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社會文化考察與性格研究
佛洛姆不斷強調人類之破壞性可區分為基於生物性生存所需的良性侵犯，以 及源於性格結構扭曲之惡性侵犯，人類之性格有相當程度來自於其生長之社會環 境，社會結構、文化風俗必然影響個人性格特質展現，而形成與大環境相對應之 性格類型，而個人之性格類型又將反過來助長特定社會與文化，質言之，社會、
文化與性格可謂交互影響之「三位一體」。
人類之瘋狂罪惡與殘忍不僅僅來自於個人精神結構之深層病態，壓迫性社 會、偏差邪曲之文化都將助長破壞性格之養成與展現，人之所以為惡，往往不只 是個人之人性本惡或攻擊本能使然，而是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中，個人的情感、理 性與道德情操遭受異化與抹煞，社會文化導致的冰冷無情，致使人性中最為黑暗 暴力的層面得以有恃無恐地展現。探究社會結構與文化內涵中對於個人破壞性之 影響成因，是為佛洛姆解析人類毀滅性之特殊而宏觀視野，本章將分就社會、文 化與性格對於破壞性之形成助長要素進行論述。
第一節：當代社會之精神問題
壹. 社會神話的終結
「雖不滿意卻尚可接受」是現代人對於自我生活以及社會發展的普遍觀感。
之所以尚可接受的理由多半是物質充裕、民主發展、科技進步、生活便利等器物 性面向；而不滿意的原因卻往往肇於心理的苦悶感。
民生用品乃至奢侈品的普及化，使人直接感受到社會的富裕；機械取代人 工，尖端科技完成人類無法處理負荷的勞務，讓人深刻體會科技的魅力；自由甚 囂塵上，偏激的言行得到容忍甚至公開讚揚，教人難以批判民主的可貴……簡而 言之，現代化工業社會充滿無與倫比的成就，儘管仍有諸多改善空間，卻總能讓 人由然接受，或至少難以抗拒。
然而，緊繃的人口密度與高度競爭使人際關係緊張、個人精神焦慮；過份慾 望和過度開發造成人類遠離自然的恐慌與不適，乃至形成各類環境問題；兼之政 治、經濟、社會與道德的種種文明缺憾，現代世界也著實教人難以滿意。或許這 些都可歸納為進步所導致的必然性悲劇，是締造空前文明的沈重犧牲品；但更重 要的是，人們不僅在表面上不如意，許多問題已然使「社會整體」如同個人般發 生嚴重精神疾病，成員卻仍習焉不察、茫然未知。
佛洛姆在《生命的展現》（To Have or To Be）首篇提及工業社會締造所有人 類無限幸福的偉大諾言已然瓦解，甚至此理想本身就是一種虛浮的幻象！人們誤 以為「無限生產（消費）」、「無盡快樂」以及「絕對自由」將能帶來人類的終極 幸福；然而不加限制的慾望滿足並不能產生預期中的快樂與幸福、標榜絕對自由 的同時卻必須接受個體只是資本社會的小螺絲釘、科技工業締造的消費王國更直
接引發多重環境危機……質言之，「享樂主義」、「利己心態」與「渴望擁有的貪 欲」等資本主義之核心價值已使當代社會陷入毀滅與病態中，欲落實理想的健全 社會，體現人性充實的生活，勢必先終結虛假的物質神話（孟祥森譯，1994：5-18）。
終結神話意味著對於人類生存狀態的實然體會與認知，瞭解生命的根源性問 題無法被物質成就所掩飾，器物之進步亦非心靈成長或智慧增進的代稱，佛洛姆 與史懷哲皆謂當前人類處於一個身心割裂的局面，科技不斷突飛猛進，精神狀態 卻未明顯進化圓融。如佛洛姆所言：「我們所面臨最大的困難在於人類智能的發 展遠遠超過他情緒的發展…人類的腦袋活在二十世紀，很多人的心還活在石器時 代」（Fromm, 1941: ⅩⅣ；管韻玲譯，2002：11）。
新的社會形態將形塑嶄新的生活模式，引發別於傳統的主流文化，進而鑄造 與新時代相對應地社會成員性格；同時，新興之問題、毛病與缺憾亦將產生。時 代的病徵便糾葛於社會、文化與性格三者密不可分的綜合體當中。而欲開解當前 特有的新興問題，勢必需要更臻於理想的精神內涵，以空前良善的心靈解決空前 險惡的痼疾。由心靈層面出發解決現實物質產生的問題會否緩不濟急？針對此疑 義史懷哲（A. Schweitzer）曾言：
當災難與愚昧都在各國不斷擴大加深著，失業、貧窮、饑荒正盛行著，權力正 被無能的人以最無恥而無意義的方法濫用著，而組織化的人類生活在各方面都 錯亂了的時候，我們要求人們返回到遙遠的事物上去重新反省生命的意義，的 確看來是徒勞而可笑的。但是唯有當一般大眾開始做這種反省時，才能產生足 以消除所有的混亂和災難的力量。（鄭泰安譯，1973：89）
根據佛洛姆之見解，現代人所罹患的精神疾病（如虐待症、自戀狂、戀屍癖 與亂倫結等）不該單純視為個人的特殊遭遇。社會結構的非人（de-human）發展 更可能是集體病態之主因，在充滿新興壓迫形態的社會情境中，人類無可避免地 淪於異化與疏離的窘況；感情的淡漠使自我成為了無生機的機器，退縮與恐懼驅 使人們躲進非理性權威的主宰，價值淪喪使人以市場利益來填充內涵。然而一切 的病徵都在社會中獲得認可，且於文化裡大肆流行，教人格朝更為扭曲的方向發 展。簡言之，病態的社會、病態的文化與病態的人格之三位一體促成世界空前毀 滅性危機。
貳. 社會型態與社會問題
從傳統農業村落到現代工業都會，社會形態隨時代變遷而改變，新時代之特 有問題也反映於新式社會中。莫理斯（Desmond Morris）於《人類動物園》（The Human Zoo）探討當代社會與遠古或傳統社會之主要差異時論到；古代人類與其 他動物同屬於大自然的一員，以簡單的採集狩獵為生，在地廣人稀的環境裡緩慢
演進，當農耕技術取代漁獵、都市革命產生城鎮，人類便脫離自然，其原始部落 社會將「膨脹成『超級部落』」，成員則「成為市民，一個超級部落的人」（李師 鄭譯，1974：7-14）。
「超級部落」意味著文明取代自然，人為的文化機制取代原始的天擇演化，
人類不再是單純浮游於環境的物種，而是能夠另起爐灶、創造生活世界的主動 者。「超級部落」的問題也是「超級」嚴重的，空前龐大的人口數量使生活各層 面都陷入複雜紛亂的窘境中，以往天生天養的自然教化不敷使用，嚴密地控制形 態與合作模式推陳出新；自然篩選的權力分配如今成為「超級地位」的爭奪擾攘；
性事與生殖更變成「超級部落中之超級的性」，以及種種自然狀態下未曾發生也 難以想像的畸形問題。
莫理斯曾言：「在正常情況下，野獸不會殘傷自己、手淫、攻擊自己兒孫、
患胃潰瘍、有戀物癖、過度肥胖、性變態或犯罪…寄居都市的人類，這些全都發 生了」（李師鄭譯，1974：1）！同樣的病況也出現在遭受非自然囚禁的動物中，
對此，氏直言人類社會並非「水泥叢林」，而是「一座人類動物園」！在「超級 部落」中，居住、飲食、醫療等相關素材源源供應，但在性、地位、族群認同與 生心理刺激等層面卻陷入細微複雜的紛亂局面，以性為例，莫理斯便歸納出十種 可能流行於人類動物園的性形態，從最初始的「生殖的性」和「生理的性」，到 社會文化要求的「配偶的性」、婚姻之外的「職業的性」與「商業的性」，再到象 徵意味大於實質性慾的「地位的性」，乃至極端變態的「性虐待」（李師鄭譯，1974：
77-120），異化程度隨著文明發展而深化，人類在創造文明的同時禁錮了自己，
在進步的過程中也陷入非自然的病態裡。
遠古先民面對的是單純的生存競爭，亦即為了存活而需解決安全、食物與繁 衍後代等基本問題，在靜態的傳統社會中則需依附於封建體制的權威統治，處於 工業社會必將遭遇剝削、競爭、理性化與非理性化的壓迫傾軋，二十世紀的資本 主義社會中，市場傾向與輿論權威則成為人類精神官能症的新源頭，個體被愈形 細膩難明的機制所操弄，人們物質生活獲得基本保障，而精神性靈卻被推往更瘋 狂的極端，個人免於充當權貴者的奴隸，卻淪為非人的「機器」(Fromm, 1955:
82-96)。
論及社會與個人之關係，從莫理斯的觀點可推論現代人已無法擺脫「超級部 落」提供的種種生活照應，換言之，人們需要社會資源的供養；佛洛姆則強調「社 會需要人來工作」(Fromm, 1955: 77)，藉以維持其體系的運作與延續，因而透過 秩序規矩之內化敦使人投入社會發展的生產行列中(Fromm, 1955: 76-80)。工作、
責任與角色之內涵定位則依社會形態而異，資本主義社會著重工業生產與商業貿 易，在此前提下便發展出將成員塑造為勞工、商人或機械技師等形鑄模型。社會 涵養個人，人類支撐社會，社會發展的動向便在客觀標準之參照下得到確定。
社會形態之變遷將直接影響人類思想行動的內涵與模式。而引發當前人類嚴 重問題的便是「技術社會」（Society of technology）的駕凌。佛洛姆指出，第一 次工業革命時，機械取代了人的「動力」，而第二次工業革命發生後，不僅僅生
活動力，連人的「思想」也被機械所取代。至此人類之存在需求與精神內涵不斷 枯竭，甚至「人不再是人，而變成了一個不思想與不感受的機器」（孟祥森譯，
1971a：37）！
「技術社會」信奉「技術萬能」與「愈多愈快愈好」兩種原則。第一，某些 事情在技術上「可能」做到，便「應該」去做。佛洛姆以原子彈和太空梭為例，
當人類發現自己有完成它們的能力時，便不加考慮地投入實現工作，至於所作所 為可能引發的倫理衝擊與道德困境，則刻意忽略漠視。最遭的情況在於，若人們 相信「能夠做因之必須做」，技術考量將成為所有行動的唯一準則，推翻其他倫 理價值而成為專斷的宰制性基礎。
第二個原則是「最大效率與產量」的追求。在此訴求下，人勢必被化約為生 產系統中的單元部分，個性、品格與靈性都被效率、標準和成就所取代，為了產 品的「量」，而罔顧生命的「質」，結果將是在非人性化的環境氛圍中，人們的想 像力與創造力低落，並且陷於因緊張、沮喪與焦慮導致的長期性疾病（孟祥森譯，
1971a：43-50）。
參. 資本主義社會之發展危機
愈是競爭激烈、擁擠稠密的社會，其成員精神病症與毀滅傾向將愈發強烈。
以自殺率而言，現代化都會遠比傳統鄉村要高，工商業社會亦比未開化聚落危 險。根據佛洛姆的分析，盛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要素斲傷成員之獨立性與 完整性的程度甚於以往其他類型社會，人們無可避免地依照利益法則、市場邏輯 與利己心態營生，在有限的成功定義中實現自我；然而建築在貪欲與剝削基礎的 情境脈絡，本質上即為違逆生命與非人性的悲哀(Fromm, 1941, 1955, 1976)。
依照佛洛姆之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之核心價值在於強化個體利益追求的「利 己心態」；將慾望與報酬等量齊觀的「享樂主義」；以及凡事精打細算、彼此「利 用剝削」的人際關係等三項迷思，其特徵分述如下：
一. 利己心態
「個人追求其最大利益，整體社會亦將獲得最大幸福」乃風行於資本主義社 會的信念，乍看之下言之有理，但卻忽略了純粹利己思想將直接導致個體之間的 矛盾與鬥爭，如霍布斯所言，原始社會是一場「個人對抗其他所有人的戰爭」（war of man against all men）。資本主義式的利己主義乃偏差個人主義的極端表現，強 調「佔有」的利己作風而將他者視為「物」，是與我對立競爭，我想要控制剝削、
從中牟利的東西，如此非但教社會陷入無意義的緊張鬥爭循環中，自我也將因單 向地以追求一切、佔有全部作為生活依歸，而失去整全人性與實然幸福。如佛洛 姆所言，誤信利己信念的人以為「我擁有的愈多，我就愈是我」，當每個人都竭 盡所能掠奪一切時，「必然產生永無止境的階級鬥爭」(Fromm, 1976: 6)。
資本主義社會中利己式的利潤追求固然能夠帶給成員一定程度之成就感，讓 獲利等同於取得價值與認可，然而在有限成就的同時個人卻更常驚覺面對龐然體 系與變動市場的「無力感」，社會標榜的自由競爭、優勝劣敗或市場機制等自由 宣言，實為奴役個人於同樣的道路上掙取微薄利益的箝制手段。質言之，利己的 社會並非理想典型，個體在其中亦難獲得幸福快樂。
二. 享樂主義
「人生的目的在於快樂，無限制的享樂是為人生終極目標」之論調亦為資本 主義社會核心價值。發達工業使「享樂」普及化，社會各階層乃至所有成員都有 可能銜此幸福，悠哉、享受、使用奢侈品不再只是少數人的特權，而是每個人都 能夠且應該追求的目標。誠然，享樂的情境依成員階級而有不同，但一個人若無 法享有符合自身社會地位的逸樂，便將被視為「失能」的人。資本主義社會中，
人的價值表現在他能負擔何種類型的消費玩樂，他的俱樂部與會員卡就是他的貴 族家徽。
為了享樂以及保有逸樂隱含的象徵性地位，人必須長時間地固定工作。佛洛 姆 指 稱 「 不 加 限 制 的 享 樂 和 紀 律 嚴 格 的 工 作 構 成 了 一 種 奇 異 的 矛 盾 組 合
（contradiction），其在生活上的表現便是上班時驅迫性的工作，下班後和假期時 的完全怠惰」(Fromm, 1976: 5)；工作、收入與消費成為現代人的生活寫照，極 端的享樂主義及其引發的生活模式固然經不起整全理性與生命意義之檢驗，但卻 有效地將個人安置在專屬的社會定位上，營造出操之在我與快樂安逸之假象。
此論調佛洛姆又在《健全的社會》（The Sane Society）中提出「不沮喪法則」
（the principle of nonfrustration）(Fromm, 1955: 147-149)來進一步深論。其意指現 代人在物慾充斥的氛圍下，產生「見到便想擁有」且「一想擁有（有慾望）就必 須立刻滿足」的偏差熱情；如氏所言：「對事物的貪慾以及對願望的滿足不能延 遲，是典型現代人的特質」(Fromm, 1955: 148)，不論物質財貨、精神快感或性 需求等各層面皆然，而個人將悲哀地淪為「慾望和滿足的系統」（a system of desires and satisfactions）(Fromm, 1955: 149)。唯立即的滿足並不能獲致長久之身心安定 感，反到促使感受力日趨麻痺，而痺病的心靈正是虐待症或戀屍癖等病態之要 素。質言之，瘋狂的物欲追求未必然直接引發破壞性結果，然而造成精神麻木卻 是毀滅性的開端，其衍生後果將是人我的直接傷害或人性的退化與失能。
三. 利用剝削
「我的身價或我的社會地位即為我的代稱」，現代社會中人的概念遭窄化為
「市場人」，人的意義即在各類市場中（商品市場、貨幣市場乃至人際市場）所 能發揮的功能，如會計師的審計功能、部屬的執行服從功能、伴侶的性與養護功 能等，他人對我而言，自然也僅存類似的「工具性」意義，人我關係因而形成利
用性與交際性的交換模式。
早期資本主義讚揚強人出頭而將剝削合理化，勞工成為資本家的附屬，在理 性化與規格化的社會體系中，金字塔底的下位者也深刻體會自身的卑微與頂端者 的遙不可及，因而認命地成為權威的附庸。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將「剝削傾向」
轉型為「合作傾向」，人們在內心深處反抗的權威消失了，代之以團隊合作之集 團競賽，然而，合作的表象底下卻依舊是相互利用的猜疑關係。
由有甚者，現代社會中人和其同伴之間的關係由於交互利用而宛如「兩個抽 象的事物」或「兩個活生生的機器」（鄭谷苑譯，2002：159），個人無法從群體 中獲得健康合宜的情感基礎，我的工作場合只是充斥著互相利用的職員，只不過 是一群享有螺絲釘待遇的螺絲釘。人性成長無法朝「成長徵候群」開展，便只能 倒退至「衰滅徵候群」。
肆. 權威體系與退化形態
人類憑藉自身的智慧和力量建構出別於自然的世界，社會的出現代表人不再 是自然界中的一員，不再單純為食、性、安全的基本需求而活，人跨越了，走了 出來，也因此人是唯一會感到厭煩的動物，會對於自身存在狀態抱持懷疑，而希 望藉由種種價值追求重新獲得平衡的孤獨旅行者。
佛洛姆認為，個人由原始連結中脫出的過程即為「個別化」之歷程(Fromm, 1941: 39-40)，人類需要自由作為他確保生活諧和與精神安適的價值取向，尤其 是消極形式之「免於……的自由」（freedom free from），使個人得以在不受威脅、
壓迫或干擾的情況下成長。而要從消極自由過渡到「能夠……的自由」之積極形 態，個人的發展才稱得上完整健全。
臻於積極自由的方法便是朝「成長徵候群」努力開展，重拾自然界之生命靈 性，切斷亂倫式的依附以成就自我完足的獨立性，與人類（尤指陌生人）建構尊 重友善的人際關係，成為一個健康、獨立、完整又富生命力的個體。成長的反面 即為衰敗，未能作為理想個體，遁入各種權威機制則成為逃避的手段或真實自由 的替代品。自由並非有病治病、無病強身的萬靈丹，相反地，自由的行使必須透 過不斷努力與自我成長方能成熟得宜；佛洛姆指明人在獲得更大自由的同時，往 往陷入更為孤立、寂寞、害怕的恐慌窘境中，人若無法由消極自由進化到積極自 由，結果將是「必須試著逃離整個自由」(Fromm, 1941: 155)。
一. 無名的權威
將自我委身於更為強大的權威體系是常見的逃避機制之一。權威的類型多 元、複雜且散佈於社會結構各環節，從最明顯的獨裁者集權到最難以指認的隱約 暗示都可能成為一套具影響力的權力系統。現代社會中權力結構無所不在，欲逃 避自由的人總能找到皈依的出口。
Stanley Milgram 於其服從權威的研究中指出（Milgram ,1974），人類對於權 威命令的盲從程度遠超乎想像，在被權威化身要求行動之際，個體該當回歸基本 人性執行的價值判斷功能幾乎宣告棄守，即令是明顯地非理性決定，服從的力量 依舊大過良心的建議，尤其當號令者具備專業權威時。
從人性發展的角度出發，佛洛姆將權威區分為「理性權威」與「非理性權威」
兩者。其主要差別在於主客關係是朝向健全獨立的吾-汝關係，抑或壓迫成長、
悖理專斷的宰制關係。理性權威宛如師長，透過權威者的教化過程將使主體與對 象兩者距離愈來愈近，差異益形微緲；非理性權威則強調主控者的不可侵犯性，
階級地位是絕對的，對象的成長將是對權威最大的反叛與罪惡，當中虐待症者經 由控制來確立存在感，而被虐症者則以順服馴化來換取精神的棲身所。
在剝削形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成為權威形象的典型。大老闆扮演著 施捨照料千百勞工的主宰者，其與眾不同的紳士風範，平民百姓只能自嘆弗如。
至於二十世紀之資本主義體系中，老闆、教師、父親、神父等公開的權威消失在 象徵符號背後，一種「無名的、不可見的、疏離了的權威」（anonymous, invisible, alienated authority）取而代之(Fromm, 1955: 138-147)，不再有某個角色高高在上 地發號施令，但所有要求似乎都成為一股「潮流」以莫之能禦的勢態將每個人齊 一同化。以佛洛姆的話來說，「順應潮流」（conformity）即成為新興權威的表率，
是當代社會所有人都無法抗衡的命運。
隱而不顯的「無名權威」躲在媒體、民意、文宣等素材背後，甚至充當主流 文化的吹鼓手，各種精巧的社會結構設計也都具備其特性，人類在社會生活中不 斷遭其轟炸而不自知，物之所向即心之所趨，潮流的走向同時是社會的動向與人 格發展的南鍼。人類的思考遭受鈍化，誤以為自己只要在無所不在的商業活動中 成功交易便能無往不利，或盲從文化工業的催眠傾銷而相信藉由特定商品的獲得 便能確保生活品質。
二. 亂倫固著
亂倫結是「衰滅徵候群」的特徵之一，其最原始的型態是對於母親的病態依 附，一開始是出於食、性、溫暖等人性需求，母親代表著愛戀與提供營養的對象，
若人無法走出病態的依賴關係，渴望停留在嬰幼兒稚弱階段以獲得母性無微不至 的關愛，或甚至退回到母子相連的子宮中接受養育，將導致永遠無法獨立自主與 成熟負責，如佛洛姆所言：「我們根本還沒斷奶，我們仍然是長得太大的嬰兒」
(Fromm, 1955: 149)。
心智不成熟的個人的確有可能走出對母親的亂倫固結，只是可能又投入其他 象徵形式的母親，諸如血緣、土地與國族等。家庭、部族與部落、社群與國家，
政府、會社、宗教團體等，對於盲目依戀者而言都是另類的「母親」，他們往往 為了滿足心理深層的依賴欲求，自然而然地將自我投身於上述社群機制中，甚至 不惜將自我矮化或透過種種手段加以整肅，以其符合奉獻對象的規範模式。
「亂倫」並非單指禁忌的性衝動，更泛指盲目倒錯的投射與依附，從原初被 餵養呵護的傾向，到形式複雜的犧牲投注與偶像崇拜，都是人類「亂倫固結」的 表現。即使在生理上切斷了與母親相連的臍帶，幼稚貧脊的人性依舊未能在心理 精神層面中尋求真實的解放。值得注意的是，人們一旦陷入其中，實質的愛將扭 曲為仇恨與瘋狂，而毀滅性的暴力事件於焉產生；極權主義、主張種族清洗或我 族至上的狹隘民族主義、歧視甚至仇視弱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都是悲劇的由 來；如佛洛姆所言：「民族主義是現代版的亂倫，是偶像崇拜，是一種心智失常」
（Nationalism is our form of incest, is our idolatry, is our insanity）（Fromm, 1955:
60；鄭谷苑譯，2002：75）。
人們因為屈服於自身所設的懦弱，因而變得真正的懦弱不堪，躲在「母體」
底下，便可不必再單獨面對成長必然經歷的種種磨勵，而只需單純被動的接受上 位體系傳達的內涵，以佛洛姆的話來形容，世界對我們而言就像個大蘋果、大奶 瓶、大乳房，而我們是長不大的小嬰兒(Fromm, 1955: 149)！當「母體」要附屬 者為惡時，成員也將訴諸依賴情感、盲目屈從、虛構的尊容感或意識形態而非以 基本的理性來作為行動的判準。
伍. 社會控制與精神壓迫
一. 明顯公開與隱性無名的權威
人們面對阻止自我生長傾向的事物，都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反抗；因而「如何 屈服人的意願又不讓他察覺」便成了社會控制的策略（Fromm, 1976: 78；孟祥森 譯，1994：96）。明顯的社會控制形式類似於明顯可見的權威，以政府、法律、
規範等不容凌駕的上位勢態臨現；而隱性的社會控制亦如無名的權威般，以極其 細膩的形式隱匿於人們的生活情境中。前者往往扮演著強勢卻消極的角色，防堵 成員涉入悖逆偏差的活動，然而人民對於國家巨獸心存戒慎恐懼卻未必信奉篤行 其訴求，其次，刑罰誡律在防弊的同時，亦可能激發犯罪的產生！佛洛伊德精神 分析理論發現，人類情感慾念遭壓抑時往往以其他形式表露來逃避監控者，社會 整體亦然，群體的禁令雖能某程度的壓抑反抗，卻激發成員從事其他破壞活動的 可能。
至於隱性社會控制方面，馬庫色（H. Marcuse）於《單面人》（One Dimensional Man）開宗明義道：「一種舒適、溫和、合乎情理且民主的不自由，正在發達工 業社會盛行」（劉繼譯，1979：3），佛洛姆所謂「無名的權威」（anonymous authority）
已成為社會控制的無形機制。值得注意的是控制的模式不再以極端壓迫的形式出 現，而是化身為各式各樣隱性潮流，建構出理所當然的正當性氛圍，使人不自覺 地服膺社會需求。
社會控制的作用在於確保組織不致分崩離析，法律、規範、道德皆為鞏固社 群的素材，而在當代社會中，警察機關依舊扮演著壓制極端異類的消極角色，「同
化」方為全面控制的核心機制。當所有人信奉同一套價值觀、養成同樣的人格內 涵、追求僅只程度略微殊異的生活目標，反抗便全然消失。
高度發展的工業社會倡導利己式的享樂主義，世上再也沒有比貴己、為我的 取向更適合作為人心之內在驅動力，人們一旦陷入浮泛慾望與立即滿足的循環 中，精神層面的價值感便彷彿得到安置，儘管如此可能產生精神疾病的苦果，但 當社會集體罹患病症時，痼疾亦不再重要。
二. 異化工作與心靈痼疾
（一）工作之本質
趙雅博認為（趙雅博，2005：214-230）；人不可能完全地「無為」，身體、
心靈跟意志都希望得到美好的狀態，因而工作便成了人類必然的使命性活動。誠 然，人對於工作難免感到沉重煩悶，甚至認為人需工作才能求得溫飽是上天對人 的懲罰；但對人有益的生產性活動將能導致人格的完美，無論是低階的生物性、
動物性層面，或高階的藝術性、知識性與倫理性、宗教性層面，都能透過工作來 實現其完美意涵。
趙所描述的是工作的實質意義，基於導向善的高層次探求所引發的實踐性活 動，它的本質是開展性的，以佛洛姆的話來形容則是「創生性的」（productive）
意涵。然而當代社會的工作型態卻非如此，誠如上述，在集體的精神病態氛圍底 下，工作不但是為求溫飽不得不然的消極性活動，更是社會刻意形塑出來用以判 斷人類價值的要素，也就是說現代人投身工作不僅僅為了生物性需求，有更多的 成分是害怕自己在人人皆有工作的處境下成為異類！職業象徵著身分地位，甚至 決定了一個人的所有價值，社會所有成員別無選擇地被迫投入這場無謂的比較競 賽，以此換取自我的尊嚴與他人的讚美。
（二）異化之工作
人類勞動原本包含著人自身的創造，也是一種生命動力的表現，但社會階級 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卻使得工作產生「變質」，勞動者變成了工作被動的附屬品，
非但無法在勞動中開展價值，反而不斷在過程中失去自我；在這種異化的、物化 的、自我遭受對象化且不屬於自己的活動中，「活動就是受動；力量就是虛弱；
生殖就是去勢」（徐紀亮、張慶熊譯，1987：56）。
馬克思（K. Marx）於《哲學的貧困》中發現人因為「分工」產生階級與特 權，因而加深了勞工平民的不平等狀態，最後導致身體與靈魂的雙重損害。氏引 用多位學者的論點，主張人類天賦秉性的差異並不如想像的大，搬運夫和哲學家 的差別是分工所造成；人之所以從事不同的職業，「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不如 說是分工的結果」（谷風譯，1988：95）。此外，分工的確會造成進步，然而進步 的成果只有少數特權階級能夠享用，從而深化階級差異，對於勞工而言反而是種
「惡」。
質言之，身為勞動者必須忍受壓抑自身個性的卑微職業而感到靈魂受辱，同 時又對低薪產生的肉體痛苦無可奈何（谷風譯，1988：98）。但這種悲劇性的情 況卻是社會運作的常態，由於社會體制需要的是默默勞動的「機械」，而工人的 技藝成長往往又伴隨其見識的開展，有主見的勞工成為社會既定模式的阻礙，將 工人置於單調枯燥、閉塞心智的環境變成為一種有力的控制手段。以馬克斯的話 而言：「現代社會內部分工的特點，在於它產生了特長和專業，同時也產生職業 的痴呆」（谷風譯，1988：108）。
（三）消費性工作
追求產品的最大量化是工業化社會之運作原則，對於個人而言，致力於生產 的目的是為了「消費」，我消費，所以我存在，我有的愈多就愈是自己，私人生 活意味著購買或擁有各式各樣的物品，而想要透過消費佔有作為生命的展現型 態，則勢必將全副心力投注於「工作」當中。
這種消極性的工作難以實現愉悅與滿足，沉重的責任、無奈的強迫性、無意 義的貧脊成為現代工作的寫照，人們工作只為了薪水，而獲取金錢則是為了購買 與消費，在冗長的工作中無法得到尊嚴、滿足與安慰，只好透過物質占有以獲取 暫時性沉醉（鄭谷苑譯，2002：200-207）；從而形成了「獲取→暫時性擁有或利 用→丟棄→新的獲取」（acquisition→transitory having and using→throwing away）
之消費行為循環(Fromm, 1976: 72)，人們彷彿罹患了強迫性求新求好求貴的「消 費飢渴症」（consumption-hungry）（鄭谷苑譯，2002：155）。
工作在現代社會成為一種隱而不顯的支配機制，並藉由壓抑個性與矇蔽理性 來完成其控制手段；無論個人品格如何，不工作或沒工作便意味著此人絲毫沒有 價值，獲利豐厚的職業成為高尚的代稱，偏差的社會風氣鼓動人們以金錢和物質 來換取激情慾望之滿足，從而麻痺了人的判斷感受能力，讓每個人都變成追求金 錢的職業人。
長時間的固定工作確實掌握了社會多數成員，以馬庫色的話形容是「使人精 疲力竭和愚化的野蠻奴役」（劉繼譯，1979：26）！此外，「專業化」的精細分工 使工作者更偏向片面單調的發展，個人執行著割裂的工作，與其產品分離，變成 只能處理部分裝置無法獨立認識全局的分支，缺乏個性與整全理性的人，又更容 易遭受同化的影響。如史懷哲所言：「只有廣泛多變的工作才能誘導出建立人格 的能力……但如今人們卻滿足於自我的片斷能力」（鄭泰安譯，1973：34-35）。
陸. 當代社會之精神疾病
「人的心理健康狀態並不能由個體對社會的『調適狀況』（adjustment）來決 定，相反的，它必須由『社會對人性需求的調適』來決定」（Fromm, 1955: 71；
鄭谷苑譯，2002：90）。社會文化是決定人心健全與否的主要條件，人無可避免
地受到社會實體的影響，當整體社會導向病態倒退時，往往直接反應在人類心靈 疫病的情形。異言之，社會病了，「我」也跟著患病，每個「我」都病了，社會 當然也罹病；而最能代表社會與自我的精神病態之徵候，就是「疏離」（alienation）。
佛洛姆認為，疏離是「個人將自己經驗成一個異類（外來者）」（the person experience himself as an alien）（Fromm, 1955: 111；鄭谷苑譯，2002：140），也就 是說人與他生命中的各項要素之間產生難以跨越的距離感，彷彿一道鴻溝置於其 中，無法與對象親近並締結自然和諧的關係，人也因而顯得孤立無助。
疏離的活動本質上是消極性的（passivity），人忙於疏離性活動時，所作所為 與我彼此割離、對立、甚至互不相干，人們自覺不是主人，只是被外在或內部力 量所驅使的被動者，如同精神病中的「驅迫性」（compulsive-obsessional）病患，
或者渾渾噩噩的被催眠者(Fromm, 1976: 90-91)。佛洛姆以「疏離徵候」（syndrome of alienation）來形容這種情況；人們被迫屈從於偶像，感到深刻持續的無力、孤 獨和焦急，無法體驗和諧的整全一體感（integrity），並急於與他人一致（孟祥森 譯，1971a：51）。
值得注意的是，疏離的現象在現代社會變成一種「全面性」的問題，人類生 活的各形式無不被此消極傾向所滲透，工作、買賣、言談、學習、信仰等各面向，
都讓人與生命內涵更為疏遠，更添遭其失落和無能感。為了克服疏離的精神失 調，「偶像崇拜」與「物質佔有」便成了陷溺中的悲劇性浮版。
一. 偶像崇拜
人們創造偶像，在虛構的意義層次上賦予它某種機能，並希望透過屈服與膜 拜好從它身上求得那項人所賦予的能力。在偶像崇拜中，人類先將自身的一部份 獨立出來並加以神格化，接著自我矮化向那塑造物卑躬屈膝好「贖回」那些原本 屬於自我的機能。偶像以「與人類分離的形式」展現其力量(Fromm, 1955: 112)，
人們愈是迷失盲從，便愈無法獲得生命的「完整」。
當「偶像」提出要求時，健全的人會設法釐清並加以批判，而崇拜者則極盡 所能的試圖滿足與呼應，因為藉由偶像使命的完成，他將證明自己不單只是孤立 無援的被拋棄者，相信能夠從中得到生命中失落的部分。
二. 物質佔有
「消費性工作」成為社會生活的基本寫照，意味著人試圖在購買當中克服自 身的脆弱與苦悶，期待新朝事物能為貧瘠的生活帶來刺激與樂趣。然而，能夠解 決精神匱乏的方法中，為何「購買消費」會成為社會普遍接受甚至讚揚的形態？
並不是其他較為積極的方法（如人性化的理想達成、知識與藝術的追求、與他人 建構合宜真誠的關係等）已遭受否定，而是為何「物質佔有」會在現行社會文化 中一枝獨秀？
佛洛姆點出了資本主義下工商業社會的發展傾向，助長物質消費的風氣；卡
勒漢（David Callahan）更細膩的指出，文化裡的普及價值觀會塑造人們對於「優 質生活」的定義，影響到諸如工作該多辛勤、該穿什麼衣服、什麼才叫體面、怎 樣才會讓人敬重等生活各層面該當如何的細部內涵（宋瑛堂譯，2006：103）。當 社會以「擁有物質」來定義優質生活時，成員便難以擺脫消費購買的潮流。
質言之，物質佔有不僅源於個人內心疏離與恐慌，社會風潮塑造出「擁有愈 多等於愈高尚」的價值觀，等於摒棄了人們追求品德、知識、能力等正性價值的 基礎，當有德者受到的敬重不如全身名牌貨的人，或甚至因為沒有追求物質而更 加易於遭受嘲笑、非難或傷害，消費與購買便堂皇地成為生活的、精神的、社會 的甚至價值的絕對主流。
第二節：偏差文化之病態危機
壹. 文化情境與破壞性
人類特有的瘋狂破壞與殘忍，在佛洛姆的見解中並非跨文化、普世性、天賦 本能式的存有，的確，在毀滅性活動中人類的本能激情佔有一席之地，但真正導 致惡性慘劇的主因則發生於社會文化情境，對個人長久以來的薰陶灌輸所致。質 言之，文化塑造了人類破壞性之內涵與表達方式，人類破壞性也可說是當前文化 特有的產物；如氏所言：「好戰並不是人的本性……而是文明發展出來的產物」
(Fromm, 1973: 174)。
佛洛姆考察了人類學的發展，否定了「人類天生酷愛嗜血獵殺」、「資源爭奪 乃人類鬥爭主因」等片面浮泛的觀點；戰爭是文明的產物，且關係到晚近經濟發 展帶動的需求渴望膨脹和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異言之，在原始貧乏社會裡，若 眾生平等、成員對於生活所需（不論心理或生理方面）都能順利獲得滿足，引發 鬥爭殘殺的機率將趨近於零。和現代相比，原始人絕對是極不富裕的，但他們卻 更為「富足」。分工愈細、壓迫階級掌握絕大部分資源的不平等社會，將會是最 好戰的社會(Fromm, 1973: 170-176)。
除了文化情境本身會蘊釀結構性破壞成素之外，文化同時也是衍生某些破壞 性形式的成因。後現代社會盛行之「多元主義」（pluralism）、「後情緒主義」
（post-emotionalism）以及 M 型社會之「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
皆為助長毀滅性之原因，茲分述如下：
一. 多元主義
後現代「多元主義」（pluralism）使異議具合法性權威，普遍公理之立論被 視為對差異的壓迫以及傳統理性中心的俗套，「怎樣都行」（anything goes）的潮 流甚囂塵上，使人即使面對反人性之詭異「異見」也莫可奈何。頌揚人獸交、性 虐待、亂倫之論述公然取得正當性，對變態殺人狂、凌虐者、強姦犯或獨裁者的 英雄崇拜也成為獨樹一格的另類正義。
將道德判斷訴諸彼此立場意見不同，取代了是非對錯的絕對判準，現代社會 生活中個人已經不具備評價批判的勇氣與見識，為了討好群眾、害怕與他人不 同、汲汲於維持自身在市場關係中的受歡迎程度、憂心自己討喜度或支持度下滑 而不在能吃得開……眾多焦慮之下，人們面對「異類」只能唯唯諾諾的表示這一 切只不過是選擇與表現的差異罷了，當中並無善惡好壞之類的價值判斷可言。
多元解構了普遍認可的價值觀，在個案事件的陳述上往往力求各方意見併陳 而不論其善惡真偽，也就是說，暴力破壞事件中的加害者可以透過媒體將自己塑 造成各種形式的悲劇英雄、無辜的代罪羔羊，甚至是敢為人所不敢為的另類勇 者！廣大的觀眾則可能選擇反對嫌惡、同情接受、漠不關心或崇拜支持。鼓吹人 獸交或崇拜陳進興顯然是一種非道德的舉止，但在後現代社會竟可成為與眾不 同、思想前衛、擺脫僵固傳統的「創見」！
盲目紛亂的多元取徑在破壞性層面中最直接的影響，即在於解構道德規範與 倫理文化，並使邪惡暴亂得到無可非難的正當性。
二. 後情緒主義
「後情緒主義」（post-emotionalism），根據林建福的研究（林建福，2007：
118-123），主要由 S. G. Mestrovic 提出，意謂在後現代「文化工業」擴張下，大 眾的情緒已成為政治與媒體操弄的對象，受操弄的結果就是個人無法產生自然而 真實的情緒，只能以過去的脈絡試圖替代或模擬情感活動，想像何種情緒反應可 獲得他人的接納與讚揚，並按此期望機械式地預演表達，試圖營造出一片美好祥 和的榮景。
情緒的機械化、操控化、麥當勞化與可替代性導致其生命內涵的僵死，情緒 成為「死情緒」或「準情緒」，被當成商品或消費品般製造、兜售、宣傳，人們 彷彿知道自己在何種情況該哭該笑，看到何種新聞該怒該怕，但卻用盡心力也無 法真切的如斯感受。如 Lodge 所言：「我們用盡了自己所有的同情、生氣、憤怒，
而只能關心我們自己膝蓋的痛」（引自林建福，2007：123）。
黎士曼（D. C. Riesman）《寂寞的群眾》中的「他人導向」（other-directed），
Mestrovic 之「憐憫疲乏」（compassion fatigue）與佛洛姆所謂「市場性格」（market character）都在指陳一種無法自主的感性茫然，及其引發之情感失落與精神失調 狀態。「後情緒主義」助長破壞性之關鍵在於其促使情緒生命走向機械化，引發 個人無法感應生成情感的「憐憫疲乏」，以致於只能以保持距離、維持中立假象、
歸咎各方的新型冷漠來應對事物（林建福，2007：131-134）。
冷漠，之所以在破壞性理論解析中如此重要，不是因為冷漠可能使個人成為 到處謀殺的殺人狂，而是當社會情境變遷時（譬如戰爭或動亂爆發），對生命的 冷漠將使人面對或執行大範圍集體屠殺事件時，採取支持或消極順從的態度。
三. 社會達爾文主義
傳統「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是一種變相的種族優越論調，
在後工業化社會中，卻成為與經濟能力相結合的社會階級主義。M 型社會，意 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且兩極端族群愈來愈多的分佈取向已成為當前社會之寫 照，激烈的競爭乃 M 型社會之遊戲規則，強者為王、贏家通吃、物質崇拜、菁 英階級為所欲為而「焦慮階級」惶惶不可終日等社會現實將直接影響主流文化關 於倫理價值之評判。
當自私成為美德、作弊變成常態而弱勢者被極盡所能的挖苦羞辱而定位成沒 用、愚蠢、失敗、無價值的輸家，社會將日益走向暴戾、對立與恐慌。誠如卡勒 漢（D. Callahan）於《作弊的文化》（The Cheating Culture）中所言：「早年被視 為厚顏無恥的貪婪詭計，如今比較容易合理化。經濟生活的許多地方原本與急著
搶錢、降低成本、錙銖必較、強出頭的態度無關，現在也變得更加野蠻殘忍」（宋 瑛堂譯，2006：53）。
馮朝霖亦指出當前主流社會中盛行「掠奪性文化」（predatory culture），人們 不斷弘揚物質崇拜而抹殺生命尊嚴，教育情境中亦以工具理性為主，灌輸學生謀 求個人在社會中最高強的「支配性地位」為主要目的，讓叢林法則決定一切，結 果將是現代人倫理潰散與學校教育失敗的慘況（馮朝霖，2001：96）。
M 型社會之兩極端中，贏家階級可挾帶強勢背景資源而為所欲為，遭排擠、
輕蔑與受邊緣化的社會底層，也逐步衍生出適用於「圈內」的暴力文化。兩極端 都各有其悖理邏輯或遊戲規則，漸次遠離普遍認可的公理規範，瘋狂、破壞與殘 忍因而不再是人類難以接受的惡行，反倒成為視階層情況而定的在地事件。
貳. 文化與個人
攻擊性行動是天性本能與後天環境之間交互作用之結果，攻擊本能對於情境 脈絡中某些刺激的反應。面對某項刺激，個人將採取暴力攻擊或其他反應，端視 其成長歷程所建構之價值體系而定；因此，存在於個人生活世界之楷模、所屬環 境之文化內涵、社會體系之結構定位，舉凡符號系統、宗教儀式、流行價值或情 感表現模式，均以直接或間接形態濡化範疇中之個體，人之於文化大我，俯仰其 間，對於事件刺激之應對與情感表達必定帶有幾分文化格局內之習氣，其內在經 驗與價值建構之歷程也未能與文化脈絡割離。
探討影響人類從事暴力攻擊行動之因素，除了分析可能直接激發毀滅活動之
「關鍵性刺激」為何之外，亦需對於人們採取「非暴力對應機制」的可能深入探 究，方能真正消弭毀滅性破壞問題。據此，本文將進一步提問：「文化脈絡中驅 使人們投入暴力攻擊活動之訊息符碼為何，其目的功能何在」？再者，「社會小 我是否可能抗拒文化主流之傾向」？也就是說當整體環境充斥著殺伐鬥爭氛圍 時，個體能否依循其道德良知與理性做出反應而非盲從於無形的社會壓力？
第一，關於關鍵性刺激之探討，會激發攻擊性本能的刺激可蓋分為兩類，其 一為對於當下生命造成直接威脅的刺激，如逼虎傷人之情況；其二則是針對生存 資源的擁有，此情況最常表現在「領域」的爭奪與捍衛，而絕大多數的動物都具 備領域概念，能夠本能地對其領土進行排他與獨佔之活動，當然，此類活動通常 直接訴諸武力。
人類是動物之一，在遠古時代也曾如其他物種般成群結隊地固守我族地盤，
或者向外掠奪食物飲水等資源，即令於當今理智開化的摩登時代，人們對於單純 爭奪領域的鬥爭活動也未感陌生，大到國家領土糾紛小至私我生活空間的保有，
個人便在疆界劃定中掙扎著。此外，人類更將領域之概念擴展到社會文化與經濟 等無形層面中；如企業彼此競爭市場佔有率、互異的政黨政治擁護者交相攻擊、
不同文明體系以「後殖民」手段設法同化他者……土地資源的戰爭、經濟市場的
戰爭、意識型態的戰爭與文化文明的戰爭同時存在於人類世界，而非唯肉體武力 的戰爭。
領域及其隱含之相關資源乃直接引發破壞性鬥爭之關鍵性刺激。問題在於，
既然領土不單指現實佔有之物理性疆域，那麼何種「程度」的領域概念才不會激 起攻擊或防衛的本能？此乃目前研究尚未處理之疑義。
第二，理性智慧與教育過程是否能夠擔保個人在極端環境下，能不受外界偏 差文化與社會壓力左右而投入瘋狂毀滅行為？從越戰時期著名的「美萊村屠殺 案」以及二次大戰其間納粹對於猶太人之集體屠殺來看，答案是否定的。
人類之決策過程中，往往深受權威影響而盲從、畏於團體壓力而從眾，並在 事後對於所作所為加以合理化。「權威」、「從眾」與「合理化」此三者成為主體 無法獨立判斷與自主負責的關鍵。
米格蘭（S. Milgram）於耶魯大學之「服從行為研究」已證明權威之影響力 大於人類道德信念(Milgram, 1974)；而 P. H. G. Zimbard 之「囚徒實驗」亦發現健 康正常的普通人在特殊情境中，極有可能轉變為麻木殘忍或消極服從的病態者。
關於「從眾」方面，阿倫森引用所羅門‧阿希之實驗可為代表。受試者與其 他四人被要求判斷四條直線 X、A、B、C 之中，X 與其他三者 A、B、C 中的哪 一條最為接近，並請五人依序回答。如下圖所示：
X A B C
圖 5-1 從眾行為測量圖
資料來源：詹克明譯（1986：20）。
此問題之答案明顯 X 與 B 最為接近，但研究者刻意將受試者安排在最後，
而先回答的四人與研究者暗中議定皆回答 A，受試者一開始聽見他人回答時充滿 驚訝，但當所由人答案皆一致，輪到自己時，四分之三的受試者會遵從錯誤的答 案，足見團體氣氛與社會壓力加諸個人身上時理智功能之薄弱。
在瘋狂殘忍之毀滅性活動中，破壞者往往將受迫害者矮化為非人的物，或者 將其醜化為低劣物種和惡魔化身，藉此合理化本身邪惡之作為。
參. 病態的文化
「敵意與攻擊源於基本需求之頓挫，而需求之滿足則是關懷他者與利他主義
之發展核心」(Staub, 2003: 52)。史塔伯（E. Staub）彙整了人類之基本需求概有 安全、效能感與控制、正向認同、與他人的正向關係連結、對於實在的理解、獨 立與自主、自我的超越以及長時段滿足感(Staub, 2003: 56-60)；值得注意的是，
當這些基本需求受到威脅或改變時，人們便有可能明顯地因挫折而引發攻擊性，
或由於對權威、認同的觀感轉變而加入集體暴行或尋找失敗命運的代罪羔羊。
佛洛姆針對人類之基本需求的見解省略生理、物質性之需求層級，專注在人 類心理與人性發展之範疇，其中包含「定向與獻身的架構」、「根源」和「合一」
的生命原鄉情懷、體認自己不至於無能的「生效」感，以及「興奮刺激」等，每 一項需求都存在著積極成長與消極衰滅的傾向。毫無疑問地，基本需求的精確內 涵卻會隨著社會文化的潮流有所偏廢，文化走向也將直接影響、甚至決定基本需 求之正負發展傾向。
如佛洛姆反覆強調，人性性格熱情若無法發揮在正向積極層面，將會轉為投 注於負面消極形式中。文化之病態便在於不能使所屬成員之基本需求得到合宜滿 足，當文化走向忽略人性之基本價值，便是一種偏差的發展，甚至可能落入極端 的病態與瘋狂。
文化形塑著人們對於生命價值與優質生活的評價標準，文化之主流會直接要 求成員發展某些與之呼應的能力，同時貶抑其他性向的發展意義，由此而論，人 類世界之瘋狂殘忍、惡劣暴行與破壞性毀滅作為，極可能都是在當代盛行之文化 有意無意間助長煽動之結果。舉例而言，一個塑造「狼與羊」（殘忍侵略與乖順 服從）的文化、一個量產「機器人」（冷漠無情）的文化、一個崇拜科技與金錢 的文化……都是現今暴力毀滅之問題根源。
不同文化形式所認可的暴力形式各異，原始部落倡議的出草、獵頭或部族戰 爭在當前世界已微乎其微，「文明」肯認的是文化、經濟、政治與階級的鬥爭，
也就是說暴力形態從「生態學」範疇轉變到社會經濟與文化領域，被認為文明的、
合法的、優質的鬥爭不再是明刀明槍的砍殺，而是以電腦、資訊、股市等資源進 行商業競爭。街頭逞兇、肢體暴力則一概被視為落後、野蠻、無教養的表現。
值得注意的是，原始出草行動除了文化上具有象徵意義外，更基本的訴求是 透過殘殺損耗以使住民和環境達成某種生態平衡，在明顯的殘忍中帶有深層的生 態倫理與終極關懷；然而無孔不入的文化競爭卻穿透人類世界各層面，導致文明 人對於他者或生命往往在鮮明的親善禮儀中帶有深厚的冷漠與支配欲，而這正是 戀屍癖與虐待症的特徵要素。質言之，表面無傷害性的文明卻隱匿著更加無法容 忍異己的毀滅性。
當代文化之病態在於使人「疏離」與「麻木」，社會集體之精神官能症流行 遍布，人類之價值信念與其生活世界遊戲規則疏離，其社會角色與其本真自我疏 離，為填補空虛與不安全感而採取各式麻痺精神之娛樂，最終導致性靈失調與麻 木，當錯誤、殘忍與瘋狂在周遭不斷重複發生，也終究無動於衷。
肆. 製造敵人的文化
人類之大腦結構以極簡化的「黨同伐異」模式運行，人們可以輕易地認同我 族或分辨他者，且近乎本能地排斥異類。這在演化上有其重要功能，遠古時代落 單的異族人若不幸被其他群體發現，下場都是慘遭圍攻致死。而現今此類排他的 本能衝動是否仍屬必要？可以確定的是，即使在理智上能夠說服人們族群排他在 當代社會已不具合理性，但內建於軀體的演化基因卻尚未隨之變更，人類依舊以 其他更多元的形式，區分成不同集團彼此對抗鬥爭。若當文化鼓勵上述認同、區 分與排他機制，則衝突形式亦將由最隱性間接的無形競爭（如市場經濟或學派論 辯），轉變為明顯直接的暴力攻擊鬥爭（如武力戰爭）。
依此而論，現今社會之毀滅性危機不在於人類本性，而是刻意倡導我族優越 同時詆毀他者，將異族對象化為恐懼來源之偏差文化論調（李鳳新譯，2005：
54-64）。
伍. 家庭親密關係與病態文化
家庭是形塑個人性格傾向與反應模式的原初場所，許多複雜嚴重的問題都可 能追塑到當事人之生長背景環境，也就是其家庭文化與親密關係。破碎的家庭、
病態（而非惡劣）的環境、偏差的文化、失調的關係都將對個人發展造成直接影 響，且此影響通常是負面的。吉立根（J. Gilligan）認為人之所以用暴力作為回 應問題的模式，原因根植於其出生的家庭；「我們最初便是從家庭中學得用暴力 來解決人與人、團體間或國家之間的衝突。所以解決問題、惡化問題、製造問題 的策略都是從家庭學來的」（李芬芬譯，1997：14-15）。
關係的親密程度並不代表其內涵的完整與健全性，亂倫式的依附就是一種極 其親密卻又異常病態的連結。在病態的案例中，家庭很可能是悲劇性關係的始作 俑者與強化者，成員間彼此以無法挑戰的強大力量相互束縛，任何離開與結束交 往的選擇都將被視為叛逆，諷刺的是維持連結並不能帶來任何心理或生理上的進 展，反而只是維持不堪的現狀與加深集體之痛苦、傷害與負擔。
亂倫式的親情強調「倒退」，在此關係下人必須永遠維持在稚弱無助階段，
對於已經長大成人者，便需錯亂地退回從前。對依附者而言，他們將自我奉獻出 去，以便完全地依賴，逃避生而為人必要的責任與義務，內在的空虛與徬徨也因 受支配而得到填補；對控制者而言，「亂倫結」使他們得以永遠擁有小孩，且孩 子將總是如嬰兒般地天真、可愛又需要自己，這股對嬰孩的病態愛憐同時伴隨著 備受崇拜的優越感和宰制感，患者甚至不惜扭曲現實來成全此衰滅徵候。
弗格森（M. Ferguson）曾言：「大部分的親密關係，在表面之下，往往以恐 懼為樞紐。我們害怕未知、害怕被拒絕、喪失什麼東西。許多人在自己最親密的 關係中追求的不是庇護所，反而是一層防禦」（廖世德譯，1993：537-538）。質
言之，病態關係下的家族成員可能因為恐懼，也因為家庭是無法拒絕自我的場 所，因而極力維持與其他人的不變關係，即使所有人在此關係下一致地感到不適 與難堪，也不願有任何改變；悲劇，也就這麼不斷延伸下去。
成長於悲劇性家庭的人，生命中總是充斥著非理性的暴力、羞辱、拒絕和排 斥，他非但無法得到足以使其心靈完整健康的愛，反而在毀滅性的環境中失去了 愛與感受他人的能力，也就是說心靈因長久累積的創傷而麻木不仁。暴力犯罪者 之所以手段兇殘，往往由於他們愛與感覺的失能或麻痺，而「無感」的由來，通 常都是童年家庭受虐經驗導致。吉立根明確指出：「（犯人若是）能夠像正常人一 樣認同並移情於他人，並想像或感受到他們的受害者是個活生生有感覺的人，就 不會忍心在別人身上犯下那些暴行了」（李芬芬譯，1997：55），很遺憾的是，「兇 手從有記憶以來，他們最需要或最想從對方處得到愛的人，都用全然缺乏愛的方 式對待他們」（李芬芬譯，1997：57）。
家庭文化是相對隱密封閉的，任何形式的「外人」通常都難以直接觀察或介 入家庭之內部實質脈絡。派雅‧梅樂蒂（Pia Mellody）注意到源於家庭的創傷往 往隱而不顯，卻又永遠伴隨個人成長而難以擺脫；從最直接粗暴的肉體虐待、性 虐待，到複雜深層的情感虐待、知性虐待與靈性虐待，都將對人造成無法平復的 情緒創傷，導致思想扭曲、行為偏差與人格疾患，進而破壞現實生活，並將悲劇 代代相傳（邱紫穎譯，2004：233-214）。
第三節：人類性格之正邪傾向
佛洛姆認為性格（character）是「某人特有的行為常模」（the pattern of behavior characteristic for a given individual）(Fromm, 1947: 62)，能夠發揮類似動物的本能 功用，做為個人在生存過程中吸收獲取外在事物以及和他人產生關係的手段，也 就是一種同化和社會化的媒介，讓人在成長過程中能回應外界刺激並和世界妥善 互動。
性格同時來自於社會文化的影響以及個體遺傳和成長經驗的形塑，是先天與 後天的綜合體。個人心理與社會經濟結構之混合物即為佛洛姆定義之「社會性 格」，亦即社會對人之影響，使個體願意從是社會所需要之事務（Fromm, 1976:
133-134；孟祥森譯，1994：157-158）。人同時存在「社會性格」與「個人性格」，
社會文化中的偏差要素往往直接影響個人的性格養成，然而除了被動接收的特性 外，人尚有主動創造的能力，意即當一個人擁有健全而穩固的自我性格，必不容 易受到膚淺的影響而改變（孫石譯，2002：66）。
「社會性格與性格結構之間的關係，從來就不是靜態的，因為關係的兩造要 素都是永無終結的過程」（Fromm, 1976: 134；孟祥森譯，1994：158）。社會與性 格都持續演化改變，唯一不變的是兩者之間從未斷裂的關連。社會、文化與性格 之「三位一體」總在不同層面上展現其交互作用的共通影響。也就是說，壓迫性 的社會結構將助長殘忍的文化，而個人性格亦可能隨之愈發冷酷瘋狂。
性格（character）或人格（personality）是人類決定行為傾向的關鍵性基礎；
破壞性問題也可能追塑至當事人之性格結構，易言之，某些破壞性行動源於個人 性格內涵，而某些類型的性格將易於導致瘋狂、暴力與殘忍。探討性格要素以及 人類病態苦難問題時，佛洛姆以其一貫手法將性格區分為正向積極的「自發創生 性取向」（the productive orientation）以及負面消極的「非自發創生性取向」（the nonproductive orientation）1兩類，也就是將健全、完整、豐富、成熟之取向對比 於病態、缺陷、貧瘠、依賴之取向。
壹.非自發創生性取向
針對「非自發創生性」之性格，佛洛姆指出「接受取向」、「剝削取向」、「儲 積取向」與「市場取向」四者，分述如下(Fromm, 1947: 70-88)：
一. 接受取向（the receptive orientation）
接受取向之性格，意指個體藉由吸收、接納與領受外在世界給予的事物來尋 求穩定與慰藉。接受性格者必須獲得而非付出，需要被愛而難以愛人，他們像是 忠心耿耿而等待被餵養的寵物，只受不施、無法獨立，終其一生不斷尋找生命中 的「施予者」以獲取安全庇護，只要有人或機構能夠提供其需求滿足，他們便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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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ve 一般中文譯本多譯為「創造性」 ，孫石於《自我的追尋》中譯本內將之譯為「自發創
易認定該人物機構是值得敬愛的對象。
佛洛姆指出；接受性格者認定一切美好的根源（the source of the good）都來 自於外界，個人的一切需求（無論物質或精神方面）唯有藉由接收外界資源方可 獲得(Fromm, 1947: 70)。認定有價值的滿足事物都在外界，但卻未能激起此性格 者積極開闊的動機，反而懶散地在原地守株待兔，或者委身於他人或社群以圖庇 蔭；茶來伸手飯來張口乃其理想生活。
向外追求且依賴援助是其特徵，此現象不單表現在生活習性層面，理性運用 與價值判斷亦然。接受性格者無法自主決定，遑論運用理性作為行動指引，他們 最常見的情況是徵詢他人同意或認可，沒有「代理決定者」他們便會顯得徬徨無 措或難以自己。
忠誠是此性格類型的表徵之一，可悲的是他們的忠誠是依附於對「供應者」
的完全依賴，而非發自內心的認同；如佛洛姆所言，這種忠心其實是向幫助者「輸 誠」以及害怕失去援助與支持(Fromm, 1947: 70)。此類人物的圖像是：外表友善 而樂觀，樂於助人並以此為獲取好感的手段，他們善於承諾或完全不做任何承 諾，但永遠缺乏完成的行動可能；有時假裝犧牲以博取同情，或者偽裝成極度無 能的模樣來引人可憐，儘管可憐他們的人才真正值得憐憫（Fromm, 1947: 70；陳 雅汝譯，2007：161-173）。
二. 剝削取向（the exploitative orientation）
剝削取向之性格，意指個體透過巧取豪奪來滿足自身需要，與接受取向類似 之處在於兩者咸以為有價值的事物都存在於外面，接受性格者等待領受，而剝削 性格者則主動掠奪。他們愛某人是因為該對象深受他人喜愛，主張某觀點或智性 見識是由於此觀點乃剽竊得來，即使自己不匱乏仍採取偷盜壓榨手段來橫奪他人 的一切。
此性格的另一種說法是「垂涎型精神病態」（covetous psychopath），意指對 別人的東西具有毫無節制的慾望。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有價值的事物（如人格特 質、美貌、智力、好名聲等）是無法被掠奪佔有的，此時剝削性格者便會採取極 端手段破壞摧毀具備寶貴價值的人！「嫉妒」讓他們以為世界虧待自己而厚待他 人，奪取則成為他們樂趣的來源，佔有不成，便透過各種方法對無辜他者進行懲 罰、糟蹋與抹殺（陳雅汝譯，2007：113-114）。
剝削取向性格者宛如鬣狗（Hyena），能夠從其他動物嘴邊掠奪食物便絕不 自行獵捕！草原上的鬣狗掠奪行為有其生態價值（如減少草食性獵物折損率）， 剝削性格者則只會帶來被剝削者的痛苦。高汀（W. Golding）的小說《蒼蠅王》
（Lord of the Flies）裡獵人首領傑克便近似這種性格，他對團體中的弱勢者予取 予求，恣意搶奪喜好或必須物品，並且壓榨其他附隨的獵人。高見廣春之《大逃 殺》（Battle Royale）中相馬光子亦為剝削性格之典型，由其內心獨白可窺見一二：
「每個人都從光子身上奪走了一點點，不是，不是，是很多東西。每個人都沒給
光子任何東西，於是光子變成了空殼……我只不過想從被別人掠奪的一方，轉變 成掠奪別人的一方罷了」（楊哲群譯，2005：512，653）。
剝削性格者之圖像為巧言令色、猜疑、尖刻、羨慕、嫉妒之集合，總是搜尋 獵物圖謀他者，以他人可被利用的成分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Fromm, 1947: 73)。
總而言之就是無限的對外強求以及盲目地巧取豪奪。
三. 儲積取向（the hoarding orientation）
儲積取向之性格，意指以儲蓄和節約來設法維持生命的佔有物。儲積性格者 的生命寫照就是「囤積」，確保積蓄的方法則是在自我與外界之間設下嚴格頑厚 的疆界，以防止任何資產流失的可能。
劃定絕對的界線，與他人保持距離乃此類性格之運作模式，你是你的、我是 我的，任何人都休想對屬於我的事物動歪腦筋。對儲積性格者而言，生命就像一 座大倉庫（也許還不太大），而自我則是倉庫的嚴酷管理員。與外在世界任何正 常的交流都會引發其恐慌戒心。儲積性格者與外界劃清界限、堅守老本的表現，
在三島由紀夫對於「小氣」的描寫中有相關呼應；「（小氣鬼）固守個人壁壘，不 只望受人照顧，也絕不施捨給人一點好處」（陳玲芳、古里譯，1994：211）。氏 又云：「小氣比節約更接近現代精神，更具幽默感，他表現出一種徹底只為自己 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主獨立精神」（陳玲芳、古里譯，1994：214）；與佛洛姆對 現代社會反省考察雷同。
儲積性格者相信任何事物都像有形易逝的物質總有耗盡的一天，儲量只會不 斷的減縮短少，一經使用就無法補充而終究短缺枯竭。所有事物都像一塊愈吃愈 少的大餅，包括愛與理性等價值亦然，當我關愛別人勢必對自己的愛就少了，因 此為了得到最多的愛，只好完全不愛他人並設法獲取他人的愛。
儲積性格者的圖像是雙唇緊閉、有稜有角中帶有強烈畏縮，以及格外強調清 潔、秩序與安全(Fromm, 1947: 73-75)。基於維持儲量的穩定需求與害怕流失的恐 慌，他們特別注重對人事物的「控制」，以確保資產的安全。當不確定因素產生 時，他們便顯露其特有的固執，寧可退回自身的堡壘也不願參與任何變動的可 能。杜斯妥也夫斯基之《罪與罰》中被主角謀殺的老嫗便屬此類人物；她嗜財如 命、冷酷刻薄，累積大量財富卻吝於對自己或旁人付出，生活重心只有交易買賣 以及將財貨收藏在家中的隱密角落。
四. 市場取向（the marketing orientation）
佛洛姆在四項對於非創生性人格結構中，關於市場取向的著墨最多；其原因 在於他認為市場取向是當前盛行的偏差問題，也是對於個人精神造成負面影響最 深的要素。
「市場性格」意指人把自己當作物品，且將自我內涵的價值定位為「交換價 值」而非「實質價值」；市場的定義從買賣交易物質商品的叢集地演伸到人類概 念層次，人際互動的關係脈絡也變異成為一種「人格市場」，在其中求生存的個 體必須將自我視為商品般包裝行銷，並藉由在人格市場中受歡迎與被需要之程度 來決定價值之高下（Fromm, 1947: 75-89, 1976: 147-154；孟祥森譯，1994：
173-180）。「市場性格」之特性如下所述：
（一）交換價值
市場乃財貨交易集散之處，流通的商品價值主要依其具備等價貨幣之數量而 定，買賣本質上是一種交換，而每個商品都存在著其本身之實用價值以及交換價 值，前者是穩固的本質內涵，後者則會依情境時間而有所變動。就市場交易而言，
交換價值卻大過於實用價值，因為累積大量具使用性的「滯銷品」意謂著失敗與 虧損，能夠成功的變換流通、價值轉圜才是商業定義的成功。
做為一個人以及社會職業角色，也同時具有實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技術性的 專業能力諸如醫生的醫術、律師的法律知識、工匠的製造技巧等，乃個人的實用 價值；交換價值原則上應服膺於市場的供需情況，然而在現代化資本主義式的競 爭社會中，交換價值更包含了個體是否具備受歡迎的「性格」，以便於市場競爭 中脫穎而出。
（二）包裝行銷
在人格市場中，個人追求社會地位與升遷機會不僅僅需要相關專業能力，透 過人品包裝與自我行銷更是決定能否成功的關鍵。如佛洛姆所言：「一個人成不 成功，主要靠怎樣在市場中行銷自我，人格展現多妙，包裝多麼討人喜歡」(Fromm, 1976: 147)，甚至微笑是否燦爛、精力是否充沛、為人是否可靠、個性是否爽朗 健全、積極進取、以致於家庭背景如何、參加何種俱樂部、結交哪些友人等生活 細節都無孔不入地被嚴格規定著，具備上述條件便等同於「品質優良」的保證，
為了成功地營造出自我的銷路，人所能夠擁有的選擇與自由其實愈來愈少。
把自己當商品般看待，還需兼負行銷的責任，如氏所言：「我們又是推銷者 又是貨物，我們所關懷的不是自己的生活和幸福，而是怎樣好銷」（孟祥森譯，
1994：174）。包裝和行銷的需求使人被迫去扮演自己未必接受的角色，甚至必須 展現格格不入的片面性格；在精神層面上包裝意味著重重疊疊的虛假面具，而行 銷則是基於這些浮泛假象的騙術。
（三）迎合需求
決定市場價值的關鍵在於「被需要」，當一個人的性格表現被人格市場所需 要，同時也意味著他能「被接受」並且能夠獲得成功。也就是說，我的價值不是 由於生而為人的天賦尊嚴，而是透過他人的需要才能獲得肯認；相反地，當我不 再被市場所需要之際，就等同於被棄置的無價值事物。
為了免於淪為廢物的恐懼，人們只好放棄自我以迎合他人；市場與風氣是變 動的，當社會環境屬意強悍性格時，我就必須表現得勇猛異常，儘管那並不屬於 我真正的自己。市場性格的主要寫照就是「空虛」，為了符應外在的期望與流行
（儘管這種期待未必真實存在），人被迫地接受與改變，好讓自己顯得更能投入 大眾、更加受歡迎與認同。
（四）冷漠疏離
市場性格同時也是一種「疏離性格」（alienated character）（Fromm, 1976: 151；
孟祥森譯，1994：177），因為扭曲自我不斷迎合市場潮流的結果將是情感聯繫的 斷裂，為了達到成功者所須滿足的細部生活規定，人幾乎不可能同時發展健全的 情感與親密關係，人格市場中的個體有太多恐懼擔憂，害怕地位不保、猜忌競爭 對手、鼓勵自私自利……結果再也無法與人締結適切穩固的關係。
利於優勝劣敗之市場競爭的要素是操控性的理智，而非人道關懷與溫情，因 而市場性格者往往最後演變成「腦部人」（cybernetic person）；意即凡是只以功利 考量，依利用價值來決定他人與自我的意義。
貳.自發創生性取向
一.當代社會人之定位
（一）現代人之不自由 1.努力之必要性
自由意志或意志自由常被認為是決定人類自主性的關鍵，個體的自由與「意 願性」（voluntary）息息相關，非自願強迫狀態無法被認定為真自由，一項出於 個體意願的行動不單為意志層面主動抉擇的結果，同時也包含了該活動的相關知 識與個人能力等對應環節。如萊爾（Gilbert Ryle）所言，吾人必定在當事人具備 充分知能的條件下，方可針對其過失退步加以指責；個體在充分的聰慧和精足的 訓練下卻以個人因素（如專注不足）發生了錯誤，因而具有難以抹殺的罪惡感與 責任(Ryle ,1949 :69-71)。力有不逮或時不我予者在道德上是無罪且非自願的，但 讓煮熟鴨子飛了，卻是自由意志的污點。
由是觀之，自由與「意志的努力」密不可分，社會小我必須透過自身心神精 力的投注來營造正確與成就，此成就非單指物質性薪酬，精神發展、道德長進、
自我實現方為重點。努力擺脫不成熟狀態，努力臻於健全完足層次，努力突破禁 錮心靈的壓迫與制約，易言之即以意志努力換取自由狀態；反過來說，若意志失 能則自由必不可期，不論此失能之原因是來自於個人頹殆抑或社會壓迫。當代社 會的隱性危機便在於此，享樂主義與異化工作使意志耽溺麻木，人們努力的對象 消失，而淪陷於自由的假象當中。
未曾努力或心力投注不足的人不配稱為自由人，在社會生活中亦無法成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