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國際政治研究方法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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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中國大陸國際政治研究方法之反思

Rethinking on Methodolog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張家棟 Zhang, Jia-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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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on Methodolog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Zhang, Jia-Dong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principle, methodolog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n be divided by four levels: philosophical level, disciplinary level, idiographic studying methods level, and composing research paper level. In the idealistic state, there exists a kind of symbiosis among pragmatic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academic task and policy making subject,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studying on foundational theories and studying on applicative issues. During the past five decade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has evolved from a kind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into academic research with scientific methods, from Marxism domina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olely into many theories and ideas competing each other.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rena of the Mainland China, there exist some problems: too much qualitative analysis than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too much grand researching objects than careful pragmatic studying. Therefore, because there are pressed for books and teachers studying on methodolog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lus there wants fund to support sustainable academic activities, even mainland China are introducing into some new methods, it is still far distant road for mainland China to establish its own “Chinese Specific”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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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棟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摘要

國際政治研究方法大體上可劃分為哲學、學科、具體方法和研究成果撰寫等四個層次。在理想狀態下，國際關係領域中的實證分析和理論分析、學術取向和政策取向、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基礎研究和應用性研究應該是共生並存的。中國大陸的國際政治學科，在過去50多年中，已經經歷了從政治宣傳向科學方法方向的演變，經歷了從馬克思主義一家主導向多種思想和理論同台競技的變化。但是，在大陸的國際政治研究中，仍然存在定性分析為主、定量分析為副，以及宏大課題為主、精細的實證研究為副等問題。由於大陸在方法論方面缺少有關教材和研究，也缺少相關的師資，再加上缺少必要的經費，雖然不斷引進一些新方法，但是距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學仍然甚遠。關鍵詞：國際政治、研究方法、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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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研究方法是研究現象和創造理論的手段、門路和程式。1在理想狀態下，在國際關係領域，實證分析和規範分析、理論取向和政策取向、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應該是共生並存的。

貳、國際關係研究方法概論

2 國際關係研究方法大體上可劃分為四個層次：哲學層次、學科層次、具體方法層次和研究成果撰寫層次。一、哲學層次哲學層次的方法涉及的是研究者的本體論（ontology）和認識論（epistemology），其體現為實證主義和解釋學派兩種方法論的論爭。實證主義強調社會事實的客觀性、主客體的可分離性和社會科學的價值無涉性，儘量減少人的作用，使國際關係成為一門接近自然科學的學科，注重物質世界、理性規則和客觀規律；而解釋學方法則注重社會事實的主觀性、主客體的不可分性和社會科學的價值有涉性，注重人的作用，使國際關係學成為一門人學，重社會實踐、觀念作用和文化意義。3具體來說，哲學層次的國際政治研究方法之爭如下：有關本體論的爭論大體上表現為物質主義（materialism）和理念主義（idealism）兩種傾向。具有物質主義傾向的理論主有現實主義與自由制度主義：現實主義理論是以「權力」為核心，強調政府、 1. 閻學通，「科學方法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北京），2004年第1期（2004年1月），頁83。 2. 這一部分主要參見李少軍，國際政治學概論，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3. 秦亞青，「國際關係中科學與人文的契合」，中國社會科學（北京），2004年第1期（2004年1月），頁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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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利益、國際衝突等概念，以國家間物質互動特別是軍事力量的競爭為研究基礎；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雖然是以非物質的「制度」為中心，但這種制度的產生是行為體在物質層面的相互依賴與合作的結果。具理念主義傾向的國際關係理論主要包括建構主義（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eness）、批判理論和後現代主義等學派。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認識論主要涉及兩個問題：一是認識主體與研究客體之間關係；二是主體認識和解釋客體的途徑。在主客體關係方面，國際關係理論可以分為解釋性（explanatory）理論（嚴格區別主體與客體，如現實主義）和構成性（constitutive）理論（主體也是客體的一部分，如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等）。在認識途徑方面，國際關係理論又可分為基礎主義（fundamentalism）與反基礎主義（anti-fundamentalism）。基礎主義認為所有關於世界屬性的論斷都是可以被證實或證偽的，而反基礎主義則認為每一種理論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來界定事實，因此不存中立立場，難以驗證。在哲學層面，國際關係研究往往還涉及整體主義（holism）與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的分歧。在本體論問題上，兩者的分歧在於事物的本源，即事物屬性是由它的整體還是由它的組成部分（個體）決定的。在認識論的問題上，兩者的分歧在於對事物的解釋途徑，即應揭示其作為整體的屬性還是應把它還原為最簡約的個體。在國際關係研究中，認為國家行為取決於國際結構，就是一種整體主義的觀點；而認為國際結構取決於國家的好壞，則是一種個體主義的觀點。4 二、學科層次學科層次的方法反映的是研究者進行現實問題研究的途徑，包括觀察視角、前提假設、論證途徑、邏輯推理等方面，目前主要包 4. Kenneth Waltz著，信強譯，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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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行為主義（behaviouralism），實證主義（positivism）5_{，理性主義（rationalism）}_{、反思主義（reflectivism）} 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這幾對理論範式。理性主義就是正式或非正式地把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理論應用於國際關係問題。在國際關係研究中，通過分析行為體的目標尋求（goal-seeking）行為來解釋其對外政策的任何一種實證主義方法，實際上都可歸入這一類別。例如，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是以權力與利益作為行為的出發點，新自由主義認為國家會基於相互依賴而選擇合作。與理性主義相對的是反思主義，這涉及一個理論群，包括規範理論（normative theory）、女性主義理論（feminist theory）、批判理論、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以及後現代主義理論等。它們的主要特點則是強調國際關係中主觀內容，例如強調話語，強調結構與行為體的相互建構，並且強調權力的非物質性和真理的相對性等。建構主義則以自己的獨特研究途徑，成為居於這兩者之間，一方面接受並重新闡釋了理性主義理論的一些主要概念，諸如權力、利益、自助、無政府、國際體系等，另一方面則全面發展了強調觀念的社會建構學說。三、具體方法層次具體的研究方法更少價值判斷的色彩，而更多地帶有工具的功能。主要如下：（一）歸納法與演繹法。歸納法的研究是從個別到一般，即通過對個別事物或現象的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結論（或規律）。演繹法的原理正好與歸納法相反，是從一般到個別，即從已知 5. 實證主義認為，理論或普遍性問題只有經過經驗觀察才能被正確解決，理論的形成應當是基於觀察和歸納的構造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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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知識或理論出發，通過合理的邏輯推理，推導出未知的結論，或對個別事物做出論斷。（二）分析法與綜合法。分析法就是把研究物件分解為若干要素進行研究，而綜合法是要在分析各要素的基礎上最後再進行綜合的觀察與判斷。這種方法與哲學層面的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認識論是有相關性的。（三）定性分析法與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就是對事物的質進行研究，而定量分析則是對事物的量進行研究。（四）比較分析法。運用比較的方法就是對兩個或多個事件進行對比性研究。（五）文獻分析法。這種方法主要是以各種文獻作為分析物件，包括內容分析、歷史分析和文獻統計等。（六）案例分析法（case studies）。這種方法是用一個特定事例或一組情況來驗證一定理論的關鍵概念。（七）歷史分析法。在國際關係研究中，人們所關注的任何問題其實都有歷史的背景，而不瞭解這樣的背景就不可能對這些問題做出恰當的解釋。（八）層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這是國際關係學科自己的特有方法。層次分析法的最早提出者是肯尼士‧華爾茲（Kenneth Waltz），他在人、國家與戰爭一書中最早提出了有關國際關係分析的三個層次：系統層次（system level）、國家層次（state level）和個人層次（individual level）。他認為不同的層次涉及不同的問題，只有把三個層次的分析結合起來，才能對國際關係有比較完整的認識。

四、研究成果撰寫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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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描述（description）。這是表述的最基本的模式，即對所研究的問題「是什麼」進行陳述。這種陳述包括對各種現象的描述，也包括對過程的描述。（二）解釋（explanation）。在描述的基礎上，研究者還需要對所描述的現象和事實進行解釋，說明事件發生的「為什麼」。（三）規範性分析（normative analysis），所涉及的是好與壞的價值判斷。（四）「處方」（prescription）。這四種工具在國際關係研究中構成了常規研究過程的四個階段：陳述事實，理論解釋，價值判斷，政策建議。

參、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研究方法概況

從中國文化的特徵來看，「解釋學」一詞雖然是舶來品，但是這種方法應該是一種本土方法，不僅僅應用於國際政治領域，也同樣應用於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過程中。但是，在整個20世紀，中國都受到西方思想的強大影響，幾乎各種思想流派在大陸都有所反映。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直到1980年代中期，大陸的國際關係研究都直接從屬於國內、國際政治鬥爭的需要，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直接的指導原則，並認為馬克思主義可以作為分析一切的工具。但儘管馬克思主義本身也具有明顯的實證主義特徵，當時大陸的國際政治研究，基本上都不是學術性的，而是以政治性為主。當時大陸學者需要的是政治原則，而不是客觀、科學的研究方法。因此，直到1980年代，大陸還十分缺乏對方法論本身的研究和認識，當時的國際關係成果，大多是對國際事件的闡述和分析。而 1990年代出版的一本關於恐怖主義的書，居然把當時發生的「千島湖事件」6等視為恐怖事件。 6. 1994年3月31日，臺灣長風旅行社一旅遊團24人乘「海瑞」號遊輪在浙皖交界處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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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0年代開始，大陸開始認識到方法論對建立國際關係學科的重要性。到1990年代中期，不少論文表現出明顯的方法論意識，專門討論方法論的文章和書籍也開始出現。但是當時對方法論的認識仍然只是器物層面的。在基本範疇和基本理論方面，基本上開始了用規範的概念和學科語言代替一般的政策性語言，開始用有處可查的資料論證代替想當然爾的主觀分析，開始用理性的理論分析代替簡單的理論套用。7 雖然大陸國際關係學界仍然存在著很多不如意之處，但是從50年來的總體趨勢來看，基本是一個從政治到學術、從教條主義到邏輯分析或實證研究的轉變過程。

肆、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研究的特徵

一、定性分析為主、定量分析為副 1980年代以來，簡單枚舉仍然是大陸國際關係研究的主要方法，變數控制方法還不被使用。並且，由於主流學者在數學等方面知識的不足，定量分析方法及其成果，也得不到學術界的認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俄羅斯中心有一位研究能源問題的學者（徐海燕博士），她的文章中運用了大量的數據資料和分析模型，經常被有關學者和編輯指責為「看不懂」。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學者們重視對國際問題的描述性分析解釋，輕視應用恰當的研究方法進行理解。根據孫學峰對國際關係核心期刊發表文章運用方法統計看，傳統方法占絕對優勢，占81.4%，島湖遊覽時，浙江淳安縣3名歹徒登船搶劫並縱火燒船，導致24名臺胞、2名導遊和6名船員全部遇難，即「千島湖事件」。這是一起惡性刑事案件，但與政治目標無關，所以不屬於恐怖事件，只是一起「恐怖的事件」。令人遺憾的是，大陸有關官員對此事處理過程和方式失當，忽略了在「第一時間」處理事件的重要性，因消息延誤等因素導致誤解，對兩岸關係造成不良影響。 7. 林尚立，「政治學與政治發展：中國政治學發展20年」，政治學研究（北京）， 1998年第2期（1998年6月），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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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歷史分析方法占54%。8_{這說明目前在中國國際關係研究領域，} 研究方法單一，學者們採用包括歷史分析方法等傳統方法居多，採用定量分析等科學方法十分有限。目前大陸國際關係學者偏愛於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不足的現象，主要歸因於知識結構（數學）、電腦水準（主要是編程和資料運算的水準，而不是剪切和粘貼）和研究習慣。這些都不是能夠在短期內得到解決的。二、在研究物件上，宏大課題為主，精細的實證研究為副在宏觀上，中國國際關係學沒有自己的理論體系，沒有方法論。微觀上，沒有很好的個案研究。有些學者認為是「研究方法上的落後，使我國國際關係研究的整體水準在1990年代沒有取得明顯進展」。9但是按照筆者的看法，問題可能沒有這樣簡單。社會科學研究是一個投資很大、直接經濟效益很小，甚至沒有直接經濟效益的一個研究領域，需要發達的經濟體系來支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只有經濟發達的歐美國家才能產生發達的社會科學。對於大陸這樣的落後經濟體來說，政府和社會建立起一個學術群體，一方面是為了讓這些人從事學術研究，以為社會發展和國際政治鬥爭服務；在另外一個層面上，也是為了讓這些知識份子能夠充分就業，保障社會的穩定。所以，大陸學者群的總量雖然很大，但是人均科研經費卻很少。國家在社會科學研究上的投資，主要以人員工資為主，沒有足夠的資源去進行國內外調研活動。在大陸學習的博士生，絕大部分都是通過紙質材料和網路獲得其他研究材料的，基本上不可能進行真正意義的案例分析。與此相比，發達國家在社會科學方面的投 8. 閻學通、孫學峰，國際關係研究實用方法，第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292~293。 9. 閻學通、孫學峰，國際關係研究實用方法，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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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是大陸學者們所夢寐而不能求得的。筆者曾在日本遇到一個博士生，她為寫關於歐盟移民政策的畢業論文，單單在日內瓦就調研了2年。這在絕大部分大陸博士生看來，簡直如同天方夜譚。三、不斷引進新方法雖然大陸國際政治學界在研究方法方面仍然比較落後，但是從 1980年代以來，大陸學者引進了大量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國際關係的一些分析模型，對研究方法的專門研究和介紹也在增加。如倪世雄教授、王逸舟教授等，在引用西方國關理論和研究方法都做出了重要貢獻。現在，很多新的研究方法，從國際政治經濟學，再到博弈論和層次分析法等不同層次、不同方面的研究方法，也不斷引起中國學者的重視，並被不斷在研究中有意識、無意識的應用。10 四、存在的問題中肯地說，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國際關係學界不僅自己走出了國門，也引進大量西方的理論和分析方法，已經產生了相當數量的優秀成果。但是，也必須承認，大陸學界對方法論問題的重視、介紹和探討還處於初級階段。第一，關於方法論的著作，包括專著和譯著還太少。到目前為止，在有關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方面的各個流派的介紹上，大陸學界做了不少工作（當然介紹得還不夠，吸收和消化則更不夠），但方法論方面的介紹和研究卻仍然是鳳毛麟角。第二，大陸國關學科的課程設置中，方法論所占的比例太小。大多數大學國際關係專業本科生的教學大綱中，甚至沒有方法論方面的必修課；研究生課程中，方法論方面的課程也十分匱乏。據美國學者對美國大學前30名的政治系所做的調查顯示，在研究生階 10. 秦亞青，「層次分析法與國際關係研究」，歐洲（北京），第16卷第3期（1998年6 月），頁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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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方法論方面的必修課程平均為三門，而各大學為學生所能提供的方法論課程平均有八門之多。11 第三，大陸缺乏方法論方面的師資隊伍。當前，在設置國際關係（包括國際政治和外交學）專業的各主要大學中，能夠開設方法論課程的合格教師寥寥無幾。這導致大陸學界在一些研究方法的應用，尚處於摹擬階段。例如在使用博弈論分析國際問題者，實際上只會使用一點算術模型，據數學演算之間的距離仍然甚遠。第四，與前三點相聯繫，國關學界關於方法論方面的討論和爭鳴也很少，僅有的少數幾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呼籲重視方法論建設的，很少提出改進的具體措施和方法。第五，對科學研究存在誤解。很多學者把科學化等同於定量研究，因為看到定量研究的缺點而排斥定量研究方法。定量分析只是科學研究方法的一種，科學主義不是定量主義，科學方法不能被完全等同於定量方法，而是定量與定性的結合。12 第六，有些學者過於強烈呼籲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學，急於建構中國的理論體系，但是卻不重視研究方法的吸收和創新。這種傾向表明大陸學者對國際關係學的科學性問題存在疑惑，過於強調國際關係學的「服務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將國際政治學視為一門受價值觀和國家利益驅使的「謀略學」，缺乏對國際關係學最終目標的終極反思。第七，很多學者仍然把國際關係學歸入人文學科而不是社會科學學科，甚至認為國際關係學需要有一定的模糊性，加上經常的「微言大義」、個性化的和有時非理性化的表達。有的學者認為國際關

11.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1).

12. 周方銀，國際問題數量化分析—理論、方法、模型（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頁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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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理論既是科學又是藝術。強調國際關係學的「模糊性」和「藝術性」，必然會降低研究的科學性標準。如果人們不能改變這些模糊認識，中國大陸國際關係學研究就不可能邁向一個更高的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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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一、中文 Kenneth Waltz著，信強譯，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李少軍，國際政治學概論，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林尚立，「政治學與政治發展：中國政治學發展20年」，政治學研究（北京）， 1998年第2期（1998年6月），頁4。周方銀，國際問題數量化分析—理論、方法、模型（北京：時事出版社， 2001）。秦亞青，「層次分析法與國際關係研究」，歐洲（北京），第16卷第3期（1998 年6月），頁4~10。秦亞青，「國際關係中科學與人文的契合」，中國社會科學（北京），2004年第1期（2004年1月），頁78~82。閻學通、孫學峰，國際關係研究實用方法，第一版（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科學方法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北京），2004年第1期（2004年1月），頁82~85。二、英文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1).

聯絡作者： E-mail：[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收稿日期：2006/9/11 審查通過：2006/11/20 責任編輯：黃淑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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