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漢語佛教文獻、制度與思想研究的峰巒：

一、知人論事：船山徹先生是誰？

2019 年 6 月 10 日，日本著名印度學家、佛教學家船山徹（Tōru Funayama，1961-）先生（以後略稱船山，以減文繁）出版了新著《六 朝隋唐仏教展開史》（京都：法藏館），此書一出，即引起各國佛 教學者的矚目，尤其是在漢語佛教學界。藉此良機，北京大學佛教 研究中心主任、哲學系王頌教授特於9 月 7 日召集了以“胎動與蛻 變中的六朝佛教”為主題的工作坊，與會共有十多位六朝史佛教學者。

王頌也於9 月 24 日在《澎湃·上海書評》之中刊出了題名為《誰奠 定了隋唐佛教的正統？》的專題書評¹。承蒙王頌不棄，9 月 6 日即 惠賜書評初稿，以供筆者參考。王頌對船山研究在日本學術傳統之 中的位置作了精到的品評，其大局觀尤其讓本人獲益良多。然船山 先生的佛教學術貢獻，實非一兩篇書評能盡其萬一。故在此不揣冒昧，

覥附驥尾，略贅數語，徒增方家笑爾。

1 鏈結（2019 年 10 月 20 日登錄）：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503635

中古漢語佛教文獻、制度與思想研究的峰巒：

評船山徹先生的研究路徑及其新著《六朝隋唐仏教展開史》

（京都：法藏館，2019）

紀  贇 新加坡佛學院

《華林國際佛學學刊》第二卷·第二期 (2019): 第 257-309 頁

船山現為京都大學佛教學教授，是目前日本佛教研究（尤其是 印度佛教思想與六朝漢傳佛教）最為重要的學者之一。三十年來，

其對印度學、佛教學學術貢獻之鉅，研究挖掘之深、範圍之廣皆足 以讓人傾心注目。然其佛教研究基本未有漢譯，也未有多少學術介紹，

故在漢語佛教學界其所受重視程度仍與其研究價值嚴重不符，故在 此筆者先對其研究作一點簡略的介紹，以期讀者能夠更全面地了解 船山的學術勛績。

船山的研究領域主要有二：一是五至十世紀印度佛教認識論與 邏輯哲學；二是六朝至隋唐時期的佛教經典翻譯、僧傳、戒律傳播 與解經系統等。據《六朝隋唐仏教展開史》一書的前言，我們知道 作者早在京都大學就學期間就開始對中國思想史產生興趣，並轉而 關注於佛教。

我們其實還可以以船山徹的論文與書籍結集情況大致將其研究 生涯作一個簡單的分期。當然，從方法論上而言，我們需要加以注 意的一點就是，這裡所討論的依據乃是船山發表過的文章與專著，

而船山真正研究興趣發生轉移變化自然要在其發表文章的時間點之 前，此處為討論方便計，故不再深究。

（一）印度因明—知識論研究期（1989-1995）

從1989 年至 1995 年，我們大體發現船山的研究興趣主要是在 上述所提到的第一個方面，即對於佛教思想，尤其是印度佛教思想 之中的本體論與知識論的研究之中。在此期間他共發表了相關主題 的文章七篇，其中前四篇都是關注於印度佛教哲學與因明學之中的 概念分析，作者尤其關注七世紀印度因明學大師法稱（Dharmakīrti, 

活躍於七世紀）及其枝脈的思想²。而在此之後，船山則明顯有著逐 漸處理更大問題的方法論轉向。此一時期的文章中有五篇（包括其 中最長的一篇）為英文文章³，這也體現了作者在國際化方面的持續 努力。在日本當代漢傳佛教研究界，就英文寫作的能力而言，船山 也算是相當突出的一位，故而很多他的論文都有日語與英語版。

此一時期，他最重要的著作為一篇長文，其題名為：《“現量 無分別”（kalpanāpoḍha）研究：對寂護（Śāntarakṣita）的〈攝真如 論〉（Tattvasaṃgraha）第 1212-1263 偈與蓮花戒（Kamalaśīla）〈攝 真如論細疏〉（Tattvasaṃgrahapañjikā）中無分別現量定義的翻譯》。

簡而言之，本文即是通過對寂護（725-788）著作《攝真如論》其中 關於現量定義，以及寂護直傳弟子蓮花戒（740-795）對此部分注疏 的直接英譯，以此來梳理佛教因明—知識論系統的發展，這篇長文

2  其 中 前 三 篇 為 哲 學 概 念 的 討 論， 分 別 為： “Bhāva and Svabhāva in Dharmakīrti”, Indogaku Bukkyōgaku kenkyū ( 印度学仏教学研究 ,1988) 36-2, pp. 970- 967；《ダルマキールティの“本質”論―― bhāva と svabhāva》，《南都仏教》

1989  年總第 63 期，第 1-43 頁（此為前一英文文章的深度拓展）；與《部分と 全體――インド仏教知識論における概要と後期の問題點》，《東方學報》 1990 年總第 62 期，第 607-635 頁。而第四篇則是討論了在法稱的時代之後印度因明 學之中的概念“所依不成”：“On Āśrayāsiddha” , Indogaku Bukkyōgaku kenkyū ( 印 度学仏教学研究 , 1991) 39-2 , pp. 28-34.

3  除 前 注 之 中 的 第 一 與 最 後 一 篇 之 外， 另 三 篇 英 文 文 章 為“A Study of kalpanāpoḍha: A Translation of the Tattvasaṃgraha vv.1212‐1263 by Śāntarakṣita and the Tattvasaṃgrahapañjikā by Kamalaśīla on the Definition of Direct Perception”.

Zinbun 27 (1992), pp. 33-128； “Remarks on Religious Predominance in Kashmir;

Hindu or Buddhist?” A Study of the Nīlamata: Aspects of Hinduism in Ancient Kashmir, ed. Y. Ikari, Kyoto: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1994, pp.

367-375； 與 “Arcaṭa, Śāntarakṣita, Jinendrabuddhi, and Kamalaśīla on the Aim of a Treatise (prayojana)”. Wiener Zeitschrift fur die Kunde Sudasiens 39(1995), pp. 181- 201。此時的作者還撰寫了一篇日語文章，即《８世紀ナーランダー出身注釈家 覚え書き――仏教知識論の系譜》，《日本仏教學會年報》1995 年總第 60 期，

第 49-60 頁。

體現了船山在此一時期深湛的梵、藏語文獻處理能力，與精細的義 理分析能力⁴。

（二）戒律（菩薩戒）與六朝佛教研究期（1995-2000）

1995 年左右 ( 正如前言，船山的學術轉向當在此之前 )，我們 可以明顯發現，除了既有的陳那（Dinnāga，約五世紀末至六世紀 初）、法稱、寂護、蓮花戒等人的思想及印度知識論的關注之外，

船山的興趣點發生了有趣的位移。即大約從此時間開始，他關注起 了佛教的戒律，尤其是早期菩薩戒等相關問題。此一時期最為重要 的著作有兩篇長文，且皆與戒律相關。第一篇是發表於1995 年，可 能是迄今為止最為重要的關於漢傳佛教菩薩戒興起的討論⁵。在這篇 長達135 頁的長文之中（另附一頁勘誤表），作者共分三章加以討論，

並附有兩個附錄。其中第一章研究了曇無讖（曇摩讖 [Dharmakṣema],  385-433?）、道進（法進，活躍於 5 世紀前半葉）等人與菩薩戒概 念引介的直接關係，以及《菩薩地持經》之中的菩薩戒思想。此一 大乘佛教重要的戒經乃是大本《瑜伽師地論》（Yogācārabhūmi-śāstra）

中的別生異出；在第二章之中，船山以敦煌寫卷 P.2196《出家人 受菩薩戒法卷第一》為基本材料，以其中所記載的菩薩戒思想來源 與譜系為根據，來重構了南朝菩薩戒傳承的時間輪廓。此章，在我 看來是此一長文的核心與研究基礎，並且，此部文獻在船山以後的 研究之中會被反復利用到；在第三章之中，作者所討論的則是“齋 與菩薩戒”之間的密切關係。在此部分之中，作者分別討論了八關 齋的形式特點，其與菩薩戒之間的關係，尤其強調了在此之中蕭齊

4  即注釋 3 引Toru Funayama, “A Study of kalpanāpoḍha”.

5  《六朝時代における菩薩戒の受容過程――劉宋·南斉期を中心に》，《東 方學報》1995 年總第 67 期，第 1-135 頁。

（479-502）時竟陵王蕭子良（460-494）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對於蕭子良、南朝菩薩戒律的發展則是船山此後研究之中經常會反 復強調的關鍵點，也特別值得漢語佛教界加以關注。在全文的最後，

船山還有兩個重要的附錄，分別討論僧肇（384-414）與竺道生（約 372-434）這兩位南朝重要的義學高僧的法身觀（頁 114-7）以及 對《統略淨住子淨行法門》中的第二十章“戒法攝生門第二十”的 翻譯（頁117-9）。其中附錄 2 中對於蕭子良與《淨住子修行法門》

之間的研究，很明顯在船山以後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繼續。因為 確切地說，船山的第一本專著，其實應該是2006 年的《“南斉·竟 陵文宣王蕭子良撰《浄住子》の訳注作成を中心とする中國六朝仏 教史の基礎研究”科研報告書基盤研究》，此書並未正式出版，而 是船山2003-2005 年期間獲得日本科學研究基金支持之後，由 2006 年3 月所作的學術總結報告。但無論如何，在此報告之中，船山對《淨 住子統略法門》進行了非常仔細的校勘、翻譯與研究。另外，順便 說一句，對於蕭子良此一重要著作進行研究的另一研究者是鹽入良 道（1922-1989）先生，他早在 1961 年就發表了典範性的文章《文 宣王蕭子良の“浄住子浄行法門”について》⁶一文，是此一領域之 中的開創之作⁷。

此一時期第二篇重要文章則是發表於1998 年的關於《目連問戒 律中五百輕重事》的考訂⁸。在這篇長文之中，船山首先還是仔細分

6  《大正大學研究紀要》通號 46，第 43-96 頁。

7  鹽入先生關於佛教懺法的博士論文（東京大學，1975），在 2007 年終於得以出版，

即《中國仏教における懺法の成立》，東京：大正大學天台學研究室。其中關於《淨 住子》一節被收入第七章《中國懺法的原初形態》（第 414-515 頁，此部份注釋 收於第 38-48 頁）之中的第一節。

8 《〈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軽重事〉の原形と変遷》，《東方學報》70，第 203-290 頁。

析了此部具足序分與流通分，但存有不少中土特定語詞的奇特經典，

並且指出此部文獻，其目前存世狀態可能已經有所竄亂（頁207- 8）。接下來，船山在指出這種戒律條文的奇怪問答形式其實是在印 度既有的傳統。但是，他也特別指出此部經典之中的奇特之處正是 在於其中不少具體而微的問題，比如在廣律之中並無明確提到下列 以及其他特殊情況：

問：“人作佛像，鼻不作孔。後人得作不？”答：“不得。”

問：“聚落中合白衣相撲，犯何事？”答：“犯突吉羅。”

我在此要強調，船山對此部律論的疑惑在古代也有。比如明高 僧智旭（1599-1655）在其《閱藏知津》卷 33 中就說它“與五部 律，及諸律論，俱多矛盾。”故將之列入了“疑似雜偽律”。⁹在此 後，船山又詳細分析了此部文獻目前所存的五個版本系統（頁210- 6）。這五個系統其實大體也符合漢文雕版大藏經的系統劃分。具體 而言，即：第一，契丹藏、高麗藏再雕本與《大正藏》本系統；第二，

南方的開元寺、思溪藏、普甯藏與嘉興藏本系統；第三，開寶藏、

高麗藏初雕與趙城金藏本系統；第四，日本的松尾寺、新宮寺一切 經本系統；第五，北圖7180 敦煌本。此後船山還分析了它的兩部註 釋及佛教目錄學著作登錄情況（頁216-222）、諸本之間存在的關 係（頁222-226）與敦煌本的特徵（頁 226-229）。而船山此著最為 重要的則是第三章對此經本原形的考察。在此部分之中，他首先精 細地分析了其開首“五篇事品”與《犯戒罪報輕重經》之間的關係（頁 230-235）。此後回答了一個重要問題，即此部文獻雖然其中具有“佛

9  《嘉興大藏經》（台北：新文豐，1987 年）第 B271 號，第 32 冊，第 137 頁 上欄第 18 行。

經”的形式，但到底是否是在中國撰寫。他通過此部文獻之中中國 特有物色（服氣、漆器與麈尾）的研究，故認為此部文獻本來就是 一位中國人向印度律師提問，後者回答的記錄，而與目連無關。但 後來有人以《犯戒罪報輕重經》為模本，而使之有了一個序分，再 加上了流通分，就具備了“佛經的形式”（頁235-238）。

此後，船山還考訂唐代的律學大師道宣（596-667）對《目連 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也極其重視，並指出道宣曾在著作中提到《五百 問事經》乃是翻譯《十誦律》的卑摩羅叉（Vimalākṣa, 337-413）的 口決（口頭解說），並且也是《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的古形。

而且卑摩羅叉是在翻譯《十誦律》時回答了慧觀法師的“五百問”。

而道世（?-683）也有類似的說法（頁 238-241）。此後，從其傳記 之中，船山繼續考訂了卑摩羅叉此一口頭解說文獻的記載與流傳情 況。特別重要的一段來自於《高僧傳》卷2：

頃之，（卑摩羅叉）南適江陵。於辛寺夏坐，開講《十誦》。

既通漢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析文求理者，

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殷矣。律藏大弘，叉之力也。

道場慧觀，深括宗旨。記其所制內禁輕重，撰為二卷，送 還京師。僧尼披習，競相傳寫。時聞者諺曰：卑羅鄙語，

慧觀才錄。都人繕寫，紙貴如玉。今猶行於世，為後生法 矣。”¹⁰

而這也正是《五百輕重事》的雛形，其產生的年代大約是在 公元413-415 年間，地點為江陵（頁 244-247），而其宣出者，也 正是此部文獻之中所提到的“卑公”（頁253-257）。總而言之，

10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2059 號，第 50 冊，第 333 頁下欄第 4 行至第 12 行。

此經經過了五個階段，才慢慢發展成為今天所看到的面貌。這五個 階段即為：原本時代；《五百問事經》時代；《目連問戒律中五百 輕重事》時代；各種版本的成立；以及明末以後之影響衰退期（頁 265-268）。

在此一階段，船山還撰寫了另外兩篇相當重要的戒律學相關研 究，以及兩篇關於蓮花戒與一篇關於法稱思想的文章，這體現了雖 然此一時期作者的興趣已然慢慢轉移，但依舊保持著對第一時期舊 有研究主題的關注¹¹。

（三）南朝僧傳、早期譯經史（疑偽經）、佛教實踐、制度等 新領域的開發（2000-）

首先要說明一下，我之所以將船山先生的研究斷在2000 年，主 要還是因為此後要介紹的《六朝隋唐仏教展開史》一書之中所收的 研究乃是起自此年，並不代表此年可以作為一個截然清晰的船山研 究路徑上的分水嶺。故而，只是基於技術操作上的方便之故。以下 我們將此一時期共分為五類分別加以簡單介紹。

1. 南朝僧傳研究

從此一時期起，船山開始拓展了若干全新的研究領域，首先就 是對以僧祐《出三藏記集》中的傳記部分與慧皎《高僧傳》為核心

11  《疑経〈梵網経〉成立の諸問題》，《仏教史學研究》1996 年，第 39-1 頁、

第 54-78 頁；《陶弘景と仏教の戒律》，吉川忠夫編《六朝道教の研究》，京 都：春秋社，1998，第 353-376 頁；“Kamalaśīla’s Interpretation of ‘Non-erroneous’

in the Definition of Direct Perception and Related Problems”. Dharmakīrti’s Thought

and Its Impact on Indian and Tibetan Philosophy, ed. S. Katsura, Wien: Verlag der

第 105-132 頁；《ダルマキールティの六識倶起説》，收於赤松明彦編《インド の文化と論理：戸崎宏正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2000 年，

第 319-345 頁。

的南北朝佛教傳記研究，以及與此二者緊密相關的南朝譯經研究。

這其中最早的是2000 年對僧祐《出三藏記集》之中存有目錄的《薩 婆多部師資傳》¹²的研究¹³。在兩年之後，船山又撰寫了以僧傳之中 所記錄的南朝佛教捨身行為的論文，以及此一時期佛教之中的破戒 行為，此二部分的內容收入了後面將要討論的新書之中¹⁴，姑不贅。

船山另一篇值得一提的文章就是他對中古佛教文獻之中經常為人提 到的“長耳三藏”的考訂，他認為此人即是著名譯經僧——那連提 耶舍（Narendrayaśas, 517-589）¹⁵，此一說法雖然也曾受到過學界的 挑戰¹⁶，但總體而言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關注的重要議題。整個二十 世紀頭十年中，船山一直在關注南朝僧傳材料的整理與研究，這種 基礎性材料的扎實工作，一方面使得他在此後這一時間段之中的研 究成果層出不窮，同時也產生了他與吉川忠夫在2009-2010 年間出 版的四卷本梁慧皎《高僧傳》的譯注（岩波書店）。此書可以說是 到目前為止，對於慧皎《高僧傳》最為重要的兩種基本文獻研究之一，

另一部不用說，還是湯用彤（1893-1964）先生的註釋本（湯先生遺作，

後人整理）。

2. 早期譯經史研究

（1）譯經史理論與實踐研究

12  此一失傳著作的定名，本文之中主要是依照船山，另作《薩婆羅部師資記》。

13  《梁の僧祐撰〈薩婆多師資伝〉と唐代仏教》，吉川忠夫編《唐代の宗教》，

京都：朋友書店，2000 年，第 325-353 頁。

14  《捨身の思想──六朝仏教史の一斷面》，《東方學報》2002 年第 74 期，

第 41-88 頁；《五六世紀の仏教における破戒と異端》，麥谷邦夫編《中國中世 社會と宗教》，京都：道気社，2002 年，第 39-58 頁。

15  《長耳三蔵と〈耶舎伝〉——ナレーンドラヤシャスとの関わり》，《仏教 史學研究》2014 年第 56-2 期，第 32-53 頁。

16  櫻井唯《初唐の異國僧：長耳三蔵とその思想》，《早稲田大學大學院文學 研究科紀要》 2017 年第 62 期，第 898-885 頁。

由於現存中國古代最早僧傳中的最初部分就是譯經僧，再加 上前面已然提到的船山對於南朝菩薩戒的重視，故而使其注意力很 自然地引向了早期佛教的譯經，以及疑偽經的研究。這裡包括作者 對於過去譯經理論的重大革新，即在真經與偽經的二分法之間，還 留出了一個編輯經典的第三者¹⁷。到了2003 年 12 月，在一次學術 會議上，船山又以英文發表了對此問題的進一步研究，此文後來在 2006 年出版，即《喬裝為翻譯：印度學問僧的漢語解經敷演諸例》

一文¹⁸。此文中，他舉了五個實際上是印度譯經師解經而被當作翻 譯的例子，其中就包括：1）前面提到的卑摩羅叉的《目連問戒律中 五百輕重事》；2）失譯的《薩婆多毗尼毗婆沙》（船山認為此部律 論主體為印度譯來，但中間可能是在筆受時混入了註釋的成份，而 此一文獻之中經常提到的無名“律師”則有可能是竺佛念 [ 活躍於 五世紀初 ]、曇摩耶舍 [ 活躍於四五世紀之交 ] 與佛陀耶舍 [ 活躍於 五世紀初 ] 中的一人）；3）過去認為是鳩摩羅什（Kumārajīva, 344- 413）所譯的《坐禪三昧經》與《禪法要解》都不是翻譯，而是初到 長安時他自己的闡發；4）舊題菩提流支（活躍於六世紀初）譯的

《金剛仙論》之中也有明顯的漢傳佛教的特殊成份，故非梵本翻傳。

而且菩提流支其實還撰寫了其他至少三部至今已然失傳了的瑜伽行 派著作，即《別破章》、《法界性論》與《入楞伽經疏》，從目前 所存片斷則可知菩提流支對於北道地論派理論也非常熟悉；5）真諦

17  《“漢訳”と“中國撰述”の間——漢文仏典に特有な形態をめぐって》，

《仏教史學研究》2002 年第 45-1 期，第 1-28 頁。《六朝仏典の翻訳と編輯に見 る中國化の問題》，《東方學報》2007 年第 80 期，第 1-18 頁（漢譯：《從六朝 佛典的漢譯與編輯看佛教中國化問題》，方立天、末木文美士主編《東亞佛教研究》

第 2 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 年，第 81-97 頁。

18   “Masquerading as Translation: Examples of Chinese Lectures by Indian Scholar- Monks”.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19.1-2, 2006, pp. 39-55.

（Paramārtha, 499-569）的例子就更為複雜。一方面他的不少註疏在 後世被當成是翻譯，如船山所舉的例子《隨相論》等十餘部典籍。

除此之外，最大的問題還是真諦在譯經之時會將他自己的詮釋同時 也摻雜其中。比如真諦就會在菩薩十地之前加上所謂的“十信”、

“十解”，而後者則是中國的偽經《菩薩瓔珞本業經》之中所宣導的。

另外比如真諦將菩薩十地中“歡喜地”中的“歡喜”（pramuditā）

解釋為“捨自愛曰歡，生他愛名喜”都明顯是印度原語之中不可能 會有的東西。所有這些研究，都使得我們對中國古代漢語譯經勘定 的理論變得更加豐富。

從此時開始，一直到2013 年，船山將這些相關的早期佛教譯經 著作結集成書¹⁹。這包括從2007 年至 2011 年的四篇文章²⁰，關於這 部譯經專著，已經有了漢語書評²¹，故此處略去介紹。另外，值得 注意的是，2015 年又發表了關於北宋譯經僧天息災的專文²²，這可 能體現了作者的研究範圍已然擴展到了唐代之後。

（2）真諦研究

19  《仏典はどう漢訳されたのか——スートラが経典になるとき》，東京：岩 波書店，2013。

20  第 5、6 章 = 《六朝仏典の翻訳と編輯に見る中國化問題》，《東方學報》

2007 年第 80 卷，第 1-18 頁；第 7 章 =《漢字文化に與えたインド系文字の影響——

隋唐以前を中心に》，收於冨穀至編《漢字の中國文化》，京都：昭和堂，2009 年，

第 77-113 頁；第 2、3 章 =《仏典漢訳史要略》，收於沖本克己等編《新アジア 仏教史》，第 6 冊，《中國 I ·南北朝·仏教の東伝と受容》，東京：佼成出版 社 2010 年，第 233-277、380-383 頁；第 8 章 = 《文化接觸としての仏典漢訳——

“格義”と“聖”の序論的考察》，收於田中雅一·船山徹共編《コンタクトゾ ーンの人文學 I 》，京都：晃洋書房，2011 年，第 47-76 頁。

21  陳志遠書評：船山徹《仏典はどう漢訳されたのか——スートラが経典にな るとき》，《人文宗教研究》2015 年第 5 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第 287-294 頁。

22 《仏典漢訳の分業體制——天息災“訳経儀式”の再検討》，新川登亀男編《仏 教文明の転回と表現》，東京：勉誠出版，2015 年，第 80-104 頁。

除了收入本書之中的一篇之外²³，要注意者此時作者還開始了 關於真諦的專門研究。此事之緣起主要是因為自2005 年 4 月起，至 2011 年 3 月止的 6 年間，船山組織了一個名為“真諦三藏及其時代”

的學術研究班。在截止時間後相關參與人員就結集出版了由船山徹 自己主編的《真諦三藏研究論集》一書²⁴。在此期間，船山自己所 主要處理的是對於真諦翻譯（或編輯、參與創作）的著作的全面歸 名與清理之工作。其中就包括他在2005 年所作的初步研究²⁵，此篇 研究的英文版²⁶，以及在前面提到的真諦研究專書之中所作的相關 總結²⁷，這篇文章也被收入了下面要談到的《六朝隋唐仏教展開史》

一書之中。

（3）疑偽經（特別是《梵網經》）研究

前文已及，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起，船山就已然對於南朝 的菩薩戒類文獻產生了研究興趣，這其中的《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 重事》本身就不是一部正統的譯經，再加上2000 年之後船山對於佛 經翻譯的系統性研究，疑偽經就必然成為了他研究的一個重要關注 點。而在此一領域之中，除了基本理論的研究之外²⁸，如前所述，

23  《“如是我聞”か“如是我聞一時”か——六朝隋唐の“如是我聞”解釈史 への新視角》，《法鼓佛學學報》2007 年第 1 期，第 241-275 頁。

24  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2。

25  《真諦三蔵の著作の特徴——中印文化交渉の例として》，《関西大學東西 學術研究所紀要》2005 年第 38 卷，第 97-122 頁。

26   “The Work of Paramārtha: An Example of Sino-Indian Cross-Cultural Exchang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31-1/2 (2008/2010), pp.

141-183.

27  前揭《真諦三藏研究論集》，第 1-86 頁。

28  這方面有他為博睿《佛教百科全書》所撰寫的詞條“中國佛教疑偽經”：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Jonathan A. Silk et al. (eds.), Brill’s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1: Literature and Languages, Leiden: Brill, 2015, pp. 283-291.

他就將純粹的偽經與經過編輯的經典作了區分²⁹。而船山也確實曾 經通過語言分析，來探討舊題為安世高所譯的七卷本《大方便佛報 恩經》根本不是漢代譯本，乃是從《六度集經》、《法句經》等多 種經典中抄撮而成，撰成時間是在公元五世紀上半葉或者下半葉，

地點是在中國³⁰。

但船山真正著力研究的還是對於大乘菩薩戒而言，起到了奠基 性作用，並且在學界也歷來聚訟紛紜的《梵網經》。船山這方面最 早的一篇文章是梳理現存全部《梵網經》的版本系統，³¹此文還是 以最為基本的佛教版本學研究，在校勘了開元寺本、思溪藏本、高 麗藏本、京都國博本、房山唐刻本中的《梵網經》中全部十重戒與 部分四十八輕戒之後得出結論，即目前存世的《梵網經》共存兩個 系統：第一，開元寺本與思溪藏本系統；第二，高麗藏本系統。並且，

前者更為古老，而後者乃是七八世紀頃定型。

2011 年，他又撰寫了另外一篇重要的專文，來探討兩卷本《梵 網經》的撰成先後問題³²。這是南朝時期對於中國菩薩戒思想最為 重要的戒經之一（另外特別重要者為《菩薩地持經》等），其下卷 因為揭出十重四十八輕戒，故歷來更為古德疏釋所重，因此也有其“下 卷先行撰出”的說法。這篇論文同樣對此經中的特殊詞彙用法作了 精細的研究，故作出了全新的解釋：即《梵網經》並不是一部譯 經（至少可以說其下卷是五世紀撰成於中國）；而且，其上下卷分

29  《経典の偽作と編輯——〈遺教三昧経〉と〈舎利弗問経〉》，《中國宗教 文獻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京都：臨川書店，2007 年，第 83-107 頁。

30 《〈大方便佛報恩経〉編纂所用引的漢譯経典》，方廣錩主編《佛教文獻研究》，

2016 年第 2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第 175-202 頁。

31  《梵網経諸本の二系統》，《東方學報》2010 年第 85 卷，第 179-211 頁。

32  《梵網経下巻先行説の再検討》，收於麥谷邦夫編《三教交渉論叢続編》，

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1 年，第 127-156 頁。

別為不同作者所撰出；第三，其下卷更要早於上卷。所有這些重要 觀點，就愚見所及，在漢語佛教學界並未得到太多的回應與重視。

從2013 年至 2015 年，船山又特意申請了關於《梵網經》文獻學研 究的專項課題。³³故而，在此後船山又陸續發表了兩篇相關文章³⁴。 在第二篇論文當中，作者詳細考察了高麗藏初雕本《梵網經》的內 容（通過不同版本，系統地對勘了十重與第四十七輕戒），發現此 經的特色在於，它雖然與趙城金藏以及高麗再雕本一樣都是中國最 早的版刻大藏經——開寶藏的覆刻本，但與二者卻有很大區別，因 此這一研究就為未來的進一步文獻拓展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所有這些關於《梵網經》的研究，就促成了船山關於《梵網經》

專著的出版³⁵。這部專著共分七章，其中第一章總體介紹了此經在 佛教史中的地位、過去的研究情況、對其註釋以及全書的結構介紹等；

第二章即討論上述提到的《梵網經》最先撰成部分，也即本經的下 卷；第三章是將對此經中最古老部分的日譯；第四章為考察此經下 卷的素材與註解；第五章為京都國立圖書館藏天平勝寶九年（757）

寫本《梵網經》的錄文；第六章考察了《梵網經》中所反映的佛教 思想，比如佛性論、捨身觀、大乘的出罪法與此經的特殊詞彙用法等。

最後一章則為結論，闡述了因為《梵網經》與其他經典有一個非常 大的不同，即諸版本之間差異不小，因此系統性地對之校勘就非常 具有意義。

33  題名為《東アジア仏教の大乗戒根本経典〈梵網経〉の最新の寫本·版本情 報に基づく校訂本作成》。此書出版於 2017 年，內容簡介見後。

34 《〈梵網経〉の初期の形態をめぐって》，《東アジア仏教研究》2014 年第 12 卷，

第 3-25 頁。“The Fanwang jing (Scripture of Brahma’s Net) in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Korean Canon: A Preliminary Survey”. Zinbun 45, 2015, pp. 1-25.

35  《東アジア仏教の生活規則〈梵網経〉——最古の形と発展の歴史》，京都：

臨川書店，2017。

3. 佛教修行實踐研究

從此一時期始，由於對於南方僧人傳記的關注與研究，船山對 於中古佛教僧人的修行實踐也開始產生了興趣。其中就包括聖者觀 的系列研究，這部分之中有些已經被修訂之後收入《六朝隋唐仏教 展開史》³⁶，此處從略。不過，在此還是要提一下，船山在今年已 經將此方面的文章另外結集，並出版了另外一本研究佛教聖者的專 書，即《仏教の聖者——史実と願望の記録》³⁷。除了本書之中第 三篇第一章與第二章經過進一步擴充而收入其中之外，此著之中還 具體研究了不少有意思的問題，如印度的菩薩階位（序）；聖者葬 儀、漢譯佛典中的聖賢、仙人與真人（第一章）；僧傳中描繪的聖 徒、自稱的聖者與偽聖者（第二章，部分同於本書第三篇第一章）；

僧傳中所見的聖者與小乘修行（第三章）；成為聖者的數量（第四 章）；修行成聖的途徑、印度小乘與大乘以及玄奘門下的修行體系 等（第五章）；佛教與其他宗教之間聖者觀的相互影響（第六章，

部分同於本書第三篇第一章）；見證聖者、慧思與智顗的自覺、玄 奘與兜率天、彌勒內院考（第七章，部分同於本書第三篇第一章）；

臨終的頂暖、臨終的異香等（第八章，部分同於本書第三篇第一章 與第二章）；最後一章則是討論聖徒傳記錄的是史實還是美好願望。

此書筆者訂閱尚未拿到，此姑從略。

除了討論佛教聖者之外，還有可歸到此類之中的其他極有價值

36 《聖者観の二系統——六朝隋唐仏教史鳥瞰の一試論》，收於麥谷邦夫編《三 教交渉論叢》，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5 年，第 373-408 頁，收入 第三篇第一章；《異香ということ——聖者の體が発する香り》，收於勉誠出版 編輯部編《アジア遊學 110 特集アジアの心と身體》，東京：勉誠出版，2008 年，

第 18-26 頁，收入第三篇第二章。

37  京大人文研東方學叢書，京都：臨川書店，2019 年。

的研究，比如船山曾從道教文獻的角度來反觀南朝五世紀左右菩薩 觀³⁸。在此文之中，作者首先指出中國菩薩觀有一個非常獨特之處，

即其思想乃是依託於製造出若干偽經來加以弘傳。如對中國菩薩戒 思想影響最大的經典之一——《菩薩瓔珞本業經》之中就有非常獨 特的“四十二賢聖門”（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無垢與無垢地、

妙覺地），這是一部五世紀末中國境內（船山認為是在南方）造出 的經典。而在前人，尤其是在柏夷（Stephen Bokenkamp）的研究基 礎上，船山對此一課題作出了更為深入的研究，並且挖掘了其背後 的修行上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問題。另外作者尚有兩篇同一類 型的研究（即關於梁武帝與南朝佛教的轉讀與梵唄），可惜筆者未見，

姑存此為記。³⁹  4. 戒律學研究

繼承前面提到的戒律研究，此一時期船山在此一方面又有了進 一步拓展。其中比較重要的至少包括以下著作，首先是一篇他先後 用日、英文發表的文章，此文主要是談公元五世紀中國佛教的戒律 受容⁴⁰。從佛教律藏文獻的角度而言，公元五世紀是一個神奇的時

38   “Buddhist Theories of Bodhisattva Practice as Adopted by Daoists”. Cahiers

d’Extreme-Asie 20 (2011/2013), pp. 15-33.

39  《梁の武帝——菩薩になりたかった皇帝》，光華女子大學真宗文化研究所 編《真宗文化》2014 年第 23 卷，第 1-30 頁；《中國仏教の経典読誦法——転読 と梵唄はインド伝來か》，收於村上忠良編《宗教実踐における聲と文字——東 南アジア地域からの展望》，《京都大學地域研究統合情報センター共同研究研 究成果論集》，京都：京都大學，2015，第 93-103 頁。

40  《五世紀中國における仏教徒の戒律受容》，《唐宋道教の心性思想研究》

（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研究代表者，山田俊），熊本：熊本県立 大学，2003 年，第 1-14 頁； “The Acceptance of Buddhist Precepts by the Chinese in the Fifth Century”,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ed. by Denis Sinor, 38.2, 2004, pp. 97- 120.

代。因為漢譯五部廣律中，除了義淨在公元八世紀初所譯的根本說 一切有部的廣律外，其他四部廣律都先後譯於此一時期。除此之外，

大乘戒經中的《梵網經》也是在五世紀末之前撰出。雖然時間集中，

但有意思的是譯出撰出地點卻是在長安（弗若多羅、鳩摩羅什）、壽春、

建康（卑摩羅叉、佛馱跋陀羅、佛陀什等）與涼州（曇無讖）等廣 大區域之中。作者就對這些地域中的譯人與廣律譯出作了詳細的考 證，其中也包括大乘菩薩戒。在兩部重要的大乘戒經之中，作者更 提出假說，認為《菩薩瓔珞經》可能在以《梵網經》與《仁王般若經》

為基礎造出的，撰成時間是在公元480 年期間的南方。在此文的最後，

作者還考察了公元六世紀以降《四分律》成為中國律學主流的諸種 原因。關於大乘菩薩戒，作者在2011 年的另外一篇文章被收入了《六 朝隋唐仏教展開史》之中⁴¹，後面會再作介紹。除此之外，值得學 界注意的還有一篇船山討論求那跋摩與早期戒堂的重要文章⁴²。

5. 佛教思想研究

前面已經提到，船山的研究版圖之中，佛教思想研究一直是他 的強點，也使之與其他諸多佛教文獻學者不重視此一方面形成了不 小的區別。就很大程度而言，船山不但是一位出入多種語言的學者，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還同時兼治佛教文獻、佛教史學與佛教思想。筆 者對佛教思想素乏研究，故不敢造次，只將船山此方面的文章大致 稍作分類以供學界同仁參考。第一類是關於印度佛教認識論（量論）、

41  《大乗戒——インドから中國へ》，收於桂紹隆等編《シリーズ大乗仏教》

第三卷，《大乗仏教の実踐》，東京：春秋社，2011 年，第 205-240 頁。

42  “Guṇavarman and Some of the Earliest Examples of Ordination Platforms ( jietan) in China”. James A. Benn, Jinhua Chen, James Robson (eds.), Images, Relics,

and Legends: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t Sacred Sites, Oakville:

Mosaic Press, 2012, pp. 21-45.

印度佛教思想家，尤其是船山一直重點關注的蓮花戒、護法、法稱、

調伏天（Vinītadeva，活躍於於八世紀）等人思想的研究，這類在此 期間至少有九篇，多數都未收入其論著結集之中，在未來我猜船山 應該會單獨結集合併出版；⁴³第二類則與南朝佛教思想史研究相關，

尤其是地論、成實與真諦相關；⁴⁴除此之外，還有作者對於梁代佛教，

43   “On the Date of Vinītadeva”. Le Parole e i Marmi, ed. R. Torella,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 2002, pp. 309-325; “Two Notes on Dharmapāla and Dharmakīrti”. Zinbun 35 (2000/2001), pp. 1-11;《龍樹，無著，世親の到達した階位 に関する諸伝承》，《東方學》2003 年第 105 卷，第 134-121 頁；《瞑想の実踐 における分別知の意義——カマラシーラの場合》，收於神子上恵生教授頌寿記 念論集刊行會編《神子上恵生教授頌壽記念論集 インド哲學仏教思想論集》，京 都：永田文昌堂，2004 年，第 363-386 頁； “Perception, Conceptual Construction and Yogic Cognition According to Kamalaśīla’s Epistemology”,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2015, Vo.18, pp. 273-297; “Kamalaśīla’s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Sub-

Much, H. Tauscher (eds.), Pramāṇakīrtiḥ. Papers Dedicated to Ernst Steinkellne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

Birthday, 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of the Fourth Dharmakīrti Conference, August 23-27, 2005, Vienna, Wien: Verlag der

春 秋 社，2012 年， 第 91-120 頁；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Pratyakṣa”. Chen-kuo Lin and Michael Radich (eds.), A Distant Mirror: Articulating Indic Ideas in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y Chinese Buddhism, Hamburg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33-61.

44  《地論宗と南朝教學》，收於荒牧典俊編《北朝隋唐中國仏教思想史》，京 都：法藏館，2000 年，第 123-153；《體用小考》，收於《六朝精神史の研究》（科 學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研究代表者宇佐美文理），京都：京都大學，

2005 年，第 125-135 頁；《梁の開善寺智蔵〈成実論大義記〉と南朝教理學》，《江 南道教の研究》（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研究代表者·麥谷邦夫），

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2007 年，第 111-135 頁；《〈解深密経疏〉心意識相品 に引用される真諦三蔵説——〈九識章〉と〈決定造論九識品〉に関する先行諸 研究の整理》，《〈解深密経疏〉の心意識相品の研究》（共著）イ· ベヨン，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出版部，2015 ，第 77-98 頁（韓國語訳），第 167-186 頁（日 本語版）。

主要是其中佛教經院哲學思想的總結，⁴⁵則被收入了《六朝隋唐仏 教展開史》之中，此後會簡單介紹。

二、《六朝隋唐仏教展開史》一書簡介

正如船山徹在前言中所提到的，此書之中的內容是對作者2000 年之後的相關研究所作的一個系統性總結，所以節選了過去發表過 的十多篇文章。但即使除了作者的專書、編著之外，此書遠非其全 部論文成果，船山老師具體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前面已經提到過了。

本書分為三篇，分別為： “佛典解釋的基盤”；“修行文獻、體系 化的修行論、修行成果”及“修行與信仰”。以下分篇作點粗略的介紹。

（一）佛典解釋的基盤

本篇第一章《梁代之學術佛教》，船山也注意到了整個六朝時 期譯經業的盛衰變化，這裡他強調的一個是地域的變化，比如由北 向南，有關中向建康存在有某種地域上的整體位移傾向。並且，也 存在有特定時期的盛衰變化。比如五世紀最初的十年間因羅什在長 安的譯事使得大量經典得以譯出。但此後因羅什、姚興（366-416）

等人的相繼去世，以及長安的戰事，此地區譯經事業就陷入了低谷。

羅什去世之後，譯業的重心向南傾斜，譯事興盛之地由長安而轉到 了建康。尤其是宋文帝劉義隆（407-453、424-453 在位）元嘉年 間（424-53），佛馱跋陀羅（Buddhabhadra 359-429）、求那跋摩

45  《梁代の仏教——學術としての二三の特徴》，收於小南一郎編《學問 のかたち——もう一つの中國思想史》，東京：汲古書院 2014  年，第 97-126 頁；“Buddhism during the Liang Dynasty: Some of Its Characteristics as a Form of Scholarship”. Acta Asiatic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109, 2015, pp.

71-100.

（Gunavarman, 367-431）、僧伽跋摩（Saṃghavarman, 活躍於四世 紀末至五世紀初）、曇摩蜜多（Dharmamitra, 356-442）、求那跋陀 羅（Guṇabhadra, 394-468）等紛紛到來，這個譯經的高峰期是在公 元420 年至 440 年之間。但此後一直到五世紀後半葉，則翻譯活動 又急劇減少，其原因可能是由於五世紀後半葉至六世紀初譯經僧前 來中土的數量劇減，這就導致了齊梁時期譯事不興（頁7-8）。

但此一時期則又有新的佛教思想動向，即此一時期開始了對已 然翻譯過的經典進行整理，並編纂大型佛教書籍的傾向。此一傾向 發韌於宋孝武與明帝期間，如與二諦論思想相關的曇濟（411-475）

的《六家七宗論》、僧鏡（409?-475?）的《實相六家論》等。另一 方面戒律儀禮文獻的整理也逐漸開始，如僧璩（407-464）的《十 誦羯磨比丘要用》、陸澄（425-494）的《法論》等。而到了蕭齊

（479-502）之時，武帝（440-493）次子蕭子良（460-494）編纂了 前面提到過的重要著作《淨住子》。此一時期蕭子良還主持編纂了 世俗內容的類書。梁武帝蕭衍（464-549）也受了他的影響，因此大 型類書的編纂也成為了梁代（502-557）的重要佛教事業與一大特色

（頁8-9）。船山在所有這些問題上，都體現了極其敏感的學術洞察力。

筆者以前也注意到了此點，並且覺得如果運用統計學的方式來更為 明晰地將宋、齊、梁、陳四朝譯經的數量作一個更為直觀的統計，

可能效果也會不錯。正如前及，船山還注意到了齊梁譯事雖衰，但 文獻之整理卻極盛於一時，而作者沒有提到的可能就是在此期間早 期一切經的漸次形成，也可以大體在此一背景之中方能加以理解。

就佛教思想的依次傳來而言，船山在此大致梳理了不同類別 的佛典傳來的歷史。從早期公元二世紀中葉，在洛陽安世高（活躍 於公元二世紀末）傳來小乘經典始，再到一個世紀之後支婁迦讖

（Lokakṣema, 147-?）譯出大乘的《道行般若經》與《般舟三昧經》

等。三國時期支謙（活躍於二世紀末三世紀初）譯出佛傳類文獻。

此後後秦時羅什譯出了以龍樹為初祖的中觀派經典，而有宗的瑜伽 行思想也漸次得以傳入。在整個譯經史之中，梁代正好處在對舊有 的翻譯經典，如大小乘、三論、如來藏系思想吸收整理的時期，而 梁代末年的真諦也同樣體現了這樣一種承前啟後的銜接作用。所有 這些要素，是船山選擇此一時期來作為研究出發點的潛在原因。而 之所以選擇了南方來作為研究對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王頌教授在 書評中提到的，即船山可能認為南方對於隋唐佛教的影響更大。因為，

比如他對於真諦的關注，即是與他認為真諦乃是唐代有宗代表玄奘 的前導有關。

在第一章的第二節之中，船山討論了《出要律儀》的珍貴價值，

這是一本唐代以後方才佚失的早期重要註釋書。作者以此書為研究 對象，同時也簡要梳理了佛教音義類傳統的簡史，並認為《出要律 儀》在很大程度上從形式與內容方面影響了後世的音義類著作（頁 12-14）。音義類研究，就總體而言在中國國內算是很熱門而且成型 的學科，主要是在漢語史學界已經有了非常成熟的學科體系構建，

其中主要是從漢語語言學的諸方面（古漢語詞彙學、語音學、語法等）

來加以研究。但就總體而言，佛教學術界內部卻對此學科缺乏方法 論意義上的關注，並且對整個佛教音義學史，也尚有較大的拓展空間。

此章之中，船山還梳理了中國的註釋佛教文獻的特定方式：經 題的關注；註與疏的區別；序分、正宗分與流通分三分劃分法；漢 傳佛教獨特的解經方式——“科文”（或“科段”）。直至以《大 般涅槃經集解》的科段來加以說明（頁15-22）。

作者在此章還較為細緻地分析了佛教的提要類書籍——智藏

（458-522）的《成實論大義記》。此記目前已然失傳，作者乃是通 過日本平安時代的僧人——安澄（763-814）所撰《中論疏記》中的 五十一條佚文來分析比如此記的特色與結構（每卷的主題與概要）。

另外，作者還以《成實論》中的三假——因成假、相續假與相待假 在中土的翻譯、發展演變為線索，並在一個較大的背景之中來考察 從公元460 年左右僧亮，到 490 年左右僧宗，再到 500 年左右寶亮

（444-509）這一系列思想發展之中，《成實論疏記》所佔據的位置（頁 22-26）。所有這些都體現了作者既有良好的文獻整理能力，同時又 具備精湛的思想脈絡把握的能力。而在此章的結束，作者還附錄了《成 實論大義記》佚文的輯錄與校勘（頁98-116），這為我們未來研究 提供了極為扎實的基礎。

船山在此章的最後部分主要就是考察了“經藏”、“華林園經 藏”、“經臺”、“般若臺”、“大藏經”、“一切經”與“眾經”

等一系列與佛教圖書館相關的概念，以此來考察佛教的圖書收藏與 管理（頁28-33）。但正如王頌教授所言，此部分不但較為簡略，

而且也頗為忽略經藏的儀式性功能，故此方面仍有不小的拓展空間。

第一篇第二章考察的是漢傳佛教之中的“體”與“用”的思想。“體 用”是中哲史上習以為常的一對重要概念。目前一般認為“體”為根本、

為本源、為第一性、為決定性的；而“用”為派生、為支流、為第 二性、為從屬的。其最初可能見於劉勰《文心雕龍·徵聖》與梁武 帝蕭衍的《立神明成佛義記》（收於《弘明集》卷九），對此方面 在日本也已經有了不少的研究。船山先以島田虔次的研究為基礎，

來討論這一對概念的形成次第。從菩提流支的《金剛仙論》、淨影 慧遠（523-592）《大乘義章》、《大乘起信論》，一直到梁代大量 佛經註疏之中，逐漸形成了“體”、“相”、“用”等諸概念，並

大行其道（頁39-40）。雖然在印度佛教的主流之中，佛教徒往往 持刹那生滅之觀念，故並不主張神明不滅。但隨著公元四世紀末以《大 般涅槃經》、《勝鬘經》等帶有如來藏思想的經典陸續傳入，漢傳 佛教之中因此就開始形成了某種“神不滅”的理論，並且開始將“體 用”這一對概念之中的“體”理解成了具有實體性質的本體論思想（頁 41-42）。船山同樣考察了從題名為真諦所譯的《大乘起信論》開始 的漢譯佛典之中的“體用”概念，並試圖解決在若干原典，比如《楞 伽經》之中其所對應的原典，以及在本土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之 中的“體用”觀，以此來說明，這一對概念其實是在漢語佛教環境 之中獲得了更大且獨特的發展（頁42-47）。齊梁間的寶亮（444-509）

是此際的高僧，也是如來藏系早期流傳的重要人物。收錄了早期重 要涅槃師著述，並奉梁武帝之命編纂的《大般涅槃經集解》一書中（此 書編纂者佛教學術界仍有爭論），也收錄了寶亮的註釋，船山通過 對其分析發現其中與梁武帝《立神明成佛義記》之中的思想有相通 之處（頁47-52）。船山此後接著分析與“體、用”為同一系列的“本、

跡”、“本、用”等在佛教背景之中的運用及這些概念群之間的差異，

並最後分析了“體”與“用”這一對具有二分法性質的概念的形成 背景（頁53-59）。在整個第二章之中，作者所展現的是精細的思 想分析能力，對於若干重要的佛教哲學概念不但作了追根溯源式的 思想探索，而且對其在漢傳佛教之中的展開與細微變化區別都做了 極其精細的辨析，這也正是將船山徹與普通佛教文獻學家區別開來 的重要標誌之一。

本篇第三章中，船山徹分析了“如是我聞”與“如是我聞一時”

之間的區別，這同樣體現了作者極其精細的梵漢文獻梳理能力。這 是一篇舊文，當然也是名文，此文依然還是從習見的問題之中發現

思想史上的意義。作者首先表明：西方先行者通過原語來判定這個 長句的斷句應該是“如是我聞一時”。而由此產生的問題就是，在 中國古代是否也有類似的翻譯與理解？作者通過檢索發現這種情況 也同樣存在。船山發現，比如《華嚴大品》之中最初作“爾時佛在 天中”；竺佛念的《出曜經》中有“‘聞如是一時’，說此語已，……

今日乃稱‘聞如是一時’，……”；什譯《十誦律》中有“一切阿毗曇，

初皆稱如是我聞一時，阿難言……”；《大智度論》中有“經：如 是我聞一時。論：……”等；以上皆為古代皆有“如是我聞一時”

的用例（頁61-71）。

而在註釋文獻之中也是如此，比如羅什門下就有過此種理解，

類似的還有梁代僧宗（438-96）的《大般涅槃經集解》、北魏菩提 流支《金剛仙論》的解釋等（頁72-75）。作者隨後又考察了印藏 文獻註釋書中對“一時”在句中到底是上屬還是下屬這兩種情況，

並對之分別進行了非常周密的考察，其中也包括敦煌的譯經師法成

（？-865）的註疏（頁 75-79）。而在漢語世界之中，雖然這兩種 情況也都有存在，但義學僧又會對於這些情況作出更多的佛教知識 學上的解釋，以引出更多的深層含義（頁79-84）。作者的這種考察，

同樣可以說是與作者的全書主題有關。即，像二十世紀中期印度學 家所發現的問題，尤其是其中所展現的印度學知識，在中國古代佛 教世界之中，也同樣被很早就帶入了進來，並且在一定程度上獲得 了發展。這同樣是一個從六朝到隋唐的佛教思想的展開的絕佳例證，

即通過這個小切入點，印度學的語言、句法學問題，漸漸在翻譯過 程中獲得傳播，並且，觸發了一定的佛教義學上的昇華。

本篇的第四章研究梁代三大義學大師（另二人為莊嚴寺僧旻 [467-527] 與光宅寺法雲 [467-529]）之一的智藏（458-522）的《成

實論大義記》。此記為著名的《成實論》三大疏之一，可惜舊已失傳。

船山首先梳理了五世紀初羅什開始之後南朝的佛教義理思想發展演 進。前文已及，五世紀末至六世紀初之際，隨著譯經僧的劇減，譯 經活動也陷入了低谷，但另一方面對既譯經典的整理與研究卻進入 了高潮，並且從劉宋的僧導（362-457）始，註釋《成實論》也漸成 風潮，而智藏對《成實論》的註疏就是在此一背景之中得以展開（頁 87-90）。船山同時也簡短地介紹了智藏的生平與著作，其註疏主要 遍及《大品般若》、《小品般若》、《法華》、《十地》、《金光 明》、《成實》、《百論》、《阿毗曇心》等，船山也論及研究此 一義記的具體思路。此章最為重要的，可能就是作者對《成實論大 義記》佚文的輯錄與校勘（頁97-117）。這其中來源包括日本安澄

（763-814）的《中論疏記》、澄禪（1226-1307）的《三論玄義檢 幽集》以及平安後期珍海（1091-1152）的《名教抄》等（主要是安 澄之記，《名教抄》中所引僅一條）之中所引用的五十一條佚文。

利用這些材料，船山分析了《成實論大義記》的特徵。首先，船山 復原了此記中前十三卷（全書可能是十四卷）的大致內容主題與絕 大多數的各科名稱，以及通過《成實論》本書而對剩餘章節的內容 推測，以及其註釋方法論上“隨文釋義”的特點（頁117-121）。

在此後，船山還繼續分析了前面提到的此記之中所反映的“三假”（因 成假、相續假與相待假）以及對《成實論》譯文流傳情況的揭示等（頁 121-124）。

本篇第五章是對真諦三藏的活動與著作的研究。過去漢語佛教 學術界中，除了上世紀初湯用彤先生的佛教史中，尤其是蘇晉仁先 生的系列研究之外，真諦三藏至少相對於其他譯經與義學僧而言，

是一個研究的冷門。但船山及其研究班則扭轉了此一局面，並且在

研究角度上有了非常大的方向性拓展，可以說是使真諦研究得以別 開生面。與此同時，非常明顯，在此之後也對漢語世界的研究也起 到了引導的作用。因為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漢語世界最近些年對於 真諦的研究，大體也是受到了此一讀書班的啟發。關於真諦更多的 研究，當然還是應該參考船山先生的極為重要的編著《真諦三藏研 究論集》，但收入此書之中的文章還是具有綱領性的重要意義。關 於此書，鑒於應該另寫書評，此不贅述。

在本文之中，作者首先作了真諦生平傳記相關的史料學考訂，

這是一個非常嚴謹的作法，而且對未來學界的進一步研究打下了極 佳的基礎（頁130-132）。此後，船山繼續分析真諦的名稱（與別 名）、在印度的活動與修學之地、正量部的部派歸屬、到達中國以 後的活動地點（尤其是粵北的始興）、其自殺事件等，可以說是對 其生平中若干重要的節點都作了更為深入的研究（頁132-142）。

本章的第二部分還以經錄記載為基礎，討論了真諦的譯著、著作存 佚情況 （頁142-151），尤其是真諦佚文的引用情況介紹（頁 151- 156），這既顯示了作者極其精湛的文獻蒐集能力，對於後來學界的 研究，也極其實用。關於真諦三藏譯著的這一部分，還可以與何書 群（Michael Radich）的同一主題研究相互參考⁴⁶。

通過對真諦自身所作註釋的佚文輯錄，船山還以真諦對“阿練 若”這一譯語引用了有部、正量部的說法，來指明其註釋方法的特 性（頁156-171）。在同一章節之中，作者還具體分析了真諦對“迦

46   “External Evidence Relating to Works Ascribed to Paramārtha, with a Focu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atalogues.” In Shintai sanzō kenkyū ronshū 真諦三藏研究論集 [Studies of the Works and Influence of Paramartha], edited by Funayama Tōru 船山徹 , 39-102 [L]. Kyoto: Kyōto Daigaku Jinbun Kagaku Kenkyūjo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2012.

葉”、“目連”、“婆吒梨弗多羅”等專有名詞的特殊解釋方法、

真諦對印中兩國差異的關注、他對於部派間差異的執著等。尤其值 得注意的就是，真諦同時也對中土撰述經典——像《仁王經》的特 殊關注，以及對於中國佛教特有思想——如“十信”、“十解”、

“十行”與“十回向”等的接受等。所有這些，也包括在方法論上，

船山對於真諦的很多非常中國化、具有自身特點的分析，都體現了 作者精湛的文本處理與分析能力，自然，也對於漢語佛教學界有著 巨大的潛在啓發。

（二）修行文獻、體系化的修行論、修行成果

船山本第二篇名為“修行文獻、體系化的修行論、修行成果”，

但究其內容，則基本是與佛教戒律學相關，或者按照船山自己的分類，

即主要是與“戒”相關，這也確實是本篇的主要關注點。而由於“戒”

乃是三學之一，故而屬於“修行”之內涵，這也是作者將此篇命名 為諸種“修行”之原因。

其中第一章為“隋唐以前之戒律受容史（概觀）”，此部分主 要是以時間為經線，同時也關注地域來集中分析小本戒經與大本廣 律的傳譯。尤其是公元五世紀初的四部廣律在長安、壽春、江陵與 建康的譯出，作者特別強調了時間與地點這兩個要素。船山將此一 時期紛亂如絲的眾多譯經與譯人歸納成以下時間與集團：五世紀頭 十年中的長安羅什；410-415 年間的壽春與江陵的卑摩羅叉；415- 430 年頃的建康慧觀與佛馱跋陀羅；410-430 年間的涼州的曇無讖；

430 年頃建康的求那跋摩；440-460 年頃的高昌與建康的曇景、曇 摩密多與玄暢等。這就在五世紀上半葉這個佛教戒律大翻譯時代之 中梳理出了清晰的線索，體現作者超絕的文獻梳理能力（頁215- 229）。

與此同時，作者還特別關注了同一時間內，在涼州與建康對菩 薩戒的引介。尤其是《梵網經》與《菩薩瓔珞本業經》這類對後世 影響重大的疑偽經的出現。作者詳細分析了雖然此前存有大乘戒經 如曇無讖《菩薩地持經》與《優婆塞戒經》、求那跋摩《菩薩善戒經》。

但與之相較，偽經《梵網經》卻通過對以前大乘戒經的整合，從而 形成了一個在家與出家人共同遵循的基礎（頁230-236）。作者在 此節之中的最後還討論了《四分律》在隋唐之後逐漸在漢傳佛教一 枝獨秀的原因，是因為此律與大乘之間的緊密思想聯繫（頁236- 238）。

本篇第二章為《大乘的菩薩戒律（概觀）》，此節乃是選自春 秋社“シリーズ大乗仏教”叢書中第3 冊《大乗仏教の実踐》（桂 紹隆、齋藤明、下田正弘、末木文美士等編，船山所著收於第7 章，

第205-240 頁）。作者首先清楚地分析了戒（śīla）與律（vinaya）

之間的區別。其實我們可以將二者的區別簡化為：前者為具體的行 為規範；而後者一般是指廣律，即對於前者的系統化。船山先介紹 了大乘戒經的譯介，如道進從翻譯了《菩薩地持經》的曇無讖那裡 受菩薩戒事，並指出了其中若干特點：即大乘戒需懺悔、可在定中 見釋迦牟尼佛或菩薩來授戒等（頁245-252）。作者同時還梳理了 印度佛教中的菩薩戒傳播情況，考訂出最早記載大乘菩薩戒的，乃 是在瑜伽行派經典——《瑜伽師地論》菩薩地之中的“戒品”中。

其中除直接“菩薩戒”的梵文之外，還有明確的“三聚戒”分類。

這種“三聚戒”的分類，就將聲聞戒直至大乘饒益有情的觀念都統 合到了一起（頁252-257）。作者在此部分還討論了受菩薩戒儀式、

菩薩的自覺與輪回轉生以及重罪的種類等問題（頁258-260）。

以上這些都是在中國之外的菩薩戒的發展歷程，而正因為作者

另一個研究的重點是《梵網經》這種有中國本土撰述內容摻雜在內 的經典；故而，正如本書中所一貫關注的，船山特別重視的也包括 菩薩戒思想“在中國的展開”。故在此章第三節中，船山最先討論 的就是敦煌本 P.2196《出家人受菩薩戒法》（梁天監十八年 [519]）。

此份文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中記錄了此時大乘菩薩戒的的傳 承情況。並且以此為根據，故可知當時共有六種大乘戒法流行，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菩薩地持經》與《梵網經》這兩部（頁261- 264）。

船山還討論了皇帝貴族與大乘菩薩戒的譯出與弘揚之間的密切 關係。如宋文帝劉義隆（407-453）與譯出瑜伽菩薩戒系的經典——

《菩薩善戒經》的求那跋摩，前者曾欲受菩薩戒，但因求那跋摩驟 逝而未能遂願；在此後宋明帝劉彧（439-472）也曾受菩薩戒。而最 為著名的受菩薩戒皇帝則是梁武帝（法名“冠達”），而這部《出 家人受菩薩戒法》也正是反映了武帝時大乘戒法的流行情況。而船 山還指出，此後的梁簡文帝（549-51 在位）、陳文帝（559-66 在位）、

陳宣帝（568-82 在位）與梁武帝一樣都自稱“菩薩戒弟子皇帝”（頁 264-266）。其實我們應該注意，這種現象還曾經延續到隋代，像隋 文帝（581-604 在位）與隋煬帝（604-618 在位）也都曾以此一稱 號來頒佈公文。而此後《菩薩瓔珞本業經》與《梵網經》等疑偽經 為主體的大乘戒經的出現與流行，則應該在此一從印度到中國的宏 大背景之中方能正確地加以理解。

此篇中第三章為討論在某種意義可被稱為中國佛教歷史學之父 的釋僧祐（445-518）所編纂之《薩婆多部師資傳》。此書雖已經佚失，

但其目錄猶存於《祐錄》卷十二之中。船山討論了此書之不同題名、

卷數（頁278）、編纂時期（蕭齊末公元 500 年左右，頁 279）。在

此後，船山又分別介紹了此書各卷目錄的內容。尤其值得注意者為，

《薩婆多部師資傳》之卷一與卷二重複者甚多，其原因乃是由於僧 祐在序中所言“其先傳同異。則並錄以廣聞後賢。未絕則製傳以補 闕。”⁴⁷簡而言之，即此書之編纂原則為，如果前此有不同之傳記，

則予以並錄，如有短缺，則予以補足。故在此後（頁281-284），

船山還列出了此傳之卷一、卷二與《付法藏因緣傳》之同異表。

在卷三、卷四的解題部分，船山還指出了此卷中有“求那跋摩 傳第五”，但此處的記錄則是錯誤的。船山指出，這是因為求那跋 摩曾譯出《曇無德羯磨》，曇無德即“法藏部”，亦即其部派之歸屬，

故並非為薩婆多師。此處可能是“僧伽跋摩”之誤，後者曾譯有《薩 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這是有部之誦本（頁286）。船山此處的 觀察確實非常精細。在此我還可以提供一條輔證，多年前我在撰寫 博士論文時就注意到了《名僧傳（抄）》的排序與《薩婆多部師資傳》

之間的聯繫，具體可參下表。

薩婆多部師資傳 名僧傳抄（抄）

·卑摩羅叉傳第一　

鳩摩羅什傳第二 鳩摩羅什一

·弗若多羅傳第三

·曇摩流支傳第四 ·弗若多羅二

·曇摩流支三

·卑摩羅叉四 求那跋摩傳第五

·佛陀耶舍五

·佛大跋陀傳第六 ·佛馱跋陀羅六

二者之間的關係很明顯表明後者可能對於前者有著一定的承襲 或者其他聯繫，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求那跋摩”在《名僧傳（抄）》

之中同表中也無對應，表明此處確實存有問題。不過，作者指出僧

47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2145 號，第 55 冊，第 89 頁上欄第 14 行至第 15 行。

祐自已的《祐錄》卷十四中的傳記（羅什第一、佛馱跋陀第四與求 那跋摩第五），以及相應的慧皎《高僧傳》中的對應部分（慧皎的 傳記部分大量抄錄了《祐錄》）受到了此節的影響。我們當然可以 設想僧祐的傳記部分肯定與《薩婆多部傳》有很多重複，但就排序 而言，則如前所言，寶唱的《名僧傳》反而與此傳更為接近。

接下來，船山分析了卷五中各部分的內容，包括“元嘉初三藏 二法師重受戒記第一”，這是指南朝時中國的比丘尼重受二部戒律 之事。此部分雖然失傳，但在僧傳（《祐錄》與《梁傳》之“僧伽 跋摩傳”；《梁傳》之“求那跋摩傳”；《比丘尼傳》之“慧果尼傳”、

“僧果尼傳”、“寶賢尼傳”與“僧敬尼傳”等）以及此後佛教律 師的大量文獻之中都廣有記載（頁288-289）。其他“元嘉末賦住 阮奇弟子受戒記第二”、“承明中三吳始造戒壇受戒記第三”與“建 武中江北尼眾始往僧寺受戒記第四”除了有零星佚文可供參考外，

其具體情況都已不詳。而“小乘迷學竺法度造異儀記第五”之內容 介紹則另可參《祐錄》卷五之同名記錄（頁290）。

船山所著力之處為此傳與若干類禪宗祖統說之間的關聯性。作 者先梳理了從智者大師《摩訶止觀》之中的西國師次相承譜系，直 到盛唐時期玄宗時荷澤神會的《南宗定是非論》（732 年），並認 為《薩婆多部傳》曾對後世的《寶林傳》（801 年）、白居易（772-846）

《傳法堂碑》乃至宋代契嵩（1007-1072）的《傳法正宗記》（1061 年）都有影響。尤其是後者即以此一譜系為依據，來修訂前人所排 列者。這在當時即引起了巨大的爭議，並引發了“厚誣先賢”的抨 擊（頁296-298）。在此文的最後部分是一個非常有用的“《薩婆 多師資傳》佚文錄”，每條佚文都有其他參考資料的附錄考訂（頁 30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