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拼音政策的爭議與課程政治面向的反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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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文拼音政策的爭議與課程政治面向的反省摘要本文旨在探討中文拼音政策的爭議及其對課程研究與課程實務的蘊義。先對拼音政策的發展與爭議進行歷史性的瞭解。第二部份則歸納爭議背後的焦點，並採關連性分析，探討其所顯現的課程政治面向與政治蘊義。第三部份則討論課程學者與教育人員在面對類似課程的爭議時，應該採取的態度。大部份的課程決定本身都是一個政治性的決定，尤其是語文課程的決定，不僅攸關國家建立與發展，更影響個人的社會關係、情感、認同歸依與社會機會等等，去政治的課程分析模糊了議題的焦點，也讓我們喪失了問題解決的能力，課程政治面向的研究亟待重視，而其旨趣不僅僅是說明不同課程決定的政治性與基本假設，也需尋繹課程決定的規準與程序。關鍵字：拼音、課程政治、語言教育. Abstract Issues in Chinese Pin-Yin Policy--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Curriculum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ntroversies involved in Chinese Pin Yin Polic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curriculum.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Pin Yin policy and the issues debated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Positions and perspectives embedded behind these arguments are analyzed and synthesized. In light of the discussion in the first part, I then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Pin Yin Policy on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curriculum. The role curriculum theorists and educators should play when faced with similar controversies are discussed in the last part. Curriculum decision-making itself is a political decision. Decisions about language curriculum have profound impact on national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identities, social relationships, social opportunities, and affections of individuals affected by that language policy. Apolitical curriculum analysis is dangerous in that it disenfranchises our ability in assessing real problems in curriculum controversies and finding solutions to them. Key words: Chinese Pin Yin Policy, politics of curriculum, language instruction 1.

(2) 只有在上帝和語言學家面前所有語言才是平等的，每個人都知道用某種語言你可以比用別的語言做的更好1(Mackey). 壹、. 前言. 本文包含三部份，第一部份希望瞭解爭議多時的拼音政策決策過程的變化，第二部份則探討爭議的焦點及其理由。第三部份則探討教育人員應該如何看待與處理如拼音政策這類明顯的課程爭議，以及其他看似中立，常識性的課程安排。一、課程的社會與政治面向學校教育藉由「生產」與「處理」知識，也為社會「生產」與「處理」各種不同的人，藉由對有價值知識的認定，學校也間接的完成了社會階層化與社會化的安排，當然，這種知識的選擇必須伴隨著強而有力的說辭，使人們樂於接受，不論是對安排的動機或安排的結果都不加懷疑，方能竟其全功，這也就是為什麼批判課程或檢討課程並不容易，因為我們常常將這些安排視為理所當然。Apple 對課程行批判時，主張採取歷史的(historical)、關連性分析(relational analysis)的手法(1990)，就是因為這兩個方法比較能夠展現課程與學校教育的政治或是社會目的，跳脫常識性的假設來看待學校中所傳遞的知識。往往我們對於課程內容不加爭議時，就代表控制已經完成，不論是教育人員或研究者對於「學校所教的內容」都已經視為理所當然的接受。拼音政策正好例外，因著媒體的報導，讓我們對這個議題的爭議性得以在其成為「常識」、「理所當然的課程」以前加以瞭解。整個拼音政策的討論過程中，各方角力不斷，藉著媒體等管道表達自己的意見，企圖影響教育部的決定，教育部的立場則反覆，到目前為止又暫時避而不談。拜媒體報導與相關論文書籍討論之賜，讓我們能瞭解這項爭議的過程與重點，探討課程政策與課程決定的影響因素，並思考課程學者或教育人員面對這些影響因素所應秉持的立場與態度。如 Lawton(1980,1)所言，當我們對課程的內容有不一樣的看法時，就代表課程的控制出了問題，而控制本身就是一項政治議題。過去大部份課程社會學者較常以階級、性別與種族的觀點來進行課程社會學的分析，探討其政治蘊涵。讀者由稍後的分析中可以發現，中文拼音政策的爭議，事實上是跨越了階級、性別或種族界線2，而與文化政治、認同政治、差異政治關係密切。本文用意之一，即在指出以往課程社會學探討焦點的侷限性，指出課程文化政治面向探討的重要性，以增加課程學者與教育人員的敏感度，作成有意義的課程決定。二、研究動機拼音政策還只是一個研議中的政策而已，將來受到這項決議影響最大的，恐. 1. 轉引自蘇宜青譯，183 頁。這段話所指的不是這些面向不重要，也不是指這些面向與文化政治無關，而是指爭議不再是循著這些面向發展。 2. 2.

(3) 怕也不是我國的國民，而是欲進入臺灣或是閱讀使用中文的外國人，可是政府各部門間與民間對於原本是以「轄外」為主的拼音政策為何有如此不同的主張？本文希望能夠瞭解截至目前為止爭議的焦點與立論，以便提供有系統的分析資料，作為判斷參考，此為研究動機一。其次，拼音政策看似「轄外」的問題，可是在爭執的過程中，卻數度演變成「轄內」的問題，例如小學生要不要學習「ㄅㄆㄇㄈ」以外的拼音系統？要不要以拼音系統取代現有注音符號教學？要不要統一一套拼音系統以作為鄉土語言教學的工具3等議題，都曾經浮現。果然如此，則拼音政策必然會影響到學校語文教學，那就不僅僅是「轄外」的問題，而是我國學校語文課程選擇的問題，這些主張的理由為何？反對者的理由又是什麼？研究者希望能作系統的整理，以作為語文課程決定的參考，這是本文的研究動機二。拼音的爭議只種種課程爭議的一例，教育人員可以由這類的爭議獲得什麼啟示？例如如何瞭解影響課程決定的因素？如何面對這類的課程爭議？如何進行課程決定？藉著對拼音政策的個案研究，研究者希望能夠提出一些建議，供課程決定者以及關心教育者參考，此為研究動機三。三、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本文以中文拼音政策為個案，作為研究的對象，主要的研究目的如下： 1.瞭解中文拼音政策的發展、爭議焦點及理由。 2.分析中文拼音政策爭議對課程研究的啟示。 3.提供具體建議，供課程學者與教育人員處理類似爭議時作為參考。 (二)研究方法本文利用文件與文獻分析，達成上述研究目的，在資料來源上，所使用的文件包括了報紙與部份網路上的新聞4。在文獻部份，則搜集相關的研討會、期刊與書籍論文。鑑於這項政策的爭議性與未定性，獲得承辦者同意進行訪談的可能性很低，即使接受訪談，基於倫理，所獲得的資料目前也不宜發表；此外不同方案提倡者的意見大致可以由相關的文獻與文件中瞭解，所以現階段暫不進行訪談。對於報紙與網路資料是否能作為分析的素材，應視使用的目的與來源而定。在使用目的上，研究者使用這些資料，主要是因為官方資料在現階段取得有困難 3. 例如台北市政府在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決議用通用拼音時曾聲稱「在被迫的時候」，將讓小學生學習兩種譯音法(自由時報，2000n)，或者是李遠哲曾主張以羅馬拼音取代注音符號(中央日報，1996)，或是部份家長擔心九年一貫鄉土語言教學標音系統的選擇(自由時報，2000o)，或者部份學者主張以母語作為學校教學媒介語言，母語的音標和文字系統應由國家機構在短期之內完成，並培育母語師資，母語教學的時間應延長至每週三至六小時等(董忠司，1997，230)，這些都涉及語言教學的問題。 4 研究者曾向國語推行委員會搜集公文與會議記錄作為分析之用，該委員會以該案尚未定案，婉. 3.

(4) (不提官方資料本身是否有限制)，為了重構這段歷史，不得不由報紙與網路上重建這項爭議重要事件(行動者是誰？在什麼時候說了什麼？採取那些行動？作了那些決議？等等)的發展歷程，以達成研究目的。在選擇這些資料時，關心的是事件資料的搜集，而不是報社(如社論)或讀者的意見(如讀者投書)。在資料來源上，為了確保報紙的確報導重要事件，不致因報社的立場而有系統性的遺漏，研究者除了參考多種報紙之外，也刻意選取不同立場的報紙，以交互檢核。5 在分析的取向上，研究者採 Apple(1991)所建議的關連性分析取向，這個取向的要點之一是強調歷史分析對課程與教育研究的重要性，其次則是重視課程與教育和其他因素的關係，以說明課程或教育現在的情況。Apple 認為這是課程社會與政治分析的重要方法。對於這兩種分析取向，他提出如下的說明(Apple, 1991, 132)：首先，我們必須由事物與其歷史源頭之間的關係來進行檢視。它是如何演變的？在什麼情況下產生的等等，以及未來的潛在矛盾與趨勢。因為在批判分析複雜領域中，現有的結構事實上實際上像是連續的運動，矛盾、改變和發展是常態，任何機構的結構「只不過」是過程中的一個階段罷了，因此機構的異化就變得有問題，這種缺乏機構變遷的思想型式也同樣的具有問題。第二點，任何被檢驗的事務不光是由其明顯的特徵所界定，而且是由其與其他因素不明顯的關連所界定，也就是因為這些關係或關連，使得主體變成其目前的情況，並且賦予其主要的意義。利用這種方式，我們用來闡明因素之間互相依賴與互動關係的能力就大幅的擴張了。藉由歷史分析可以瞭解課程議題的演變，獲得對現狀動態、脈絡性的瞭解，說明課程背後隱藏的社會或政治興趣，6以及未來可能的矛盾，以協助達成研究目的一與二。藉由對因素與因素之間明顯或隱匿關係的分析，可以讓我們由特定因素與其他因素之間的關係來瞭解與定位此因素。7亦有助於探討研究目的一與二。而這些討論對於達成研究目的三是有必要的。研究者不是語言學家，對於各套拼音學理與內容瞭解有限，必須仰賴各方對各套拼音方案的比較與評論作為撰寫的依據，這是本文的研究限制一，不過各方對不同拼音系統的討論很多，由這些資料中可以窺得梗概；其次現階段無法取得公文或會議記錄，或是利用訪談取得敏感性的資料，也是資料來源上的限制，但是主要行動者的言論行動都已見諸報章論文，應可減低這方面不利的影響。. 拒提供資料。 5 各報紙的立場(由讀者投書和社論判斷)的確不同，可是對於重大事件的報導卻無多大出入。 6 例如 Apple(1991)在《意識型態與課程》一書第七章便探討標記(labeling)的歷史演進，說明目前學校中慣常使用、視為當然的分類與標記系統，在歷史上如何產生與演變，成為今日的「專業」與「助人」系統，隱默地為特定團體利益服務，又不正義地將部份團體界定為「需要幫助的」。 7 例如 Apple(1991)在《意識型態與課程》一書第七章指出教室中的標記事實上與工業生產極大化以及中產階級的社會控制興趣有密切的關連。 4.

(5) 貳、中文拼音政策的演變一、中文拼音系統的功能拼音(或稱譯音)系統是使人能夠靠音標發出字音的系統，例如民國七年公佈的ㄅㄆㄇㄈ注音符號就是一套拼音系統，使人民能夠為漢字注音發音(丁仁，民 88；李慧雲，民 88)。不過這套拼音系統並不方便外國人學會漢字注音，必須要有另外一套拼音制度來協助外國人發音(鄧守信，1997)，國際間的連繫，例如郵寄等等，也需要一套拼音系統，便於溝通。所以中文拼音系統，就是「利用現有的拉丁字母符號系統，拼寫出漢語及其方言」(王旭，2001，17)。根據曹仁甫 (2001，28)的看法，拼音系統的功能還可以再擴大，包括(1)作為文字系統、(2) 輔助國語教學、(3)輔助對外華語教學、(4)資訊檢索、(5)使用於電腦與網路、 (6)用於其他譯音。最早中文拼音系統發展原本是外國人為瞭解中國而發展出來的，對於本國人瞭解外國文化，甚至於教育本國人也有重要的貢獻。就幫助外國人瞭解中國這部份來說，明朝時意大利人 Michele Ruggieri 及 Matteo Rioci 就已經用拉丁文為漢字記音注音。Matteo Rioci 所著的《西字奇蹟》就是第一個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Micolas Trigault 所編的中文字典《西儒耳目資》中，也配有拼音，協助外國人學習中文，作為溝通工具。就幫助本國人瞭解外國這部份來說，宗教傳播可以說是西方學者熱衷於發展中文拼音的重要動機之一，傳教士為了傳教的目的，讓不識字的人也能夠瞭解聖經，便利用羅馬字，依照當地的方言，把聖經翻譯成當地人民能夠理解的話，以使人民能瞭解福音。拼音系統在協助文盲瞭解西方文化上更是重要，能夠讓文盲很快的閱讀和書寫西方的文物。不過「統一」似乎不是當時拼音系統發展的基調，所發展出的中文拼音系統各式各樣，包括了耶魯式、郵政式、威妥瑪式、威翟式、方言教會羅馬字等，都是因應不同方言的需要而發展的(王興佳，2000；李淑華， 1998；鍾榮富，1997)。就教育本國人而言，當普及教育以啟民智成為當務之急時，複雜的漢字顯然不能奏速效，利用簡單的標音系統(甚至作為書寫文字以取代漢字)來傳遞新知就成了一條捷徑(鍾榮富，1997)。二、主要的中文拼音系統與演變中文拼音系統有由政府所制定的，也有在民間流傳的，其中曾被正式採用的中文拼音系統約有下面幾類，而近年來中文拼音政策的演變則臚列如表一(見附件一)。 (一) 注音符號第二式國民肇造，政府除了一方面制定國語的注音符號，俾利本國人學習國語之外，也著手制定中文「譯音」符號，1926 年教育部國語統一委員會制定國語羅. 5.

(6) 馬字，稱為「國音字母第二式」，屬於羅馬字的拼音法，1940 年把國語羅馬字改為譯音符號(李淑華，民 87；鄧守信，1997)。不過一般對這套系統的評價是較為複雜，應用不多，再加上推廣不積極，在使用率上反而比不上民間所制定的威妥瑪式。後因漢語拼音開始在國際社會倡行(曹逢甫，2001)，為了因應，1986 年時教育部再邀各方修正，把羅馬拼音修改成「國語注音符號第二式」。1996 年教育部決定採用注音符號第二式來拼寫地名，但推廣仍不順利(丁仁，1999，李慧雲，1999；許長謨，2000；鄧守信，1997)。不論這套拼音系統是否真的有所改進，都於事無補，因為彼時世界各國大都採用中國大陸所公佈的漢語拼音，我國教育部先後所公佈的中文拼音系統，因為使用不便未能佔先機，後又因修正太慢且使用仍然不便 (中國時報，1999c)，已少有可佔之市場，要取代漢語拼音在世界上流通，實為困難。所以當通用拼音批評這套系統國際性不足時，「注音符號第二式」也沒有多少還手的餘地。 (二) 漢語拼音漢語拼音是由中國大陸在 1958 年所公佈的，就時間上來說，比起注音符號第二式要早了二十多年。因為中共進入聯合國之故，所以這套系統就較受到國際人士的使用，1977 年聯合國採用漢語拼音作為拼寫中國地名的國際標準，(莊連枝，1998)，1982 年得到國際標準化組織(ISO-7098)的認證(許長謨，民 89)，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內華語教材也使用漢語拼音拼寫，在流通程度上遠超過國語注音符號第二式(鄧守信，1997)。中國大陸公佈漢語拼音的原因倒不純粹是為與國際接軌，幫助外國人認識中國，而是與中國大陸的文字改革運動有關，早先大陸部份學者把漢字當做是中國進步的障礙，希望能夠廢除方塊字 (亓婷婷，2000；蘇宜青，1994) ，但是以拼音取代華文的主張並未成功，之後文字改革運動並未停止，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漢語拼音方案成為三大文字政策。1950 年左右，中國大陸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8 年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改編全國的中小學課本，也讓漢語拼音成為考試內容 (莊連枝，1998) 。漢語拼音系統被認為一方面能引入西學，一方面能夠降低文盲率(金戈，20000)。我國民間與政府對於中國大陸所採用的漢語拼音一向持反對的立場，認為漢語拼音「毀滅中國文化」(聯合報，1982)，七 O 年代後期起，漢語拼音開始為國際社會所接受後，我國政府所採取的措施是相應不理，並著手修改中文譯音系統，於 1986 年公佈「注音符號第二式」，抗拒國際社會的潮流，一直到 1999 年，行政院才捨棄了倡導多年的「注音符號第二式」，主張以漢語拼音作為中文譯音系統。之後對漢語拼音地位的爭議不斷，在教育部呈給行政院的版本中，漢語拼音也是其中之一。 (三) 通用拼音通用拼音則是陳水扁擔任台北市市長時，請「中華民國翻譯學會」的理事長余伯泉所制定的，在台北市內使用，取代原先教育部所修正的注音符號第二式(許長謨，2000)。這套拼音系統幾乎全取自漢語拼音，有一小部份則採用「注音符. 6.

(7) 號第二式」。主要的差異是在ㄐㄑㄒㄓㄔㄕ幾個譯音上，主張通用拼音的學者認為這套拼音系統可以涵蓋母語的發音，也可避免漢語拼音中所引起的心理障礙8 (童清峰，王雲怡，2000)，更聲稱可以(1)通用字母 ABC、(2)通「普通話」、(3) 兩岸相容通用、(4)臺灣母語相容通用(轉引自董忠司，2001，34)。當然也有學者對這套拼音系統提出批評，例如實際上無法通用(李仁癸，2001a；2001b；董忠司，2001)，更動原則的自我矛盾、存在無法分辨的音，違反拼音法則(李鍌，1998；何大安，2001)，一符多音，學習上較為困難(邱耀初、許鶴鐘，2001)，通用拼音因為發展期間不長，也不斷的修正(如通用 ji 型)(余伯泉，2001)，而被批評為不穩定(自由時報，2000k)9。雖然通用拼音仍有部份問題未解決，可是八十九年十月時(見表一)，新政府上台後重組的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建議以通用拼音作為中文譯音系統，教育部則部份採納，將通用拼音與其他拼音方案一併呈行政院裁奪。三、檢討中文拼音政策的發展進行政策研究，必然關心政策的理性基礎，就中文拼音政策的轉變來看，有四項待決的問題。首先是中文拼音系統的功能，究竟是標音系統(協助發音)，或是文字書寫系統(例如中國大陸原先是希望以漢語拼音取代中國文字)(王旭， 2001，18)？這兩者對語文學習的效果可能不一樣(楊秀芳，1997)。其次是問題性質的轉變，中文譯音政策所要處理的問題，究竟是「轄外」──促進國際化，或是「轄內」──推動鄉土教學？問題界定不同，對決策必有所影響(Kingdon, 1984)，中文拼音的學習者應當外國或本國人，一直見仁見智(王旭，2001，曹逢甫，2001)。第三項問題是拼音系統選擇標準的轉變，由原先的「漢賊不兩立」，逐漸加上國際化、本土化等的考量，不同時期各個原則各有消長(被強調或完全不提)10，就分析者而言，關心的是那一些原則受到重視？在何時受到重視？又受 11 到誰的重視？第四個問題是拼音政策究竟是專業問題或是非專業問題？由媒體報導的行動者來看(見附錄一表一)，多以政治人物為主，很少報導語言專家、教育專家、或國際事務人員的評論，拼音政策與政治似乎由一開始就糾結在一起，這當然與媒體的特性有關，可是也反映出拼音政策並不是「純粹的語言學」問題 (鄭良偉，張學謙，2001)，究竟是何因素使然？. 參、中文拼音在「拼」什麼？─爭議焦點的剖析. 8. 這主要是指一些音，如果以漢語拼音來轉意譯的話，會以’X’開始，例如新，這對中國人來說是頗觸霉頭的(童清峰，王雲怡，2000)。 9 例如通用拼音在 1998 年提出時，也和漢語拼音一樣採 Q 和 X 來譯音，批評注音符號第二式不夠國際化，後來則改成和注音符號第二式相同的 C 和 S，批評漢語拼音的用法不符合國人的使用習慣(自由時報，2000l)。 10 規範中文拼音政策決定的原則版本狠多，不斷變動，曾經出現的包括了準確性、系統性、一貫性、共通性、方便性、傳統性、經濟性、國人多一種語言學習機會、資訊化、國際化、外國人學習中文、國際通用性、資訊便利性、國人習慣性、小孩學習方便性、政治象徵性等(江文瑜、 2000)、 11 當然，專業之間也有政治關係，至於其對拼音政策的影響，本文並未探討。 7.

(8) 本段試圖藉由歷史性發展，由附錄中表一中的資料可見，通用拼音和漢語拼音的爭執焦點，不限於拼音系統的完備與否，事實上這兩套系統各有優缺點，差異不大，不至於說採取了那一套制度，就會完全與國際社會完全隔絕，也沒有那一套系統好到可以適用於所有的語言系統，12檢視各方論證的焦點，固然有部份是集中在系統本身的完備性(例如李鍌，1998；李仁癸編，2001)，可是更多似乎是在意識型態與文化政治的爭執(邱耀出、許鶴鐘，2001)，這些非語言因素的爭執，焦點為何？起因為何？。一、本土化、國際化、還是去中國化？由表一可見，拼音政策的一個明顯的對立點是本土化和國際化的爭執。主張採取漢語拼音，好與國際接軌的學者認為一旦採用通用拼音，就是一個鎖國政策，讓我們無法與世界接軌，自外於世界潮流，也會妨礙外國人對臺灣的瞭解(鄭錦全，2001)。務實的作法，還是應該與世界同步，漢語拼音在國際之間使用已經很久，通用拼音無法成為主流，在國際間取代漢語拼音，沒有必要訂定一套與世界不同的「規格」，讓國內外交流不便。支持漢語拼音人士同時也將中文拼音系統定義成「給外國人用」的拼音系統，與本國人的語言學習較無關係，當然也就沒必要列為國小必修課程，也和文化無關，無所謂傷害文化主體性的問題(自由時報，2000f)。中文拼音系統和鄉土教學更是兩回事，如果要加強鄉土語言教學，可以將漢語拼音或注音符號經過適當修正，或者另外再設計一套拼音系統，不一定要為了進行鄉土教學而不採用國際間已流通很久的漢語拼音。主張漢語拼音者也認為中文拼音系統的選擇不應該和國家認同混為一談，例如新加坡也使用漢語拼音，但不代表新加坡就是中國大陸的一省，不應該因為漢語拼音是中國大陸創造的，就一概不接受。通用拼音對國際化不是不重視，不過卻不是其首要的考量(邱耀初、許鶴鐘， 2001)，通用拼音的倡導者希望利用中文拼音系統強調主體性與本土性，並達成國際性13和主體性的平衡(江文瑜等，2000)，但因此也有兩頭落空之譏(李壬癸編，2001)。通用拼音提倡者強調鄉土語言的重要性，希望能夠利用一套「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拼音系統(施正峰，1999)，讓本國人和外國人靠著這套系統學會說國語、英語、台語、客語等語言，並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對主張通用拼音的學者來說，中文拼音系統的使用者除了外國人外，還有本國人，而且應該成為本國人學習本國語言重要的工具，中文拼音政策的層級應該提升，不應該「只是應付外國人方便懂路牌而已」(施正峰，1999)。如果接受漢語拼音，無疑是謀殺臺灣語文。對通用拼音學者而言，拼音系統就是語言，也就是文化。力主通用拼音的學 12. 即使是通用拼音，也沒有辦法完全解決所有母語發音的需求，漢語拼音經過技術處理，也可以涵蓋母語的發音(童清峰、王雲怡，2000)。 13 通用拼音也因此被積丹尼稱之為「穿著綠色衣服的紅色小矮人」(轉引自邱耀初、許鶴鐘， 2001，82)，因為該拼音系統以漢語拼音為主，是向中共靠攏，被中共牽著鼻子走，只和中國北方漢語通用，無法和臺灣本土語言通用(連金發等，2001)。 8.

(9) 者，認為語言不但「反應出各國的文化與價值觀，更是對內進行整合的工具，更是與外人區隔的利器」，「學者豈可為圖自己投稿外國學術期刊方便，竟怠惰向中國的「漢語拼音」靠攏？」(施正峰，1999)。「去中國化」、「建立臺灣的本體性」，似乎是主張通用拼音學的論述中的另一個基調。因為「當一個人漫步在台北街道時，看到街道的路牌譯名，好像自己到了北京或上海一樣，這對於國際地位原本就曖昧的臺灣人而言，非常不利」(林美容，1999)。因為漢語拼音「確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系統」，也可能造成「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的誤解」(江文瑜等，2000，2)。臺灣的拼音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拼音不應該相同(江文瑜等， 2000，4)。通用拼音支持者「多元中心」或「區隔市場」的說法更說明了其「去中國化」的意味，因為「德語就是一個語言，三個中心(德國、奧地利、瑞士)，第三大國際語言的華語，採取『一個語言，兩個中心』(台北、北京)在全球化所重視的『多元中心』觀點下，具有一定的正當性。」(江文瑜等，2001，152；160) 二、Wahhua 還是 Manka? Fong 還是 Feng？─孰為「國語」？中文拼音系統的爭論，核心的焦點之一是什麼語言才是「國語」，決定了這一點之後，才能夠進一步探討如何將「國語」音譯。在拼音政策的爭議中以「本土化」為由，主張採用通用拼音者，大致上有下列不同層次的動機，一是希望能夠以通用拼音系統同時為閩、客、原住民語標音，使學生能夠利用這套標音系統學會各種鄉土語言，便利鄉土語言教學是主要的考量(童清峰，王雲怡，2000)。第二種動機是顛覆國語為「國語」的地位，把國語降為官方語言，讓閩、客、原住民語也能成為「國語」，既然都是「國語」，就應該有一套能夠對各種國家語言進行音譯的系統，而不只是針對國語發展譯音系統。第三種動機是希望能夠彰揚臺灣的本體性與獨特性，以與中國大陸的發音有所區別，所以對「臺灣國語」就較為強調，「小鳥怎麼叫，就怎麼拼」(聯合報， 2000a)，不必要強迫「臺灣國語」向「北京話」看齊，例如「風」就應拼成 Fong 而不是 Feng(童清峰，王雲怡，2000)，萬華(Wahhua)舊地名為艋岬(Manka)，也應該照在地音來翻譯(李鍌，1998；聯合報，1998a)，如此才能夠顯示臺灣的特色，發揮臺灣在語言上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使臺灣人不會有被大陸吞掉的感覺」 (聯合報，1997)。第四種動機，則是希望這套拼音系統能夠成為鄉土語言文字，因為長久以來鄉土語言只有語音，沒有書寫文字，造成教育上與傳播上的困難，現有的漢字又不能完全描述所有的臺灣話發音，如果能夠創造臺灣文字，將能夠突破臺灣話只是一口說語言的限制，並進一步利用文化機構(特別是學校)傳播象徵文化獨特性的語言，進一步創造政治獨特性(黃瓊華，1998)。希望把方言改成為國語，或者是推動鄉土語言的教學，有一部份是出於憂心，另一部份則是希望獲得語言的主導地位，因為「國語」長期居於主導的地位，已經導致方言的自殺，也就是原先使用這個方言的人因為務實的考量，拒絕學習母語，不待其他語言的謀殺，該方言就已先行自殺，就如同愛爾蘭語的式微不是. 9.

(10) 因為英語的壓迫，而是愛爾蘭人的自我放棄，改學英語(蘇宜青，1994)。三、務實性的問題各方人士對於務實性的問題也並非避而不談，常見的務實性考量包括經濟性、系統完備性、資訊化程度等。主張漢語拼音者以資訊化與國際化為考量，強調採用通用拼音政策後所需付出的代價。而主張通用拼音的學者則宣稱已經發展出一套能「兼容並蓄」的拼音系統，讓人民能夠同時學英、中、閩、客、原住民語等，並已達成資訊化的設計，均無非是希望能增加大眾對這套拼音系統的接受性，以免因為學生要學習多種拼音系統，壓力過大而遭到家長抵制。這些尚無實證基礎的務實性聲稱，是為了提倡各自拼音系統的合法性。肆、認同政治、差異政治與文化霸權進一步分析，中文拼音政策的發展過程可以看成是認同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與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表現。在後現代的認同政治中，關注的是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如何被說明、解讀、運用 (孟樊，2001)。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主政時代的中文拼音政策，都可以看到藉由我與他者的區分，來界定我的正統性，糾集與建立認同。差異的提出，往往由權力所催生，也隨之產生一套新的權力關係，透過排除(exclusion)、對他者的界定，形成政治控制。「漢」與「賊」、「國際」與「本土」、「臺灣」與「大陸」、「鄉土」與「非鄉土」、「母語」與「非母語」、「國家語言」與「非國家語言」，都是在建立認同、形成差異的層級，指出正統，鞏固支配權。因篇幅限制，僅舉一例說明。以母語和非母語的二分來說，國民黨主政時代，母語一詞是模糊的，少被討論的，也不需被傳承教授，國語才是正統，隱含國語幾乎就是母語。民進黨主政時期，突顯母語，也劃出了非母語的界線，強調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事實上原住民語是一個大集合，卻被統稱為原住民語，不強調其差異性)等母語的教學，國語不是母語(山東腔或湖南腔的國語也不是，即使操這些語言的人出生在臺灣或大半輩子都在臺灣度過)，北京國語當然更不是。母語是正統的，是國家語言，中文譯音當然要能譯出國家語言，不能只以國語為中文譯音為考量。不同時代對母語的界定與詮釋，正反映了權力的消長，也建立了新的權力關係。中文拼音政策波及教育，則是利用文化霸權鞏固認同政治或差異政治的表現之一，國民黨主政時代，閩南語等的拼寫不是學校教育需關心的，拼音系統自然以「轄外」為主。民進黨主政時代，為了確立主體認同，即使漢語拼音經過修正後也能用來學習母語，政府還是不能用，學校中還是不能教，以免學生分不清「我」與「他」。中文拼音政策不只是「轄外」，也是我國學校中應該教導的，以使母語教學機構化，鞏固文化的正統性，拼音系統也不必只是標音系統，可以是文字書寫系統，不必再以華文為唯一的書寫系統。對支持通用拼音系統者而言，中文拼音系統當然是一個文化問題。教育則是鞏固文化霸權的重要機器(Apple, 1991)。. 肆、中文拼音政策爭議對課程研究的啟示 10.

(11) 中文拼音政策的發展與爭議，帶給課程研究什麼啟示？這是本段所要探討的重點。一、語言教學是文化、政治與社會控制的工具「注音符號第二式」的提出、「注音符號第二式」的揚棄，反對漢語拼音進入政府甚至學校等，都可看成是對文化，政治、社會主體的重新界定與主控權的爭奪。經由語言教學，可以建立文化的同質性，確立統治的正統性，以及主流的社會優越性。中文拼音政策發展中不同行動者所表現出的企圖，其實和荷蘭人之於原住民，清朝之於荷蘭統治後的臺灣，日本之於殖民時代的臺灣，或者是中華民國政府之於 1949 年之後的臺灣(陳美如，1998；賀安娟，民 87；黃瓊華，1998)，並沒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荷蘭人引入羅馬拼音，成為原住民的書寫文字，動機之一是傳教，也就是文化的同化；日本人殖民臺灣時期，逐步推行國語(也就是日語)的教學，並利用考試進行控制，獨尊日語，等於是鞏固了日本政府的統治權力，也保護了主流的社會優勢(陳美如，1998)，語言教學是文化、政治與社會控制的工具。二、語言教育是建立族群與國家認同的重要工具中文拼音政策爭議中不同行動者對「漢語拼音」或「通用拼音」的敏感與排斥，乃是基於不同國家認同訴求，具有豐富的政治象徵意義。對部份主張通用拼音的人來說，漢語拼音不是國際化，而是中國化，對部份主張漢語拼音的人而言，通用拼音不是本土化，而是臺獨化，中文拼音之爭，有一部份是與國家認同有關，這可能是曾志朗最後希望行政院來決定這個「非語言」政策的原因。語言雖然不是構成國家或民族的唯一要件，其他的因素，例如地理的、血緣的、宗教的因素，也是決定族群認同的重要因素，但是語言對族群認同的重要性卻十分重要(黃宣範，1993)，擁有一特定的語言，幾乎就等於維持族群的同一性 (蘇宜青，1994)。當然族群和國家之間並不能直接劃上等號，但是宣稱擁有相同獨特的語言(並且此語言與其他語言不同)，也就是向相同的國家認同靠近了一步。這也就是為什麼國家的建立會以語言的統一為要務，語言與認同、國家情感之間關係密切(Miller & Miller, 1996)，許多追求自主、自決以及國家身份的政治運動都和語言有密切的關係，語言是國家的表徵，語言再配合宗教、地域等因素，往往構成國家運動的基礎，不論是在加拿大或是英國等地，我們都曾看過類似的例子，以加拿大為例，語言的分離屢屢幾乎造成政治上的分離，而個人所使用的語言，也成為個人政治立場的標記(O’Barr, 1984)。值得注意的是語言認同和政治認同之間並非只是單向的關係，政治認同也能夠操弄語言認同，例如挪威語和丹麥語雖然彼此能夠互相理解，可是挪威和丹麥仍然是兩個國家，在奈及利亞的烏爾后堡裏，各種語言的相容性原本很高，可是伊索扣語的使用者聲明他們的語言與別人不同，要求政治自主，另外一個使用歐. 11.

(12) 克培方言(與伊索扣語相當類似的語言)則沒有要求政治自主，這是以政治力量企圖影響語言認同的一個實例，藉著擴大自己語言的差異性，說明與其他語言系統的不同，來強調政治自主的必要性，這是政治控制影響語言認同的實例(蘇宜青， 1994，28-29)。三、「中立」語言課程的問題部份人士認為語言的發展應該順其自然，讓「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原則來引導語言的發展，這些學者所根據的理由是各種語言之間融合的現象，例如中文中的「便當」、「脫口秀」等，都是語言發展交流自然而然產生出來的新字彙(傅錫壬，1999)，不一定是政府的語言政策能夠抵擋的。也有人主張排除政策操弄對語文課程的干擾，尊重語文學科的自然演進(魏宗明，2001)。不受政治力影響，「中立」的課程究竟是否可能？固然語言的演進與發展不完全是政府可以掌控的，中國大陸消滅方塊字作法失敗可為一例，我國民間英語教學跑在政府之前也是一例，可是由拼音政策的發展中可見，政治力量仍然試圖介入教育，影響語言課程的走向，「去政治化」的課程分析可能反而是危險的，重大課程的決定往往是一種政治決定，不是訴諸「自然歷程」所能夠解決的(例如由羅馬拼音轉至漢語、轉至日語、轉至國語、再轉至鄉土語言或英語，就不是一個自然歷程)。「去政治化」是過於天真的想法，也會讓我們忽略的不同語文政策背後的理由以及所產生的政治後果，與其主張「讓課程的歸課程，政治的歸政治」，倒不如承認語言課程原本就是一個政治的產物，把焦點放在課程內容所反映出的政治價值、權力結構與社會正義、以及課程決策的合理政治過程的討論，才能針對課程的政治面向，獲得較深入的理解與對話。四、課程是權力運作的反映課程選擇原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學校教育的時數固定，那些材料可以放入學校課程之中？那些不行？，又要根據那些原則來選取？往往是權力爭奪與意義爭奪之後的結果。政治權力的消長也影響語言的消長(政權的輪替影響主流語言的嬗遞)( 施正鋒，1996)。這也是為何 O’Barr(1984)認為國家的語言政策反映了國家權力結構。如果要在中文拼音政策演變中找出一些依循原則，恐怕不是本土化、不是國際化，而是決策者工具性地選擇課程決定規準，來為特定的政治意識型態或文化興趣服務。合法課程的界定，如同一場權力爭奪戰，不同意識型態的人，運作自己的權力，選擇有利的判準，以支持對自己最有利的政策。語言學家不認為有所謂標準方言的事，某種語言之所以成為主流完全是因為它廣泛為社會接受，使其成為同類中的優勢(蘇宜青譯，1994)，至於那一種語言能夠成為主流語言，常常需要很多因素配合，Giles 等人(轉引自 Miller & Miller, 1996, 118) 曾指出三個會影響種族語言活躍程度的因素，分別是地位、人口、機構的支持。地位是指這個種族的經濟、社會、語言上的聲望等，人口是指這個. 12.

(13) 種族本身的數目與分佈情況，而機構的支持則包括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支持，包括了媒體、教育、文化活動等 (Miller & Miller, 1996)，這三個因素事實上都和權力的消長有關。. 伍、結論與建議一、結論中文拼音政策的爭議說明了課程的政治面向，傳統的課程研究較偏重認識論的部份，強調根據知識型式與心智的研究來建構課程(Steedman, 1988)，或是注重課程的組織與建構，忽略了探討什麼是課程內容？為何要教這些課程的內容？ (Beyer & Apple, 1988)。 Beyer 與 Apple 認為課程技術面向的問題固然重要，可是課程決定不只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還包括了認識論的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技術問題、美學問題、倫理問題、歷史問題。課程與教育人員如果認為中文拼音政策是一個政治污染教育的實例，乃是昧於課程與教育的政治面向，結果可能使教育人員擔負了過多的政治責任。中文拼音政策的爭議，明顯地是一個文化政治與認同政治的爭議，與以往以經濟決定論為基礎的階級爭議並不相同，如果援用經濟或階級分析，必然有其限制，去中國化或反臺獨的界線未必與階級界限重疊，這也說明課程文化政治面向研究的必要性。不同文化與政治意識型態加入這場拼音之戰，試圖重新界定拼音政策議題，為個人或團體的政治意識型態與文化興趣服務，也為自己的經濟與文化福祉奮鬥。課程政治研究必須要注意課程的政治後果，以使課程制定者能作出更符合正義與倫理的決定(Apple，1991)。語言足以影響甚至轉換社會關係，我們對別講話開口時用什麼語言，就代表著我們認為別人和我們之間存在著什麼關係。不同語言政策對於團體中的個人往往產生重大的影響，包括了個人經濟流動的機會、獲得社會福利的機會等等，語言政策的選定，對某些人而言，可能就代表一種權力的剝奪(O’Barr, 1984)。舉例來說，日據時代，不熟悉日語的人面對主流語言宛如「啞巴」；國民政府遷台之後，國語成為顯學，只精通日語者的優勢不再，成為新的「文盲」；方言被禁時，只會方言，沒有辦法精通國語的人則成為「聾子」，所聽到的廣播，所看到的電視節目都是國語，不但資訊的吸收上受到限制，情感上也失去重要的寄託，這些語言上的「聾」、「啞」、「盲」，都是政治力所造成的結果，語言鬥爭的輸家所要付出的不光是「失語」的代價，還包括了政治、經濟、社會地位、情感上的代價(Mehan, 1984)，以及文化的滅絕。以此觀點思考，可以瞭解為何部份通用拼音支持者亟於將中文拼音政策定為一轄內的政策。二、建議 (一)教育人員與學術研究者的角色教育人員與學術研究者應該如何應對，解決一個看來不單純是「教育領域」. 13.

(14) 的問題呢？還是如夾縫中的曾部長般，把拼音問題界定為非語言教育的問題，讓上層來作決定？以下提出作者看法。 1.就各項主張的論述，指出其問題或限制大眾期望學校的語文教育能夠讓我們的國民與國際接軌，能夠建立本土性與主體性，能夠兼顧鄉土語文教學，能尊重弱勢文化，能有助於同時學習中文與英文，甚至能有助於獨立建國，問題是學校是否能完全扮演這些功能？社會期望之間是否有所衝突？是否一致？社會期望是否完全符合教育原則？課程內容如何能「兼容並蓄」？學生有沒有能力與時間學會所有社會加諸於學校教育的期望？差異政治發展至極致，課程與教育學者更應該注意課程之中那一些差異被突顯？什麼被界定為主流？什麼被排除或邊緣化？什麼被迫沉默？又對下一代的學習與生命機會造成那一些問題或影響？ 2.指出課程政策背後的興趣課程決定與政策往往蘊含了政治、社會或經濟等等的興趣，課程的建構很少是中立的，所以關連性的教育分析就格外重要，我們由原本以「轄外」為主的拼音政策爭議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搭便車」、「附隨」（coupling）參與這場爭議的人(Kingdon, 1984)，希望藉由拼音政策實現自己追求的價值。課程社會學的研究就是希望能夠幫助我們釐清課程背後的主要興趣，讓這些興趣能夠公開的接受討論和檢視，雖然最後的課程決定仍然可能是一項政治決定，但是至少是經過討論與公開檢視的決定。這也是課程社會學研究對課程制定重要的貢獻。 3.善盡職責回答專業的問題有部份的問題，是教育學者和課程研究者可以回答的問題，也是非教育學者必須尊重教育專業的部份，例如各套拼音系統對於不同語言教學的成效如何？羅馬拼音是否同時有利於中文和英文的學習？拼音的學習如何配合兒童的發展？面對過度擁擠的課程期望，學校知識選擇的判準為何？不同拼音系統之間的干擾作用如何(陸嘉美，民 86)?母語教學適當的策略為何？這些問題是教育與課程學者可以回答的問題。瞭解這些問題的答案，雖然不能直接導向課程決定，但是多少可以做為決定判斷的依據。 (二)探討課程決定的政治規準與程序學校課程如果要負載所有社會對學校教育的期望，不但辦不到，而且學校教育將成為社會的縮影，永無寧日，誠非教育之福。Gutman(1987)在檢視美國的教育改革時，指出美國的教育經常在為不同的社會期望服務，例如數學與科學課程的改革是為了 Sputnik 號太空船帶給美國科技競賽的挫敗而服務，反隔離政策與校車接送(busing)是呼應公民運動對學校教育的要求，性教育是為了處理社會大眾對青少年未婚懷孕問題的憂慮，長此以往，學校教育的課程一方面可能爭議不斷(例如不同理念的家長對學校實施性教育的意見並不一致)，另一方面也會因忙. 14.

(15) 著解決社會國家的問題，而讓課程有所偏失(例如數學與科學課程的改革造成許多學生學習的困難，也讓其他科目的教學相對萎縮)，對學生造成傷害或損失。更重要的是學校課程不可能無限制的往上堆積，課程學者亟須一套規準與程序來決定那些東西可以成為學校課程的內容。以 Gutman(1987)的主張為例，她認為學校教育的決定，必須要遵守深思熟慮(deliberation)的過程，在機構層次，深思熟慮所指得是由許多的委員(councilors) 考慮並討論某一措施贊成或反對的理由(Gutman, 1987, 52)，在決定的規準上， Gutman 則提出不歧視與不壓迫這兩項原則。當然，這兩項原則是否足以作為課程或學校教育決定的規準，尚有待討論，但是可以作為討論的起點。面對接踵而來的社會要求，課程學者、教育學者、甚或教育政策決策者都應該思考如何建立一套課程決定的政治規準與程序，讓課程與學校教育的「公共」面向能真正發揮，而不只是隨著權力的嬗遞而游移翻轉。附錄表一：中文拼音政策爭議時間表14 時間行動者事件 85 年 10 月 10 日李遠哲＊小學可改教羅馬拼音，統一拼音方式學習雙語會避免困擾 85 年 12 月 11 日台北縣＊羅馬拼音教國語，北縣當先鋒，響應李遠哲構想，八十六學年度起試辦，對象為五、六年級學生 86 年 1 月 12 日吳京＊羅馬拼音教國語，教部樂觀其成。 86 年 9 月 21 日台北縣＊羅馬拼音教材正式登場，台北縣擇定 50 所國小高年級試辦，不列入考試範圍。 87 年 4 月 15 日台北市＊路名英譯，中央北市一國兩制，行政院以「國語注音第二式」為標準，北市決採用「中華民國翻譯學會」的理事余伯泉先生制定的通用拼音法。 87 年 4 月 17 日余伯泉＊教育部的「注音二式」國際性及本土性不足。 88 年 1 月 27 日教育部＊為符合國際化需求，國內地名、街道名、人名等中文英譯拼音方式將予統一，將採國語注音符號第二式拼音法。 88 年 1 月 15 日馬英九＊街道譯名一國兩制，阿扁獨創通用拼音法惹爭議，馬英九盼回歸國語注音第二式。 88 年 1 月 27 日中央＊跨部會商定，路街地名護照姓名統一英譯，一律改用國語注音符號第二式拼音，並擴及公家機關及建築物名稱。 88 年 1 月 29 日李遠哲＊英譯拼音，注音第二式有瑕疵，李遠哲指不能同時用來學習英語客語閩南語。 88 年 7 月 26 日劉兆玄＊為了因應資訊業發展中文輸入法的國際競爭，兼 14. 本表主要參照教育部公報之教育新聞摘要，wysiwyg://10/http://feature.yam.com/note /news_pinin.htm 有關中文拼音大戰的新聞簡報，以及報紙報導所製成的，請見參考書目中各年份的報紙，表中斜體字為作者所加。 15.

(16) 88 年 7 月 27 日. 89 年 10 月 7 日 89 年 10 月 9 日. 89 年 10 月 10 日. 89 年 10 月 11 日. 89 年 10 月 12 日. 89 年 10 月 13 日. 89 年 10 月 14 日 89 年 10 月 16 日. 顧外國人學習中文的效果，拼音方式應該務實考量，裁示採用全球普遍使用的中文拼音方式。行政院教＊決議中文英譯系統決採國際通行之漢語拼音法。改推動小＊國內兒童學國語仍採注音系統。組國語推行＊通過採用通用拼音作為中文譯音拼音系統，強調委員會與鄉土語言更具高相容性，並兼具國際性。國語推行＊中文譯音統一規定草案決定採用通用拼音，未來委員會國內人名、街路名中文譯音將統一規範，國際通用地名或既有人名可以繼續延用，此係考慮國內接受度及九年一貫課程鄉土語言音標相容性。曾志朗＊范巽綠宣佈採用通用拼音系統，曾認為有責任作最後裁決，「應堅持的我會堅持」，將建議「通用」、「漢語」兩案並送行政院決定。＊曾部長表示學者曾志朗贊成漢語拼音修正版北市府 *中央把拼音法當作語言，導至衍生文化主體性的爭議是大錯特錯，拼音法只是與外語交換介面工具，與文化無關。曾志朗＊曾部長決定把中文譯音的通用拼音和漢語拼音，以及漢語拼音修正案三案並呈行政院作決定。＊譯音系統必須注重國際化馬英九＊譯音系統必須注重國際化張俊雄＊將進行跨部會討論，再交由專案機構處理。民進黨＊中文譯音不需經中國接軌曾志朗＊中文譯音不僅僅是語言問題，須由高層做出決策。＊中文譯音系統一定要以前瞻性的眼光來選用。行政院教＊此次教育部決定採用通用拼音的程序，不只粗糙改推動小而且粗魯，而後又說要送數案並陳行政院，則是攪組不清楚語音政策分層適用原則，建議教育部深入研議後再做決定。謝長廷＊高市與扁約定，採通用拼音。范巽綠＊譯音流於意識之爭，國民黨是使作俑者。馬英九＊如果中央執意採用通用拼音法，北市小學生就兩套都學。曾志朗＊拼音政策事關重大，須兼顧世界通用，國人習性，將兩案並陳提報行政院。＊加註意見是他的裁示，也是教育部的共識。＊不會為譯音爭議辭職。何大安＊國語會根本只討論一案，漢語拼音在投票當天才被臨時提出，之前根本沒有討論過。李壬癸＊國語會委員李壬癸掛冠，斥決策不專業，批通用拼音不會更適合閩客語國語，會硬柪背馳學理。國語推行＊通用拼音是漢語拼音的修正版，未來若採用，可委員會改名為新漢語、華語或台灣通用漢語拼音。 16.

(17) 曾志朗. 89 年 10 月 17 日李遠哲. 89 年 10 月 18 日李遠哲全教會曾志朗 89 年 10 月 23 日教育部 89 年 10 月 26 日曾志朗. 89 年 10 月 27 日曾志朗. 89 年 10 月 30 日曾志朗. 89 年 10 月 31 日曾志朗. 教育部. 馬英九. 建國黨邱義仁 89 年 11 月 27 日行政院. ＊尊重國語推行委員會決定建議行政院以通用拼音做為中文譯音的統一規定草案，但將加註使用漢語拼音的必要，及採用通用拼音後所要付出的代價，將有二成五國際資料庫詞彙國人無法採用。＊通用拼音對於學習母語是很有幫助的，但是要走進全世界是不可能的。＊漢語拼音與通用拼音一樣重要，兩種都要學，兩者差異只有百分之十五，未來採雙管齊下教學方式，不僅可以保留本土語言，同時也可與國際接軌。＊建議小學一年級學通用拼音，小學三年級學漢語拼音。＊政府做事應從專業考量作決定，不要把小孩當做政治因素下的犧牲品。＊無論學那一種拼音，都應考量學生的學習效果與學習負擔。＊明年九月起將實施母語教學，母語教學拼音系統初期先採注音符號增補版。＊中文譯音拼音系統將以行政院政策延續性為考量，於近日內做出決定，將只提一案送行政院教改小組核定。＊下周一向行政院教育改革推動小組提出中文譯音拼音系統建議案，強調會根據「中文譯音是給外國人學漢字用的」原則來做決定。＊國內學校只須教注音符號，不必教中文譯音系統輸入法。＊中文譯音系統必須與國際接軌，採用漢語拼音可以降低社會成本，如果沒有辦法說服大家採用新的拼音系統，不如採用現有系統。＊決定採用「漢語拼音」作為政策建議案，未來在兼顧國際化與資訊化前提下，將研議以漢語拼音為主體，參採通用拼音的精神，做小幅度修正和增補，並強調拼音政策應克服政治顧慮，做務實的選擇。＊配合國小鄉土語言教學，研議新方言音標系統，以現有ㄅㄆㄇㄈ注音符號增添若干符號充實現有功能，避免增加學童負擔，以因應鄉土語言教學需要。＊為了減輕家長和學生的負擔，將向中央力爭國小不必教中文譯音，最不得已只列為選修課程，但國小教導語言科目的老師，必須接受中文譯音的訓練。＊採用漢語拼音，建國黨批謀殺台語文生機。＊釐清爭議再提案才省時，質疑曾志朗連內部委員都無法溝通。＊行政院在未經相關會議討論的情況，由院長室直接將教育部提案退回，請教育部加強溝通進行整合以形成共識後再行提報 17.

(18) 曾志朗. ＊行政院並未退回教育部建議案，只是表達意見。一切待行政院教推小組決定。＊實施漢語拼音是對的政策，教育部會堅持此目標，明年九年一貫國教課程鄉土語言教學仍然採漢語拼音加模組教學。 89 年 11 月 28 日曾志朗＊曾部長在立法院表示，只要在位一天，採用漢語拼音的決定不會改變。＊中文譯音必須注意國際接軌的問題。＊鄉土語言的教學宜採羅馬拼音，張俊雄＊譯音案爭議全案未如各界想像複雜，希望大家心平氣和，提高共識降低衝突才是主要的目標。 89 年 11 月 29 日曾志朗＊希望中文譯音案能回歸行政院教改推動小組。＊在正常合理程序中討論，不應以發動運動方式逼使他人接受意見，這不是溝通是心虛。邱義仁＊拼音問題應該在教育部先討論再送行政院。吳乃仁＊乾脆改用簡體字算了。＊曾志朗泛政治化。＊通用拼音沿用已久，曾才是搞革命。張俊雄＊教育部要多溝通，還不急著作決定，譯音政策事緩則圓。 89 年 11 月 30 日曾志朗＊各界對中文譯音仍有誤解，是他沒把事情講清楚，將會加強溝通。＊希望這件事情按程序進行，讓學術界以學術方式討論。＊通用拼音歷史三年，並非沿用已久。教育部＊公佈各縣市所做的拼音系統意見調查結果，有十八縣市對中文譯音採用何種譯音並沒有意見，表明將尊重權責機關的決定。中共＊臺灣若使用通用拼音是企圖文化臺獨 89 年 12 月 2 日新黨＊中文譯音實用才重要，拼音爭議應回歸學術。臺灣語言＊曾志朗出席臺灣語言學會，通用拼音派認為相見學會不如不見。 89 年 12 月 30 日曾志朗＊部份海外僑校採通用拼音，僑委會主導改換系統，並補助經費，教育部認譯音問題已受政治干擾。 90 年 2 月 19 日曾志朗＊國語會應擴大功能改為「國家語言」政策的制定單位。＊中文譯音應考慮國際化，或可訂應「臺灣版漢語拼音」，鄉土語言不需考慮與國際接軌。 90 年 6 月 15-16 馬英九＊台北市要走出去，走上國際舞台，只有採用全世日界的漢語拼音。台北市願意再等一兩個月，等教育部決定後，再做全盤變更。＊若中央採取通用拼音，北市也不接受，市府會在漢語拼音下加註通用拼音，讓從其他縣市進入台北市的外國人不會混淆。 18.

(19) 曾志朗. 北社 90 年 6 月 18 日曾志朗. ＊教育部將儘快在暑假期間儘速敲定拼音政策，請台北市再等一等。。＊不管決定用那種拼音法，最重要的是必須要達成國際化，與全球接軌等目標。＊台教會成員在北社成立大會典禮進行中，手持「撤換曾志朗」標語＊中文譯音政策可能融合通用拼音的優點，容許多元系統並存，將提報行政院裁決。＊向陳總統報告施政理念，明確表達將制定臺灣版漢語拼音，以漢語為主體，兼採通用拼音精神，展開拼音整合。. 參考書目丁仁(1999)。小學實施羅馬拼音教學之個案研究----兼論其與英語教育之相關性。國民教育研究學報，5， 223-248。中央日報(1996)。羅馬拼音教國語，北縣當先鋒，十二月十一日七版。中央日報(1997)。羅馬拼音教材正式登場，九月二十一日十四版。中央日報(1999a)。跨部會商定，路街地名護照姓名統一英譯，一月二十七日第六版。中央日報(1999b)。推動母語教學，十縣市採通用拼音，二月六日，第十版。中央日報(1999c)。中文英譯決採漢語拼音，七月二十七日，第九版。中央日報(2000a)。國語會委員李壬葵掛冠，斥決策不專業，十月十三日，第十三版。中央日報(2000b)。何大安：國語會根本只討論一案，十月十四日，第十三版。中央日報(2000c)。拼音系統爭議括大，十一月二十九日，第十五版。中國時報(1998)。路名英譯，中央北市一國兩制，四月十五日，第十七版。中國時報(1999a)。街道譯名一國兩制，民眾霧煞煞，一月十五日十九版。中國時報(1999b)。英譯拼音，注音第二式有瑕疵，1 月 29 日，第九版。中國時報(1999c)。大陸推動漢語拼音不遺餘力，我們卻還在炒冷飯，母音不完備，注音二式難推廣，1 月 30 日，第 15 版。中國時報(2000)。中文譯音曾志朗范巽綠不同調，十月九日，第一版。文方(1999)。國語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較論。國文天地，15（1），98-102。亓婷婷(2000)。中文譯音以採用漢語拼音為宜。中國語文，87（6），4-9。王旭(2001)。再論漢語拼音。載於李壬癸（主編），漢字拼音討論輯（頁 17-20）。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籌備處。王興佳(2000)。外籍人士的漢語拼音研究。國文天地，16（7），81-84。民生報(1999)。中文英譯決採漢語拼音，行政院重大決定，七月七日，第六版。江文瑜、余伯泉、羅肇錦、張學謙(2000)。論臺灣拼音：國際性與主體性平衡的 19.

(20) 觀點。論文發表於漢字拼音系統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語言所籌備處，台北。江王瑜、余伯泉、任長慧、李清澤(2001)。論海外臺灣華語拼音與教學。載於李壬癸（主編），漢字拼音討論輯（頁 147-163）。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籌備處。何大安(2001)。中文譯音只是便利的書寫系統，無涉通用的語言學習。載於李壬癸（主編），漢字拼音討論輯（頁 193-194）。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籌備處。李壬癸(2001a)。漢語拼音統一的標準在那裏？。載於李壬癸（主編），漢字拼音討論輯（頁 165-166）。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籌備處。李壬癸(2001b)。幾種漢語拼音方案的檢討。載於李壬癸（主編），漢字拼音討論輯（頁 167-169）。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籌備處。李慧雲(1999)。二十一世紀國語拼音大戰—淺談國語拼音、注音符號、漢語拼音三者之比較。當代幼教管理雜誌，6，57-59。余伯泉、董峰政、江永進、趙順文、方耀乾(2001)。論甲類與乙類拼音：甲乙相通型思想。載於李壬癸（主編），漢字拼音討論輯（頁 193-194）。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籌備處。自由時報(1998)。道路英譯名，北市採用通用拼音法，4 月 17 日，第十三版。自由時報(2000a)。中文英譯，擬改採通用拼音系統，10 月 7 日，第八版。自由時報(2000b)。中文譯音採通用拼音，反對聲浪高，10 月 8 日，第八版。自由時報(2000c)。者曾志朗，贊成漢語拼音修正版，10 月 9 日，第八版。自由時報(2000d)。文譯音，教育部擬三案並呈，10 月 10 日，第八版。自由時報(2000f)。市府：拼音法與文化無關，10 月 10 日，第八版。自由時報(2000g)。拼音方式沿革大事記，10 月 10 日，第 13 版。自由時報(2000f)。中文譯音：民進黨：不需經中國接軌，10 月 12 日，第八版。自由時報(2000h)。國民黨盼勿有意識型態之爭，10 月 12 日，第八版。自由時報(2000i)。謝長廷：高市早就決定採用通用，10 月 13 日，第八版。自由時報(2000j)。國語會：決定權仍在教長，10 月 13 日，第八版。自由時報(2000k)。曾志朗決建議中央採通用拼音，10 月 14 日，第七版。自由時報(2000l)。學者批通用拼音不穩定，不成熟，10 月 14 日，第七版。自由時報(2000m)。母語教學拼音，擬採ㄅㄆㄇ方音系統，10 月 24 日，第八版。自由時報(2000n)。中文譯音，不宜從國小就扎根，10 月 27 日，第十五版。自由時報(2000o)。鄉土音標選擇，曾志朗：有彈性，10 月 29 日，第九版。自由時報(2000p)。曾志朗：通用拼音支持者搞革命，指他們發動連署或上街是心虛，不知要跟誰溝通，主張回歸教推小組討論，10 月 29 日，第四版。自由時報(2000q)。吳乃仁：通用拼音沿用已久，曾才是搞革命，民進黨從未以意識型態看待，政院退回漢語拼音建議案沒有錯，10 月 29 日，第四版。自由時報(2000r)。曾志朗：臺灣使用通用拼音不到三年，10 月 30 日，第四版。自由時報(2000s)。邱義仁：釐清爭議再提案才省時，質疑曾志朗連內部委員都. 20.

(21) 無法溝通，10 月 30 日，第四版。自由時報(2000t)。曾志朗：只要在位，就不採用通用拼音，11 月 28 日，第四版。自由時報(2001)。曾志朗：譯音系統未統一，必耗費社會成本，6 月 15 日，第 13 版。自由時報(2001)。北市道路譯音，決採漢語拼音，6 月 15 日，第 13 版。自由時報(2001)。北市決採漢語拼音，籲中央跟進，6 月 16 日，第七版。自由時報(2001)。譯音爭議未決，市府先改半數路牌，6 月 16 日，第十三版。自由時報(2001)。學者：市長應尊重中央，全國應統一模式，建議教部立法約束地方政府，6 月 16 日，第十三版。林美容(1999)。反對北市的語言景觀變成「北京」，自由時報，8 月 29 日讀者投書。邱敏捷(1998)。論日據時期的臺灣語言政策。臺灣風物，48（3），39-59。金戈(2000)。拼音方案誕生秘史。亞洲周刊，14（42），44。邱耀初、許鶴鐘(2001)。拼音政策的本質是運動或學術。載於李壬癸（主編），漢字拼音討論輯（頁 79-93）。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籌備處。李淑華(1998)。國語羅馬字拼音與注音符號第二式。國教之友，50（1），26-33。李鍌(1998)。「通用拼音」評議----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街路譯名系統為何不採用注音二式說明書」之駁正。華文世界，90，27-35。孟樊(2001)。後現代的認同政治。台北：揚智。教育部公報(1999)。第 282 期，42-43 頁。教育部公報(1999)。第 290 期，47 頁。教育部公報(1999)。第 296 期，55 頁。教育部公報(2000)。第 311 期，34-44 頁。教育部公報(2000)。第 315 期，38-39 頁。教育部公報(2000)。第 319 期，42-43 頁。施正鋒（主編）(1996)。語言政治與政策。台北：前衛。施正鋒(1996)。語言的政治關連性。載於施正鋒（主編），語言政治與政策（頁 53-80）。台北：前衛。施正鋒(1999)。我們要一套通用母語、「國語」、英語的拼音系統，不要中國的「漢語拼音」。檢索日期年 2001 8 月，取自 http://mail.tku.edu.tw//cfshih/def6~s~990731.htm. 陳美如(1998)。臺灣語言教育政策之回顧與展望。高雄：復文。莊連枝(1998)。從拼音文字的興衰看傳統華文的生命力。資料與研究，34， 30-33。許長謨(2000)。當前國語羅馬拼音論戰之三個堅持與盲點。語文教育通訊，21， 28-37。連金發等(2001)。通用拼音？中國通用？世界通用？。載於李壬癸（主編），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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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鍾榮富(1997)。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沿革史。載於當前語文學習問題研討會會前論文集（頁 185-190）。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聯合報(1982)。中共毀滅中國文化，漢字羅馬拼音，人民強烈抗拒，四月十二日，第一版。聯合報(1996a)。街道的英文拼音，譯名將逐步統一，八月二十四日，第五版。聯合報(1996b)。羅馬拼音教國語，教部樂觀其成，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16 版。聯合報(1997)。臺灣店招路牌英文拼音，外國人傻眼，八月二十五日，第六版。聯合報(1998a)。路街地名英譯，採通用拼音法，四月十五日，第 16 版。聯合報(1998b)。統一英譯路名有異生，市府說分明，四月十七日，第 13 版。聯合報(1999)。注音第二式統一譯名暫踩剎車，政院指示再議，二月十日，第六版。聯合報(2000a)。教育部：通用拼音可兼顧本土性，十月九日，第三版。聯合報(2000b)。馬英九：如果中央執意採通用拼音法，北市小學生就兩套都學，十月十二日，第三版。聯合晚報(2000a)。謝長廷：高市與扁約定，採通用拼音。十月十二日，第七版。聯合晚報(2000b)。部份海外僑校改採通用拼音，教部不悅，十二月三十日，第七版。鄭良偉(1996)。民主化政治目標及語言政策─七十年代的一個台灣語文計畫草案。載於施正鋒（主編），語言政治與政策（頁 1-20）。台北：前衛 Apple,M.W(1991).Ideology and Curriculum(2nd). RKP. Beyer, L. & Apple, M.W.（Eds.）. (1988). The Curriculum, Problems, Politics, and Possibiliti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Edward, A.D.(1983).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Class.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Gutman, A. (1987). Democratic Educ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http://feature.yam.com/note/news_pinin.htm Kingdon, J.W. (1984).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Kramarae, C. Schulz, M. O’Barr, W.M. (1984).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Sage. Lawton, D.(1984).The Politics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 R.K.P. Mehan, H.(1984). Language and Schooling. Sociology of Education,57,174-183. McAuley, J.W. (1994).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vebury. Miller, H. Miller, K.(1996). Language Policy and Identity: The Case of Catalon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1),113-128. Steedman, P.H.(1988). Curriculum and Knowledge Selection. In Beyer, L. & Apple M.W. (Eds.). The Curriculum, Problems, Politics, and.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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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