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和平：
沖繩反軍事基地社會運動的再思考
*謝 竹 雯
∗∗摘 要
本文首先描述沖繩抗爭的輪廓，並以第三波沖繩抗爭中帳篷村、高江地區和 反戰地主，比較三個例子之間的異同。繼而檢視日本國族主義，並討論沖繩人如 何面對日本國族主義的收編和定位自身位置的過程。最後，透過上述的討論，提 出當前沖繩反軍事基地社會運動的參與者，為何堅持使用非暴力手段進行抗爭的 原因，以及，沖繩民眾如何透過和平、非暴力的社會運動方法，剝除日本國族主 義於論述邏輯上的束縛；並在重層爭論與挪用的過程裡，包覆參與社會運動的日 本人與沖繩人之間的矛盾，實踐且形塑出屬於沖繩社會運動的主體性。 關鍵字：沖繩、反軍事基地社會運動、抗爭、非暴力手段、日本國族主義* 感謝匿名審查人惠賜之寶貴審查意見，開啟筆者不同視野，受惠良多。文中若仍有任何不 妥之處，乃筆者才疏學淺所致，仍應由筆者本人負責。 ∗∗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碩士。
Rethinking Anti-Military-Base Social
Movements in Okinawa
Chu-wen Hsieh
∗∗∗∗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ree representativ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third wave of the Okinawa Struggle and discusses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fter depicting these three social movements, I scrutinize Japanese nationalism and Okinawan distinctiveness, including why people in Okinawa insist on non-violent means of resistance.
In the process, I hope to show that, through peaceful, anti-war, non-violent means and goals, Okinawans interact with and connect to Japanese mainlanders and other social movements worldwide. This makes social movements in Okinawa remain vigorous, despite pressure from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Japanese nationalism. Furthermore, this process also creates Okinawans’ subjectivi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urpassing the constraints of the state.
Keywords: Okinawa, anti-military base social movement, resistance,
non-violent means, Japanese nationalism
前 言
美軍基地，可謂既是內於又是外於其坐落地點，一個既連結又分離的存在；與同區 域大多數居民日常生活毗鄰，但卻又與之平行的存在。坐落於日本的美國軍事基地，一 個超出日本國家邊界的空間，日美關係的複雜與矛盾被濃縮於此、淋漓展現。筆者認為 探討此一具現化暴力的場域與相關議題，能夠呈現出目前東亞一系列問題的根源。沖 繩，被稱為「基地之島」，承載著日本國境內最高比例的美軍基地，生活於基地周邊、 深受影響的人群，便成為筆者所關注的對象。 筆者將把主要論述焦點放在參與沖繩反軍事基地社會運動的人群與團體上，討論當 前沖繩反軍事基地運動參與者，為何堅持使用非暴力手段進行抗爭，以及，沖繩民眾如 何透過和平、非暴力的社會運動方法，剝除日本國族主義於論述邏輯上的束縛；並在重 層爭論與挪用的過程裡，包覆參與社會運動的日本人與沖繩人之間的矛盾，實踐且形塑 出屬於沖繩社會運動的主體性。往事並不如煙：沖繩抗爭與反軍事社會運動的歷史輪廓
沖繩因為有著強大的居民參與傳統、大眾抗爭，以及特殊的政治命運，常被視為日 本獨一無二的地區。Johnson（2004[2000]: 52）指出，「沖繩居民是在日本當中，唯一持 續地為了其所享有的民主而戰的社群」。 「沖繩抗爭」的主題：反軍事基地的社會運動，始於沖繩民眾被美國統治的 27 年 間（1945-1972），一路與美國遠東政策直接對峙。尤其 1952 年沖繩人民在獲知日本獨立、 本土的「戰後」已經結束，他們終於義無反顧地掀起「舉島上下」反對軍用地接收的抗 爭，以全島規模對上美軍統治的大眾抗爭，終於在被美軍占領的 10 年後第一次登場了。 沖繩的反軍事基地社會運動持續進行至今，2012 年 9 月 9 日發生十萬人集會，抗議美日 政府決定在普天間機場部署有「未亡人製造機」之稱的 MV-22 osprey 垂直起降運輸機。 自戰後延續至今的民眾運動系譜，以反對邊緣化沖繩人的聲音為主要訴求，為各種 與軍事相關的各種公民自發性集體行動、各別抗爭，賦予一個「沖繩抗爭」的統一框架， 但是，運動內涵並非單一一致、靜止不變。例如，1972 年沖繩復歸、返還日本前夕，希 求成為日本的一部分的主張，已經不再重要到足以團結沖繩抗爭成為一個聯盟。發展至 今，行動者之間的差異更為明顯。筆者根據新崎盛暉的說法，將沖繩抗爭大致區分為三波（新崎盛暉 1999[1996]； Johnson 2004[2000]: 52）： 第一波沖繩抗張，是 1952 至 1957 年反對美國軍隊徵收土地的群眾抗爭，在 1956 年 6 月以普萊斯勸告（プ プ プ プ勧告）為契機達到巔峰，並被記憶為超黨派的「舉島上 下的抗爭」（島ぐ ぐ ぐ闘争）。雖然在美軍行政管理下政治自由受限，地主與農民仍組 成政治組織、再加上工會與教師組織，聯手反對美國嚴苛的土地政策，並對日本帶著廣 泛的國族共感。 第二波沖繩抗爭，為 1960 年代，抗爭者們要求美國早日將沖繩歸還日本，而被稱 為「復歸抗爭」（復帰闘争）。起始自 1967 年 2 月阻止教公二法之抗爭的勝利，至 1972 年沖繩返還為止，並以 1969 年 2 月 4 日的總罷工為分水嶺，和全共鬪運動在時間上重 疊。抗爭議題包括反對以沖繩為基地部署轟炸越南的 B52 戰機、以及反對在嘉手納基地 附近開設服務美國大兵的軍妓院等等。當時沖繩的主要政黨、聯盟和公民組織皆加入「祖 國復歸」協議會，是訴求以「沒有基地的和平之島」之姿回歸日本的集體行動。然而， 日美兩政府的「沖繩返還」政策，卻是以沖繩作為「太平洋要石」、維持並強化美軍基 地機能為前提。雖然沖繩的抗爭運動因此開始對日美兩政府抱有危機感，其間亦產生「反 復歸」的論述，但是 1972 年沖繩仍以留有美軍基地的樣態，回歸日本。 復歸後，沖繩人民對日本政府自戰後遲遲未兌現美軍基地重新部署、減輕沖繩負擔 的承諾，益發不滿。此外，復歸日本後仍頻繁出線的美軍士兵暴行，業已令居民無法忍 受。當時的沖繩縣知事大田昌秀拒絕「代理署名」1。 第三波沖繩抗爭，是沖繩人民積壓已久的怒氣，在 1995 年 12 歲少女被三位美軍強 暴事件發生後，一口氣爆發出來。同年 10 月 21 日於宜野灣市海濱公園的「追究美軍對 少女施暴事件、要求重新討論日美地位協定沖繩縣民總誓師」大會（「米軍人による少 女暴行事件を糾弾し日米地位協定の見直しを要求する沖縄県民総決起」大会），共有 85000人參與。沖繩人民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協定」2、縮小並整頓美軍基地。新崎盛暉 稱這第三波抗爭為「守護人權與生命的抗爭」（人権／生命 守 戦を ぐ い），其主軸是在 地方脈絡下的普世社會關注（人權、自然資源、性別關係）。透過這些議題，沖繩的社 會運動得以和全球的人權、女性與環保社會運動連結。 ヘ ヘ ヘ ヘ ヘ い い い い の 以下，筆者將以高江「不要直升機坪居民會」（ 住民 会）、 テ テ テ 邊野古「帳篷村」（ 村）以及「一坪反戰地主」為例，討論目前在沖繩進行的各
個社會運動之間的異同。
賦格曲：第三波沖繩抗爭中的三個例子
山林的抗爭：高江「不要直升機坪居民會」與「
N4帳篷」
高江聚落位於沖繩北部山原（やんばる）山林區中間之國頭郡東村的北端。人口數 約 150 人。在山原森林棲息著地球上僅有的山原水鶏（ヤンバルクイナ）、野口啄木鳥 （ノグチゲラ）等諸多特有種與瀕臨絕種生物。佔日本國土總面積不到 0.1%的北部山原 中有佔日本全國 27%的野生高等植物，也有平均每單位面積為本土 51 倍的動物在此生 活，堪稱世界自然遺產，因此被選為國家公園的候補。但是這個綠意豐饒的高江，在越 戰期間，美軍於此建立越南村，半強迫居民扮演越南人配合演練，並進行游擊戰訓練、 枯葉劑試驗等戰訓演練。目前該村也和總面積達 7800 公頃的美軍北部訓練場（熱帶叢 林訓練中心）比鄰而存（ヘリパッドいらない住民の会 2014）。 由於日本政府在未與居民達成共識的情況下，意圖強行建設六個新的直升機坪，居 民在 2006 年 2 月 23 日達成反對直升機坪建設的決議，在 2007 年 8 月 24 日組成「不要 直升機坪居民會」，通稱「花椰菜之森保護會」，自 2007 年起與來自日本本島的聲援者 一起展開靜坐抗議活動。然而，高江反對國家政策的抗爭行動竟遭受國家的起訴，其艱 の 苦的局面堪稱「被瞄準的村落」（標的 村）（三上智恵 2012）。 2008年 11 月，國家（防衛省沖繩防衛局）以「靜坐對工程造成妨害」為由，針對 15名高江居民，向那霸地方法院提出「通行妨害禁止假處分命令」，「前所未見地由國家 對人民聲請假處分，起訴參與反對運動的居民」（浦島悅子 2010：92）。也就是說，國 家一方認為居民的反對運動超過正常的表意活動；而居民一方則認為防衛局侵害了憲法 所保障的表意活動之自由，認為國家採取策略性的「SLAPP 訴訟」（恫嚇訴訟），濫用訴 訟並違反誠信原則，以恐嚇參與政治的市民為其目的。 2012年 3 月 14 日，那霸地方法院下達 15 名居民中正式被告的 2 人安次嶺現達和伊 佐真次的判決。法院駁回國家對安次嶺現達的訴訟請求，並且駁回國家對兩人在網路上 的部落格呼籲民眾參與反對活動構成妨礙的訴訟；但在 2007 年間有 4 天共 5 次在施工 人員傳遞沙包時高舉雙手妨礙、在基地入口處與其他居民併排站立等行為的伊佐真次， 被認為對國家的通行造成「物理方法」妨礙，因此法院判決禁止其妨礙通行（通行妨害禁止命令）。伊佐真次不服審判進行上訴，2013 年 6 月 25 日福岡高等法院那霸支部仍維 持一審判決，駁回其上訴。 高江居民努力不懈地反對將會嚴重影響當地生態的美軍直升機坪建設。但由於村民 人口數少，人力有限，因此與外界的連繫頗深，來自各地的聲援者，會在「N4 帳篷」 中一同參與靜坐。平日多是高江的居民留守靜坐，而逢週六週日多是從沖繩各地前來、 關心此議題的年輕人，成員中有的住在那霸市、有的就讀於琉球大學、有的來自東京目 前定居在高江種植鳳梨。靜坐從每天早上 6 點或 7 點開始到下午 5 點，有時亦會於此過 夜。當發生如政府又開始強行施工等緊急事態時，會透過電話、網站、信件、電子郵件 號召眾人展開 24 小時制警戒。目前第一個直升機坪已經完工，高江居民持續抗爭反對 第二個直升機坪的建設。
海洋的抗爭：邊野古「反對直升機坪協議會」與「帳篷村」
邊野古目前進行的反軍事基地運動，由「反對直升機坪協議會」統籌，以面海的「帳 篷村」為核心地點，成員多稱自己是帳篷村的一分子，是以靜坐為主要抗議形式的反基 地社會運動，始自 1996 年日美協議將普天間基地遷往邊野古一事。不過，邊野古地區 與基地的糾纏，很早便開始了。美軍於 1959 年透過徵收土地完成 Camp Schwab 美軍陸 戰隊基地的建設，歷經韓戰與越戰時期，曾造就當地特飲街、蘋果鎮（Apple Town）的 繁景，卻也隨著戰爭結束而落幕。Camp Schwab 基地進入邊野古的經驗，究竟是往後新 基地移設計畫的他山之石還是前車之鑑，是要採取有條件接受或者全面反對，依然是當 地居民的兩難。1996 年普天間基地搬遷計畫的開展，邊野古居民再次受到衝擊。 位在人口密集區域而被稱為「世界第一危險的基地」的普天間基地，一直被沖繩民 眾要求關閉與歸還土地，而 1996 年當時的橋本龍太郎首相與美國駐日大使孟代爾 （Walter Mondale）舉行共同記者會宣布遷移普天間基地至他處，並歸還土地使用權給 日方，堪稱是普天間問題的起始點。然而，對沖繩人來說，日美兩政府達成普天間基地 全面返還的協議所帶來的喜悅，只是暫時的，因為普天間基地的返還是以「縣內移設」 為條件，必須等到沖繩周邊海域建設的海上替代設施完工、可供使用後，美方才歸還普 天間基地的土地。自此之後，普天間問題成為日美政府、沖繩縣、市、町各層級以及市 民團體之間錯綜複雜的角力之處。至今仍持續發展的普天間基地搬遷方案，歷經日本政 權交替、方案不斷改變，被戲稱為「迷失的普天間」（迷走普天間）。 作為主要搬遷目的地的邊野古，當地可約略分成「有條件抗爭」3的贊成基地搬遷派和反對基地搬遷派。當然這樣的狀況，被社會運動份子視為是政府以「糖果&鞭子= 金錢&基地」的手法分裂當地居民。 因應 1996 年美軍擬於邊野古建造新基地，邊野古當地居民於 1997 年 1 月 27 日組 成「生命守護會」，阻止基地建設於邊野古，但並不反對其他的美軍基地（熊本博之 2007）。原本只是住民組織、運動的「生命守護會」，剛好符合了當時自民黨與等同於 保守、在野黨等同於改革的對立圖像，因而有了許多關心政治的外來者（よそ者）4加 入，包括市民運動團體、反戰和平運動團體、環境運動團體等，原本僅針對邊野古單 一地方的基地建設的住民抗爭運動，漸漸地轉變為反對所有等同於預設暴力存在的基 地建設。1997 年 12 月，名護市市民對進行中的基地建設舉辦縣民投票，投票結果共計 52%的反對票，但政府無視此一結果仍持續計畫基地搬遷事宜，因此原本推動市民投票 的「名護市民投票推進協議會」自然解體，改組成為「反對直升機基地協議會」，與「生 命守護會」一同繼續奮鬥。尤其是 1998 年名護市長選舉由基地允許派的市長當選後， 參加生命守護會的當地居民一個接著一個離去，同時，自外而來的運動支持者與聯合活 動不斷增加。外來者的加入與邊野古當地居民的逐漸離去，雖使得住民運動色彩變得稀 薄，但也因運動不再只是單一地方的單一訴求，使得運動能夠綿延持續不墜。此外，邊 野古當地的聲音並非完全淹沒在外來者成為主力的社會運動中，而是交織入訴求更為廣 袤的社會運動裡，具體地展現在固定於每週二當地耆老於帳篷村的雜談時光。 2004年 4 月 19 日，那霸防衛局開始派員準備強行在邊野古漁港進行海中鑽探，這 一天標示著實質採取防止基地建設的非暴力靜坐－「邊野古行動」（辺野古ア ア ア ア テ） －的開端。展開海邊靜坐的七個月後，11 月 16 日施設局與承包業者配有建材與重型機 具的大型建設船與升降式平台船開始前來設置為了鑽探調查所使用的海中高台（鑽探 塔），反抗者划橡皮艇阻擋，仿若小蝦米與大鯨魚的對峙，險象環生。阻止行動無法產 生效果，高台建設持續進行，於是海邊的靜坐變成在高台上靜坐，抗議者們開始爬上施 設局所搭建的海中高台攀坐，阻擾工程進行，而後輪番被推落海裡，又再輪番爬上。日 本防衛施設局不堪其擾，打破為免影響儒艮生態不於夜晚施工的承諾，並於高塔四周圍 上鐵絲網防止干擾，抗議者們只能翻爬過鐵絲網進駐塔內持續其抗爭活動。自 2005 年 4 月 27 日開始，抗議者 24 小時輪班無休，在高台上過夜。在設備陽春、人力不足的狀況 下，過程極度地耗費心神，日常生活也因此遭到犧牲，但也吸引了來自日本各地的年輕 人前來，同時間也對防衛局提起訴訟，並引起國外媒體與 NGO 組織的注意前來採訪。 在持續進行 400 多個日子後，2005 年 9 月 2 日，海上高塔拆除，被記憶為非暴力手段的
一次勝利（參見三上智恵 2006；海上ヘ ヘ基地反対・平和 名護市民主化 求と を め ぐ協 議会 2006）。 此外，「守護有儒艮的海洋」是邊野古所進行的社會運動中重要的一環，海洋自古 以來是沖繩賴以為生的重要環境資源，而必須生存於乾淨、富有豐沛水草的海洋中的儒 艮，成為沖繩人在言說「環境」、「自然」與「生物多樣性」的重要象徵。2003 年開展的 「儒艮訴訟」，原告是儒艮、沖繩地方居民與日本美國的環境保護團體，將美國國防部 和國防局長列為被告，以美國的國家史跡保存法（NHPA，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5為法源依據，於舊金山聯邦地方法院提出告訴。2008 年 1 月 23 日，法官對被告 作出「基於美國國家史跡保存法，須提出儒艮保護政策」的判決。 即使海上高塔因人們的努力抗爭而移除，阻止、監視行動和儒艮訴訟取得暫時的勝 利，但基地案隨時可能捲土重來，因此關心邊野古的人群仍持續地每一天早上八點到下 午四點在帳篷村靜坐。 正如前文所述，來自邊野古地區以外的外來者已多於邊野古當地人，其中大多數是 為了兼顧社會運動與現實生計的節奏，每天下午必須驅車離開、隔日再聚合的「朝八晚 四」非當地人。來自沖繩全島各地、日本本島各地不同意政府作法的反戰、反基地人士， 以及環保鬥士、性別議題運動份子、關心沖繩這塊土地的學生等等，抱持不同目標的各 方人馬聚集在靜坐活動中。出現的頻率亦大不相同，每週二固定出現的邊野古耆老、臨 近市區的沖繩居民、已經退休在沖繩定居多年的日本人、特地辭去工作在沖繩生活的打 工族是固定出現的班底；暑假或黃金週能夠出現的日本學生、因為工作只能每個月來兩 三次的沖繩本地上班族、環繞全日本行走反基地的社會份子等固定出現但頻率較低；沒 有固定頻率的例如遊客、記者、社會運動交流學習團體等等。可以說，參與帳篷村社會 運動的組成份子多元且流動，並不都是同一批人，除了由「反對直升機基地協議會」成 員組成基本固定班底，靜坐抗議活動是開放且流動的，只要願意隨時可以前往帳篷村中 落腳。
土地的抗爭：一坪反戰地主
在沖繩，美軍所使用的土地約 33%為私人土地，和日本本島的軍事基地皆位在國有 土地之上的狀況，是明顯的對比。美軍的強制徵收行為，自沖繩戰後、地主的缺席開始。 面對在戰後不久的 1952 年到 1957 年間，美國嚴苛的、使用「刺刀與推土機」徵收、被 譏為「連一瓶可樂也買不到」的過低租用費等土地政策，沖繩人民展開第一波沖繩抗爭。在美國託管時期的土地問題與相應的抗爭，最終以沖繩人民一方承認美軍基地的使用、 在政治面妥協，美國政府一方以適當的價格租用、於經濟面讓步，大致上解決了。然而， 有一部分的地主不顧租金多寡，即便該地已被佔領使用，仍堅持不簽署與美軍之間的土 地租賃契約，這群地主便被稱為「反戰地主」，是土地抗爭的主要行動者，他們「基於 反對戰爭、渴望和平的理由，拒絕出租其土地供軍事基地使用」（新崎盛暉 1992：108）。 1971年 12 月反對簽署契約的 3000 位地主為中成立了「守護權利與財產的軍用地主會」 （反戰地主會）。因為土地徵收與基地建設之間的歷史縱深，反戰地主一直都是反戰、 反軍事社會運動的重要象徵。而在 1972 年沖繩回歸日本後，日本政府成為將土地集體 出租給美軍的分包者。面對拒絕簽約的地主，日本政府強制立法徵收使用，並在契約到 期時，以「代理署名」等方法強制更新契約延長使用，並且為了說服反戰地主轉為契約 地主，運用煽動簽約地主與未簽約地主之間的對立、蓄意鼓吹鄰里間衝突等方法來挫敗 反戰地主。隨著時間流逝，大部分的地主屈服並簽下出租契約，成為契約地主。6反戰 地主人數逐年減少，在 1980 年代僅剩下百餘人（參見新崎盛暉 1995；新崎盛暉、真栄 城玄徳 1997；Johnson 2004[2000]）。 於是在 1982 年 6 月，通過美軍用地特別措施法、開始五年強制使用土地的第二個 月，為了支持快要承受不住來自日本政府壓力的反戰地主，一坪反戰地主運動於焉展 開。833 名的一坪地主集結起來，以「軍用地是生活和生產的場所！」（軍用地を生活と 生産の場に）為號召口號，於同年 12 月舉辦一坪反戰地主會、設立總會。一坪反戰地 主運動提供機會給關注該議題並支持反戰地主的人群，且無須成為革新政治的一部分。 舉例來說，他們購買嘉手納空軍基地內反戰地主平安常次的土地的其中一部分，以一人 一萬日元的價格集資購入，登記土地持份成為一坪地主。7一坪反戰地主運動讓希望參 與影響土地議題、卻未擁有土地的個人創造出機會參與抗爭。一坪反戰地主運動將反戰 地主的人數從 100 人增加至 2000 人，大幅增加反戰地主抗爭的優勢。 一坪反戰地主運動初期，限定參加者必須是琉球島弧的居住者，也就是將能夠充分 使用軍用地為「生活和生產的場所」視為參與條件。這樣的條件有著首先要踏穩自己腳 下土地、自力更生的意味，同時也帶有反省輕易地聯結沖繩和日本的祖國復歸運動、沖 繩返還運動的意思。但是，因為大阪地區聯合沖繩反戰地主組成「關西反戰一坪會」的 動向浮上台面，並考量到為數雖不多的來自沖繩縣外、對沖繩問題表達強烈關心的申請 加入運動的要求，於是在多次檢討後，開放持續關心反戰、沖繩、具強烈意願但居住於 琉球島以外的人們加入一坪反戰地主運動。
即便是開放人人皆可參加，成員仍擔憂一坪反戰地主運動的實際施行狀況。例如， 成立宣言中預定購入的土地價格是一千萬日元、會員數目標是一千人，基於當時群眾運 動呈現停滯的狀態，此目標算是相當嚴苛，號召而來的大致上是共同認識的人，最多四、 五百人。此外，一坪反戰地主運動與單純的連署運動或募款活動不同，因為防衛施設局 與公安相關人員能夠任易地取得登記簿謄本，意味著登記土地持有份的運動參與者的存 在會完全曝露於權力者面前。也就是說，反對確保軍事基地的國家政策，意味著可能被 註記為「不愛國者」（非國民）的風險。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運動剛開始，便相繼有人提出參加的申請。尤其是體驗過沖 繩戰的長者們，他們有些人期盼在一坪反戰地主運動中尋求傳承戰爭體驗的立基點，有 些人則是希望在運動中尋求使反戰運動再生的立足點。 到了第三波沖繩抗爭的時點，一坪反戰地主分為關西、關東8與沖繩三個據點持續 活動，截至 2010 年，會員統計有 3000 人上下，擁有嘉手納基地、普天間基地與美軍設 施 white beach 地區的土地。 一坪反戰地主運動改善了反戰地主在社會運動策略上的困境。由於反戰地主的主要 抗爭手段，是透過法律和正式政治組織（法庭、委員會、議會）來進行抗爭，並藉由日 本和平憲法第九條9提供意識形態上拒絕將土地供給美軍租用的正當性。然而，日本政 府可以不斷地透過改變國家法律，「合法」強制徵收土地租用。此外，細究和平憲法得 以成立的現實要素，是日本與美國簽定日美安保條約，美國得以在日本境內建立陸海空 設施與基地，而其中的四分之三坐落於沖繩。換句話說，反戰地主援引的第九條、和平 憲法所謂的「和平」，是以較日本本土高出許多比例、坐落於沖繩土地上的美軍軍事基 地設施負擔與「危險」來維持，由此看出日本政府將美日安保協定、美軍在日駐紮優先 於沖繩公民的憲法權利，穩定的日美安保條約所得到的「公共利益」比起少數反戰地主 的「土地所有權權利」對國家來說更為重要。而透過以個人為基礎的一坪反戰地主運動， 原本如上述、反戰地主所採取的政治與法律途徑、廣泛團體聯合抗爭所產生的兩面刃問 題，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決。
相對一致的碎裂觀點：第三波社會運動之間的異同
從上述位在第三波沖繩抗爭延長線的三個例子，可以看出沖繩第三波反軍事基地社 會運動的共同特點，皆是以基地的存在損害人權與環境為由，反對日本政府強行建設美 軍基地，並要求撤走或關閉現存於沖繩的美軍基地。沖繩第三波社會運動，與 1960、1970年代的沖繩抗爭之間的差異，在於先前的運動網絡傾向單一議題訴求、過度依賴勞工運 動與反對黨。1990 年代社會民主黨與日本共產黨式微，給予並不完全認同左翼政治的人 們參與廣泛的和平運動的機會。組織上來說，第三波和平運動不只依靠國家層級的聯 盟，同時也拉進了地區性和全球網絡，創造出以人為本的和平運動；在論述上，加入了 全球的人權框架；在策略上，增加了新的參與和自我表述，並且將原本的抗爭劇碼，從 和平遊行、連署活動，擴張到草根法庭和文化表述等等（Chan 2008）。 雖然第三波沖繩抗爭中的社會運動皆站在相同的反軍事旗幟之下，但不能忽略各個 運動之間所具有的差異性。 首先，各個運動反對基地的核心訴求並不一致，高江的「不要直升機坪居民會」， 是以保護北部山原森林的生態為主要訴求，反對破壞山林的軍用直升機建設，是謂山林 的抗爭；邊野古的「反對直升機坪協議會」，以「守護有儒艮的海」為出發點，透過儒 艮訴訟、邊野古行動與長期靜坐，反對普天間基地移設，可以被稱為海洋的抗爭；一坪 反戰地主運動，反對國家強制租賃反戰地主之土地供美軍基地使用，是維護土地權益的 土地的抗爭。 其次，各個社會運動的排他性程度與因素並不相同。一坪反戰地主運動，在意識形 態上與組織上和正規政黨、聯盟之間，比起其他社會運動有較緊密的聯繫，因此限制了 運動的成員資格，其領導成員大多參與過復歸運動和早期反軍事土地政策的抗爭，他們 堅持並擁護舊的意識形態口號、策略和組織，進而無法和與過往有所區別的當代抗爭連 結；而由於手續麻煩，新加入的成員限縮於對文書作業與登記程序流程有意願與耐心的 人群，再加上，媒體時常形塑反戰地主為「基進份子」，以上這些因素疏遠了龐大、缺 乏經驗的大眾進入參與土地議題。因此無可避免地，反戰地主與一坪反戰地主運動的支 持者，在沖繩抗爭中，「形成了在沖繩抗爭中關心自我更甚於外界（inward-looking）的 形貌」（Tanji 2003: 172-173）。在高江，運動的主題容易被接受，且歡迎外來者加入，但 也因為地處偏遠，除了在地居民之外，自外地而來的參與者，除了少數租房暫居於當地 之外，大部分的參與者必須克服舟車勞頓。在邊野古，原本僅是關心該地區基地建設的 當地居民所組織的反對運動，但因為普天間基地議題在媒體上長期發酵，作為基地移設 目的地的邊野古，成為關心基地議題者的焦點所在，自外而來的運動支持者不斷湧入， 帶進與基地相關的多方議題，擴大成為外來者居多，容納有關和平、宗教、醫療、教育、 環境、性別等要素，演變成目前含括多個團體串連以及支持者自由加入、具有高度流動 性、機動性的社會運動。這樣的包容特性，進而也使得排他性較高的一坪反戰地主運動
的成員容易以個人名義加入、被含納進此社會運動中，進行土地議題之外的行動。社會 運動之間亦透過如「沖繩和平市民聯絡會」（沖縄か い基地を い を を世界 平和 求の を め ぐ市民連絡会，簡稱：沖縄平和市民連絡会）10等機制相互聯繫與支援。 第三波沖繩抗爭中不同的社會運動彼此相異，但這些「碎裂觀點」之間，亦構成「相 對一致」的反暴力行動與和平論述：反對軍事基地是各個社會運動之間共同的主題，不 同的社會運動像是多聲部的賦格曲中的不同聲部，以擬似於主題、略有差異的形式輪流 展現。在如同多聲部、複雜的賦格曲的形式之中，透過和平、非暴力的手段，社會運動 與社會運動之間的差異與斷層被填補縫合。 能將這些運動勾連起來的性質，是為了達致和平的渴求，與對和平手段的堅持。第 三波沖繩抗爭堅持和平手段的原由，可以回溯至日本帝國身為發展中的民族國家的歷史 過程，與日本收編國家邊境的邏輯。面對日本國家╱政府強加於沖繩的日本國族主義與 軍事基地，沖繩的社會運動參與者，結合過往琉球王國與琉球文化、沖繩戰的戰爭記憶、 日常中的非日常經驗，形塑出目前沖繩社會運動強調以和平手段進行抗爭的樣貌。以下 將分項進行闡述。
獨樹一幟的沖繩與無可抹滅的日本：沖繩的特殊性與日本國
族主義
筆者在此透過定位（日本）國族主義──「現代最大的『被發明的傳統』」（參見 Hobsbawm and Ranger 1983；Vlastos 1998），為沖繩社會運動的起源與發展，描繪出一 套前置的框架。日本國族主義與差序收編
日本國族主義的特殊之處，須從日本殖民發展的歷史講起。與其說國族主義與殖民 帝國發展二者交織糾葛，不如說日本帝國等於是一個擴張中的民族國家，是一國有化（國 族化）的殖民主義，以整合邊陲地區為目標。依 Hendrik Spruyt（2001）的分類，日本 是「正規的」（formal）「毗鄰型帝國」（contiguous empire）11，如果借用 Benedict Anderson
的概念，這也是帝國向民族國家轉化時採用的「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 （1999[1983]: 95-115）。此外，日本殖民主義的特殊性，除了不同於西方帝國殖民主義 的形式，並在抗拒西方帝國殖民主義的過程中，模擬、回應了西方（官方民族主義的威
力）。 在日本向外擴張及同時進行其民族國家形構的過程中，同化政策是一個關鍵的論述 場域。由於地緣、文化以及種族上的近似性，以及收編所須成本較低、成效較顯著等因 素，促使日本核心知識份子傾向採取同化政策。同化政策不僅讓日本的殖民宰制具備獨 特性，更重要的是此一收編過程，回饋了日本的國族想像。 而此一同化政策採取的是「差序收編」（differential incorporation）12──將內部原有 的階層格局向外擴張延伸至殖民地。政治核心地區由內而外，向周邊地區的持續擴張： 首先征服東北地方，再北向併入北海道全境，南向兼併沖繩，繼之以台灣領有，樺太領 有，最終止於朝鮮之合併（吳叡人 2006：129）。差序收編落實在被收編的邊陲地區， 成為一種緊密的監控方式，一種高度規訓的收編方式，亦是一種將殖民原則納入國族原 則的系統：規化／同化並非要去消除所有邊陲人群的差異，而是轉換／馴化這些外部的 族群差異成為內部的地方差異，以建立區域之間的階序樣貌（Wu 2004: 91）。透過差序 收編的邏輯，明治時期的國家菁英試圖將先後領有的各個領土以差序的、而非平等的方 式，編入正在形成、擴大中的日本國體，系統地將邊陲地區置於制度化的臨界狀態 （institutional liminality）13的形勢中，並強加邊陲地區於雙重邊陲性（double marginality）14
的景況之中。而這將形塑邊陲地區人民反抗的內容。 從事差序收編的前提是同化邊陲地區的人民，並且人民是可以被同化的。日本的這 一殖民論述根植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特殊的地理、文化與民族的相似性；同時也是 透過與西方帝國主義之間地理──環境──文化競賽所激發的國族建構論述。從國家菁英 的視角看之，認為將日本區分為中心與邊陲的原因，並非兩造之間有本質上的差異，而 是一種「可被消去的差異」（消去可能な差異／erasable difference）。當時的情形是以 19 世紀下半葉的「科學」為根據，也就是人種學上的分類，琉球人、台灣漢人、韓國人、 阿依努人甚至是台灣的原住民都是屬於同樣的黃種人的類別之內。因此這些邊陲地區的 人民與日本人之間的差異，是相同人種類別之內的差異，因此可以透過同化加以消除差 異（Wu 2004: 77-78）。根據小熊英二的說法，同化政策「是一種將差異化為曖昧的工具。 日本人藉由一種無明顯差別的自我／他者，而得以逃避與他者的互動。結果雖然沒有明 顯的排他，但也沒有完整的平等。於是，原來被認為彼此衝突的既同化又歧視的行為， 遂成為可能」（小熊英二 1995：376）。 差序收編以新領土人民的「日本人特性」之程度，作為賦與公民權的依據。經由同 化機制，「殖民的差別」和「公民的平等」這兩個貌似對立的要素被曖昧地整合在一起，
進而成就出沖繩人這樣「是日本人又不是日本人的存在」。
此外，同化的過程亦應用了地理政治（geopolitics）與時間政治（chronopolitics）的 轉換。邊陲地區以「日本的過去」之姿，整合入日本，藉此消弭差異，讓邊陲社會變成 日本的「史前史」，日本「成為」單一民族國家。原本「日本文化」是臨近、互相影響 的各社會間互動而成的產物，在國族主義的形成過程中，卻被解釋為「缺乏時間的」 （timeless）、保有過去的歷史產物（參見 Fabian 1983; Morris-Suzuki 1988）。
簡言之，日本國族主義的同化（將被殖民者變得與日本人一樣），是藉由同時將被 殖民者塑造為日本國族的主體與日本殖民剝削的客體，以及將地理上的邊陲化為時間上 的落後，製造出「差別」（否認被殖民者具有平等的政治與社會權利）。筆者指出同化邏 輯與同化政策，目的在於點出同化不只是單純的經驗政策，亦必須當作是一種意識型態 與論述。從意識形態的觀點出發，才能揭露出殖民者希望被殖民者成為日本人，是為了 掩蓋政治經濟歧視與文化同化間的鴻溝。進而可以預見，若把沖繩放在日本國族論述的 框架之中進行抗爭，將是困難重重。 沖繩是「國內殖民地」的言論也在這一脈絡中產生。與 Hechter（1999）定義的「區 域直接面對來自國家的直接壓迫與剝削，導致該區域在經濟上與文化上皆與核心地區有 所差異，進而產生『國內殖民地』」的英國例子不同，沖繩面對的壓迫不完全直接來自 本國，而是在當時受到歐美壓力轉嫁、日本形成國族主義時造成的。對在太平洋戰爭後 的日本來說，沖繩已缺乏經濟上的價值，再加上失去戰略上的利益考量（日本已變成在 美國保護下放棄戰爭的和平憲法日本），沖繩存續的意義便緊繫於國族主義的考量。因 此若沖繩採取伸張琉球的民族特性，也就是直接運用民族論述去對抗日本，常容易陷入 論述的泥淖之中。因為日本正是為了形成「國族」而將沖繩留下，並在同化的同時，將 沖繩的獨特性污名化，進而使得沖繩在日本國族主義的框架中無法採取有力的論述。 「不是日本人的日本人」，該如何擺脫日本國族主義在意識形態與論述上造成的困 境，筆者認為沖繩抗爭第三波所採用的和平手段將會是一種解答，而這些和平手段的源 由，筆者將於後羅列討論，並一併論及在社會運動中所隱藏的日本人與沖繩人之間對立 的伏筆。
沖繩如何面對日本國族主義
日本於戰後透過「忘記」了那些「曾為日本人」與「成為日本人」的人群，來構成 戰後的國族主義。在沖繩的例子中，沖繩人的犧牲者角色被含納入日本人的共同體之內，因此，將保護日本（共同體）的基地設於沖繩變得理所當然。沖繩人在面對日本政 府強加負擔過重的軍事基地，參與沖繩抗爭的人群，不論是親自參與經歷、或觀看書籍 報章記載、或口耳相傳，多半會援引琉球王國、沖繩戰或沖繩的日常生活經驗，比對與 日本的不同之處，論述堅持以和平的方法進行社會運動的原因。
禮儀之邦：琉球王國與傳統琉球文化
對於琉球王國的普遍印象，多半是定格在一個「非戰的和平島嶼」形象： 沖繩的歷史是一段關於資源短缺、不愛好戰爭的人民與永遠在鄰近強 國之間尋求平衡的小國故事。沖繩人有著順從和脾氣隨和的本質，熱切地 去討好、回以友善的想法，但同時很快地訴諸不作為與逃避，是冀求反抗 已所不欲之改變的一種弱者的武器。沖繩的社會歷史最為顯著的特性，是 一直以來卑躬屈膝地自願接受兩個截然不同的同盟。（Kerr 1959[1958]: 15） 「以樂器取代全部的武器」（すべての武器を楽器に）的標語佐以三線的插畫，在 公車亭等地方隨處可見；報導人新名夫婦半開玩笑地向筆者說明沖繩的壁龕（床の間） 放的是三線而不像日本放武士刀或盔甲；「沖繩是沒有武器的和平之島」亦時常出現在 報導人的論述之中。 琉球王國常被認為是沒有武器的和平之國，在擅長打仗的薩摩藩侵略之下未有任何 抵抗即敗陣臣服。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王國的編制在三司官下設有稱為「ヒキ」（hiki） 的軍隊，在薩摩軍入侵時在主要地區計畫性地配有軍隊，只是最後戰敗、首里城陷 落。在薩摩的支配下，首里王府不得武裝，琉球的士（サムレー）也不能如日本武士一 般隨身攜帶武士刀。 琉球王國禮儀之邦的形象，乃因為 17 世紀末到 18 世紀中葉，琉球王國首里王府積 極引入儒教的思想，以儒教的模樣呈現出「應有的王國、琉球人形像」（あるべき王国 像・琉球人像）。這是 1609 年以薩摩入侵為契機，琉球王國被強挾在中國與日本之間， 在其地理與民族框架已被固定的情況下，琉球王國推動的身分認同工程。因此除了在政 策上褒揚儒教的實踐者或者試圖將儒教普及全國，亦致力於將「過去」儒教化，也就是 將過去的記憶（傳聞或文字史料）賦予儒教意涵後加以整理，作為國家以及家家戶戶的 歷史記錄下來，成為「在儒教的脈絡內凌駕日本的王國」形象（渡辺美季 2010：20）。 即便歷史事實與目前的論述有些差距，在目前的社會運動中，對琉球王國的想像固著在「禮儀之邦、非戰之島」，以此開展不同於日本為祖國的論述，而是以「有著悠久 歷史，曾與明朝和清朝保持著以禮儀為表象的朝貢關係；在被江戶時期的薩摩武力控制 之後，它在朝貢體系中曾經擁有過的自主性不復存在，它的歷史也被日語所遮蔽」（孫 歌 2010：450）的琉球王國為定錨，認為不論是自古以來就和中國建立禮尚往來的朝貢 關係，還是被薩摩藩併吞，進而成為近代日本的一個縣，沖繩人的表現從不是以暴制暴 当 的態度（強調和日本人的不同）。報導人 山先生特別強調：「歷史上沖繩人就是和平的 一群人」，時常在言談中援引日本與沖繩（琉球古國）的不同，不論是自古以來就和中 國建立禮尚往來的朝貢關係，還是被薩摩藩併吞、進而成為近代日本的一個縣，沖繩人 的表現從不是以暴制暴的態度。
鐵雨暴風：沖繩戰的記憶
在蒙恥受辱之前，英勇赴死吧！ 快給我們手榴彈 用鐮刀、鋤頭、剃刀…… 去殺人、去自決 父母殺死孩子、丈夫殺死妻子、少者殺死長者 翡翠色的大海被染成殷紅 所謂集體自決 只是一場不用動手的大屠殺 丸木位里・丸木俊「沖繩戰之圖」15 1945年 3 月 26 日，以慶良間諸島登陸為嚆矢，沖繩戰正式展開。慶良間諸島由 20 多個大小島嶼組成。在這些島嶼之中，美軍上陸之後，主要是渡嘉敷、座間味、慶留間 三個島施行了「集團自決」16，死者人數分別為 300 人以上、130 人以上及 53 人。1945 年 4 月 1 日，美軍登陸沖繩島的中部西海岸，翌日，距登陸地點約 1 公尺的読谷村稱為 其比其里洞窟的天然洞窟中，在其中避難的 83 個當地住民「集團自決」了。美軍於登 陸後馬上佔領中部的機場，數日後到達東海岸，將沖繩島分割成南北兩半。往北的美軍 在 4 月 20 日壓制全境，殘留在北方的日本兵，在山中展開游擊戰，游擊戰進行達到最 高潮的時期，和美軍接觸，或者不順日軍之意的平民百姓，受日本兵猜忌的居民被以間 諜之名抓起，拷問、虐殺致死。亦發生多起為了搶奪糧食與物資，日本兵襲擊並虐殺受 美軍保護的居民事件。北部的難民，不只受到美軍砲擊、飢餓、瘧疾之苦，還必需在日 本兵的殘酷下求生存（北村毅 2010：253-256）。另一方面，往南的美軍，遭受到日軍激烈的抵抗，被困在中部戰線，前進直線距離 5 公里花費 40 日以上。美軍的目標是第 32 軍司令部所在的首里（第 32 軍在首里城地 下構築了司令部戰壕，於其中進行指揮）。5 月末，第 32 軍司令部放棄首里，往南部喜 屋武半島的摩文仁方向撤退。此時期可說是命運的歧路。倘若在首里便讓戰爭結束，那 許多的居民並不會被捲入戰爭之中，居民中半數以上的戰死者，都是集中在南部撤退後 的 6 月之後。死者之中，被日北兵直接、間接逼死的不在少數。沖繩居民們，一方面要 躲避美軍的無差別攻擊，一方面又要在日軍的暴力行為下求生。日軍為了要奪取避難場 所和糧食，將居民趕往危險地區，虐殺不服從軍意、懷疑是「間諜」的居民，強迫或者 誘導居民集團自決，在自然洞窟中為了停止啼哭的嬰兒而殺之滅口等等（北村毅 2010： 253-256）。 6月 23 日，沖繩守備軍的司令官牛島 ，下達了「奮戰到最後一兵一卒」満 17的軍令 （所謂的「玉碎命令」），誓死戰鬥，禁止任何投降行為，而牛島満與參謀總長在摩文仁 丘自決。18然而，對沖繩人來說，戰爭並未因此結束，反而是惡夢的開始。雖然有組織 的日軍戰鬥結束了，但是此後的數月間，游擊戰仍持續不斷，軍民的死傷數也不斷增加。 例如發生在 6 月 23 日之後的「久米島住民虐殺事件」19，以及解散後的無組織狀態 使得姬百合學徒隊的學生無助地曝露於戰火中等情形。即便在 9 月 2 日於東京灣上密蘇 里號戰艦（USS Missouri BB-63）中舉行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儀式後，沖繩仍有戰役發生。 對沖繩人來說，直至 9 月 7 日，美國陸軍上將 Josepf Warren Stillwell 於越來村森根（ご えくそん，現在的沖繩市）的降伏文書上簽名。沖繩戰才算正式結束（地球の子ども新 聞編集部 2010：413）。 歷經沖繩戰後，沖繩人體驗到不論是美國的軍隊或是日本的軍隊，軍隊的存在是為 了守護國家體制，「軍隊不會保護人民」的道理。
日常中的非日常：記憶與現實的交纏
在沖繩開車的時候，三不五時會看到高速公路的電子告示板上寫著「為了處理『未 爆彈』（不発弾），請配合改道」。如此讓沖繩縣民無奈地習以為常的「日常中的非日常」， 在日本國境之內並非唯一，然而就頻率而論沖繩縣堪稱最高。 筆者於田野中體驗、訪談中發現，沖繩的生活是不斷意識到戰爭發生的可能性的生 活。報紙上不乏美軍造成的社會案件與事故、天空中飛行的軍用直升機、行駛於一般道 路的坦克車；在平日茶餘飯後的聊天中、在拿起宣導反基地運動的麥克風時，這些發生在日常的視覺、聽覺所帶來的衝擊，將記憶不斷地延伸並擴大至現實生活之中。他們隨 時言談、意識到美軍基地就在身活周遭的現實。 而這樣的日常，是與前文提及的戰爭記憶共存。又或者以成田龍一（2006）的說法， 1990年代後的現在是「記憶的時代」。 有組織地進行關於沖繩戰體驗的搜集，始於 1960 年代後半。藉由詢問、訪談而獲 得的沖繩戰體驗資料，透過眾人之口，被推往公共的論述空間。所蒐羅到的證言，出版 成為諸如《沖繩縣史第九卷沖繩戰記錄 1》（1971）和《沖繩縣史第十卷沖繩戰記錄 2》 （1974），以及《這就日本軍──沖繩戰中的殘虐行為》（これが日本軍だ──沖縄戦お ける残虐行為）（1972）等書。尤其揭發了「集團自決」和日本兵虐殺住民的事實（冨 山一郎 2006a：201）。 若理解當時的脈絡，對那些認為行政權移往國家（被稱為日本的國家）、軍事暴力 將會解體的人群來說，戰爭體驗、記憶的言說，亦是與絕望的擴散相重疊的過程。1969 年 11 月日本佐藤首相與美國尼克森總統的會談和共同聲明，表明了復歸之後軍事力量 仍會存續在沖繩，讓原本將脫離軍事力量的希望寄託於身為國家的日本的復歸運動，其 希望被徹底打碎並產生了絕望感。同時間，展開了一連串經濟政策，包括 1969 年開始 的長期經濟開發基本構想和沖繩經濟振興基本構想的政策制訂，及再之後的沖繩振興開 發特別措制法、沖繩開發廳的設置、沖繩振興開發計畫的實施等等。從琉球政府到沖繩 縣政府的轉變，可說是契合於這一連串振興與救濟相關法律的登場。這便是以成綑鈔票 收買，背叛自軍事暴力中解放的美夢，而登場的新法。委以日本主權的解放之夢，被背 叛、然後被收買，在這樣的過程中，沖繩戰的體驗被廣泛地說出來了（冨山一郎 2006b： 17）。 再更為細緻的定義，「透過記憶」時所指的「記憶」，多半是指稱體驗／證言／記憶 的三位一體的狀態（成田龍一 2006：4）。戰爭剛結束時，三位一體之中，是體驗這一概 念統御記憶和證言的時代，是有著戰爭體驗的人們和有同樣經驗的人們交談的體驗為代 表的時代；1990 年代左右，是證言統御記憶和體驗的時代，有戰爭體驗的人和沒有戰爭 體驗的人共存的時代；1990 年代是記憶統御體驗和證言的時代，沒有直接的戰爭經驗的 人為多數的時代。簡言之，1950 年代是以體驗為中心的時代，經過以證言為中心的 1970 年代，1990 年代後開始了以記憶為主的時代。 體驗的時代創造了戰後論述的共通基礎，證言的時代展開了戰後的價值和論述、表
達有關戰後的想法。1990 年代之後，記憶取代先前的兩個概念並廣受議論，戰後論述的 樣貌，被再度地從許多角度檢討。以戰爭為軸加以思考並進行的戰後論述，是記憶時代 的探索（成田龍一 2006：30-31）。 除了集體的戰爭記憶之外，沖繩戰記憶與當前日常生活的結合之中，亦產生了各別 的差異。如同 Maurice Bloch（1989）挑戰「認知是由社會所決定的」的論點，這個主張 間接地認為與認知相關的記憶也並非全然由社會所界定，而是可以切割成：一部分屬於 社會中不變的集體意識；另一部分則會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隨著當代日常生活的情境 而有不同的認知記憶脈絡。就整個沖繩島嶼的立場，反基地抗議活動的內在動力不是一 般社會運動的鄰避政治，終點乃是切身經歷戰爭之苦的反戰意志。這個部分可說是屬於 集體意識的部分；而隨著沖繩各地區的發展差異，各地不同的生活情境造成其不同的記 憶脈絡。因此，有著共同的沖繩戰集體記憶的同時，沖繩各地區亦有不同的記憶，例如 生活在基地旁每天聽到軍用直升機噪音的名護市、宜野灣市和充滿觀光客喧嘩聲的那霸 市之間的差異。 此外，Foucault（1977）提出，「既然記憶事實上是鬥爭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 有人得以掌控人們的記憶，那麼他也就掌握了其動向」。而為了要抵抗國族正史的規訓 權力，有著抵抗國家記憶滲透、不同於主流論述形式的「反記憶」（counter-memory）形 式。而 Lipsitz（1990）和 Wallace（1996）更進一步，視民眾記憶（popular memory）在 競爭和反抗的持續過程中，存有一個官方和非官方、公私之間相互滲透的、而非截然二 分的、使解讀與反應得以有相對自由的記憶空間。 將這一個相對自由的記憶空間放到沖繩的經驗中來看，可以說，沖繩人透過對琉球 王國非戰形象的記憶追尋、沖繩戰的痛苦經驗，契合沖繩受到日本政府迫害的歷史，再 加上日常生活的體會，正當化身為反抗主體的可能性。而在這樣一個主要框架之下，必 須注意沖繩對日本國族主義的論述，並非是一套單純整齊劃一的說法，其中存在著對於 日本國族的盼望與失望、期待與落空；再者，每次的解讀也不只存在於反應當下而已， 其餘韻仍蕩漾在目前的反軍事基地運動之中。 相較於前兩波，外來參與者比例偏高的第三波沖繩抗爭中，有關沖繩人和日本人之 間的認同問題，是社會運動中明顯存在的矛盾。筆者將於下一段討論沖繩抗爭的和平手 段，如何一方面強調與日本的不同，另一方面含納來自日本的參與者，進而得出的策略 性之處。
「
ウウウウ ウウウウ ウウ ウウウウウウ ウウウウ ウウウウ ウウウウ」（沖繩人）與「
ヤヤヤヤ ヤヤヤヤ ヤヤ ウヤヤウウウ ウウウウ ウウウウ」（日本人）
在沖繩語中，沖繩人自稱「ウ ウ ウ ウ ウ ウ ウ」（Uchinaanchu），稱呼沖繩以外的日 本人為「ヤ ヤ ヤ ウ ウ ウ」（Yamatonchu）。這兩個筆者首次受到沖繩人教導的沖繩用語， 是在一次臨近黃昏時刻、一日的靜坐結束，一位前來帳篷村靜坐的沖繩大叔，熱心地於 筆者的筆記本上以反向箭號區隔、塗抹，介紹沖繩人和日本人之間的差異。 内 這樣的說法明指出沖繩與日本之間的關係，「沖繩」是位在「日本國」 不被「日 本」包攝的區域。類似的論述有野村浩也（2005：17）提到：「『日本國』不等於『日本』， 『日本國』包含『沖繩』和『日本』，而『日本』並不包含『沖繩』，因此『日本本土』 或『本土』的用法是傲慢的用法，既不必要並充滿謬誤」；另外，大江健三郎（2009[1970]： 192-193）亦論及：「只要前往沖繩的旅行者、滯留沖繩的記者並非過分遲鈍，那麼一般 來說，當他與沖繩人交談時，他不會吞吞吐吐、猶豫不決地說出『本土』這個詞。由於 自己不願使沖繩──內地、或者沖繩──日本這種暗含對比關係的詞語，或是考慮到對 方，訪問沖繩的人才迫不得已發明了這個用語。那是因為不希望使用『內地』這個詞， 或者對與沖繩對比使用日本這個詞心懷顧忌，也就是說，是抱著消極的動機選用了這個 詞」。野村浩也認為使用「本土」是種錯誤，而大江健三郎則認為使用「本土」一詞是 出於消極的敷衍。 以沖繩人的角度出發，日本（日本人）究竟是放在什麼樣的位置被思考的？ 在《沖繩人的意識構造》（1991）一書中，東江平之提及： 對沖繩人而言，弄清初次見面者是沖繩出身還是其它府縣出身通常來 說極為重要。如果知道是沖繩出身，地域差別等等幾乎不成問題。一旦知 道對方是「本土」出身，意識上的差別將超過現實的差別。此後，至於那 個人是青森縣出身還是山口縣出身則不成問題。相似的東西總被認為比實 際上更為相似，反之，不同之物則被認為比實際上更為不同。（東江平之 1991，轉引自上間創一郎 2007：286） 筆者的報導人之一小滿，也曾告訴筆者說： 「其實只要一開口就知道你是不是沖繩人，不然看臉也大概知道…… 還有名字啊。這樣才能判斷等一下對話進行可以說的內容。」 「是怎麼樣的內容？」「嗯……都有可能，主要是內容不能傷人吧，或者怕兩個人話不投 機。」 燃燒太陽旗的知花昌一被問及是否認為自己是日本人時回答： 「這個問題常令我困擾，我發現我總是現入躊躇之中……當有人問我 『你是日本人嗎？』我想說『我是琉球人；總有著什麼讓我無法直率地說 出我是日本人』。」 「但是從行政的角度來看，你是日本人。」 「我知道，我可以順著常理、自稱為日本人。而我也知道，人們從外 表看我，從亞洲的角度，我是日本人，就像是那些走向戰爭侵襲其他亞洲 人的人那樣。但是在日本內部，我想說，我是不同的，我和日本人是不同 種族的。」（Field 1993: 77） 反戰地主會會長照屋秀伝曾說： 沖繩人是日本人嗎？不是日本人嗎？我覺得我不是日本人。日本人想 要的只是沖繩的土地，讓這片土地上居住的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這就是 侵略者的支配。基地的問題能夠越快解決越好，但是即便政權交替、首相 輪替，基本上還是同一個樣子，這就是存在於結構上的歧視。（地球の子 ども新聞編集部 2010：413） 沖繩人和日本人在哪一程度上不同？報導人高橋先生說道： 首先日米同盟和現在的憲法關係緊密，而現在的憲法是要求不能戰爭 的，但是憲法是保護日本人的，歧視沖繩人，日米同盟是 made for war 來 反共產勢力。而且現在的日本產業都是依靠美國經濟的。 日本文化，在明治維新之後，和美國、歐文化相同（資本主義），都 是強調競爭，也就是個人，而這種重視個人的精神，將延伸到整個民族， 並認為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在沖繩的文化則是合作，每個人都支持其 他人，一起吃飯、平等、且合作。 為何沖繩（人）不再相信日本（人），報導人平良先生的說法是： 從文化面來講，以前沖繩是獨立於日本，不是日本的一部分，所以有 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思想，可比說是有不同的 DNA。
從政治情勢來說，從一八七九年沖繩人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一個縣， 到 2010 年這一百三十一年來，比起台灣算是更為徹底的殖民以及差別待 遇。這就是第一次的「琉球處分」20。 「處分」代表的是沒有價值，因為我們在東西無用時才會「處分」東 西；「處分」是一種懲罰，沒有任何理由，但日本人卻要「處分」沖繩人。 因此這個名詞，代表的是百分之百的不公平。 而在「沖繩戰」中，日本政府擺明沒有要贏這場仗的意願，只是要拖 時間讓日本政府有時間去為了政府人員、軍司令部和天皇家建造大的位於 長野縣的避難壕，日本一開始就打算拋棄沖繩，這就是第二次的「琉球處 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 1945 年到 1952 年整整七年全日本被美國佔 領，而佔領結束讓日本獨立的條件之一，就是讓沖繩於往後二十多年處在 被美國軍隊控制之下，這是第三次的「琉球處分」。 而於此之後，沖繩人在有機會擺脫美控制的情勢下面臨了選擇，其一 是持續美軍控制的情勢；其二是獨立；其三是回歸日本。第三個選項在 1972 年成為現實，沖繩「再一次」成為沖繩縣。沖繩人願意復歸日本的 理由是基於希望能援用和平憲法（日本憲法第九條），要求美軍離開日本。 然而，等待著沖繩人的現實卻不是回歸和平的第九條，而是日美安保同盟 的條約。等於沖繩人的期望與要求被完全地拒絕。這是日本對沖繩的第四 次「琉球處分」。 平良修反問筆者說：「你告訴我，沖繩人還能相信日本政府嗎!？任何地方都不能建 基地，因為或許又會變成第五次的『琉球處分』。所以我在這裡，反對美軍基地」。 曾經，為了明確地反對外來的與非正義的美國軍隊統治，藉由對日本繁景與 1947 年來的和平憲法的憧憬，沖繩人視自身與日本本土廣泛地享有共同文化與歷史延續，本 土與沖繩之間的差異（不論是客觀或想像的）被吸入並消失於日本與美國之間更大的文 化與歷史差異（Siddle 2003: 136）。然而，在復歸日本之後，沖繩人越來越劇烈地拒絕加 入「日本人」這個大的認同範疇，而再定義自己是「沖繩人」或者「琉球人」。而這種 認同並非憑空得出。 在帳篷村中一同靜坐的日本研究生介紹筆者野村浩也的著作《無意識の植民地主
義》，這是一本由沖繩出發、告發日本人（尤其是來沖繩進行社會運動的日本人）的「辛 辣」著作。 強加基地之後，卻忘記了有強加基地這回事。這雖然是愚昧的行為， 然而這麼作之後，就決定了沒有強加基地這件事，一旦如此，也就免除了 把基地取回的責任，可以將自己放在第三者的位置是相當有可能的。第三 者對基地問題毫不關心也不會不自然、亦不會發生罪惡感。再者，將自己 第三者化，責任全推往合眾國，自我欺騙是「好日本人」、向沖繩人表達 同情這樣的偽善也是有可能的。同情，在許多場合，和傲慢是一體兩面。 對沖繩人同情，透過「為你做」的傲慢，讓沒有根據的「好日本人」取得 了優越感。更有甚者，第三者對基地問題和沖繩不關心是理所當然的，反 過來說只要表示少許的關心，就會有明顯的有良心的政治效果。這就是身 為強加基地的元兇的日本人，馬上換上救濟者服裝在沖繩人面前登場的， 一齣自導自演的鬧劇。（野村浩也 2005：127） 「溫和的沖繩人」，對日本人「客氣」。……「溫和的沖繩人」，惶 恐一旦傷害日本人的心情會再度被日本仍攻擊，因此對日本人「客氣」。 「溫和的沖繩人」，被灌輸劣等情結，不想面對「主人變得不高興」，因 此對日本人『客氣」。如此這般，不就是日本人無意識地，佔沖繩人「溫 和」此一弱點的便宜嗎？然後因此，讓沖繩人不敢說出「把在沖繩的美軍 基地帶去日本！」，這不就是濫用「連帶」使壞嗎？（野村浩也 2005： 249） 野村浩也嚴厲批判前來沖繩進行「連帶」──幫助、串聯、參加社會運動的日本人。 其作品提及的「日本人」，不只是存在於歷史上殘酷的日本軍隊，不只是決定政策的日 本政府，不只是冷漠不干己事態度的日本人，還包括到沖繩運動現場或者不在現場的聲 援反基地運動的「日本人」。 然而，正如 Field 所擔心的，過度區辨日本人與沖繩人的邏輯，使得許多革新派的 沖繩人走往本土文化主義（nativism）的方向，對於沖繩風俗的頌讚成為抗拒來自日本 本土資金的誘惑與腐敗的來源。然而，當沖繩人賦予傳統吸引力、區辨沖繩人／日本人， 便會如同所有有關族群區別的論述，容易造成浪漫化的錯覺，並且使得宰制與排除的結 構更為複雜糾葛的風險（Field 1993: 77）。
面對「沖繩人與日本人」的對立圖像，田中佑弥（2009）的著作以對在大阪從事反 對邊野古美軍基地的行動成員訪談為基礎，當這些大阪成員面對野村浩也的批判時，內 心的震撼可想而知其中也提及野村的作品引起諸多爭論，有人同意他「日本人終究不是 沖繩人」的觀點，有人反對「把朋友當敵人」的這種對立作法（田中佑弥 2009：147-153）。 在這樣廣大的論述光譜中，「究竟誰是『我們』（沖繩人）？」，是只有本地生長的沖繩 人嗎？包含居住沖繩數十年的日本人嗎？包含前來聲援社會運動的日本人嗎？ 筆者認為這必須回歸到沖繩主體性的問題，「日本人」與「沖繩人」之間的關聯與 定義不只是存在有對立的他者，也與物質、權力關係的特殊形構相關。從這個觀點來看， 沖繩人的再定義不應該只看成是隨著時間流逝所產生的本質上的認同改變，也不是因為 沖繩的無權力或半殖民從屬之下所固有的矛盾，而是主體性在這之中形塑出來的過程。 根據以上的討論，筆者思考在沖繩社會運動中，反抗和主體性的問題──沖繩如何 透過社會運動建立其認同，並同時賦予沖繩人屬於他們自己的理解以及行動。日美與日 沖關係的權力結構，束縛了沖繩人主體的意識型態與論述結構，但同時也被挪用與爭論。 Ortner（2005）提及主體性與權力形式的關係，尤其是權力透過時間、空間與作用， 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枝微末節的形式。她指出，主體的重要性，並不著重在於他們是誰、 或者在他們是如何在建構與制定的計畫之中被湊合在一起的；而是在這些計畫中的組成 和制定中，他們同時成為或者轉換他們身為什麼樣的角色，以及他們支持與轉變他們的 社會與文化領域。 目前在沖繩以社會運動為名而組成的一群人的主體性到底該如何看待？筆者認 為，主體是基於「不是人群『有』什麼，而是人群『做』什麼」的前提（Jenkins 1997: 4）， 以及主體透過參與社會的複雜網絡，學習、連接、協商以及重組其文化認同而形成的， 也就是說，在參與這個以社會運動，因為在這一個行動的過程中，彰顯出自身的主體性。 在幾次的田野調查後，筆者發現加入反軍事基地的人群，來自各方，並得知運動的 人群半數以上並非「沖繩人」，甚至主事者也並非全是「沖繩人」。然而，在沖繩的反美 軍基地社會運動，正是因為沖繩人所共同經驗過的歷史、戰爭、遺緒及記憶的傳承，再 透過和平非暴力手段的抗爭方式，使得不論來自何方的支持者得以加入，並且容易加 入；而這些加入的人，得已反過來去確認沖繩人的主體性。不再限定於血統，透過「和 平抗爭」作為手段，在社會運動中產生出的沖繩人的主體性，參與者是日本人、沖繩人、 「沖日混血」（報導人用語）、乃至世界各地所來參與的份子所共同實踐構而成的。
例如報導人南野先生（大阪縣人）提到：
我在日本各地，以及全世界各地健行、慢跑，在每一次的健行、慢跑 大會中，我都會在背上掛著寫有「普天間基地撤去！辺野古基地建設阻止! 全沖縄米軍基地撤去！No base in Okinawa」的牌子去參加，在每個休息 點茶水站，那些工作人員總是問我「你是否來自沖繩？」。為什麼要這樣 問？即便我的號碼布上已經寫著我來自大阪，基本上大多數的日本人都認 為只有沖繩人才會呼籲「No base in Okinawa」。反對美軍基地的不只是 在沖繩啊，在日本也是有人反對美軍基地的。我認為所有日本人都對在沖 繩的問題有責任，但是大多的日本人都只為了要維持自己的「和平」而犧 牲沖繩。他們該發現這些事實。當我被問及類似這樣的問題時，我都會說 這些。 從上述所回顧之不同時期的反基地行動者，可以看出他們亦是以不同的方法呈現其 「沖繩的主體性」。不論是沖繩反戰地主、進步派支持者──附著於理想的、民主的、憲 法國家的意象上，與日本國族有關連的「沖繩人」；亦或者是環保主義者、反軍事主義 的女性運動者以及現在於邊野古靜坐抗議的民眾──與關注復歸運動的「沖繩人」認同 脫鈎，直接與全球公民社會溝通，建立新的自信，獨立於國家之外並連結其意見於全球， 使得反基地運動變得更有力去反對政府以「和平」之名去推動的軍事建設，這一版本的 「沖繩人」認同。皆展現出沖繩人民與當下環境、人力、資源互動的能動性。尤其到了 今日，許多形式的抗爭的共存，是「沖繩抗爭」中不一致與異議的來源，反基地運動的 支持者常常希望能看到在視野與行動上能與全球公民社會合作而成就一個較大的凝 聚。筆者認為缺乏一個一致的目標所產生出的碎裂觀點，對於沖繩集體行動來說是方 便、可行的。 因為堅守和平的手段，使得開放性和流動性同時並存，沖繩的反基地抗議活動得以 持久。進一步來說，沖繩反基地社會運動兼容「碎裂觀點」的特性，使得社會運動在當 代沖繩社會得以可能。要之，如本文所介紹的三個不同社會運動的案例，「相對一致的 碎裂觀點」成為了不同立場與權力關係彼此的協商之處，成就在體制內外對日本國族主 義之束縛，進行反抗的可能性。
伏流：不容忽視的沖繩民族主義
行文至此，筆者必須聲明，反基地社會運動，並非完全由去民族化論述所壟斷，沖繩在面對日本民族主義／國內殖民，尚有一雖非主流、但不容忽視的沖繩民族主義，展 現為「琉球獨立論」，自 1940 年代發端並存續至今。戰後 1950 年代著名的沖繩獨立論 者包括仲宗根源和、大宜味朝德等人，當時獨立論的特點在於或多或少具有親美反共的 色彩，並且極度不信任日本，強調島津藩入侵與在明治政府統治期間，日本對沖繩的「歧 視統治」帶來的不幸（小熊英二 2003[1998]：599-601）。而這一從對日本不信任的土壤 生長出來的獨立論，因為復歸日本的大勢底定而潛伏，卻並未消逝。1970 年代亦有平恒 次的《日本國改造試論》（1974）認為琉球／沖繩必須有與日本國相對應的主權。在今 日，相對於筆者在沖繩社會運動中觀察到的人權論述，此一路線實為少數。然而，民族 主義的路線不被主流的反基地運動所採取，不代表沖繩或琉球民族主義沒有在地基礎， 毋寧說它反映的是沖繩人對巨大的現實限制的體認。事實上，亦無法忽略民族獨立的想 望一直都存在於沖繩，且當代已出現新的琉球獨立論述與實踐。松島泰勝的獨立論，運 用原住民族解放論述，與關島、法屬新卡勒多尼亞等太平洋島國民族解放運動結盟，以 1960年「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的宣言」為基礎，經由聯合國的途徑，成功獲得聯 合國承認「琉球民族」為琉球群島的原住民「民族」身分，這與國際原住民運動浪潮以 及聯合國新一波去殖民化行動，為琉球人的民族身分取得了相當的國際支持，達成初步 的外部承認的目標（參見吳叡人 2013；松島泰勝 2012）。同樣是藉由「人權」論述與 「世界」連結（「個體人權」與「受戰爭威脅的世界各地」的連結，以及「民族自決權」 與「太平洋諸多被當成軍事基地的島國」的連結），新一波的獨立論，說明了沖繩的的 反基地運動發展面對日本國族主義／殖民主義，具有更多可能的選項。21 此外，雖然在筆者所觀察的當代反基地運動中所建構的「沖繩人」主體，是透過實 踐包含支持社會運動的日本人甚至是來自世界各地之人而成的沖繩反基地運動主體， 屬於實踐的範疇（practical category）（Brubaker 1994: 5-10），但是，必須要意識到，這 樣在運動中孕生的開放性與流動性恐怕無法取代沖繩人作為基於特定地域之公民或國 民的制度性範疇，即在社會運動中被含括的沖繩人身分，例如，2013 年 5 月由松島泰 勝發起的「琉球民族獨立學會」，只限琉球人入會，顯示出沖繩人身分的非任意性，即 對照於筆者所論述的在實踐中呈現出的沖繩主體性。因此不能忽略，目前所觀察到的 當代沖繩反基地社會運動，在日本與美國的雙重壓力之下，民族主義的像風險過高， 迴避民族主義論述，選擇人權論述可能是基於無可奈何之舉、權宜之計，並不代表沖 繩人認同的界線完全被打破。 但正是基於前述的和平手段與相對一致的碎裂觀點，社會運動中「日本人」與「沖
繩人」之間的矛盾上得以以一種緊張的串聯關係取代。田中佑弥試圖以復歸前新川明與 大江健三郎的通信作為一個可能的答案「『本土．．與沖繩的串連』這樣的語言……，堅守．． 相互之間的獨自性，然後在此基底上不要喪失彼此的信賴關係。……這是一種伴隨緊 張關係的串連……不是抹去族群差異……而是要強調位置性的不同」（田中佑弥 2009： 155）。田中佑弥強調的這份復歸前的魚雁往返，至少在情感與論述層面上，同樣也適 用於今日。 最後，不能否認，不論是目前反基地社會運動的主流路線，亦或是松島泰勝結合 原住民主義與聯合國的路線，都具有其根本限制：在國家形成或軍事布局的議題上， 目前的國際局勢遵從古典現實主義原則，國際政治中區域、國家與地方的命運仍是由 列強間的權力政治所決定。然而，目前進行中的沖繩反基地社會運動，正因為具備了 和平非暴力與容納「碎裂觀點」的開放、流動特性，方能在這樣的現實前提下，對抗「母 國」與「帝國」的強權夾擊，從二十世紀末跨越到二十一世紀，持續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