，正是其愚不可及處。宋氏之說不為無 見，特從衛侯「不知人」處以言無道，來彰顯甯武子「不言於事後」、「從坐而無辭 」故得以脫乎亂世的愚，而此愚即是程子所謂的「沈晦以免患」之愚，可見宋氏之 說即是質疑朱注「不避艱險」之愚的恰當性而來，實則朱注中也援引程子之沈晦以 免患來釋愚，只是二愚之間在朱注的體系中又當如何看待呢？對於「朱子自注」與 「程子曰」所存在的對立矛盾，則早有弟子已提出來質問： 問：「先生謂武子仕成公無道之君云云，『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後面又取程子 之說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 是也。』若所謂『亦有不當愚者』，固與先生之意合，若所謂『沈晦以免患』 者，卻似與先生意異。」18 14 見簡朝亮《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卷三，頁38∼40，世界書局。 15 同註14，至於甯武子請改祀命與不答彤弓二事，可參考《左傳》僖公卅一年及文公四年所載。 16 全祖望云：「武子之仕文公，其於左氏無所見，則或謂有道亦祗就成公之世無事之時，優游朝寧， 未嘗不可，要之，此等無關大義，西河志在攻朱子，必從而為之辭，以騰頰舌，此又可以不必詰也 。」出處同注13。 17 劉寶楠《論語正義》「甯武子」章引，第一０五六卷。 18 見《朱子語類》二，頁740，黎靖德編，中華書局。
門人之疑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若依「不避艱險」注文看來，反較接近比干「死 諫」之行，而非「沈晦以免患」的作法，「朱子自注」與「程子曰」之間似乎存在著 兩種相互對立的行為模式與處世型態，令弟子心生疑慮，由於「不避艱險」乃朱子 自注之語，而且朱子對此多著筆墨，大有藉此暢明己見之意，而程子語屈居文末， 在意義上又似有出入，故後人或持「沈晦」義以撥「不避艱險」之不切，或直陳「 不避艱險」解「愚」之失當，也有採朱程二說分別反駁的方式來加以批評： 1 邦無道則愚者，謂藏其智而為愚也。其愚不可及者，謂愚之中有智在也。 若集注謂，成公無道至于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此 正為人之正道，豈可以愚名之哉？唯武子周旋其間，使人不見其盡心，不覺 其竭力，而忘其為不避艱險，此則兩愚字之旨也，孔子當時祗以其能沈晦不 露圭角，而名之愚也。（吳英） 2 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乃是以身殉國之事，非所謂愚也，死天下之事易， 成天下之事難，若徒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而無所妙運於其間，則何以能保 其身，能濟其君，亦只是死事之臣而已，死事之臣，不忘喪元者亦能之，何 謂不可及者。不可及者，謂非人之所能為也，然則何如？曰：知也者明用其 知者也，愚也者暗用其智者也。（高拱） 3朱子質性方嚴，每恐嫌韜晦之為枉道，故解此章殊迂僻，其所謂盡心竭力不 避艱險者，是忠臣仁人，捐身徇國者之所為，豈愚者之所為乎？朱子亦知其 不通，故濟之以智巧之士所避不為，然則所謂愚者，非世之所謂愚，而對智 巧之士言之耳，若然，忠臣仁人如龍逢比干，亦可以為愚乎？益見其不通也 。程說亦未允，夫武子非沈晦避事之人，又引比干作論，鶻突失倫，且比干 之時，亦有發出狂去者，不必以諫死為定法也。（竹添光鴻）19 吳氏以為「不避艱險」乃為人之正道，故不可以「愚」名稱之，主張此「愚」 當指「愚之中有智在」、「藏其智而為愚」的「愚」；高氏則將「不避艱險」視同死事 之臣，若此則並非難事，進而以「暗用其智」終能成事來凸顯甯武子之愚非常人之 所能，是以不論「藏智」、「暗智」，二者對朱注以「不避艱險」釋愚皆持反對的態度 ，而傾向以「晦智」「沈晦」的愚意解之；竹氏則連程子「沈晦以免患」的說法也一 併反對，以為朱見之失，在每恐韜晦之為枉道，故以「不避艱險」為愚，此說注意 到朱子如此立說的心理背景因素，不為無見，進一步則質疑程子之說，使甯武子淪 為沈晦避事之人，可見竹氏視「朱子自注」與「程子曰」是截然不同且各有取義， 但卻是皆有所偏的。筆者質疑的是，朱子治《論語》，歷《集義》、《精義》乃至《集 19 此皆引自竹添光鴻《論語會箋》，頁318∼322。
注》，可謂字字斟酌，用心良苦，朱熹何須別存異義使之兩相矛盾而各顯其偏？何況 此處不僅關涉文意層次，「沈晦」義尤跡似道家，義理若有滑失，即大失儒門之精神 ，此豈是志承道統之朱子所願。如此看來，朱子於己注末加上程子之語，或當別有 深意，值得探索玩味之，筆者以為即使並非朱子特有安排，若能適切地建構兩者─ ─朱子自注與程子曰──之間的關係，相信對朱注本身乃至「甯武子」章的理解， 都能發揮輔助或照明的作用。
三、「朱子自注」與「程子曰」之間的關係試闡
欲探究「朱子自注」與「程子曰」之間的關係，「程子曰」在全段注文中的角色 定位尤為關鍵，論家說云： 內 注 朱 子 之 義 備 矣 ， 而 外 注 別 存 程 子 之 義 ， 何 也 ？ 懼 夫 有 託 於 愚 者 也 。20 此說以內注外注分殊「朱子自注」與「程子曰」的角色，並主張甯武子之愚從不避 艱險處著眼即可，「朱子自注」已義備整全，程子的說法朱子引來只是對治「有託於 愚者」。此說以內外定位兩者的關係，並注意到「程子曰」的功能作用，自有見地， 惜所言稍嫌簡略，故筆者嘗試加以進一步闡述，以掘發此關係下的微意：朱子引「 程子曰」的用意旨在提醒雖另有「沈晦以免患」釋「愚」者，當知亦有「不當愚」 之時，比干即是顯例，以免人執於「沈晦以免患」之「愚」，而忘了「不避艱險」之 當行。可見，「程子曰」雖另起「沈晦」之說，實有別於朱子「不避艱險」的說法， 其「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卻與朱子「不避艱險」的精神暗合，也就是朱子引 「程子曰」，一則扮演「或曰」的角色，二則藉程子所引比干之例，回契朱子「不避 艱險」的理解向度，如此既兼顧到注家集說的立場，一句「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 也」則如醍醐灌頂，使此「沈晦之愚」與魏晉人一昧晦智以保身免患之流有所分判 ，而化解了「託於愚者」之病。依此說法觀之，「朱子自注」所揭示的「不避艱險」 ，即是朱注所釋之「愚」的核心義，但末引「程子曰」卻非無關宏旨的，朱子所以 別存程子之義，即在以「不避艱險」暢達己見之後，欲藉程子與舊解（特別是魏晉 人的說法）之跡同神異，達到對治舊解之失的效用，甯武子的「不避艱險」相對於 「保身之世智」即是「愚」，但若以「沈晦」為愚，比干之不願為之卻是「不當愚」 的表現，由是甯武子與比干雖名目有別卻是義理之血脈相連的，這種說法以「朱子 20 引自簡朝亮《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卷三，頁40。對此引文僅以論家說云標之，不知持此說者為何人 ，故在此亦沿用之。自注」為主為內，「程子曰」為輔為外，「朱子自注」雖已義備，「程子曰」卻在無形 中發揮了對治舊解進而契合朱義的妙用，使自注「不避艱險」的精神，在比干之行 的提點下，如虎潻翼，依此而觀，朱子自注後補上「程子曰」，二說雖各有取義，卻 不僅是並列他說而已，關鍵即在「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一句，但在此關係下 ，朱注之愚自當以「不避艱險」為核心角色，「沈晦」則並非朱子所措意。 「朱子自注」與「程子曰」的關係若如前言，當不失為一自成體系的詮釋結構 ，且能疏通兩者之間的鴻溝，而將「不避艱險」這種臨危自任的儒門精神充分地彰 顯出來。然而細思二者關係，其中仍有值得商榷之處，朱子以「不避艱險」為甯武 子之愚，當是無庸置疑的，但是朱子卻非未嘗措意「沈晦」，從《朱子語類》之師生 問答可以得知。首先我們先從《語類》見朱子確以「不避艱險」為甯武子之愚： 器之問：「當衛之無道，武子卻不明進退之義，而乃周旋其間，不避艱險，是 如何？」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要與尋常無干涉人不同。若無干 涉，要去也得，住也得。若要去時，須早去始得。到那艱險時節卻要去，是 甚道理！」 問 ：「 甯 武 子 世 臣 ， 他 人 不 必 如 此 。 」 曰 ：「 然 。 又 看 事 如 何 。 若 羇 旅 之 臣 ， 見 幾 先 去 則 可 ， 若 事 已 爾 ， 又 豈 可 去 ！ 此 事 最 難 ， 當 權 其 輕 重 。 」21 此二則弟子之問當是順朱注所解甯武子於「無道」之時卻「不避艱險」的說法而來 。弟子會有此疑，乃因孔子亦曾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則仕，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22 ，意即天下國家「有道」時君子自然可居位行道，因此 當出仕以兼善天下，「無道」時，道不可行，則應潔身自修，保道於民間，在民間涵 養清流，不可與上同流合污，這種出處進退之義與甯武子的行徑正大相逕庭，而啟 弟子疑竇；朱子遂剋就甯武子世臣身分，義當與國同休戚釋之，並由此點出去就之 際輕重緩急間依道行權之難，欲弟子細加體會辨明，不可拘泥以觀。在此，朱子力 陳甯武子「不避艱險」並不是不明進退之道，反而是依道行權的，是深明義理之所 為，因此給予極高的肯定。 若此，朱子面對歷來剋就「不避艱險」發難的批評，除了力持其立場之外，又 當如何自圓其說呢？我們從朱子回答其弟子質問「朱子自注」與「程子曰」之間的 矛盾中似可找到一些線索： 21 同注18，頁739∼740。 22 引自《論語．泰伯》13及《論語．衛靈公》6。
武子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愚也。然卒能全其身者，智也。若當時不能沈晦以 自處，則為人所害矣，尚何君之能濟哉！故當時稱知，又稱其愚也。23 朱子以為甯武子之愚在「不避艱險」，但他卻有「沈晦以免患」之智，使之能全身成 事，由此「不避艱險」與「沈晦以免患」之間，非但不相衝突，而且尚存在著某種 相輔共成的關係，此一答話傳達了一個重要的訊息，朱子所以將程子語引之於後， 恐不能純以「另解」視之，「沈晦」正是「不避艱險」的甯武子所以能全身成事的重 要關鍵，如此看來，提出「沈晦」不僅意在對治舊解之失而已，「沈晦」義的存在， 實具有直接支援「不避艱險」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從《朱子語類》的資料 中我們發現朱子也常以「沈晦」來解釋甯武子之愚： 1問甯武子愚處。曰：「蓋不自表露，而能周旋成事，伊川所謂『沈晦以免患 』是也。」 2通老問甯武子之愚。曰：「愚，非愚魯之謂，但是有才不自暴露。觀衛侯為 晉文公所執，他委曲調護，此豈愚者所能為！故文公以為忠而免。忠豈愚之 謂！當亂世而能如此，此其所以免禍也。」24 可見朱子也注意到甯武子「才不自表露」的沈晦之愚，非僅措意於不避艱險而已。 而融攝「不避艱險」與「沈晦」這兩種特質，正是甯武子所以能有別於一般之愚的 地方： 1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冒昧向前 ，不露圭角，只猝猝做將去，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 2甯武子當衛成公出奔時，煞曾經營著力來。愚，只是沈晦不認為己功，故曰 不可及。若都不管國家事，以是為愚，豈可以為不可及也！25 從首則可知，朱子以為不顧前險而往險中行去即是愚，但是「愚」卻有兩種， 一種是蠢動之愚，此愚不僅不能成事，反而害事，或是於事無補，平白犧牲；一種 卻是「用晦智」之愚，而此「用晦智」即是「不露圭角」、「沈晦不認己功」及前所 謂「才不自表露」的晦智。因此甯武子「不避艱險」之愚，雖冒昧向前，猝猝做將 去，卻能「不露圭角」以成事，自非一般只知「冒昧向前」之愚可比。次則朱子以 為甯武子遇事百般設想，煞費苦心，終能成事，這時一般人自然邀功爭賞，自負才 智，但是甯武子反而不居功，若無事然，而此「沈晦不認為己功」對照常人的露智 23 同注18，頁740。 24 同上，頁739∼740。 25 同上，頁739。
，又是一種「愚」了。可知朱子以為甯武子之愚有二義： 一是不避艱險，二是能以 晦智保身，並且沈晦不居功。而此「沈晦不認為己功」之愚，絕非「都不管國事」 的一味沈晦（不任事），否則又淪為晉人全身退聽、以仕為隱之流，而大失孔子稱賞 之深義。是以朱子於此最有斟酌，每能扣此兩端，以彼援此，以此救彼，反覆體察 ，唯恐陷於一偏，並輾轉於此二愚之間，以點出甯武子愚不可及之處： 1甯俞「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邦雖無道，是他只管向前做那事去，又 卻能沈晦不露，是非避事以免禍也。 2此無甚可疑。邦有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邦無道，則全身退聽非難， 人皆能如此。惟其不全身退聽，卻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自表著其 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 3他人於邦無道之時，要正救者不能免患，要避患者又卻偷安。若甯武子之愚 ，既能韜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為不可及。」因舉晉人有送酒 者云：「可力飲，勿預時事。」如此之愚，則人皆能之也。 4武子當文公有道之時，不得作為，然它亦無事可見，至誠懇惻，不避艱險， 卻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它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 子卻似箇愚底，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則失 於彼，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26 可見朱子理解「甯武子之愚」，每從「不避艱險」與「沈晦以免患」兩面立說， 兩者不可偏廢，亦不能執於一端，就朱子看來，甯武子之不可及，便在能適切的展 現這兩種看似對立矛盾的「愚」，若是別人則不免「不失於此，則失於彼」了，如此 之愚，正是最高智慧的展現，朱子一則以「不避艱險」之愚對顯「以智自免」之智 ，此愚正是智巧之士為私智所囿者大不能及之處，契合儒家「雖千萬人吾往矣」、「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剛健精神；又以「沈晦」之愚力挽「正救者不能免患」之偏 ，在「不避艱險」的義脈下，其「沈晦」亦只是「不自表著其能」、「有才不自暴露 」、「不露圭角」、「不彰己功」，此處之愚，正與孔門高徒「不違如愚」、「無伐善、無 施勞」之顏回相類27 ，唯顏淵因未深涉世事，而純然見德，甯武子卻是置身亂世深 智的表現，此深智即在保身以成事，而保身僅是手段，成事才是最終的關懷與目的 ，因此事成之後，尤能超然於現實功名利益之外，而使「不避艱險」的剛健精神更 能純粹有勁道。由此可知，甯武子的沈晦，自是大不同於避事免患、浮沉取容、全 身退聽、勿預時事者流，而是絕不避事，勇於擔當，卻仍能有「邦無道免於刑戮」 26 同上。 27 語出《論語．為政》」9孔子對顏淵的贊語及《論語．公治長》25顏淵之自言爾志語。
的表現28 ，在此脈絡下，甯武子之愚可謂深得智勇雙美的典範。 檢視《朱子語類》中有關「甯武子」章的資料可知，朱子並非僅以「不避艱險 」為甯武子之愚，他也注意到甯武子「沈晦」的一面，進而從「不避艱險」、「沈晦 」兩端輾轉體察之，以理解甯武子之愚不可及之處。如此看來，前所謂以內注外注 之分來建構「朱子自注」與「程子曰」之間的關係，的確有重新檢討的必要。筆者 以為若以《朱子語類》作為《集注》的理解支援，不難發現「朱子自注」並非義備 ，「程子曰」也不僅居於另解的角色，如同存在於「不避艱險」與「沈晦」間看似矛 盾卻又互有涵攝的關係般，「朱子自注」與「程子曰」之間，當亦有援引並進的微妙 關係，而著眼於此，《集注》「甯武子」章的義涵，便不能僅從朱子自注之「不避艱 險」處取義，尤當注意到「程子曰」的「沈晦以免患」的支援作用，兩者雖有顯隱 輕重之別，然就「甯武子之愚」乃至其「愚不可及」的義涵而言，兩者之間卻展現 出有機的輾轉交映的密切關係，合則美成，分則兩失，而《朱子語類》的相關線索 正可證成這種潛在的關係與結構。
四、餘論
經由以上討論可知，朱注此章於自注處頗能發揮甯武子奮不顧身、臨危自任的 剛健精神，卻於文末補上程子沈晦之語，兩者於解甯武子之愚並非互有衝突，若從 朱注全文的先後輕重以觀，也許的確存在著具有主次關係之兩種「愚」的理解，但 我們綰合《朱子語類》的相關資料看來，與其將之視為兩種「愚」的理解，倒不如 注意二愚之間存在著援引並進的微妙關係，筆者以為在理解上合則兩全，分則不免 落於一偏，清儒乃至近人對於朱注之批評，往往是偏取此端以攻彼端或未能環扣兩 者以言之使然。如若僅取「不避艱險」之意，則不免視之為捐身殉國之流，甯武子 遂難脫「愚忠」的層次；若偏就「沈晦」而言，也易淪為避事苟且之弊。從《朱子 語類》中的相關資料可知，朱子對二者之失皆心存警誡，並加以澄清。如此看來， 歷來對於《集注》的批評，的確有重新商榷的必要。而向來解釋孔子此贊語，亦每 有偏就一端立說，或游移其間莫宗一是、遂採並列立場視之的現象。是以對於「朱 子自注」與「程子曰」之間，當如何尋求一適切的關係定位，遂成我們重新理解朱 注乃至「甯武子」章的重要關鍵。 從朱注的先後次序以觀，朱子先以「不避艱險」來釋甯武子之愚，不僅與甯武 28 《論語．公冶長》1載「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子職納橐饘、貨醫薄酖一心濟君的行徑相吻29 ，更有破常見、矯俗弊的深意，在智 巧之士的對顯下，甯武子展現的正是不避艱險又能濟君成事的行儀，朱子揭示在先 ，當有力挽舊說之弊的用心。晉人從甯武子「賦詩」一事入手，所謂「魯人失所賦 ，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30 ，進而暢論「詳愚」、「晦智」之理，縱有可據 之事跡來加以援說，終究是較不切於孔子品賞之意的，尋索其因，也自有其時代的 理解背景31 。從《朱子語類》中所謂「若都不管國事，以是為愚，豈可以為不可及 也」、「『可力飲此，勿預時事。』如此之愚，則人皆能之也」即可察覺，朱子深恐落 入魏晉人理解之弊端，故力標甯武子「不避艱險」的剛健精神，先挺立凸顯其濟危 渡艱的作風，如此方能勘破魏晉人「詳愚」「晦智」之解的迷障，使甯武子之愚從「 勿預時事」「避禍保身」的詮釋視域中走出，回到儒門進取積極的人生向度來重新定 位。是以朱子雖然注意到甯武子「沈晦」的一面，也深體二愚之間交相援引的密切 關係，但呈顯在《集注》上仍不免以「不避艱險」為其詮釋主調，此當有對治「前 理解」的用意，唯若僅止於此，終究是探及一面而不免陷於一偏的，致使後人偏取 一端而以「迂僻」視之也是其來有自，因此如何看待「程子曰」的存在意義，即成 重新理解朱注的重要關鍵。若能將「程子曰」的「沈晦」義視為「朱子自注」之 「 不避艱險」的理解支援，如此當可使「甯武子之愚」在兩者一顯一隱的援引交映下 ，有了意義上的成全。並且得以避免陷於一端的偏失，而兼顧到甯武子輾轉於二愚 之間的高智。 若將此二愚置於中國儒道兩家的文化視域來加以察照，不難看出，「不避艱險」 之愚意，閃爍的正是不惜殺生成仁、捨身取義的生命向度，有著「雖千萬人吾往矣 」的剛健精神，而此即是儒家思想最可標格之處，中國之士大夫每由此得義無反顧 之風骨與胸襟，進而能擺落俗見，走出小我之私，以成就大體之美，正面開出新局 。而道家以無為來成全自然之道，特重全身之智，老莊皆言「去智」以成大智與真 知，玄默無為，遂得以如虛舟遨遊逍遙於驚濤駭浪之世，魏晉人處世之艱，特能契 會於此，乃重「沈晦」之大智若愚，發展出「詳愚」、「晦智」這種於亂世朝仕的道 家政治智慧。在此，朱子將二者巧作綰合，來說明甯武子之愚不可及之處，是否也 是使儒家義理更為豐富的推展與建構呢？ 儒者進退出處之際，每每明朗，不論兼善天下或獨善其身，都以存道行道為考 29 參見注8。 30 此乃杜預注《左傳》「不答彤弓」語，可見他視甯武子於魯文公僭禮賦詩之際「不辭又不答賦」知 之卻又佯以為不知的作為，當是孔子稱美其「愚不可及」的依據。 31 拙作曾就魏晉人的《論語》注說及以甯武子為喻的品鑒事例探入，注意到他們對甯武子之愚獨有體 會的殊見──詳愚、晦智，正是其尚「智」之時尚與崇「道」之思潮交織下的投影，也與魏晉土人 習於保身免患之術乃至以仕為隱的生命向度攸契相關。詳參拙作頁83∼91，同註2。
量，是不論仕隱，皆以道自任，因此孔子稱美周公、文王，也肯定伯夷、叔齊為求 仁得仁的仁人，又主張「天下無道則隱」、「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可見這種「退 」的智慧，亦為儒者所講求，但是此間與「沈晦」仍有相當的距離。魏晉「沈晦」 的目的在免患保身，更有下者成為仕隱之流，在位卻以不預事為高，而儒者的「不 避艱險」或卷懷退隱則皆以「義」為所行則，兩者實大相逕庭。綜觀甯武子，可說 是「邦無道，危行言遜」的典型32 ，「不避艱險」即是「危行」的展現，有著對於理 想與原則的始終堅持，呈顯的是剛毅不屈的生命風格；另一方面又能內歛沈潛，避 免無謂的犧牲，此即「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觀朱子義，是將「言遜」的一面進一 步以「沈晦」代之，「言遜」主要指說話上的小心謹慎，而以言寓行；「沈晦」卻是 包含整個人的言行舉止及行事方面的展現，經由魏晉人的體現，成為文化中的人物 典型義33 ，因此在朱子的綰合下，本似楚河漢界的「不避艱險」與「沈晦以免患」， 遂成「經與權」或是「道與術」的主從互動關係，或許可說朱注巧將道家沈晦免患 之術納入儒家依道行權的系統，已不全符合孔子原意，而此卻是文化發展下的自然 成果。因此可以說朱注在掌握儒家義理的脈絡下，進一步豐富了儒家的義理內涵， 同時亦達到了矯治魏晉以來避事自高的缺失。而我們探此二「愚」之際，不也正揭 示了儒道二家智慧之各有擅場卻又可互為支援的微妙關係。 置身於無道之亂世的甯武子，一則能不避艱險地行所當行，以義立命，二則又 能沈晦以免患終臻濟志以成事，在此二愚之際，依義行權，成為體察幾微的舵手， 使國家安然度過重重危機。我們考察《朱子語錄》中不時措意「不避艱險」與「沈 晦」來解甯武子之愚，乃至以二者輾轉共進的關係來揭露甯武子愚之不可及處，便 可知面對《集注》中之朱子自注與程子語，亦當視二者為一互融相攝的整體結構， 此雖不定然是朱子有意的安排，但若能從此處著眼，便得以不再徘徊兩端，避免落 於一偏之失，而開啟契會「字字心血」之朱注的方便法門，或更能接近活躍於春秋 時代之甯武子整體的歷史圖像，而豁醒出孔子「其愚不可及也！」慨惋深致的寄義 ，對於理解「甯武子」章又何嘗不是打鑄了另一鎖鑰。 本文連同舊作〈魏晉人詮釋「甯武之愚」的義涵試探〉，都是筆者以人物形象─ ─甯武子之義蘊的揭示來探入中國學術思想內涵的一種嘗試，如果這種方法有其可 行之處，並能與傳統的理解形成互證的交流或戡破舊有詮釋的迷障，這一示例之後 便有進一步延展以發揮其更大的效用之必要。何況西方哲學在現象學的洗禮下，也 有逐漸擺落主客二元思考之傳統，而重回「現象」本身來反思探求的趨勢，或許我 32 語出《論語》「憲問」4。 33 魏晉名士身處亂世困局，每藉由玄默無為、優游寄遇、詐疾佯醉等的行徑以免患保身，這類「沈晦 」的生命型態在當時甚為普遍，可說是魏晉詭譎政治下的產物，詳參拙作頁88∼91，同註2。
們面對中國思想學術之課題，從人物形象之義蘊的掘發來探入，說不定可打破學術 層之文學與思想研究的界域，進而在方法上形成資源共享，互援並進的效用，以扭 轉專業傾向所帶來的僵化危機。是以除了甯武子之外，對於其他具有典型意義的歷 史人物，於詮釋長河上所形成的奇波蕩漾，又何嘗不值得我們一窺其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