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巫师 1 对拉希德的惩戒

(1)

第一部分：巫师　　１对拉希德的惩戒

他们从未想到他会这样死去。在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６年里，威廉・凯西显示出各种衰老的迹象。但在他的同事中，很少有人相信，他特有的那种活力，竟被人们常见的顽疾癌症所耗尽。没有任何预兆。事实上，在１９８６年１２月，一个晴朗的冬天早上，当凯西走进情报局他的办公室时，他看起来比过去几个星期显得更好一些。他的同事现在说：他当时也许略显疲倦，但并不比平时严重。几分钟后，在中央情报局的阿韦尔・撒普医生给他做体格检查时，他的右臂有些微颤，左腿也有同样的症状。凯西凝视着医生，

接着困惑地眨了眨眼问道：“我怎么啦？”几分钟内，他的助手们匆匆将他送上救护车，十分钟后到达乔治敦大学医院。

第一个临床报告说凯西会康复的；在他脑子动手术取出一个瘤子以后，

送来了第二个报告，说他短期内将失去工作能力。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医疗报告了，大家都很清楚，凯西已经生命垂危了。他于１９８７年５月６日去世。

对他最接近的同僚来说，凯西是一个光荣的骑士，理想的间谍头子，是这种值得骄傲的职业的象征。中央情报局中的某些高级情报人员，也有和他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当他的建议提得太出格时，他们和他激烈争论，同时他们也很害怕他那种象火山喷发一样的坏脾气，和他那种令人不安的、总是不断提出愈来愈高要求的癖好。但是他们很佩服他完成自己使命的那种方式。

他们深知这位面上略带微笑，走路有些弓腰的老战士（他穿着不太合适的条纹套装，活象个退了休的投资银行的老板），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那些对他不甚了解的人说他城府较深，但与他每天一起工作的人，却被他那种令人释然的直率态度所吸引。大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央情报局自从五十年代艾伦・杜勒斯任局长以来，还没有象他这样一位局长。人们从威廉・凯西身上可以看到中央情报局的威力。

与此同时，凯西也有他的弱点，他似乎意识到他一不留意，他在纽约昆士区里从小养成的习惯和作风就会故态复萌。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经常不停地忙碌着。他一会儿从情报局后面的楼梯下来，去到六层楼的东亚处；

一会儿又跑到五层楼科技部与工作人员起劲地谈论问题；然后又到位于大楼深处的电缆通讯秘书处办公室。最后，他钻进高级轿车到附近的技术实验室去会见那里的科学家，了解他们使用卫星尖端技术的情况。在汇报会上，他认真听工作人员的发言，他头倾向一边，嘴略有些歪。他不论走到那里，都表现出信心十足。他说话很快，笑起来有些古怪，当他离开的时候，人们搞不清楚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但他门都很喜欢他，并且对他向大家表示的信任和关心感到满意。

当里根总统任命他来领导中央情报局时，他已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了。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律师，并且拥有不少人们所羡慕的股票。他颇醉心于股票生意，每天早上当他进入兰利七层楼办公室时，身后跟着瘦长的，戴墨镜的保镖，臂下夹着一份当天的《华尔街日报》。这是每天的一个重要时刻。庄每日的例会后，他总要睁大眼睛看一下道琼斯指数。只有在完成这项读报任务之后，才从他办公室的沙发上起来，开始一天的工作。犹如一座年代悠久的教堂一样，他的作用不会过时，尽管他的眼窝深陷，脸上布满老人斑，走

(2)

路时脚步有点拖拉。秘书们由于不大听得懂他的话，记录他的发言时总要汗流浃背；他讲话时嘴有点歪斜，有时淌涎水。但凯西气喘吁吁的发言和他弓腰曲背的形象，仅仅是一个虚假的外表，在它的背后，则是他的坚强和威严，

人们好像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古代战争中英雄的业绩。

１９８７年５月的一个明媚的早上，当凯西的家属、朋友、同事排着队进入长岛罗斯林港的圣玛利天主教堂时，他们都怀着一种难以置信的心情。头年的１２月１５日，在他的七楼办公室里，他突然患脑溢血，当时就昏厥过去。

来教堂的许多人，如果得知凯西当时正在为他的前列腺癌接受治疗，将会感到十分吃惊。这个事实，除了他最信赖的朋友，别人都不知道（他告诉了里根总统）。正由于知道他的生命快要结束，他更加拚命地工作，当发生脑溢血时，他还担负着很沉重的工作担子。

为凯西举行葬礼的准备工作从清晨就开始了。当地的警察最先来到现场，他们为数不少，将通向教堂的道路封锁了，并检查来人是否带有通行标志，以便使好奇的围观者不能接近教堂。通往圣玛利教堂正门的那条长长的，

两旁植有树木的布赖恩特大街也被堵死了，目的是为了给约３００名贵宾腾地方。随后来的是一队秘密保安人员，他们经过富人居住区，然后不声不响地通过教堂的中心，进入了二楼的楼厅。不久，第一批吊唁者到来了。

里根总统被引进来，他没有说话。接着，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也来了。

他脸上出现了他特有的微微忸怩不安，不大自然的微笑，他立即意识到自己不应该笑，没有讲一句话就进了教堂，在里根夫妇旁边坐下来。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和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他俩在某些问题上曾和凯西有过严重分歧，这时都阴沉着脸走进来，然后在里很夫妇后面的一排长椅上坐下。罗伯特・盖茨因为他和凯西的关系密切，致使他失去当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机会，

他坐在附近的长椅上。最后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此人很快将接替凯西的职务，他和其他官员在教堂前几排悄然就座。

华盛顿官员就座的次序是根据标准的礼仪次序。公职人员坐教堂的左边长椅，总统和夫人坐第一排，内阁成员坐第二排。后面就坐的是国会议员。

凯西在中央情报局的朋友、同事坐在中间和后排，他们穿着一抹黑色的衣服，

形同一片黑海。教堂右边前排长椅留给家属和朋友，凯西的遗孀和她的女儿、

女婿以及家庭的朋友，包括他在纽约任投资和税收律师时的亲密合伙人。记者挤到了教堂的楼厅里，他们从那里费劲地设法识别出席这次集会的每一位重要人物。外面还有一些群众被阻拦在警方设置的障碍物后面，还有一大群凯西的朋友呆在地下室，通过扩音器来收听吊唁仪式。

凯西的葬礼相当隆重，尽管没有出现那类常见的高度悲剧性的场面。当天唯一的争论是罗马天主教堂的主教约翰・麦干引起的。他向吊唁者说，他对中美洲发生的暴力战争感到遗憾，然后他轻微地指责他结交了一辈子的老朋友，批评他不断支持反政府武装的行为。他说“当我们一贯反对那些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所引起的中美洲暴力冲突时，比尔一定认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半球上存在着共产党的潜在威胁”。这位主教在他的悼词中还指出，

“这并非区区小事上的分歧。这是一些生死攸关的大事。对一位我所了解并尊敬的人，我不能隐瞒和掩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麦干的这席话，立即引起楼厅上人们的不安和骚动，新闻记者们从他们上衣口袋里取出笔和笔记本。当晚的全国新闻广播和第二天报上头版关于葬礼的综合报道中，都把主教的话放在突出的地位，成为悼念凯西一生的追悼会上人们记得

(3)

最清楚的一件事。

与麦干针锋相对的是一个强硬的保守派，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何克帕特里克。她在过分溢美的颂词中赞扬凯西为摧毁共产主义而献出他的一生。她的讲话是一个完美的象征，它全面地反映了凯西的那种义无反顾、毫不留情的、天主教徒的反共精神。她的发言尖锐地驳斥了最近以来对凯西进行批评的人。“这些人和他们的评论不会使我们的朋友感到不安，”柯克帕特里克用蔑视的口吻说。“支持尼加拉瓜的自由斗士对他来说是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和它相比，他更优先考虑的还是法律。”为了加强发言的效果，她停顿了一下，目光向听众扫了一圈，然后援引了凯西说过的话，他宣称自己在天国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他用这个话来维护自己的观点。“他完满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并且以一种随时作好准备、并且不怕邪恶的精神离开了这个世界。”

凯西的葬礼由于麦干和柯克帕特里克的分歧而有些减色；参加葬礼的人好似来向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表示敬意。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对凯西最初的赞词逐渐减退，人们开始对他的事业有一个更客观的评价。只有当凯西的突然死亡，使他在伊朗门事件中的作用消失的时候，才显出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赞扬——把他作为一个尊重法律的人来加以怀念的辩词——似乎是对他的一生作了一个不恰当的总结。这个颂词原本为凯西作最有力的辩护，但它却说明了为什么凯西在情报工作上的看法经常受到怀疑——甚至包括他最接近的同事在内。尽管他们当时没有说话，凯西在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助手后来承认，他们对凯西常常不顾一切地去反对共产主义的劲头，以及他对出现冲突的无限渴望，感到困惑不解。他们说，凯西的讲话中有某些东西给人以奇怪的、令人不安的感觉。他们回忆说，不至一次，当凯西提出一些建议的时候，情报局的这些高级谍报官员们都偷偷地交换眼色，表示难以置信。

凯西在兰利的６年任期中，从事秘密行动计划的官员们，在若干关键性的事件上，曾公开警告他要小心谨慎。当他们这样做起不了作用时，他们就绕过他，不去执行他的命令。最初凯西不懂为什么他手下的人不愿意执行他的某些计划，他归咎于他的前任，认为这是在士气低落的年代里遗留的后果。

可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凯西的沮丧情绪加深了。由于关系紧张，使他和那些最有经验的同事们疏远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官员对凯西之死，心里感到特别不安；他们在常有争议的６年里，为他服务，为他辩护，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们违抗了他的旨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命运作了这样巧妙的安排：正当要他在伊朗门事件上公开出庭作证的时候，他死了。但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并不在乎伊朗门事件是否符合他的宏伟设想，他更在乎的是他的手下人不愿意按照他的意志行事。经过几年和他们打交道，他相信有几名重要的行动部情报官员，对他有意设置障碍，他就亲自动手去干了。

他感到被人欺骗和背叛了，他几乎不能相信，他所设想的中央情报局竟然不听他的使唤。于是，凯西物色到一个无所畏惧，什么事都肯干的军官。

有这样一件事，使凯西相信了奥利弗・诺斯才是他所需要的那种积极肯干的爱国者，但这件事本身与伊朗或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却无直接关系。中央情报局若干秘密谍报官员，在凯西葬礼以后很久，回忆往事时说，他们确信伊朗门事件早在凯西对一个年轻阿拉伯人的活动发生兴趣时就已经开始，这人名叫穆罕默德・侯赛因・拉希德。

中央情报局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们很清楚拉希德其人。他们甚至在行动

(4)

部高级保密档案中保存了这个人的一些照片。情报局曾花了３年时间搜集有关拉希德的情报，并将他们的调查结果通知他们在欧洲和近东的情报站。中央情报局还把这些材料的副本送给国务院，国务院又把它分送给世界各地的美国大使馆。情报局的官员们常常在自己人中间就此事开玩笑，当他们最后在拉希德问题结案时，他们笑着说，他们对拉希德的了解和拉希德本人一样的多。他的档案上说：“他于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４日生于约旦，身高５英尺８英寸至１０英寸之间，身材细长，有一头微卷的黑发，前额头发偏后，眼睛棕色。”

在七十年代初，拉希德由于做毒品买卖被判过刑；他撤谎成性，并经常犯些小案，同时利用他不寻常的漂亮外表去欺骗一些天真的人，借此为他自己，

也为他的信仰服务。拉希德是个聪明的，充满信心的世界旅行家，他在欧洲和中东社会里都颇能应付自如。到八十年代初期，他学会了制作炸弹的本领，

技术十分娴熟，致使他在八十年代初期被视为“世界民航的祸害。”

早在他向西德一个名叫巴德尔・迈霍夫的黑帮学做炸弹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就开始对他进行监视。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央情报局往西德派去一个监视小组来跟踪这位年轻的巴勒斯坦人。另一组官员则忙于纪录和整理他和中东激进的巴勒斯坦人的联系。尽管中央情报局成功地追踪了他的行动，但总预测不到他袭击的目标，也截获不了他的炸弹。此人特别危险，不仅由于他极端忠实于他的事业，而且在技术上十分高明。他在巴勒斯坦炸弹制造者阿布・易卜拉欣帮助下，把炸飞机的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它更尖端，

危害性也更大。在八十年代初，他和易卜拉欣首创一种隐蔽得极好的手提箱式炸弹，比早期原始的炸弹危险得多，引爆使用的电池藏在手提箱的假夹层里，并装有一个由气压变动来引爆的装置。这是一种致命的结合物，使炸弹无法侦破。（民航公司的保安人员一直无法对付拉希德简单而聪明的新方法，

就连使用专门训练的狗，都无法从用环氧树脂包的炸弹上嗅出化学品的残留气味。）中央情报局发现，拉希德的才能是为一个名叫“５月１５日集困”的激进组织服务的，这个集团的基地在巴格达。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１日，从东京飞往檀香山的一架泛美航空公司８３０班机上，

拉希德安置的一枚炸弹爆炸了。从此，他以一个国际恐怖主义分子闻名于世界。这颗炸弹杀死了一个１６岁的日本公民，并炸伤了１５人。事件的报告材料上说：炸弹安置在一个叫小泽的青年座位下面，“它是被自称为哈鲁克的摩洛哥家庭成员所携带的，他们与小泽坐同一排座位，从东京飞至香港。”

材料又说，这个家庭实际上就是拉希德、他的妻子和他们年轻的儿子。

泛美航班事件引起凯西的勃然大怒，他要求行动部采取措施，摧毁“５月１５日集团”。炸机事件是凯西出任中央情报局后，第一件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因而显得格外重要。凯西认为拉希德事件是对他个人的一种侮辱，

好像这一事件是专门为了使他难堪似的。但凯西坚信，中央情报局的行动部有能力使拉希德受到应有的惩罚。此人是个已知的国际旅行者，与中东和北非都有广泛的联系，他使用的作案方法也是可以预测的。

拉希德经常和他奥地利籍的妻子和年轻的儿子一起旅行，这样就很难抓到他，因为机场的保安人员很少怀疑，也不会拘留一个体面的显然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家庭。当中央情报局试图追踪拉希德，并将他的活动通知中东和欧洲情报站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巴勒斯坦人总有办法逃脱他们的追踪。

在泛美航班爆炸事件两星期后，又出现一个新的线索，当时有一架从迈阿密飞向里约热内卢的班机，服务员在机座下发现一枚未引爆的炸弹。在几

(5)

小时内，中央情报局的爆破专家就把炸弹和拉希德联系起来。在以后的一年里，中央情报局加倍努力地去寻找拉希德，与此同时，行动部负责近东事务的官员做出并执行一个试图摧毁“５月１５日集团”的计划。到１９８２年末，

情报局的这些行动获得了显著的效果，他们弄清这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并且招募了一个专门携带炸弹去欧洲的巴勒斯坦商人为情报局服务，他的代号是“ＭＪ假日”。这位商人兼炸弹携带员证实了两名“５月１５日集团”的高级行动人员，他们的代号是“ＭＪ铁克１”和“ＭＪ铁克２”。突尼斯国际机场的保安人员在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手提箱里发现有一枚炸弹。此后，ＭＪ铁克１和ＭＪ铁克２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将中央情况局的人引到北非某城市的一个地窖里，那里专门贮藏着拉希德式的手提箱炸弹。

这一发现使中央情报局行动部大为吃惊，拉希德不但贮存了大批手提箱式炸弹，并且这种炸弹根本无法侦察出来。这种炸弹都装在日本制造的收录机内（它们的气压表和引爆装置巧妙地隐藏在收录机的喇叭后面），或者设置在手提箱的缝线里。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拉希德改进炸弹的制作和隐蔽方法，应当看作是恐怖主义者进行的技术革命。他们相信拉希德和易卜拉欣将会制造出一种根本无法侦察出来的炸弹，甚至机场上最敏感的Ｘ光机都无法跟上他们的革新创造。中央情报局没收了拉希德在突尼斯的炸弹库，但没能截获贮存在欧洲的不似那样尖端的炸弹。

“假日”给情报局提供了有关恐怖主义活动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情报。他还准确地透露了“５月１５日集团”派出了一名炸弹携带者（代号是ＭＪ铁克３）

去瑞士日内瓦，他的任务是在诺加的希尔顿饭店里放一枚炸弹。“假日”提醒说，要制止这个行动恐怕已为时太晚了。中央情报局非常幸运，由于铁克３的胆怯，在引爆前，他痛哭流涕地向瑞士情报官员自首了。瑞士方面把他交给了美国人。中央情报局马上派了一个审问小组前往日内瓦，他立即承认炸弹是阿布・易卜拉欣亲自交他的。炸弹的引线设置在手提箱的接缝处，与拉希德的制作方法完全相符。情报局官员估计，如果不是他自己坦白，炸弹的爆炸力能将饭店最上面的几个楼层掀掉，这场灾难将使数百人丧生。

１９８３年的秋天，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得知葡萄牙官方由于拉希德参与了谋杀巴勒斯坦温和派伊萨姆・萨尔塔维博士而被逮捕。这位温和派人士是在阿尔布菲拉度假城的旅馆前被害的。拉希德承认他参与了谋杀，但不是他亲自动手的。中央情报局对把拉希德捉拿归案表示庆贺，但这种高兴的情绪又被伊萨姆博士的被害冲淡了，因为他的身亡，挫败了美国政府的计划，它原想通过他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扩大温和派的影响。他并不是拉希德与他同谋人所称的美国特务，而是中央情报局尊敬的人物，他们一直关心他的事业。（中央情报局一位资深的官员说：“他是一位非常勇敢的人。”）

拉希德被葡萄牙法庭宣判为参与了谋害萨尔塔维博士的罪行，判了３年徒刑。但尽管拉希德已关进了葡萄牙监狱，他的手提箱炸弹仍然在起作用。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伊斯坦布尔机场的保安人员截获了一枚拉希德创制的炸弹，

致命的装置把爆炸时间定在从伦敦转到飞往纽约的泛美航班起飞８小时后，

即在快抵达终点站肯尼迪国际机场之时爆炸。

在发现伊斯坦布尔的炸弹后，紧接着中央情报局雅典情报站的一名特工人员，又在一位年轻的英国妇女居住的寓所里，发现了“５月１５日集团”使用的爆炸物。他破门而入，拍下了手提箱的照片，并把罪证交给希腊官方。

(6)

他还发现这位妇女花盆里也藏有爆炸物。后来证明这位妇女是好几起预谋爆炸案的不自觉的同案犯。她是巴勒斯坦激进派谢拉・福阿德・侯赛因的女朋友。谢拉是拉希德的同谋犯，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机。希腊当局逮捕了谢拉，并对他进行了审讯，从而避免了更多的灾难。谢拉的被捕，拉希德在葡萄牙被监禁，以及突尼斯发现拉希德式的炸弹，大大地减轻了行动部的压力。在凯西多次唾沫飞溅的训话中，大谈中央情报局这种无法解释的无能，其目标是针对行动部的。

虽然凯西批准了打入和摧毁“５月１５日集团”的计划，但他对计划实际能起什么作用抱有怀疑。他竭力促使行动部采取更积极的办法对付恐怖主义分子。在一次汇报会上，凯西激烈地主张必须绑架拉希德，他说中央情报局不能信赖欧洲的情报机关来保卫美国的利益。凯西特别指出以瑞士人为例，

他们显然只相信炸弹是圆形、黑色并有一根长长的引线，“就象卡通片上郊狼所用的炸弹。”

凯西愈来愈感到生气，因为他不能说服他的主要谍报官员采取极端措施去对付“５月１５日集团”。到了１９８４年，他已形成一种固定的看法，认为他的助手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前程，而不是保卫美国的国家利益。行动部并不理会他的论点。这个部的官员们劝他要耐心，因为他们很清楚，要摧毁一个恐怖主义组织需要时间。事实上他们工作进行得并不坏。中央情报局已经发觉了好几起“５月１５日集团”在欧洲的行动，并且对一些欧洲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们将这个组织的秘密活动人员驱逐出境。现在拉希德和谢拉都被关进监狱，看来中央情报局已经成功地消除了主要的恐怖主义威胁。凯西也不作声了，至少暂时这样。

１９８４年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希腊释放了谢拉，并把中央情报局雅典情报站的副站长驱逐出境。希腊人说，美国官员非法搜查被指控为恐怖主义分子的女朋友住所，是蓄意违反希腊的法律。在谢拉释放的几周后，拉希德也被释放了，他立即离开了葡萄牙。一位在行动部近东处工作过将近２０年的前官员，生动地回忆当时的情景。这是１９８４年８月初的一个早上，在拉希德被释放后，凯西满腔怒火地跑上七楼，他高声吼叫，脸红得象甜菜头，脖子上的筋从浆过的白领子下突出来。令他感到沮丧的首先不是葡萄牙人，而是他自己的特工人员。“美国不能指望依靠欧洲人”，他强调说。他忿怒地谴责希腊人，说他们在一群“谋杀者”面前“屈膝投降”。最后他控制住自己的怒火，用吼叫声向他的高级助手们发布命令：行动部——实际上是指近东处——必须拿出一个绑架拉希德的计划，把他立即押送到美国来受审，这个计划要在一周内放到他的桌子上。他要近东处尽快着手这项工作，就从今天早上开始。

在凯西盛怒之下，他的助手们慌了手脚。他们知道，至少这次凯西提出要采取行动决不是诈唬人的空话；他所说的要“逮住”拉希德的话，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命令。这位局长完全有能力震慑全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权力，是里根政府被信任的少数人之一；真正使情报局官员们发愁的是凯西已经能够依靠他手下出现的一批拥护他的积极分子（他把他们称作“我的射手”），这些人非常乐意按他的意志行事。

关于凯西大发雷霆之事很快传遍情报局，特别是局里的年轻官员们，被他的建议所激怒，他们认为凯西是在要求他们去做违反法律，或者至少是进行一项未经批准的秘密行动，他们不愿这样作。因为这一代特工人员（他们

(7)

大都是３Ｏ多岁不到４０岁的中央情报局中层干部），正是越南战争结束，当人们对美国领导人的信任降到了最低点的时候，参加中央情报局的。他们之所以相信中央情报局，是因为情报局的领导一再做出明确的保证，说六十年代的那种过火做法，不会再重复了。

事实上，他们也并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在六层楼的小房间里，这些温和派的官员们伏在桌上，找到了一个对付凯西绑架命令的新办法。在凯西被任命的头几年里，他们对付他的方法已经日臻完善，现在仍可以搬出来用：

研究工作完成了，计划做出来了，人员也派往海外了，但最后什么也不做。

这些搞秘密工作的人坚持他们的立场，是有充分理由的。行动部最有经验的高级谍报人员清楚地知道，凯西的冒险计划，可能危及他们在阿拉伯世界的一些颇有价值的情报工作计划。在那里，他们的辛勤劳动已经取得了北非、

中东和亚洲一些情报机关的信任。尽管谁也不怀疑拉希德是个进行大规模谋杀的恐怖主义分子，如果不加以制止，会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但这些官员也深知，若把他劫持，其结果只能使一场恶性的恐怖活动升级。官员们还了解，

这种行动是否触犯美国法律还是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因为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都没有得到授权，允许把手伸到海外去抓人。他们认为，象凯西的其他建议一样，绑架拉希德的方案是十分危险的，其效果将适得其反：即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将国会的注意力引向中央情报局。

凯西拒绝听取他的高级情报顾问的意见。每当他们无法劝阻凯西采取一些成问题的秘密活动时，他们也只好摇摇头。国会禁止中央情报局去参与这类活动，他们决心要按这个意见办。他们不愿把中央情报局推到一种危险的境地。行动部的人也不怕凯西给他们加上什么罪名，或者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往好里说，凯西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当詹姆斯・施莱辛格决心要整顿清理中央情报局时，他还没有来。当威廉・科尔比透露中央情报局最肮脏的秘密——谋杀、颠覆以及卑鄙的骗局——从而永远玷污了中央情报局的声誉时，凯西也不在。中央情报局的人当然再也不愿重新去冒杜勒斯或赫尔姆斯时代的那种风险。这种观点在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５年初最为盛行。只要拉希德的行踪不明，凯西也无法说服行动部采取行动。但当拉希德在苏丹出现的时候，这位局长又给他的高级谍报人员下命令，要他们做出劫持拉希德的计划。为了使他的命令得以贯彻，凯西宣布他已与法国负责海外情报的头头谈过绑架的事。

中央情报局反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官员们都被他这话吓坏了，凯西的这道命令把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外国情报局挂在一起了，而这个法国情报机构以从事危险行动而闻名。这些行动不仅非法，有时甚至非常残酷。他们对凯西的决定十分不满，还因为他们深信，法国人过去已经给美国在中东的工作制造过一些困难。例如：１９７９年法国人眼看着霍梅尼离开巴黎去德黑兰，丝毫不加制止，在一边袖手旁观。而现在，凯西却要情报局的高级特工和法国人合作，进行一项绑架活动，这件事引起人们公开的抱怨。有一个搞专案的人忿忿然地说：“还说是‘友好’的情报机构，真是天知道。”从凯西的观点看，在拉希德案件上，让法国人参加进来，作为友好联络，是完全有道理的，

因为法国情报工作头子皮埃尔・拉科斯特，前法国海军中将，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他与凯西有同样的政治观点。

１９８５年４月，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发现法国人对绑架拉希德不那么感兴趣，他们更热衷于把拉希德和他的妻子干掉（至于他们十岁的儿子的命运如

(8)

何，从未提及）。法国人说，这将是一件困难和危险的行动，很难预测将发生什么情况——也许拉希德会无意中被击毙。这些草营人命的法国人似乎并不关心这一事件会给美国引起什么麻烦，中央情报局很害怕不必要的动武，

可能使苏丹的无辜公民遭到杀害（对中央情报局来说，更害怕的是这个流血事件将会引起国会的调查）。凯西的高级助手相信，苏丹政府也不会高兴美国在它的领土上搞绑架活动。这些高级官员最后的结论是，拉希德不值得他们去冒这个险。

与此同时，和法国人合作的那些反恐怖主义的特工人员，决定通知中央情报局的律师们，他们正在计划搞一个劫持活动。正当律师们还在研究这个行动计划时，凯西想绕过反对的意见，提前动手搞绑架活动。然而在最后一刻，由于法国人不知何故，撤回了他们的支持，才算避免了中央情报局内部的一场全面混战。后来美国几家机构（联邦调查局，联邦航空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逮捕拉希德的联合行动也告流产。在接到拉希德将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出现的消息后，情报局的官员在那里等候他。最后，

在１９８８年５月３０日，又收到他在雅典被捕的消息。这些官员又赶到希腊，

并对该国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把拉希德无限期拘留，直至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

对拉希德一案的处理，典型他说明了凯西的作风。但这仅仅是他在６年任期中，行动部官员所遇到的若干问题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些更棘手的问题。所以１９８７年５月在凯西的葬礼上，一些高级情报官员感到如释重负，因为他们再不会为这些问题伤脑筋了。在那些向凯西最后告别的人中有戴维・惠普尔，此人曾担任过陪同这位已故局长出席国会这件不讨好的任务。这是惠普尔漫长事业中最令人丧气的经历之一。这位高高个儿，讲话直率的老战士，

在他参加情报局３０年工作中，曾参与过几项海外的危险使命，但其风险程度却无法与凯西向国会提出的要求可能招惹的险情相比。凯西当时以国家安全为名，提出了一些过分的要求，实际上他在国会出现时，常把实情夸大到不可置信的地步，目的是使他和中央情报局，在复杂的情报问题上的主张，能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每当凯西完成他在国会的作证，回到情报局后，就该轮到惠普尔去修补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另一位高级职业情报官员也有类似的经验。他说，１９８６年凯西在国会监督委员会上言词过于激烈，迫使他不得不采取一种策略，设法取消凯西的一些过分要求，但同时又不致引起人们对凯西的能力产生怀疑。当凯西作证完毕离开后，他的助手通常留下来对他的发言要点作些补充说明。这时助手的发言，实际上是有意冲淡凯西说过的话：这个助手首先要表示对局长所说的话完全同意，然后，请监督委员会谅解局长是处在什么样的压力下才使他作这种发言的。情报局的发言人经常用一种间接的方法对凯西的证词表示歉意，说凯西因为承受过大的压力才使他无意识地说出了一些过分的话。每当他的助手被那些惯于要表现待怀疑态度的委员们攻击时，他就佯作生气，争辩说委员会对凯西的发言过分吹毛求疵，还说凯西的发言原则上讲是对的，

你们委员们也知道，即使完全确定的事也不一定绝对可靠，如果你们要求提供这么多细节，那就不是凯西过分，而是你们太过分了。

惠普尔也承认：“与国会之间总存在着问题，而且情况愈来愈严重。我们只得去找他（凯西）说：‘听着，这次你去那儿，只是去回答问题。’但这也不起什么作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凯西并没有说谎，一点也没有，他

(9)

仅仅向委员会讲了威廉・凯西的观点而已。”

在凯西死后，那位经常陪他去国会的高级官员回忆这项微妙的任务时，

承认他用以保护凯西的那种战术，失败多于成功。最令人难堪的一次是，凯西任局长后不久，他当时对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说：中央情报局已得到证据，证明苏联在财政上资助和训练国际恐怖主义分子。这是他阅读了克莱尔・斯特林１９８１年出版的一本名叫《恐怖网——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秘密战争》的书以后，从这本书里接受的一种看法（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得到此书的一份长条样，觉得很有兴趣，故转给凯西阅读）。在凯西的坚持下，中央情报局专门研究恐怖主义活动的分析人员和苏联问题专家，仔细分析了斯特林的论点，并且责成一个小组就这个问题准备一份国家情报专题评估。根据大量搜集的情报和私下访问第三世界的一些重要情报来源，这份评估报告对斯特林的论点作出了一个反证。评估的结论是，只有某些证据证明，苏联向第三世界某些革命组织提供过支持。即使这一结论也是极而言之的说法。

写报告的人特别表明，无法说莫斯科曾给那些反对美国利益的恐怖主义组织提供任何直接的支持。评估报告中甚至提供证据说，苏联曾试图说服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不要针对美国采取过激行动。这份官方的结论并没使凯西认输，

他仍然坚持斯特林书中的论点。

凯西完成他对国会的作证后回到了兰利，他的助手留下来回答中央情报局如何对待恐怖主义的有关细节问题。这位助手理不直气不壮地解释说：委员会显然误解了局长的意思，绝对的证据是不存在的，他又补充说，从另方面讲，凯西还是对的：苏联不正是窝藏恐怖主义分子的那些国家的同盟者吗？

这位助手坚持说：证据全在那里，人人都能见到。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把铅笔抿在嘴边，背靠着椅子，不以为然地摇着头。戈德华特是该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他不相信有什么证据，委员会的其他人也不相信。事实上，凯西的助手也不相信，更重要的是中央情报局也不相信。委员会暂告休会。

事后凯西对中央情报局的调研报告仍然极为不满。在重新审查这份研究报告时，凯西问他手下人：为什么斯特林能找到苏联支持恐怖主义的证据，

而他自己的分析人员什么也找不到？他坚持让他们再仔细研究一下，可是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仍然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这简直是扯蛋！”这位陪凯西到国会去的高级助手回忆说：“我必须告诉委员会这一切，但又不能真正讲出来。”最后凯西也只得作罢，但非常勉强。

到１９８４年，凯西己深信中央情报局由于害怕失败和多年来接受僵化的领导，已失去了它的活力，它已经成了一个头重脚轻的官僚机构，一个被完全过时的规章制度所支配的、不起作用的力量。凯西拚命想恢复中央情报局的活力，但他在任的４年过去了，仍不知从何处下手才能奏效。他特别对他的高级助手感到失望——主要指那些行动部的头头，特别是那些处长们。尽管他们有多年海外谍报工作的经验，但对凯西来说，这些高级情报人员似乎连他最简单的命令都执行不了。

虽然凯西来到情报局时很少抱有幻想，并且清楚地知道在他到职前的１５年里，中央情报局最有才能的官员们都被挖空了，他仍然对他看到的一切痛感失望。他认为行动部缺乏创造性思维，这是由于害怕公开丑闻的心理形成的一种思想障碍。到１９８４年，凯西已意识到，要搞任何一项行动计划，如果可能影响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的声誉，他就必须到情报局外部去寻求帮助。

卷入伊朗门丑闻中的一些情报局官员，他们也并不同意当时的许多具体

(10)

做法。他们明白凯西之所以要使用奥利弗・诺斯，目的是为了绕开中央情报局，因为那里的人不会同意去参与那种风险很大的活动。诺斯成了凯西非正式的行动部主任，是实现他激进愿望的公认继承人。在凯西眼里，诺斯是个英雄。任凭凯西和这位年轻的中校友谊日增，但一直只有少数官员知道，在白宫内部，诺斯已经搞起了一个小小的中央情报局。直至１９８５年，中央情报局的人才第一次被拉去参与诺斯向伊朗秘密运送武器的行动计划，为他提供后勤保障。凯西向行动部的官员下达命令，要他们保证支援诺斯的行动，因为他的这个行动计划是经白宫批准的。

这个严密圈子里的官员，对这个计划是否明智深感疑虑，但他们必须按接到的指示办事。中央情报局是为总统工作的，他们是为局长工作的。对这个圈子内的人来说，他们明白，不应该多问。在丑闻公布后，近东处副处长托马斯・特威腾在供词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忿然地说：“我要向你们说清楚，调查诺斯中校不是我的任务。”言下之意，他希望曾有人对他进行过调查。

克莱尔・乔治是中央情报局行动部副主任，也是行动部秘密工作计划的头头。他对凯西和诺斯的行动也抱有怀疑。乔治毕生从事海外情报工作，对凯西的判断形成了一个基本上不信任的看法。乔治当然也得听从局长的命令，但他不断地对这些命令提出疑问。乔治的这种观点，也是他在与凯西密切接触中形成的。早在１９８２年，这位在行动部做过二十多年秘密工作的乔治，被凯西任命去负责与国会联系，从而使他的事业受到挫折。正如很多人预言，这一任命是一种灾难。乔治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养成了少言寡语的习性，而他的这项新工作要求他具有坦诚布公的态度，这就让他很难适应了。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怀疑他这种不愿向任何人多谈情况的态度，是他对民主原则不尊重的一种表现。其实他们的看法错了。一般来说，乔治是个热忱、正派和勤奋工作的人，但由于凯西坚持自己的观点，从而使他的锐气消耗殆尽。

１９８４年７月，乔治终于被任命为行动部副主任，这是他事业成就的顶峰，

并且这项工作对他非常适合。但在第二年，当他知道在凯西的指使下，他得与曼努切尔・戈尔巴尼法尔发生联系时，他十分反感，因为此人毫无信义可言，被人视为骗子。

戈尔巴尼法尔是个矮胖、留着大胡子、讲话很快的伊朗商人。他自１９７９年起一直在法国过着流亡生活。他过去曾与中央情报局有过接触。行动部的官员都说他是个“造谣大王”，一个“天才的胡诌者”。中央情报局档案上说，他提供的情报“一贯缺乏来源和细节，可他感兴趣的是捞钱。”不管怎么说，１９８５年凯西决定要认真对待他，因为最近戈尔巴尼法尔在和中央情报局的接触中，声称他和伊朗内部的温和派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凯西并不是唯一认为戈尔巴尼法尔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的人，以色列情报组织的莫萨德也把他说成是一个可以提供有关伊朗政府内温和派可靠情报的人。这些温和派欢迎和美国打开关系。以乔治为首的中央情报局行动部专家，根本不同意凯西和以色列人的看法。为了证实他们的说法，情报局的官员们在１９８６年１月，通过测谎器对戈尔巴尼法尔作了一次测验。测验结果证明，他除了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外，其他都是撒谎。凯西并来因此感到不安，正如１９８１年他舍不得抛弃斯特林一样，１９８５年他舍不得放弃戈尔巴尼法尔。当乔治告诉凯西，他和戈尔巴尼法尔打交道感到十分腻味，但又不能不去时，凯西说他可不必自己去，可以指定别人与他联系。查尔斯・艾伦是中央情报局反恐怖活

(11)

动专家中的佼佼者，是个老资格的中东问题分析员，这个任务便交给了他。

凯西和白宫着意要打通伊朗的关系，行动部的特工人员为此目的所做的各种努力中，戈尔巴尼法尔还不是他们面对的唯一问题。另一个人是理查德・西科德，他是一个已经退休的，政治上保守的空军将领。他承认，他想有朝一日取代乔治，当上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头儿。他的愿望纯属幻想，因为八十年代初，由中央情报局的叛徒埃德・威尔逊所指挥的非法向利比亚出售武器的行动，使西科德受到了牵连，他只得被迫退休。但他一直在若干国际买卖中，成功地利用他掌握的伊朗知识，从而使他能继续插手有关伊朗的事务。

西科德的合伙人是一个伊朗裔的美国人，名叫艾伯特・哈基姆，此人是个眼神机灵的小个子，很会赚钱。中央情报局军事联络科保存的哈基姆的档案上说：他是一个“有广泛国际联系的商人”，情报局的人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只有在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他才会帮美国做些事。在中央情报局高层情报人员中，没有人愿意和西科德、哈基姆打交道，但他们无权选择；这两个人都是诺斯手下的行动官员。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凯西指定中央情报局负责欧洲秘密行动计划的德韦・克拉里奇去帮助诺斯疏通一条非法供应武器的渠道，以便将一批陶式反坦克导弹从以色列通过里斯本运往德黑兰。克拉里奇和诺斯是朋友。几年前，当克拉里奇在执行有关拉丁美洲的工作计划时，他们就认识了。当时克拉里奇通过诺斯不断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诺斯实际上是克拉里奇在白宫的交通员，是个多面手，他对秘密工作的喜爱不亚于他在中央情报局的朋友。

克拉里奇是个白头发的，衣着华丽的专案情报官员，他有２５年特工工作经验，他是一个独特的人物，具有传奇色彩。他很聪明，精力充沛，能说会道，

抽烟时爱吐烟圈。他常穿黑色西装，系粉红色领带，上衣口袋里还露出一块漂亮的手绢。他是个标新立异的行家，但另一方面，他又不爱出头露面。他的伪装就是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打扮上。在他下面工作的人这样解释：没有人会把这种穿着打扮的人看作是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的同事很了解他真正的力量所在：他是从事秘密行动计划的天才，好象他生来就喜欢这一行。

凯西很信任克拉里奇，后者是他所喜欢的少数几个处长之一。早在八十年代初，克拉里奇还是驻罗马情报站站长的时候，凯西就发现了他，后来，

在凯西的指使下，提升他为拉丁美洲处处长，接着又负责欧洲所有的谍报活动。克拉里奇在中央情报局内是与凯西个人关系很好的少数官员之一。凯西很重视他对中央情报局前途的看法，特别是他对恐怖主义在阿拉伯世界造成威胁的观点。克拉里奇是在近东处锻炼成长起来的，正如克拉里奇过去手下工作过的一名专案人员所说：“他是个地道的‘近东通’。”由于他有长年在海外工作的经验，他一直保持阿拉伯问题专家的身份，受到人们广泛的尊敬，所以当诺斯在伊朗问题上需要帮助时，凯西很自然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从１９８５年１１月起，克拉里奇就开始和诺斯在伊朗问题上一起合作。

紧接着克拉里奇犯了一个少见的错误，致使他在事业上遭到致命性的打击。１９８５年１１月下旬，当那位退休将军西科德找不到飞机从特拉维夫通过里斯本把武器送到德黑兰时，克拉里奇把中央情报局专用航空系统飞机的名字告诉了他。这个事故使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约翰・麦克马洪感到生气和失望。

因为动用了中央情报局的航空系统，就意味着把中央情报局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动计划拴到一起了。中央情报局成为诺斯行动计划中的一个部

(12)

分。麦克马洪尽量耐心地提醒克拉里奇的上级爱德华・尤赫涅维奇（行动部副主任助理）说：为了进行一项秘密工作，中央情报局需要一份盖有总统印章的审批件。没有发生此事前，中央情报局不需要这种批件，因为它没有参与这项行动，但现在必须把它作为中央情报局的一项任务，而且批件上的日期要写在出事之前，这样才能掩盖德韦・克拉里奇的鲁莽行动。

作为对德韦・克拉里奇的惩罚，凯西决定给他调往另一个凯西喜欢的工作，就是研究中央情报局如何对付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与此同时，诺斯的武器运送计划交给了近东处去办理，该处由伯特・邓恩和他的副手托马斯・特威腾所领导。特威腾决定牵这个头，尽管让他和戈尔巴尼法尔、西科德以及哈基姆三人打交道，显然使他感到“惊恐”。（这几个人正象特威腾所说“有点臭”）。特威腾是个比较谦虚不摆架子的人，他是中央情报局工作过３０多年的老手，是从基层上来的，先是一个专案人员，然后是中东站的站长。

他的事业大部分时间在兰利。他避免派往国外的任务（正如官员们闲谈时所说，主要是因为妻子不愿意他离家太远）。由于种种原因，特威腾在他的同事眼里不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有人说：“我们估计他当个中级官员都难以胜任。”在他到安曼和开罗工作一段时间后，他的同事认为，他只是一个平庸的专案官员，显然和德韦・克拉里奇不能同日而语。

特威腾向贬低他的人证明，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尽管有人预言他永远不可能进入情报局的领导层，他那种稳重扎实，但又不起眼的工作，却使他１９７０年在开罗取得了成果。在那里，人们过去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人。

特威腾当上行动部副主任助理时，在兰利流传他过去事业上的故事。特威腾和埃及政府中一些显赫人物建立了某种关系，他把这个成果汇报到兰利。他的成果之所以给人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已把穆哈巴拉特・伊拉姆（即埃及情报局）变成了克格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使中央情报局在埃及根本无法开展工作。１９７０年９月纳赛尔去世，他的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仅仅采取了少量试探性的步骤来改变过去的情报关系。克格勃把埃及称作“苏维埃埃及共和国”，把它紧紧地纳入苏联的轨道。当特威腾被派往开罗时，他发现几乎无法在这个国家立足。他的每个行动都被跟踪，即使与他只有一般往来的人，都要受到审问，甚至施以酷刑。（埃及的情报机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留在那里的纳粹分子建立的，他们使用的方法，在２５年内没有多大变化。）

１９７１年，中央情报局在埃及的情报站是设在西班牙大使馆内的美国科里。特威腾作为该站新来的官员，想竭尽全力打入埃及政府。抱着这个目标，

他和一个叫阿什拉夫・马尔万的人交朋友，此人是埃及高级官员，开内阁会议时就坐在萨达特身旁，是萨达特最亲信的顾问。马尔万似乎是一个可能招募的对象，因为他对埃及日益依赖苏联的援助深感疑虑。他还是个美国的崇拜者。他不信任埃及的情报头子萨米・谢拉夫，后者是个四方脸、身材魁梧的人，最喜欢在他命令给人施酷刑时，他在一旁欣赏。谢拉夫是克格勃在开罗的头号特务，而且是萨达特内圈人物中公开维护苏联的人。特威腾最后把阿什拉夫・马尔万争取过来了，这几乎是奇迹般的成就。到１９７１年５月初，

在兰利的中央情报局高级情报官员，对马尔万反苏的立场印象很深。他们相信马尔万将成为把埃及从苏联影响下拉出来的关键人物。他们的想法是对的。

１９７１年５月中旬的一个炎热的早晨，特威腾接到从兰利发来的一份急电

(13)

说，有人阴谋推翻萨达特，这是克格勃的计划。关于政变的确切证据很难获得，特别是因为埃及的情报机构是在谢拉夫的控制下。但把各方面搜集到的零散情报拼凑起来，中央情报局得知有一批被克格勃收买的萨达特的高级助手，企图发起一场政变，并要谋害萨达特，其中有一份情报被中央情报局认为具有权威性。提供者是一个苏联的职业外交人员兼克格勃官员，名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那维奇・萨哈洛夫。他过去曾在埃及，现在在科威特工作。

萨哈洛夫在整个六十年代里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最近在科威特愈来愈感到受克格勃同事的怀疑。他将他的恐惧感告诉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联系人。此人是情报局近东处的职业情报官员，科威特海外情报所的负责人。

萨哈洛夫汇报了有关开罗进行政变的计划。同时还有另外一些情报材料，是中央情报局直接在埃及收集到的，其中包括策划人之间的电话记录。

所有这一切表明，这个政变很可能成功，其意义是令人震惊的。萨达特如果被推翻，这将意味着埃及会紧紧地捆绑在苏联阵营之中，从而使苏联在纳赛尔一些庞大工程上花费的几十亿卢布得到报偿。

就在１９７１年５月的一个明媚的早晨，特威腾花了三个钟头时间，才把克格勃布置的埃及特务尾巴甩掉。最后当他会见埃及联系人时，他有足够的时间详细叙述了反萨达特计划的概要。他向马尔万解释说：萨达特自己的特务组织已被收买了，他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也从克格勃那里得到好处，那些过去是纳赛尔、现在是萨达特的高级情报顾问，实际上是为苏联工作的。

就在特威腾会见他的联系人后的不几天，萨达特粉碎了一起未遂政变，

并将主要策划者逮捕了起来。特威腾提供的重要证据是策反人之间的电话录音。５月１１日早晨，马尔万把这些录音带放在萨达特的桌子上。录音带证实，

特务头子谢拉夫和萨达特的副总统阿里・萨夜里都是阴谋参与者（克格勃准备指定萨布里在干掉萨达特后担任总统）。

特威腾成为埃及没有公开的一名英雄。作为一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辛勤地工作，取得了意外的收获。这次政变失败后，美国拼命抓住时机加紧工作，试图使埃及成为美国的同盟者，其中包括让当时沙特阿拉伯的情报头子卡迈勒・阿德哈姆对马尔万施加压力，让他说服萨达特，使他的国家转向西方。由于特威腾抓住了带有关键性的工作，加上一点小小的运气，使这种努力成为可能。事后，人们都把他说成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萨达特政府从苏联轨道上拉出来。对中央情报局来说，这真是个重大的胜利，而且所花的代价与苏联为他们未来的苏维埃共和国所花的几十亿卢布相比，真是微乎其微了。

对美国来说，这个收获更是美不胜言。在萨布里和谢拉夫被捕后的年代里，苏联人被赶出了埃及。他们在埃及收买的间谍大都被追捕、审讯、入狱。

他们在开罗用高墙围起来的大使馆几乎被孤立起来。由于萨哈洛夫提供的情报，使中央情报局弄清了苏联在埃及的每一个谍报人员，实际上已经把原来的苏维埃埃及共和国变成了监禁克格勃的集中营。当埃及成为美国的同盟者后，另一个收获是美军建立起一支“红色”沙漠部队。一个完全由苏联坦克和装甲车装备起来的装甲营，这个营的驻地在加利福尼亚州，现在仍然被美国用来给部队作下次战争的战术训练。这个营的装备都是从埃及运来美国的，作为萨达特感谢美国的一种表示。

特威腾的另一个国外任务，不像那么成功。在七十年代后期，他担任在约旦的安曼情报站站长，任务是与侯赛因国王合作。当时侯赛因是美国在中

(14)

东最重要的同盟者之一。在安曼，特威腾接收的情报站，是一个四分五裂、

士气低落、男女关系很乱的烂摊子。根据熟悉安曼站情况的几位情报局官员讲，在特威腾接手情报站的工作以后几个月，特威腾发觉情报站的秘书和约旦的一名情报官员有桃色关系，后者还兼向克格勃提供情报。这可能发展成一件丑闻，从而毁掉特威腾的事业。他象在埃及那样行动迅速，将这名秘书开除了，并向中央情报局总部做了汇报。他与兰利派来的保安工作小组合作，

在站内进行了充分的调查。这个小小的丑闻尽管令人难堪，但不是致命的。

特威腾后来又遇到第二个麻烦：侯赛因国王不喜欢他，因为他不像他的前任，不爱骑马打猎，而这些才能在侯赛因眼里是一个美国情报官员必须具备的条件。特威腾有一次陪国王去骑马，效果并不好。侯赛因一直纠缠兰利，

要他们把特威腾召回，行动部领导有些犹豫，最后同意把他调回美国，安置在中央情报局有名的冷宫——技术部办公室。

此后的几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是特威腾作为中央情报局官员工作最有成效的年代。他成为一名反恐怖主义组织的行家，而且由于他在中东政治问题上颇有研究，取得了近东处的领导位置。到他被任命为近东处副处长时，

他已学会尊重这一传统职业的基本信条。那种老老实实傻干的哲学，已证明是所有最成功的行动计划的共同特点。凯西所支持的诺斯计划则与此不同，

这正是使特威腾感到不安的原因。用他的话来说：这个行动计划闻起来就不是味儿。可是上面有命令，这个行动又是总统所支持的。他相信他和情报局其他人能做到的，至多不过是在整个计划垮台时，使中央情报局少受牵连，

而此事出问题是肯定无疑的。

１９８６年２月，特威腾认为他己找到了使中央情报局减少风险的办法。他刚与诺斯在西德参加会议回来，这个会是解决未来武器交接的细节问题。特威腾小心谨慎地提出西科德、哈基姆和戈尔巴尼法尔三人不适合与中央情报局直接打交道。他从一种业务观点来提出他的批评，他认为诺斯需要一个比戈尔巴尼法尔或哈基姆更好的翻译（“我不是那种当面给人施加压力的人”，

他事后承认说）。当诺斯没有什么反应时，特威腾又说：让这些“局外人”

参与这个行动计划不是个好主意，特别是考虑到以武器换人质已成为美国政府当前的政策。他补充说，他乐意给诺斯提供一位能说法尔斯语的可靠官员，

但有一点特威腾没有说出口，就是他害怕给伊朗提供武器的行动与美国政府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事碰在一起。现在看来完全有可能，因为后一个行动计划有一部分是西科德在经办。特威腾事后解释道：“只要有可能，我们设法不使两个分开的行动搅和在一起。”

后来由国会进行的调查材料说明，特威腾相信他的任务是尽量使中央情报局与诺斯向伊朗运送武器的计划保持距离，但又不致违抗凯西的命令或总统的意愿。当他坚持说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任务时（考虑到德韦・克拉里奇在１１月无意中犯的错误，充其量也只能说这是一个很可怜的辩解词），他心里明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将无可幸免地会被卷入进去，不论他试图采取多少保护措施。特威腾知道，当这件事暴露后总得有人被抛出来，使调查者的视线从中央情报局转移开，这个人要会说法尔斯语，了解伊朗，但目前又与中央情报局的内圈没有什么联系。

已退休的中央情报局老资格人士乔治・凯夫具备特威腾所说的各种条件。他的头发花白，身经百战，嘴灵舌快，是前德黑兰情报站站长。他有语言天才，熟悉伊朗革命的领导人物，会讲一口流利的法尔斯语，并且与特威

(15)

腾一样，见到一个坏的行动计划时马上能够识别。就象情报局其他退休官员一样，乔治・凯夫是个生来就不轻信别人的人。他的背部受过伤，他把晚年用来抚养一个由于长期从事这个职业未能很好照顾的家庭。特威腾选择凯夫负责诺斯的行动计划非常适合，理由有两点：一是凯夫仍然是中央情报局的顾问，但他已不是全天工作的雇员了；二是凯夫很了解戈尔巴尼法尔，在八十年代初，他断绝了中央情报局和这个伊朗人的关系，并且两个月前对戈尔巴尼法尔的撒谎测验题是他设计的。３月５日特威腾、克莱尔・乔治和凯夫在兰利会面。

特威腾知道，当凯夫了解中央情报局又要和戈尔巴尼法尔打交道时，他一定会感到吃惊，所以他试图在讲话时有点缓冲，他问凯夫想不想会见拉夫桑贾尼，他是霍梅尼之外伊朗最有权势、最显赫的人物。凯夫打断了他的开场白，并且让他开门见山他讲要他出来干什么？特威腾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中央情报局正在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援助，帮他们运送武器到伊朗。这里有两个目的：一是打开伊朗和美国的关系：二是解决释放在黎巴嫩被扣留的美国人质。这些武器是通过诺斯的中间人，其中包括戈尔巴尼法尔运送的。

凯夫对他试探性的讲话反映也正如特威腾希望的一样。凯夫事后说：“听了这个行动计划，我就提醒特威腾，我记得可能还有克莱尔・乔治，参加这一行动计划的在职官员尽量少一些，因为我很清楚，一旦计划败露，他们的事业将处于危险境地。而我已是领年俸金的人，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凯夫工作干得很好，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和诺斯计划之间的一个可靠的中间人，尽量使他原来的雇主（中央情报局）不去接触那些容易出问题的方面。

简单地说，中央情报局的一些高级情报官员，如特威腾、乔治和其他人，他们现在采用了过去另一些人对付凯西的拉希德行动计划同样的办法：他们企图控制它，并希望最后能扼杀它。正象他们所害怕的那样，他们的努力最后失败了，他们只能采取措施，保证尽量使最少的人卷入这桩丑闻中去。当他们无法说服凯西，让他相信他的整个计划是建筑在幻想的基础上（即伊朗政府内存在着温和派），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量减少丑闻对中央情报局声誉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成功了，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是这样。

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行动官员，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如何保存自己。特威腾在安曼活了下来，凯夫在德黑兰进行革命时，经历了许多恐怖事件以后，

也活下来了，克莱尔・乔治在欧洲和非洲的冷战中，目睹了各种丑恶的内幕后，也活了下来。再说，他们每个人在凯西领导中央情报局的６年里也活过来了。这６年实际上给中央情报局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作了一个评价，同时，这６年也证实了它的高级谍报人员怎样努力保卫中央情报局４０多年来的老传统，使其免受攻击而遭破坏。用武器换人质的行动计划正好能说明这一点。

这次丑闻的揭露，打破了一个神话。过去人们对中央情报局有一种传奇的、甚至有时是浪漫的想法。人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无法控制的庞然大物，一个全能的间谍群体，这里的人效忠于秘密工作，只是在它的背后，有大量烦琐的日常事务。我们可以引用《奥茨的巫师》剧中的一个场景来作一个更为恰当和正确的比喻。当年轻的陶乐茜最后到达安麦芬城时，她很失望。她原来想象的万能巫师，原来是个口吃的，有时有些糊涂的，好心肠的老人。他真正的秘诀就是靠给人一种错觉；他会操纵一种杠杆，看上去好似很有力量，

(16)

其实他什么别的本领也没有。他的魔袋是空空的，他只不过是个骗子。巫师对人们的真正要求（“不要去注意幕后的人物”）是：——正如凯西一样一不要仔细去看他在做什么。

这里还有一个凯西当政６年中的怪现象：一方面，中央情报局最有经验的谍报人员庆贺他积极出战的行动；另一方面，他们暗地里正在抵消他的行动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对前任局长斯但斯菲尔德・特纳，他们曾经加以推动和督促，而对凯西则要勒住缰绳。他们赞扬他，维护他，因为他使这帮人回想起他们过去曾有一段光荣历史，并且也希望将来再有这样一段。

前西贡海外情报所负责人、直言不讳的托马斯・波尔格，是参议院聘来调查伊朗门丑闻的。甚至他也无法贬低凯西。他说：“凯西做了他认为正确的事。这些事肯定是有问题的，但他受到人们尊敬。”

雷・克莱因博士是中央情报局退休人员中的老前辈，他也讲出类似的看法：“他在行政管理方面存在很大问题，我认为这不是他之所长。但是他懂得中央情报局应有的自豪感和情报人员应有的优越感。”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为他辩解的。如果凯西犯了什么错误，他的辩护人会说，这仅仅是因为他相信中央情报局能击败美国的敌人；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整个官僚机构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清楚的部门。一位官员说：“即使凯西在批评中央情报局缺乏创造性时，他仍然欣赏中央情报局有办成事业的能力。对中央情报局存在着矛盾，他感到沮丧，对它能忠于职守，又感到高兴。但最终他还是明白了，

中央情报局和政府其他部门一样，也是一个官僚机构。”

在凯西的任期内，中央情报局充满了惊险，其中包括局长本人在内，都担有把中央情报局搞垮的风险。在他的６年任期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问题上与苏联作斗争，并有效地制止了它的推进；摧毁了一个在欧洲的恐怖主义集团，并且重新建立了谍报网，为所有的情报工作提供必要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央情报局也遭受了很大的挫折：凯西和国会之间，在究竟什么样的秘密行动计划须向国会通报的问题上进行过争吵；情报局的人炸毁了尼加拉瓜港口，被人抓住了，但事先凯西却答应过他们是不会这样干的；一本反起义的内部手册，被人披露后引起难堪，因为手册里写了包括默许使用谋杀手段，正当中央情报局在伊朗门事件上受到审查时，凯西死了。尽管有这么多问题，中央情报局在经历了凯西当政的年代后，仍然完好无损，并准备在新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威廉・韦伯斯特法官突然被任命，

给大家寄予希望，即使最猛烈的批评者也承认，他可能去完成那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赞扬凯西所献身的事业。正如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追悼会上颂扬凯西时所讲的：他将遵循法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再次使中央情报局作为美国情报界的龙头，回到受人尊敬的地位上来。唯一的问题是，象韦伯斯特这样一个在国际情报界鲜为人知的人物，能否适应兰利那种惯于玩弄阴谋诡计的拜占廷式的传统。

在７月５日葬礼的结尾，凯西的棺木由６人抬上灵车。安葬仪式没有公开举行，安葬在附近的贺来路德公墓。里根总统和其他知名人物都未参加。

他们决定立即赶回华盛顿，准备迎接铺天盖地而来的一系列质问。这些都是有关这项秘密行动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项行动计划是由凯西指挥的。很巧，那天是在一个混乱的气氛中结束的——它象征着凯西在中央情报局时的一切——当时里根误解了一个记者的提问。总统的直升飞机已经发出轰呜的响声，一位记者高声向里根喊问：“在凯西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的资

(17)

金中，有你的捐款吗？”里根点头称是。事后，总统发言人马林・菲茨沃特在澄清这一误会时说，总统以为记者问他追悼会开得是否很成功，里很作了肯定的答复。

(18)

２我们在德黑兰的人　

霍华德・贝克正在发愁。这位前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７２小时前刚当上白宫办公厅主任，现在正碰上第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难题：里根政府找不到一个取代比尔・凯西的人来担任这个国家的特务头子。早在贝克到达白宫许多天以前，参议院成功地打消了里根总统对中央情报局局长第一人选的提名。他提名的罗伯特・盖茨，由于人们质问他在伊朗门事件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本人已提出不要再把他作为考虑的人选。既然不再考虑盖茨，

贝克现在又在竭力推荐前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约翰・托尔作为一名理想的人选。１９８７年３月２日，即总统准备宣布人选的头一天，托尔似乎会接受这一职务。尽管他并未明确首肯，但就贝克来说，毫无疑问他是会接受的。

即使是还在担任代局长的盖茨也认为，托尔的提名会在中央情报局内受到欢迎。尽管托尔的确没有担任此项职务所必需的经验，但盖茨知道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谍报人员一定会非常欢迎这项任命，因为老资格的托尔的到来会使这个机构更为人们所尊敬。此外，盖茨也知道，中央情报局并不需要一位象艾伦・杜勒斯那样的谍报天才，而是需要一位好的行政领导和受国会尊敬的强人。盖茨相信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同僚们，将乐于任何人来领导他们，只要这位新局长不利用伊朗门事件作为支解情报机构的理由。

直到星期一下午，托尔的任命似乎都是肯定无疑的。星期二的早晨他将被引进白宫，并被介绍给全国的新闻界，在这以后，人们期待他将很快得到参议院的认可。托尔在国会山是颇受信任的，公众也很熟悉他，尽管他是一个强硬保守的共和党人，但由于他在最近的伊朗门丑闻中，对里根持适当的批评态度，这又给他增添了客观公正的美名。

托尔主持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审查在伊朗门事件中，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否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在这一过程中，他有时对里根进行严厉批评，因而得到人们的信任。托尔委员会最后发表的报告（正式题名为“总统特别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的结论说，里根对伊朗门事件中白宫的行动无直接责任，而是允许他的工作人员执行与他公开声明相抵触的政策。托尔的结论，

尽管并不是摧毁性的，但却说明他不依附于总统，这一点将有助于参议院对他任命的认可。尽管如此，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这一职位，似乎仍然是里根对他的一种报答，因为正如有人所认为的那样，主要是他，对里根造成的损害起了某种控制作用。对于这种指责，贝克准备自己去对付。他相信参议院不敢拒绝把这一职位给托尔，或者怀疑他领导中央情报局的能力，因为托尔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

正当贝克准备宣布托尔任中央情报局的新局长对，托尔给白宫打电话说，他将不接受这一职务。他表示歉意，说他完全了解，这一似乎是改变主意的做法，会给里根新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造成很为难的局面，但他的决定是最后的。“我就是不能干”，他对贝克说。长期以来，他一直想当国防部长，

而不是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承认，当中央情报局局长是一种荣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将使他永远没有可能再去争取当国防部长。但他已下定决心想当国防部长，他认为将来仍有此机会。贝克和托尔进行了争论，但他的话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很清楚，这位得克萨斯人是下了决心的。

贝克很生气。他知道托尔拒绝接受这一职务，可能会对里根造成极其尴尬的局面，因为里根的领导能力已成为人们广泛议论的话题。这位白宫办公

(19)

厅主任查看了一下他自己的名单，盖茨不行了，托尔正在等待一项他可能永远得不到的工作。当然还有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这位前空军将领也是托尔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在那位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拒绝接受任命以后，这么快就指定斯考克罗夫特，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总统一直在物色一名他要报答的人。这也意味着任命前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托尔委员会的第三名成员。贝克判定马斯基是一名地道的民主党人，

所以从未认真考虑过让他担任此项职务，虽然他的名字曾神秘地出现在几家报纸上。新闻界迫不急待地盯着这项任命的宣布（他们好像在一旁得意地笑着，盖茨的一位朋友对这位中央情报局的代局长说）。贝克认为他得赶快行动。

正在这时，乔治・布什开始插手这件事。在上周末，他和他的幕僚们曾讨论过有必要委任一名可靠的政府官员来领导中央情报局。布什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他认为自己有独特的眼力，可为挑选一名新的候选人出主意。

他和他的幕僚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是最理想的人选。布什认为，韦伯斯特和托尔具备同样条件，他一生都是一名忠实的共和党人，为里根的高级助手所信任，也是自己信得过的人。布什不仅把他看成是一位朋友，而且似乎是一位与自己气味相投的伙伴。鉴于他过去在联邦调查局的表现，布什认为他一定会很快得到参议院的认可（特别是因为他过去的任命也得到同样迅速的认可）。韦伯斯特还具备托尔所不具备的条件：作为联邦调查局的领导人，他有近１０年和情报界打交道的经验，也熟悉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布什告诉他的助手们，最为重要的是，他佩服韦伯斯特的“坚定”和“责任心”。任命韦伯斯特将给联邦调查局留下一个空缺，

但这毕竟是次要的问题，因为他１０年的任期反正也快满了。白宫认为，有从容的时间去任命一名新的继任者。贝克马上对布什的看法表示同意，他奇怪自己早先为什么没有想到韦伯斯特。取得里根的同意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３月３日下午，贝克打电话给韦伯斯特提出请他出任新职的问题。

韦伯斯特对领导中央情报局的建议表示有兴趣，但不愿马上肯定下来。

贝克催促他说，总统需要在２４小时内得到答复。韦伯斯特告诉贝克，他仅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来作出决定。韦伯斯特对贝克给他打电话感到很高兴。他知道尽管自己不想呆在华盛顿，他得认真对待这项建议。事实上他打算在１９８５年离开联邦调查局，但在司法部长米斯的鼓励下，答应留下来，因为米斯对他说，在不进行大选的年头离职是一个不好的主意。韦伯斯特曾向米斯明确表示，一旦在政治上能找到一个代替他的人，他很想回圣路易斯城去重操律师的旧业。这样，他又呆了两年。现在，由于贝克给他打电话，他不得不考虑作出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也不是他自己单独能作出的。韦伯斯特在妻子死后没有再婚，他给女儿德鲁西拉（他叫她“德鲁”）挂电话，告诉她这个消息。她最初保持沉默，接着表示了她的不快。她说，“联邦调查局是一回事。可是，爸爸，那个地方真有些让人害怕。”他对她说，他还未作出决定，但倾向于接受这项工作。

当晚韦伯斯特挂了另一个电话，这次是给海军上将博比・雷，英曼打的。

后者是凯西手下的中央情报局第一副局长。此人当过国家安全局局长，是华盛顿最受尊敬的谍报官员之一。里根最初当选总统时，英曼作为中央情报局新局长的候选人，在所有人手中的名单里，都名列前茅。后来凯西得到这一职位，他只好忍气吞声，同意当凯西的副手。但在１６个月以后，当明摆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