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视野下的苏联知识分子与苏联文化

2012年第 3 期 俄 罗 斯 研 究 No.3, Jun. 2012 总第 175 期 Russian Studies Gen. No. 175

以赛亚·伯林视野下的

苏联知识分子和苏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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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华

 ———————————————————————————————— 【内容提要】以赛亚·伯林先后于1945、1956、1988 年访问苏联。三次访 问都时值苏联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伯林所到之处，刻意留心考察苏联文化 艺术、知识分子生存和创作状况、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并且以其自由主 义理念加以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关键词】以赛亚·伯林 苏联文化 知识分子 苏维埃思想 【中图分类号】I317-065(51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2) 03-0065-(25)

导 言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是 20 世纪英国著名学者，在欧美哲学和 政治学领域享有“思想大师”的盛誉。① 然而，他的研究者和崇拜者较多地 关注他的犹太人民族身份，而经常忽视他曾经的俄国侨民身份。人们往往从  本文为 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苏联早期‘文化革命’与知识分子 的政治认同”（项目批准号：10YJA770068）的阶段性成果。  张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世界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① 伯林及其自由主义思想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欧美学界最近的研究著作如， Joseph Mali, Robert Wokler (ed.), Isaiah Berlin's counter-Enlightenment, American Philoso -phical Society, 2003; George Crowder, Isaiah Berlin: liberty and plur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Claude J. Galipeau, Isaiah Berlin's liberalism,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国内学界研究成果，如胡传胜的《观念的力量：与伯林对话》，成都：四川 人民出版社，2002 年。比较而言，国内学界译介篇什多于研究著作。

他的《俄国思想家》中、从他论及俄国知识分子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对于 俄国和苏联的特殊情感，才由此思考他的特殊身份。① 自1921 年伯林随全家 移居英国后，他一直接受英语教育和西方文化影响，并成长为西方文化和犹 太文化培育下的文化精英。然而，命运和使命感依然不能将伯林与他曾经的 祖国——俄国分隔，他不仅始终密切地关注着苏联的发展② ，而且还在1940 年代中期至1980 年代末，先后三次访问苏联。③ “少小离家老大归”的心情使伯林的第一次访苏持续了近7 个月，伯林 称这是其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伯林原本应该按照英国外交部的要求提供一 份苏联观察报告，然而他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整理自己对苏联知识界和苏联 文化的思考。伯林在英国驻美国使馆最后完成了《关于 1945 年最后几个月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文艺状况的笔记》（A Note on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in the Russian Soviet Federated Socialist Republic in the Closing Months of 1945），并且于 1946 年 3 月 23 日将这份备忘录的副本送给了美国 驻苏联大使阿维瑞尔·哈里曼（Aviriel Harriman）。他在信中说：“我遵照英 国驻俄国大使弗兰克·罗伯茨(Frank. Roberts)的指示，把我写的又臭又长的 报告呈交给您。这是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报告。我怀疑里面有什么新意或引人 ① 伯林于 1909 年 6 月出生于拉脱维亚首府里加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的祖父母是 本份的哈西德（Hasidic）信徒。伯林 7 岁时随父母移居彼得格勒，亲眼目睹了俄国的二 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这两场革命让他深感恐惧，但同时也促成了他对于思想史研究的兴 趣。伯林曾正面承认：“首先，我不可避免地受苏联存在的影响……尽管我父母没有受过 苏维埃政权的迫害，来英国也不是被驱逐的。但是我毕竟有着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不愉快 的记忆。”（参见[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南京：译林出版 社，2002 年，第 8 页。） ② 1923 年，13 岁的伯林甚至杜撰了一个关于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 （М.С.Улицкий）被暗杀的故事，以表达对苏联政权的憎恶。亨利·哈代（Henry Hardy） 将此文以《目的证明手段合理》为题收录到了《自由论》中，并加上编者按语：“这篇故 事是他思想旅途第一步的记录，而这一思想旅途在74 年后的《我的思想之路》中得到了 概括……这个故事当然生动地反映出他早年经验的力量，也显示出他成熟的自由主义的 一个最深刻的根源。”（参见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年， 第22 页。） ③ 1945 年 9 月至 1946 年 4 月，伯林以英国外交官身份访问苏联。1956 年 5 月，伯林携 新婚妻子爱琳·赫本（Aline Halban）应英国驻苏联大使威廉姆·哈特（William Harte） 的私人邀请访问苏联。1988 年 10 月，年近 80 岁高龄的伯林故地重游，访问了列宁格勒 和莫斯科等城市。

注目的东西。在美国只有英国驻美大使杰克·贝尔福(Jack. Balfour)读过。 在英国外交部我怀疑谁会读它。之所以保密是因为怕给提供信息的人带来麻 烦……”。①_{这里所提及的提供信息的人，是指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Б.Л.} Пастернак）和阿赫玛托娃（А.А.Ахматова）。亨利·哈代在把这篇文章收入 到《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时，题目改为“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The Arts in

Russia under Stalin）。对于这篇文章，伯林的传记作家伊格纳季耶夫这样认

为：“这篇文章谦虚的题目与它宏大的目标并不相符：它相当于一部20 世纪 上半叶的俄国文化史，为注定不幸的阿赫玛托娃那一代人而作的编年史。它 很可能是西方对斯大林发起的针对俄罗斯文化的那场战争的首次记载。在每 一页上都有她以及茹科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向他讲述的他们在身受迫害 的年代里亲身体验的痕迹。”② 1946 年，伯林返回牛津以后，英国广播公司 BBC 以及许多大学都邀请他作演讲。在 6 月 27 日，伯林应位于查塔姆大厦 （Chatham House）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之邀，作了题为《为什么苏联选 择隔离自己》（Why the Soviet Union Choose to Insulate Itself）的报告③

。这篇 演讲稿经亨利·哈代整理后，收录在《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 化》中。

1956 年访苏结束后，伯林完成了《俄国文化的沉默》（The Silence in Russian Culture）和《苏联知识分子》（The Soviet Intelligentsia）的撰写，亨 利·哈代将《俄国文化的沉默》[易名《在苏联的四个星期》（our Weeks in the Soviet Union）]，连同《苏联知识分子》[易名《苏俄文化》（Soviet Russian Culture）]收录在《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中。1958 年 9 月，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英国出版，并于当年12 月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1958 年 12 月 21 日，伯林在《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 上正式发表了对《日瓦戈医生》一书的评价，即亨利·哈代收录到《苏联的 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中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①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edited by Henry Hard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 p.xxi.

②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罗妍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年，第 216 页。 ③ 同上，第 230 页。

Pasternak）一文。1965 年秋天，伯林应邀为苏联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 （О.Э. Мандельштам）①

的诗歌文集的英译本写一篇书评，发表在1965 年

12 月 23 日出版的《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亨利·哈 代以《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A Great Russian Writer）为题收录在了《苏 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中。

伯林的最后一次访苏（1988 年）逗留时间最短，而且未留下直接的作 品。1990 年所写《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The Survival of the Intelligentsia） 是他最后一篇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的文章，也可以看成是关于苏联知识分子的 最后思考和论述。亨利·哈代把上述伯林关于苏联文化的文章整理成集，苏 联解体之后，亨利·哈代就曾想将其出版，但是遭到伯林的反对，主要理由 是不合时宜。②_{伯林去世后，2003 年，该文集以《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 代的俄国文化》③ 为书名出版。 本文试图将伯林三次访苏看作是苏联历史上的文化事件，从伯林的观察 视角出发，理解和分析伯林的文本及其思想。④ 。

一、伯林视野：苏联文学与苏联政治的变迁

由于卫国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苏联政府对文学艺 术和知识分子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使伯林在第一次访苏期间，得以会见 了一些著名的作家和诗人，其中与帕斯捷尔纳克（Б.Л.Пастернак）、阿赫玛 托娃（А.А.Ахматова）的会谈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伊格纳季耶夫 （Machael Ignatieff）认为：“他始终坚信对阿赫玛托娃的访问是他一生当中 ① 曼德尔施塔姆生于 1891 年，是俄国和苏联著名的诗人。他比较有名的著作有《阿里 奥斯托》、《黄蜂的视力》、《希望反对希望》等，1938 年病死于苏联集中营。

②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p.xix-xx.

③ 国内现有潘永强、刘北成的中译本，书名为《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年）。本文所涉及引文均出自英文版。 ④ 关于伯林三次苏联之行，欧美学界基本没有专门研究，多是在关于伯林的传记中有所 提及，并且语焉不详。如伊格纳季耶夫的《伯林传》（罗妍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年）。中国学者潘小松在“伯林笔下的斯大林时期俄罗斯文艺”（《博览群书》，2001 年第 3 期）中对此事作了简单的介绍。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在离开俄国的时候，心中满怀对苏联专制的憎恶之情， 这种憎恶几乎在他后来为捍卫西方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而写的每一篇文章 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① 伯林将苏联文学艺术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7-1936 年， 是苏联文学艺术缓慢发展的时期。第二阶段：1936-1945 年，是苏联文学艺 术艰难前行的时期。第三阶段：1956 年开始的苏联文学艺术“解冻”的时 期。② 伯林认为，十月革命对俄罗斯文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是并没有抑制 俄罗斯文艺的持续发展。十月革命给俄罗斯文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 用。但是，他并不是把这种负面作用归因于“左”的文化思潮，而是归因于 国家层面的政府压制，或者说，他认为“左”的文化思潮是一种国家政府行 为，是国家政权压制的结果。他认为，“严格的检查制度排斥了所有的作家 和观念，除了那些经过仔细挑选出来的，并且禁止或者不鼓励与政治无关的 艺术形式（特别是一些价值不大的艺术形式，如关于恋爱、神话和侦探故事， 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说和拙劣的文学作品），机械地把大众阅读的注意力集中 到新的、实验性的作品上。”③ 实际上，20 年代初的苏维埃政权一直在同“左”的文化思潮做斗争， 强调美学的自由争论。列宁针对以波格丹诺夫（А.А.Богданов）为代表的“无 产阶级文化派”（Пролеткульт）和以阿维尔巴赫（Л.Л.Авербах）为代表的 “拉普派”（Рапповцы）的极左文艺路线，批评了他们的“把托尔斯泰 (Л.Толстой)、普希金(А.Пушкин)丢到九霄云外”和建立“纯而又纯的”无 产阶级文化的口号。“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 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 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 ①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 226 页。 ② 俄侨文学史家司徒卢威（Г.П.Струве）将苏联文学史分为 7 个时期：1917-1921 年是 转变时期，1921-1924 年是革命浪漫主义时期，1924-1929 年是新文学出现的时期， 1929-1932 年是文学“穿上制服”的时期，1932-1941 年是文学消沉时期，1941-1946 年 是文学为战争服务时期，1946-1953 年是文学执行党的路线时期。参见 Struve G., Russian

Literature under Lenin and Stalin,1917-1953,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1, pp.12-31.

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 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 产阶级文化。”①_{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А.В.Луначарский）在《苏维} 埃国家的艺术政策》中指出：“既不能称现实主义流派、也不能称未来主义 流派为国家的流派。不能不顾暂时还没有强大到能发表其意见的无产阶级本 身的意愿，宣称任何一个流派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无论是包装一新但仍然混 乱的结构主义，还是虽说是民粹派的、但同样需要极力照看的现实主义。这 是一个最崇高的中立……”② 但是伯林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把俄罗斯文艺得以继续发展的原因归 结为，革命刚刚胜利，国家对政权的控制还较为宽松，各种派别的活跃促进 了文艺的持续发展。伯林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崇尚的是多元主义价值观。他 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元论的世界观，而以此为指导思想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 国家是一个极为专制的国家，必然要求一切文艺都要服从于政治、经济基础， 成为国家的一种宣传工具。 伯林认为十月革命以后，在苏联文艺界产生了两大派别，一派是纯粹的 艺术派，他们目睹了革命，并且认识到革命在反资产阶级中表现出来的粗暴 的态度，因而主张文艺不受政治的限制，走纯艺术的路线；一派是政治派， 他们主张所有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要服从十月革命所成就的社会和经济 成果（亦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伯林称这一时期的 文艺之争，“是在自由主义者或者某种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与狂热的布尔 什维克主义者之间展开的。”③ 在两大文艺派的基础上出现了众多的文艺派 别，它们之间相对自由的争论促进了20 年代苏联文艺的繁荣。 伯林把1928 年至 1937 年这一阶段苏联文艺的发展看作是逐步停滞、僵 化的过程。他把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清算作为苏联新的正统思想建立的标 志，从这一刻起，国家开始控制了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文化领 域，行政命令体制不断加强，使得苏联文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而结束了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99 页。 ②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В. Искус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скус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М.,1924. №.10.

20 年代的繁荣景象。但伯林同时认为，苏联的文艺仍在缓慢地发展，一些 优秀的作家仍在不停地创作，表达着一种自由的气息，虽然这种气息是非常 微弱的 。“有时，非正统的观念——它并非直接反对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 —传达了一种自由的气息，这在极度紧张的时期，为苏联日常单调的‘伙食’ 中添加了一些受欢迎的‘调味剂’。当然不能允许它走得太远，或者发生得 太频繁，但是这种可能性的确经常出现，而且天才的作家们在一定程度上尽 可能地发挥了他们的独创性，在不打破正统观念的框架或者不至于招致处罚 和判刑的条件下，传达非正统的观念”。① 伯林显然注意到了在这一时期出现 了一些较为著名的文学作品，如肖洛霍夫（М.А.Шолохов）的《被开垦的处 女地》第一部（1932）、奥斯特洛夫斯基(Н.Островский)的《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1932-1934 年）、阿·托尔斯泰(А.Толстой)的《彼得大帝》第二部（1934 年）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内部的争论仍是允许的，如哲学唯物主义 者派别间的争论等。② 1937-1938 年是大清洗的高峰阶段，它彻底改变了苏联文学和艺术的景 象。国家政治对文学和艺术的干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领导人的好恶成 了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伯林认为，大清洗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这 对于每一位苏联的作家和艺术家就像圣巴托罗缪的前夜一样——这是他们 中的任何人都无法全部忘却的。”③ 1941 年卫国战争爆发，再次改变了文学艺术领域的局面。所有的一切， 包括文学艺术都服务于卫国战争。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自十月革命后就被视 为“垂死世界”的情绪的代言人，长期受到压制和打击，自30 年代后，几 乎从未公开发表诗作。但在卫国战争期间，阿赫玛托娃也参加了“苏维埃爱 国主义”宣传活动，创作诗篇《起誓》）（1941）、《勇敢》（1942）和《胜利》

①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5.

② 在哲学界，主要体现在德波林学派（Школа А.М.Деборина）与其他学派之间的论争。 在20 年代中后期，该学派同“机械论者”进行了论争，并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于 1929 年论战结束时达到了全盛时期。在 30 年代初，年轻哲学家米丁（М.Б.Митин）和尤金 （П.Ф.Юдин）按照斯大林的口径，向德波林及其学派发出责难，指责以德波林为首的“哲 学界领导”理论脱离实际，背离哲学的党性原则，应对哲学战线理论“落后实际的状况” 承担领导责任。对于米丁等人的批判，德波林学派给予了有组织的反击。

（1942-1945 年）。阿赫玛托娃在自传中谈到她在这个特殊时期的感受：“1944 年5 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罗着所有与列宁格勒、前线相关的 消息。如同其他的诗人，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为受伤的战士们 朗读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热、树荫和水声。而且我还 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善良”。① 阿赫玛托娃告诉伯林，她在1944 年被批准 离开塔什干回家途中，在莫斯科工艺博物馆举行了一次朗诵会。朗诵结束时， 观众像对待民族英雄一样全体起立，对她报以热烈的掌声。她本人被这种敬 意吓坏了，因为事后帕斯捷尔纳克告诉她，斯大林曾猜疑地问主管苏共中央 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日丹诺夫（А.А. Жданов）：“是谁组织了这次鼓掌？”② 战后，阿赫玛托娃以前创作的诗集得以再版。1946 年在莫斯科举办了阿赫 玛托娃的诗歌朗诵晚会。根据这次晚会的参加者、著名作家西蒙诺夫 （К.М.Симонов）的说法，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取得了“令人目眩神移的、示 威性的辉煌胜利”。③_{著名讽刺作家左琴科（М.М. Зощенко）在 1946 年发表} 了《猴子奇遇记》，成为最受欢迎的作家。报章杂志争先恐后刊载他的作品， 广播和舞台上纷纷演出他的节目，剧院抢着上演他的剧本。 在战争年代，他们创作了大量既具有艺术性同时又具有鼓舞性的作品， 受到了人们和士兵的喜爱，他们的名字和作品也因此而广泛流传。战争结束 以后，他们头上的光环还没有消退，仍然是人们追捧的对象。战后，帕斯捷 尔纳克为自己的作品举行的朗诵次数比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他告诉伯林， “当他在公共场所朗诵他的诗歌的时候，有时偶尔在某个词上有所停顿时， 就会至少有几十个在场的听众立刻提醒他，准确地继续下去。”④ 但是政府对 他们的控制正在加紧，他们也感受到了这种气息。对于大众的追捧，他们没 有表现出任何的喜悦，相反有一种恐惧。 伯林认为这些诗人的创作是不同于那些专为宣传而写作的官方作家的， 他们的作品具有更多的艺术价值。“最好的战争诗人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 纳克，他们创作的源泉来自丰富的爱国情绪，但是这些艺术作品太具有艺术 ① Ахматова А. Собр. соч. М., 1998. Т.3. С.26. ②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 205 页。 ③ Извести. М., 20.Мая. 1988.

性而不能被认为是作为具有直接宣传价值的作品，而且他们的作品还因其宣 传力度不够而受到党内官方作家的轻度反对。”① 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 的诗歌创作是一种自由的创作，而没有完全受国家政策的导向，成为国家宣 传的工具。这一点正是伯林所认可与称赞的。在伯林看来，文艺的创作必须 是自由的，只有自由的创作才能产生好的艺术作品。 然而，1946 年 8 月 9 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就《星》 和《列宁格勒》两杂志问题发表讲话，激烈批评了这两份杂志及其发表的具 有“资产阶级”和“反苏维埃”性质的文章。8 月 14 日，联共（布）中央 通过《联共（布）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在决议中明确 宣布：“阿赫玛托娃是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内容空洞、缺乏思想性的典 型代表。她的诗歌充满悲观情绪和颓废心理，表现出过时的沙龙诗歌的风格， 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这 一理论的立场上，不愿与本国人民步调一致，对我国的青年教育事业造成危 害，因而不能为苏联文学界所容忍”；“左琴科一直专门写那些空洞无物、庸 俗无聊的东西，鼓吹腐朽的、无思想内容的、低级趣味的、不问政治的东西， 妄图使我们的青年迷失方向，毒害他们的思想。左琴科最近出版的《猴子奇 遇记》是对苏联生活方式及苏联公众的下流诽谤。左琴科丑化苏联制度和苏 联人，把苏联人说成是野蛮落后、文化低下和愚蠢之极的人。”② 同年8 月 15 日，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市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以极其苛 刻但不文明的语言，称有“俄罗斯诗歌月亮”之称的阿赫玛托娃是“不知是 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Не то монахиня, не то блудница, а вернее блудница и монахиня, у которой блуд смешан с молитвой）。③ 中央宣传鼓动部为首的宣传机关立即开足马力，动 用一切工具和手段来批判二人。阿赫玛托娃与作家左琴科立即被苏联作家协 会开除。 伯林自然关注这一悲剧的过程，并且认为阿赫玛托娃的不幸遭遇与几个

①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9.

② Яковлева А.Н. 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б)---ВКП (б), ВЧК---ОГПУ---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1953. М., 1999. С.589.

月前与自己的会面有关。在伯林离开后不久，内务部人员非法进入阿赫玛托 娃在列宁格勒的家，在她家的天花板上安装了窃听器，明目张胆到连掉到地 板上的一小堆灰泥屑也懒得清理一下。在列宁格勒的安全机构总部，有三卷 文件，一共900 页，全是告发文件、电话窃听报告、从作品中引用的词语以 及那些和她关系密切的人的口供。这些档案从 1939 年就有了，名为“隐藏 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反苏联姿态”。① 1946 年夏天，阿赫玛托娃感觉每次出门 散步的时候，身后都有些模糊的影子紧跟着她。 伯林发现苏联政府对文学的检查制度越来越严厉，一切文艺活动必须遵 循党的路线。伯林指出：“当书刊、戏剧或者其他‘文化现象’的评论家偶 尔犯了错误，也就是说在某些特殊的地方偏离了党的路线时，对这一错误的 纠正不仅仅是把错误的后果告知评论家，在内部解决，而且还要发表一篇相 关的文章来回应这篇错误的评论，指出错误之处，并表明党的路线对此错误 的态度。”② 伯林认为，在这种制度之下，苏联文学艺术陷入了完全沉寂。“纵 观整个文学艺术，这儿弥漫着一股奇怪的空气，所有的一切陷入了静止状态， 甚至没有一丝风能够搅动这平静的水面。这也可能是下一次大浪潮来临前的 寂静，然而在这儿看不到任何在苏联孕育出新的、原创性东西的信号。”③ 伯林认为，随着战争的结束，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也越来越严格，这 使得作家和艺术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些人公开宣称忠实于国家机构， 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认罪，声称他们这种绝对的忠诚不是因为他们必须这么 做，而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信徒（就像阿列克谢·托尔斯泰（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对他早期著名的小说《苦难的历程》的改写，因为这部小说最初 有一个英国的英雄。还有他的舞台剧《伊凡雷帝》，事实上是为大清洗的辩 护。）一部分人计算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放弃，以承担国家宣传的要求， 同时又有多少可以保留以维持个人独立的人格；还有一部份人试图保持对国 家的一种中立的态度，既自己不节外生枝，也不希望自己遭到国家的压制， 小心翼翼地不做任何‘犯罪’的事情，满足于自己没有报酬和不被承认的生 ①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 221 页。

②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11. ③ Ibid, pp.15-16.

活与创作。”① _{“在经历了百般的小心、每一步都要避开政府的非难之后，} 老一辈作家中最突出者仍然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之中，一方面 他们成为读者崇拜的对象，另一方面在官方的眼中，他们是一半受尊重、一 半受怀疑的对象；对年轻一代的作家而言，他们是被崇拜的对象，但是同时 他们又没有被这些年轻一代的作家所正确理解。”② 1956 年的访苏之行，似乎从一开始就给伯林带来新的感受和期待。对 于苏联50 年代中后期的“解冻”，伯林有着他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他首先承 认“解冻”思潮的确使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给苏联的文艺发 展带来了一丝新的生机。但是，在伯林看来，这种变化并非本质上的，而只 是表面上的变化而已，是政治统治方式上的一种暂时性的策略。③ 他在1956 年访苏联期间，在与一些作家和艺术家的谈话中感受到了这一点。伯林访问 了苏联科学院“普希金之家”所长阿列克谢耶夫（А.Алексеев）。“阿列克谢 耶夫教授说，一切要比斯大林时期好多了，他希望斯大林时代永远地结束了。 然而，文学研究仍然受到压制，因为政府很明显偏好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 理，但这同1940-1953 年相比较，已经是天堂了。……我问道，他是否认为 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的名誉可以得到恢复；他凝视了一会，看着 另外一张桌子，说他不知道。气氛变得有点冷，不久我就离开了。”④ 伯林认为斯大林利用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把“权力”加入其 中，形成了一种有利于自身统治的理论，他称之为“人工辨证”（the artificial dialectic）⑤ 。伯林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正是这一路线的体现，是在斯大林 高压政策之后的一个缓冲期。 伯林指出，从事不同文艺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境遇也是有所区别的。苏 联政府针对不同的文艺家区别对待：“作家一般被认为是需要严加看管的人， 因为他们从事的是思想这种危险的东西，他们也因此被禁止私下里与外国人 进行个人接触。而较少具有思想的艺术家，如演员、舞蹈家和音乐家们，他

①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10. ② Ibid, p.13.

③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 296 页。

④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120. ⑤ Ibid, p.145.

们被认为较少受到观念力量的感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不受外国的影响。”① 这种区别对待对不同文艺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国家对作家的严密 控制，使得从事作家行业的年轻一代数量减少，其自由创作的能力也在减退。 而从事芭蕾舞等艺术的年轻一代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伯林认为，在列宁格 勒的各大剧场，芭蕾舞的演出是生机勃勃、令人激动的，出现了一些有天赋 的芭蕾舞演员。 伯林在1956 年访苏时曾与帕斯捷尔纳克见过几次面。帕斯捷尔纳克将 刚刚完成的《日瓦戈医生》交给伯林阅读，并告知他已经把这本书交给了一 家意大利的出版社。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恳请伯林劝诫帕斯捷尔纳克不要在 国外出版此书。帕斯捷尔纳克告诉伯林说，他完全理解伯林的劝说和家人的 担忧，但是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随后，随着《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 帕斯捷尔纳克也于1958 年 10 月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

二、伯林论苏联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作为享誉国际学界的《俄国思想家》的作者伯林，对俄罗斯文化与西方 文化的关系问题当然非常熟悉。他认为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与西方文化间的 联系是分不开的。他非常清楚西方文化，特别是德国和法国文化，给俄罗斯 文化带来的影响。 在伯林看来，在十月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文化仍然同西方保 持着紧密的联系。他指出，“20 世纪前 25 年，是一个战争革命风暴的年代， 在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化——特别是诗歌（还有戏剧和芭蕾），主要受法国 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德国的影响。”② 然而，伯林也注意到，随着苏联 “文化革命”的逐步推进，随着1926 年开始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大转变”， 随着1930 年代苏联党内政冶和权力斗争以及随后开始的大清洗，俄罗斯文 化最终被苏维埃文化所取代，俄罗斯知识分子最终被苏维埃知识分子所取 代。斯大林和苏共不仅牢牢掌握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管理权力，

①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11. ② Ibid, p.1.

而且也建立了文化专制主义。 伯林在1945 年和 1956 年的苏联之行中，深深地感受到了苏联文化同西 方文化间的断裂。这种断裂首先反映在对西方观念的批判与排斥上。“西方 的‘价值观念’——除非公开的反对苏联或者被认为是反动的，在过去一般 不被认为是很坏的，而且是任其发展的，主要掩饰在沉默中——而现在再次 处于被攻击之下。”① 在哲学领域发起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否定，并试图 否认黑格尔哲学对俄罗斯思想的影响。“黑格尔——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包 括列宁，都是把他作为先驱怀着虔诚的态度来对待的——现在和其他的浪漫 主义时代（Romantic period）的德国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被指责为暴力的化 身，法西斯主义的胚胎和泛德意志主义，从他们的身上，俄罗斯没有学到任 何东西，而且他们对俄罗斯的影响——这一点是不可能完全被埋灭的——已 经太多了而且是有害的。” ② 伯林认为苏联文化同西方文化的断裂最明显地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在 伯林同苏联作家的谈话中，都会谈及西方的作家、侨居国外的俄国作家以及 西方文艺的状况，而伯林无不为他们对西方文学的无知而感慨。伯林发现， 在苏联很少有西方的文学著作出版，“所有同我交谈过的作家都央求我提供 英文书籍，他们说这种书籍通过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是很难得到的。”③ 在 伯林1945 年到达苏联后的第一次宴会上，他遇见了苏联儿童文学家茹科夫 斯基（К.Жуковский）。茹科夫斯基向伯林表达了他对西方文学的喜爱，并 对伯林坦白说，“自己渴望能拥有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自传。他的 朋友、前外交部长的妻子利特维诺娃（Литвинова）也同样喜爱特罗洛普， 但是她觉得写信到英国去要他的书太冒险了，因为所有与外国的联系都会遭 到强烈的怀疑。”④ 西方文学在苏联鲜有出版与人们对西方文学的渴求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 苏联作家告诉伯林，他们对英语文学的了解主要是依靠那些可以翻译的

①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12. ② Ibid, p.13.

③ Ibid, p.35.

④ Isaiah Berlin, Personal Impressions, edited by Henry Hardy, London1980, edited by Henry Hard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p.167.

著作以及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ВОКС）允许可以提供给个人的著作。哪 些著作可以翻译以及哪些书籍可以提供给个人，这都是由国家文化部门确定 的，而国家在进行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这些书籍是否同他们的意识形态和 政策一致，或者说是否无害于他们的思想体系。因此，进入苏联的西方文学 以及为苏联人所了解的西方作家都是经过苏联政府精挑细选的，可以说都是 苏联政府的“友人”。这样的结果是明显的。“就拿在列宁格勒来说，弗吉尼

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爱德华·福斯特（Edward Forster）还尚未为 人所知，但人们都已经听说了沃尔特·格林伍德（Walter Greenwood）。外国

书籍的来源在莫斯科，但他们即使在那儿也很难得到。”①

正如伯林所说，“一 些国外的经典作家，像杰克·伦敦（Jack London）、 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和普里斯特利（J.B. Priestley），进入了苏联的殿堂，是由于政治上 的原因而非因为文学上的卓越。”② 苏联政府对西方访客的态度使得苏联作家尽量避免与外国人接触，因为 这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很多的麻烦。当然，“与外国人公开的接触一般不会招 致怀疑或者迫害（虽然这经常遭致内务部的审问），但是这种情况更加使作 家感到畏怯，特别是那些自己的地位还不够安全、还没有成为党的路线的代 言人的作家，他们尽量避免可能被发现的其个人与外国人的会谈，即使是由 苏联主办方邀请的参观者——共产主义者和志同道合者——这些来苏联的 参观者被确认是可靠的。”③ 在莫斯科，伯林参加了许多官方组织的聚会，与 会的作家和艺术家在谈话中都是很小心仔细的，生怕说错话而招致迫害。伯 林应邀前去与官方的一位诗人谢尔文斯基（И.Шервинский）见面，谢尔文 斯基刚刚因为天真地建议应当以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来补充社会主义的现 实主义而受到了官方的斥责。伯林在回答谢尔文斯基的提问时没有提及沃尔 特·格林伍德的《靠施舍的爱情》以及其他一些欧美的工人阶级文学作家， 而是称伍尔夫的作品具有永恒意义时，伯林感觉到一阵寒意充满了房间。谢 尔文斯基立即用激烈的语气大声解释：苏联作家之所以总是规规矩矩地遵照 党的指示行事，“是因为我们发现每当我们偏离了党的指导的时候，结果总

①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38. ② Ibid, p.12.

是党是对的，而我们是错了。”伯林意识到，谢尔文斯基的话是说给麦克风 听的。① 而在列宁格勒，情况要好一些，伯林得以同苏联作家近距离接触。他写 道：“列宁格勒的人们看起来要比莫斯科的人贫困，我所看到的作家们远没 有他们在莫斯科的同伴那么富裕，他们的外表和语气也显得更加悲伤和疲 惫。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的生活则要轻松得多。我在列宁格勒并没 有遭到任何人的跟踪，并且与苏联人民的接触要比在莫斯科容易得多。长达 三个夜晚，我都和作家们呆在一起，其中一个最胆小的作家告诉我，他在莫 斯科很小心地避免同外国人接触，而在列宁格勒则不需要这么小心。”② 在那 儿，伯林认识了当时一些有名的文学家，其中收获最大的就是同著名诗人阿 赫玛托娃的几次会面。对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这种区别，伯林归结其原因 为：“目前这种自由的交往，可能是因为没有任何国外的机构设在这儿，从 而使得监视工作（监视那些从阿斯托里亚饭店③ 的封闭的大门出来的人）变 得相对简单了，这就使得官方放松了警惕。”④ 然而伯林与阿赫玛托娃的会面 最终被政府知道了，阿赫玛托娃的命运因伯林的拜访而再次受到打击。1949 年，继 1946 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之后，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古米廖夫 （Л.Н.Гумилев）也被捕了。

三、伯林论旧（俄国知识分子）与新（苏维埃知识分子）

⑤ 伯林是对知识分子概念和俄国知识分子思想有绝对发言权的学者。伯林

① Isaiah Berlin, Personal Impression, p.168.

②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31.

③ 阿斯托里亚饭店（Astoria Hotel/Отель «Англетер»）曾经是列宁格勒最有名的宾馆， 在苏联时期专门对外国人开放。

④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40.

⑤ 在国内学术著述中，“苏联知识分子”与“苏维埃知识分子”概念常常被混用，其实 两者间存在相当大的区别。“苏联的”（СССР/USSR）通常指代政体，体现的是国家概念； “苏维埃的”（Советский/Soviet）通常指代国体，包括强烈政治含义。因此，准确地讲， “苏联知识分子”的概念宽泛，包含了苏联境内各种职业和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乃至 苏联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苏维埃知识分子”概念内涵较窄，专指拥护苏联共产党和苏 联政府领导、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

对于 19 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有很高的评价：“就其善于言论的知识阶层视 之，他们是世人夸张而失实的十九世纪西方人；他们远非动辄流于不理性、 远非以神经质的自我专注为能事之流；相反，他们拥有极端发达的推理能力、 拥有极端的逻辑与清明——非但有之，而且可谓过分。”① 除此之外，这些知 识分子对政治和道德问题的关注尤其令伯林感到敬佩。因此，他特别强调： “‘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为杜撰于十九世纪的俄国字， 如今已有通行世界的意义。我想，这现象本身，连同其历史后果，以及其名 副其实的革命后果，是俄国对世界上的社会变化的最大一项贡献。”② 而俄国 “知识阶层在历史上是指围绕某些社会观念而联合起来的人。他们追求进 步，追求理智，反对墨守传统，相信科学方法，相信自由批判，相信个人自 由，简单地说，他们反对反动，反动蒙昧主义，反对基督教会和独裁主义的 政权，他们视彼此是为共同事业（首先是为人权和正当的社会秩序）而奋斗 的战友。”③ 在这样的视野下，伯林将旧（俄国知识分子）与新（苏联知识分子）作 比较。他认为，在苏联没有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 们只是有文化修养的人，并无特定的道德或政治色彩。然而尽管有着重重阻 挠，知识分子还是在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中残留下来了。这真是一件了不起 的 事 情 。 他 们 是 旧 的 开 化 而 仁 慈 的 知 识 分 子 的 真 正 传 人 。 萨 哈 罗 夫 （А.Сахаров）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声音就是赫尔岑(А.Герцен)及 其伙伴们的声音，经历了那些可怕的年月而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④ 在伯林看来，在苏联时期，国家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文艺、思想性 创作的知识分子，持一种不欢迎的、甚至是厌恶和仇恨的态度。伯林认为， “斯大林对待观念、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的自由，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心 理，它混合了恐惧、冷嘲蔑视和残忍的脾性。这种奇怪的、令人感到羞辱的 姿态使得苏联公民以及国外公民感到自身卑下，不自觉地成了畏缩的一群 ① 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年，第 154 页。 ② 同上，第 144 页。 ③ 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 166 页。 ④ 同上，第 168 页。

人。”① 他并且认为斯大林的这种态度被后来的赫鲁晓夫所继承，并为之辩护， 依据是当一个旧的政权被打破、而一个新的政权刚刚成立时，是没有时间去 考虑艺术、文学和观念这类事情的。苏联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压制，促使了知 识分子的分化，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屈从于国家政权，成了国家的宣传工具。 这也就是伯林所说的知识分子在苏联消亡的原因。 伯林认为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是苏联知识分子中的异类，因为在 他们身上保留着俄国知识分子的部分品德和美德——关注于社会现实和道 德问题，注重艺术创作的独立性和独创性，在高压的苏联政治生活中坚守自 己的个人自由和信念。但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苏联知识分子中仅为极少数， 伯林对他们是认同的，因为这些人身上所具有的自由气息同他自己的自由主 义思想是相通的。而伯林对于在新政权下诞生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或者说是 具有文化修养的人，因为按照伯林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他们中的很多人并 不能归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总体上是持一种否定和悲观的态度。因 为，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带有的浓烈的对国家政权的服从乃至谄媚的气味让他 深恶痛绝。伯林认为，在新一代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一些不畏国家政权、 敢于批评时政、秉承传统知识分子美德的知识分子，如萨哈罗夫、索尔仁尼 琴（А.Солженицын）等人。伯林对这些人是赞赏的，称他们为传统知识分 子的继承人。这说明，伯林对新、老知识分子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并不是 根据他们的年龄，而主要是根据他们的思想和观念的不同。 伯林认为，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新政权与旧知识分子之间形成了一种 十分微妙的关系：由于苏联刚刚成立，新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培育出来，不得 不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但同时，正是由于这些知识分子是旧社 会的产物，其观念和思想同社会主义的观念存在着差异，政府害怕这些人对 新生的政权产生危害，因而政府对这一批人是不信任的；而其中的一部分作 家和艺术家也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存在种种顾虑。针对这种情况，苏联政府在 当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尽量把这些人争取到社会主义阵营中，并为其服务。 其中当然经历了许多波折，从开始错误地对待，到1925 年联共（布）中央 制定《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提出正确地对待“同路人”，作家和艺术

家则努力地适应和接受苏联社会主义，但与此同时，他们仍对其保持着警惕 和距离。随着新生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国家依靠的中心转移 到了新知识分子身上。同时，旧知识分子基本上也都承认了社会主义政权。 伯林认为，在行政命令体制的严密控制之下，老一辈作家的创作自然而 然地受到政治不确定性和他们所生存环境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之下，老一辈 作家的创作陷入了被动与低潮，“一些人偶尔会打破完全的静寂，写一篇抒 情诗或者一篇批评性的文章，其他的则拿着退休金，胆怯地生活在沉默之中， 住在政府提供给他们在城镇或农村的房子里。一些人已经从事对政府来说无 破坏性的创作，如儿童诗歌和打油诗；像茹科夫斯基的儿童诗就具有很高的 才能，可以与爱德华·利尔（Edward Lear）相比较。普里什文（М.М.Пришвин） 继续从事着——在我看来是——优秀的动画故事。另一条逃亡之路是对艺术 作品的翻译，在这一领域目前出现了很多俄罗斯天才。”① 在伯林看来，这些 老一辈作家创作的没有政治色彩的作品同样是非常出色的，具有非常高的艺 术价值。 伯林认为，苏联的文艺创作受到了政治上的影响，文艺的创作路线必须 要同国家的政治路线相一致。老一辈作家对当时的政治高压是很不满的，他 们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对现实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具有独立的思想 和社会道德素质，因而他们的创作必然是对现实的思考与批评，而这无疑是 同国家的路线唱反调的。在国家政权强有力的压制之下，他们无力对抗，但 是他们并没有与现政权妥协，他们的文学创作没有跟着党的政治走，而是选 择了沉默，转向了无政治色彩的文艺作品的创作。相反，那些在苏联社会主 义政权下诞生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权和政治路线更多的是一种 认同感。在文艺创作方面，他们基本上是紧跟国家路线的，但就文艺作品的 艺术性来说，他们就远远逊色于老一辈作家和艺术家了。 对新一代苏联作家的创作水平，伯林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新一代作 家所进行的文艺创作缺乏独立的思想，在文艺的创作上，紧跟国家的政治路 线，失去了文艺创作的多样性和现实批判性，导致大多数的作品千篇一律， 内容空洞。这些作品的区别仅仅只是体现在不同的写作技巧和技艺上而已。

伯林谈到了在战后出现的一批作家的创作情况。他说，“战争为文学创作提 供了新的素材。战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温顺的、天真的、多产的作家，他们把 那种粗俗的、僵硬的官方思想融入到一种可行的写作技巧中，即比较灵活、 生动，一种生动、活泼的报告文学。这种方法可以运用到诗歌、散文、小说 和戏剧等创作之中。”① 伯林列举了一些运用这种写作方法取得成功的实例， “在这一类型中最为成功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记者、剧作家兼诗人西 蒙诺夫（К.М.Симонов），他创作了大量劣质的但是在政治思想上没有任何 错误的作品，歌颂正面的苏联英雄：勇敢、纯洁、直率、高贵、无私，把所 有的一切奉献给他的祖国。在西蒙诺夫的背后，还有其他相同类型的作家， 在集体农庄、工厂和政治前沿进行着探索和创作的小说家、从事爱国主义打 油诗和戏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嘲弄资本主义世界和俄罗斯本身具有的 古老的、不足信的自由主义文化，相反歌颂如今这种单一的、标准化的文化， 歌颂代表粗暴的、热心的、绝对的、唯一的年轻的工程师或者政治代表（人 类心灵的工程师）或者军事领袖的典型，所有的一切都被强烈的爱国情绪所 包围，还有对无畏的、纯洁的、勇敢的年轻妇女的赞美，因为所有五年计划 的成功是与她们分不开的。”② 伯林认为这些年轻一代的作家或者说无产阶级 作家的工作就是歌颂社会主义，粉饰美好的现实生活，对苏联政治的缺陷和 苏联社会的矛盾缺少正确的认识，或者说不敢对真正的现实生活作出反映。 对于新、老一辈作家之间的差异，伯林断言：“没有一个国外的关于俄 罗斯文艺现象的观察者不为老一辈作家和新一代作家间的沟壑所震惊。老一 辈的作家是忠诚的但忧郁的，对于稳固的政权没有丝毫的危险；新一代的作 家的创作要比思想本身更迅速，不知疲倦地练习相同的模式和格式，这些是 用不着思考的，他们从来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怀疑，不管是作为艺术家还是作 为一名公民。”③ 伯林在与老一辈作家交谈时，老一辈的作家并没有掩饰他们对现代文学 的批评与看法，“这些尽责但平庸的现代文学呈现一种批量生产的趋势，文 学如同海报一样多，这对艺术而言是很严重的。这种发展并没有受到批评，

①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16. ② Ibid.

反而由于国家的要求，这种趋势还会像蘑菇丛生般地继续发展下去。”① 当然， 老一辈的作家也并非全然否定新一代作家，他们也承认，在年轻人（45 岁 以下）中也发现了一些有造诣的、具有创造性的作品。 老一辈的作家对现代文学的批评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第一，从文 学的艺术性上。这种评论和批评是被允许的、可以公开发表的。老一辈作家 认为，现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在艺术的表达上过于粗糙，“战争英雄 们应当得到更加敏感、更加新颖的分析和描述；战争的经历是一个丰富的国 家经历，这种经历只有用更加热情的、更加敏感的和细心的艺术表达方式才 能得以抒发，然而目前出版的关于战争的小说，大多是粗糙的仿制品和关于 对战士和市民骇人听闻的伤害的描述。”② 第二，从政治根源上对这种现象的 一种解释。这种评论是不允许公开发表的，只能是私底下的交谈。老一辈作 家认为，造成目前文学现象的原因在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制，对文艺的创作 规定了僵硬的路线。就拿对英雄的歌颂来讲，官方对英雄的概念简单化，把 这些英雄定性为没有任何个人感情，所做的一切都是奉献与牺牲，“从这种 简单的、标准化的对英雄进行歌颂的正统思想中，是无法创作出任何优秀的 作品的。” ③ 伯林注意到，在苏联高度集中的文化体制之下，新、旧知识分子对国家 的态度、对文艺创作理念的不同，也导致了他们自身命运的千差万别。新一 代的知识分子总体上是倍受国家器重和保护的群体，特别是其中从事科学和 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也是相对富足和稳定的。伯林 指出，“年轻的作家在经济上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政治上没有受到任何批 评的责难。而且，他们还收获了各种荣誉，在西方国家，他们被认为是苏联 的畅销书作家。” ④ 而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命运要悲惨得多。他们在政治上遭 到政府的怀疑和监视，在经济上陷入困顿。伯林在与阿赫玛托娃的对话中深 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在伯林与阿赫玛托娃那一次深夜的交谈中，阿赫玛托 娃向伯林描绘了她的儿子和丈夫，她用一种平淡的声音讲到自己在监狱门口

①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17. ② Ibid.

③ Ibid. ④ Ibid, p.18.

的守夜，讲到丈夫和儿子在政府刑讯人员那里所受的折磨。她对伯林说道： “没用。你是从人的社会里来的，我们在这儿却被人与人之间的高墙所隔绝， 而且……”① 当交谈进行到凌晨三点时，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古米廖夫回到了 家，他走进小厨房，在一个盘子里找到了一点煮土豆。这让阿赫玛托娃感到 很尴尬，因为她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招待客人。② 这个插曲给伯林留下 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四、简短结语

苏联作为一个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迥异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在，始 终被上述国家视为“恐怖的”的异类。但是苏联鲜明的革命经验和政治理念 也使其自立国之初就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国家和民族 视为“希望的”的圣地。因此，自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起，来自东方与西方 国家的各类访苏者即呈络绎不绝之势，甚至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访苏现象”。 20 年代中期至 50 年代初，是世界性“访苏现象”的第一个高峰期。各 国人士纷纷来到这个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异己国度，试图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残垣断壁的背景下，或者在1929-1933 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 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甫息的背景下，去寻找“一块让人类再次得救的 新大陆”③ ，寻找“一种新的精神境界”，寻找“人类精神的新方向”④ 。其 中以各国知识界人士居多，而且留下了许多访苏的观感。这里有瞿秋白（1922 －1923 年访苏，著有《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胡愈之（1931 年访苏， 著有《莫斯科印象记》）、曹谷冰（1931 年 3-6 月访苏，著有《苏俄视察记》）、 茅盾（1946 年 12 月至 1947 年 4 月访苏，著有《游苏日记》、《苏联见闻录》 和《杂谈苏联》）；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26 年访苏，著有《莫斯科 ①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 211 页。 ② 同上，第 212 页。 ③ 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康征、齐小曼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第 27 页。 ④ 皮埃尔·勒巴普：《纪德传》，苏文平等译，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 年，第 368 页。

日记》]、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930 年 9 月访苏联，著有《俄罗 斯书简》]、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935 年 6 月访苏，著有《莫斯 科日记》]、安德烈·纪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1936 年 5 月访苏， 著有《从苏联归来》]、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42 年访苏，著有 《战时苏联游记》]、沃尔特·格雷布纳[（Graebner Walte），1942 年 5-6 月 访苏，著有《从俄国旅行归来》]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苏联作为支撑反法西斯战线“半壁江山”的同盟 国的重要一员，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升至顶端，而斯大林的政治地位和个 人魅力也如日中天。苏联成为战后一片残垣断壁中巍然矗立的大厦，再次成 为各国各类人们竞相朝拜的“圣地”或疑惑不解的“中心”。苏联作家爱伦 堡于 1946 年应邀访问美国，在大学、群众集会和官方场合发表演讲，所到 之处受到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热情欢迎。而且爱伦堡从苏联驻美国大使馆领事 处得知，已经收到十万余份美国公民赴苏旅游和移民苏联的申请。① 伯林也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访苏，然后在浓厚的俄国情结和关注 苏联的情绪影响下，继续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访问。 值得注意的是，伯林三次苏联之行恰好“选择”或“巧遇”了苏联历史 发展的关键时刻。即，1945 年：卫国战争胜利甫至，苏联急需全面重建， 苏联美国之间尚存盟友情谊；1956 年：苏联批评斯大林的浪潮刚起，政治、 社会和思想领域的“解冻”初兴；1988 年：戈尔巴乔夫改革进入举步维艰 的第三个年头，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危机和信任危机全面显现。伯林 的三次苏联之行，留下了大量关于苏联知识分子和苏联文化的论述，尽管并 不系统和散见于各类演讲、随笔和文集之中，但是极具价值。因为它是对俄 国知识分子问题素有学养、与苏联知识界代表人士关系密切、并且熟练掌握 俄语的伯林所作，从一个较长的时段对苏联知识分子和苏联文化进行了观察 和研究。 作为一个西方自由主义学者，伯林用自由主义的眼光来分析苏联文学和 艺术，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理解和认识。他对苏联的文学和艺术状况总体上持 ①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冯南江等译，下卷，海口：海南出版 社，2008 年，第 415 页。

否定的态度，不仅仅是因为苏联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在政府的压制下，在意识 形态的禁锢下，陷入了低潮，还因为苏联文艺在种种的限制与压制之下，艺 术的目的发生了变化。伯林的自由主义艺术观在他对苏联文学和艺术的认识 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伯林认为，“消极自由” 才是真正的自由，即人拥有不受他人干涉而行动的领域，是“免于……的自 由”。这种自由是个人对个人以外的干涉力量（主要是国家，但道德、社会 舆论的干涉也很重要)持否定态度，在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厘清界限(这个 界限随着历史的变迁是有伸缩性的)，为个人保留一个国家或社会力量绝对 不允许干涉的“私人领地”。这一观点在艺术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就是艺术 创作也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而不受外界干涉。如果艺术活动受到外界 的干扰，或者说为艺术本身之外的东西所支配，那么这种艺术活动就是非自 由的，其本质就会异化。 然而，伯林并非简单地赞成“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他并不反对艺术 具有责任。他认为“艺术不是新闻，艺术不是道德说教。但并不是说因为它 是艺术，它或者艺术家就可以不负责任。”① 伯林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时，“最 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② 然而， 伯林强调指出，文艺可以、而且应该关注道德和社会问题，但是并不能因此 而失去艺术本身的性质。他认为，19 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好地解决了这 一问题，使得艺术在关注社会和道德的同时，没有失去自身，沦为功利主义 的艺术。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把一切严肃的问题最终都归结 于道德问题，在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对道德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但伯林认为， 别林斯基并没有把道德问题同艺术相混淆，“无论别林斯基偶尔多么接近于 要求艺术放弃其固有目的为其他需要服务，他也从未将艺术和任何种类的道 德更不用说舆论宣传相混淆。在这一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Н.Г. Чернышев -ский）和杜勃罗留波夫（Н.А. Добролюбов）、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 及苏联评论家们只是从他那里取他们之所需，事实上歪曲了他的形象。”③ 俄 ① 以赛亚·伯林：《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年，第 245 页。 ②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 2 页。 ③ 以赛亚·伯林：《现实感》，第 250 页。

国的知识分子极为关注道德问题，伯林认为，这些俄国人的态度，“是一种 特别属于道德的态度；他们的人生态度与他们的艺术态度相同，而诘其底蕴， 这态度是一种道德态度。这态度，我们切勿与功利的艺术概念混淆。”① 伯林 认为，在苏联的政治制度之下，文学艺术成了一种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而 失去了其本身的特性。 伯林三次苏联之行及其对苏联知识分子和苏联文化的认识，完全体现了 他作为一个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性格，并从中可以领悟到他的自由主义观。伯 林从其自由主义观出发，认为苏联时期的文化形成了一种僵化的模式，知识 分子处于一种被压制、乃至被迫害的状态。而这反过来又促使他更加坚定了 他的多元论和自由主义观念。如果说伯林的政治哲学论著从理论上阐述了他 的自由主义观，那么伯林对苏联文化的认识可谓是对他的自由主义观的一个 很好的诠释。 当然，伯林自童年所形成的对俄国（苏联）的痛苦记忆和西方文化与精 神体验的积累，使他自然而然地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苏联政治和苏联文化，乃 至他的观察和分析在某些方面存在着误解与误读。再加上他一生信奉的“消 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自由主义立场的影响，使他对于一切政府和 权威都持不妥协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伯林的思想方显出异于常人的宏大价 值。在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今天，在思考苏联社会主义失败这个宏大的问题 时，伯林的思想与思路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 ———————————————————————————————— 【Abstract】Isaiah Berlin visited Soviet by 1945,1956 and 1988, the history

of Soviet has made a big change at that time. When Berilin went to Soviet, he concentrated on culture and art, survival of intellectuals, the condition of their academic productivity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intellectuals, and then analyzed and criticized them in depth with conception of liberalism

【Key Words】Isaiah Berlin，Soviet culture, intellectual, Soviet Idea

【Аннотация】Исайя Берлин посещал СССР в 1945, 1956 и 1988 годах,

как раз во времена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ых момент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ССР. Где бы Берлин ни был, он везде старательно изучал культуру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ситуацию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отношени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а также на основе теории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ещё глубже проводил анализ и критику сво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Исайя Берлин, сове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совет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责任编辑 韩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