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結論
本章將先總結各章節對明代社學的分析，其次說明明代社學的定位。
壹、總結
以下將分為起源與目的、設置與經費、教師與學生、課程與教學以及 影響興衰原因與歷史意義等五部分，分別說明如後。
一、起源與目的
社學源於元，是指在「社」所設的學校。明代沿之，並加以發展。經 由太祖創制後，英宗、憲宗、孝宗及神宗等皇帝又下詔督辦社學，使社學 的辦理漸趨完備。
社學設置的目的有三：教化百姓、啟迪童蒙以及為入官學作準備，並 以教化百姓為主，啟迪童蒙為輔，至於以進入官學作準備為目的的社學僅 是少數。後兩目的是明代後期由地方菁英所提出。
二、設置與經費
社學的設置與修葺方面，首先，設置的原因包括奉詔而設、因提學官 的督導以及有感於地方教化的重要而設置，設置者本身大都具有官員身 份，以府州縣官最多，提學官督導建學居次。其次，修葺的原因包括被火 燬、倭燬、為民侵佔或賣予民居、被改為廟宇與所在位置地狹等等，修葺 者同樣多具有官員身份，以府州縣官為主，提學官督導建學居次。
設置的地點有在城與在鄉二類。校舍的取得方式也有二種，一是擇地 新建，又可分為買地新建、由民人捐地新建、以官地改建以及用廢棄隙地 新建等四種；二是以既有屋舍改建，是校舍最主要的取得方式，又可細分 為改寺廟道觀、改官署、改其它學校以及改民屋等四種，以改寺廟道觀為 主。在南北差異上，北方以擇地新建為主，南方以改既有屋舍為主。
在建築設施方面，黃佐與桂萼皆曾提出社學規制的設計，不過這是理 想中的規劃。至於實際狀況，依地方志的記載，社學建築設施的組成要件，
包括房舍及門等最基本的建築；亦有不少社學有圍牆之類；規模較大的，
則有菜圃等設施。
在社學的數量方面，可考總數為 11,967 所，其中分佈於二直隸與十三 個布政司的有 11,881 所，每府（州）平均有 54.75 所，每縣平均有 8.75 所。
社學數量最多的五地區分別為南直隸、浙江、廣東、福建、北直隸；設學 密度最高的五個府級地區分別為南直隸、浙江、山東、福建以及北直隸，
最高的五個縣級地區則為南京、浙江、福建、廣東與山東。
在城鄉分佈方面，在可考的 5,967 所社學中，在城社學有 1,682 所，
約佔 28％；在鄉社學有 4,285 所社學約佔 72％，因為地方志的記載常有詳 於城而略於鄉之情形，所以在鄉社學所佔比例應不止於此。至於社學在城 鄉的密度比較，在鄉社學總數雖高於在城社學總數，但並不表示在鄉社學 分佈密度較在城社學密度為高，且有部分地區，在鄉社學的設置情況並不 理想，且各地區的差異甚大，應個別考察。
在社學設置的時間方面，可考設置時間的有 5,972 所，較盛的時期依 序為洪武、嘉靖、成化、萬曆、弘治、正德、天順、正統等時期，其中洪 武時期設了 3,717 所，佔了 62％。
社學的經費，在來源方面，主要有學田收入、市租、官撥穀糧、官民 捐貲及學生納費等五種，以學田收入為主。在支出方面，可分為創置與維 修之費以及維持日常運作所需之費，後者又包括了贍師費用與資助貧生兩 項。
三、教師與學生
首先，在教師方面，社學的教師通常稱為「教讀」或「社師」。員額 編制是一校一師為主，但有少部分社學是一校二師。教讀的考選通常由提 學官或府州縣官負責。教師的選用標準主要為有德性和有學識兩大原則，
其中有學識還可分為具功名與不具功名兩種標準，但在功名的要求上，也 只是要求低出身的生員（秀才）而已。教師的待遇可分為免差徭與給束脩 等二種。教師的考核通常由提學官與府州縣官負責。教師的出路，朝廷並 沒有相關的規定，而在廣查方志後，亦未發現相關記載。推測原因，一方 面可能是社學教師不像儒學教官具有官品，無所謂任滿遷轉的問題，所以
其出路亦不可考；另方面則是許多社師是選用具有功名的生員，生員的出 路以取得功名與否，與擔不擔任社師無關。
其次，在學生方面，大部分地區並未要求學生的入學資格，但少部分 社學則有限制，主要可分為特定條件以及基本品德與學識的要求二種，其 中，特定條件主要有三種情形：限制學生是少數民族子弟、軍民子弟或是 家族子弟。學生的年齡主要介於七歲到十五歲之間。學生人數少則平均一 所十餘人，多則上百人。學生的管理以魏校和呂坤二人的主張為代表，對 於學生的出缺席以及日常生活常規皆以嚴格為原則。學生的出路，雖然朝 廷曾規定優秀學生可補儒學生員，但尚待考，不過大部分完成社學教育 後，應該是各安本業。
四、課程與教學
在課程方面，在課程的規劃上，受到教化百姓、啟發童蒙以及進入官 學作準備等三個目的的影響，前期以教化為主要目的，課程由中央規定；
後期則漸以啟發童蒙以及進入官學作準備為主，各地出現不同的規劃內 容，甚至有學者提出不同的主張，如王陽明、魏校、黃佐、葉春及與呂坤 等人。課程內容可分為四類：法令、生活規範、知識教育以及其它。由社 學課程的規劃可知，社學的程度相當於小學，與當時其它的蒙學教育機構 相較，皆有使學童自幼學習傳統禮儀規範，培養基本的識字、寫算能力，
但社學則是多了法制教育的內容。主要教材包括《御製大誥》、《小學》、《孝 經》、《四書》、《孝順事實》等書，其中《御製大誥》與《孝順事實》是明 代才出現，而《御製大誥》是明初社學最為主要的教材。
在教學方面，社學的教學型式可分為「分時段教學」與「分堂教學」
二種，前者以呂坤、魏校等人為代表，後者以桂萼為代表。在禮儀規範方 面，特別重視敬師禮儀以及課堂規範，其中前者還包括開學之禮俗、朔望 之儀與晨昏之令等方面。這些要求，一方面是受到傳統的影響，一方面可 能是受到宋代理學家的影響。在教法上，為配合啟迪童蒙與為進入官學作 準備等二個目的所採行的教法，則包括教識字與習字、教讀書、教歌詩、
教屬對與作文、以及教「禮、樂、射、數」等五方面，至於講讀《大誥》、
律令的方法，則礙於史料，無法進一步了解。
五、影響興衰原因與歷史意義
首先，影響社學興衰的因素，包括五項：（一）皇帝下詔興舉，主要 有太祖、英宗、憲宗、孝宗及神宗等五位皇帝曾頒佈關於社學的詔令，並 促使該時期社學設置數量的增加；（二）提學官的督導：英宗以後，由於 提學官對社學的督導，進而使社學的設置再度興盛；（三）府州縣官的關 心與否：他們是社學最主要的設置者與修葺者，其態度直接影響到社學是 否能夠長存不廢，然而部分府州縣官卻視社學為末務，不加以關心，導致 社學廢弛；（四）王陽明在江西的興學及其影響：王陽明對江西社學的貢 獻，除自己本身在江西地區督導設置社學，和頒行〈社學教條〉外，其門 人為官的也將其想法持續不斷地推展。
其次，社學的歷史意義，可分為對當世的意義與對清代社學的影響兩 方面來看。在對當世的意義方面，包括三個部分：（一）社學在明代教化 政策執行上佔有相當的份量，明太祖將社學當作是教化鄉里的媒介，亦是 從事政治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時社學還曾與其它的教化措施，如鄉飲 酒禮相結合；而明中葉以後，鄉約制度盛行，社學進而與鄉約、保甲、社 倉結合，成為地方組織的一部分。總之，社學的設置，使朝廷對地方的控 制更深入基層。（二）社學在官學系統中的意義，首先，以奉命設置、設 置者、管理者及經費多來自官方等方面來看，社學具有官學的色彩，但從 師資及學生來看，則與私學相近，因此社學或可視為「準官學」。其次，
社學與地方儒學的關係，可從朝廷的政策、部分社學設置的目的以及社學 課程內容的安排來判定，社學為儒學的下級學校；至於社學與衛學的關 係，有社學為衛學的下級學校、社學為衛學的前置學校、社學具有衛學替 代學校的意味與功能等三種。最後，由社學設置層級的更深入、學校數量 的增加以及招生對象不限等三方面來看，社學確實促使平民的教育機會更 加擴大。（三）社學為明代啟蒙教育的一環，相較於其它啟蒙教育機構，
社學屬於官辦性質，政治教化目的較濃，較少為科舉作準備的目的，在普 及程度上，不及於其它蒙學教育機構。在對清代社學的影響方面，清代社 學在目的、設置層級、教師管理等部分，皆受到明代社學的影響，不過關 於清代社師的待遇與考核，皆較明代的規定明確，官方介入的程度也較
多，因此，清代社學較明代更具有官辦的色彩。
綜合前述，可將社學發展的趨勢歸納為二條路線，其一是從社學興建 數量漸緩，以及維持不易而造成興廢無常二方面來看，明代社學漸走向衰 落；其二是從社學的運作，包括將社學納入提學官的範轄範圍內，以及有 關社學課程與教學理論的提出等方面來看，社學教育的制度漸趨成熟。
貳、明代社學的定位與地位
在經過前述各章的考察後，可以進一步澄清社學的各種性質，進而將 之定位。
從設置者與管理情形來看，社學官辦色彩濃厚，但又與真正的官學有 所不同，不僅從未成為正規官學體制中的一部分，且在辦理上還呈現部分 私學的特質，因此將之定位在「準官學」性質，至於所謂的「公立」、「公 辦」、「民辦」、「官督民辦」等性質，甚至說社學屬於「私學」，這些無法 用來表示明代社學的全貌。從法令所規定的設置原則來看，隨鄉里設置的 情形，使社學具有普及教育的意義，至於實際設置的情況呈現出城市鄉村 俱有社學，因此社學應不只是鄉村小學而已。從程度上來看，社學啟蒙、
教化的目的濃厚，而學生年齡大都介於八歲至十五歲之間，因此社學屬於 啟蒙教育，有時可歸為「小學」教育，但與今日所言之小學教育有所差別。
若從受教對象來看，社學招生的對象為民間無過犯子弟，可以顯示社學確 實具有平民教育的性質。從強制性來看，因朝廷屢詔地方勿以社學擾民，
可見社學並無強迫入學的規定，因而不是所謂的義務教育。從社學有時會 與其它教化機構結合的情形來看，部分社學也具有社會教育的意義。總 之，在論及社學性質時，應先釐清判斷的標準為何，如此才能對社學有較 為正確的了解。
綜上所述，明代社學具有「準官學」、普及教育、啟蒙教育、平民教 育等性質下，其發展確實具有承先後的地位。這是繼宋代官方小學的規模 與對象擴大後，官辦小學再次向下延伸，並深入到縣級以下的鄉里，同時 也被清代所繼承。在數量方面，從教育觀點來看，反映教育機會的擴張；
但從政治觀點來看，社學的設置顯示國家控制更深入基層。只是國家對社 會的控制卻逐漸明初透過地方官員來執行，轉變至明末漸讓地方士紳參
與。儘管明代社學的設置時興時廢，也不曾被納入正式的官學系統，甚至 無法取代其它私辦的蒙學機構，但是這還是第一次以官方的力量來為鄉里 提供如此多的教育機會，實不容忽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