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與鑒真東渡——紀念大唐開基1400華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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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盛世與鑒真東渡——紀念大唐開基1400華誕

王勇 浙江大學

摘 要 : “文化疆域”乃指一種領先周邊且佔據主流的文化界域,它 具有開放式並能跨境越界。然而當今中國的文化疆域流失嚴重,故 應予關注。此文即以回顧剖析鑒真法師東渡的動機來頌揚他弘法的 精神,並以此討論其在東亞文化大背景之中的重大意義。鑒真六次 東渡,將佛教戒律與先進的文明帶到了日本,當代日本人在揣度鑒 真東渡動機時,多立足於日本的歷史觀與社會認知,並由於其國家 利益影響,故有若干誤讀或歪曲。鑒真東渡實與其佛教世界觀有關,

正是由於一種超越國家與民族藩籬,追求天下大同理想的佛教世界 觀,才使得鑒真突破“限中外,隔華夷”的國家法律與傳統觀念,

願意到“蠻荒之地”普濟眾生。鑒真的東渡還與其國際化視野以及 唐代的道教氛圍存有關聯。鑒真對日本文化的影響則既廣泛又深刻,

他開創了律宗傳統,還對建築、美術、工藝、書法、醫學等領域以 及日本日常文化皆有影響,這體現了兩國過去友好交往對於東亞和 平格局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 : 文化疆域、鑒真、東渡、動機、文化交流

《華林國際佛學學刊》第三卷 · 第二期(2020): 第 190-2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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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任何主權國家都有涇渭分明的國界線,無論是陸地、

海上還是空中,皆為神聖不可侵犯 ;相比之下,關注文化疆域的人則 少得多。 “文化疆域”之定義何在?它是指一種領先周邊的、高度發 達的、具有權威的、佔據主流的文化,超越民族、宗教、國界向四 周彌漫擴散,在其影響所及的區域形成一個中心,但沒有明晰的邊界。

國家領土原則上是排他的,在現代國際法中,既禁止擴張,也不容 許退縮,內外阻隔,自成一個體系 ;文化疆域則多是開放式的,跨 境越界,伸縮自如,具有相容並蓄的特點。

在東亞地區,從當今的地緣政治角度觀察,無論是陸地的邊境、

海上的島嶼還是防空識別區,可以說衝突不斷、紛爭難解 ;從歷史 上文化交流的視角來看,中國文化自秦漢以來,傳播周邊、恩澤四鄰,

造就一個持續而穩定的文化共同體。至於當今之世,文化疆域流失 嚴重,故應予以關注。

舉一個例子,“漢字”當然是中國人創造的,我們不曾有過任何 疑問。然而事實並非如我們所想。2011 年《環球時報》刊登一篇文 章,題目是《韓知名學者稱韓國人祖先發明漢字》1,讀者看了大多付 之一笑。再去翻閱流通全球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ition),誰都笑不出來了。

1 辛司可《韓知名學者稱韓國人祖先發明漢字》,《環球時報》,2022 年 4 月 21 日 第 3 版。該文介紹韓國語言學泰斗陳泰夏教授的相關論說,緊接著金子山在 2011 年 5 月 3 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第 5 版發表《漢字居然成“外文”》予以駁斥。

有關“漢字”詞源考辨,參考王勇《東亞語境中“漢字”詞源考》,《浙江大學學報》,

2015 年第 1 期,第 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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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的詞條是這樣解釋的 :“日語書寫符號,將中國漢字略加 變化而成。”該書將“漢字”注音為日語讀法 Kanji,而不是漢語讀法 Hanzi2。這意味著“漢字”的原創權以及漢字文化圈的疆域,有丟失 甚至易主的危險。

從這個案例可知,中國的文化疆域正面臨著被蠶食、竊取的重 大險情,我們是這個文化疆域的最大貢獻者,應該成為這個文化疆 域的最大繼承人,因此我們不能再對歷史無知,不能再對現實冷漠,

有意無意地脫離這片疆域。

本文以中國歷史上文明高度發達、文化疆域最為遼闊的唐代

(618-907)為背景,聚焦一位開疆辟土、居功厥偉的先人——不惜性命、

東渡弘法的唐僧鑒真(688-763),回顧他航海的艱辛,剖析他東渡的 動機,頌揚他弘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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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盛世,萬國來朝,有兩位高僧卻“反其道而行之”:一位是 唐僧玄奘(602 ?-664),跋涉沙漠到西天求法 ;另一位叫鑒真,跨 洋過海去東瀛傳法。

今天,《西遊記》裡那位一身浩然正氣的“唐僧”,可謂家喻戶曉、

深入人心 ;揚州大明寺和奈良唐招提寺供奉的鑒真和尚,被譽為“中 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深受中日兩國人民敬仰。然而,當我們拂 去歷史的塵埃,回歸一千多年前的現場,會驚異地發現 :這兩位特

2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卷 9,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 書出版社 , 1999 年,第 1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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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獨行的高僧,他們的行為不僅違背唐朝的法律,而且得不到佛教 界的廣泛支持,一般民眾更是無法理解。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是時代 的先覺者,比普通人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想得更深。也因為如此,

他們的抱負理想、他們的國際影響、他們的歷史意義,後人需要花 費很長時間去揣摩、體悟以及傳承、弘揚。

唐朝在中國歷史上僅僅是一個朝代,前後不過三百來年 ;但在 東亞乃至世界歷史上,“唐”是整部中國歷史畫卷的縮影,是中華文 明輝煌成就的結晶,是漢字文化圈各民族的文化故鄉。

自從唐朝在日本文明史中深深刻印上一個“唐”字,從五代十國,

到宋元,到明清,日本人習慣把中國稱作“唐土”,中國人稱“唐人”,

中國書籍稱“唐本”,中國繪畫稱“唐畫”,中國文物稱“唐物”,中國 商船稱“唐船”,甚至目前風靡全球的“空手道”,這個“空”字原來 也寫作“唐”。所謂“唐手”,意味著這種武術繼承了中國的血脈3

那麼,日本文明史上的這個“唐”字,究竟是誰書寫上去的呢?

大概有許許多多的先人參與其中,但唐僧鑒真無疑是其中最主要、

最傑出的書寫者。因為要完成這項偉業,需要崇高的思想境界、超 凡的勇氣膽魄、堅韌的意志毅力,不是一般人所能勝任的。

唐朝三百年歷史,可謂人才輩出。帝王如唐太宗李世民(630-649 在位)、唐玄宗李隆基(712-756 在位),名臣有房玄齡(579-648)、魏 徵(580-643),詩人可舉李白(701-762)、王維(701-761),將才必提 薛仁貴(614-683)、郭子儀(697-781),等等。今天我們特別提出鑒 真與玄奘兩位高僧,尤其是聚焦於唐僧鑒真,有以下幾個原因 :

3 北京大學丁莉教授《永遠的“唐土”——日本平安朝物語文學的中國敘述》(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通過豐富的案例,講述日本古代文學的永恆主題便是“唐土”、

“唐人”、“唐物”,可見“唐”的意象已經化為日本人的精神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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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今年(2018 年)正值大唐開基 1400 周年,中國人縈回夢裡 的“大唐盛世”,其長盛不衰的魅力究竟是什麼?

二是唐朝雖然名人異士舉不勝舉,但親自涉足海外,並產生巨大 國際影響者不多,為什麼佛教篳路藍縷,僧侶首當其任,成為傳輸 中國文化的先鋒,其背景與原因需要探討。

三是我們的祖先開疆辟土,在周邊國家播下文明的種子,建構 起蔚為壯觀的漢文化疆域,但對他們在域外的豐功偉績我們知之甚 少,唐僧玄奘因為去而復返,有幸成為《西遊記》的主人翁,至今為 人們津津樂道 ;唐僧鑒真因為埋骨異鄉,他的故事千百年來主要由日 本人講述,故也需要來自鑒真故鄉的研究與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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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聚居的社區稱作 “ 唐人街 ”。這個 “ 唐 ” 字,對華人而言是 一個文化認同的最古老的標籤,對外國人來說或許是對中華文明最 輝煌時段的深刻記憶。

倘若我們穿越時間隧道,回到一千四百年前的唐代,邂逅李白、

杜甫、王維、白居易這些千古流芳的大文豪,觀其人、誦其詩、讀 其文,大唐氣象必定撲面而來。大唐盛世的氣勢、氣度、氣象,體 現在方方面面。政治上制度完備,經濟上府庫充盈,文化上“百花齊 放”。最具標誌性的,大概就是帝都長安了。

唐朝時期,世界人口超過百萬的都市全部在亞洲,從西往東看,

最西頭的是拜占庭(東羅馬)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中 間是波斯首府泰西封(今巴格達東南),東頭便是大唐帝都長安4。 長安不僅是唐朝的都城,而且也是當時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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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唐一代,亞洲、歐洲、非洲的七十餘國使節5,或跨洋過海,

或翻山越嶺,不遠萬里來到長安朝貢。有些是匆匆過客,有些則流 連忘返,而居住在長安的外國人口數量超過了十萬6。西域人瞄著 絲綢而來,滿載絲綢而歸,所以普魯士人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 稱 之 為“ 絲 綢 之 路”( 德 :Seidenstraße)7

4 關於長安的人口達百萬之眾,可參張天虹《再論唐代長安人口的數量問題——

兼評近 15 年來有關唐長安人口研究》,《唐都學刊》2008 年第 3 期,第 11-14 頁。但 也不應忽略反方的意見,可參鄭顯文《唐代長安城人口百萬說質疑》,《中國社會經濟 史研究》,1991 年第 2 期,第 94-97 頁。

5 據李林甫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 · 卷 4·主客郎中》載 :“凡四蕃之國經朝貢已 後自相誅絕及有罪見滅者,蓋三百余國。今所在者,有七十餘蕃。”北京 :中華書局,

1992 年。

6 有學者認為唐代長安外國居民可能在一萬以上,見黃敏枝《從開元天寶社會的積 富看長安生活的奢華》,《成大歷史學報》,1975 年第 2 期,第 207 頁。但筆者估計數 量遠大於此,當在十萬以上。居住於唐帝國的外國人口,其主要來源於大唐的不斷 拓邊,至天寶為止,進入唐腹地的外國人總數約為一百七十萬。对此可見傅樂成《漢 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 年,第 213 頁。但這是一百多年间的數字,

無法用以直接推定長安的人口。查《舊唐書》卷二,“太宗紀 / 貞觀三年條”,北京 : 中華書局,1975 年,第 37 頁載“是歲,戶部奏言,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內附,

開四夷為州縣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則至太宗初年外夷與居於新拓邊界而內附 之人則已超過百萬,雖然此中也包括不少居住在邊地的漢人,但其主體則仍為域外 民族。以具體事例而論,唐初滅東突厥時,就有十餘萬突厥人內附。对此可參《資 治通鑑》卷 193,北京 :中華書局,1957 年,第 6075 頁:“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 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餘萬口”。這一批人中,僅進入長安的突厥人就 有“萬家”(约 4-5 萬人),對此可見劉餗《隋唐嘉話》,北京 :中華書局,1979 年,第 5 頁:“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另王溥《唐會要》,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第 1557 頁:“近萬家”;前引《資治通鑑》卷 193,頁 6078 :“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 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也就是說僅僅突厥人一次就有四五萬人進入了長安,再加上其他外國人,在唐王朝 大多數時期,長安中居住的外國人口數量超過十萬是個相當合理的推算。

7 參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Über die zentralasiatischen Seidenstrassen bis zum 2. Jh. n. Chr,” Verhandlung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 zu Berlin 4 (1877):

96–122; 以及同氏所著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vol. 1, Berlin: Dietrich Reimer, p.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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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人則為購求書籍而來,滿載書籍而歸,所以我將之命名為“書籍 之路”。

西方有句著名的諺語說“條條道路通羅馬(All Roads Lead to Rome)”,盛唐時期“條條道路通長安”,一如唐代詩人王貞白(875- 958) 《長安道》所說 :

曉鼓人已行,暮鼓人未息。

梯航萬國來,爭先貢金帛。8

這首詩的大意是 :通往長安的道路,萬國使節晝夜兼程、不絕 於途,爭先恐後向唐朝貢獻本國的特產。

2008 年底,我在美國的大學任教,應邀出席由日本著名畫家平 山郁夫(1930-2009)先生召集的高端文化論壇(日本文化廳主辦“第 八回國際文化 Forum”)。其間接受日本 NHK 電視臺採訪,主持人提 的第一個問題是“請用最簡潔的語言概括唐朝的魅力”,我幾乎不假 思索地蹦出“吞吐”二個字。

“吞吐”這個詞,日語讀作“donto”,不是個常用詞,看到主持人 略顯驚訝、表情茫然,我接著稍作解釋,大意是說 :

評價一個國家文化實力的標準,原創了多少文化固然 重要,而更重要的是看文化的活力。以海納百川之勢吸收 周邊國家的文化,這是“吞”;以天下無私之心輸出文化,

這是“吐”。唐朝在“吞吐”之間,既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內 涵,又拓展了東亞文化的疆域,這就是唐朝的魅力所在。

唐代文明正是在博採眾長、相容並蓄的過程中,造就大氣象、

8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北京 :中華書局,1999 年 1 月,第 81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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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參慧立、彦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1 之中的記載 (《大正藏》第 2053 號,

第 50 冊第 223 頁上欄第 6–16 行)。

10 周尚兵《唐政府對外開放的管理體系》,《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1 年第 6 期,第 88–94 頁。

11 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一八、職官部十六“司門郎中”條引《唐六典》:“司門郎中、

員外,掌天下諸門及關出入往來之籍賦,而審其政。凡關二十有六,而為上中下之差。

所以限中外、隔華夷,設險作固,閑邪正禁者。” 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第 1037 頁。

大氣度、大格局的。如此說來,唐僧玄奘是“吞”的代表,唐僧鑒真 是“吐”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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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開基於西元 618 年,前面說過距今恰好 1400 年。8 年之後的 626 年,唐太宗李世民登基,次年改年號為“貞觀”,揭開初唐最輝 煌的“貞觀之治”序幕。

就在同一年,唐僧玄奘從長安出發,踏上西天求法的征途。在《西 遊記》中他是奉旨西行取經,然而真實的歷史卻是偷渡出國9。唐朝 法律善待各國使節,但是嚴禁唐人私自出境10

各州縣及四方邊境關卡森嚴,其作用是“限中外,隔華夷”11。玄 奘沒有官府批文,一路上遭遇官兵圍堵、徒弟背叛、埋身沙海、斷 水絕糧,歷經千難萬險才如願抵達印度。

一百多年後的唐玄宗時期,東渡弘法的唐僧鑒真,其困境比之西 天求法的玄奘,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同樣是屬於違反國家禁令,前 後 12 年 6 次東渡,屢遭挫折與失敗,原因是居所被嚴密監視、沿途 有官兵堵截、佛教界聯名勸阻、弟子向朝廷告密、同伴大多逃離,自 始至終跟隨他到達彼岸的,只有 1 名日本人和 1 名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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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抱負遠大的先覺者,最後總是那麼孤獨呢?因為他們走的 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一條荊棘叢生、死生未卜的不歸路。鑒 真的日本弟子真人元開(活躍於八世紀末),在鑒真去世後不久撰寫 的《唐大和上東征傳》,提到日本遣唐使邀請鑒真東渡弘法,但眾弟 子個個三緘其口,沒有一個人出來回應。場面冷落許久,大弟子祥 彥終於說明緣由,他說 :

彼國太遠,性命難存 ;滄海淼漫,百無一至。12

這代表了當時唐人的“常識”,誰願意冒九死一生的巨大風險,

離開人傑物靈的中華大地,遠赴文明落後的蠻荒之地呢?鑒真大弟子 祥彥(?-748)的一番話,雖然說得有點過頭,但也並非信口開河,

一位親赴日本的唐朝官員,有過類似的體驗。

回頭再看“貞觀之治”,唐太宗文治武功,聲威遠播,四方賓服。

公元 630 年,被北方各民族尊稱為“天可汗”13,也就是東亞很多國 家的共同領袖。就在同一年,遠在東方海島的日本,舒明天皇(629- 641 在位)決定派出第一批遣唐使,標誌著日本進入唐朝的冊封體系,

揭開中日文化交流的新篇章。14

日本遣唐使的意外到來,令唐太宗喜出望外,第二年特意派遣 新州刺史高表仁(活躍於 7 世紀初),護送遣唐使回國。高表仁一路 艱辛,海上漂流數個月才到達日本,回國後向朝廷遞交述職報告。其

12 真人元開著,汪向荣校《唐大和上東征傳》,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40–41 頁。

13 可參顏廷亮《〈沙州百姓一萬人上回鶻天可汗狀〉新校並序》,《蘭州教育學院學 報》,1994 年第 1 期,第 3–9 頁。

14 蔡明勳《東亞文化交流中日本遣唐使與留學生的角色定位及身分認同》,臺灣師 範大學 2012 年碩士學位論文,第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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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談虎色變地描述渡海經歷 :

路經地獄之門,親見其上氣色蔥郁,有煙火之狀,若 爐錘號叫之聲。行者聞之,莫不危懼。15

唐代第一位親赴日本的政府官員高表仁,把中日之間的航路稱作

“地獄之行”,他描摹的所見所聞,按現代醫學來分析,大概是瀕臨 死亡之際,幻覺幻視所引起的,可見在航海經驗匱乏、造船技術落 後的古代,海上航行之高危程度,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

日本方面的情況也一樣。據日本學者統計,遣唐使的死亡率超 過 30%,這在今天看來簡直不可思議。因此,歷史上日本遣唐使受 命後,以各種各樣的理由逃避的事件頻頻發生。比如,9 世紀前期 的第 19 次遣唐使,發生大使與副使爭奪好船的事件,副使小野篁

(Ono-no-takamura,802-853)冒著判處死刑的危險拒絕上船16;有 些年輕人派往唐朝學習,臨行前或託病不出,或躲進岸邊的蘆葦叢 中看著船開走 ;最典型的是 894 年最後任命的遣唐使,大使是漢學 素養日本第一的菅原道真(Sugawara-no-michizane,845-903),他不 僅自己不想冒渡海風險,還建議朝廷停止派出遣唐使。日本遣唐使 的歷史,就在這一年畫上句號17

以上所舉的中國和日本的案例,足以說明 8 世紀在中日之間航海

15 王欽若等編纂、周勳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卷六六二《奉使部 · 絕域》,南京 : 鳳凰出版社,2006 年,第 7636 頁。

16 仁藤智子《二人の東宮恒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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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康と東宮学士小野篁 : 歴史書から見た小野篁》,

《国士舘人文学》2017 年第 7 期,第 155–64 頁。另參岩井美奈《小野篁の研究》,《玉 藻》2018 年總第 52 期,第 104 頁。

17 高兵兵《菅原道真と九世紀の日本外交》,《専修大学社会知性開発研究センター 東アジア世界史研究センター年報》,2012 年第 6 期,第 87–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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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極高,普通人是不會拿自己的生命當兒戲的。退一步說,日本人 西渡大唐,是為了學習先進文化,付出相當的代價還可理解 ;鑒真生 活在文明高度發達的“開元盛世”,他一意孤行東渡日本,又是為了什 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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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真第六次東渡終於成功,西元 753 年的年底到達九州,次年初 進入奈良。鑒真先後在東大寺和唐招提寺傳教整整 10 年。763 年農 曆 5 月 6 日,一位盛唐文化的海外開拓者、一代中國文明的國際傳播 者、一名日本文化的引路人,溘然長逝,埋骨於異國他鄉。

自此之後,鑒真的豐功偉業帶著“大唐”的印記,永遠銘刻在日 本文明發展史中,有關他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地在日本被反復講述。然 而在中國,隨著鑒真遠去他鄉,人們逐漸把他淡忘,直到 1960 年日 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安藤更生的巨著《鑒真大和上傳之研究》18問世,

我們才重拾記憶,開始緬懷這位開疆拓土的唐代偉人。

一千多年來,日本人講述的“鑒真故事”,出現各種各樣的版本。

中國故事從日本人口中說出來,自然會有變化,這不奇怪。況且各種 版本的基調,奉鑒真為日本文化的恩人,傳輸的是正能量。

然而,幾乎每個版本都回避不了一個千年古迷——那就是鑒真為 什麼要東渡?日本人在揣度鑒真東渡動機時,大多立足於日本的歷史 觀、日本的理想像、日本的社會風土、日本的國家利益,所以既有善

18 安藤更生《鑑真大和上伝之研究》,東京 :平凡社, 1960 年。隨後出版的普及版

《人物叢書 · 鑑真》(東京 :吉川弘文館,1967 年)影響更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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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誤讀,也有惡意的歪曲。下面我們選幾種頗具代表性的言說進 行剖析19

第一種是遣唐使“慫恿”說。

日本著名佛教史專家小野勝年寫過一篇《鑒真及其周邊》20的論 文,他認為鑒真最初是被日本留學僧的懇切請求所感動,最後一次 東渡是為遣唐使的誠摯邀請所折服,因此 12 年間不改初衷、執意 東渡。也就是說,鑒真東渡日本完全是被動的,動機並非出自其自身。

這種說法站不住腳,我們來看看歷史真相。

西元 742 年第一次東渡,共有 4 名日本僧人跟隨,因內部有人向 官府告發而受阻,玄朗(活躍於 8 世紀初)和玄法(活躍於 8 世紀初)

兩位日本僧人即刻脫離團隊,此後去向不明。剩下兩人雖然繼續跟 隨鑒真,但榮睿在第五次航行中去世,最後一位普照(活躍於 8 世 紀初)打消回國念頭,在廣東韶州一帶,脫離團隊獨自去了寧波。因此,

在鑒真決定第六次東渡時,他身邊已經沒有一名日本僧人相隨了。

假設 10 年前,鑒真為榮睿等的懇請所感動,因此決定東渡的話,

那麼第二次東渡時已有半數日本僧人退出,鑒真的熱情多少會冷卻 下來 ;第五次航行中,日本方面的核心人物榮睿去世,鑒真的熱情也 許會更加低落 ;當最後一名日本僧人脫離團隊,鑒真的熱情應該完 全消失了。因此,留學僧的熱情支撐鑒真東渡的說法,是根本不能成 立的。

與此相關,大多數日本學者認為,10 年後的 752 年,遣唐大使南

19 關於鑒真東渡動機,另可參筆者舊著 :王勇《鑒真東渡動機諸說批判——剖 析日本學者的幾種觀點》,《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4 期第 43–48 頁。

20 小野胜年《鑑真とその周辺》,《仏教芸術》1963 年第 51 號,第 1–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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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揚州,特意到延光寺懇請鑒真東渡,是鑒真決定第六次東渡的直 接原因。這一觀點看似有一定道理,但如果細心閱讀《唐大和上東征傳》

的後續記載,便不會囫圇吞棗地予以全盤接受。

當時遣唐大使對鑒真說 :“願大和上自作方便,弟子等自有載國 信物船四舶,行裝具足,去亦無難。”21意思是我們有船,想渡海的話 也不難,你自己看著辦吧。完全是模棱兩可、含糊其辭的口吻。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鑒真一行在官兵的嚴密監視下,趁著夜色 偷偷出逃,駕小船趕到蘇州,悄悄登上遣唐使船。就在此時,遣唐 使獲得線報,揚州官府發覺鑒真失蹤,可能要來搜查。

大使緊急召集四艘船的負責人商議,結論是“若被搜得,為使有 殃。又風被漂還著唐界,不免罪惡”。22 一是怕被官府找到,吃罪不輕;

二是怕躲過這劫,萬一船出港後遇風飄回,也要獲罪。

怕這怕那,最後請已經上船的鑒真一行全部下船。鑒真早已自斷 後路,現在因遣唐使失信又失前途,其沮喪無助之狀可以想像。一 位遣唐副使見此情狀,實在於心不忍,於是私自把鑒真一行收容到 自己的船上,事情才出現轉機。

鑒真的東渡無論是對唐政府來說,還是對遣唐使來說,都屬於 密航偷渡。如果僅僅是日本方面的誠懇聘請支撐鑒真東渡的話,那 麼鑒真大概就此放棄赴日。但即使被日本遣唐使拋棄,鑒真也沒有 放棄東渡。因此支撐這一決心的因素,必須從遣唐使和留學僧之外 來尋找。

第二種是鑒真“亡命”說。

21 真人元開著,汪向荣校《唐大和上東征傳》(前揭),第 83 頁。

22 同前書,第 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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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凝視鑒真的畫像、感受其活生生的呼吸、懷抱深深敬仰之 情的著名畫家東山魁夷(1908-1999),曾經頗感疑惑地提問 :鑒真作 為一名擁有高度文化素養、深受世人尊敬的唐朝高僧,為何要決意 赴日?不管經歷多麼深重的挫折和艱難困苦,仍不改自己的初衷呢?

他對自己提出的問題給出如下答案 :

當時的唐朝社會,鼎盛時期已經過去,社會也呈現出 了糜爛及頹廢的景況。……以長安、洛陽為首,大小都市 極盡繁榮,“一城之人皆若狂”(白居易《牡丹芳》),衰敗 的景象被享樂和消費的表面風潮所遮掩。但從鑒真和尚的 性格來看,這些應該不是唐朝的魅力。不,鑒真對此應當 感到絕望。在這個關口,作為新興佛教國家的日本出面招 請鑒真東渡。對他而言,這個邀請無疑預示著開啟新生而 充滿無窮魅力。23

但是,“安史之亂”發生在 755 年,如果說鑒真在 13 年前已經預 測到“安史之亂”會發生,大唐將由盛入衰,晚走不如早走,於是欣 然接受入唐僧的赴日邀請,那是把鑒真的神通力過於誇大了。

部分日本學者把鑒真傳播盛唐文化功績,也進行變味的“曲解”,

如說鑒真預測到中國將要發生大亂,於是攜帶王羲之(303-361)、王 獻之(344-386)父子的字帖等稀世珍寶,逃亡日本避難。

上述說法屬於牽強附會、任意猜想,12 年間自始至終跟隨鑒真東 渡的唯一唐人弟子思託(活躍於 8 世紀中後期),撰寫了一本可信度 極高的鑒真傳記,書名叫《大唐傳戒師僧名記大和上鑒真傳》,目前 尚存的遺文中,記錄了 742 年入唐僧懇請鑒真東渡弘法時鑒真親口說

23 东山魁夷《唐招提寺への道》,新潮社,1975 年,第 19 页。

(15)

的一句話 :“而今大唐國家,道俗皆大興隆。”24這句話充滿對國家的 自豪、對文化的自信,絲毫看不出悲觀的情緒、逃亡的跡象。

第三種是鑒真“間諜”說。

這種說法最為匪夷所思,出自一部日本學術專著,書名叫《白村 江》,講述 7 世紀中葉發生在朝鮮半島“白村江”的第一次東亞大戰,

日本與百濟結盟對抗大唐與新羅聯軍,結果大敗而歸。該書分為 15 章,

雖以描述從 663 年白村江戰敗到 894 年遣唐使廢止的 231 年間的歷史 為主,但可以說,全書的論述聚焦于把唐朝作為顛覆日本並使之發生 動盪的“幕後黑手”這一點上25。我們引一段原文,奇文共賞 :

唐朝為了嚴密監視我國情勢,本打算派遣大量的間諜 前來作亂。但唐朝到了玄宗治世,由於各地的節度使專橫 跋扈,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管制趨於鬆弛,結果造成“藩鎮 之亂”,安祿山之亂也迫在眉睫,實在是沒有多餘的精力。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唐朝為了有效監視我國,欲利用佛教 控制日本的寺院和僧侶,於是密令揚州延光寺的鑒真和尚,

搭乘遣唐船潛入日本。26

按照該書的推理,鑒真一行抵達日本後,編造六次東渡、歷經 艱辛的故事,一方面博得日本朝廷與民眾的同情,另一方面與曾經留 學中國、已為唐朝收買的吉備真備等人內外呼應,策動佛教界推翻日 本政權。

以上幾個版本的鑒真故事,第一個是說,鑒真在遣唐使誘導下,

24 真人元開著,汪向荣校《唐大和上東征傳》(前揭),第 105 頁。

25 關於鈴木治學說的批判,另可參筆者所著 :王勇《鑑真渡日と唐代道教》,《東ア ジア文化交渉研究》,2008 年創刊号,第 105–112 頁。

26 鈴木治 (Suzuku osamu)《白村江》,東京 :學生社,1972 年,第 172 頁。

(16)

被動作出東渡決定;第二個是說,鑒真預測大唐凋亡,因而東渡避難;

第三個是說,鑒真身負間諜使命,是唐朝為消滅日本布下的棋子。

這三種說法我們都無法苟同,下面我們從中國的角度來剖析鑒 真東渡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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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鑒真東渡與其佛教世界觀有關。

公元 752 年,此時距鑒真決意東渡已經過去了整整 10 年,以藤 原清河(706-778)領銜的遣唐使抵達長安,出席在蓬萊宮含元殿舉 行的元旦朝拜盛會。大概在 3 月份的時候,遣唐使再次單獨拜見唐 玄宗,拿出一份日本擬聘請的唐人名單,主要是兩個人,一是儒學 名士蕭穎士(707-758),二是佛教高僧鑒真。

據蕭穎士的弟子劉太真(725-792)記載,日本“舉其國俗,願師 於夫子”,即把蕭穎士奉為國師,地位非常之高 ;然而,蕭穎士卻“辭 以疾,而不之從”27。蕭穎士作為一名文人官吏,深受儒教思想薰陶,

其他不說,僅僅是“父母在,不遠行”一點,就使他難以割捨親情,

背井離鄉遠走他國。

鑒真的情況就不同了。10 年前榮叡等入唐僧邀請鑒真東渡弘法,

鑒真在回應時特別提到一件事,即日本的一位王子,曾製作一千套 袈裟施捨給唐朝僧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袈裟上刺繡的四句話,《唐 大和上東征傳》記錄了這首廣為後世傳送的偈句 :

27 劉太真《送蕭穎士赴東府序》,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三九五,北京 :中華書局 影印本,1983 年,第 4017 頁。

(17)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寄諸佛子,共結來緣。28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種超越國家與民族的藩籬、追求 天下大同理想的佛教世界觀,是鑒真突破“限中外,隔華夷”的國家 法律與傳統觀念,願意到蠻荒的東夷普濟眾生的思想基礎。

其次,鑒真東渡與其國際化視野有關。

鑒真出生、生活的揚州,是全國最富庶的國際化港口城市。司 馬光的《資治通鑒》說 :“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29 這 裡的“揚一益二”,“揚”指揚州,“益”指的是成都。揚州之經濟發達、

文化繁榮由來已久,“安史之亂”後甚至超過有全國糧倉之稱的成都,

躍居為全國第一30

趙朴初(1907-2000)在紀念鑒真圓寂 1200 年之際,深有感觸 地說 :揚州是東方各國人員薈萃的國際大都市,由此培育出來的恢 弘氣度與開闊的國際視野,是此前任何時代都無法比擬的 ;在如此 時代與環境薰陶下,鑒真擁有崇高無私的國際主義精神,就不難理 解了31

我非常贊同趙朴初的觀點,揚州是東亞地中海“吞吐”量最大的 國際樞紐之一。32那裡生活著大量各國人士,鑒真與他們有廣泛接觸。

28 真人元開著,汪向荣校《唐大和上東征傳》(前揭),第 40 頁。

29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昭宗景福元年(892)六月條”,

第 8430–8431 頁,北京 :中華書局,1957 年。

30 可參朱祖德《試論唐代揚州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興大歷史學報》,2007 年 第 1 期,第 193–224 頁。

31 趙朴初《鑑真和上円寂一千二百年》,安藤更生、龜井勝一郎編《鑑真和上 :円寂 一二〇〇年記念》,東京 :春秋社,1963 年,第 17–23 頁。

32 羅傳棟《長江航運史:古代部分》,第 185–186 頁,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年。

(18)

比如,第一次東渡的隨行人員中,有高麗國的如海及日本人玄朗、玄 法、普照、榮睿 ;第六次東渡的隨行人員中,有胡國人安如寶(卒年 不詳)、昆侖國人軍法力(卒年不詳)、瞻波國人善聽(卒年不詳)等。

可以說鑒真一行本身就是一個國際團隊。33

還有,鑒真東渡與唐朝崇尚道教有關。唐朝崇尚道教,眾所周知。

唐太宗時,朝廷舉行儀式,道士與女冠位子排在僧尼之前,高僧智實

(601-638)與法琳(572-640)據理力爭,一位被杖打出門,一位被流 放成都而死。唐玄宗時,親自注釋道教經典《老子》,敕令全國每戶 必備一本,各州造玄元皇帝廟,學生必修《老子》與《莊子》。

在此背景下,遣唐使提出聘請高僧鑒真,玄宗自然不會答應。據 真人元開的《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西元 752 年遣唐使到揚州見 到鑒真,說明正式邀請失敗,鑒真東行只能偷渡 :

弟子等先錄大和上尊名並持律弟子五僧,已奏聞主上,

向日本傳戒。主上要令將道士去,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

便奏留春桃原等四人,令住學道士法。34

大意是說,唐玄宗不僅拒絕鑒真東渡,而且提議派道士去日本 傳法,遣唐使因日本天皇不信奉道教,於是留下 4 人學習道教,以此 搪塞應付。

鑒真是虔誠的佛教徒,志在通過弘揚佛教普度眾生,實現“風月 同天”的理想,所以聽說日本天皇“不崇道士法”,感歎日本是“佛教 有緣之地”,堅定了第六次偷渡出國的決心。

33 此一團隊的情況,見真人元開著,汪向荣校《唐大和上東征傳》(前揭),第 85–87 頁。

34 同前書,第 83 頁。

(19)

最後,談談鑒真東渡的歷史意義與社會影響。

近代以來受西學影響,學問與知識被細分為各個門類,然而在古 代,學問與知識是一個綜合的體系。比如說佛教,在東亞社會中相 容政治、經濟、藝術、文學、建築、醫學、科技等多學科知識。所 以研究鑒真,既要立足於佛教,又不能止步於佛教。

鑒真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既廣泛又深刻,由他開創的律宗列“南都 八宗”之一,在日本佛教史上意義重大自不待言,還涉及建築、美術、

工藝、書法、醫學等,甚至連傳播豆腐、香木、砂糖、納豆、茶道、

醬菜之類也算在鑒真的功勞薄上。

據日本正史《續日本紀》卷第二十四天平寶字七(763)年五月六日

“鑒真卒傳”條記載 :

于時有敕,校正一切經論。往往誤字,諸本皆同,莫 之能正。和上諳誦,多下雌黃。以諸藥物令明真偽,和上 一一以鼻別之,一無錯失。聖武皇帝師之,受戒焉。及皇 太后不悆,所進醫藥有驗,授位大僧正。35

這裡提到三件事。第一件,日本東大寺所傳的佛教大藏經,在 傳抄過程中出現許多錯漏,鑒真到日本時雖然雙目失明,但他能背誦 大量佛經,憑記憶幫助校勘佛經 ;第二件,鑒真精通各種藥物,他 憑嗅覺辨別藥材真偽、確定藥材功效 ;第三件,皇太后患病期間,鑒 真進呈藥物,藥到病除。

前面我們提到,大唐氣象的關鍵字是“吞吐”,玄奘是海納百川

“吞”的代表,鑒真是天下無私“吐”的象徵。這兩位大唐文化疆域

35 青木和夫等校注《續日本紀(三)》(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本),東京 :岩波書店,

1996 年。

(20)

的偉大開拓者,雖然生活的年代相距百載,但他們之間存在著東西 貫通的脈絡。鑒真赴日時攜帶了大量書籍,其中包括玄奘的 《西域 記》。玄奘“吞”進的文化,經過百年的咀嚼消化,又由鑒真“吐”出,

這種海納百川、相容並蓄的氣度與格局,大概就是大唐盛世永恆的 魅力所在。

《唐大和上東征傳》讚頌鑒真赴日傳播文化的功績,說“一燈燃 百千燈,暝者皆明,明明不絕”。鑒真傳遞到日本的火炬,照亮了日 本社會,而且薪火相傳,不曾中斷。

日本鑒真研究的開創者安藤更生說過 :“日本人直到今天,依然 在很多方面沐浴著鑒真和上的恩惠。”36這段話出自日本人之口,情真 意切,說明鑒真精神不滅,鑒真影響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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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真正的“大國”,均是 綜 合國力的體現。政治力、

軍事力、經濟力固然是重要指標,而文化的影響力最為持久、覆蓋 面最為遼闊。

政治是主權國家體制的核心,既然世界存在不同的社會制度,

向他國移植某種特定的制度模式,有悖於當今多元化國際社會的發 展趨勢 ;軍事是主權國家的力量支柱,其職能應該限於保家衛國,

向海外擴展軍事影響,將引發劇烈衝突 ;經濟是主權國家的財政支 撐,雖然經濟逐步融入全球化,但利益的摩擦不可避免。

36 安藤更生《人物叢書 鑑真》,吉川弘文館,1967 年,第 1 頁。

(21)

相比之下,中國文化在東亞的傳播,沒有殖民企圖、沒有軍事威 脅、沒有利益驅使,走的是相容並蓄、共用同創的模式,與唯我獨尊、

刀光劍影的“十字軍東征”截然不同。

數千年來,中國文化如和風細雨般滋潤東亞大地,隨著周邊國 家文明水準的提升,以中國為源頭的“和而不同”的文化疆域逐漸形 成,奠定了東亞地區千餘年間繁榮和睦格局的基礎。

初唐時期的玄奘、盛唐時期的鑒真,他們嘔心瀝血、千辛萬苦 開闢出廣袤的文化疆域,播下中華文明的種子,歷經千年滄桑,或開 出絢麗的花朵,或長成參天大樹,或形成茂密的森林。

日本古代流行一首歌謠,說“勸學院裡麻雀叫,聽來全是《蒙求》

音”。連樹上的麻雀也能模仿學童背誦中國童蒙書籍,足見中國文化 傳播之廣、影響之大、滲透之深。

古往今來,民族之間、國家之間,政治體制之勢不兩立、軍事 外交之針鋒相對、經濟貿易之壁壘森嚴,相當多的場合起因于文化 摩擦。然而,在同一個文化疆域內,相近的倫理觀念、知識教養、行 為規範、審美意識,把文化摩擦降到了最低程度,確保了疆域內各 個國家、各個民族溝通管道暢通無阻。

然而,這片傾注著我們祖先心血、傳遞著中國文化基因,同時也 散發出本土氣息的文化疆域,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由於我們的視線止 步於國界,她們被疏遠了,被淡忘了,被漠視了,中日國民感情也越 來越疏遠。

2017 年 11 月,為慶祝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阿倍仲麻呂渡唐 1300 周年,日本在東京舉辦了“阿倍仲麻呂——中日友好的橋樑”學 術研討會,主辦方日中協會理事長白西紳一郎先生致辭說 :

(22)

我們應當銘記,日中的文化交流,其原點正是由阿倍 仲麻呂和鑒真等創下的偉業為代表的。

我作為這次會議的主講人,在與白西紳一郎理事長等友好人士 接觸中,多次聽到這樣的話 :“在日本,不管是左派、右派還是中間 派,雖然政治立場不同,但都熱愛阿倍仲麻呂,都敬仰鑒真和尚。”

當天有近 1000 人付費前來聽演講,印證了白西紳一郎先生所說是 有根據的。

中國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社會、經濟、文化飛速發展,這相當 程度上得益於平穩和睦的周邊環境 ;堅守並拓展中國文化疆域,維 繫域外的中國文化情結,啟動周邊國家的共同體意識,將能確保今 後 30 年乃至 300 年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順暢發展。

總之,我們在努力實施中國文化“走出去”之際,必須重視千餘 年來已經走出去的文化,以大胸懷關愛之、以大格局包容之、以大視 野啟動之,不能使之淪為“文化孤兒”甚至“文化棄兒”。我認為這也 是一種“文化創新”。

【附記】本文根據 2018 年 10 月 25 日在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主辦 的“一帶一路與中國故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稿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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