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後結構主義的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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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結構主義的教育研究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VIEW OF

POSTSTRUCTURALISM

蘇永明

 Yung-Ming Shu

壹、背景：後現代與後結構的異同

後現代是相對於現代主義（modernism），後結構是相對於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現代主義與結構主義對人的定位是居於相反的立場，現代主義可說是高舉人的主體性，以笛卡兒和康德的理性觀為代表，認為人的自我是透明的、有意識、自覺的。人的理性可以找到客觀真理，是意義的源頭，可以征服萬事萬物，這是一種人文主義（humanism）。在法國，沙特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的「存在先於本質」將這種主體性等同於個人的優先性。李維史陀（Lévi-Strauss）反對這種對人的主體觀，提出結構主義。結構主義認為人們所遵循的不是來自於理性的指令，而是像佛洛伊德的潛意識。但李維史陀的靈感是來自結構語言學，認為我們的說話（parole）是建基於不自知的語言系統（Langue），即事先即存在著語法和文法，這些是隱藏著的，而且是真正主導人的行為，包括各種文化現象如親屬關係。結構主義就是要去找出這些隱藏的結構，那也是一種系統，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人沒有甚麼主體性，人是受到這些結構所制約。羅蘭巴特因此說「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人不再是意義的源頭。寫作的文本（text）是遵循語言的結構而成，本身就有客觀意義，作者只不過

 _{蘇永明（通訊作者），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授}

電子郵件：yms47@ms52.hinet.net

書評資料：Peters, M. A. & Burbules, N. C (2004). Poststructuralism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London, U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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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照這些規則在調整而已。所以，現代主義和結構主義雖然都主張客觀真理，但其源頭是相對立的，人的地位也有180 度的翻轉。而後結構主義對結構主義應該只是修正，也就是將時間的因素加進去之後，動搖了結構的客觀性，將它的權威性減弱了，但並沒有恢復像現代主義那樣對人的主體性之肯定，還是持著和結構主義類似的主體觀，只是比較偏向人與結構互動的觀點。典型的「結構」是靜態、不變的，但皮亞傑（J. Piaget）所提的認知結構是要與環境的互動後，「基模」（schema）會按固定程序從感覺動作期到抽象運思期。也因為這種動態的說法使得有些人將他排除在結構主義之外。事實上，皮亞傑本人就寫了一本《結構主義》（倪連生、王琳譯，1987）的書。所以，許多結構主義者在轉向後結構主義時並不是那麼的明顯，如羅蘭‧巴特和傅科。後現代攻擊的主要對象是理性做為人的官能（faculty），此一假設本身就有性別和種族的偏見，即女性和有色人種都沒有理性，只有白種男人是有理性的。而理性所產生的客觀真理根本就是霸權，這等於是假客觀之名，行主觀之實。在人文社會現象任何客觀標準的宣稱都是人為的，也都沒有絕對的正當性。當然，後現代也不承認只有白種男人才有的主體性，而是要承認所有人都有主體性，走向多元主義，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民主。從上述的比較中，可以看出後現代和後結構都反對客觀真理的宣稱，但它們的理由並不相同。共同點是將知識放入具體的情境，不再如現代主義所強調的先天的（a priori）客觀性，也不像是結構主義那種神秘的、隱藏的「結構」。就思考方式而言，後現代是比較大的概念，當理性宣稱它是中立的，能如實地反映現實時，和結構主義就很像了，只是它沒有把「結構」當做是神秘的。後現代也承認每個人不同的處境和主觀的感受，對各種以往被邊緣化的人事物承認其正當性，也就是對差異（difference）的肯定。如少數與弱勢族群，包括同性戀者等各種不同性取向的人。因此，後結構與後現代雖然其源頭並不相同，但基本主張卻有相當多的共同性，可說是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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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書要旨

本書計有四章，以下簡要說明各章要旨：

第一章甚麼是後結構主義？

首先正確指出，後現代與後結構主義有重疊之處，但後現代是比後結構主義要來得大的概念。結構主義是1950 到 60 年代發展出來的思潮，它可算是西方哲學「語言學的轉折」（linguistic turn）的一部分，因它與結構語言學有密切關係。當時屬於結構主義的學者有Claude-Lévi-Strausss, A.

J. Greimas, Roland Barthes, Louis Althusser, Jacques Lacan, Michel Foucault 等人，且分別在人類學、學批評、精神分析、馬克思主義、歷史、美學理論和流行文化研究採用其語意學與語言分析，並且把社會、經濟和文化當做功能性相關連的一套符號系統。接著解釋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現代主義在藝術界是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在哲學上，主要是與科學的發展有關。而後現代主義則是又是對現代主義主張進行批判。至於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的差異則較明確。結構主義在 1958 ~ 1968 年間流行於法國。1968 年的學潮也同時終結了結構主義。而結構主義所說的「結構」也有相當大的差異，它類似佛洛依德的潛意識。因語言的行為背後潛藏著文法和語法，而說話者常不自知。因此，結構常與語言有關。李維史陀就認為人類學是語意學的一個分支。而傅科所界定的「知識型」（episteme）也被認為是結構主義時期的概念。後結構主義就是反對結構主義對真理的客觀性宣稱。這一方面也是在反對結構主義只強調共時性（synchronic），當加入了歷時性（diachronic）的時間因素之後，客觀性就難以維持了。而德希達 1966 年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討會所發表的「人文科學論述中的結構、符號和遊戲」一文可說是解構的先聲。結構主義所要反對的是當時存在主義所主張的人文主義（humanism ），它對人這個主體持著理性、自主、自我透明（ self- transparent，即自覺而非被潛意識控制）。而結構主義則是貶抑主體，認為人沒有甚麼自主性，而是常受到潛意識等結構性勢力的擺布。後結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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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雖然對於結構的主導與客觀勢力進行批判，但並沒有恢復人的主體性，也就是仍和結構主義持著類似的觀點。

第二章後結構主義與教育研究的目的

這一章先說明人文主義，然後再以傅科為例說明他屬於結構主義時期的立場和著作，包括《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學的考古學》（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973）、《知識的考古學》（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1972）。在他所挖掘的「知識型」裡，人只是知識的對象，沒有多少主動的角色。到了後期是屬於後結構時期，採用系譜學（genealogy）方法，強調權力與知識為一體的兩面。其《性史》與《規訓與懲罰》是屬於這一時期的作品。這時以比較動態的方式來處理人與結構的互動，且結構不是一面倒地制約人。其權力觀如「權力無所不在」、「有權力就有反抗」，以及權力具有生產性（productive）的觀點都已擺脫了結構主義的主張。在教育研究方面，作者認為可以從以下的觀點切入： 1、在各種西方（以及別的）文化中，如何將兒童和成人建構成已認知、已學會和教育主體？ 2、在各種西方（以及別的）文化中，如何將兒童和成人建構成教育研究的主體，教育學的主體，以及各種人類發展的主體？ 3、在教育和教育研究中，各種形式的知識和權力的關連？ 4、教育機構中，權力如何運作？ 5、把教育研究建構成不斷朝向更客觀及在形成人類發展律則的成份有多大？（Peters & Burbules, 2004, p. 42）

這些議題都是圍繞在權力與知識的糾葛。作者們又指出李歐塔（Lyotard）在《後現代的狀況》（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一書對科技發達後，知識的合理性建立在其「操作性」（performativity），即其效用，而不再是追求真理。而後結構主義對於此一現象的立場是要去問：是誰在做研究，動機為何，經費從哪裡來，是屬於哪一個研究議程。從這個角度回來看教育研究，則是要問以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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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屬於哪一種「知識遊戲」？有哪些規則？有甚麼好處？有哪些人參與？他們的動機與目的是甚麼？（Peters & Burbules, 2004, p. 51）這些屬於研究前在審核的問題已決定了哪些知識可以出現，哪些無法出現。確實是根本問題。

第三章後結構主義、教育研究與方法論：最近結構主義者的教

育研究

接下來第三章先舉了一些教育研究，然後指出他們所依循的源頭，即傅科（Michel Foucault）、德希達（Jacques Derrida）以及後結構的女性主義者。傅科的部份與上一章重複，但談的比較詳細，這裡不再重複。德希達的解構（deconstruction）應該是後結構最富代表性的概念。解構的對象就是以往被認為類似結構的概念，如文本（text）、制度、傳統、社會等，這些結構裡常用二元對立（binary）來將意義與價值定位，如男 / 女、都市 / 鄉村、自然 / 文化等，解構就是認定文本是多義的，任何概念都沒有固定的意義，結構是不存在的。

後結構的女性主義者包括克里斯提娃（Julia Kristeva）、伊莉嘉萊（Luce

Irigary）和希蕭（Hélène Cixous）。但限於篇幅，文中只談前兩人。他們引用後結構的觀點來解構西方文化中男性的霸權，並從女性主義的觀點來建構。教育研究也跟著這個方向在走。

第四章閱讀的新做法與三個例子

這裡所說的閱讀新法是指解構式的閱讀，包括對馬克思（Karl Marx）和佛雷勒（Paulo Freire）然後舉了三個教育研究的例子。他們兩人都算是現代主義比較強烈的，可是思想大家也都有一些可以從不同角度解釋的地方，後結構主義也有人從他們的角度來解讀馬克思與佛雷勒。但這不是本文的重點，以下的三個例子才是。 1、季胡（Henry Giroux）：批判教育學、流行文化與後現代主義這裡指出季胡對流行文化的態度與批判理論對「文化工業」的批判是大異其趣。後者還是站在歐洲「高級文化」（high culture）的角度對流行文化持悲觀的看法。季胡則從反菁英（anti-elitist）的角度，承認流行文化的重要性，並致力於建構新的公共領域，這也是學校教育所忽略的地方。這已符合後現代將高低級文化界限打破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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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胡採用後結構的觀點來建構他的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他認為後結構主義一個核心的貢獻是：需要一個更好的概念來界定能動者與主體的關係（The need for a better conce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ncy and subjectivity）。這當然是後結構主義對人的定位問題。季胡的立場雖仍有些現代主義的成份，但已對現代主義做較多的批判，和第一代批判理論與有很大差異。 2、拉特（Patti Lather）：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在教育的實踐拉特的立場是結合女性主義與後結構主義。她從後馬克思－女性主義者（post-Marxist feminist）轉為後現代唯物論女性主義者（postmodern materialist-feminist），並從新法國女性主義中吸取養份。她除了採用後結構主義的觀點，並持著以下的假設：實證主義是失敗的；研究富含價值成份；批判的社會科學是可能的；增權賦能的政治學；後現代主義的挑戰。這些立場都呈現在她1991 年的著作《變聰明》（Getting Smart）一書中。 3、波爾（Stephen Ball）：傅科、批判俗民誌和教育政策研究波爾是將俗民誌（ethnography）方法與後結構主義結合來研究學校的微觀政治，這方面有《Beachdale 綜合中學：中等教育的一個個案研究》（Beachside Comprehensive: A Case-Study of Secondary Schooling）（1981）一書。另外，他也結合傅科的觀點來探討教育，編有《傅科與教育：規訓與知識》（Foucault and education: Discipline and knowledge）（1990）。他引用許多傅科的權力/知識為一體的概念來解釋教育現象。認為學生不只是權力施作的對象，也是要把他們培養成具有權力的能動者（powerful agents）。後來，他又將傅科與批判俗民誌與教育政策結合來探討教育改革。不過，波爾自己承認他對這些方法也頗為矛盾，不斷自我批判。此一立場和前述的拉特一樣。波爾的批判俗民誌並不採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由於他同意傅科的權力觀，這就不可能同意馬克思的觀點。從權力的運作來看教育政策的形成，確實可以發現它錯綜複雜和矛盾的地方。後結構主義對教育研究的貢獻是，從根本上去質疑甚麼是「知識」、「教育」、「研究」和「科學」，而不是把現行的做法當做是理所當然。後結構主義戳破了結構主義和實證主義的科學宣稱，此一效應就是研究者要去重新檢視他們自己的研究，還有甚麼算是「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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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評論

一、就這本書的價值而言，因為這方面的書還很少，所以仍有參考價值。尤其是後結構主義，它可以說還在發展，還難以掌握。這是「哲學、理論與教育研究系列」（Philosophy, Theory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的第二本，第一本是《後實證主義與教育研究》（Postpositivism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第三本是《實用主義與教育研究》（Pragmatism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從哲學的派別直接來談教育研究確實是有必要。二、本書在寫作上不像是有系統的撰述，因為第二章與第三章對傅科的部分有許多重複之處。讀起來像是文章的合輯，因為，每一章的參考書目都是各自獨立的。而整本書的理路也因此不夠清楚，至少應該像本文一開頭所做的背景說明，並當成主軸來進行。而且，對後結構主義的矛盾之處也未進行批判。三、筆者認為，對於後結構主義有兩點應加以批判： 1、是對於「結構」的界定非常鬆散。照理，結構是外在於人的客觀秩序，而且是不易察覺的。跟教育有關的至少有思維結構、社會結構、情感結構等（石偉平等譯，1995）。尤其，更應先指出教育的結構因素是哪些，至少應該有階級、性別、各種刻板印象，這些是後結構主義所要破除的。再者，不同的結構應有不同屬性，有些結構會是比較客觀的，如自然科學的定律，但人文現象的結構則變異較大。而後結構主義者又不分青紅皂白，無所不批，以致踢到了鐵板，發生了索卡（Allan Sokal）事件。索卡是紐約大學物理學教授，這是1996 年的事，摘要如下：索卡是美國一位抱持左派政治觀點的物理學教授，他因看不慣主張知識的相對主義者對物理學概念隨意解釋，並破壞了科學的客觀性，瞎編了一篇符合相對主義但卻是故意亂寫的文章，於一九九六年投稿著名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期刊《社會文本》，題目是〈逾越邊界：邁向量子重力的一個轉形詮釋學〉（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在蔡佩君譯的書中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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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翻譯）。索卡大量引證社會建構論、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女性主義科學哲學等等學派論科學的相關文獻。當這篇文章被接受並刊登後，索卡就在另一本期刊《共同語言》（Lingua Franca）自己爆料，說那是他自己按照知識的相對論的觀點對科學亂說一通，結果也被接受，可見太不嚴謹。當然，這也引起了很大的風波。（陳瑞麟、薛清江譯，2001；李國偉譯，2003；蔡佩君譯，2001）索卡在 2008 年又出版《超越惡作劇：科學、哲學與文化》（Sokal, 2008），用了 91 頁的篇幅解釋其惡作劇的文章哪裡是對的、哪裡是錯的，自己指出來。這個事件說明不是所有「結構」都可以隨便解構的。而今天關於核能電廠和基因改造食品的安全性，由於有機率的因素，已是沒有定論了。但是，後結構主義哲學家對科學知識的「解構」還有好幾件也都已被拆穿。例如，在《知識的騙局》中就有專章評論路希‧伊莉嘉萊（Lucy Irigary）（蔡佩君譯，2001，第五章）、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蔡佩君譯，2001，第六章）、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蔡佩君譯，2001，第八章）、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達里（Félix Guattari）（蔡佩君譯， 2001，第九章）。每個議題都必須深入談才有辦法分辨。在此僅以一般用線性思考代表現代主義，非線性思考代表後現代的錯誤做舉例。吾人常會發現後現代主義的作者把混沌理論視為反對牛頓力學的革命－後者被貼上「線性」的標籤－或援引量子力學作為非線性理論的範例。實際上，牛頓的「線性思考」所用的方程式完全是非線性的；這就是為什麼，混沌理論中許多例子是來自牛頓力學，以至於混沌的研究事實上代表牛頓力學的復興，是尖端研究的主題。同樣的，量子力學常被引為「後現代科學」的最主要範例，但是量子力學的基本方程式－薛丁格方程式 Schrödinger’s equation）絕對是線性的。（蔡佩君譯，2001，頁 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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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後現代和後結構應該是越界了，不應該對自然科學理論隨便亂做文章。索卡也針對女性主義指控自然科學對女性的歧視做反駁（Sokal, 2008, chap. 4）。 2、後結構主義在反對結構主義之後，並沒有恢復主體的地位，仍與結構主義持相同的觀點，這就已造成理論本身的矛盾。因為，在撼動了結構的客觀性之後，否定有客觀的實有（reality），轉而以建構主義來解釋知識。那麼，如果主體不具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他如何有能力去建構呢？事實上，傅科在晚期已逐漸恢復主體的地位，當他說「有權力就有反抗」時，這已不再是結構主義的主體了！他逐步從知識的主體（subjects of knowledge，指的是作者）、權力的主體（subject of power）來建構（Schrift, 2010, p. 13）。但這時的主體也不是人文主義那樣獨立、自主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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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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