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魯迅文學在台灣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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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魯迅文學在台灣的傳播

第一節

日據時期魯迅思想在台灣的傳播

一、五四運動與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關係

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產生原因是多源的，是以全世界為視野的，然而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基本上是以漢文化為主體的社會，「台灣新文學理論的提倡者，始終保有漢文化的自覺，以抗衡官方推動的日本文化」¹，因此對於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發展往往具有更多的關注。台灣新文學運動是伴隨著新文化運動而來，並以日據時期臺灣人唯一言論機關的《臺灣青年》、《臺灣》、《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為中心而次第展開，這些雜誌與報刊可以說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搖籃，有關新文學運動的理論與主張，幾乎都是登載於此。以下我們便透過相關文章，來瞭解中國文學革命運動與臺灣新文學發展的關係。

一九二○年一月，受到當時國際政治發展的影響，留日台灣學生成立了「新民會」，三月，由會員林呈祿、蔡培火、王敏川、陳炘等人會合協商，提出該會的三項方針：一、為增進台灣人的幸福，進行台灣統治的改革運動。二、為廣為宣傳吾人之主張，啟發島民，獲得同志，刊行機關雜誌。三、圖謀聯絡中國人同志。這三項方針的具體表現分別為：推動六三法的撤廢運動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設置台灣青年雜誌社，刊行臺灣人之民族啟蒙運動雜誌《臺灣青年》；由蔡惠如主持，彭華英、林呈祿等人赴華，聯絡容共時代的中國國民黨左右派人物。

2由此方針的第三點內容看來，台灣新文化運動展開之初，便與中國保持著一定的關係，而當時正進行得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相關訊息，自然便容易為當時新民會成員所熟知。

七月十六日，由留日的台灣學生所興辦的《臺灣青年》創刊於東京。在創刊號上即登載了當時留學慶應大學的陳炘所寫的〈文學與職務〉一文，是台灣新文

1 林瑞明，〈台灣新文學運動理論時期之檢討（一九二○——一九二三），收錄於《台灣文學的歷史考察》（台北：允晨文化公司，2001），頁 2。

2 王詩琅譯註，《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北：稻香出版社，1995），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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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運動的理論先聲。他認為「文學者，乃文化之先驅也。」文學具有「啟發文化，

振興民族」的職務，舊有的文學，只能產生「文化停滯」、「思想束縛」的負面效果，對於民族沒有任何貢獻，並以「民國新學，獎勵白話文」為例，期待台灣人亦可效法中國使用白話文，而「使文學自覺，勵行其職務，以打破陋習，擊醒惰眠」。一九二一年九月十五日，甘文芳在《臺灣青年》三卷三號，以日文發表了

〈實社會と文學〉，文中對陳炘的主張多所呼應，也有向中國文學革命以來的新文學就近取闢的主張。接著，陳端明又在一九二一年十二月十五日在《臺灣青年》

三卷六號上，發表〈日用文鼓吹論〉一文（因此期被禁，後重刊於一九二二年一月二十日之四卷一號上），這是在台灣最早主張使用中國白話文的論述。作者認為當時「所謂文明各國，多言文一致」，然而台灣因「承教於中華之後」，所使用的現代文（指文言文）已不合時務，有礙科學的進步，況且「今之中國，豁然覺醒，久用白話文，以期言文一致」，所以「切望奮勇提唱，改革文學，以除此弊」。

就此篇文章的意旨來看，中國的豁然覺醒，指的就是五四運動，作者的論調，顯然受到大陸白話文運動的影響。

一九二二年四月一日《臺灣青年》更名《臺灣》。一九二三年一月一日在《臺灣》四年一號上，甫從大陸旅行回來的黃呈聰與黃朝琴，在「目睹國內五四運動後，白話文普及情形，對於提高國民知識，影響很大」，「認為欲推行臺灣的文化運動，也非用白話不可」，³於是在返日後（當時二人同為留日早稻田大學的同學），分別以白話文撰文，同時發表了〈論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臺灣》四年一號）與〈漢文改革論〉（《臺灣》四年一號、二號）。黃呈聰在文中認為台灣的社會不能進步的原因，便在於白話文無法普及，要求文化提升民族自覺，便要推動白話文。因為「我們的同胞若是曉得白話文，便可以向中國買得現代的新書和報紙雜誌來啟發我們愈積沈迷的社會，喚醒我們同胞的大夢」，主張提倡中國白話文，借用中國的經驗來求台灣文化的向上。黃朝琴亦認為中國不能進步的原因在於文化不能夠普及於一般民眾，而文化不普及的主因在於漢文字煩雜，言文兩

3 黃朝琴，〈我和台灣的文化運動〉，《我的回憶》（台北：龍文出版社，1989），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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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然而言文不一致的漢學，中國已經著手改良了，台灣也應該急起直追，使全民皆有接觸知識的機會，以期台灣文化面目一新。

其時，台灣為日本的殖民地，台人無論在政治、經濟、教育等各方面都遭受到極不平等的待遇，究其因無非是台灣文化的落後所致，因此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主要的目的便是要「謀台灣文化的向上」，負有啟蒙民愚，使台灣走向「現代化」的使命。為符合當時社會環境客觀的需求，這兩篇文章，基本上言及的只是語言文字的改革問題，並未觸及文學本身。⁴然而，經過兩位的振臂疾呼，影響所及，不僅學習白話文的人日多，而在一九二三年四月創刊的《臺灣民報》，

同時也成立了「白話文研究會」，並以白話文為雜誌使用的語言。

最早引介中國「文學革命」內容至台灣來的是許乃昌。他在民國（大正）十二年七月十五日《台灣民報》第四號以筆名秀湖（訛印為秀潮）所發表的〈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來〉，文中介紹了胡適〈文學改革芻議〉與陳獨秀〈文學革命論〉中所揭櫫的「八不主義」與「三大主義」，並將當時大陸新文學運動的情況作了簡單扼要的敘述，魯迅、郭沫若、郁達夫……等著名五四作家與作品僅止於羅列其名而已，並無進一步的論述。或許這篇文章較偏重於介紹，似乎並沒有對當時的文壇造成任何影響，而要能以「中國新文學」為武器，對當時的台灣文壇真正投下一顆震撼彈的，是正在北京的張我軍。他首先在一九二四（大正十三）年四月《台灣民報》第二卷第七號發表〈致臺灣青年的一封信〉，文中對於當時的台灣舊詩壇開始進行了抨擊。接著在同年十一月《台灣民報》第二卷第廿四號又發表了〈糟糕的臺灣文學界〉，正式對台灣舊詩壇宣戰，嚴厲且無情地對那些「沒有一些活氣」的作品與「沽名釣譽」、「迎合勢利」、「守墓之犬」的一班文士進行猛烈的攻擊。以連雅堂為代表的舊詩壇，對於張我軍的指控，很快地也提出反擊。同年十一月發行的《台灣詩薈》第十期，刊登了連雅堂為林小眉的

〈台灣詠史〉所做的跋文，特別指出以張我軍為首的提倡新文學運動者，「誠陷

4 在兩黃文章發表後，《臺灣》雜誌的專欄內，亦曾對此兩篇文章提出客觀的批評：「他們倆的文章，雖然尚未言及文學本身的問題，但已經對文學的工具——語文——的改革，有積極性的提倡。

他們提倡改革的動機，雖然迫於臺灣社會實際上的需要，也是受祖國五四運動文學革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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穽之蛙，不足以語汪洋之海也。」張我軍隨即於同年十二月的《台灣民報》第二卷第廿六號發表〈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針對連雅堂的反駁，再度進行激烈的批駁，以表達內心的痛恨。翌年一月，又先後在《台灣民報》第三卷第一號、第二號發表〈請合力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與〈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前者深入介紹胡適「八大主義」的內容與陳獨秀的「三大主義」；後者主張擊鉢吟是詩界的妖魔，作舊詩是違背文學的原理。對於張我軍一連串綿密的攻勢，舊詩壇也以《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南新報》、《黎華報》等等親日報紙為大本營，透過署名葫蘆生、鄭軍我、蕉麓、赤崁王生、艋舺黃衫客等舊詩作者的著文反駁，猶作困獸之鬥。另一方面高舉「新文學」大纛的張我軍，也獲得了蔡孝乾的聲援。他在一九二五年二月的《台灣民報》第三卷第五號發表了

〈為台灣的文學界續哭〉，也認為「臺灣的文學界，好像霜天的枯木，好像荒野中的墟墓，好像沙漠中的石頭堆，毫無生氣，毫無光彩。」以《台灣民報》為堡壘的新文學與以親日報紙為基地的舊文學兩大陣營，彼此的立場可說是劃清了界線，「新舊文學論爭」於焉展開，而且新文學陣營因著越來越多的抗日知識份子參與，終而成為一股無法抵擋的趨勢。⁵

張我軍於一九二四年十月下旬自北京返台，對舊詩壇所正式發起的攻擊也就在此時。一九二五年一月一日正式擔任《台灣民報》的編輯後，除了持續向舊詩壇展開猛烈的反擊外，他也開始在《台灣民報》大量的轉載諸如胡適、魯迅、郭沫若、冰心、馮沅君、鄭振鐸等中國新文學作家的作品，給台灣讀者認識。此外，

他也從事實際的創作，在一九二五年年底自費出版了台灣的第一冊白話文詩集

《亂都之戀》。之後，他離開台灣前往北京留學，在學期間又嘗試了小說的寫作，

陸續在《台灣民報》上發表了〈買彩票〉（一九二六年九月）、〈白太太的哀史〉

（一九二七年五月）、〈誘惑〉（一九二九年四月）等作品。在張我軍如此大張旗鼓，致力於中國白話文的提倡之下，五四文學的改革理論與創作作品大量地介紹

5 關於新舊文學論爭的最新、最詳盡的研究，參閱翁勝峰，《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論爭新探》

（台北：輔仁大學中文所博士論文，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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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台灣知識份子，這也促成了「在新文學運動的初期十年，白話文是台灣作家之間的主流語言」⁶的成果。

二、魯迅作品的引介

台灣知識分子在介紹五四運動的主要動機與目的，一如陳芳明所言：「一是白話文的提倡，一是五四初期文學作品的轉載。前者使台灣作家在語文的改革上有了遵循的方向，後者則使台灣文學的創作有了模仿的對象。」⁷白話文的提倡負有「啟蒙民愚」的使命，是促使台灣走向「現代化」的基礎，最終的目的不僅在於「謀台灣文化的向上」，更有其「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政治理想。五四初期文學作品的轉載，則為普及白話文，提升白話文表達能力，提供了最佳的教材。

當時在《臺灣青年》與《臺灣》上，不僅刊登了許多介紹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主張與理論，後來在《臺灣民報》與《臺灣新民報》上更轉載了許多的中國新文學作品，其中以魯迅的作品數量為最多⁸，影響也最大。魯迅的名字與作品最早出現在台灣文壇上，應屬前曾提及的許乃昌（秀湖）〈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來〉一文。接著，張我軍在《臺灣民報》第三卷第七號所發表的〈研究新文學應讀什麼書〉中也提及了魯迅的短篇小說集《吶喊》。但這僅僅只是羅列其名而已。而在這兩篇文章發表之間，魯迅的第一篇作品〈鴨的喜劇〉正式被介紹到台灣來，刊登在《臺灣民報》第三卷第一號上。從此，一直到一九三三年，魯迅的名字與作品便不斷地出現在臺灣的文壇上，受到了許多文化人的喜愛，也影響了許多文學作家。以下筆者就日據時期的報刊雜誌所見有關魯迅作品列表如下⁹：

6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第二章初期文學觀念的形成〉，《聯合文學》179 期（1999.9），頁 164。

7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第二章初期文學觀念的形成〉，《聯合文學》179 期（1999.9），頁 162。

8 許俊雅曾經根據她的統計指出：「自一九二五年至一九三○年這六年間民報所轉載之大陸作品，除一九二六年較少外，其篇數則從九—十—十二—十四，逐年遞增。」並分別表列《臺灣民報》所轉載胡適與魯迅的作品及譯作，其中胡適共八篇，魯迅共九篇。參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說研究》（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99），頁 63-67。又林瑞明曾經統計四十一期至九十一期的《台灣民報》，平均每三期就出現一次魯迅的作品或譯文，是出現頻率最高的一位作者。參林瑞明〈石在，火種是不會絕的——魯迅與賴和〉，《國文天地》7 卷 4 期（1991.9），頁 20。

9 參中島利郎著、葉笛譯〈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與魯迅—其接受的概觀〉；林瑞明〈魯迅與賴和〉，皆收入中島利郎編，《台灣新文學與魯迅》（台北：前衛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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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刊載雜誌日期備註鴨的喜劇《臺灣民報》第三卷第一號 1925.1.1 故鄉《臺灣民報》第三卷第十、十一號 1925.4.1～4.11

犧牲謨《臺灣民報》第三卷第十三號 1925.5.1 狂人日記《臺灣民報》第三卷第十五、十六號 1925.5.21～6.1

魚的悲哀《臺灣民報》第三卷第十七號 1925.6.11 狹的籠《臺灣民報》第六十九～七十三號 1925.9.6～10.4

阿 Q 正傳

《臺灣民報》第八十一～八十五號、第八十七號、第八十八號、第九十一號

1925.11.29 ～ 1926.2.7

僅刊到第六章未完雜感《臺灣新民報》第二九二號 1929.12.22 高老夫子《臺灣新民報》第三 0 七～三 0 九號 1930.4.5～4.19

池邊《南音》第一卷第五號 1932.3.14 魯迅自敘

傳略

《南音》第一卷第十一號 1932.9.27

無題詩《福爾摩沙》第二號 1933.12.30

在以上所列舉的十二篇魯迅的著作或譯作中，發表在《台灣民報》的就有七篇，

為數最多，且時間相當密集，幾乎都集中在一九二五年，而此年也是張我軍回台擔任《臺灣民報》編輯的時期。同年七月，《臺灣民報》第五十九號、第六十號及第六十二號刊出愛羅先珂作、胡愈之譯〈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自敘傳—〉，在文章結束後有一郎（張我軍）的識語：

這篇自敘傳是從魯迅、胡愈之、汪馥泉三先生合譯的愛羅先珂童話集轉載的。……我讀了他的文，非常受了感動，我尤其愛他的文字之優美，立意之深刻。譯筆又非常之老煉，實在可為語體文的模範。我此後想多轉載幾篇，以補救漠漠的我文學界。

因而日本學者中島利郎便根據以上資料推測在《臺灣民報》發表的魯迅文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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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由大陸返台的張我軍所擁有的雜誌或書籍中轉載的¹⁰。而其轉載的主要目的是作為創作語體文（白話文）模仿與學習的對象，以加速推展新文學運動的進行。

《臺灣民報》以當時動則數千份甚至上萬份的龐大發行量與幾近遍布全省的發行網，應有為數不少的台灣民眾藉由報紙讀過魯迅。另外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犧牲謨〉一文原刊《語絲》十八期（一九二五年三月十六日），不過一個半月的五月一日便出現在《臺灣民報》第五十三號，可見當時在台灣取得大陸新文學刊物的管道仍是暢通的。只要有意願，欲瞭解大陸新文學運動的概況或閱讀新文學的作品都不是太難的事。

張我軍是首位把魯迅作品介紹到台灣來的作家，而在台灣第一次對魯迅作品提出評論的為蔡孝乾。他發表連載在《臺灣民報》第三卷第十二號到第十七號的

〈中國新文學概觀〉（一九二五年四月二十一日～六月十一日），其中在「新小說」

部分，便針對魯迅《吶喊》中的〈孔乙己〉進行論述。首先他認為魯迅是個寂寞冷靜的人，《吶喊》的風格完全帶著「寫實主義」的色彩。而透過〈孔乙己〉的描寫，認為魯迅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極其普通、極其平凡的人，但在這之中卻令人感受著一切永久的悲哀、人生的真味。魯迅所描寫的完全是社會的缺陷與人生的悲哀。蔡孝乾的觀點相當正確地掌握了魯迅創作的意圖與特色，對於魯迅的理解已經擁有相當的深度。¹¹

無論是張我軍或是蔡孝乾，他們都是在「台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流，

本流發生了甚麼影響、變遷，則支流也自然而然的隨之而影響、變遷」¹²的觀點下，希望透過對中國新文學的介紹，來增進剛萌芽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勃興，尤其是魯迅那極富於批判性的文學特色以及極鮮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精神，與當時擔負著抗日以及「謀台灣文化向上」任務的台灣新文學運動恰恰是「不謀而

10 中島利郎著、葉笛譯，〈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與魯迅〉，收入中島利郎編《台灣新文學與魯迅》（台北：前衛出版社，2000），頁 52-53。

11 中島利郎著、葉笛譯，〈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與魯迅〉，收入中島利郎編《台灣新文學與魯迅》（台北：前衛出版社，2000），頁 55-56。

12 張我軍〈請合力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臺灣民報》第 3 卷第 1 號（1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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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再由於當時正處於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啟蒙期」¹³（1921～1931），能真正以白話文寫作的作家與作品並不多，轉載中國新文學作家的作品，一方面有利於版面的充實，一方面也有習作範本的效用在。在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的「啟蒙期」，魯迅的作品也就在前述的客觀環境與條件下被介紹到台灣來。

一九三一年「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對中國展開積極的侵略行動。為了穩固殖民地的工業化基地，台灣總督府同時也開始配合殖民母國，對日漸發展而致鼎盛的政治抗日運動，展開一連串的鎮壓與逮捕的行動，從此台灣的政治運動由盛而衰。台灣的文學運動，是伴隨著政治運動而來的，文學運動的作家，往往也是政治運動的實踐者，因而當政治運動受到嚴峻的壓制時，這些失去舞台的知識份子，轉而專注在文學的創作，利用文學的形式繼續反抗的傳統，

三○年代不斷出現的文學結盟行動就是此種反抗精神的表現。由於此時作家對文學運動的專注與投入，純粹的文學社團與文學雜誌陸續出現。例如一九三二年一月由郭秋生、黃春成、葉榮鐘等人所倡立的「南音社」，三月由留日學生蘇維熊、

張文環、巫永福、王白淵等人所組織的「台灣藝術研究會」相繼在台北與東京成立。一九三三年十月由郭秋生、廖漢臣所發起的「台灣文藝協會」也在台北成立。

緊接著一九三四年五月由張深切、賴明弘、何集璧等人之奔走，糾集全島文藝工作者在台中召開「文藝大會」，決議成立文學團體「台灣文藝聯盟」，至此，台灣新文學運動達到了高潮。一九三五年十二月，楊逵脫離「台灣文藝聯盟」¹⁴，在台中另立「台灣新文學社」。而伴隨著文學社團的出現，文學雜誌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例如「南音社」發行的文藝雜誌《南音》（漢文）；「台灣藝術研究會」

發行的文藝刊物《福爾摩沙》（日文）；「台灣文藝協會」出版的《先發部隊》（漢文）、《第一線》（漢、日混合）；「台灣文藝聯盟」發行的機關刊物《台灣文藝》

13 台灣文學的歷史分期，各個文學史家或研究者，基於個人的史觀或論述重心，都會有其不同的詮釋。目前可知的就有王白淵、王詩琅、葉石濤、陳芳明、島田謹二、河原功等人的不同主張，

大陸出版的台灣文學史專書，也有他們不同的觀點呈現。此處筆者採用的是陳芳明的時間分期，

但名稱卻依己意而有所變更。

14 關於楊逵離開《台灣文藝》，歷來有幾種不同的說法。楊逵自己說是因不滿張星建選稿的獨裁作風與不斷變更編輯方針。葉石濤指出是為了要不要刊登藍紅綠的小說〈邁向紳士之道〉而與張

星建發生嚴重爭執。葉石濤，《台灣文學的悲情》（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0），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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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日混合）以及「台灣新文學社」所刊行的《台灣新文學》。而這一番文學繁盛的景象，也造就了許多優秀的作家與作品。一九三四年十月，楊逵的〈送報伕〉參加日本《文學評論》徵文比賽獲選為第二獎（首獎從缺），此為台灣人首次進入日本中央文壇，意味著台灣人的日文小說，無論從文字技巧或創作內容都已達到了日本文壇的水準。二個月後的一九三五年一月，呂赫若的〈牛車〉亦發表在《文學評論》，同時張文環的〈父親的臉〉也獲得日本《中央公論》小說徵文比賽第四名。一九三七年龍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參加日本《改造》

雜誌舉辦的小說徵文又獲得了「佳作推薦獎」。這一連串得獎的事實，說明了台灣新文學運動經過不到二十年的發展，已經具體累積了相當豐碩的成果，作品的水準甚至不遜於同時的日本作家，台灣作家在日本中央文壇上，已取得了一定之地位。

此時，由於台灣新文學已經進入了「繁盛期」（1931～1937），台灣作家的作品不管在質與量上，與前一期相比皆有長足的進步，甚至可在日本中央文壇上佔有一席之地，因此在台灣各個文學雜誌上所刊登的，大部分都是島內作家的作品，對於中國新文學作家與作品方面的轉載也就日益減少，當然，這也包括魯迅的作品在內。根據前表所示，這段時期所能見到有關魯迅的作品只有三篇。刊載於《南音》的〈池邊〉，與「啟蒙期」所出現的〈魚的悲哀〉、〈狹的籠〉一樣，

都是魯迅翻譯俄國童話作家愛羅先珂的作品，無論是《臺灣民報》或《南音》，

之所以轉載此類作品，其實對比於當時台灣的處境，皆有其現實的寓意在。¹⁵同樣刊載於《南音》的〈魯迅自敘傳略〉，是台灣最早出現的魯迅傳記介紹，原來是魯迅為了〈阿 Q 正傳〉俄語版的出版而寫的序中，附帶對自己的生平作了簡略的描述。而在《福爾摩沙》所登載的〈無題〉，是一首七言律詩，原先是魯迅在〈為了忘卻的紀念〉一文中，為了紀念因國民黨政權的迫害而犧牲的左聯青年作家白莽、柔石、胡也頻等而寫的一首詩。此時，雖然在台灣文壇上難以見到有

15 有關轉載魯迅所譯的三篇愛羅先珂作品的寓意，可參中島利郎著、葉笛譯，〈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與魯迅〉，收入中島利郎編《台灣新文學與魯迅》（台北：前衛出版社，2000），頁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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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魯迅的作品，但是魯迅文學仍然持續地影響著台灣。中島利郎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與魯迅〉一文中曾提及：

魯迅作品雖然有所限制，可是透過日文譯本，或以中文原文能直接閱讀，

在某種程度上變得可能了。從而，可以想像其作品就沒有必要轉載，變成像上面說的狀態。這件事表示魯迅作品單純地要向台灣介紹的時期已經終結，也顯示他已進入台籍作家心底咀嚼和消化的時期。¹⁶

隨著日本殖民統治的愈加鞏固，「國語運動」政策的實施便愈見成效，不僅日語的使用愈形普遍，留日的知識份子也愈來愈多，以日語作為文學創作語言的作家已漸漸成為文壇上的主流，甚至如前所述日文作家的作品已能登上日本中央文壇，與日本作家作品相較也不遑多讓。再加上其時的日本文壇開始重視魯迅，介紹其人或翻譯的作品普遍地刊載在各種雜誌上，例如一九三二年井上紅梅的《魯迅全集》（十一月，改造社），一九三五年佐藤春夫、增田涉的《魯迅選集》（六月，岩波書店），甚至魯迅在一九三六年去世後，改造社便以相當快的速度在翌年出版了日譯本全七卷的《大魯迅全集》。¹⁷因此，透過日譯本的魯迅作品，台灣知識份子仍然能夠獲讀魯迅文學。¹⁸另外，鍾理和曾經自述於小高畢業後進入村塾，開始耽讀新舊體小說，「更由高雄嘉義等地購讀新體小說，當時大陸上正是五四之後，新文學風起雲湧，北新版的魯迅、巴金、郁達夫、張資平等人的選集，在台灣也可以買到。」（《鍾理和全集‧鍾理和自我介紹》，頁 218）根據林俊宏〈鍾理和先生年譜〉所載，此時為一九三○年鍾理和十六歲，由此可見，當時在台灣仍有管道可直接購買並閱讀魯迅的中文原作。

「繁盛期」的台灣文壇，除了閱讀魯迅的作品外，對其本人也極具興趣。《南

16 中島利郎著、葉笛譯，〈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與魯迅〉，收入中島利郎編《台灣新文學與魯迅》（台北：前衛出版社，2000），頁 65。

17 中島利郎著、葉笛譯，〈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與魯迅〉，收入中島利郎編《台灣新文學與魯迅》（台北：前衛出版社，2000），頁 64。

18 日據時期作家楊逵在一九八二年八月接受美國愛荷華大學的邀請前往美國，回程時順訪日本，於十一月一日抵達，十五日離開，前後停留兩個星期，期間接受戴國煇與內村剛介的訪問，

在訪問稿中曾表示：「在這位入田先生的遺物中，有改造社版的《魯迅全集》，由於我被託付他的書籍，才得以正式地閱讀魯迅。」陳芳明編、楊逵口述，〈一個台灣作家的七十七年〉，《楊逵的文學生涯》（台北：前衛出版社，1989），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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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第一卷第三號（一九三二年一月）刊有擎雲的〈文藝時評‧關於魯迅的消息〉；頑銕將增田涉〈魯迅傳〉譯成中文，分為四次連載在《台灣文藝》第二卷第一號

～第四號上（一九三四年十二月～一九三五年四月）。此類文章的出現，意味著台灣知識份子對魯迅其人及作品已不陌生，已能掌握魯迅及中國文壇的最新動態，而且想要對魯迅本人作深入的瞭解。此時專文介紹中國文壇發展動態的有刊在《台灣文藝》第二卷第五號的〈中國文壇的近況〉，作者是日人森次勳，由賴明弘翻譯；刊在《台灣文藝》第二卷第七號的是蔡嵩林〈中國文壇的近況〉。雖然這兩篇文章在提及魯迅時，都只是略帶一談而已，不過在蔡嵩林的文章中，對當時作家的作品或動態的詳盡介紹，可以看出他對中國文學發展的熟稔。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在《台灣文藝》第二卷第七號上登載了一首署名孔乙己的新詩〈日光下的旗幟〉，用孔乙己為筆名，明顯的是從魯迅同名小說獲得的啟發，

這也說明魯迅小說影響台灣作家的一個面向。另外，對於魯迅文學評論的文章也時而可見。一九三五年一月，《第一線》刊載了黃得時〈小說的人物描寫〉，文中引用魯迅文章論述人物「外在描寫」與「內在描寫」的正確技巧，並加以稱讚說：

「也許是我們的魯迅先生才能達到這麼完全的呀！」一九三六年魯迅於上海逝世後，同年十一月的《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九號馬上便刊出兩篇以日文寫就的哀悼魯迅的文章，分別是王詩琅的〈哀悼魯迅〉（卷頭語）與黃得時的〈大文豪魯迅逝世〉。前者準確地把魯迅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標示出，不僅把魯迅視為蘇聯的高爾基，也突顯他在胡適所發起文學革命運動中所建立的功勞，而且正確地概括他對現實執拗不懈的熾烈批判的文學風格與價值；後者除了介紹魯迅的生平與作品外，同時也談到〈狂人日記〉與〈阿 Q 正傳〉的成就，以及《中國小說史略》

一書的學術價值與意義。這兩篇文章都表示當時的台灣知識份子，對於魯迅作品的閱讀與理解，都具備了一定的深度與廣度。

此外，特別值得留意的是此時魯迅的文學已直接影響台灣作家的創作，尤其

(12)

是賴和¹⁹。賴和在台灣新文學史上的開拓之功，早已受到當時作家們的推崇與肯定，有人稱他是「台灣的魯迅」²⁰，也有人稱他是「台灣新文學之父」²¹。這樣的讚譽不僅顯現出賴和對於新文學發展所做出的貢獻，也說明了當時的台灣知識份子對於賴和與魯迅都有相當的認識。賴和一生雖然未曾見過魯迅，然而在文學創作的風格與國民精神的改革上，卻深受其影響。賴和的摯友楊守愚便曾說道：

先生生平很崇拜魯迅先生，不單是創作的態度如此，即在解放運動一面，

先生的見解，也完全和他「……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國民）的精神，而善於改變精神的，當然要推文藝……」合致。²²

他們兩人都有醫學的背景，魯迅先以習醫救人為理想，後棄醫從文，冀望以文救國；賴和為開業醫生，也是作家，不僅救人亦救國，皆有仁愛的胸懷。同樣是醫生也是作家的吳新榮，也曾推崇「賴和在台灣，正如魯迅在中國，高爾基在蘇聯，

任何權威都不能漠視其存在。」²³他把賴和與魯迅、高爾基等同看待，認為他們各自在所在的土地上都擁有相同重要的地位，他們的價值與影響是不分軒輊的。

魯迅的影響，甚至一直到賴和臨死之前都還念念不忘地提到魯迅以及台灣新文學運動。²⁴賴和之外，龍瑛宗在他的處女成名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藉由小說人物林杏南長子之口說出讀了佐藤春夫所譯魯迅〈故鄉〉深受感動，而且想讀他的〈阿 Q 正傳〉的敘述，也是魯迅文學影響台灣作家的一個明證。

一九三七年四月一日，為了配合日本軍閥在中國日漸加速的侵略腳步，台灣島內的報紙陸續廢止了漢文欄，進而在台灣所有的出版品都被限定只能使用日

19 關於賴和與魯迅關係的研究，可參林瑞明，〈魯迅與賴和〉，收入中島利郎編《台灣新文學與魯迅》（台北：前衛出版社，2000）。

20 黃得時，〈輓近の台灣文學運動史〉，《台灣文學》第 2 卷第 4 號（1942.10），頁 9。

21 葉石濤，〈為什麼賴和先生是台灣新文學之父？〉，《沒有土地，哪有文學》（台北：遠景出版社，1985），頁 14。又見《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98），頁 42。

22 此段話為楊守愚為戰後始披露的賴和〈獄中日記〉所寫的序文內容。參《政經報》1 卷 2 期，

頁 11。

23 見史氏（吳新榮），〈文藝通訊〉，《台灣文學》第二輯（1948.9），頁 12。

24 楊雲萍追憶一九四三年初，前往台北帝大附設醫院探望病重住院的賴和時的情況：「話說得起勁，就講到魯迅，便談到《北平箋譜》了。……過了一會，賴和先生突然高聲說：我們所從事的新文學運動，等於白做了！」楊雲萍，〈追憶賴和〉，《民俗台灣》第 3 卷第 4 號（19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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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²⁵於是，以中文書寫的作品幾乎都不見²⁶，當然，這也包括魯迅作品的轉載，

以及一切介紹魯迅的文章。魯迅文學是否就此消失在台灣文壇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例如在《文藝首都》第八卷第十號上便出現龍瑛宗的〈兩篇《狂人日記》〉，

文中把果戈里與魯迅的〈狂人日記〉加以比較，指出彼此的承繼關係以及屬於魯迅自己的獨特風格。《台灣時報》（一九四○年二月）也刊登了黃得時的〈支那的現代文學〉，在介紹文學革命以降的中國文學發展的內容中也提到了魯迅。此外，

《民俗台灣》第三卷第四號（一九四三年四月）也登載了楊雲萍的〈追憶賴和〉。

從以上這些敘述看來，魯迅文學不但未曾消逝，而且一直存在台灣知識份子的心中，不僅顯露在對魯迅消息的關心，也表現在對魯迅文學正確且深入的評價中。

光復初期，楊雲萍曾在《台灣文化》第二卷第一期的「魯迅逝世十週年特輯」中提及日據時期魯迅思想傳播的情形：

民國十二三年前後，本省雖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宰割下，也曾經掀起一次「啟蒙運動」的巨浪。而對此次運動，直接地，間接地影響最大的影響的，就是魯迅先生。他的創作如「阿 Q 正傳」等，早已被轉載在本省的雜誌上，

他的各種批評，感想之類，沒有一篇不為當時的青年所愛讀。

現在我們還記憶著我們的那時的興奮。其一原因，是因為我們當時的處境，其另一原因，是因為當時的本省青年，多以日文為媒介，得和世界的最高的文學和思想相接觸，獲得相當程度的批判力和鑑賞力；所以對魯迅先生的真價，比較當時的我國國內的大部分的人們，是比較的正確而切實的。²⁷

從楊雲萍的敘述以及前述的討論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魯迅雖從沒來過台

25 報紙廢止漢文欄刊行的措施，並非台灣總督府所頒訂的命令，而是由報社的「自主規制」所形成的。詳見中島利郎，〈日本統治期臺灣研究の問題點——臺灣總督府による漢文禁止と日本統治末期の臺灣語禁止を例として——〉，《歧阜聖德學園大學外國語學部中國語學科紀要》第 5 號，2002 年 3 月。轉引自下村作次郎，〈我所認識的台灣文學〉，《台灣文學評論》第 4 卷第 2 期，

（2004.4），頁 141。

26 一九三七年創刊的《風月報》是中、日文並刊的雜誌，是在當時相當難得可以中文發表新文學的文藝園地，然其內容主要為吟詠風月、鼓吹風雅，且為一本文言與語體並重的刊物，一九四一年七月易名為《南方》，一九四三年八月被迫停刊。

27 楊雲萍，〈記念魯迅〉，《臺灣文化》第 1 卷 2 期，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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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然而台灣知識份子對其人、其文應具有相當的認識與理解，甚至對台灣作家的創作都具有一定的影響。

第二節戰後初期魯迅思想在台灣的傳播

一九四五年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戰敗投降，依照「開羅會議」的決議，

台灣正式脫離日本殖民統治，回歸中國懷抱。隨著台灣的光復，無論是台灣本地或是由大陸來台的知識份子，所面臨的是一個嶄新的局面，但由於彼此文化的隔閡，卻又都面臨了一定的挑戰。誠如陳芳明所言：

台灣知識分子在這段時期開始接受兩種重要的文化挑戰，一是如何省視殖民時期的歷史經驗，一是如何面對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國文化。來台的大陸知識分子，事實上也面臨同樣的問題，亦即如何在中國的歷史經驗與台灣殖民地文化之間取得平衡點。²⁸

具有「反封建」「爭民主」特色的魯迅文學，此時恰好成為溝通台灣殖民地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橋樑。台灣知識份子欲藉它延續日據時期以來的批判精神，以求抵抗專權濫政、貪污腐敗的陳儀政府；中國知識份子希望藉由魯迅精神在台灣的傳播，得以重建台灣的新文化。雖然兩方的目的未盡相同，但在介紹魯迅的工作上，卻取得了一致的共識。

一、來台之外省文化人對魯迅思想的傳播

台灣接受日本殖民統治達五十年之久，尤其在後期為配合戰時體制所進行的

「皇民化運動」，更加速台灣的「日本化」。特殊的歷史經驗，使得台灣人無論在語言、生活、思想與文化上，不管願意與否，多少都沾染些日本色彩，據估計，

在日據末期的臺灣，已有三分之二的人日本化了。²⁹尤其在語言上，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實施近五十年的「國語運動」，獲致了極好的成效。二次大戰結束前的一

28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第九章戰後初期文學的重建與頓挫〉，《聯合文學》197 期（2001.3），頁 151。

29 許雪姬，〈葉石濤先生訪問記錄〉，民國八十年六月二十六日。轉引自許雪姬，〈台灣光復初期的語文問題——以二二八事件前後為例〉，《史聯雜誌》第 19 期（1991.12），頁 90。

(15)

九四五年，全台的日語普及率約達百分之七十。³⁰

面對臺灣如許的現實狀況，如何使「日本化」的台灣「中國化」，便成為在一九四四年四月成立，負責國府接收籌備工作的「臺灣調查委員會」的主要文化政策。透過台灣調查委員會於一九四五年三月二十三日頒佈的「台灣接管計畫綱要」的內容，我們可以知道國府接收台灣所制訂的文化政策，主要在於「增強民族意識，廓清日本殖民的毒化思想」³¹。戰後，原「台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儀，被任命為台灣省行政長官公署行政長官，他所實施的文化政策，便是在這樣的原則下進行的。

在行政長官公署組織中，掌管文化政策主要有兩個機關：一是宣傳委員會，

主要負責文化宣傳、推行國語以及電影與圖書的工作。二是台灣省編譯館，下分為學校教材組³²、社會讀物組、名著編譯組、台灣研究組四組，主要負責教科書與一般民眾讀物的編輯、世界名著的翻譯與台灣歷史文物的系統研究。就其工作的性質而言，對台灣文化重建的推展上，台灣省編譯館的影響毋寧是更為深遠的。

因此，行政長官陳儀邀請其摯友許壽裳先生，前來台灣擔任編譯館館長一職。根據黃英哲的研究，許壽裳先生之所以答應赴台就任的原因有三：一是因為戰後，

國府對台灣文化的再編，需要有留日背景，對日本文化、日本語有某種程度的了解與造詣，並兼具中國古典學識的人赴臺從事文化工作。二是他與陳儀的深厚關係，傳統中國社會是非常重視同鄉、同窗的關係。三是他希望利用台灣的安定環

30 張良澤著、廖為智譯，〈存留於台灣的日語——兼論「國語」教育〉《台灣文學、語文論集》（彰化：彰化縣立文化中心，1996），頁 196。原題為〈台灣に生き殘つた日本語——「國語」教育より論ずる〉，發表於《中國語研究》第二十二號（1983.6），頁 17。

31 「台灣接管計畫綱要」第一項通則第四條：「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識，廓清毒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第七項教育文化第五十一條：「日本佔領時印行之書刊、

電影片等，其有詆毀本國、本黨或曲解歷史者，概予銷毀。一面專設編譯機關，編輯教科書及必要之書籍圖表。」詳見陳鳴鐘、陳興唐主編，《台灣光復和光復後五年省情》（上）（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頁 49、54。

32 戰後初期，台灣行政長官公署為了要重新編輯一套適用於台灣的課程教材，曾在教育處下成立「中等國民學校教材編輯委員會」與「編審室」，後因「台灣編譯館」成立，便併入前述二單位與相關人員，繼續相關工作。參楊乃藩，〈許壽裳與臺灣省編譯館〉，《傳記文學》第 55 卷 6 期（1989.12），頁 87；黃英哲，〈許壽裳與台灣（1946～1948）——兼論二二八前夕台灣省行政長官公署的文化政策〉，收於《二二八學術研討會論文集（1991）》（台北：台美文化交流基金會，

1992），頁 121。

(16)

境，完成《魯迅傳》與《蔡元培傳》的寫作計畫。³³

陳儀、許壽裳與魯迅都是浙江紹興人，又同時留學日本，於弘文學院學習日文，因同鄉之誼，三人很快便成為莫逆之交，至死不渝。³⁴後陳儀習軍事，畢業於陸軍士官學校砲兵科；許壽裳習文，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科；魯迅先是習醫，前往仙台醫專就讀，後棄醫習文。三人回國後，陳儀往軍界、政界發展，

許壽裳、魯迅則一直在教育界、文化界工作。當陳儀被任命為台灣省行政長官時，

為因應台灣特殊文化歷史環境，完成心理建設的治台重要工作，因此具備日本背景、通曉日語、嫻熟文化教育工作，再加上與陳儀的友好關係，許壽裳自然成為台灣省編譯館館長的不二人選。陳儀在邀請許壽裳來台時，便已明白告知「為促進台胞心理建設，擬專設編譯機構，編印大量書報，盼兄來此主持」³⁵的期望，

因此經過再三的思慮後，在針對台灣特殊的文化背景以及延續好友魯迅精神的使命下，「許壽裳前往台灣擔任台灣省編譯館館長，從事台灣的文化重建工作，他極力向台灣介紹魯迅的思想，藉此傳播中國新文化運動的精神，以此為台灣文化重建之道。」³⁶

一九三六年十月十九日魯迅逝世後，許壽裳基於對摯友的深切懷念與敬佩，

便開始研究魯迅，以弘揚魯迅精神為己任，舉凡為捐募魯迅先生文學獎金事、《魯迅先生全集》的印行出版、魯迅研究相關文章的撰寫，無不戮力而為。然而八年抗戰的顛沛流離生活，並無法帶給他安定的研究環境，發表魯迅研究的文章並不

33 黃英哲，〈許壽裳與戰後初期臺灣的魯迅文學介紹〉，《國文天地》7 卷 5 期（1991.10），頁 75。

34 許壽裳在《魯迅的思想與生活》序言中說：『我和魯迅生平有三十五年的友誼，「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在東京訂交的時候，便有縞帶紵衣之情，從此互相關懷，不異於骨肉。』見許壽裳著，馬會芹編，《摯友的懷念—許壽裳憶魯迅》（石家庄：河北教育出版社，2000），頁 140。孫伏園在〈魯迅先生的少年時代——在先生逝世五週年紀念會講〉一文中曾指出：『陳先生（陳儀）

與魯迅先生情誼之厚，幾與許先生（許壽裳）不相上下。（中略）他（魯迅）常常會想念他的幼年同學時的好朋友，說：「不教書了，也不寫文章了，到公俠那兒做｀營混子＇去了！」』收於孫伏園、許欽文等著《魯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憶魯迅》（石家庄：河北教育出版社，2000），

頁 74。

35 為許壽裳一九四六年五月二日日記的內容。見北岡正子、秦賢次、黃英哲編，《許壽裳日記》

（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3）。

36 黃英哲，〈台灣における許壽裳の足跡——戰後台灣文化政策の挫折〉下《東亞》第 292 號

（1991.10），霞山會。轉引自黃英哲〈戰後魯迅思想在台灣的傳播〉，收入於中島利郎編《台灣新文學與魯迅》（台北：前衛出版社，2000），頁 151。

(17)

算多，直到抗戰勝利應陳儀之邀赴台後，才有了稍微平靜的生活，得以陸續發表有關魯迅研究的心得³⁷。許壽裳畢生的魯迅研究大部分便是於赴台的短短一年七個月時間完成的，其原因正如黃英哲所言，一是作為寫作《魯迅傳》前的準備工作；二是希望透過魯迅思想、精神的介紹，引進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精神，藉以改造台灣文化的內涵。³⁸於是許壽裳抵達台北後，便馬不停蹄地創作了許多有關魯迅的文章，發表在各大報章雜誌上，擴大了魯迅文學與思想在台灣文壇上的影響，並藉由魯迅研究文章的發表與出版³⁹，不斷宣揚魯迅的戰鬥精神、誠愛的德行與改造國民性的思想，希望藉此以清除日本文化思想的影響，完成台灣省編譯館所擔負的「重建台灣文化」的重要任務。

由於陳儀與魯迅、許壽裳的友好關係，以及相對於國內國共內戰動盪的安定環境，尚未完全遭受國民黨法西斯統治染指的戰後初期的台灣，對於具左翼思想色彩的文人或藝術家而言，無疑是個世外桃源，因此吸引了相當多國內的進步知識份子來台，其中不乏為魯迅友人、弟子、景仰者或追隨者。除了前述的許壽裳先生外，尚有臺靜農、李霽野、李何林、黎烈文、黃榮燦等。臺靜農與李霽野都是一九二五年在北京與魯迅共組「未名社」的成員，曾親自接受魯迅的指導，可視為其入門弟子。臺靜農到台灣之前，曾在北京編輯過一本《關於魯迅及其著作》，內容蒐羅一九二三年至一九二六年間，散見於各報刊雜誌上介紹魯迅或關於魯迅文章的評論。李霽野應許壽裳之邀來台，擔任編譯館編纂兼名著翻譯組組長。二人是在一九二五年經魯迅的介紹而認識。李在來台前，便是著名的文學翻譯家，又為魯迅弟子，深悟其人格與精神，對於許壽裳欲以魯迅精神重建台灣文化的理想，誠一大助力。李何林與臺、李二人皆為安徽霍丘人，又與李霽野同為

37 許壽裳來台後，有關魯迅研究的寫作、發表的時間與刊物與出版情形，請參閱黃英哲，〈許壽裳與戰後初期臺灣的魯迅文學介紹〉，《國文天地》7 卷 5 期（1991.10），頁 76-77。

38 黃英哲，〈許壽裳與戰後初期臺灣的魯迅文學介紹〉，《國文天地》7 卷 5 期（1991.10），頁 77。

關於以魯迅精神作為臺灣文化重建的內涵，許壽裳么女也曾述及其父在決定赴台同時，開始了醞釀已久的《亡友魯迅印象記》的撰寫，「那就意味著他要以魯迅精神來開創新的生活之路」。許世瑋，〈父親許壽裳生活雜憶〉，收於《許壽裳文集》下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頁 959。

39 許壽裳在台期間完成了兩部專書的出版，分別是《魯迅的思想與生活》（台北：台灣文化協進會，1947）、《亡友魯迅印象記》（上海：峨嵋出版社，1947）。

(18)

阜陽第三師範學校同學，一九二八年因安徽的通緝令逃避至北京，加入起封後重新開設的未名社出版部售書處工作。在未名社期間，編選了《魯迅論》一書，由上海北新書店出版。黎烈文與魯迅的關係更為密切，於主編《申報》副刊「自由談」時，透過郁達夫向魯迅邀稿後結識。魯迅結集出版的雜文集《偽自由書》與

《准風月談》，便是由投稿「自由談」的文章所輯成。一九三四年五月，黎烈文被迫退出「自由談」後，魯迅便約請他與茅盾發起成立「譯文社」，編輯出版《譯文》月刊。《譯文》停刊後，又在魯迅支持下創辦《中流》半月刊。無論在事業或生活上，魯迅都給予他最大的支持與關懷。前所述諸人在大陸期間，雖然與魯迅過從甚密，也深受其精神與人格的影響，對傳播魯迅思想都有一定的建樹，可惜的是到了台灣以後，除了李何林曾經在《台灣文化》第二卷第二期發表〈讀「魯迅書簡」〉外，其他人都未曾有過關於魯迅的隻字片語發表在台灣的報章雜誌上。

黃榮燦⁴⁰，四川重慶人，筆名力軍、榮丁、黃原、黃云，一九四五年十二月抵台，一九五二年十一月，因「吳乃光等叛亂案」被判處死刑槍決。黃榮燦是位木刻畫家，是魯迅所提倡「新興木刻運動」的追隨者與實踐者。現存黃榮燦作品中最早的一幅，就是在一九三八年為紀念魯迅逝世二週年而作的〈魯迅逝世二週年紀念布畫〉⁴¹。一九三九年七月，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在桂林舉行的〈魯迅逝世三週年木刻展覽〉上，黃榮燦展出了他的第一部木刻作品〈魯迅像〉⁴²。來台之後，為紀念魯迅逝世十週年，他在一九四六年十月十九日與十一月四日的

《和平日報》「新世紀」第六八期與《新生報》「新地」第九四期上，又分別發表木刻版畫〈魯迅先生遺像〉、〈魯迅像〉。同時，他在《台灣文化》第一卷第二期與《和平日報》一九四六年十月二十日之「每週畫刊」上，亦寫了〈弔魯迅先生——

他是中國的第一位新思想家〉與〈中國木刻的保姆——魯迅〉兩篇文章，論述初

40 關於黃榮燦的傳記資料，目前較為詳細的研究有大陸學者吳捗〈思想起…黃榮燦——一位被歷史遺忘的木刻版畫家〉、〈思想起——黃榮燦（續編）〉、〈〈思想起——黃榮燦（三編）〉《雄獅美術》233 期、242 期、273 期，1990.7、1991.4、1993.11。梅丁衍〈黃榮燦疑雲——台灣美術運動的禁區〉（上中下）《現代美術》第 67、68、69 期，1996 年 8、10、12 月。橫地剛著、陸平舟譯

《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台北：人間出版社，2002）。

41 來台後，發表於《台灣文化》1 卷 2 期（1945.11）。

42 後來發表於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4 卷 3 期（1939.12）。

(19)

生的臺灣文化，需要魯迅民主自由精神的支持與推進以及魯迅與中國木刻運動發展的關係。雖然黃榮燦並沒有直接接受過魯迅的指導與教誨⁴³，但由上述這些作品與文章的發表，我們可以瞭解到黃榮燦受到魯迅相當的影響。

黃榮燦於一九四五年十二月以《大剛報》、《前線日報》的記者身份來台⁴⁴，隨著一九四六年一月一日《人民導報》的創刊，他開始參與文藝專欄「南虹」的編輯，一直到三月辭職為止，由他所發表的言論中，我們不難發現他一直有著推動「戰後民主主義」在台灣實現的理想。在〈怎樣利用假期〉一文中他鼓勵臺灣青年學生說：「今天台灣的學生應採取的方向，也就是今天中國廣大人民所努力的方向——用盡全力來爭取『民主』的徹底實現的方向。」⁴⁵在〈婦人要求民主〉

中又向婦女建言：「世界在變，『民主』政治向婦女解放呼響了，目前世界潮流已趨向於真正的『民主』的時候，我們婦女尤其在台灣的婦女應該用全部力量來要求民主。』⁴⁶這些鼓勵與建言的內容，正恰如其份的成為池田敏雄眼中的黃榮燦形象的最好註腳。⁴⁷黃榮燦認為台灣與大陸在共有的抗日文化基礎上，應該擁有爭取「民主主義」實現的共同目標，唯有在台灣真正實現「民主主義」，才能「重建一個可愛的康樂之國」⁴⁸，這是他心目中重建台灣文化之道。然而身為藝術家的黃榮燦，要用何種方式來落實「民主主義」在台灣實現的理想呢？他在文章中說道：

他偉大民主的戰士，通過藝術，與毒龍，瘴烟，黑暗反覆的苦鬪了一生的精力，……他在人類戰勝惡力的巨聲中，撩著歷史的記錄，終於沖破了「帝

43 橫地剛從兩人年齡的懸殊、居住地的遙遠以及現存資料來看，認為黃榮燦應是魯迅弟子的弟子。橫地剛著、陸平舟譯《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台北：人間出版社，

2002），頁 13-14。

44 橫地剛著、陸平舟譯《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台北：人間出版社，

2002），頁 58-61。

45 榮燦，〈怎樣利用假期〉《人民導報》「南虹」第 34 期（1946.2.8）。

46 榮丁，〈婦人要求民主〉《人民導報》「南虹」第 35 期（1946.2.11）。

47 戰後來台的黃榮燦，不僅積極的認識台灣文化人，並與當時還暫留台灣的日本藝文人士，如濱田隼雄、西川滿、立石鐵臣、池田敏雄等人有過密切的往來。池田敏雄當時在日記裡曾經記下對黃榮燦的印象：「黃先生的意見非常進步，經常談論中國最近的民主主義動向。」池田敏雄，〈敗戰日記〉《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 4 號，頁 100。

48 黃榮燦，〈給藝術家以真正的自由——響應廢止危害人民基本自由〉，《人民導報》「南虹」第 29 期（1946.1.31）。

(20)

國」，「封建」，「侵略」底包圍，終於建立了「不准通過」這永生的號召，

團結了民主的力量。

在經過敵人五十年蹂躪和掠奪的臺灣又回到祖國的懷抱來，一切文化重新開始建立，這初生的文化感到了需要他，因為今天新文化事業需要使（許）

多的支持和推進的，預知者，先覺者啊！

今天在此紀念魯迅先生逝世十週年較以往有意義，在台灣首次紀念，介紹，認識他，是台灣文化發展重要的一面。⁴⁹

魯迅先生把木刻從西歐搬回來中國的老家後，他苦心地哺育著，領導著，

使它以新的戰鬥姿態配合著現實，關切著民生的命運，而踏上英勇的前進的階段！所以木刻在今天才能刻劃出敵人的野蠻，殘暴和醜惡的現實來！

50

魯迅的木刻思想中「反帝」、「反封建」、「反侵略」與「爭民主」的內涵，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恰與台灣新文學的抗日傳統不謀而合，因而介紹魯迅的木刻思想，推廣魯迅的革命精神，成為黃榮燦在台灣推展「民主主義」的最大利器。此外，黃榮燦還先後在《和平日報》、《台灣文化》、《新生報》發表四篇專文介紹德國女木刻畫家凱綏‧珂勒惠支⁵¹，並在《和平日報》「每週畫刊」第 12 期、13 期推出「世界名女版畫家凱綏‧珂勒惠支專輯」（1946 年 11 月 24 日、12 月 1 日），

極力宣揚她新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他之所以如此不厭其煩地向台灣人民介紹凱綏‧珂勒惠支，正是因「魯迅非常推崇凱綏‧珂勒惠支，深受其影響，黃榮燦的介紹凱綏‧珂勒惠支也等於是在介紹魯迅的木刻思想」⁵²。

以記者身份來到台灣的黃榮燦，除了參與報紙文藝專欄的編輯，且在報章雜

49 黃榮燦，〈弔魯迅先生——他是中國的第一位新思想家〉《台灣文化》第 1 卷 2 期，頁 13。

50 黃榮燦，〈中國木刻的保姆——魯迅〉《和平日報》「每週畫刊」第 7 期，1946 年 10 月 20 日。

51 這四篇文章分別是發表於 1946 年 11 月 24 日、12 月 1 日《和平日報》「每週畫刊」第 12、13 期的〈介紹人民版畫家 KAETHE KOLLMITZ 凱綏‧珂勒惠支（1867—1945）；1947 年 1 月 1 日

《台灣文化》第 2 卷第 1 期的〈版畫家凱綏‧珂勒惠支（1867—1945）；1947 年 9 月 6 日《新生報》「橋」第 161 期的〈凱綏‧珂勒惠支〉。

52 黃英哲，〈黃榮燦與戰後台灣的魯迅傳播（1945～1952）〉，《台灣文學學報》第 2 期，2002 年 2 月，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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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上不斷發表文章與創作外，他於來台不久的一九四六年一月還創立了「新創造出版社」，多面向地致力於台灣文化重建的工作。成立之初，作為「新創造文藝叢書」的劉白羽《成長》與張天翼《新生》兩本書的出版發行為出版社的重要成績。後又出版或準備出版的書籍尚有李凌編《新音樂選集》、黃榮燦編《珂勒惠支畫集》與黃榮燦編《新創造》綜合月刊。以上這些書籍雖皆散佚未能得見，無法一窺全貌，然就其中的作者、編者或是所編輯的對象中，我們仍不難發現黃榮燦的企圖。張天翼早在一九二九年便因投稿〈三天半的夢〉而與魯迅認識，自此不斷受到魯迅的提拔與重視，兩人的關係相當密切。「張天翼的創作，直接受魯迅作品的影響」，「他的善於運用諷刺和幽默的筆調，直接吸取了魯迅的創作特點，形成他自己的風格」，「在魯迅所介紹給國外的左翼作家中，張天翼是最突出的一個」⁵³；李凌是魯迅藝術文學學院畢業的學生，對於魯迅的精神應有一定的景仰與體認；珂勒惠支與魯迅的關係已如前段的討論。因而這些書籍的出版，也是黃榮燦在台灣傳播魯迅思想的方式之一。

二、台灣文化人對魯迅思想的接受與傳播

對於被日本帝國主義殖民了五十年的台灣人民來說，「台灣光復」是民族主義對抗帝國主義的勝利，也是他們一致的希望，尤其是二○年代以來，以「台灣文化協會」為中心，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軸的社會文化運動的參與者，無論這些知識份子的政治光譜屬於左翼或右翼，都抱著最大的熱情迎接台灣重回祖國的懷抱，並且積極的參與戰後台灣文化的重建工作。由於五十年歷史的隔閡，

台灣人民對祖國的語言與文化都顯得陌生，相對的，渴望重新接受、學習與瞭解祖國文化的心卻是異常熱切的，於是，追求「中國化」也就成了當時台灣知識份子重建台灣文化的主要方向之一，民間自動掀起了一波波學習國語的風潮，中日文對照的大眾讀物便應運而生，此外，為因應台灣的特殊形勢，許多報章雜誌為中日文合刊或設有日文專欄，以方便還無法以中文閱讀或書寫的台灣民眾。

53 關於張天翼與魯迅交往的情形，請參閱馬蹄疾編著，〈魯迅和張天翼〉，《魯迅和他的同時代人》

（下卷）（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頁 99-105。

(22)

在這股「中國化」的風潮中，有關中國近代文化的資訊大量地被介紹到台灣來，尤其是五四以來的新文學傳統與作家、作品，兩岸的文化人都竭盡所能地運用各種形式來傳達，譬如上述所提及的雜誌、報紙的副刊以及中日文對照讀本，

皆是其一。這其中又以對魯迅的介紹來得最為頻繁。⁵⁴以下就當時台灣文化人接受及傳播魯迅思想的情況，做一簡單的說明。

（一）龍瑛宗

龍瑛宗是在日據時代即已活躍於日本中央文壇的成名作家，其時便已透過日文讀過魯迅的作品，例如他在一九三七年入選日本《改造》雜誌社小說徵文「佳作推薦獎」的處女作〈パパイヤのある街〉（中譯〈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透過小說人物林杏南的長子說道：「佐藤春夫譯的魯迅的〈故鄉〉令我深受感動。……

真想讀魯迅的〈阿 Q 正傳〉，高爾基的作品以及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之研究》等書，但台北的友人說均買不到舊書，買新書又沒有錢，……」可見日據時期的文學青年對魯迅即已不陌生，雖難以直接用中文閱讀魯迅，但仍可以透過日譯本接觸並接受魯迅。

在戰後初期第一個介紹魯迅的台灣本地文化人就是龍瑛宗。他在一九四六年五月二十日的《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上發表了〈名作巡礼——阿 Q 正傳〉，

文中他認為魯迅之所以痛恨中國的國民劣根性，其實是因為太愛中國，魯迅反對果戈里晚年陷入的神秘主義，堅持保有現實主義的精神，為黯淡的中國命運及中國文學的前途留下一線光明。接著，同年的十月十九日，龍瑛宗又在《中華日報》

日文版發表〈中国近代文學の始祖——魯迅逝世十周年記念日に際して〉，文中

54 根據黃英哲先生的調查，雜誌除外，單是當時台灣三大報紙《台灣新生報》、《中華日報》、《和平日報》的副刊，有關兩岸文化人介紹魯迅的文章一共有三十二篇，而且在一九四六年十月十九日，魯迅逝世十週年忌日，三大報又不約而同刊登紀念文章。而從一九四五年到四八年之間，中、

日文對照的魯迅作品就有五本單行本的出版。另外，官方編輯出版的國語教科書，例如台灣省政府教育廳編輯的《初級國語文選》（一九四七年十一月）便收錄了〈鴨的喜劇〉、一九四七年度台灣省各縣市小學教員暑期講習講義之二《國文》也選錄了〈看戲〉；私人編輯出版的國語教科書，

如張我軍所編《國文自修講座》卷一、二（一九四七年六月、七月）中，也分別由〈鴨的喜劇〉

與〈從百草園至三味書屋〉中節選，新題為〈鴨鴨的叫〉、〈美女蛇〉以作為教材內容。詳參黃英哲，〈戰後魯迅思想在台灣的傳播〉，《國文天地》7 卷 5 期（1991.10），頁 175；黃英哲《台湾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魯迅思想受容の行方》，頁 149。此外，《台灣文化》第 1 卷第 2 期也出刊了「魯迅逝世十週年特輯」，可見當時魯迅思想在台灣的盛行。

(23)

特別強調「魯迅的肉體雖然消滅，但魯迅的精神卻還活著，那是呼喚民族精神覺醒的永恆之聲」，並指出「魯迅傾心於俄國的果戈里和高爾基，特別注意到世界上被壓迫民族的文學，……他的成名作〈狂人日記〉是中國最初的白話文小說，

可說多半受到果戈里的〈狂人日記〉的啟示，但在社會性視野上卻比果戈里要來得寬廣。」

龍瑛宗認為魯迅對國民性提出嚴厲批判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實在是根源於其熾熱的愛國心，而且也注意到魯迅作品的社會性，因此，他以為魯迅的精神足以喚起整個民族的覺醒。在甫脫離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提倡魯迅精神，龍瑛宗自然也有希望藉魯迅精神以喚起台灣人民民族自覺的企圖。

（二）楊逵

國民政府於一九四六年十月二十五日宣布禁止報紙雜誌等宣傳媒介使用日語，這對許多早已習慣以日語思考與書寫的台灣知識份子，無疑是個重大的衝擊。為了學習國語的方便，也有介紹中國文學到台灣的目的，當時（1946～1949）

出現了許多以中日文對照方式出版的中國文學作品，共有十一本，茲羅列如下：

書名著、譯者出版社出版年月備註新聞配達夫楊逵著、胡風譯台灣評論社 1946 年 7 月

阿 Q 正傳魯迅著、楊逵譯東華書局 1947 年 1 月中國文藝叢書第 1 輯狂人日記魯迅著、王禹農譯標準國語通

信會

1947 年 1 月現代國語文學叢書第 1 輯微雪的早晨郁達夫著、楊逵譯東華書局 1947 年 8 月中國文藝叢書

第 3 輯故鄉魯迅著、藍青譯現代文學研

究會

1947 年 8 月現代文學學習叢書

送報伕楊逵著、胡風譯東華書局 1947 年 10 月中國文藝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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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輯大鼻子的故事茅盾著、楊逵譯東華書局 1947 年 11 月中國文藝叢書

第 2 輯孔乙己‧頭髮的

故事

魯迅著、王禹農譯東方出版社 1948 年 1 月現代國語文學叢書第 2 輯藥魯迅著、王禹農譯東方出版社 1948 年 1 月現代國語文學

叢書第 3 輯龍朱沈從文著、黃燕譯東華書局 1949 年 1 月

黃公俊的最後鄭振鐸著、楊逵譯東華書局不明

※此表的製作除了筆者本身擁有的資料外，尚參考黃英哲先生在《台湾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魯迅思想受容の行方》書後的〈戦後初期台湾の文化年表（1943～49 年）〉

從以上的統計中可以看出，楊逵是著、譯作品數量最多的一個，「新聞配達夫」

即為「送報伕」的日文名稱，而由楊逵譯為日文的作品共有四篇。被選擇翻譯為日文的中國文學作品中，以魯迅的作品為最多，共有五本。

楊逵是戰後台灣的文化人中，最為外省人所熟知的作家⁵⁵，與外省文化人的來往也較為密切，對兩岸文化的交流與促進的推動，可說是最不遺餘力的一位。

他除了翻譯一系列的中國三○年代的新文藝作家的作品外，之前又擔任《和平日報》副刊「新文學」的編輯，「二二八事變」前夕並與《和平日報》的記者王思翔合編《文化交流》雜誌，努力把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介紹給當時在台灣的兩岸文化人。

楊逵翻譯一系列的中日對照讀本，是因這一項工作「不僅能幫助讀者學習漢語，還能使讀者更深入地理解中國近代文學的一舉兩得的工作。」⁵⁶透過對以魯迅為首的三○年代作家作品的閱讀，一方面學習國語文，另一方面也吸收了近

55 楊逵曾在接受戴國煇與內村剛介的訪問中表示：「日本戰敗後，從大陸來的許多中國人來訪問我。他們都說：我們都曾經唸過胡風所譯的〈送報伕〉，很清楚我這人。」陳芳明編、楊逵口述，

〈一個台灣作家的七十七年〉，《楊逵的文學生涯》（台北：前衛出版社，1989），頁 190。

56 橫地剛著、陸平舟譯《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台北：人間出版社，

2002），頁 154。

(25)

代中國的文學精華。而在他擔任過編輯的《和平日報》上，為紀念魯迅逝世十週年，也陸續刊登了許壽裳的〈魯迅和青年〉（一九四六年十月十九日）、〈魯迅的德行〉（一九四六年十月二十一日）、許廣平的〈忘記解〉（一九四六年十月二十日）、胡風的〈關於魯迅精神的二三基點〉（一九四六年十月十九日），而他自己也同時在《中華日報》日文欄與《和平日報》副刊上發表同題為「紀念魯迅」的新詩（一九四六年十月十九日），除了使用的語言不同外，對魯迅戰鬥精神的禮讚卻是一致的，兩篇文章都強調魯迅敢罵、敢打、敢哭、敢笑的熱情與至誠。

楊逵如此熱心地在台灣引介魯迅的作品，一方面固然是因為魯迅是中國近代文學的翹楚，另一方面卻是與台灣的客觀現實有關。在《阿 Q 正傳》一書前的短文〈魯迅先生〉中，他寫道：

作為一位被壓迫階級的朋友，經常反覆過著浴血戰鬥的生活，……

而且，通過先生不屈不撓的的戰鬥生涯，被壓迫者的意識得以增強，組織更加鞏固。……

但願每人仔細吟讀，只要惡勢力與保守主義不揚棄的一天，我們絕對無法前進。⁵⁷

《阿 Q 正傳》一書於一九四七年一月出版，其時的陳儀政府在經濟、政治上實施統制，台灣人民對其專權統治的本質已然失望，迫於威權，無論在社會或文化上都呈現停滯不前的的狀況。在這樣的時空下出版魯迅的作品，當然是希望透過魯迅「不屈不撓的戰鬥生涯」，使「被壓迫者的意識得以增強」，而讓「惡勢力與保守主義」有揚棄的一天。所謂的「被壓迫者」，指的應就是台灣人民，「惡勢力與保守主義」應就是國民政府在台的統治者與其策略。這樣的思維其實楊雲萍也曾提及：

然而，假使我們從興奮裡醒覺，冷靜地思索一下時，那莫一定會感覺所謂真理的尊嚴，以及正義的力量，還未完全恢復；魯迅所疾惡的「正人君子」，還得意登場，魯迅所痛恨的「英雄豪傑」，還霍霍磨刀，準備著第幾次的

57 魯迅著、楊逵譯，〈魯迅先生〉，《阿 Q 正傳》（台北：東華書局，1947），頁 3-5。

(26)

大屠殺而魯迅所最關懷，所最摯愛的我中國民眾，還在過著流離顛沛的慘無天日的生活。

臺灣的光復，我們相信地下的魯迅先生，一定是在欣慰。只是假使他知道昨今的本省的現狀，不知要做如何感想？我們恐怕他的「欣慰」，將變為哀痛，將變為悲憤了。⁵⁸

文中所指的「正人君子」與「英雄豪傑」，不就是那些扮演著國府接收大員的「貪官污吏」，以及依附在此統治政權下圖謀一己之私的「半山」之類的人物。從兩位楊先生的論述中我們可以知道，魯迅在台灣的介紹或傳播，其實都有著希望利用魯迅的批判與戰鬥精神，延續日據時期的抗日傳統，繼續對戰後「君臨」台灣的國民政府統治者的失政與歧視進行抵抗的企圖。

（三）藍明谷

與楊逵先生一樣，也做著中日文對照工作的台灣作家，就是翻譯魯迅《故鄉》

的藍明谷。藍明谷，高雄岡山人，本名藍益遠，《故鄉》一書的署名藍青，是他的另一個筆名。一九一九年生，曾前往中國就讀於北平東亞經濟學院，後因志趣不合，轉至北京大學讀文學，後並與台灣作家鍾理和相識成為知己。戰後返台，

曾任職於台灣省教育會編輯組，「二二八事變」前夕離職，經鍾理和介紹前往其異母弟鍾和鳴擔任校長的基隆中學擔任國文教師。戰後不久，曾透過上海同鄉會取得台灣「地下黨」人身份的藍明谷，在進入基隆中學任教後不久，便與校長鍾和鳴、戴傳李等組成「基隆中學支部」，並擔任「校外支部」的「支部書記」，且擔負《光明報》的主要撰稿工作。一九四九年五月，鍾和鳴在台共領導人蔡孝乾的指示下，將原有的「校內」與「校外」支部，擴大為「基隆市工作委員會」，

由鍾和鳴任「書記」，藍明谷與李蒼降分任「工委」。八月，《光明報》事件爆發，

「基隆中學支部」遭破獲，校長鍾和鳴失蹤，藍明谷聞訊亦連夜逃回岡山。經過一年多的逃亡生涯，為免無辜親人受累，於一九五○年十二月二十八日前往高雄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投案」，一九五一年四月二十九日藍明谷的遺體由其三弟在

58 楊雲萍，〈記念魯迅〉，《臺灣文化》第 1 卷第 2 期，頁 1。

第二章 魯迅文學在台灣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