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兼文武的追求──唐代後期士人的軍事參與

才兼文武的追求

──唐代後期士人的軍事參與

方 震 華

*

提 要

軍功本為唐代官員追求升遷和發展的重要途徑，士人任官後投身軍事 工作並非罕見，常被譽為「才兼文武」，成為後代效法的典範。安史之亂 （755-763）後，職業武官權力擴張，壓縮文臣的軍事參與空間，同時削弱 了朝廷對於軍隊的控制，威脅政權的安定。部分文官力圖扭轉此一趨勢， 他們強調唐初以朝中高階文官統兵的傳統有助於駕馭軍隊，積極爭取統兵 的機會，企圖打破「儒者不知兵」的印象。同時透過著書立說，提倡士人 習兵，藉此展現兵學素養，以及對軍旅之事的意見。但是，所能產生的效 果仍然有限。 由於缺乏武技與戰爭經驗，唐代後期的統兵文臣往往只能行使指揮之 權，實際的戰鬥工作仍須仰賴武人。朝廷執政者派任文臣統兵，主要是為 了展現對於兵權的控制，並非因為這些文官真有上陣作戰的能力。如此一 來，文臣的軍事參與程度就與中央政府權威的高下有密切關係。黃巢之亂 （875-884）以後，唐政府的權威一落千丈，軍隊不再受節制，成為軍閥爭 取政權的資本，文臣乃無法在軍事上有所表現。 關鍵詞：才兼文武 儒將 杜牧 兵學 文士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email protected].

一、前言

二、出將入相的理想

三、理想與現實之間

四、士人習兵的提倡

五、晚唐文官的軍事挑戰

六、結論

一、前言

研習儒學的士人在步入仕途後，轉而成為統兵作戰的將帥，是中國 歷史上常見的現象，因而產生「儒將」的概念，反覆出現於古今文獻中。 不過，對於「儒將」一詞的內涵及其所代表的歷史意義，現代學者鮮少 進行有系統的討論。1透過電子資料庫的協助，我們可以發現，「儒將」 或「儒帥」約在唐代晚期出現於文獻之中，至北宋時期已成為常見的詞 彙。2宋代君臣討論將帥的選任，往往引前朝歷史為據，強調以儒者擔任 統兵之職的必要性。例如：北宋真宗時期，孫何（961-1004）上書建議 重用儒將時說：「歷代將帥多出儒者，……至于唐室，儒將尤多。」3可 見宋人認為「儒將」在唐代已大量出現，並以之為典範，建請統治者任 命儒臣統兵。因此，唐代文獻中雖很少出現「儒將」和「儒帥」等詞彙，

1 劉子健〈從儒將的概念說到歷史上對南宋初張浚的評論〉是討論儒將概念的開創之作， 但此後通論性之作並不多見，只有少數個案研究。該文收入楊聯陞主編，《國史釋論： 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88），頁 481-482。 2 「儒將」一詞首見於薛能的〈清河汎舟〉詩中，現存唐代文獻中只有這一條；依據「中 國基本古籍庫」的檢索結果，宋代文獻中共有57 條相關文句。「儒帥」一詞則首先出現 於五代時期據唐代文獻編成的《舊唐書》中，共有2 條；據「中國基本古籍庫」，宋代 文獻中計有36 條。 3 ［宋］孫何，〈上真宗乞參用儒將〉，收入［宋］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9 點校本），卷 63，頁 710。

儒者、士人積極參與軍事的事實卻受到後人的重視。討論「儒將」概念 的淵源，我們必須重視唐代讀書人在軍事領域的活動。 有唐一代，士人任官較少擔任武職事官或幕府武職，這並不表示他 們不會參與軍事工作，尤其是在出任朝廷高官或地方長官時，士人指揮 軍隊參與戰鬥的事例十分常見。4晚唐時期，杜牧（803-852）為了反駁 「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的論點，列舉唐代十九位科舉出身名臣 的生平，從初唐的房玄齡（579-648）至晚唐的裴度（765-839），其中 多數在軍事上有所成就。5由此可見，唐代科舉之士以軍功知名並非罕 見，與宋代以後科舉出身的文官形象有明顯差異。不過，唐代前、後期 的政治和軍事情勢有很大的變化，文、武官的權力地位也隨之改變。唐 代初期官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的現象，學界已有所討論，6但安史之亂 以後文官對軍事的參與，則鮮少受到重視。玄宗朝以降，職業武官權力 擴張已是眾所周知的史實，在此環境下，文臣在軍事領域上的參與空間 必然受到壓制。但對部分讀書人而言，他們仍力圖扭轉此一趨勢，不僅 爭取統兵的機會，也透過著書立說來表達對軍事的意見，展示兵學素養。 為何士人汲汲於爭取與聞軍務？相對於武人，文臣統兵究竟有什麼政治 或文化上的意義？都值得深入探究。有鑑於此，本文希望透過研究安史 之亂以後唐代士人在軍事參與上的變化，能對中國歷史上的文武關係有 進一步的了解。

4 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 4-7。 5 ［唐］杜牧，《樊川文集》（臺北：漢京文化，1983 標點本），卷 12，〈上宣州高大夫書〉， 頁180-182。 6 陳寅恪最早對此課題進行討論，見氏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 重刊），頁 234-235。後續的討論包括高明士，〈唐代的文和武〉，《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 學報》第48 期（1998，臺北），頁147-166；Denis C. Twitchett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Vol. 3, Ch. 4, pp. 200-205; David

Graff, “The Sword and the Brush: Military Specialization and Career Patterns in Tang China,”

War and Society 18:2 (2000, Canberra), pp. 9-21; Cheng-Hua Fang,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D. 875-1063) (Saarbrücken: VDM Verlag Dr. Müller, 2009), pp. 7-16.

二、出將入相的理想

從唐高祖至玄宗時期（618-756），軍功是唐代文、武官員追求升遷 的重要途徑，這不僅是由於唐初統治階層承繼北朝以來的尚武傳統，也 與當時的國家情勢與政治體制有密切的關係。7這個時期的統治者多半熱 衷於開邊拓土，經常發動對外戰爭，對於建立軍功的官員至為重視。不 論官員的出身背景或職務，只要能立下戰功，官位快速升遷是常見的酬 賞；就如侯君集（?-643）這種「出身行伍，素無學術」的武人，亦能憑 藉著軍功「入朝參政」，擔任高階文職。8這是吸引士人和文官參與軍事 的重要因素。由於士人不論藉由恩蔭或科考入仕，在仕宦的初期，常被 派任地方的基層職務，若任職地點為邊區，即有參與戰爭、一展軍事長 才的可能；若能立下戰功，往往受到倚重而長期統兵，如武則天時代的 名將唐休璟（627-712）。休璟於明經中第後起家吳王府典籤，後調為營 府戶曹。高宗露調元年（679），突厥、奚和契丹連兵入侵河北道，休璟 統兵抵抗，一戰成名，開啟長期的戎馬生涯。後於武后長安三年（703）， 因「諳練邊事」而拜相，入朝參政。9 此外，在朝廷任職的資深文官，也可能因得罪主政者被貶官邊區， 因而參與軍事的工作。對於某些官員而言，此種挫折卻成為他們仕宦生 涯的一個轉機。以高宗朝的裴行儉（619-682）為例，他本由明經入仕， 任職長安令期間，因參與反對高宗（628-683，649-683 在位）策立武后 （624-705，690-705 在位）的行動，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後來升任安

7 陳寅恪與史念海都強調北朝的傳統對於唐初統治階層的影響，參見陳寅恪，《唐代政治 史述論稿》，頁234-235；史念海，〈唐代前期關東地區尚武風氣的溯源〉，收入中國唐史 研究會編，《唐史研究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頁 141-169。 8 侯君集曾任吏部尚書，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點校本）， 卷69，〈侯君集傳〉，頁 2510。 9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93，〈唐休璟傳〉，頁 2978-2980；［宋］司馬光等，《資 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點校本），卷 207，長安三年七月條，頁 6562。

西都護。這一段經歷，奠下他日後處理西部邊防的基礎。上元三年（676）， 行儉由吏部侍郎轉任洮州道左二軍總管，從此成為高宗朝對抗吐蕃和突 厥的名將。10玄宗初年的宰相張說（667-730）也有類似的經歷。開元元 年（713），張說因姚崇（650-721）的排擠，失去相位且遭外貶，一度 轉 任 武 職 ， 擔 任 右 羽 林 將 軍 兼 檢 校 幽 州 都 督 。 但 他 在 開 元 八 、 九 年 （720-721）連續弭平胡人的叛亂後，憑此戰功得以再度入朝為相。11由 此可見軍功對於官員升遷的重要性，也使「出將入相」成為部分高階官 員的仕途寫照。 相對於武將，擁有學術知識的文士若能在軍事領域中嶄露頭角，將 比同儕更容易得到皇帝的青睞，高宗朝的劉仁軌（602-685）即為一例。 劉仁軌與劉仁願於龍朔三年（663）同時領軍鎮壓百濟的叛亂，事定之後， 仁軌奉命留守，仁願帶兵返回京城： 仁願既至京師，上謂曰：「卿在海東，前後奏請，皆合事宜，而雅有 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劉仁軌之詞，非臣所及也。」 上深歎賞之，因超加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并賜京城宅一區， 厚賚其妻子，遣使降璽書勞勉之。12 由於仁軌才兼文武，他的仕途就比同時立功的劉仁願順遂。麟德二年 （665），也就是百濟平定後的第二年，劉仁軌率領新羅等四國的酋長參 與泰山的封禪大典，展現其經營域外的成果，高宗即授予大司憲之職， 一年後，升任右相。仁軌在四年內，由刺史而拜相，其升遷之速，充分 顯示具有文武兩方面能力的官員，在仕進上佔有的優勢。13 軍功既是官員爭取升遷的重要方式，即使進士出身的文官，仍會爭 取統兵的機會。高宗朝的婁師德（?-699）是一個例子：

10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84，〈裴行儉傳〉，頁 2801-2806。 11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97，〈張說傳〉，頁 3052-3503；卷 8，〈玄宗本紀上〉， 頁172、182。 12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84，〈劉仁軌傳〉，頁 2792；［宋］司馬光等，《資治通 鑑》，卷201，龍朔三年九月條，頁 6338。 13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84，〈劉仁軌傳〉，頁 2795。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也。弱冠，進士擢第，授江都尉。……上元初， 累補監察御史。屬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請為猛士。 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有戰功，遷殿中侍御史， 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 師德雖為文臣，仍自許為「猛士」，由京官轉而任職軍旅，前後長達三 十多年，並因此兩度拜相，入朝參政。14另一方面，朝廷中高階官員是 君主選派將帥時首先考量的人選，宰相或諸部尚書往往被任命為行軍總 管，指揮大軍出征，形成「卿相統兵」的現象。武德二年（619），以尚 書右僕射裴寂（573-632）為晉州道行軍總管，統兵征討宋金剛（?-620） 是最早的例子。15到了高宗、武后時期更為常見，並一直持續至玄宗 （685-762，712-756 在位）時代。16 在玄宗朝後期，新的發展趨勢開始成形。一方面是中國內部的長期 安定，促使學術持續發展，文學之士的自我優越感日益增強，開始攔阻 建立軍功官員的升遷。開元初年，宰相宋璟（663-737）壓制邊將郝靈佺 誅殺突厥默啜可汗（?-716）的戰功，致使靈佺憤而自殺，已開其端。17開 元二十三年（735），玄宗因幽州節度使張守珪（?-739）立下戰功，欲 以之為相，張九齡（678-740）以「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 為理由，成功地加以阻止。18至天寶年間，玄宗重用缺乏學術知識的蕃 將為節度使，邊將入相的可能性大為降低。例如：天寶十三年（754）， 玄宗欲授予平盧節度使安祿山（703-757）同平章事之職，宰相楊國忠 （?-756）諫以「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 四夷輕唐」，打消玄宗此議。19一旦徒有軍功不足以擔任宰相的觀念得

14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93，〈婁師德傳〉，頁 2975-2976。 15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57，〈裴寂傳〉，頁 2287。 16 岑仲勉，《隋唐史》（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下，第五節「宰相制度之屢變」，頁118。 17 ［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點校本），卷 124，〈宋璟傳〉，頁 4394；［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47，〈杜佑傳〉，頁 3980。 18 ［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 214，開元二十三年正月條，頁 6811。 19 ［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 217，天寶十三年正月條，頁 6923。

到普遍的認同，「將」與「相」就不易成為高階官員交互出任的職位。 另一方面，玄宗不斷發動對外戰爭，受倚重的邊將往往長期統兵，也減 少朝中文官與聞軍事的機會。部分文官即使擔任節度使，也因缺乏軍事 能力，致使兵權旁落。例如：擔任劍南節度使的張宥因「文吏不習軍旅」， 所有軍政都委由團練副使章仇兼瓊掌管，玄宗乃於開元二十七年（739） 將張宥調回朝廷，由章仇兼瓊接任節度使。20開元末期，宰相李林甫 （683-753）以「文士為將，怯當矢石」為理由，建議玄宗重用蕃將，進 一步削減文士出身官員的統兵機會。21後來安史亂起，朝廷為了作戰任 務的需要，也改派有軍事經驗的武將取代某些由儒者擔任的地方官職。 例如：河東太守李麟（694-759），在任時甚有政聲，但因安祿山的軍隊 逼近，「朝廷以麟儒者，恐非禦侮之用，乃以將軍呂崇賁代還」。22儒 者、文士不能處理軍事的印象，似乎在玄宗朝晚期已然形成，上位者將 統兵之任交付武臣成為趨勢。 然而，「卿相統兵」畢竟是唐代長期的傳統，肅宗（711-762，752-762 在位）即位後，仍任命有「文武才」的文臣統兵。至德年間（756-758）， 房琯（696-763）和張鎬（?-764）先後以宰相的身分統兵作戰，但兩人 皆未能立功。23尤其是房琯親自領軍反攻長安，卻大敗於陳濤斜。當時 人將此一挫敗歸咎於房琯所倚重的僚屬李揖、劉秩等人是「儒家子，未 嘗習軍旅之事」，24似乎更坐實了讀書人無法處理軍務的印象。在這樣 的情況下，武官更有理由獨攬軍事議題的發言權，壓制文臣對於邊防的 建言。大曆八年（773），宰相元載（?-777）建議重修原州的城池，以 據隴山之險，防制吐蕃。老將田神功反對此議，向代宗（726-779，762-779

20 ［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 214，開元二十七年十一月條，頁 6840。 21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06，〈李林甫傳〉，頁 3240；參見［宋］司馬光等，《資 治通鑑》，卷216，天寶六年十二月條，頁 6889。 22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12，〈李麟傳〉，頁 3339。 23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11，〈房琯傳〉，頁 3321-3323；卷 111，〈張鎬傳〉，頁 3327。 24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11，〈房琯傳〉，頁 3321-3322。

在位）進言：「夫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 聽誤矣」。以元載是不具軍事經驗的書生為由，成功地阻止這個計畫的 執行。25與此同時，部分文官也因自身的背景而在軍事領域中退縮，這 也許是受到當時中央權威低落、軍隊難以統御的影響。例如：建中元年 （780），涇原節度留後孟皞「自以文吏進身，不樂軍旅」，請求調職入 朝，而推薦行伍出身的武官姚令言（?-784）繼任。26兩相作用之下，文 士對軍事的參與持續減少。 事實上，儒者、文士不能統兵只是一種刻板印象，並不表示在當時 全無例外。武人輕視文人的軍事能力是唐代後期的普遍現象，但這種態 度有時反而成為招致失敗的原因。科舉出身、並以禮學知名的文官辛祕 （757-820），就曾在憲宗朝指揮軍隊痛擊來犯的武人： 元和初，拜湖州刺史。未幾，屬李錡阻命，將收支郡，遂令大將監 守五郡。蘇、常、杭、睦四州刺史，或以戰敗，或被拘執；賊黨以 ［辛］祕儒者，甚易之。祕密遣衙門將丘知二勒兵數百人，候賊將 動，逆戰大破之。知二中流矢墜馬，起而復戰，斬其將，焚其營， 一州遂安。賊平，以功賜金紫，由是僉以祕材堪將帥。27 李錡（741-807）的部將因對手為儒者而輕敵，辛祕把握反擊機會，得以 一戰成名。不過，時論雖然認為辛祕「材堪將帥」，他日後的仕宦生涯 卻未得到太多統兵的機會；與唐代前期文官一旦獲取軍功，即久掌軍務 的狀況頗不相同。28 另一位在德宗朝被譽為「有將帥材」的文臣樊澤（742-798）也有類 似的狀況。樊澤於建中元年（780）試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而入

25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18，〈元載傳〉，頁 3411-3412。 26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27，〈姚令言傳〉，頁 3571。 27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57，〈辛祕傳〉，頁 4150-4151。 28 辛祕於元和二年立下軍功，直到元和十二年擔任昭義軍節使時，才真正與聞軍務，三年 後即辭世。參見［唐］牛僧孺，〈昭義軍節度使辛公神道碑〉，收入［宋］李昉等編，《文 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卷915，頁 4819-4821；［後晉］劉昫等，《舊唐書》， 卷157，〈辛祕傳〉，頁 4150-4151。

仕。29他生長於河朔，既有武藝，又好讀兵書，因此「朝廷以其有將帥 材，尋兼御史中丞，充通和蕃使」。也就是說，朝中的執政者雖看重其 軍事能力，卻未派任軍職，而是命他出使吐蕃，處理兩國會盟的相關事 宜。30因此，樊澤雖具有統兵的能力，終其一生，參與軍事任務的機會 仍然有限，僅在山東南道節度使時，領軍參與討平淮西節度使李希烈 （?-786）之亂，曾立軍功。31由此可見，個別的文官雖具有處理軍務的 能力，仍無助於改變武官對兵權的專擅。 自安祿山叛亂以來，武將的擅權削弱了朝廷對地方軍、政事務的控 制。朝廷威信的低落，成為嚴重的政治問題。一個關於郭子儀（697-781） 的故事，正反映此一狀況： 郭汾陽在汾州，嘗奏一州縣官而勅不下。判官張曇言於同列，以令 公勲德，而請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體甚也。汾陽王聞之，謂寮 屬曰：「自艱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以是方鎮跋 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儀奏一屬官不下，不過是所請不 當聖意，上恩親厚，不以武臣待子儀，諸公可以見賀矣。」32 在郭子儀看來，「方鎮武臣」已成為「跋扈」的代名詞。朝廷對出任節 度使的武官表面上是言聽計從，其實存有極深的猜忌。因此，儘管自己 是手握重兵的大將，忠於朝廷的子儀卻不願君主視自己為「武臣」。 朝中的主政者既對武將有所猜忌，任命朝中高階文官執掌軍務，就 成為維繫朝廷統兵之權的象徵。杜佑（735-812）就特別強調「出將入相」 傳統對於國家安定的必要性，並引初唐的史事為證：

29 ［宋］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點校本），卷 76，〈貢舉中〉，頁 1644。 30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22，〈樊澤傳〉，頁 3505；卷 196 下，〈吐蕃傳下〉，頁 5246-5247。 31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22，〈樊澤傳〉，頁 3505-3506；卷 145，〈李希烈傳〉， 頁3945。 32 ［唐］趙璘撰，《因話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據稗海本排印），卷 2，〈商部上〉， 頁7。

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 敬玄、王孝傑、婁師德、劉審禮皆是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 並無久鎮。其在邊境，唯明烽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 實安邊之良算，為國家之永圖。玄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乂安， 財殷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將 欲蕩滅奚、契丹，翦除蠻、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 而言萬，寵錫云極，驕矜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東北 三師。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罄為祿秩。於是驍將銳士、 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二統。邊陲勢強既如此，朝庭勢弱又如 彼，姦人乘便，樂禍覬欲，脅之以害，誘之以利。祿山稱兵內侮， 未必素蓄凶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33 杜佑把唐朝前期的長期承平，歸功於以朝中的卿相統兵。朝中的高階官 員統兵出征，等到軍事任務結束，即返朝任職，並不久任於一地、一職， 故邊將的權勢不致坐大。後來玄宗改變這個體制，導致兵權失控，安祿 山之亂即是邊將久任體制下必然產生的結果。因此，提倡恢復「出將入 相」的傳統，最重要意義在於中央政府能有效控制軍隊，維持政治的秩 序。至於在戰場上，這些統兵的卿相是否能獲取戰爭的勝利，並不是杜 佑關注的重心。在上述的幾位統兵卿相中，李敬玄（615-682）與劉審禮 （?-678）於高宗儀鳳三年（678）統兵十八萬，與吐蕃戰於青海。因李 敬玄不習兵事，臨陣退卻，致使劉審禮被俘，唐兵大敗，實為相當失敗 的事例。34但杜佑不避諱提及此二人，仍說卿相統兵是「安邊之良算」， 可見其論說的重點不在於戰場的勝負，而在於軍隊的控制。 正因如此，在唐代後期由武官掌控軍隊雖為常態，朝廷仍然會為了 軍事控制的需要，任命文官擔任節度使等具有兵權的職務，即使他們未 必真有統兵作戰的能力。杜佑自己所經歷的戰爭，就反映了此一事實。 德宗貞元十六年（800），徐州爆發兵變，亂兵推舉張愔（?-806）為節

33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點校本），卷 148，〈兵一〉，頁 3780。 34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81，〈李敬玄傳〉，頁 2755-2756。

度使。德宗特別授予淮南節度使杜佑「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的官銜， 命其統兵平亂，顯然是仿效宰相統兵的前例，以杜佑代表朝廷討伐叛 逆。杜佑受命後即積極備戰，大造舟艦，遣牙將孟準領兵渡淮北進，結 果一戰大敗，只能保境自守，不敢再有攻勢。由於進討失利，朝廷只能 屈服，接受張愔統治徐州的事實。35 由於任命文官為節度使，是朝廷權威的展現，當唐代後期的官員在 對比文官與武將時，所指涉的重點可能是兩者對朝廷不同的態度。例 如：權德輿（759-818）在元和年上奏請求憲宗（778-820，805-820 在位） 允許專擅自立的淮西節度使吳少陽（?-814）「起復」（免除服喪）時 說： 少陽丁憂，已近五十日，未有恩命起復除官。比來諸道節將，每有 起復，皆不如此淹久。亦聞少陽疾病頗甚，如少陽不起，即朝廷因 此便可處置，況蔡州四面懸絕，與山東不同，伏計聖謨，已有前定。 至如今日起復，即恐不可過遲。況頃來朝中儒臣、文吏如杜佑、樊 澤、路寰，皆不免有此。今若議除替，即須准擬興師，師徒一舉， 勞費則甚，京邑旱儉，恐且須安靜，養威蓄力，以俟其時。36 權德輿認為吳少陽身染重病，來日無多，朝廷與其以丁憂為由命少陽去 職，不如等到其身故，再動手剷除此一跋扈的勢力。何況在法理上，當 時地方長官多半得到「起復」的特權，他特別舉杜佑等三位文官為例， 皆是朝廷任命的節度使或刺史。37顯然，權德輿試圖強調，朝廷既然不 會讓自己派任的文官因丁憂而去職，似乎沒什麼理由一定要吳少陽這樣

35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47，〈杜佑傳〉，頁 3978-3979；卷 140，〈張愔傳〉，頁 3832-3833。 36 ［唐］權德輿，《權載之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四部叢刊正編本），卷 46， 〈論吳少陽起復狀〉，頁274。 37 杜佑與樊澤皆在德宗朝擔任節度使時起復，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47，〈杜 佑傳〉，頁3978；卷 122，〈樊澤傳〉，頁 3506。路寰於德宗朝任職刺史時起復，見［宋］ 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89 影印宋刻殘本），卷 862，〈總錄部． 起復〉，頁3336。

專擅自立的武將離職守喪。因此，權德輿對比「諸道節將」與「朝中儒 臣、文吏」，不僅是因為兩者官職、身分的不同，更是指對朝廷的忠順 與否。正因如此，當時使用「儒臣」一詞時，有時是代表為朝廷所統御 或任命的官員，未必是指習儒出身的文官。這可由武宗會昌三年（843）， 宰相李德裕（787-849）的上奏看出。當時澤潞節度使劉從諫（?-843） 病故，軍中推舉其姪劉稹（?-844）繼任，李德裕建議武宗拒絕任命劉 稹為節度使，理由是：「澤潞國家內地，不同河朔，前後命帥，皆用儒 臣。」38德裕之意並非指過去出任澤潞節度使的官員都是儒學之士，因 為早期擔任這個職位的李抱玉（?-777）、李抱真（733-794）等人都是 武將，直到憲宗任命郗士美（?-819），才改為文臣。憲宗死後，朝廷任 命的劉悟（?-825）、劉從諫父子又是武臣。39他所要強調的是，澤潞節 度使的人選長期由朝廷決定，不同於河朔地區放任武人自相承襲。由此 可見，提倡「出將入相」的傳統，實與中央權威的強化有密切的關係。

三、理想與現實之間

文官統兵既與朝廷對兵權的掌控息息相關，當國君致力於恢復中央 權威時，往往派文官擔任節度使或觀察使，文官在軍事上的參與度也就 隨之升高。元和一朝是唐代後期最致力於削平跋扈藩鎮的時代，一些文 官積極參與其間，既為唐室的權威奮鬥，也有意打破「儒生不知兵」的 印象。元和九年（814），鄂岳觀察使柳公綽（?-832）參與討伐淮西之 役可為一例： ［憲宗元和］九年，吳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鄂岳兵 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

38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74，〈李德裕傳〉，頁 4525。 39 相關人物的事蹟，參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32，〈李抱玉傳．李抱真傳〉， 頁3645-3650；卷 161，〈劉悟傳〉，頁 4230-4231；［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 143， 〈郗士美傳〉，頁4696。

耶？」即日上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溳江，直抵安州， 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者，豈非為 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 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 矣。」聽曰：「唯公所命。」即署聽為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 行營兵馬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 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知權制變，甚為 當時所稱。鄂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 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冶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 「中丞為我輩知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克捷。40 柳公綽先上書朝廷要求統兵出征，再親自帶兵至安州；李聽（?-839）身 為刺史，依慣例著戎裝向觀察使柳公綽致禮。41公綽乃乘機授予他「鄂 岳都知兵馬使」等官銜，確認自己的長官地位，但實際上仍由出身將門 的李聽指揮鄂岳部隊參戰。因此，公綽大費周章，最終結果一如朝廷最 初的指示，由李聽統兵。當時人稱讚他「知權制變」，其實只是爭取到 形式上的統帥權，避免被歸類為不知兵的儒者而已。當時憲宗調集十餘 鎮之兵圍攻蔡州，只有李光顏（?-826）所部敢戰有功，李聽並無具體成 就，所謂「鄂人戰每克捷」，看來只是作傳者為誇耀柳公綽成就的虛飾 之詞。42 柳公綽雖無統兵之能，卻有自知之明，不親自指揮作戰。其他缺乏 將才卻勇於帶兵進擊的文臣，造成的結果更為負面，郗士美是一個例子。 士美出身儒學世家，少年時即以學術知名。元和十年（815），憲宗發諸 鎮部隊討伐抗命的成德節度使王承宗（?-820），多數將領皆觀望不敢進

40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65，〈柳公綽傳〉，頁 4302。 41 「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庭致禮。」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49， 〈令狐峘傳〉，頁4014。 42 ［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 239，元和十年正月條，頁 7712、元和十年九月條， 頁7718；［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61，〈李光顏傳〉，頁 4219-4221。

兵，只有擔任澤潞節度使的郗士美領兵進擊，圍攻柏鄉。但於十二年（817） 三月為王承宗所敗，士兵死傷甚重，只能拔營退回，憲宗因而下令停止 對王承宗用兵。43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另一位文臣節度使嚴綬（?-822） 的身上。嚴綬是世家子弟，在代宗朝中進士科而得以入仕。憲宗因為嚴 綬在擔任河東節度使時，派遣部將李光顏等人協助討伐叛亂藩鎮多立戰 功，認為他有統兵之才，於元和九年任命他擔任山南東道節度使兼淮西 招討使，總督各路兵馬進攻吳元濟（?-817）。44嚴綬到任後即親自統兵 進擊，但結果是： 綬自帥師壓賊境，無威略以制寇。到軍日，遽發公藏以賞士卒，累 年蓄積，一旦而盡；又厚賂中貴人以招聲援。師徒萬餘，閉壁而已， 經年無尺寸功。45 嚴綬實無統兵作戰的能力，各種舉措只是徒然浪費資源，並無成效，憲 宗乃於元和十年任命武將出身的宣武節度使韓弘（?-822）取代嚴綬之 職。46至十一年（816）年底，憲宗又以名將李晟（727-793）之子李愬 （773-821）取代無意進兵的唐鄧節度使袁滋（749-818）。袁滋曾居相 位，是當時知名的文臣。元和十一年七月，憲宗以袁滋為唐鄧節度使， 又因袁滋為「儒者」，而派唐州刺史楊旻擔任行營都知兵馬使，負責作 戰。但袁滋隨即上疏請求罷兵，憲宗大怒而將其撤職。47因此，在討伐 藩鎮的過程中，朝廷派任的文臣表現不佳，其權位逐漸為武將所取代， 直到宰相裴度至前線督師，情勢才得以扭轉。

43 ［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 239，元和十一年七月條，頁 7724；卷 240，元和十 二年三月條，頁7732；［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5，〈憲宗本紀下〉，頁 459。 44 ［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 239，元和十年九月條，頁 7717；［後晉］劉昫等，《舊 唐書》，卷146，〈嚴綬傳〉，頁 3961。 45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46，〈嚴綬傳〉，頁 3961。 46 ［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 239，元和十年九月條，頁 7717；［後晉］劉昫等，《舊 唐書》，卷156，〈韓弘傳〉，頁 4134。 47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5，〈憲宗本紀〉，頁 456、458；卷 185，〈良吏下．袁 滋傳〉，頁4831；卷 133，〈李愬傳〉，頁 3678。

裴度於元和十二年八月赴淮西，兩個月之後即成功攻下蔡州，一舉 結束長達四年的戰事。此一成就在當時受到極高的讚揚，裴度被譽為 「有將相全才」，儼然成為士人實踐「出將入相」傳統的典範。48不過， 仔細觀察裴度出督的過程及實際扮演的角色，與唐代前期「出將入相」 的事例相比，時空的差異十分明顯。首先，裴度向憲宗要求親自督戰的 理由是： 臣昨見吳元濟乞降表，料此逆賊，勢實窘蹙。但諸將不一，未能迫 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赴行營，則諸將各欲立功以固恩寵，破賊必 矣！49 由此看來，裴度並未強調自身的軍事才能將對戰局產生實質的助益，親 臨前線的目的只是以朝中大臣的身分對參戰的將領製造壓力，而非主導 唐軍的行動。由事後的發展來看，裴度扮演的角色也確實如此。他到前 線後所做的重大決定，是奏罷各路軍隊的監軍宦官，讓武將取得更大的 自主權。50對於最具決定性的突襲蔡州行動，裴度只是被動批准而非親 自規劃。51正因實際的作戰幾乎全要依賴武將，裴度始終謹慎行事，避 免招致武人的反彈。出督之初，即因韓弘受命為淮西行營都統，不願身 居「招討」之名，將自己的頭銜改為「宣慰處置使」。52等到李愬攻入 蔡州城擒獲吳元濟，於城外以軍禮迎接裴度入城，裴度竟欲迴避；李愬 堅持說：「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裴度才以長 官的身分接受迎謁。53可見，裴度以宰臣之尊，在武臣權勢高漲的時 代，仍不敢以督戰長官自居，與前述柳公綽的「知權制變」實有相似

48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70，〈裴度傳〉，頁 4423。 49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70，〈裴度傳〉，頁 4416。 50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70，〈裴度傳〉，頁 4418；［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鑑》， 卷240，元和十二年八月條，頁 7738。 51 ［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 240，元和十二年十月條，頁 7739-7740；［後晉］劉 昫等，《舊唐書》，卷133，〈李愬傳〉，頁 3680。 52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70，〈裴度傳〉，頁 4417。 53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33，〈李愬傳〉，頁 3681。

之處。 裴度即使在行事上如此謙虛謹慎，平蔡之後，仍因擔任行軍司馬的 韓愈（768-824）在撰寫〈平淮西碑〉時，將功勞歸給裴度，引發一場政 治風波： 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 請［韓］愈為行軍司馬，仍賜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 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敍裴度事。時先入蔡 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 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54 平蔡之事應歸功於誰的爭議，反映出在武將的心目中，裴度督軍只有形 式意義而無具體成果，不應居於首功。武官將韓愈所撰的碑文視為文士 刻意貶抑他們的成就，直接向皇帝抗議。由憲宗命段文昌（773-835）改 寫的決定看來，君主顯然接受了武官的意見，再次反映出文官在軍事領 域影響力的式微。 對文官而言，宰相統兵代表的不僅是一種理想，也與他們的政治影 響力有關，韓愈強調裴度在淮西之役扮演關鍵的角色，實有高度的象徵 意義。李商隱曾撰〈韓碑〉詩，為韓愈所寫碑文被毀之事抱屈，詩中盛 讚韓文「若元氣」，其內容已深入人心；又將韓文比擬為湯盤、孔鼎， 必能傳之久遠。55一篇碑文被賦予如此崇高的意義，只有放在當時文、 武官對立爭權的情境中才能理解。士人雖能利用文字頌揚裴度等文臣的 成就，終究無補於戰場上文官逐漸失去影響力的事實。56元和時期是朝

54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60，〈韓愈傳〉，頁 4198。 55 ［唐］李商隱著，［清］馮浩箋注，蔣凡標點，《玉谿生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8），卷 1，〈韓碑〉，頁 1-2。 56 胡三省曾比較《資治通鑑》對於唐代後期浙東兩次變亂的紀錄，指出王式平定裘甫之亂 的記述遠較張伯儀討平袁晁之亂詳盡，並非因為裘甫之亂的影響較大，而在於：「王式， 儒家子也，功成之後，紀事者不無張大。《通鑑》因其文而序之，弗覺其煩耳。」由此 可知，唐代讀書人傾向記述文臣立下的軍功，使後世容易掌握相關的資訊。參見［宋］ 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250，咸通元年七月條胡三省注，頁 8089。

廷權威的高點，文官在軍事的參與上仍多屬形式意義，等到穆宗長慶年 間（821-824）河朔三鎮復叛，裴度再度督軍討伐，終因諸將不能配合而 沒有任何成果，中央的權威也再度趨於低落。57淮西之役所象徵的文官 軍事成就，有如曇花一現。

四、士人習兵的提倡

當文官統兵的機會減少，他們對於軍事的興趣與意見只能改以紙筆 抒發，而保存於私人的論著之中。德宗時期，杜佑撰寫《通典》，其中 〈兵〉的部分長達十五卷，主要的內容是廣泛蒐集前代的兵書論述與戰 爭史實，加以分門別類，藉此來驗證和闡述《孫子》所提示的軍事原則。 可見，杜佑所作的是一種統兵之學的討論，與《通典》其他部分研究制 度的沿革頗不相同。58杜佑的孫子杜牧更致力批判文、武分途的現狀， 提倡士人習兵，留有豐富的軍事論著。 杜牧在步入仕途之初，對於軍事事務即有很高的興趣，曾與宿將討 論元和時代對藩鎮用兵的成敗。59不過，他始終未曾擔任軍事相關的職 位，只能以筆墨文字表達自己的主張。60杜牧認為「兵」是國家施政中 最重要的項目，但只有「賢卿大夫」才可以擔負統帥重任，而「壯健、 輕死、善擊刺者」僅為承命執行戰鬥的工作。61也就是說，杜牧認為軍 事的決策和指揮之權必須由讀書習文的士大夫所掌握，以勇健、武技見 長的武人只是奉命執行戰鬥，而國家發展的成敗，就在於士大夫是否有

57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70，〈裴度傳〉，頁 4421。 58 杜佑，《通典》，卷 148，〈兵一〉，頁 3779-3784。 59 參見黃清連，〈杜牧論藩鎮與軍事〉，收入氏編，《結網編》（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頁363-364。 60 杜牧自己在〈罪言〉中說：「國家大事，牧不當官，言之實有罪，故作罪言。」見《樊 川文集》，卷5，〈罪言〉，頁 86。 61 ［唐］杜牧，《樊川文集》，卷 10，〈注孫子序〉，頁 150-151。

能力與才識來處理軍旅之事。惟其身處的時代卻與所抱持的理想情境完 全相反。當時的狀況是，統兵大權落入武人之手，多數的士人、文官卻 對這個嚴重的問題視若無睹，任憑武人為所欲為。因此，杜牧對於當時 的武將有相當激烈的批評： 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 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 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概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愎勃 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壹勢便，罔 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是以天下 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雍抑 不下，召來災沴，被及牛馬。62 由於武人既無學識也不知禮義，全憑賄賂權貴取得權勢，一旦大權在握， 則破壞法紀、擅權跋扈。在杜牧看來，當時風俗的敗壞、天災的產生皆 可歸因於此。 為求扭轉武官擅權的亂局，杜牧一方面呼籲改變軍隊的組織方式， 恢復府兵；63一方面希望改變文人不知兵的現況，倡議士大夫習兵。杜 牧曾遍讀古兵書十餘家，認為《孫子》一書最值得效法，乃為此書作注， 並在序言中說明兵學之功用： 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 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 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 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64 杜牧引用漢高祖關於打獵的比喻，認為士大夫扮演的角色是發號施令的 獵人，軍人則有如奉命擒捕獵物的獵犬。嫻熟兵學的士大夫可以在廟堂 之上擬訂軍事策略，交付武將執行；臨陣時的行動雖難以預知，但只要

62 ［唐］杜牧，《樊川文集》，卷 5，〈原十六衛〉，頁 90-91。 63 ［唐］杜牧，《樊川文集》，卷 5，〈原十六衛〉，頁 89-91。 64 ［唐］杜牧，《樊川文集》，卷 10，〈注孫子序〉，頁 152。

掌控了原則性的決策，就足以使戰事照計畫順利進行。這就如同在盤中 滾動彈丸，彈丸移動的方向要視當時情況，不能預先控制，但是彈丸不 論如何移動，也不致超出盤子的範圍。在杜牧看來，研讀兵書即足以掌 握軍事運作的原則，這也是士大夫習兵的主要目的，至於實際作戰時的 細節和作法儘可交由武將決定。 也就是說，杜牧雖然重視軍事，批判文、武分途的現況，但他對於 軍事的興趣實局限於書本知識，輕視與戰鬥相關的技能。由此看來，在 他的心中，「兵學」與「武藝」已成為對立的概念，並構成了士大夫與 武人之間的基本差異。熟悉兵學知識的士大夫有效掌握指揮之權，驅使 只擁有武技的軍人作戰，才是杜牧所期待的理想軍事分工狀態。此種對 於武藝與勇氣的忽視，所代表的是文、武分途趨勢下士人文化的新傾 向。文官自負於所學，貶視武人之技藝，在唐代後期不乏其例。穆宗即 位之初，因盧龍節度使劉總（?-821）自動去職，重新取得幽州地區的控 制權。繼任者為曾居相位的文官張弘靖（760-824），卻得不到民心，而 弘靖屬官自視才學，輕蔑當地軍人的言論：「今天下無事，汝輩挽得兩 石力弓，不如識一丁字」，被認為是引發士卒的不滿，進而導致兵亂 的重要原因。65唐中央政府也因此失去對河北三鎮的控制權，始終無法 恢復。 由於不重視武技，唐代後期文士也排斥與武藝相關的活動。騎與射 是古代武技的基礎，馬上擊毬是唐代軍中常見的活動，應是武人平日練 習騎術的方式之一。66唐代後期文士反對擊毬，可以韓愈為代表。韓愈 於德宗時期擔任徐州節度使張建封（735-800）的推官，建封好擊毬，在 當時頗受批評，韓愈以馬上打毬必將傷人、害馬為由，勸諫張建封勿再 打毬。67建封寫了一首詩予以回應，說明擊毬的意義與目的：

65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29，〈張弘靖傳〉，頁 3611。 66 ［唐］封演撰，趙貞信校注，《封氏聞見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 6，〈打 毬〉，頁54。 67 ［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世界書局，2002），卷 17，〈上 張僕射第二書〉，頁 204-205。韓愈在信中一開始就說：「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

僕本修文持筆者，今來帥領紅旌下。不能無事習蛇矛，閑就平場學 使馬。軍中伎癢驍智材，競馳駿逸隨我來。護軍對引相向去，風呼 月旋朋先開。俯身仰擊復傍擊，難於古人左右射，齊觀百步透短門， 誰羨養由遙破的。儒生疑我新發狂，武夫愛我生雄光，杖移鬃底拂 尾後，星從月下流中場。人人不約心自一，馬馬不鞭蹄自疾。凡情 莫辨捷中能，拙目翻驚巧時失。韓生訝我為斯藝，勸我徐驅作安計， 不知戎事竟何成？且媿吾人言一惠。68 張建封在詩中一開始就說自己本為文士，似乎是想強調自己在身分與價 值認同上與韓愈並無二致。其後述及他身為統兵的將帥，在打毬一事上， 必須有不同的看法。在建封看來，在閑暇無事之時打毬，是為了練習武 藝，以各種姿式擊毬入門，有如在馬上左、右馳射中的，同時可以訓練 騎術。儒生視此種行徑為瘋狂，武人卻認為是英雄氣概的展現。做為軍 事統帥，藉由打毬在將士心中建立英雄的形象實有其必要。更重要的是， 透過此種活動，可以凝聚將士的向心力，而產生「人人不約心自一」的 效果，如果像韓愈那樣只注意自身的安危，如何能在「戎事」上取得成 果？張建封的傳記雖說他「少頗屬文，好談論，慷慨負氣，以功名為己 任」，但並非藉由科舉入仕，且長期任職於藩鎮和軍隊，其對軍人與軍 中文化的理解，自然較韓愈來得深入。69張、韓二人對擊毬一事的爭執， 顯示文士對軍隊文化的疏離，僅從自身的價值觀念來批判軍中常見的活 動，而無法理解其在軍事層面上的意義。 因此，即使杜牧重視軍事，提倡兵學，他的理念已和初唐才兼文武 的傳統有明顯的差距。部分唐初士人多才多藝，在統兵時並非只是擔任 指揮或參謀的工作，亦有親臨戰陣，展現勇力、武藝而為敵人所畏服者。

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可見並非只有韓愈批評此事。德宗時代的另一位節度使薛 嵩也因好打毬被文人批評，見封演，《封氏聞見記校注》，卷6，〈打毬〉，頁 53-54；［宋］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111，〈薛嵩傳〉，頁 4145。 68 ［宋］李昉等，《文苑英華》，卷 348，張建封，〈酬韓校書愈打毬歌〉，頁 1792。 69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40，〈張建封傳〉，頁 3828。

例如：前述以明經入仕的唐休璟，在擔任涼州都督時，曾親自上陣攻擊 吐蕃軍隊： 久視元年秋，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源谷，將 圍昌松縣。［唐］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 謂麾下曰：「自欽陵死，贊婆降，麴莽布支新知賊兵，欲曜威武，故 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軍事，吾為諸君取之。」 乃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克，大破之，斬其副將二人，獲首二千五 百級，築京觀而還。是後休璟入朝，吐蕃亦遣使來請和，因宴屢覘 休璟。［武］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無比， 殺臣將士甚眾，故欲識之。」70 休璟出身科舉之士，而能身先士卒，以雄猛善鬥的表現為外敵所畏服， 由此可見，他在讀書之外亦精於武藝，方能由文官轉任武職。唐代後期 文士既疏離武技，只自豪於所擁有的學術知識，不免限制在戰場上的表 現空間。文臣疏於武藝，也不瞭解軍隊文化，因而無法與屬下的軍人建 立密切關係。即如杜牧這樣熱衷於兵學的士人，仍不免流於「紙上談兵」， 對於解決實際的軍事問題或事務，效果終究有限。

五、晚唐文官的軍事挑戰

杜牧對於國家的軍事情勢十分憂心，同時代的多數士大夫卻未持有 相同的態度。杜牧曾批評說：即使在山東之地淪為戰場的時期，「卿大 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辱不辱，以為山東 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71這種事不關己的態度其實不難理解，由於戰 亂局限於帝國的東北部地區，即使兵馬倥傯，尚不致於影響多數文官、 士人的日常生活。然而，自懿宗朝（859-873）開始，唐帝國的統治趨向

70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93，〈唐休璟傳〉，頁 2979。 71 ［唐］杜牧，《樊川文集》，卷 10，〈注孫子序〉，頁 151。

瓦解，動亂逐漸蔓延於全國各地。尤其是僖宗時期（873-888），王仙芝 （?-878）與黃巢（?-884）先後領導叛軍四處流竄，文官很難再迴避戰爭。 特別是在長江流域，由於過去鮮少發生戰事，政府長期派任文官治理， 現在驟然遭遇兵禍，不免窘態畢露，例如：乾符四年（877）底發生於江 陵城的戰事： 王仙芝寇荊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也，以文學進，不知兵， 或告賊至，知溫以為妄，不設備。……春，正月，丁酉朔，大雪， 知溫方受賀，賊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 知溫猶不出。將佐請知溫出撫士卒，知溫紗帽皁裘而行，將佐請知 溫擐甲以備流矢。知溫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 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悉其眾自將救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陵 而去。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72 楊知溫身為節度使，對於戰鬥之事毫無概念，原想迴避不出，後來迫於 幕僚的請求，親自登城督戰，但除了賦詩求外援，一無作為，江陵城雖 未全部失陷，仍造成極大的傷亡。像楊知溫這樣無力應付軍事危機的 文臣，在唐末十分常見，五代時期孫光憲（?-968）曾羅列僖宗（862-888， 873-888 在位）、昭宗（867-904，888-904 在位）兩朝統兵失利的文 臣： 王鐸初鎮荊南，黄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捍潼關，黄巢令人 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污我鋒刃，自取敗亡也。」…… 鄭文公畋首倡中興，傳檄討賊，殺戮黃寇，鎮靜關畿，一旦部校李 昌言脅而逐之，尚不能固位。至如越州崔璆，湖南崔瑾，福建韋岫， 鄆州蔡崇，徐方支詳，許昌薛能，河中李都、竇潏，鳳翔徐彥若， 狼狽恐懼，求免不暇。73

72 ［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253，乾符四年十二月條、乾符五年正月條，頁 8194-8195。 73 ［宋］孫光憲撰，《北夢瑣言》（臺北：源流出版社，1983 點校本），卷 14，〈儒將成敗〉， 頁106。

上文列舉的十一位文官中，「鄆州蔡崇」應為「鄆州薛崇」之誤。這些 手握兵權的文臣，一部分是因作戰失利而被殺或逃亡，包括：乾符四年， 天平軍節度使薛崇於鄆州為黃巢軍隊所殺；乾符五年（878），福建觀察 使韋岫為黃巢所敗，棄福州城而走；廣明元年（880），浙東觀察使崔璆 （?-883）被黃巢部隊俘虜，都統王鐸（?-888）為黃巢所敗，棄江陵而走； 景福二年（893），昭宗派禁軍護送宰相徐彥若取代跋扈的鳳翔節度使李 茂貞（?-924），為茂貞所擊敗。74另一類則是因屬下軍人作亂而遭殺戮 或驅逐，包括：湖南觀察使崔瑾於乾符五年為都將高傑所逐；廣明元 年，感化軍節度使支詳與忠武節度使薛能皆因屬下兵變被殺，河中節度 使李都為部將王重榮（?-887）所逐，朝廷再派竇潏，仍為軍人驅逐；鳳 翔節度使鄭畋（825-883）於中和元年（881）為部將李昌言（?-884）所 逐。75諸多的事例顯示，文臣普遍無法應付軍事危機，兵權因而大幅縮 減。 文臣出任節度使，在面對戰事時多半缺乏指揮的能力，武將又為了 自身的權益不願盡力殲敵，遂成為唐政權的致命傷。為了討平叛軍，朝 廷先後以武將宋威（?-878）、高駢（?-887）為招討使，指揮諸軍進剿。 高駢尤受倚重，這應與他出身禁軍世家，又自幼好文，多與士大夫交遊 有關。76不過，高駢隨後因捲入複雜的權力鬥爭之中，轉而對朝廷心生 不滿。廣明元年以後，高駢開始對進剿黃巢部隊持消極的態度，最終按 兵不動，放任叛軍北上，直撲洛陽與長安。77朝廷因而下詔奪其兵權，

74 相關史料分見：［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 9，〈僖宗本紀〉，頁 266；［後晉］劉昫 等，《舊唐書》，卷19 下，〈僖宗本紀〉，頁 706；［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 225 下， 〈叛臣黃巢下〉，頁6454；［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 253，乾符五年十二月條， 頁8209；［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20 上，〈昭宗本紀〉，頁 750。 75 ［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 254，中和元年十月條，頁 8260；卷 253，乾符五年 三月條，頁8202；［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9 下，〈僖宗本紀〉，頁 708；［宋］ 孫光憲撰，《北夢瑣言》，卷13，〈王重榮逐兩帥〉，頁 100-101。 76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82，〈高駢傳〉，頁 4703。 77 黃清連，〈高駢縱巢渡淮──唐代藩鎮對黃巢叛亂的態度研究之一〉，《大陸雜誌》第 80 卷第1 期（1990，臺北），頁 3-22。

改以宰相王鐸為都統，崔安潛副之。高駢乃公開與朝廷決裂，上書僖宗 力陳以文臣取代自己都統之職的不當： 陛下今用王鐸，盡主兵權，誠知狂寇必殲，梟巢即覆。臣讀禮至宣 尼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出延射曰：潰軍之將，亡 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於射也。嚴誡如斯，圖功也豈宜容易？ 陛下安忍委敗軍之將，陷一儒臣？崔安潛到處貪殘，只如西川，可 為驗矣，委之副貳，詎可平戎？況天下兵驕，在處僭越，豈二儒士， 能戢彊兵，萬一乖張，將何救助？78 高駢強調各地的士卒已驕縱不受節制，儒者為帥無法控制軍隊，朝廷如 此安排根本不能解決亂局。這充分反映在政治秩序趨於解體之時，職業 武官自恃能掌握對其效忠的士兵，十分輕視文臣。朝中的文官對此自不 甘示弱，鄭畋代僖宗執筆，下詔「切責」高駢時，即以「裴度平元濟於 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駁斥儒臣無法統兵的論點。79 對唐末的文臣而言，要在文字上與武人爭勝絕非難事，但在現實上 有效統御軍隊，卻有極大的限制。高駢之言固然是出於失勢後的激憤， 但「天下兵驕，在處僭越」一語卻是當時情勢的寫照。軍事任務並非將 帥個人所能執行，須依賴整個軍隊體系的協助。統兵文臣個人的能力再 強，仍難以彌補整體性的問題。王鐸受命為都統之時，諫議大夫鄭寶曾 警告他： 未知令公以何人為牙爪，何士參帷幄？當今大盜移國，羣雄奮戈， 幕下非舊族子弟、白面郎君雍容談笑之秋也。80 文臣驟當軍旅重任，平時所建立的僚屬群既無軍事背景，拙於應付新的 需求，可以想見。在國家走向分裂的過程中，軍政權力的私人化與地方 化無可避免，不論文臣的個人能力如何，必須在軍中建立人際網絡與影

78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82，〈高駢傳〉，頁 4706。 79 ［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 255，中和二年五月條，頁 8270；［後晉］劉昫等，《舊 唐書》，卷182，〈高駢傳〉，頁 4708。 80 ［宋］孫光憲撰，《北夢瑣言》，卷 14，〈儒將成敗〉，頁 106。

響力，才有可能控制轄下的軍人。文臣由於職位經常調動，無法久任一 職，在軍中培養自己的班底，很難於此環境中一展所長，崔安潛的軍旅 經歷足以說明這種困境。安潛進士出身，是僖宗時代少數有能力應付軍 事危機的文臣。他擔任忠武節度使時，治軍嚴明，王仙芝等流寇不敢犯 其境。81宰相鄭畋曾主張以他取代宋威任招討使，未被採納。82後來安潛 轉任西川節度使，致力強化蜀軍的戰力： 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齎牒詣陳、許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 練用之，得三千人，分為三軍，亦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 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弩營。蜀兵由 是浸強。83 安潛藉用陳、許軍人之力建立「黃頭軍」和「神機弩營」，改善四川的 軍力，足見在治理軍隊上有相當能力。但由於掌權的宦官田令孜（?-893） 希望以親信治理四川，於廣明元年將安潛調回朝廷，使他從此失去軍事 上的影響力。84昭宗繼位後，曾於龍紀元年（889）任命崔安潛為平盧節 度使，因當地軍隊抗拒朝命，無法赴任，自然談不上有所表現。85 因此，隨著唐政權的崩潰，擁兵自重的軍閥成為政局發展的主導者， 文士無法控制軍隊，也很難影響時局的走向。為了避免捲入政爭之中， 文官連討論軍事議題都儘量避免。後晉宰相馮道（882-954）在面對高祖 （892-942，936-942 在位）詢問用兵事宜時的回答是： 陛下歷試諸艱，創成大業，神武睿略，為天下所知，討伐不庭，須 從獨斷。臣本自書生，為陛下在中書，守歷代成規，不敢有一毫之

81 ［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 114，〈崔安潛傳〉，頁 4199；［後晉］劉昫等，《舊唐書》， 卷177，〈崔安潛傳〉，頁 4580。 82 參見黃清連，〈高駢縱巢渡淮──唐代藩鎮對黃巢叛亂的態度研究之一〉，《大陸雜誌》第 80 卷第 1 期，頁 10。 83 ［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 253，乾符六年四月條，頁 8213。 84 ［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 253，廣明元年三月條，頁 8222。 85 ［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鑑》，卷 258，龍紀元年十月條，頁 8389；大順二年二月條， 頁8413；［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177，〈崔安潛傳〉，頁 4580-4581。

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問臣，臣亦以斯言答之。86 馮道身為宰相卻不願與聞軍事，以出身「書生」為藉口，將自己的角色 限縮於維繫舊有的政治體制與傳統，士人對軍事的參與至此到達空前的 低點。

六、結論

軍功本為唐代官員追求升遷和發展的重要途徑，藉由科舉入仕的讀 書人投身軍事工作並非罕見。然而，安史之亂後中央權威衰落，職業武 官在政治與軍事上的權力擴大，壓縮文士參與軍政的空間。文臣即使立 下戰功，也少有久任軍職的機會。在此情況下，部分文士並未放棄軍事 的參與，他們倡議「卿相統兵」，並積極投入軍務，來抗拒武官在兵權 上的專擅。這種努力不僅為了延續「才兼文武」的傳統理念，避免文儒 之士被視為「不知兵」；更是維持朝廷對軍隊的控制，以穩定政治秩序， 同時擴大文官群的影響力。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朝中文臣繼續以宰相或節度使的身分執掌軍 務，他們在軍中的影響力終究難以恢復至唐初的狀況。由於普遍缺乏武 藝及實戰經驗，唐代後期的文官對於軍事的理解多由書中學習，主要扮 演的角色在於指揮統御，鮮少成功地參與戰鬥之事。既然在實際的戰鬥 中要仰賴武人的效力，不免對其有所讓步，結果是文臣的統兵之權多半 流於形式。士人儘管能夠利用書寫的能力，頌揚甚至誇大統兵文臣的事 功，終究無法掩蓋文官實質影響力下降的現實。 現實層面的挫折，使得部分文士改以言辭與文字來發抒對軍事的意 見。當杜牧強調「壯健輕死」的武夫不足以承擔將帥之任時，正反映了 對於文士喪失軍隊控制權的不滿，也說明了當時以學識自負的文士與軍

86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點校本），卷 126，〈馮道傳〉， 頁1659。

人之間存有嚴重的隔閡。文臣執掌軍務，卻與屬下的武人存有對立意 識，往往只能仰仗朝廷賦予的官職權威來統御軍隊。正因如此，統兵文 臣的成敗往往與唐中央權威的盛衰有密切關連。等到黃巢亂起，朝廷的 威信一落千丈，造成軍隊的控制必須依賴將帥與士卒間私人的感情或利 益的連結，無法久任軍職的文臣，就難以繼續在軍事領域有所參與和表 現。 *本文初稿曾於 2012 年 9 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主辦之「第二次 中國古代的政治秩序與制度工作坊」中宣讀。文稿修改期間得 到臺大文學院「人文多樣性與跨文化：理論探討和實例研究」 計畫資助；出版過程中，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諸多寶貴意 見，特此致謝。 （責任編輯：林楓珏 校對：石昇烜 蔡佩玲）

引用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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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chett, Denis C.,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To Combine Literary and Military Talents:

Literati’s Participations in Military Affairs

in the Late Tang China

Fang, Cheng-hua

*

Abstract

For official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chieving military credits was an important way to obtain promotions. For this reason, officials with civil background would still choose to participate in military mission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fact that some officials moved back and forth between civil and military positions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odern historians. After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755-763), however, professional soldiers expanded their power, while the court failed to control the armies effectively.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most civil officials lost the opportunity to manage military affairs, but some of them still attempted to follow the early Tang tradition. Through providing military opinions to the court and advocating military learning among literati, some civil officials tried to regain military leadership. In their mind, appointing civil officials to military command positions could undermine the influence of military men and strengthen the imperial authorit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ang, thus, when the emperor tried to expand the central authority, he could appoint civil officials to manage expeditions against insubordinate military governors. However, due to the fact that late Tang civil elite usually lacked military talents, most civil commanders failed to achieve substantial credits. Thus, the efforts literati made to regain military leadership failed to increase th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uling power of Tang court. Along with the significant decline of Tang central authority in the late ninth century, the military participations of civil officials also came to an end.

Keywords: Confucian generals, Du Mu (杜牧), literati, To Combine Literary and Military Talents, military le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