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關於二次大戰期間東亞的「戰爭協力(wartime collaboration)」的研究回顧與反思

(1)

《臺灣學研究》

第 23 期，頁 31-55 民國 108 年 2 月國立臺灣圖書館

學界關於二次大戰期間東亞的

「戰爭協力（ wartime collaboration）」

的研究回顧與反思

曾士榮

^*

摘要

本文針對二戰期間殖民地臺灣、朝鮮，以及中國淪陷區「協力」課題的相關研究，進行選擇性的介紹與討論，這些研究同時也提示了筆者以下幾個可供繼續開展的可能性。首先，以「東亞」為研究視野的主題研究的深化：這意味著研究者在主題的選擇上與研究觀點的詮釋上，得以納入並考慮到東亞各個地域之間的相關性的主題研究的進一步學術實踐；就二戰「協力」課題為例，研究者可以針對日本帝國控制地區的「殖民地（臺灣與朝鮮）」、「獨立國（滿洲國）」、「佔領區（中國與南洋）」等差異類型之間，針對東亞戰爭「協力」現象的異同與特質進行更為細緻的比較研究。其次，研究者在研究方法論上考量、研究取徑的選擇，乃至於研究詮釋的進行上，有必要自覺的跳脫出道德主義式、意識型態上與民族主義式的戰爭

「協力」解釋模式，及其所導致的相關爭議，而以呈現歷史人物或事件本身在歷史時空脈絡中的多樣複雜面貌與曖昧性，作為主要的研究訴求。第三，深化不同層面的東亞戰爭「協力」研究的開展，這不僅包括國家（政權）、省級、城鎮、基層村落等不同層次的研究，也包括針對不同階級、族群、宗教、性別、職業等人群背景所進行更為細緻的比較研究。最後，史料援用上的多樣化：除了官方檔案、報紙、

回憶錄、口述資料等常見的形式以外，包括不同語文、地域的官方與民間史料，特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2)

別是如日記、書信之類帶有私密性的私人史料，或許有助於釐清極具爭議性的戰爭

「協力」課題及其解釋上的各種形式的迷思（myths）。

關鍵詞：二次大戰東亞、戰爭協力、殖民地臺灣、殖民地朝鮮、日本的「中國佔領區」、

修正主義

(3)

壹、問題意識

貳、「協力」（collaboration）概念的界定

參、學界關於殖民地臺灣的戰爭「協力」問題的研究肆、殖民地朝鮮

伍、關於日本控制下中國的戰爭「協力」問題

陸、二次大戰期間東亞戰爭「協力」課題研究的再思索：幾個新的可能性

壹、問題意識

筆者在撰寫關於以臺灣國族意識的起源與發展為主題的研究時，一直試圖回答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那些在1920 年代相當活躍的反日本殖民政府的臺灣政治文化運動領導人，例如臺灣自治主義理論建構者林呈祿、右派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領導人林獻堂、左派的醫生作家吳新榮、乃至曾經在1930 年發動霧社事件反抗殖民政府的臺灣中部原住民部落，這些都曾經反抗過日本殖民政府同時也屬於臺灣社會中較不可能與日本殖民政府合作的那個部分的臺灣人，

為什麼在數年之後的戰爭期間（特別是在太平洋戰爭期間），他們不是名列於官方不同層級的皇民奉公會幹部名單之中（例如上述前三者），就是成為官方媒體所描述的勇敢善戰的「志願兵」（例如原住民）呢？這些局部代表臺灣社會內部的不同組成份子，在日本帝國戰爭動員體制展開的歷史脈絡中，究竟如何面對因應、如何自我調適呢？

透過兩位臺灣知識人（陳旺成與吳新榮）的私人日記資料的解讀與研究，

筆者重建他們如何從戰爭爆發前反殖民政府、反戰的政治傾向，在不同階段的戰爭開展過程中，逐漸轉向與殖民政府合作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支持戰爭的政治態度，此一政治轉向甚至導致他們的國族認同結構朝向日本認同傾斜的重構發展。為了解釋此一現象的出現，筆者結合「戰爭與認同」的研究取徑，試圖提出另一種解釋觀點：也就是，戰爭本身的動員（包括戰爭宣傳面向的意識型態上的動員）與其展開的累積過程，對於被動員者的政治選擇與國族認同具有明顯的型塑或重構作用。此一解釋觀點基本上立基於以下兩位社會科學學者關於

「衝突」與「戰爭」的理論，首先，依照 Simmel 的理論觀點：「衝突是整合

（sociation）的一種可能形式，而敵意導致群體的邊界更加鮮明」，點出衝突行

(4)

為對於群體邊界的強化作用；而Anthony Smith 也認為：「戰爭一直是形塑國族

（或族群團體）的特定關鍵面向的極為有力的因素。然而，戰爭對國族（或族群團體）的影響包括『直接的影響』（例如動員、宣傳與凝聚力）以及『間接的影響』（例如中央集權化、理性化與殖民主義）等，這些影響並不勻稱，因為它們對國族（或族群團體）的某些面向的影響大過於其它的面向。例如，到底戰爭可說必然促成國族的社會凝聚力的程度有多深這個問題，取決於戰爭的類型，戰勝的機率，以及整體的思想氛圍等因素。」¹

從以上兩位殖民地臺灣知識人的案例顯示：戰爭本身（包括戰爭動員與戰爭宣傳兩個面向）導致兩位殖民地臺灣知識人的政治轉向（從反殖民立場轉為某種意義上的戰爭協力者），甚至影響其國族認同構造的某種程度的重構。此一解釋取徑也許可以用來回答筆者在本文開始時所提出的困惑：這些曾經反抗日本殖民政府並且屬於臺灣社會中較不可能與日本殖民政府合作的臺灣人（包括從左派到右派的政治思想系譜，以及原住民部落），可能因戰爭本身（包括戰爭動員與戰爭宣傳）及其進展過程中產生的巨大形塑作用而導致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轉變為戰爭的合作者。²

以上針對臺灣個案研究所提出的解釋取徑，是否也可擴大的解釋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控制下的東亞，特別是與臺灣同樣是日本帝國殖民地的朝鮮？再者，

有別於日本殖民地臺灣與朝鮮，對於日本控制期間明顯較短的中國佔領區而言，是否曾經出現不同類型與不同程度的戰爭協力現象呢？

為了避免本文主題討論範圍過於廣泛，筆者在本文中僅先針對學界關於二次大戰期間東亞戰爭協力問題的相關介紹與討論，限制在殖民地臺灣、殖民地朝鮮以及日本的「中國佔領區」這幾個部份來談。

1 George Simmel, 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affili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p.88; Anthony Smith, “War and Ethnicity: the Role of Warfare in the Formation, Self-images and Cohesion of Ethnic Communities”, i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4 (1981), pp. 375, 390-393.

2 Shih-jung Tzeng, From Honto Jin to Bensheng Ren: the Original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9).

(5)

貳、「協力」（ collaboration）概念的界定

從事二戰期間歐洲戰爭「協力」研究的學者經常會爭辯一個問題：究竟如何界定「協力（collaboration）」此一概念？根據 Timothy Brook 的說法，「從最廣義的極端來說，該字彙容許包括所有形式的合作（從消極到積極）導致佔領者得以持續其佔領狀態；但從最窄義的一端來說，此一字彙僅僅限制在那些支持性的涉入佔領者的工作任務與意識型態，一般將它稱為『協力主義

（collaborationism）』。」由於最廣義的極端可能將那些因毫無選擇而留在淪陷區的一般平民也包括在「協力」行為之內，Timothy Brook 原則上僅採用 Dethlefsen 對「協力」此一字彙的政治面向的定義，也就是：「在佔領政權的出現所產生的壓力之下持續地行使權力（the continuing exercise of power under the pressure produced by the presence of an occupying power）。」³換言之，「協力」

行為是針對那些在佔領政權出現的壓力之下，仍然行使著某種「權力」行為的人而言，並未包括那些留在淪陷區的一般平民。本文中關於戰爭「協力」的討論，基本上採用以上的界定。

就東亞歷史學界對於「協力（collaboration）」的定義方式與研究取徑而言，在概念的援用與界定上，則較為繁雜且易於流入爭議。關於殖民地朝鮮的部分，有「親日派」與「在日派」的定義上的爭論等問題，⁴筆者在本文第四小節處理殖民地朝鮮的部分，將觸及這部分的討論。至於，在日本的「中國佔領區」，筆者在此僅以個別學者的相關研究，簡要加以說明。例如，羅久蓉在1995 年出版的論文中，採用

「漢奸」一詞彙概念來論述二戰中國淪陷區的「通敵者」，但作者特別強調，對

「漢奸」行為下定義時，除了必須考量行為者本身的動機與行為之間的關係，

亦應對「必要之惡」與「非必要之惡」作適當的區分。作者指出，人格特質、

社會經濟、意識形態、國家組織等單一因素的解釋不足以展現漢奸成因的全貌，

應納入淪陷時間久暫、各地社經生態、權力運作、以及人際關係網絡等脈絡因

3 Timothy Brook.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 10。關於「協力主義」(collaborationism)，參見 Stanley Hoffmann, Decline or renewal? France since the 1930s (Viking Press, 1974), p. 27.

4 例如，王惠珍在一篇相關論文中指出，韓國學界對朝鮮作家張赫宙的研究，即

陷入「親日派作家」與「在日派作家」的爭論。參見王惠珍，〈戰時東亞殖民地作

家的變奏：朝鮮作家張赫宙與臺灣作家的交流及其比較〉，《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3 期（2011），頁 13-14。

(6)

素進行考量。⁵必須說明，以「漢奸」作為研究「協力」相關論文標題中的學術用語，在近年來的學界已經相當少見。

參、學界關於殖民地臺灣的戰爭「協力」問題的研究

臺灣從1980 年代後期解除戒嚴以來，隨著政治民主化與社會自由化逐漸展開，臺灣歷史文化的研究（特別是近現代階段）也逐漸擺脫政治禁忌而明顯獲得學界的重視。此一學術界重視臺灣本土文史研究的發展也逐漸落實在大學內外的臺灣文史研究機構以及相關課程的設置與安排上，相關的研究領域走向更為細緻的區分，而具體的研究成果也大量地出現。

關於戰爭時期臺灣的研究累積，相對地明顯少於近現代臺灣的其它時期的研究，其原因至少有以下兩點：（一）、能閱讀當時的日文資料的研究者較少，

且相關的史料分散於島內外各地而不利於研究；（二）、該時期因涉及戰爭而使得相關研究者較難擺脫既存的道德主義論述以及民族主義論述等解釋框架，並且其所產出的研究論點也較易引起爭論。至於，更為細部針對戰爭時期臺灣的

「協力」課題，並以學術論著或期刊形式正式發表的研究作品，其中作者得以清楚的意識到自身採用「戰爭協力」作為研究主題問題意識的學術作品，似乎仍然少見。通常的情形是，歷史學研究者傾向選擇戰時臺灣不同的政策為研究主題，例如皇民化、戰爭動員、工業化、南進等，或者從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等面向加以提問，或者是以人物傳記、特定團體與機構等為主軸進行其戰時臺灣相關研究，但這些研究成果中缺少那些具有鮮明問題意識的戰爭「協力」

主題研究，雖然這並不意謂以上的研究成果沒有部份觸及或討論戰爭「協力」

的課題。以下筆者簡要地從「歷史研究者」以及「文學史研究者」兩個方向入手，選擇性地回顧近二十年來有關戰時臺灣（特別是關於戰爭「協力」課題）

的主要研究作品。

從事戰爭時期臺灣的歷史學研究者之中，周婉窈的博士論文：“The Kōminka Movement: taiwan under Wartime Japan, 1937-1945”，可說是關於皇民化運動研究的先驅論著之一，作者分別從「國語運動」、「改姓名」與「志願兵」等面向釐清各自政策上的內容，並評估其對臺灣社會的影響；此外，同一作者在另一

5 羅久蓉，〈歷史情境與抗戰時期「漢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年鄭州維持會爲主

要案例的探討〉，《近史所研究集刊》，24 期(下)（1995）。

(7)

篇發表在《新史學》期刊的文章〈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

（1937-1945）〉中，針對臺灣與朝鮮的皇民化運動進行系統的比較，並指出日本在臺、朝兩地的皇民化政策在內容上大略相近，但在政策執行層面上朝鮮則顯得較具強制性；除此之外，該作者也針對臺籍日本兵進行口述訪談，深化相關課題研究的資料面向。⁶再者，關於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的人力與物力動員的研究，林繼文在《日本據臺末期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一書中結合政治經濟學研究取徑，側重政策面討論戰爭動員體系的形成、發展與瓦解⁷；日本學者近藤正己在《総力戰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壞の硏究》中也以戰爭動員為主軸進行討論；蔡慧玉也有兩篇關於戰爭動員的英文文章以及一本關於臺籍日本兵的口述訪談紀錄的出版。⁸綜言之，以上三位學者的研究仍較為偏重政策面向的討論，較少觸及殖民地社會對這些戰爭動員政策多重複雜的回應。至於許雪姬關於滿洲國外交部總長謝介石的生平及其認同的研究，其問題意識清楚地置於臺灣人在臺灣島外的戰爭「協力」此一議題上；許雪姬另一篇以林獻堂在皇民奉公會的參與活動為主軸的文章，更直接地處理戰爭期間臺灣島內精英的戰爭「協力」議題。許雪姬在後者的討論中，以林獻堂日記為主要史料，重建他在皇民奉公會的參與活動細節，同時具體地以日記內容為主要依據，分析林獻堂參與皇民奉公會的原因的多重複雜的動機。⁹荊子馨（Leo Ching）在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一書中的第四 章以原住民為中心，討論這些曾在 1930 年發動反日本殖民政府的霧社原住民

6 Wan-yao Chou, “The Kōminka Movement: taiwan under Wartime Japan, 1937–1945”, Yal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91;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 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新史學》，5 卷 2 期（1994）；周婉

窈，《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南港：中央硏究院台灣史硏究所籌

備處，1997）。

7 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板橋：稻香出版社，1996）。

8 近藤正己，《総力戰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壞の硏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

Hui-yu Caroline Ts’ai, “The War Never Ended: the Case of Taiwanese-Japanese Soldiers”, in David P. Barrett and Larry N. Shyu eds., China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7-1945: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Peter Lang, 2000), pp.

207-228; Hui-yu Caroline Ts’ai, “Total War, Labor Drafts, and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Wartime Mobilization in Taiwan (1936-1945)”, in Paul H. Kratoska ed., Asian Labor in the Wartime Japanese Empire (New York: M. E. Sharpe, 2005), pp. 101-126, 365-372.

9 許雪姬，〈是勤王還是叛國：「滿洲國」外交部總長謝介石一生及其認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7（2007），頁 57-117。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1999），

頁167-211。

(8)

「叛變者」，為什麼在幾年後的二次大戰期間成為勇敢善戰的「志願兵」？荊子馨認為霧社事件後日本殖民意識型態經歷某種修正重構以維持其殖民統治的合法性，因此處於戰爭時期的原住民已不再是等待文明化的非文明人種，而是經過對日本天皇的忠誠的表達之後被認定是同化於日本國體的帝國子民，即使此一改變並未構成真實且徹底的轉化。¹⁰

再者，關於臺灣文學研究者的「皇民文學」研究，1970 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之後，日治時期的文學作品漸漸受到注意，直到1991 年《臺灣作家全集》的出版，標示臺灣文學作品出版邁入新的階段。也大約在1990 年代初期，仍在解嚴之後爭取更自由開放的學術空間的臺灣文史研究學界，開始出現以碩士論文形式研究當時爭議性甚高的「皇民文學」課題，援用較為細膩的資料重建當時歷史脈絡中臺灣作家的書寫與活動圖像，開始試圖擺脫道德主義式或民族主義式的論述與論斷。這些碩士論文包括1991 年王昭文的〈日治末期臺灣的知識社群

（1940-1945）：《文藝臺灣》、《臺灣文學》及《民俗臺灣》三雜誌的歷史硏究〉；1994 年柳書琴的〈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臺灣的文學活動（1937.7-1945.8）〉

等著作¹¹。至於以日本人作家為中心討論「皇民文學」的碩士論文，有1996 年井手勇的〈決戰時期臺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分析日本人作家在臺灣的文學活動與文學觀，提供讀者理解「皇民文學」的另一個視野。¹²即然如此，直到1990 年代末期，一場涉入張良澤等研究者與人間出版社相關作家之間的「皇民文學」議題的論戰，似乎仍然徘徊在道德主義式與民族主義式的論述的爭議之中，這個論爭的出現再次提醒「皇民文學」相關研究者處理此一課題時隨時可能面臨的困難程度。

近二十多年來研究「皇民文學」的碩、博士論文明顯增多，以下略舉其中的幾本為例：李文卿在2001 年提出的〈殖民地作家書寫策略研究：以皇民化運動時期『決戰臺灣小說集』為中心〉，王郁雯在1999 年提出的〈臺灣作家的「皇

10 Leo T. S. Ching,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 135-137.

11 柳書琴所著《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係改寫自其 2001 年提出的博士論文，其中第六章作者處理張文環戰爭時期「被動員去動員」的角色，觸及戰爭「協力」的議題。

12 王昭文，〈日治末期臺灣的知識社群(1940-1945)：《文藝臺灣》、《臺灣文學》

及《民俗臺灣》三雜誌的歷史硏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硏究所碩士論文，

1991）；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1937.7-1945.8）〉（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4）；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6）。

(9)

民文學」（認同文學）之探討：以陳火泉、周金波的小說為硏究中心〉，以及賴婉玲在2007 年提出的〈皇民文學論爭硏究〉等著作。¹³其中，李文卿一論文「以探究殖民地作家書寫策略為中心，並以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所出版的兩卷《決戰臺灣小說集》為主要探討對象，期望以此為基礎，分析自中日戰爭爆發到決戰期約九年期間，有關殖民地作家在書寫脈絡上的演變軌跡，

以見其對於統治翼贊策略之見解，並作為考察決戰時期殖民地作家思想光譜的分析研究。」¹⁴明顯擺脫傳統研究「皇民文學」的道德主義論述，並為未來醞釀更為寬廣視野的「皇民文學」研究的可能性。李文卿在2009 年提出博士論文

〈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中進一步從「跨界」

的視域進行東亞文學與文藝體制之討論，探討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之建構概念及其欲型塑的東亞文學觀，與大東亞共榮圈各地域（臺灣、朝鮮、滿洲、中國的華北與華中）對於此文學建構所衍生出的知識、權力、文化關係的接受與質變。「透過國家機器的運作模式，日本企圖在內地、殖民地及各佔領區中塑造

『共同體」之想像，並欲透過此『共同體』的想像型塑出『大東亞共榮圈』的東亞一體之翼贊結構。另一方面，大東亞共榮圈中的各地域對於此『共榮想像』

也各有不同的對應態勢，從中可以觀看出大東亞文學圈中的文學者們認同的游移，同時對於大東亞議題在不同的統治模式下所衍生出的不同之『協力』圖像。」

15

綜言之，臺灣歷史學者與文學史研究者關於二次大戰期間的「協力」研究，

乃至「皇民文學」的相關討論，不僅逐漸跳脫固定的道德上或意識型態上的爭論，同時也開展出更為寬廣的視野，結合東亞各地域的相關議題，使得更為多樣複雜的論述對話與研究成果成為可能。

13 李文卿，〈殖民地作家書寫策略研究：以皇民化運動時期『決戰台灣小說集』

為中心〉（南投：國立曁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硏究所碩士論文，2001）；王郁雯，〈臺灣作家的「皇民文學」(認同文學)之探討：以陳火泉、周金波的小說

為硏究中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硏究所，1999）；賴婉玲，〈皇民文學

論爭硏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硏究所，2007）。

14 李文卿，〈論文摘要〉，〈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15 李文卿，〈論文摘要〉，〈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

(10)

肆、殖民地朝鮮

在以上的討論中，筆者簡要介紹二次大戰期間東亞的戰爭「協力」課題，

先集中討論二戰期間臺灣的相關研究狀況，以及所面臨的限制及挑戰；至於，

同樣屬於東亞地域且曾經是日本殖民地的朝鮮的相關研究情況為何，則是筆者以下想要繼續瞭解的。Adrian Buzo 在 2002 年出版的韓國近現代史英文著作 The Making of Modern Korea 一書中，針對二次大戰期間歐陸納粹佔領區與作為日本 帝國殖民地朝鮮兩者之間戰爭協力問題的相關研究進行檢討，他指出：「在歐洲，那些抱持修正主義（revisionist）觀點的歷史學者、小說家以及電影製作人，

已經得以在公開的場合展現那些納粹協力者相當多樣且普遍的複雜本質；但是，這個現象尚未發生在韓國。」¹⁶Adrian Buzo 此一論斷是否客觀公允，值得進一步討論，至少筆者瞭解到林鍾國（1966, 1982, 1991）、吉真鉉（1984）、李憲鍾等編（1990）、金三雄（1992）、宋敏鎬（1991）等韓國學者，以及大村益夫（1992）、三枝壽勝（1978, 1980）、宮田節子（1982, 1985）、川村凑（1986）

等日本學者皆出版過關於朝鮮親日派的相關研究。¹⁷然而，以上這些學者關於殖民地朝鮮親日派的研究是否自覺地跳脫道德主義式或民族主義式的論述模式，而呈現出如Adrian Buzo 所說的「多樣且普遍的複雜本質」呢？同樣在 2002 年刊載於 Korean Studies 期刊中，標題為 “The Nation Exorcised: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laboration in South Korea”的一篇文章，作者 Koen De Ceuster 對以上的問題作出回應，他說：在 1980 年代南韓追求民主化的過程中，

長期以來對「協力」課題的靜默開始被打破，但在剛開始的階段，這套有關「協力」課題的論述陷入了他們所要挑戰的民族主義式的論述模式之中；直到了 1990 年代後期，當民主化在韓國已經趨於穩固，同時又有一批新的而且政治化程度較小的歷史學者出現，使得關於協力課題的歷史研究開始從輕易的指控與審判轉變成較為充份的理解，但此一基於歷史研究而產生的理解並未解決長久一直存在的道德判斷的要求。¹⁸Koen De Ceuster 顯然傾向認為 1990 年代後期出現的這批新的歷史學者，在一定程度上達到 Adrian Buzo 所言「多樣且普遍的

16 Adrian Buzo, The Making of Modern Korea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48-49.

17 高崎宗司，〈朝鮮の親日派〉，收入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殖民地 6》（東京：岩波書店，1993），頁 123-125。

18 Koen De Ceuster, “The Nation Exorcised: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laboration in South Korea”, Korean Studies, Volume 25, No. 2 (2002), pp. 1-2.

(11)

複雜本質」的「協力」研究。

再者，就筆者所見近年出版的英文相關研究而言，韓國史研究學者 Mark Caprio 援用《尹致昊日記》以討論這位殖民地朝鮮菁英的國家忠誠問題的文章，

令人耳目一新，間接回應以上Adrian Buzo 所提出的問題。在這篇題目為“Good Patriot? Good Collaborator? Yun Ch’iho Diaries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Loyalty”

（2004）的文章中，Mark Caprio 貼近檢視《尹致昊日記》的私人紀錄，追溯他在不同階段的內心世界及其變動的軌跡，如何從早期的愛國者轉變為後期的協力者（特別是處於戰時體制下的1938 年以後）。Mark Caprio 認為尹致昊的忠誠問題依不同時空條件的轉換而產生變遷，因此，建議讀者應從歷史當事人當時置身的時空脈絡來理解歷史的爭議課題，而不是從讀者自身今日的視角出發。

19Mark Caprio 關於尹致昊的日記研究，指出尹致昊在 1938 年以後明顯在政治上與意識型態上向日本傾斜一事實，或許可與筆者前述研究戰爭時期兩位臺灣知識人日記（陳旺成與吳新榮）的解釋論點產生某種對話的效應²⁰；事實上，

Mark Caprio 於 2009 年 5 月出版以討論日本殖民朝鮮時期同化政策為主題的英文研究專書的結論中指出：二次大戰的爆發被認為是對日本的朝鮮同化政策的重要試驗，雖然當時日本擔心朝鮮人會趁機從帝國內部阻礙日本的對外戰爭，

但此一顧慮並未實現，因為戰爭的成功推進以及戰領地的獲得鼓舞了朝鮮人的合作意願與向心力；Mark Caprio 繼續引證大英帝國的屬地以及日本帝國的琉球作為例子，說明「勝利的戰爭」扮演工具性的角色以鞏固大英帝國以及日本帝國的內部凝聚力，而這此一情形也適用於大部分戰爭期間的殖民地朝鮮。²¹

以上關於戰爭期間殖民地朝鮮與臺灣之間相似經驗的比較與分析，提供一個深入討論兩者之間關於戰爭「協力」課題的可能性；再者，如 Mark Caprio

19 Mark E. Caprio, “Good Patriot? Good Collaborator? Yun Ch’iho Diaries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Loyalty”, presented in the 18^th IAHA Conference, 2004. pp.

23-25.

20 筆者在 2004 年 4 月倫敦大學亞非學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n London)舉辦的第一屆歐洲臺灣研究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的會議中，發表一篇關於陳旺成與吳新榮戰爭時期認同問題的會議論文:

“Identity and War: the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under War Mobilization and Kominka Movement: A Study of Chen Wangcheng’s and Wu Xinrong’s Diaries (1937-1945)”，這篇會議論文在 2007 年出版，收入 Carsten Storm and Mark Harrison eds., The Margins of Becoming: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Taiwa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7), pp.153-172.

21 Mark E. Caprio, Japanese Assimilation Policies in Colonial Korea, 1910-1945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 pp. 200-202.

(12)

援用具有個人觀點的私密性日記史料，描繪出日記作者在變動的歷史情境中所呈現複雜多樣的精神世界；此一日記史料或其他具有私密性史料形式（例如書信）若能妥為運用，可以是研究者處理極具爭議性的戰爭「協力」課題時，得以突破既存主流的道德主義或民族主義式論述的一個切入途徑。

除了尹致昊之外，近年來學界針對殖民地朝鮮菁英李光洙的相關研究，也在研究取徑、方法概念與研究視野上顯著的豐富了殖民地朝鮮的協力課題研究。John Treat 在 2012 年出版的一篇討論殖民地朝鮮菁英李光洙的論文中，一開始便指出，今日歷史學者（如Timothy Brook）對二戰「協力」者是否應該做出裁判抱持保留的態度，但當代哲學卻持續思考在共謀與反抗之間的道德的選擇問題；他指出，李光洙是韓國最具聲望的現代小說家，卻也是殖民時期聲名狼藉的親日份子之一；透過當前學界關於納粹德國協力者的學術論辯做為參考架構，他認為（殖民地朝鮮）的李光洙的案例可以提供我們如何嘗試去對他的

「協力」行為進行了解並做出道德裁判的最佳案例。Treat 在論文的結語指出，

針對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道德主體進行裁判這一點，在此所謂的裁判，並不能化約為原諒或不原諒，它並非那麼非正式的，它是與我們的基本原則相關的；

在韓國，要討論與「協力」的遺留相關的主題，必須掌握這個在歷史中仍持續到現在的問題，它是一個既存的問題，並且為了回應此一問題而產生的不同答案，已經部份地支配了我們直到當下的歷史。²²再者，Michael Shin 在 2012 年出版的一篇標題為“Yi Kwang-su: the Collaborator as Modernist against Modernity”

的文章中，也討論李光洙的「協力」課題，這篇文章比較像是一篇對 Treat 上述討論李光洙文章的評論。Shin 指出，從韓國進入國際冷戰末期（也是韓國民主化期間），學界關於「協力」的研究才轉為活躍；Shin 認為 Treat 與其他年輕的韓國學者都將「協力」看作是「現代性的結構特色（a structural feature of modernity）」，並將之置入國際的脈絡加以討論；但Shin 進一步引述並指出，李光洙與其他協力者最大的不同在於他與他的讀者之間獨特的關係，由於讀者對李光洙作品的認同導致其協力行徑更加無法被忍受。²³再者，對於殖民地朝鮮協力者（包括李光洙）到了1930 年代逐漸將日本視為在現代性上超越西方這一點，應該如何被理解？ Shin（與 Treat）認為這是受到當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22 John Whittier Treat, “Yi Kwang-su and the Moral Subject in Colonial Kore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71, No. 1 (February, 2012), pp. 81, 99.

23 Michael Shin & Yi Kwang-su, “The Collaborator as Modernist against Moderni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71, No. 1 (February, 2012), pp. 115-116.

(13)

的影響所產生的結果，但社會達爾文主義並不是最關鍵的因素；至於，文化主義（特別是新康德文化主義）對李光洙產生的影響，則被認為是第二個因素，

它導致李光洙成為一個「反對現代性的現代主義者（Modernist against Modernity）」，

而李光洙對現代性的反對也成為他的「協力」行為背後的原因。最後，Shin 引述 Treat 的用語，稱呼李光洙為「支持日本的民族主義者（a pro-Japanese nationalist）」，Shin 並提及一些韓國的作家與學者也提出類似的概念來分析李光洙的「協力」案例；Shin 肯定上述這些針對韓國民族主義課題進行再概念化的學術努力，並認為韓國學界可能已經準備好更貼近的面對這個課題。²⁴

再者，Michael Kim 在 2016 年的一篇標題為“Collaboration as a Transnational Formation of Modernity: the Conduct of Everyday Life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Subject”的一篇文章中，將協力（collaboration）視作「現代性的跨國型態

（Transnational formation of modernity）」加以詮釋。Kim 在論文中進行如下的論述：大眾獨裁（mass dictatorship）是現代性的跨國型態，它具有一套複雜的社會政治機制得以將其擴散到全球；雖然，從下層建構而起的獨裁（dictatorship）

在意識形態上的動機可能會有所不同，但居於獨裁這現象的最核心位置的，則是與現代性相互連結的一套共通的實踐與集體的理解。Kim 將大眾獨裁與現代性的跨國歷史兩者進行連結，並認為將殖民主義與大屠殺兩者視為同一型態的暴力施加於那些較為弱勢的群體的研究策略是有用的。²⁵Kim 的研究假設如下：大眾獨裁要求「主動共謀（voluntary compliance）」與大眾參與，它可以在人們尋求集體躍進的地方蓬勃發展，而當個體雖已屈從卻又感受到自身是被迫去與壓迫政權進行合作的時候，協力議題就居於大眾獨裁中的「志願主義

（voluntarism）」課題的核心位置；因此，Kim 建議，我們必須更貼近去檢視協力的過程，並考量特定的環境如何能夠鼓動那些置身於廣泛壓迫的政治體制之中的個體去進行積極共謀甚至熱情參與這個問題；透過此一分析，Kim 認為，

我們可以因此同時解開殖民政權以及任何一個驅動廣泛層次協力行為的現代體制的運作方式。²⁶

24 Michael Shin & Yi Kwang-su, “The Collaborator as Modernist against Modernity”, pp. 116-118.

25 Michael Kim, “Collaboration as a Transnational Formation of Modernity: the Conduct of Everyday Life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Subject”, in Corner P. & Lim JH.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Mass Dictatorship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 385.

26 Michael Kim, “Collaboration as a Transnational Formation of Modernity”, p. 386.

(14)

Kim 繼續指出，在殖民體制中，被殖民者無法像殖民者一樣可以自動成為國民，他們只能透過日常的行為的展示來呈現出他們「屬於」這個國族共同體，

可能是這樣的模糊性造成了殖民地的協力行為；而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兩者之間，正是透過對這種模糊的社會地帶的疆界進行協商來界定殖民者世界的接納方式。我們可以將這種殖民同化過程視為規範日常生活行為的一種方式，這對理解大眾獨裁作為現代性的跨國型態具有深刻的意涵。²⁷由於殖民秩序是理解協力過程的關鍵，Kim 繼續從世界史的視角檢視這個協力過程；他指出，德國人想要再造自身以成為沒有現代性缺陷的另類的集體，這一點對維琪政府時期一些夢想進行集體自我塑造的法國菁英產生吸引力；因此，Kim 提醒我們，協力的跨國歷史研究需考慮以下的可能性，也就是大眾獨裁經常興盛於具有在本質上推動集體再造，以及受壓迫群體中出現渴望透過威權統治加速此一轉型的歷史代言人的這些場合之中。二戰法國維琪政府的歷史脈絡，有助於考量一些與殖民時期朝鮮之間潛在的相似性，以探討跨國的協力面向。²⁸

Kim 接者援用韓國協力者李光洙的案例，在「協力作為日常行為」的概念中進行論述，並在結論中指出：韓國的協力課題需要一個區域性的視野，

因為那些二戰期間曾被日本佔領的東亞與東南亞國家的國民，也有對協力議題產生遺忘與靜默的類似歷史；在朝鮮殖民後期的協力議題正如同維琪法國時期一樣的複雜，當時法國知識人為了自身極端民族主義者的議程，嘗試駕馭納粹運動，並完成其集體的再造；同樣的，殖民地朝鮮的協力者可能已經了解，在東亞大陸的戰爭是他們跳脫被殖民悲哀並參與一個與日本人平等地位的社會建構的意義，在此一意義上，殖民協力並非單只是一個外部驅動的現象，因為內部對殖民秩序不平等的回應、對極端政治的知識潮流、以及渴望參與帝國建構等也都是關鍵的因素。Kim 繼續指出，從民族國家的道德視角來看，與敵人協力的行為只會導致譴責，但若我們歷史化協力者的選擇，

我們將無可避免地看到灰色地帶；然而，二戰中真正的犧牲者，是數以百萬計的那些被動員到戰場與被迫到礦場與工廠勞動的一般朝鮮平民；相對的，

那些協力菁英曾經視自己為忠誠日本國民並鼓動朝鮮民眾為日本帝國犧牲生命，但到了戰後，他們過去的行徑甚至並不值得被追究責任。²⁹最後，Kim

29 Michael Kim, “Collaboration as a Transnational Formation of Modernity”, pp.

396-397.

(15)

總結：（殖民時期的朝鮮人）與日本人協力之所以成為可能，主要是因為他們可以說服自己，道德的豁免（moral absolution）對當時他們的日常行為是有效的，同時，他們當時也無意去考量這些（協力）行為的後果。協力可能展示的是，現代政府性（modern governmentality）甚至可以合理化日常生活中最極端行動的能力，這個唐吉軻德式的協力邏輯，可以提供我們許多無價的洞見去了解那些加速大眾獨裁在二十世紀出現的條件與環境。³⁰

伍、關於日本控制下中國的戰爭「協力」問題

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者 Timothy Brook 在 2005 年出版的英文專書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封面的「書本介 紹」中，針對二次大戰期間「協力」問題的相關研究作出以下的評論：「有關協力的研究已經對[歐洲]二次大戰史的撰寫產生了改變；但是，對中國以及日本而言，此一戰爭行為[ 亦即協力 ] 的面向，迄今仍大部份未受到承認

（unacknowledged）。」³¹Timothy Brook 此一觀察點明了歐洲與東亞之間對於二戰「協力」問題中，有關「協力」行為面向的現實認知上出現明顯的落差，也顯示出二戰期間東亞「協力」課題的相關研究仍有極大的開展空間。

早在Timothy Brook 做出以上觀察的四年之前，David Barrett 與 Larry Shyu 已經合編一本以中國的戰爭「協力」為主題的論文集，題為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2001）；此一由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的論文集，可以視為「第一本兼顧國家與社會層面全面地處理中國與日本之間戰爭「協力」問題的著作」；兩位編者認為，關於中國的戰爭「協力」研究在當時（2001）的國際學界（包括中國學界）才剛開始出現，

相較於西方學界從1970 年代便已經展開的西歐納粹佔領區「協力」相關研究，

起步上明顯較晚。直到1980 年代中期，在中國的歷史研究者才開始出版關於戰爭「協力」的一般性研究主題；最先有資料彙編的出現，逐漸有期刊論文及研究專書的出版；但是，這些學者當時並未反對中國官方將這些「協力」者視為漢奸的論述觀點。³²

31 Timothy Brook,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32 David P. Barrett & Lawrence N. Shyu 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6)

David Barrett 與 Larry Shyu 繼續指出，研究中國的歷史學者對於戰爭「協力」問題缺少關注的原因，與戰爭結束當時的特殊環境有關。有別於二戰盟軍在德國投降之後立即控制德國在歐洲的佔領區的情形，日本軍突然宣佈投降卻留下一個分裂且動亂的中國。當時國民黨為了儘快接收日本原佔領區，以免使之落入共產黨之手，於是不計前嫌將汪政權的軍隊吸納到自身陣營之中，這個策略性的作法解釋了為什麼原屬汪政權的全部軍事將領，在戰後並未因戰爭期間的「協力」行為而受到起訴；而當時共產黨對此一情形的處置也與國民黨並無太大的差別。然而，當時原在汪政權任職的高階政治「協力」者因為缺少有利的條件與國民黨進行交換，而在戰後初期受到嚴厲的審判；不過，當國民黨在國共內戰失利之際，為了不讓那些判刑輕於無期徒刑的政治協力者落入共產黨之手，決定在1949 年撤退之前將他們全部釋放。然而，國民黨用此一模稜兩可的方式處置那些在中國大陸被他們視為「漢奸」的戰爭「協力」者，使得國民黨遷往臺灣之後為此一議題感到十分的棘手，而選擇避之不談。相對的，戰後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所面臨的情況較為簡單，由於中共在民族立場與意識型態上對於戰爭「協力」者存在著無可妥協的敵意，在國共內戰時期中共對

「協力」者的懲罰已經成為村落層級階級鬥爭的一部分；到了1950 年代初期，

許多滯留在大陸且過去曾經擔任淪陷區警察或軍人的協力者，此時遭到連根拔除的命運；至於那些承自國民黨時期遭受終生監禁的「協力」者，則被關到1970 年代後期才獲得釋放。³³

至於，在1980 年代之前西方學界之所以缺少對中國戰爭「協力」者的研究，

上述兩位編者認為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們無法取得相關的史料。當時的西方世界完全隔絕於中國大陸之外，而在臺灣，政治敏感議題則被視為禁忌而無法研究。

有關日文相關史料，則有一些回憶錄的出版；而其它甚多的日文檔案史料，則在戰爭結束之際遭到永久的銷毀。至於西文相關史料也顯得相當有限，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在戰後取得一批協力政權的官方檔案，但直到1990 年代才被學者加以利用。此外，西方學界缺少對中國戰爭「協力」者研究的另一個原因，

則與1960 年代及 1970 年代期間西方（特別是美國）的中國研究學界的意識型態傾向有關，這些學者認為毛澤東的共產主義才足以代表中國的歷史命運，因

1932-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2-13.

33 David P. Barrett & Lawrence N. Shyu 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pp. 13-14.

(17)

此只有毛派的歷史才應該受到重視與研究；至於國民黨政府以及二戰期間的「協力」政權的歷史，當時並未受到認真的看待。³⁴直到1978 年以後，當毛派正統遭到中共去除之後，才開啟歷史學研究的變遷，並使得二戰期間中國淪陷區的相關研究成為可能。這些相關研究包括：首先，在1980 年代中期，上海復旦大學幾位教授出版關於「和平運動」與「協力」政權的史料彙編與論文集；在北京，蔡德金編輯第一本汪政權的編年史，並出版一些相關文章與專書。不過，

以上這些出版品的作者在歷史詮釋上一律譴責戰爭「協力」者，並將他們視為漢奸。但從此一時期以後，直到1990 年代，具有學術性與軼事性的相關作品逐漸擴張；其中，南京第二檔案館出版的《民國檔案》，以及北京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抗日戰爭研究》最為著名；除此之外，《文史資料》期刊因為刊載包括國家、省、地方等各個不同層級的相關原始史料，也受到學界相當的重視。³⁵

最後，David Barrett 與 Larry Shyu 兩位編者指出，目前研究中國二戰「協力」課題的學者正面臨兩大挑戰：首先，學者應思考如何善加利用龐大的檔案與出版資料，以進行國家層級以下的戰爭「協力」問題的探討，將此一研究領域往各個不同的地方層級深化。其次，另一個比較困難的挑戰在於如何打破二戰歷史相關研究的道德主義框架，這涉及到研究者對研究課題的理解以及研究態度本身的反省：如果我們理解到那些當時留在淪陷區的人們的生活「具有矛盾的動機、策略性的讓步、純然的無助或是某種存在的不確定性等特質」，那麼，

當前那些預先論斷式的教條論述則必須被捨棄。近來中共越來越強調中國國族主義，並且保有國家對歷史問題最後的解釋權，此一發展導致那些想要超越道德主義式與國族主義式「正確」論述的中國學者，在研究二戰時期中國「協力」

問題時面臨一定程度的困難。³⁶

以上的討論說明二十年前有關二戰時期中國「協力」課題研究的大致情況及其困境，此一新興的研究領域基本上仍處於Timothy Brook 所謂的「相當初步的階段」。³⁷因此，筆者以下擬選擇性的針對最近二十年以來關於二戰中國「協

36 David P. Barrett & Lawrence N. Shyu 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p. 17.

37 Timothy Brook, Collaboration, p. 31.

(18)

力」課題研究的幾本主要專書與論文集進行簡要的介紹與回顧。

首先，最近二十年的相關研究專書與論文集，仍以針對上海地區的研究居多。傅葆石（Fu Po-shek）在 1997 年出版的英文論著：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該書可視為 關於上海淪陷區「協力」課題研究的先驅作品，他探討上海在日本佔領期間的知識份子生活，開始將上海知識份子在面臨道德上的選擇時所呈現的複雜性與曖昧性具體的呈現出來，此一論述方式與戰後學者的傳統論述作出區別，這些戰後學者傾向將上海淪陷區的生活解釋為介於反抗者與協力者之間的鬥爭，陷入二元對立的傳統論述之中。³⁸一年以後，葉文心（Yeh Wen-hsin）隨即出版由她所主編關於二戰期間上海淪陷區研究的英文論文集：Wartime Shanghai (1998)，本論文集的編輯以及所收錄的多篇文章的寫作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當時出現了以下兩個背景條件：首先，在1990 年代中國開始開放有關上海淪陷區的主要檔案史料，使得學者得以進行相關研究；其次，1989 年天安門事件的爆發及其受到鎮壓的結果，激發歷史學者開始針對中國近代史如何展開這個課題進行重新的思考。也因此，本論文集網羅知名的中國研究專家，所探討的主題包括當時上海租借區內的西方人對於日本佔領的回應，上海地區的企業家、

警察與電影業者如何因應日本的佔領，以及針對上海地下抗日團體相關活動的研究等議題，從不同的面向具體呈現當時上海在日本佔領下多元的複雜面貌。³⁹ 再者，研究主題包括整個長江下游地區的戰爭「協力」課題研究，Parks M.

Coble 在 2003 年出版以該地區的資本家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英文專書：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 1937-1945，作者書 中指出，二戰期間日本佔領長江下游地區，對當時中國正在浮現中的現代商業社區造成災難性的影響，並且相當程度弱化了該地區的中國資本家；然而，作者也指出，該地區的中國資本家在淪陷期間的活動比較像是與日本人的「協力」

行為，而不像是抵抗的行為，因為大多數這些資本家都留在原地，並未與國民政府撤退到重慶；因為他們理解，如果他們想要保有自身企業的所有權，則必

38 Po-shek Fu,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9 Wen-hsin Yeh ed., Wartime Shanghai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iv-v, 18-22.

此外，葉文心在2003 年與 Christian Henriot 合編另一本關於日本佔領期間上海的論文集: 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 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

須被迫與日本人與汪政權合作。⁴⁰除此之外，Timothy Brook 在上面提及的英文研究專著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2005) 中，也聚焦在長江下游地區，並且援用中國與日本雙邊的檔案資料進行戰爭「協力」課題的討論。作者認為，「抗戰迷思」一直是海峽兩岸政治精英用以支撐他們各自戰後獨裁統治的強而有力的道德武器，亦即海峽兩岸政府各自宣稱他們在二次大戰中單獨打敗日本，因此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以進行統治；也因為此一理由，中共在戰後數十年間在中國大陸的錯誤政策與治理，對中國人民而言，

只深化了（只被中共轉化成）他們自二戰日本佔領以來抱持的民族羞辱感；換言之，中國人民心中那種「日本戰債未還」的感受，遮掩了他們必須詳細檢視自己國家在戰後的失政記錄的必要性。中國政治精英為了避開中國人民詳細檢視其戰後期間的失政記錄，於是持續讓中國的二戰歷史研究停留在日本侵略的道德論述之中。基於以上的理由，Timothy Brook 在寫作本書時，自覺地避開每一個國家用來合法化其統治的意識型態上層結構，而聚焦在最基層的鄉鎮層次，以進行長江下游淪陷區的「協力」問題研究。作者在書中的結論指出，

Kedward 研究納粹歐洲所提出的「複雜性或曖昧性（ambiguity）」概念，也相當能夠適用於二戰期間中國淪陷區的實況：「在那些淪陷地區中，存在有反抗的行為，也有協力的行為，而更多的情況則是存在於兩者之外。」⁴¹

最後，試圖跳出長江下游地區，整合華北、華中與華南等不同地理淪陷區的相關研究，除了前述由 David Barrett and Larry Shyu 合編的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一論文集之 外，由Stephen MacKinnon, Diana Leary 與 Ezra Vogel 三位學者合編的論文集：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收錄來自日本、中國與西方學者的文章，他們研究主題所包含的地理範圍有滿洲、蒙古、上海、江西、雲南等地，

這些跨國的歷史學者將戰爭「協力」研究延伸到中國的其他地域，他們深入討論在這些二次大戰淪陷區之中，特別在地方層次上，日本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這些地區之間所呈現的差異性比較。除此之外，該論文集也包括抗日活動的主題，以及日本戰時帝國的管理與戰時勞力徵用等涉及戰爭「協力」的相關子題。⁴²

40 Parks M.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 1937-1945 ,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41 Timothy Brook, Collaboration, p. 31.

42 Stephen R. MacKinnon, Diana Leary and Ezra Vogel eds.,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0)

陸、二次大戰期間東亞戰爭「協力」課題研究的再思索 :幾個新的可能性

以上針對二戰期間殖民地臺灣、朝鮮，以及中國淪陷區「協力」課題的相關研究，進行選擇性的介紹與討論，這些研究同時也提示了筆者以下幾個可供繼續開展的可能性。

首先，以「東亞」為研究視野的主題研究的深化：這意味著研究者在主題的選擇上與研究觀點的詮釋上，得以納入並考慮到東亞各個地域之間的相關性的主題研究的進一步學術實踐；換言之，此一以「東亞」為視域的研究，一方面得以挑戰各自地域研究的侷限性，一方面也可透過相互之間的比較研究釐清相似性與差異性問題，進一步深化地域個體以及東亞整體之間的交互理解。若以二戰期間「協力」課題的主題研究為例，研究者可以針對日本帝國控制地區的「殖民地（臺灣與朝鮮）」、「獨立國（滿洲國）」、「佔領區（中國與南洋）」等差異類型之間，關於東亞戰爭「協力」現象的異同與特質進行更為細緻的比較研究。

必須說明，近年來日本學者提出跨帝國史的比較研究框架，進一步擴大相關研究的研究視野；例如，駒込武在 2015 年出版的《世界史のなかの台湾植民地支配：台南長老教中学校からの視座》一書中，作者以林茂生個人史與長榮中學機構史的材料為基礎，將臺灣長老教會林茂生的個人史置入世界史加以連結，

構建出「英國霸權下的西洋帝國主義秩序」、「日本統治下的東洋帝國統治結構」、

「成為殖民地之前、之中、之後的臺灣主體」三方之間錯綜複雜的世界史研究。

此外，日本學者水谷智也致力於跨帝國史的比較研究，作者以當時擔任日本政府的司法顧問的英國人 William Kirkwood （1850-1926）為研究案例，將殖民地臺灣視為跨帝國空間展開其分析與討論，作者在這篇會議論文中，論述當時將英國殖民主義視為日本的範例的Kirkwood，如何影響日本政府在法律上將臺灣視為明治憲法之外的「殖民地」。⁴³

其次，研究者在研究方法論上考量、研究取徑的選擇，乃至於研究詮釋的

43 駒込武，《世界史のなかの台湾植民地支配：台南長老教中学校からの視座》（東京：岩波書店，2015）；水谷智(Satoshi Mizutani)，“Taiwan as a Trans-imperial Space:

W. M. H. Kirkwood and Japanese Colonialism”，會議論文發表於「第三屆台灣研究世界大會」（The 3^rd World Congress of Taiwan Studies），2018 年 9 月 18 日。

(21)

進行上，有必要自覺的跳脫出道德主義式、意識型態上與民族主義式的戰爭「協力」解釋模式，及其所導致的相關爭議，以呈現歷史人物或事件本身在歷史時空脈絡中的多樣複雜面貌與曖昧性，作為主要的研究訴求。

第三，深化不同層面的東亞戰爭「協力」研究的開展，這不僅包括國家（政權）、省級、城鎮、基層村落等不同層次的研究，也包括針對不同階級、族群、

宗教、性別、職業等人群背景所進行更為細緻的比較研究。

最後，史料援用上的多樣化：除了官方檔案、報紙、回憶錄、口述資料等常見的形式以外，包括不同語文、地域的官方與民間史料，特別是如日記、書信之類帶有私密性的私人史料，或許有助於釐清極具爭議性的戰爭「協力」課題及其解釋上的各種形式的迷思（myths）。

徵引書目

井手勇，〈決戰時期臺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6。

水谷智（Satoshi Mizutani），“Taiwan as a Trans-imperial Space: W. M. H. Kirkwood and Japanese Colonialism”，發表於「第三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The 3^rd World Congress of Taiwan Studies），2018 年 9 月 18 日。

王昭文，〈日治末期臺灣的知識社群（1940-1945）：《文藝臺灣》、《臺灣文學》

及《民俗臺灣》三雜誌的歷史硏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硏究所碩士論文，1991。

王郁雯，〈臺灣作家的「皇民文學」（認同文學）之探討：以陳火泉、周金波的小說為硏究中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硏究所，1999。

王惠珍，〈戰時東亞殖民地作家的變奏：朝鮮作家張赫宙與臺灣作家的交流及其比較〉，《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3 期（2011）。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李文卿，〈殖民地作家書寫策略研究：以皇民化運動時期『決戰臺灣小說集』為中心〉。南投：國立曁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硏究所碩士論文，2001。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新史學》，

5 卷 2 期（1994）。

(22)

周婉窈，《臺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南港：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1997。

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板橋：稻香出版社，1996。

近藤正己，《総力戰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壞の硏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

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臺灣的文學活動（1937.7-1945.8）〉。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4。

柳書琴，《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高崎宗司，〈朝鮮の親日派〉，收入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殖民地6》。東京：

岩波書店，1993。

許雪姬，〈是勤王還是叛國：「滿洲國」外交部總長謝介石一生及其認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7（2007）。

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1999）。

駒込武，《世界史のなかの台湾植民地支配：台南長老教中学校からの視座》。東京：岩波書店，2015。

賴婉玲，〈皇民文學論爭硏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硏究所，2007。

羅久蓉，〈歷史情境與抗戰時期「漢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年鄭州維持會爲主要案例的探討〉，《近史所研究集刊》，24 期（下）（1995）。

Barrett, David P. & Lawrence N. Shyu 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Brook, Timothy,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Buzo, Adrian, The Making of Modern Korea.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Caprio, Mark E., “Good Patriot? Good Collaborator? Yun Ch’iho Diaries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Loyalty”, presented in the 18^th IAHA Conference, 2004.

Caprio, Mark E., Japanese Assimilation Policies in Colonial Korea, 1910-1945.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

Ceuster, Koen De, “The Nation Exorcised: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laboration in South Korea”, Korean Studies, Volume 25, No. 2 (2002).

Ching, Leo T. S.,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23)

Chou, Wan-yao, “The Kōminka Movement: taiwan under Wartime Japan, 1937-1945”, Yal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91.

Coble, Parks M. 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 1937-1945.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Fu, Po-shek,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Hoffmann, Stanley, Decline or renewal? France since the 1930s. Viking Press, 1974.

Kim, Michael, “Collaboration as a Transnational Formation of Modernity: the Conduct of Everyday Life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Subject”, in Corner P. & Lim JH.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Mass Dictatorship.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MacKinnon, Stephen R., Diana Leary and Ezra Vogel eds.,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Shin, Michael & Yi Kwang-su, “The Collaborator as Modernist against Moderni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71, No. 1 (February, 2012).

Simmel, George, 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affili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Smith, Anthony, “War and Ethnicity: the Role of Warfare in the Formation, Self-images and Cohesion of Ethnic Communiti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4 (1981).

Treat, John Whittier, “Yi Kwang-su and the Moral Subject in Colonial Kore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71, No. 1 (February, 2012).

Ts’ai, Hui-yu Caroline, “The War Never Ended: the Case of Taiwanese-Japanese Soldiers”, in David P. Barrett and Larry N. Shyu eds., China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7-1945: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Peter Lang, 2000.

Ts’ai, Hui-yu Caroline, “Total War, Labor Drafts, and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Wartime Mobilization in Taiwan (1936-1945)”, in Paul H. Kratoska ed., Asian Labor in the Wartime Japanese Empire. New York: M. E. Sharpe, 2005.

Tzeng, Shih-jung, “Identity and War: the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under War Mobilization and Kominka Movement: A Study of Chen Wangcheng’s

(24)

and Wu Xinrong’s Diaries (1937-1945)”, in Carsten Storm and Mark Harrison eds., The Margins of Becoming: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Taiwa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7.

Tzeng, Shih-jung, From Honto Jin to Bensheng Ren: the Original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9.

Yeh, Wen-hsin & Christian Henriot eds., 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 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Yeh, Wen-hsin ed., Wartime Shanghai.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25)

A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Studies of Wartime Collaboration in East Asia during World War II

Shih-jung Tze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f wartime collaboration in East Asia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author selectively introduces major works examining the issue of wartime collaboration in colonial Taiwan, Kore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reas in China. The author concludes the article by offering four-point suggestions for scholars interested in future studies of this issue.

Keywords: East Asia under WWII, Wartime Collaboration, Colonial Taiwan, Colonial Korea, Japan’s Occupation Areas in China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學界關於二次大戰期間東亞的「戰爭協力(wartime collaboration)」的研究回顧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