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乘田”放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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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乘田”放牧图

《孟子・万章下》：“孔子……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乘田是管理苑圃的小吏，职掌六畜刍牧之事。孔子工作认真负责，他管理的牛羊都生长得很肥壮。图为孔子示范指导放牧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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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母颜微在教子图

孔母颜徵在，出身于鲁都曲阜颜氏大族。她年轻丧夫，带着三岁孤儿孔子，回曲阜居住，依靠自己的勤劳俭朴，维持母子清贫生活。孔子六、七岁为儿嬉戏时，就“陈俎豆，设礼容”，“十五而志于学”，终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巨人，这与孔母的抚养教诲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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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孔子三十而立像

两千多年前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孔子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

特别是教育家，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孔子自云”三十而立”，即在三十岁时就在学问和品德修养上都立下了尔后从政、从教、治学的坚实基础。我们不赞成过去把孔子画成老年形象的传统习惯，特根据考证，恢复布衣（平民）孔子的本来面貌，画了此幅“三十而立”的青年孔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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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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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

一、研究中国古代有重要贡献的人物为什么以孔子为起点

《孔子评传》是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①这一精神撰写的。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家，古代有重要贡献的人物很多，为什么毛泽东同志不挑选别的人，唯独挑选孔子作为开始呢？

我想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以孔子为起点，是通过研究孔子，从纵的方面追溯研究前代情况的一个最恰当的选择。在孔子以前的时代，所传尧、舜、禹、

汤的情况，固然是所知甚少，即使到了文、武、周公，确实的情况，也是语焉不详，可资查考的材料（包括文献和考古材料在内）毕竟也还不够充分，

而到了孔子时代，可供研究的文献资料，虽不能说已很丰富，但比之上述时代的人物来，己大大增加了。况且孔子删《诗》、《书》，定《礼》、《乐》，

作《春秋》，晚年好《易》^①，总结和保存了他以前时代的重要史实和典章制度。研究孔子，就一定要结合研究上述典籍，从而也就必然要追溯到前代的情况。由此可知，从孔子开始，决不是割断以前历史，恰恰相反，而是以研究孔子为重点，必然地要联系追索孔子以前的情况。第二，以孔子为起点，

是通过研究孔子，从横的方面研究诸子百家的一个最恰当的选择。孔子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无论在当时或后世，在国内或国外，都是影响最深最广的人物，是个言行一致。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集以往文化思想之大成，开后世儒家学说之先声。他的思想学说，

经过两千多年的潜移默化，有的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意识、精神生活和传统风俗习惯的准则，构成了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中国式的社会习俗和家庭生活的风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东方国家，远及欧美，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而且从孔子开始，再去研究诸子百家中的其他人物，无论对研究孔子本身还是对研究诸子百家，也都是顺乎事理的。以上两点，大概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从孔子开始的主要原因。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一段历史的总结工作，要涉及到很多人物。我们第一步打算选择两千余年来中国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各类思想家，用

“评传”的方式，给以实事求是的公正的论述和评价。这一研究和总结工作，

即以《孔子评传》为开端。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22 页。

①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

我于《易》则彬彬矣。”；范文澜也说：“孔子非常博学，收集鲁、周、宋、杞等故国的文献，整理出《易》、

《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来，讲授给弟子们。”（《中国通史》第 1 册第 170 页）关于“六经”是否都由孔子整理删定，后人有争议，详见本书第八章《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文献整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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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世论人”和“以人论世”

论人必须论世，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实质所在。研究孔子必须研究孔于的时代背景及其社会性质。这就碰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至今尚有争议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争论的焦点，一是西周属于奴隶社会呢，还是属于封建社会或领主制封建社会？二是春秋时期属于封建社会呢，还是属于奴隶制向封建制或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的社会？^①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中，主要分歧的代表是范文澜同志和郭沫若同志。范文澜认为西周是领主封建制，而春秋时期是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的时期。郭沫若则认为西周是奴隶制，而春秋时期则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我认为范说较为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历史发展规律。孔子生长在春秋后期，而他的思想又主要是继承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西周的传统观念，因此，只有采用范说，才能澄清和解决好这个问题。这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前提，不然，孔子的本来面貌就难以如实地描绘出来，就有可能被这样那样的误解所歪曲。

我们不但要“以世论人”，而且可以“以人论世”，即以人的思想言论印证他所处时代的特点。从《论语》以及散见在其他史料中的孔子言论，找不到一点维护奴隶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奴隶阶级的思想痕迹。相反，孔子倒是坚决反对以至咒骂奴隶制的。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不仅可以任意屠杀奴隶，而且还常常把活的奴隶当作祭把的牺牲和殉葬品^①。人殉制度是奴隶制社会产生的，在封建社会中也还会有人殉现象的存在，但这已是奴隶制的残余。孔子连用诵（木俑或陶俑）代替活人殉葬都坚决反对，他咒骂道：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②至于用人殉葬，那就必然会遭到他更坚决的反对和咒骂了。如果西周是奴隶制社会，如果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作为封建社会思想家的孔子，却又一心向往文、武、周公的西周之治，岂不是反对以至咒骂奴隶制的孔子却又成了向往奴隶制（西周）的孔子了吗？从以人论世的角度说，这也是自相矛盾的。只有按照范文澜提出的关于西周社会是领主封建制和春秋社会是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的过渡时期的论断，才能在实际上和理论上克服这一矛盾。这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虽非本书研究重点，但如果不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就无法真实反映孔子的思想面貌，所以专辟一章（第三章《孔子时代的社会背景》），从文献、考古和民族学三方面加以论证，这里就不详述了。

① 这里指的主要是西周和春秋战国这一与孔子直接有关的时期的历史分期问题。至于就整个中国历史的分期而言，则尚有多种说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① 关于商代奴隶主统治阶级用活的奴隶作祭祀的牺牲品的情况，于省吾根据甲骨文中有关用人牲以祭的材料指出：“每次祭祀用人牲的数量，由一个或几个，以至于几十几百，甚至上千。”（《甲骨文字释林》

第 10 页）

② 《盂子・梁惠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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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类文化知识遗产的继承和发展问题

人类文化知识是在人类存在的历史时期中，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无止境地不断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即使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继承也仍然在曲折地进行着。不过这种继承有很大的狭隘性，即凡是有利或至少是无害于统治阶级的才继承。孔于讲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①，就是说的这种继承。“因”即继承，“而这种继承虽是有所减“损”，有所增“益”，但必须以有利或无害于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为前提。虽然各个时代的统治阶级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中也不乏开明人士，他们不满苛政，同情民间疾苦，为民请命，

但其前提仍是为了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所以他们的言论著作仍容许流传下来，例如汉代的贾谊、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张载，清代的黄宗羲、戴震等等^②，就是这样。另一方面，即使有时虽不超过这个界限，而在统治阶级短浅目光下主观地认为危害或威胁到它的地位时，那也就不容许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历代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字狱”等等，就是最好的证明。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①所以在阶级社会中流传下来的文化知识，一般都是经过统治阶级筛选过，基本上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其中某些思想如“君权神授”

等，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类思想糟粕，但因其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所以被当作宝贝继承下来。这种继承，只代表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狭隘的片面的继承。只有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事实上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②。并正在把我国建设成为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才有条件，在人类首先在中国的文化知识领域内，反对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偏见所局限的狭隘的片面的继承，对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批判和清理过的人类知识精华实行广泛性的继承。这里，重温列宁的有关言论，是很有必要的。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③ＰＳ＞列宁又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②要是知道自己懂得太少，那就要设法使自己懂得多一些，如果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同时又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知道其他任何事

① 《论语・为政》。

② 请参考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发微》第 72 页的一段话，他说：“在封建时代，很少的思想家能够怀有推翻封建制度的念头；然而有许多思想家同情农民的苦难，他们反对统治集团对于人民的残暴行为……这类思想家在一定限度内是接近人民的。例如，汉代的王充，宋代的张载、陈亮，清代的王夫之、颜元、戴震，都是如此。”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70 页。

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

①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362、348、349 页。

②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362、348、3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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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那他就根本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③我所以较多地引用了列宁上面的几段话，是因为这几段话向我们说明了以下三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向我们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从全部人类知识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它不仅继承了（吸收和改造了）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而且继承了（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阶级社会中各个时代的统治阶级，对已往的文化知识，只能吸收其中有利于自己只占少数人的统治阶级的东西，其中特别包括一些糟粕的东西，因而也就只能是狭隘的继承。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而无产阶级利益和全人类解放的利益是一致的，即使无产阶级在未取得胜利之前或虽已在国内取得胜利，但国内外阶级敌人仍在破坏时，它不得不重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话，那也只是通向消灭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而不是最终目的^①，因而它就能够大公（符合全人类解放的利益）无私（没有维护少数人特殊利益的必要），也就能够明智地。广泛地继承各个时代的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思想文化知识遗产中一切有用的精华。第二个问题是向我们说明了，对一切已往思想文化知识的继承，都必须通过认真的探讨。批判和改造，才能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广泛性的继承，就意味着全面的批判。扬弃和清理。原始公社解体后的已往社会是阶级社会，

但阶级社会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只占有很短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所创造的丰富的光辉灿烂的文化知识，有很多将在未来消灭了阶级的人类社会中保留和发扬光大，这就叫做历史的连续性。因此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思想文化知识，乱贴阶级标签不好，不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批判。清理和改造，使自己的头脑塞满一堆无用的甚至有害的垃圾也不好。第三个问题是向我们说明了，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光靠读一些共产主义教科书。小册子，即使读得烂熟也是不够的，还必须“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行。孔子思想就是“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为对包括孔子在内的人类知识财富学习得越少越好的人，按列宁的话说，是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③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362、348、349 页。

① 《共产党宣言》对此问题曾做如下说明：“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

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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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孔子思想实行“三分法”问题

研究孔子思想应从三个方面加以剖析，即：一、对其封建性糟粕进行批判和清除；二、对其人民性精华进行继承和发扬；三、对其封建性和人民性相混杂的部分进行批判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即扬弃。这就是我所说的“三分法”。我认为这样才能更实事求是地体现批判和继承的精神。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是：（一）凡是孔子思想中直接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特殊利益服务的东西，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和清除。这部分内容的主要特点，是鲜明地反映封建社会的要求，为维护和巩固以王权为中心的封建宗法专制统治阶级服务的一切言论和说教，例如“忠君尊王”思想，“三年毋改于父之道”的愚孝思想。维持封建宗法等级制的“礼仪典章”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与之“实行彻底的决裂”的特定的“封建传统观念”，是孔子思想中的糟粕。当然，和它们决裂，并不意味否定它们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合理性。这些观念对于建立当时历史条件下等级制阶级社会政治和生产的正常秩序。维护国家的统一，都起过某种历史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指出，

“礼”、“忠”、“孝”等字，如果彻底清除了孔子所赋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的过时内涵，而变成真正平等友爱意义上的“礼”、“忠”、“孝”，作为这些字所代表的新的观念形态来讲就完全不同了，是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提倡的。有的人在批判了封建宗法观念的“礼”、“忠”、“孝”之后，甚至认为连这几个字，连讲礼貌、讲忠诚、讲孝顺的美德，也是可有可无了。对这种“文化大革命”时期产生的“左”的思想残余，同样必须批评和纠正。

（二）凡孔子思想中至今仍保有生命力而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都应予以继承和发扬。这部分内容的主要特点，是突出反映孔子的一些带有民主性。人民性的进步思想，这些思想仍具有旺盛。茁壮的现实生命力，至今仍不失其灿烂的光辉。例如，孔子积极提倡的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学习上要坚持不懈的精神──“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①；又如力求不断革新的精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②；特别是可以为真理（仁）而牺牲生命，决不贪生怕死。损害真理的崇高精神──“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③；等等。从以上数例就不难看出，这一部分正是孔子思想中的精华，里面反映出来的思想境界是何等高超，难道这些不正是现在所需要提倡的吗？这类意见很多，需要我们认真梳理。继承和发扬，使之为当前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三）凡孔子思想中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二者相混的部分，都必须根据批判继承的精神加以清理和扬弃。

这部分内容的主要特点，是既有封建性因素，又有民主性。人民性因素，即糟粕与精华二者混淆在一起。作为孔子思想核心的仁，正是最突出的一例。

只要从孔子自己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①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仁既然要受礼的制约，那么，显而易见，“仁”在这里不就是和那些所谓礼制的典章规范纠合在一起了吗？难道仁不成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等级社会秩序而适应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御用思想了吗？另一方面，从孔子的“泛爱众，而亲仁”

① 《论语・里仁》。

② 《大学》。

③ 《论语・卫灵公》。

① 《论语・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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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这句话，又可以看出，仁就是广泛地爱人，这正是古代原始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映，难道这样的仁不就是封建社会出现的难能可贵的民主性。人民性的积极因素吗？前者迎合封建性，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喜爱，后者含有民主性和人民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这二者的矛盾统一体就是

“仁”。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对“仁”的消极因素（糟粕）的严肃批判，从而对仁的民主性。人民性积极因素（精华）加以充分肯定和发扬，即既不简单地抛弃，也不简单地继承，而是经过认真批判，取舍，然后继承和发扬其合理因素。这方面内容很多，例如“大同世界”思想，“仁政德治”思想等等，均将在专章中加以讨论。这就是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实行三分法的主要内容。约而言之，就是该决裂的要彻底决裂，该继承的要积极继承，该扬弃的要严肃扬弃。那种吞吞吐吐。含混其词的态度，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态度一样，都是不科学的，不足取的。三分法是一种最普通的科学分析法，是日常生活中常用之法，任何不必要的敏感和误解都是多余的。

② 《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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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和应注意的三个区别

根据以上说明，我们可以对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作如下概括：一是二重性。从政治观念上讲，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忠实代言人的孔子，他的思想的基调就不能不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保守性。不理解或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同时，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他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对若干问题（例如同情人民疾苦）能看得远些高些，由于这一点，孔子思想就不能不带有一定的。明显的人民性。民主性的积极因素。不理解或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从哲学的根本问题上讲，孔子思想中也表现有二重性。即既有唯心主义的因素，又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例如“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其如命何！”^①这里的“命”固然可以解释为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规律性、趋势等等，但孔子在另一处又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②显然这里所谓的“凤鸟”和“河图”。是以含有想象中操纵着人间祸福治乱的精神力量（天命──神）的神秘先兆（所谓

“祥瑞”）而出现的。把这两段话联系起来看，这里的“命”就不应作必然性、规律性、趋势等解，而应理解为一种超人类世界的精神力量（天命──

神）。这难道不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吗？另一方面，他又提倡“庶富教”思想。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思想等等，这些思想又显然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他又“知其不可而为之”^①，而自己在实践中又表现了“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②的乐观主义精神，这难道不又是冲破宿命论思想，

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观点吗？所以我们对孔子思想的态度应该是，在这个问题上有唯物主义思想，就肯定其为唯物主义思想，在那个问题上有唯心主义思想，就肯定其为唯心主义思想，在另一个问题上既有唯物成分又有唯心成分，就肯定其为二者相混的思想。实际上孔子思想是包容广泛，错综复杂，

有时又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二重性）。举此失彼，或突出一点，不及其余、简单地把他说成是唯物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等等，都是不恰当的。

二是略于“天道”，详于“人道”。由于孔子重视社会。人生实际，就很突出地表现了重视研究社会现象。伦理观念等（所谓“人道”）和不重视研究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等（所谓“天道”）。孔子谈“天道”，即谈自然现象

（自然科学方面）问题的时候很少，正如他的学生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③虽然有时也谈，但一谈就谈成宿命论的“天命”。

因此，他对哲学上的根本问题即物质与精神孰先，客观世界能否被人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或很少接触到，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提出这样那样的系统回答和论证。时代的限制，科学文化发达水平的限制，也使他只能如此。而正由于他略于“天道”，即不重视对自然现象和规律的探索，无论对当时和后世都起了轻视自然科学研究的消极的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孔子重视“人道”，对社会的。伦理的问题却谈得很多。他精通古代文献典籍，

博闻强记，深刻了解当时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现象和民间习俗。在这方

① 《论语・宪问》。

② 《论语・子罕》。

② 《论语・述而》。

③ 《论语・公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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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他确实称得上当时一位承上启下、博古通今的伟大学者和思想家。三是仁为核心。如前所述，孔子思想是很复杂的，有时是自相矛盾的。即使如此，

我们还是可以从复杂。矛盾的现象中，找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后儒以及现代的学者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这个核心是仁，

有的认为是礼，有的认为是忠恕等等。我认为最可以说明孔子思想核心实质的应该是前面讲的本身带有二重性的仁，关于此问题后面有专章论述，这里就不多讲了。根据孔子思想的特征，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就必须注意下列三个方面的区别。第一，把孔子思想本身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首先是历代君王）及其御用学者加以吹捧。歪曲和附益的东西以及后儒根据自己主观意识而附加的东西加以区别，亦即把真孔子和假孔子^①加以区别。第二，把真孔子思想本身中所含有的封建性、保守性的消极因素和人民性、民主性的积极因素加以区别。第三，即使在孔子思想的积极因素中，也要把那些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特别是对建设精神文明直接有利的东西和只作参考借鉴的东西加以区别。为了体现这种区别，《评传》将通过上述三分法精神，在行文上采取寓评于述。评述结合的方法，尽可能使上述区别不致被混淆。

① 周予同《孔子》：“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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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文献资料等问题关于文献资料问题

关于文献资料等问题关于文献资料问题，原则上应该是既不迷古（认为所有古代文献都是可靠的），也不盲目疑古（认为所有古代文献都未必可靠），

特别是春秋战国和秦汉的典籍，由于时代上较接近孔子，其中有关孔子的记载都应予以重视。一面对比出土文物，一面利用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和现代学者在考证上取得的成果，分别情况，或作为论证的依据，或作为旁证参考。

这里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决不能采取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出现，……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单独推尊孔子……其实，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倘使说到学术思想方面，那孔子的变迁就更多了。……历代学者误认个人的主观的孔子为客观的孔子。所以孔子虽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３３８—３３９页）我们还可补充说，历代王朝在孔庙里供奉的孔子，都是假孔子或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孔子，决不是“布衣孔子”（“布衣”是指一般平民穿的衣服，这里即作“平民”解）

的本来面貌。形而上学绝对化的态度。例如《论语》一书，一般认为是研究孔子的可靠典籍，但其《乡党》一章中的有些话，如“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之类，就不像孔子的口气。一般认为，《礼记・礼运》

非孔子所作，而是战国秦汉时儒者的追述，但其中的“大同”理想与孔子“仁”

的思想确有内在联系，理应加以重视。即便是被公认为王肃伪造的《孔子家语》，其中也不乏可资参考之处。河北定县汉墓竹简《儒家者言》中，即有

《家语》的部分内容，可见王肃是有所据而言的，伪书中也有不伪的东西。

因此在资料的使用上，我们一方面既要做到宁缺勿滥，另一方面又要力求不遗弃可取的材料。凡引证古文处，除一般较易通晓者外，尽量译成现代语，

尽量避免引而不译、令人费解的弊病。《孔子评传》即本以上精神撰写。叙述孔子生平，看来容易，其实很难。说容易，因为自从距离孔子只有三百余年的司马迁第一次较系统地写过孔子生平传记《史记・孔子世家》之后，历代又有不少人相继以不同形式写过类似著作^①，似乎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下笔较易。说很难，因为确有不少事实，或因文献残缺不全，或因虽有文献而真伪相杂，或因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御用学者的歪曲和附会，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下笔很难。但从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历史性和逻辑性归根到底应该是一致的。因此，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一方面充分利用后世特别是明清以至现代考据学者的合理成果，力求在文献材料上不至以伪乱真和夸大失实；另一方面对已有文献特别是离孔于较近的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以及其他资料中留下的有关传闻轶事，只要在逻辑上是合理的，事实上是合情的，亦适当采用。排除文献使用上的绝对化和作茧自缚，目的是力求拨开云雾，尽可能恢复和再现孔子的本来面貌，这是研究和评价孔子功过的前提。

① 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后，较重要的有胡仔《孔子编年》，江永《孔子年谱》，蔡孔《孔子年谱》，

狄子奇《孔子编年》，夏洪基《孔子年谱》，郑环《孔子年谱》、《孔子世家考》，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及近人周予同《孔子》.蔡尚恩《孔子思想体系》，陈景磐《孔子的教育思想》，杨景凡、俞荣根《论孔子》等著作中都有专章，以不同观点和方法考述了孔子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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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没落的贵族家庭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名丘，字仲尼^①。生于公元前５５ｌ年９月２８日（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

死于公元前４７９年３月４日（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②，享年七十三岁^③。孔子的祖先，是宋国（国都在今河南商丘县）贵族。宋的始祖是微子启。微子启卒，由弟微仲继位。大概微仲就是传说中可查的孔子远祖。宋国和鲁国毗邻。孔子五代祖木金父因其父孔父嘉在宫廷内证中被杀而从宋国避祸奔鲁。孔子父亲叫叔梁纥^①，自微仲到叔梁纥共计十四代^②，其中较著名的只有四人，即弗父何、正考父（甫）、孔父嘉和叔梁纥。

（一）弗父何是孔子第十代祖先。弗父何的父亲宋缗公（名共）有子二人，

长子弗父何，次子鲋祀（又名方祀）。缗公死时不传子而传弟熙，是为炀公。

鲋祀不服，杀了熙。原应由长兄弗父何继位，弗父何不受，让位于弟鲋祀，

即宋厉公。弗父何因让国而声誉大张。世为宋大夫^③。（二）正考父是孔子第七代祖先，弗父何的曾孙。他以谦恭俭朴和熟悉古文献见称。他曾连续辅佐宋国三公即戴公。武公和宣公，不但不骄傲奢侈，反而越发谦逊俭朴。他在家庙中的鼎上作如下铭文：“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

亦莫余敢侮。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①意思是每逢接受任命、提升职位时，都是越来越恭敬。始而低头，再而曲背，三而弯腰，连走路也小心翼翼地靠着墙边走，然而谁也不会侮慢我。我用这鼎煮和粥，聊以充饥而已。同时，他又爱好文献。据传《诗经》中的《商颂》，就是经他和周太师校订的^②。

① 从前习惯把兄弟排行用伯仲叔季来表示，孔子有个跛子异母兄叫伯尼，孔子排行第二，故字仲尼。子是当时一般尊称，和后来称先生相似。

② 孔子生死的年月，两千年来经生学子一向争论不休。今孔子生年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月日从《谷梁传》载 “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周时历法比夏历早两个月，故十月庚子后世推算为鲁寒公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即公元前 551 年 9 月 28 日）。孔子死年、月、日从《左传》载“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孔丘卒”，即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公元前 479 年 3 月 4 日）孔子死。

③ 这里孔子七十三岁是指中国习惯虚岁年龄，实足年龄为七十二岁，据紫金山天文台张培瑜教授论证，如从实足年龄言，1989 年应是孔子诞生 2539 周年，如从虚岁年龄言，是 2540 诞辰。这里周年与诞辰是有区别的。

① 孔子父亲，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作叔梁纥，《左传・襄公十七年》作陬叔纥。陬是鲁邑名，叔梁其字，纥其名。今从《史记》，称叔梁纥。梁纥为陬邑大夫（宰）。据孙诒让考证，当时大夫（宰）有两种，一种是有“采邑”（即封地）的，“子孙世守之”；一种是无“采邑”而只有“禄田”的，不能”

世守”，传之子孙，“仅食其田之租税而不得主其邑”。梁纥即属后者。说见孙诒让《周礼正义》。

② 据《孔子家语》、胡仔《孔子编年》所载孔子共十四代祖先姓名和次序，现列表如下，供参考：宋微子启 ↓→厉公鲋祀（以弟嗣位，下略）→…… 宋微仲→宋公稽→丁公申→缗公共 →弗父何（以兄让位，

世为宋大夫）→宋父周→世子胜→正考父 →孔父嘉→木金父（避祸奔鲁）→夷→防叔→伯夏→叔粱纥 → 孟皮（伯尼） →孔丘（仲尼）

③ 《左传・昭公七年》：“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胡仔《孔子编年》记载较详：”缗公共卒，弟炀公熙立。缗公长子曰弗父何。何之弟鲋祀弑炀公。以国授何，何弗受。鲋祀立，是为厉公，而何世为宋大夫。”

① 《左传；昭公七年》。

② 《国语・鲁语》：“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这十二篇商颂，至孔子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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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孔父嘉是孔子第六代祖先，正考父的儿子。从孔父嘉起，子孙有的就以孔为姓氏了。大概孔父嘉不像父亲正考父那样谨慎恭敬，所以在一次宫廷斗争中和宋殇公（与夷）一同为华督所杀。其子木金父避难奔鲁，从此定居鲁国陬邑^③。（四）叔梁纥是孔子的父亲，是孔父嘉的五代孙，亦即从宋国避难到鲁国后的第五代了。前四代默默无闻，到了叔梁纥，算是有点小名气了，

主要是立了两次战功，一在（同“逼”）阳之战。鲁襄公十年（前５６３年）

以晋国为首的几个诸侯国攻打一个叫阳（今山东省枣庄市南面）的小国，叔梁纥作为鲁国贵族孟献子属下武士，也参加作战。当他们攻人阳城时，守城的人突然把城门上吊起的悬门放下，意欲把人城队伍拦腰截断，然后分别消灭他们。正在此时，叔梁纥赶到，用手托起悬门，使先入城的队伍能够赶紧退出，避免了损失^①。二在夜突齐围救臧纥之战。阳战役七年之后，鲁襄公十七年（前５５６年）齐国侵入鲁国的北部，齐军高厚带领的部队围困了防邑，

那时被围困在防邑里的有鲁大夫臧纥及其弟臧畴。臧贾和叔梁纥。鲁军前去救臧纥，从阳关（约在今山东泰安县东）迸击，接引臧纥，因慑于齐军强大，

到了近防邑的旅松这个地方就停下不敢前进了。叔梁纥带着臧畴。臧贾和甲兵三百人，保护臧纥夜间突围而出，将臧纥护送到旅松鲁军驻地，然后又冲进防邑而固守之。齐军攻打不下，只好撤退^②。由于在这两次作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膂力，叔梁纥曾一时“以勇力闻于诸侯”^③。他虽然立过两次战功，

但是并没有加官进爵，得到提升，终其身不过是一个“武士”身份（贵族中最低级的身份）和一个陬邑大夫（一说陬邑宰，其管辖区相当于现在的一个镇、乡或区）的低级官职而已。叔梁纥在鲁襄公十七年突围之战胜利归来时，

年已六十三岁左右^①。他先娶施氏，生女九人，没有儿子。后娶妾生了一个儿子，叫伯尼（又名孟皮），是个有足病的跛子。在当时封建宗法社会里，重男轻女，只有儿子才能继承父业。叔梁纥的贵族地位虽己没落，但毕竟是个陬邑大夫，在乡间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人，当然对跛子儿子不满，认为有失体面，希望有个像样的儿子继承自己，于是就向颜家求婚。据说颜家有三个女儿，老大、老二都不愿意，只有不满二十岁的小女儿名叫颜徵在的表示愿意嫁给叔梁纥。大概叔梁纥在六十六岁左右和颜徵在结了婚。古时认为年过六十四岁结婚，就不合礼仪。叔梁纥年近古稀，颜徵在则在妙龄，年龄相差甚大，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用含义模糊的“野合”二字描述这种不合礼仪的结合，是寓有隐讽之意的。因为“野”字可有两种不同解释，

散失七篇，现在只剩下五篇即《那》、《烈祖》、《玄鸟》、《长发》和《殷武》了。

③ 孔子祖先避祸奔鲁，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是《孔子家语》，认为孔父嘉被杀后第三代（名防叔）才避祸奔鲁；一种是胡仔《孔子编年》，认为“孔父嘉为华父督所杀，其子奔鲁，始为陬人”。崔述亦疑前说

（《洙泗考信录》卷之一）。此从后说。

① 《左传・鲁襄公十年》：“晋荀偃、士请伐阳而封宋向戌焉。……丙寅，围之，……逼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悬门发，陬人纥抉之，以出门者，……”（《十三经注疏》下册第 1946 页）

② 《左传・鲁襄公十七年》：“秋，齐侯伐我北鄙。……高厚围臧纥于防。师自阳关逆臧孙，至于旅松。

陬叔纥，臧畴、臧贾帅甲三百，宵犯齐师。送之而复，齐师去之。”（同上书，第 1963 页）

③ 胡仔《孔子编年》。

① 叔梁纥突围救臧纥之战是鲁襄公十六年，五年后即鲁襄公二十二年，生孔子。孔子三岁（襄公二十四年），

叔梁纥去世。《礼记・檀弓》和《孔子家语》记载，叔梁纥去世时年约七十岁左右，则襄公十七年应为六十三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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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野外，一种是粗野不合礼仪，历来多作后者解^②。叔梁纥和颜徵在婚后不久，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前５５１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孔子。司马迁在

《史记・孔子世家》中说：“祷于尼丘得孔子。”孔子所以名丘字仲尼，大概就是因为祷于尼丘山而生的缘故^①。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就去世了。于是颜徵在离开纥家，带着三岁的孔丘，寡母孤儿，迁居到鲁国国都曲阜城内的阙里去了^②。

② 司马贞《史记索隐》：“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故《论语》云：‘野哉由也’，又：‘先进于礼乐，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礼耳。”还有一种解释，认为“野合”就是在野外交配。如依此说，则孔子为私生子。历来儒家都讳避此说，好像有失 “圣人”

体面。其实即使是私生子，对孔子亦无所损，根本无须讳避。但前种说法比较合情合理，故从前说。

① 据传，颜徵在有好时，夫妇因望儿心切，按当时迷信习惯，于襄公二十二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同去曲阜城东南的尼山亦名尼丘山（在叔梁纥家乡昌平乡陬邑境内）“祈祷山神”。“祈祷”后即到附近一个山洞中休息。不料即在洞中分娩，产下一于即孔丘。后人为了纪念颜徵在母子，名此洞为“坤灵洞”，又名

“夫子洞”，此洞至今还在。大概司马迁说的“祷于尼丘得孔子”，即根据这个传说。或此传说是根据司马迁说的那句话衍生出来，亦未可知。特将当地调查所得录供参考。

② 现山东曲阜城内，孔庙东侧仍有一条阙里街，街的北尽头即孔子故居。据传，颜姓是曲阜大族，孔子弟子中有不少是姓颜的曲阜人。林春溥《开卷偶得》（卷六）说：“《仲尼弟子传》颜氏居其八：颜路、颜由、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皆鲁人。颜之推曰：‘仲尼母族”。”颜之推认为以上八人，都是颜徵在本家（“仲尼母族”），可见颜氏娘家确是曲阜大族。若果如此，颜徵在带着三岁孤儿

（孔丘）回到曲阜，找个存身之处也就不很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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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年在贫贱中成长

古鲁国是西周初年周公（姬旦）的封地，其长子伯禽赴鲁就国时，带去很多典章文物。到了春秋末年，人们认为周朝的典章文物都保存在鲁国^③。颜徵在母子住在这样富有古文化传统的环境里，对孔子未来的教养和成长，是有很大影响的。由于缺乏史料，具体情况很难了解。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出下面几个问题：（一）颜徵在为什么要迁居曲阜？（二）她凭什么条件能在曲阜城内安家？（三）她如何维持母子生活？（四）她怎样培养和教育孔丘？

提出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探讨这些问题是历史的要求，也是逻辑的要求，

但文献典籍在这方面缺乏足够的资料。有些考据家甚至对颜徵在这个人的存在也采取怀疑和不承认的态度^①，这是未必恰当的。根据已有的即使是片断的文献资料，对以上四个问题作一些探索，还是可能的、必要的。例如对第一个问题，显然颜徵在为了避免妻、妾、子、女间复杂的家庭矛盾，确以离开叔梁纥家为较好的选择。对第二个问题，根据叔梁纥没落贵族的身份，陬邑大夫的地位，“以勇力闻于诸侯”的声誉，加上徵在的娘家（颜姓）是曲阜大族，这些条件大概给徵在在曲阜城安家提供了方便。对第三个问题，孔子自己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可见主要靠母子勤劳俭朴维持清贫生活。对第四个问题，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到“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可见孔子从小好学，一定和母爱、母教有关。在叔梁纥去世后，孔丘这个三岁孤儿，如果没有一位贤母的抚养和教导，他能否生存下来，能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巨人，都是很难说的。这位贤母就是一向不被重视的默默无闻的颜徵在。谈孔子生平而不谈孔子的母亲，不谈颜徵在，不能说是很公平的。实事求是的。但由于文献不足，我们也只能把问题提出来，至于进一步阐明，则有待于更多的新资料（包括地下发掘材料）的发现。关于孔子幼少年时代情况，有几件事是可以征信的：第一件是《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他不是像一般儿童那样好玩耍，而是经常把祭祀时存放供品用的方形和圆形俎豆等祭器摆列出来，练习磕头行礼。这在现在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贵族社会十分重视祭祀礼仪的情况下是很自然的。这除了社会的耳濡目染的影响外，和颜徵在的家庭教育也是分不开的^①。颜徵在当然希望孔丘能学好这些东西，作为将来回到贵族行列中去的阶梯。第二件是孔母之死。颜徵在二十岁左右正当青春年华之时，就死了丈夫，带着三岁的孤儿，离开了复杂矛盾的叔梁纥家（陬邑），

来到鲁都曲阜定居，既要操心维持母子生活，教育孤儿，又不可避免地带着

③ 《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① 崔述就是代表。他说：”余按，孔子之母名，见于《礼记・檀弓》篇，其称为颜氏女，则本之于《史记・孔子世家》。然他经传初未有言者也。…… 故今不录。虽名氏亦缺之，以昭慎重。”（《洙泗考信录》卷之一）《檀弓》。《史记》，离孔子尚不远，本之传闻，而肯定颜徵在其人，事实上是合情的，逻辑上是合理的，因为如无颜徵在其人，则孔丘将从何而生？而《檀弓》。《史记》据传闻而记之，正好填补历史空白，是有益无害的。认为凡不见经传者一概不可信，一概不承认，这种迷信经传、作茧自缚的态度，

于历史何补？故不从。

① 郑环《孔子世家考》：“圣母（指颜徵在——作者）豫市礼器，以供嬉戏，其隐合太任胎教之道者与？”

可见徵在在孔子幼小时就常买礼器给他作玩具。相传文王母太任性端诚庄，及有孕，能以胎教而生文王。

将徵在比太任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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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寡妇凄凉的沉重心情，终于在三十多岁就与世长辞了。这对孔丘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那时只有十六七岁^②。由于他自幼受到严格母教，因而“十五而志于学”，大概十六七岁时已懂得一些“礼”和“为人处世”的道理。

所以在含悲处理母亲丧事中，并不慌乱，比较沉着。那时儿女办理父母丧事，

要符合一定习俗的礼仪，而孔父叔梁纥既然生前是网邑大夫，在治理孔母丧事时，当然更要合于一定礼仪。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父母要合葬而孔丘却不知父亲墓穴确址。父亲去世时孔丘只三岁，不知父墓，情有可原，而颜徵在一直没有把墓地告诉孔丘，这是后人议论不一的。司马迁也认为是“母讳之也”，即母亲对儿于讳避了父墓所在。为什么要讳避呢？也有许多猜测。

对此，还是唐司马贞说得比较合情理。他说，徵在以十六七岁的妙龄少女嫁给叔梁纥，不久梁纥老死，作为少年寡妇的徵在，按当时社会习俗要避嫌，

不能相从送葬，因而不知叔梁纥墓在何处，无可告知，并非讳避^①。孔丘只得把母亲棺柩停放在“五父之衢”^②，借以引人注意，好问询父墓处，后来有一位陬邑车夫（挽夫，一作曼父）的母亲，原来是和颜徵在很合得来的邻居，

她知道梁纥墓在何处，便告诉了孔子，孔子方得将父母合葬于防^③。防即今曲阜东十余公里的防山，现在这里有梁公林（林或作“陵”），相传为埋葬孔子父母及伯尼的地方。从此以后，年仅十六七岁的孤儿孔丘，就要在当时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独自谋生。学习和奋斗了。第三件是孔母死后不久，鲁国贵族季孙氏^①请士一级的贵族（贵族最低级的是士）宴会。那时孔丘丧母不久，孝服未除，以为自己是已故叔梁纥武士之子，大概也有资格参加，于是就跟别人走了进去。哪知季孙氏的家臣叫阳虎的^②，以侮慢的态度呵斥孔丘说：“季家宴请的是士，谁宴请你呢！”于是孔丘只好退了出来^③。这是十七八岁的孔丘想进入贵族社会时所遭遇到的当头一棒。这样的侮慢和打击，孔丘只好默默地忍受下来。此事没有使他灰心，反而更加激励他奋发学习的信心和决心。这里，在孔子幼少年生活的简略叙述中，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

② 《阙里志・年谱》、胡仔《孔子编年》等认为孔子二十四岁母死。崔述认为“年谱以为二十四岁，亦臆断也”（《洙泗考信录》卷之一），故不取。此从《史记・孔子世家》。《世家》将“孔子母死”系于“孔子年十七” 之前。

① 司马贞《史记索隐》：“徵在笄年适于梁纥。无几而（梁纥）老死，是少寡，盖以为嫌，不从送葬，故不知坟处，遂不告耳，非讳之也。”《礼记・檀弓上第三》在“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条下的注中有以下说法：“徵在耻其与夫不备礼为妻，见孔子知礼，故不告。言不知其墓者，谓不委曲适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处。其或出辞人告，总望本处而拜。今将欲合葬，须正知处所，故云不知其墓。”

② 衢指四通八达的道路，五父之衢即名叫五父地方的路口。

③ 《礼记・檀弓上第三》孔颖达注疏：“于是陬曼父之母，素与孔子母相善。见孔子殡母于外，怪问孔子，

孔子因其所怪，遂问陬曼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然后得以父母尸柩合葬于防。”

① 季孙氏系指季平子，名季孙如意。季孙氏，孟孙氏（亦作仲孙氏）和叔孙氏是鲁国的三大贵族，都是鲁桓公（前 711— 前 694 年在位）之子季友、仲庆父（即孟氏）和叔牙的后裔，称为“三桓”，当时掌握鲁国大权，季孙氏权力最大。

② 阳虎一作阳货，是季孙氏家当权的家臣，曾一度掌握了季孙氏一家的大权，而且还控制了整个鲁国的大权。孔子后来曾指责他“陪臣执国命”； “陪臣”指大夫的家臣，意即季孙氏大夫的家臣把持了鲁国的政权。

③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要，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

孔子由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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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是在鲁都曲阜古文化特别是礼的感染下，在他纯洁的幼小心灵深处，

对当时由来已久的等级森严的贵族政治制度本身，没有感到任何一点抵触的地方，却是以膜拜敬畏之心，由衷地顺从和接受了。也许他后来在政治观。

社会观上的好古、信古、复古的保守思想，在这时就埋下根苗了！二是尽管他从小贫贱，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冷落以至阳虎的侮慢，即使对现实社会有不满处，却一点也没有抱怨贵族宗法。等级制度本身。孔子一生认为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必须维护贵族统治，恢复西周文、武、周公之治，以实现其仁政德治的“理想”，结果是到处碰壁。这种思想不同样在这时就已埋下根苗了吗？

三、独立谋生，勤奋好学

不到二十岁的孔子，母亲一去世，就不得不完全靠自己独立谋生了。亡父叔梁纥既是武士、陬邑大夫，又有“以勇力闻于诸侯”的名声，加上亡母颜徵在出身曲阜大族，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当然给孔子进入社会以一定的有利条件，但还要靠自己努力。孔子是深明其理的。他刻苦努力，勤学好问，

谦恭知礼，处世深沉。于是年轻的孔子涉世没有多久就在鲁都曲阜的社会包括贵族中间留下良好印象。如果没有这些有利条件，孔子就不可能在十九岁就娶妻子宋人亓官氏。特别是婚后年余生子，连鲁国的国君鲁昭公（姬）也派人送来一条鲤鱼。孔子以昭公送鲤为莫大光荣，便给儿子起名叫鲤，字伯鱼^①。娶妻和送鲤这两件事正是上述有利条件的合理结果。当然，这并没有改变家庭贫穷的实际情况，如何谋生，仍是孔子紧迫的现实问题。孔子在母亲尚未去世的幼少年时代，一定帮助母亲做过许多家务劳动和其他劳务。母亲死后，为了独立谋生，劳务范围就必然更为广泛了。所以他后来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①究竟哪些“鄙事”，他未说，无可查考。大概扫地。

做饭、洗衣、种菜、挑担。推车等家务劳动和给人家放羊、放牛以至当人家有婚丧喜事时做吹鼓手之类的事，他都做过。但他虽做过这些事，自己心里又鄙视这些事，认为这些都不过是自己年轻时家贫不得不做而借以谋生的“鄙事”。所以他一面做这些劳务而且做得很熟练能干，一面在思想深处还是轻视劳动，认为这些事都只应“小人”去干，不是“君子”所当于的事。正因为他很能干，“多能鄙事”，据说在他二十岁以后的一段期间里，曾有两次充当掌管具体职司的小差使（小吏）：一次叫乘田，一次叫委吏。乘田是管理牛羊的小吏，委吏是管理仓库的小吏。他勤勤恳恳地把这些小差使都做得很好，他说：“叫我管牛羊，我就把牛羊管理得肥胖强壮起来。”又说：“叫我管仓库，我就把仓库里的帐目计算得清清楚楚。”^②春秋未年，凡要参与贵族政治而取得一定地位的人，都得学会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基本功，那就是：熟悉与遵循当时流行的礼、乐，掌握射箭技术，学会赶马车（御），

学会写字（书），还要具备一定的计算（数）能力。孔子大概通过自学和向人请教的方式，终于完满而全面地学习和掌握了这六项基本功。孔子从小勤

① 《孔子家语・本姓解》：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因以名曰鲤，而字伯鱼。”

① 《论语・子罕》。

② 这段故事出自《盂子・万章下》：“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 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司马迁也说：“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

（《史记・孔子世家》）

(20)

学好问，刻苦自学，看他后来批评他的学生宰予好睡午觉一事^①即可想见。他是一分一秒的时间都不愿自自消耗掉，都要用于学习的。至于他向哪些人学习过？学的内容如何？学的方法如何？缺乏可靠的资料。在片断资料中可以查考的仅有下述数例。例一，在孔子二十七岁时（前５２５年，鲁昭公十七年），

鲁国东南方有一个鲁的附庸小国郯国的郯子来朝见鲁公。在一次宴会上，鲁国大夫昭子（名叔孙）问起郯子关于少昊时以鸟名官的情况，郯子作了详细回答。孔子听到此消息，便马上去拜见郯子，向他请教少昊氏时代职官制度的历史情况。后来，他对人说：“我听说，‘天子那里没有主管这类事的人了，这类学问却还保存在四方蛮夷那里。’这话倒是真的呢。”^②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孔子向郯子学习的故事，说明孔子确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请教学习机会的好学的人。例二，孔子初次有机会进入鲁国祭祀周公的太庙时，遇事就问这问那。有人见此而说：“谁说陬大夫的孩子懂得礼呢？进入太庙，遇事就间这问那。”这话传到孔子耳中，孔神）的神秘先兆（所谓“祥瑞”）

而出现的。把这两段话联系起来看，这里的“命”就不应作必然性、规律性、

趋势等解，而应理解为一种超人类世界的精神力量（天命──神）。这难道不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吗？另一方面，他又提倡“庶富教”思想。“百姓足，

君孰与不足”思想等等，这些思想又显然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他又“知其不可而为之”^①，而自己在实践中又表现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②的乐观主义精神，这难道不又是冲破宿命论思想，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观点吗？所以我们对孔子思想的态度应该是，在这个问题上有唯物主义思想，就肯定其为唯物主义思想，在那个问题上有唯心主义思想，就肯定其为唯心主义思想，在另一个问题上既有唯物成分又有唯心成分，就肯定其为二者相混的思想。实际上孔子思想是包容广泛，错综复杂，有时又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二重性）。举此失彼，或突出一点，不及其余、

简单地把他说成是唯物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等等，都是不恰当的。二是略于

“天道”，详于“人道”。由于孔子重视社会。人生实际，就很突出地表现了重视研究社会现象。伦理观念等（所谓“人道”）和不重视研究自然现象。

自然规律等（所谓“天道”）。孔子谈“天道”，即谈自然现象（自然科学方面）问题的时候很少，正如他的学生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③虽然有时也谈，但一谈就谈成宿命论的“天命”。因此，他对哲学上的根本问题即物质与精神孰先，客观世界能否被人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或很少接触到，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提出这样那样的系统回答和论证。时代的限制，科学文化发达水平的限制，也使他只能如此。而正由于他略于“天道”，即不重视对自然现象和规律的探索，无论对当时和后世都起了轻视自然科学研究的消极的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孔子重视“人

① 《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也。于予与何诛？’”宰予好睡午觉，孔子说，朽木上不能雕刻，肮脏的土墙上不能粉饰，对宰予这样的人，不值得责备啊。

② 《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

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② 《论语・述而》。

③ 《论语・公冶长》。

(21)

道”，对社会的。伦理的问题却谈得很多。他精通古代文献典籍，博闻强记，

深刻了解当时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现象和民间习俗。在这方面，他确实称得上当时一位承上启下、博古通今的伟大学者和思想家。三是仁为核心。

如前所述，孔子思想是很复杂的，有时是自相矛盾的。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复杂。矛盾的现象中，找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后儒以及现代的学者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这个核心是仁，有的认为是礼，有的认为是忠恕等等。我认为最可以说明孔子思想核心实质的应该是前面讲的本身带有二重性的仁，关于此问题后面有专章论述，这里就不多讲了。根据孔子思想的特征，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就必须注意下列三个方面的区别。第一，把孔子思想本身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首先是历代君王）及其御用学者加以吹捧。歪曲和附益的东西以及后儒根据自己主观意识而附加的东西加以区别，亦即把真孔子和假孔子^①加以区别。第二，把真孔子思想本身中所含有的封建性、保守性的消极因素和人民性、民主性的积极因素加以区别。第三，即使在孔子思想的积极因素中，也要把那些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特别是对建设精神文明直接有利的东西和只作参考借鉴的东西加以区别。为了体现这种区别，《评传》将通过上述三分法精神，

在行文上采取寓评于述。评述结合的方法，尽可能使上述区别不致被混淆。

六、关于文献资料等问题关于文献资料问题，原则上应该是既不迷古（认为所有古代文献都是可靠的），也不盲目疑古（认为所有古代文献都未必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