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寮水梯田耕作社群之傳統生態知識變遷：以灌溉水管理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貢寮水梯田耕作社群之傳統生態知識變遷：以灌溉水管理為例

The Changing of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in Kongliao-Water-Terrace: Irrigation Management as an Example

謝傳鎧

Hsieh, Chuan-Kai

指導教授：胡哲明 博士 Advisor: Hu, Jer-Ming,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Jul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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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誌謝 謝

我在2011 年的夏天踏入了收割中的水梯田，到這本論文完成的 2017 年 7 月，

田裡稻穗也即將金黃。這些年裡，太多人們給予我幫助，太多的機會與能量引著 我前進。因此，下文中忽略的朋友們，請理解米屋的壞記憶與行文習慣，並把帳 都算在我的頭上就好。

給在貢寮耕作或不耕作水梯田的人們：林務局的前輩們、人禾團隊、小榖倉 眾狸、所有幫助、忍受我在田裡或家裡出沒的阿伯、阿姨、大哥、大姊們。這本 論文說的，是我從穿梭水梯田間的諸位身上所學到的事。這本論文獻給在這個故 事中出現的所有人，是我試圖幫這個年代的水梯田寫下的一則註腳。未來會怎麼 發展尚且未知，但希望所有人的願望都能陸續完成。

感謝胡哲明老師、羅素玫老師一直以來的提點、指導和耐性。感謝在口試中 提出重要意見的鍾國芳老師與盧道杰老師。這本論文是我在學習的過程中所交出 的一個階段性作業，那些缺點、錯亂，都是我自己的責任，謝謝你們點出我所有 需要改進的地方。

紋翠老師與老大、守隆與恩豪、郭俊麟、一間屋的好朋友、斯陋咖啡的姊姊 們、彥伯與偉傑、還有所有在貢寮、宜蘭或臺北曾經請我吃飯和鼓勵我的人，諸 位在我進行田野與工作期間的照顧與支持，是我能完成這本論文最大的動力來 源。

家人給我的支持基本上無以回報，就讓我任性地將它們轉化為照顧自己與所 有人們的能量吧。而萱在我們兩人都撰寫論文時所分享的陪伴完全無價，願我們 能有更多的時間來寫這段故事。

這是一本關於人、水跟田的論文，對我來說，水真的不只是線條，更遠超過 生態系與地方史。石頭刻畫水道，而水也侵石，因而水是隱喻也是紀念碑。人與 山共同建造了水梯田，而田水則承載了所有的願望。

中

中文 文摘 摘要 要

本研究從傳統生態知識與社會－生態體系的觀點出發，以生態人類學與民族 誌作為方法，描述新北市貢寮南部山區水梯田耕作社群的傳統生態知識變遷。漢 人開墾的水稻梯田最晚從19 世紀中葉就存在當地，也曾是重要的生計活動。受地 形限制，貢寮山區無法設立大型、集中的灌溉設施，而是由小型溝渠連結水源與 鄰近的田區。溝渠、埤塘的建設、維護等工作，過去由共享水源的家戶分擔。對 水梯田而言，灌溉水管理是耕作最重要的環節之一，維持田間水位更是維繫耕作 與水梯田結構的重要管理原則。1970 年代後，因農業結構變遷、人口外移等因素，

該區域在2015 年的梯田面積較 1969 年下降了 97.7%。這項變化反映在水資源管理 的變遷上，勞動力流失與灌溉地景變遷的結果，造成田區間的灌溉系統分殊化。

分配水與管理溝渠的社群連結消失，灌溉體系進一步分散。1970 年代後塑膠管及 相關施工方法普及，在維繫田間水位的原則下，與尚存的溝渠、埤塘等多樣技術 共同組成當代複雜的水梯田灌溉體系。

2011 年後，林務局補助以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為主的工作團隊，進行「田 寮洋溼地周邊水梯田生態保育計畫」，與部分仍在耕作水稻梯田，或利用計畫經費 恢復耕作梯田的農民合作，透過勞動與對傳統生態知識的理解作為中介，轉譯彼 此對於水資源的關心。本研究認為，貢寮水梯田耕作社群的灌溉水管理肯定了傳 統生態知識具有的多樣與動態本質，也透過對於水位管理與灌溉水分配的傳統生 態知識應對地景與勞動狀況的變遷。本研究肯定傳統生態知識是理解在地社群與 所處環境變遷互動的重要途徑，也主張傳統生態知識會隨著社群以及環境的變遷 而有著不同的面貌。

關鍵字：傳統生態知識、貢寮水梯田、水資源管理、生態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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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英文 文摘 摘要 要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n ethnographic view about th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 focusing on the practices of irrigation management, in the so- cial-ecological system of terrace-farming community in Kongliao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Han people have been cultivating rice terraces in this region since middle 19th century. Because of the topological limitation, concentrated irrigation facilities have never been built in the studied area. Instead, small and dispersed irrigation ditches have been used for water transportation between little springs or pools to the terraces.

The households share the irrigation water constructed and maintained the common irri- gation system. Those households formed an irrigation community, by which the organ- ization of maintaining efforts of ditches, and distribution of irrigation water was mad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physical integrity of terraces and increase rice productivity, the terrace-farming community made keen observation of the water level within terraces, and make irrigation water available at all times. However, the agricultural and economic regime have changed over the past 40 years, people have been moving out of the rural area to make their living. Cultivating terraces, as well as local irrigation networks, once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households sharing irrigation water, have been de- cayed dramatically since 1970s. The systems of irrigating terraces become more dis- persed, due to the loss of labor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terraces. Since the irrigation community has disappeared, the systems have gone further individualized. Plastic pipes have gradually replaced the irrigation ditches since 1970s. Nevertheless,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keeping terraces flooded, pipes, ditches and other facilities are utilizing by the farmers, and eventually shaped the material phase of the present irrigation systems.

Since 2011, the Forest Bureau has been subsidizing EEFT to build the cooperation and reciprocal relation between local terrace-farmers, under a conservation program recognizing the ecological importance of terraces. Throughout the conservation program, EEFT and the local terrace-farmers have been translating their own interests on the wa- ter management; by participating farming activities and practicing TEK. This study recognized the dynamic and diversified nature of TEK hold by the community of ter- race-farmers in Kongliao. By practicing TEK of irrigation management, the community has adapted the changing of terrace-landscape and the loss of labor. Furthermore, TEK

has been implemented as an interface for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communities, and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Keywords: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Kongliao-Water-Terrace; Water Re- source Management;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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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目錄 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

誌謝 ...i

中文摘要 ... ii

英文摘要 ... iii

目錄 ... v

圖片目次 ...vii

表格目次 ... ix

第 第一一章章 ^緒緒論論 ...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 ... 1

第二節 問題意識 ... 2

第三節 文獻回顧 ... 4

壹、 傳統生態知識理論回顧 ... 4

貳、 臺灣傳統生態知識研究概況 ... 8

參、 水稻耕作文化中的水資源管理與傳統生態知識 ... 11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訪談對象概述 ... 17

第五節 田野地區概述 ... 20

第六節 章節架構 ... 25

第 第二二章章 ^{貢貢寮寮山山區區水水梯梯田田的的歷歷史史與與產產業業變變遷遷} ... 26

第一節 水梯田的地形特徵 ... 26

第二節 日治時期前的貢寮地區水梯田開發簡史 ... 31

第三節 貢寮區水稻產業變遷，1927 年到 2015 年 ... 35

第四節 貢寮南部丘陵水梯田耕作模式與面積變遷，1969 年到 2015 年 ... 40

第五節 小結 ... 44

第 第三三章章 ^{水水資資源源管管理理的的傳傳統統生生態態知知識識及及其其變變遷遷} ... 46

第一節 現代水梯田的開墾過程 ... 46

第二節 水梯田稻米耕作過程中的灌溉水管理... 52

第三節 灌溉系統的建立與現況 ... 63

第四節 灌溉系統的管理與變遷 ... 77

壹、 水梯田灌溉系統的技術多樣性... 78

貳、 水資源分配與維護管理實作牽涉的水梯田組織原則 ... 81

參、 地景與社會變遷對於灌溉系統的影響 ... 85

第五節 小結 ... 88

第 第四四章章 ^{傳傳統統生生態態知知識識如如何何串串連連貢貢寮寮水水梯梯田田生生態態保保育育計計畫畫中中的的水水資資源源管管理理概概} 念 念 ... 89

第一節 從蜻蜓出發：貢寮水梯田生態保育計畫的發展過程 ... 89

第二節 田會咁水：水梯田耕作者對保育計畫的回應 ... 95

第三節 小結 ... 102

第 第五五章章 ^結結論論 ... 104

參考文獻 ... 109

vii

圖

圖片 片目 目次 次

Fig. 1-1 新北市貢寮區地形與行政區域圖。 ... 19

Fig. 1-2 水梯田地景 ... 23

Fig. 2-1 貢寮地區水梯田與田區周遭地形示意圖 ... 27

Fig. 2-2 貢寮水梯田示意圖 ... 28

Fig. 2-3 對於崩塌田埂的維修方式 ... 29

Fig. 2-4 田區排水 ... 29

Fig. 2-5 水牛放牧啃食的地景一例 ... 30

Fig. 2-6 貢寮區 1927-2015 年間梗稻、秈稻、糯稻生產面積 ... 36

Fig. 2-7 貢寮區 1927-2015 年間梗稻、秈稻、糯稻生產量... 37

Fig. 2-8 貢寮區 1927-2015 年間稻作年產量變遷 ... 38

Fig. 2-9 田野硏究地區 1969 年與 2015 年耕作水梯田範圍比較 ... 41

Fig. 3-1 位於接近福隆虎子山地區的棄耕梯田。 ... 47

Fig. 3-2 2015 年牛伯家族田區 ... 50

Fig. 3-3 稻種準備 ... 53

Fig. 3-4 秧田整備 ... 55

Fig. 3-5 阿青伯家 2014 年插秧 ... 57

Fig. 3-6 割稻與其後的田區翻耕 ... 59

Fig. 3-7 牛伯指導中國來訪的 NGO 工作者用鋤頭修補田埂。 ... 60

Fig. 3-8 石壁坑與遠望坑地區中本研究所踏訪過的水圳分布圖。 ... 65

Fig. 3-9 阿水伯田區灌溉狀況 ... 66

Fig. 3-10 內寮地區中本研究踏訪過的水圳分布圖 ... 67

Fig. 3-11 阿青伯家水源設施 ... 68

Fig. 3-12 阿青伯水管... 69

Fig. 3-13 榮伯灌溉系統 ... 70

Fig. 3-14 田叔叔梯田內的引水設施，所有水源都來自於鄰近田區的溪溝 ... 71

Fig. 3-15 早阿姨田區灌溉 ... 72

Fig. 3-16 牛伯田區的灌溉水管系統 ... 73

Fig. 3-17 牛伯田區內的灌溉設施 ... 75

Fig. 3-18 阿紅伯家的取水工程。 ... 76

Fig. 3-19 阿紅伯家的引水管線 ... 79

Fig. 3-20 田叔叔耕作田區所引的其中一條灌溉溝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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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格 格目 目次 次

Table 1-1 2010 年至 2016 年福隆觀測站年降雨量及降雨日數統計 ... 23 Table 2-1 田野調查範圍內 1969 年與 2015 年度之水梯田耕作面積 ... 42 Table 3-1 筆者曾探訪的灌溉系統地理資料一覽 ... 77

第

第一 一章 章 緒 緒論 論

第

第一 一節 節 研 研究 究緣 緣起 起

2011 年夏天，臺灣大學農藝系的郭老師寫信給我，談到位於貢寮的一處山區 水梯田依然維持著人工割稻的傳統，因為人手不足，想要找一些對農務有興趣的 學生來協助收割。對當年的我來說，貢寮雖屬新北市境內，但位於偏遠的東北角 海岸，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地方。那時，構成我對貢寮全部理解的，不外乎是核四 廠與核電議題、田寮洋與候鳥、漁港與漁業、還有海洋音樂祭。也正好是那幾年 間，我開始接觸關心農業、農村議題的社群，對農村的一切都感到好奇，也對為 何會有一群人仍經營未機械化的稻作有些疑惑，遂抱著一探究竟的心情去參與割 稻。那個在貢寮的水梯田裡割稻的上午，和耕作者一樣頭頂烈日、赤腳在泥濘梯 田中行走，對我與朋友們這些1980 年代末期出生、成長於都市環境中的學生來說，

是新奇而疲累的體驗。曝曬、重複勞動之後的暈眩和酸痛，在結束工作、回到學 校之後慢慢消失。而除了生平第一次的農務勞動體驗之外，水梯田間不同於我南 投老家附近的平原稻田－巨大而且迅速移動的收割機、乾燥的田土、還有等在田 區周圍載運稻穀的卡車－的收割景象，多少讓我感覺到農業經營的差異。水梯田 裡的龐雜生態環境，更讓過去受訓於生態學的我非常興奮：為什麼收割的時候田 裡的水沒有放乾？為什麼田裡有各式各樣的植物，甚至有些稀有的動植物？水田 中的生物多樣性為什麼如此豐富？為什麼有人仍願意投入這種辛苦的勞動？這些 疑問，以及在平地水田裡很難見到的收割場景與勞動經驗，構成我接觸貢寮水梯 田最早的經驗。

其後數年暑假，我都去到貢寮水梯田幫工，也在2013 年認購了水梯田生產的 稻米，成為貢寮水梯田保育的會員，進而與水梯田耕作者和投入水梯田保育的計 畫團隊接觸。在對貢寮水梯田計畫的內容、發展過往和實踐觀點有更多認識之後，

除了對生物多樣性的驚嘆以外，我也在談論保育議題與理論的課堂中，人類學探 討社區、環境的課程裡，還有稻田的勞動間發現生態學的可能性與限制。生態學 的訓練讓我能掌握田間生物多樣性、水稻的生理機制或水田養分循環，但難以說

2

明貢寮水梯田作為一種包括了人、水稻、水流與田的地景，如何在這些互動關係 裡持續存在。因此，我從生態人類學探討人與環境間互動關係的民族誌、以及稻 作農業研究中關於水資源開發的文章中汲取靈感，期待跨領域的視野能讓自己更 清楚的提問。一些問題於焉浮現，當代的水梯田農耕實踐？又，這些實踐與農耕 知識，是在怎麼樣的歷史、環境條件、以及社群之間的互動關係下被觸發與延續 的？有什麼關鍵的元素能夠作為認識水梯田耕作與社群關係的核心嗎？

在本研究中，我將透過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的觀 點指引，來理解貢寮山區水梯田農業生產方式的特殊性質：背景地景元素、多變 的微氣候、政經條件的歷史變遷、多元行動者的投入，如何形塑具有適應性的管 理原則與農耕實踐，進而創造出「貢寮水梯田」這個在社會與環境面相上都很有 趣的案例。我以為，貢寮山區環境、以及水梯田耕作者所經驗的歷史、社會變遷 脈絡，不僅形塑出貢寮地區水梯田的耕作樣貌與環境知識，也提供了耕作水梯田 的人們充分的與環境、其他社群互動的環境認識基礎。

第

第二 二節 節 問 問題 題意 意識 識

傳統生態知識、原住民族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或是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的研究方法，都是學界用來理解人與環境間關係的取徑。除卻「地方 知識」的運用植根於人類學傳統，已經常為一種方法論與理論觀點，因而往往不 止於描述人與環境交互關係的樣態以外，¹ 傳統生態知識與原住民族知識兩個名詞，

則較常被使用於描述人與環境的關係中，也時常受到混用（Ellen and Harris, 2000:2）。

2 但一般而論，「傳統生態知識」會聚焦於社群如何在各種歷史、文化或環境的脈 絡中發展出相應的作為；「原住民族知識」則會強調族群身分與地域間的特定連結 關係（Grenier, 1998）。我認為，貢寮地區的水梯田農業發展過程，清楚地受漢人

1 美國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1983/2007）的論文集〈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大概可以 作為相關方法論於人類學研究中的濫觴。詮釋人類學取徑成為人類學的重要理論之一，透過對地方 知識的研究，尋求研究個案在特定的文化中的特定意義（蔡晏霖，2011:204）。相關研究可參考林 徐達（2015）的論文集。

2 Ellen 與 Harris（2000:2-3）認為，如傳統生態知識、原住民生態知識、在地知識等等名詞，固有 其關注上的差異，但在經常被混用之餘，也無法否認這些名詞都能指涉同樣的一組受關注的語意空 間（focal semantic space）。

在臺灣的開墾過程、以及以水稻農業為核心的發展歷史之影響。因此，本文將以 傳統生態知識取徑為分析方法，並試著以貢寮水梯田的案例回應傳統生態知識理 論重視的一些特質。

對於人類社群而言，水資源的分配與管理於生存至關重要，除了受到自然環 境的諸多限制，也因為文化差異有著各種各樣的面貌。對東亞的稻作文化來說，

影響水田開墾及耕作的重要生產因素之一，乃是水資源的管理及利用（Bray, 1985:28）。水稻作為能在近乎完全淹水的環境中萌發（Miro & Ismail, 2013）、生長 的主要糧食作物（郭俊毅等，2013），能避開與多數陸生草本植物之競爭，進而使 水稻耕作者能有效的用水來控制田間雜草。除了水稻本身的需水特性之外，流動 的灌溉水能補充水田肥份（Bray, 1986），且長時間湛水、翻耕，是形成與維持水 田底部不透水層的重要因素（黃信茗，2012）。因此，田間水量調整的重要性不僅 是基於水稻物種與水田生態現實上被發現的科學知識，更與水稻耕作者基於日常 生活與經驗傳承的農耕實踐、文化認知和對物種的認識相互強化。這些不同面相 的理解，形塑出水稻耕作、灌溉的社會體系、知識系統以及地景（Bray, 1986:12）。

在臺灣的水稻農業發展過程中，水是將原本的地景改造為適於定居農耕的重 要因素。農業用水歷史的研究，除了相當多論者解釋灌溉系統的開發與變遷之外

（陳鴻圖，1990；李宗信、顧雅文、莊永忠，2009），從區域互動的角度出發，則 有論者分析灌溉體系如何影響地理區域內相鄰人群之互動關係，進而組織地區社 會（Pasternak, 1972；謝繼昌，1973；傅寶玉，2011；楊秋賢，2013）。

從生態人類學的角度來看，灌溉系統也是探討人與自然資源―在這裡是水―

間關係的重要範例。比如說，曾元容（2014）從空間與認知的觀點出發，探討蘭 嶼達悟族人與灌溉、飲用水源之間的關係。同樣著眼於蘭嶼，鄭漢文則認為水芋 田除了農作生產之外，也因為雅美族人的經營，「成為人與自然，產地與棲地相互 交融的生態環境」（2012:5）。林靖修（2013）在說明南投望鄉布農社群的水資源管 理作為時，描述了區分水質好壞的布農傳統生態知識，以及社區在建設簡易自來 水系統時，利用並轉譯漢人的水管工程技術，建立出一套共有的、能快速在天災 後回復供水的系統。以上這些論點說明，農業水資源管理系統的實作與演變，是 社群所持有的傳統生態知識的重要構成之一，也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標的。

本研究嘗試透過傳統生態知識的概念理解地方社群的農業實踐，特別是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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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理的作為與知識。貢寮山區的水梯田，其灌溉系統的建立與維持、水稻灌溉 的知識，和地景與社會變遷所致的灌溉水管理實踐變遷，恰好可作為討論水稻生 產過程中，水資源利用與傳統生態知識實踐的絕佳例子。

第

第三 三節 節 文 文獻 獻回 回顧 顧

壹、 傳統生態知識理論回顧

傳統生態知識的研究始於人類學，這構成Berkes（2012（1999））主張傳統生 態知識研究領域的兩條知識軸線之一，³ 即民族生物學（Ethnobiology），與關注生 態系元素間交互作用的民族生態學（Ethnoecology）。

Nazarea 認為，民族生態學是在研究人類認知其環境中各種組成—像是動植物、

水、土壤，並理解這種來自特徵（Features）的分類（Classification）如何在這個環 境之中引領著行動（Nazarea, 1999:91）。Berkes 則將民族生態學描述為社群如何經 驗生態過程（Ecological Processes）、功能性關係（Functional Relationships），與對 於人自身在環境中佔有角色位置等認知的研究（Berkes, 2012:54）。這意味著人類 將環境裡各種組成的分類體反應於思維上，進而對不同的資源有不同的行動方式。

民族生物學的研究資源即來自於這些行動方式的差異，無論是如 Ellen（1993）關 注文化、心理如何影響社群對於自然物的分類觀點，或如Berlin（1992）透過民族 分類體系的研究試圖整合起分類系統的普遍性理論。總的來說，這類型的研究透 過記錄、詮釋的過程，試圖「理解在地的理解」（Understanding Local Understandings）

（Nazarea, 1999:3）。

除了民族生態學傳統以外，Berkes（2012:66）指出傳統生態知識另外一條知 識軸線，是透過人文生態學來更清楚的掌握前述人與環境間的功能性關係，並理 解人們透過什麼方式適應於所處環境。透過文化人類學的文化生態（Cultural Ecology）取徑，或從複雜系統（Complex System）的研究出發（Berkes, 2012:66-68;

3 Berkes 於 1999 年發表了〈Sacred Ecology〉第一版，從此成為傳統生態知識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

也是本研究所欲對話的理論經典。這裡閱讀與引用的版本為2012 年出版的第三版，為避免行文累 贅，於此註記。

Berkes, Colding, & Folke, 2003:5-9），研究者主張把社會與自然視為不斷變動，而且 互相交纏的社會－生態體系（Social-Ecological Systems）。因而，傳統生態知識的

「傳統」，並不是一個坐落於過去的特定時間範圍，反而指涉一種歷史與文化的連 續性（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inuity），同時不斷的在前述的動態過程中重新產 生傳統的定義，在這樣的關注之下，Berkes 等人更將傳統生態知識與其自然資源 管理體系視為社群基於地方脈絡所做的適應性反應（Adaptive Responses）（Berkes, et al., 2003:12-13）。

傳 統 生 態 知 識 研 究 可 以 區 分 為 社 群 面 對 實 際 環 境 與 自 然 物 的 知 識

（Knowledge）、於經濟活動中作為的實踐（Practice）、以及認知人類與環境關係的 信仰（Belief）等三個層次的研究主題（Berkes, Colding, & Folke, 2000; Berkes, 2012），

進而提出傳統生態知識的「知識－實踐－信仰」分析框架。這個結構由基礎的分 類知識開始，進展到生計活動的實踐知識、構成生計活動與資源管理的社會組織、

以及對於人地關係或世界觀的概念。Berkes 強調，傳統生態知識系統不僅是層次 化的分析標的、也是不同知識層次間互相交互影響或回饋的、實際運作的整體知 識體系（2012:17-19）。

Berkes 將傳統生態知識定義為：

[傳傳統統生生態態知知識識是是]透透過過適適應應性性的的過過程程演演化化出出來來，，並並以以文文化化作作用用的的機機制制代代代代相相傳傳的的，， 關

關於於生生命命彼彼此此、、生生命命與與環環境境的的關關係係的的知知識識、、實實踐踐與與信信仰仰的的積積累累。。…傳傳統統生生態態知知識識 是

是致致知知（（Knowing））的的方方法法；；傳傳統統生生態態知知識識是是動動態態的的、、建建構構於於經經驗驗之之上上，，並並且且能能 夠

夠適適應應（（Adapting to））變變遷遷。。（（筆筆者者譯譯，，Berkes, 2012:7））

Berkes（2012:77-78）認為，所有傳統生態知識的最終原則都是為了增加人類 群 體的生存機率， 是社群用來適應環境的手段， 但也語帶保留的指出， 持有

（Possession）傳統生態知識並不保證社群與環境能夠相處和諧， 也非永續性

（Sustainability）的必然保證。在 1970 年代，Berkes 在加拿大 Chisasibi 地區邂逅 了Cree 原住民社群，並開始了一系列的研究。在接近北極圈的環境裡生物多樣性 不豐，Berkes 遂將注意力從民族生物學式的分類記錄移轉到漁業資源管理，研究 Cree 社群的維生型（Subsistence）、非商業的、供應個人所需的漁業模式，在沒有 當代自然資源管理漁獲記錄的方法下如何運行（Berkes, 2012:147-149）。Berkes 列

6

舉出Cree 社群有別於商業模式的漁業資源管理原則：集中在魚群所在處下網、經 常轉移捕撈地點、並針對不同的季節與地點選用不同網目尺寸的魚網；這些原則 建立於對每次漁獲資訊的判讀上，也是Cree 社群注重，並賴以進行漁撈作業調整 的主要環境訊息（2012:157-160）。Cree 社群認為，人與補獵動物之間的關係並不 完 全 由 人 類 的 意 念 所 控 制 ， 而 是 由 動 物 決 定 了 狩 獵 、 漁 撈 的 收 獲(Berkes, 2012:117-121)。Cree 漁民「僅取所需」的觀點，也成立了認為魚的浪費是種過錯

（Transgression）的價值觀（Berkes, 2012:154）。此外，Cree 社群也透過非官方的 方式，如社群間的互動關係，以及社群中長者的組織來指引、調節漁撈作業地點 的近用與衝突（Berkes, 2012:160-167）。傳統生態知識近似現代自然資源管理作為 中的適應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以動態觀點、回饋學習（Feedback Learning）

等觀點來理解生態環境，並將資源管理的作為視為生態循環的一部分，以強調生 態系的韌性（Resilience）及穩定性（Berkes, 2012:104; Berkes & Ross, 2016:186）。

在適應性作為之外，不同社群的傳統生態知識中所持生態觀點，對於人與環 境、主體與客體等項度的區分與不分，與現代的自然科學知識所締造的二元對立 模型有所差異（Berkes, 2012:13）。作者也指出，傳統生態知識以及西方科學使用 者的政治觀點（Political Agenda）差異，造成了兩種知識類型的述說者之間的衝突，

這樣的衝突或者關乎政治利益，包括對土地、資源、甚至知識本身的所有權主張

（Berkes, 2012:13-14）。關於不同知識系統的建構過程，以及其中的知識論、本體 論等爭議，並沒有辦法在本研究內容中處理。但如同Tsing（2005:91）評論植物分 類學的歷史指出，18、19 世紀的西方植物分類學家經由不同地區的在地居民協助，

採集了許多植物物種，更透過參考那些在地的分類類別，將之加入到自己的分類 體系裡，並將這些知識視為來自與植物客體的直接對話過程。這顯示了現代科學 的知識亦來自多種文化資源，如同不同社群的傳統生態知識或原住民知識內容本 就存在差異，其多樣性也是知識體系研究的重要資源。

Nazarea（2006:322）指出，在地知識研究發展的兩個階段，可說是先從突顯 在地知識與科學知識的異同之處，或試圖將其以西方的角度加以理解開始的，再 逐漸發展到將在地知識不只視為固定於原生脈絡下、而是轉化與不定、受到外在 環境的影響與限制的知識體系。Dove（2011）對於印尼橡膠採集者的研究，也體 現類似的知識特質。橡膠樹（Havea brasiliensis Mull.Arg.）不同於婆羅洲原生的樹

脂採集樹種，種植外來種橡膠樹，而非原生的樹種，才能被認定為保有土地以及 持續採收橡膠權力的依據 (Dove, 2011:90-91)。移植某種作物除了超越了生態環境 原來有的限制之外，還因為超越了原本的社會經濟政治等等狀況，產生了各種實 驗發生，以及更有效率技術創新的條件。Dove 認為，小規模橡膠生產者的競爭力，

並不只來自於流動且高度彈性的雙元經濟模式，⁴ 也來自於小規模生產者本身在技 術創新上的高度自主性（Dove, 2011:107-108）。因此他主張，採集橡膠的技術是強 烈歷史建構的，透過不斷創新的過程，產生了混雜（hybrid）的原住民知識體系（Dove, 2002:356）。Berkes（2012:12）認為，Dove 的橡膠知識研究提供理解傳統生態知識 與西方科學之間互相滲透的過程。我也認為，上述研究闡述了傳統生態知識與科 學知識之間對話的歷史，透過描述不同知識操持者（Practitioners）的作為與知識 的形成歷史，提供理解兩種知識體系之間互相滲透過程的方法論。

官大偉（2013）在 Mrqwang 流域泰雅族社群的研究裡，於文獻回顧中特別討 論了傳統生態知識研究的關注對象差異，其中 Berkes 主張的傳統生態知識，以及 Dove 使用的原住民知識概念等，都被納入作者所評論的範圍。我將以這段文獻回 顧為引，統整傳統生態知識理論立場的討論。官大偉認為，Berkes 基本上繼承了 文化生態的適應取徑，是一種功能論立場；Dove 則指出了構成知識的歷史過程與 知識本身的多元混雜。

…Kalland、、Berkes、、Dove 等等人人分分別別傾傾向向使使用用在在地地（（local））、、傳傳統統（（traditional））、、原原 住

住（（indigenous））來來指指涉涉他他們們所所關關注注的的知知識識，，實實是是因因為為他他們們對對於於這這些些知知識識的的以以地地方方 為

為基基礎礎的的（（place-based））、、脈脈絡絡為為基基礎礎的的（（context based）），，以以及及人人地地關關係係為為基基礎礎的的

（（human/environmental relation-based)特特質質的的強強調調各各有有所所不不同同所所致致…（（官官大大偉偉，， 2013:73-74））

不同概念的使用，或可被理解為其出發點是針對知識產生的來源、或知識與 知識體系間運作方式的異同、或知識來自何種特定的人地關係等關注的差異。從 傳統生態知識的適應性觀點出發，本研究認為，不僅是傳統生態知識與現代科學

4 Dove（2002:351）所謂的雙元經濟（Dual Economy），是描述小規模生產者透過游耕與橡膠採集 兩種經濟活動並行：透過游耕園藝確保維生所需的糧食生產，也透過橡膠採集交換市場性的需求。

小規模生產者依據外部條件及內部所需的壓力，透過游耕生產保持維持生存，並在兩種經濟行動之 間做出高度彈性的調整，因此對橡膠的國際市場價格波動有一定程度的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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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之間的界線需要被重新刻劃（或重新擬定界線的意義），傳統生態知識、原住 民知識等概念，都可以被視為對一組實踐中的知識體系的不同提問。

貳、 臺灣傳統生態知識研究概況

從1980 年代開始，透過各種國際公約、協定與計畫，傳統生態知識的運用成 為重要的自然保育論述（Escobar, 1998）。舉例來說，生物多樣性公約肯定原住民 族在自然資源利用中的利益必須被重視，同時認定原住民族是保護區管理中的重 要角色。傳統生態知識的論述，至此開始和自然保育的潮流結合，一方面肯定在 地社群的角色，一方面檢討過去荒野式的、由上到下的保育制度（鍾明光、盧道 杰、蔡博文&闕河嘉，2013）。

臺灣的傳統生態知識研究發展過程中，除了文化的基礎分類的探討（余光弘，

1994；高信傑，2004）、資源管理及生計活動知識（郭祐慈，2009；王美青，2012）

之記錄外，也經常被原住民社群與社會運動者使用於其文化權的主張、傳統生計 的復振、並藉之以啟發另類的自然保育觀點（徐雅慧，2006；陳毅峰，2009；官 大偉，2014）。

而在公共討論中，傳統生態知識論述與環境保育運動的興起，以及原住民運 動緊緊相連。舉例來說，2005 年林務局於丹大地區開放在地布農社群狩獵的爭議 中反對開放狩獵的觀點認為，部落的傳統生態知識已經沒有具體的傳承，並與漢 人商業行為結盟（釋傳法，2005）；支持方則論述傳統生態知識在生態學與近代保 育論述中的重要性，並強調傳統生態知識作為文化復振的手段與工具（盧道杰，

2005；邦卡兒．海放南，2008）。在爭議以後，許多論者將傳統生態知識理解為重 要自然資源管理手段，並投入記錄與實踐。如台邦．撒沙勒等人關於霧台鄉山林 守護計畫的參與記錄指出，基於傳統生態知識所組織的山林巡守隊不僅透過巡守 活動本身標定傳統領域的範圍、發現了盜採林木的事件以外，也在莫拉克颱風災 後，維持著對於家鄉環境的關注，提供遷移的族人們討論災後重建想像的資訊（台 邦．撒沙勒、裴家騏、盧道杰、柯文福與賴正杰，2011:157-162）。這個例子顯示 了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具有高度保育價值，更是在山林保育中重要的參與者與

典範（台邦．撒沙勒等，2011:166）。

官大偉與林益仁透過 2002 至 2007 年間，新竹馬里光流域的泰雅部落傳統領 域劃設過程與相關爭議，耙梳泰雅族空間知識與原住民製圖技術轉譯的過程，並 分析空間知識轉譯過程中所隱含的權力關係如何影響社群之間的互動（2008）。官 大偉與林益仁認為，原住民運動於1990 年代末轉向草根組織工作，在重視在地生 活空間的脈絡下，「部落」這個詞彙逐漸風行，並衝擊了原本各族群表達地理、社 會單位概念的方式（2008:117-118）。在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政府宣示 與原住民族的「新夥伴關係」框架下，行政院開始積極推動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 調查與劃設，原住民製圖的方法論與技術遂被用於公部門公告傳統領域的政策實 踐上（官大偉、林益仁，2008:119）。泰雅族的遷徙歷史與河流緊緊聯繫，透過在 河流交會處建立基地與沿河上溯的不斷循環，一個個 galang，即後來被稱為部落 的單位就沿著水系空間展開，而隨著時間推進，交通、經濟狀況的變遷，也讓galang 間的關係不斷改變（官大偉、林益仁，2008:122-123）。在 2006 年以後，公部門於 司馬庫斯傳統領域劃設的推展以及資源採集的爭議，凸顯了泰雅族社會空間的知 識、水系空間中社會的組織於自然資源管理的功能，與公部門透過劃設傳統領域 所認定的在劃設範圍中排他、獨有的領域概念有相當的差異（官大偉、林益仁，

2008:130-131）。

官大偉（2013）更仔細的分析 Mrqwang 流域的泰雅族古調 lmuhuw 中關於河 流的主題，並將原住民知識定義為「被稱為原住民的這一群人（人群），因和其土 地（特定地理尺度）互動的特殊方式（性質）所產生的知識...」，進一步深化對於 泰雅族空間知識的理解 （官大偉，2013:74）。除了具體指出河流與部落地理空間 上的聯繫外，lmuhuw 本身也是一種語意與比喻的流動，以及文化與集體記憶的流 動。河流本身是生計、取水等活動發生的場所，而如何調節與分配河流、流域空 間或水這種資源，屬於對於河流的知識所管轄。部落與部落間的互動，建立在河 流展開的空間格局上，其中，資源使用的權利關係，並非固定的產權概念，而是 建立在動態的人際關係之中（官大偉，2013:81）。河流再生產社會關係、塑造集體 記憶，同時也是一種建立文化感知的過程，於是在身體、記憶與環境互動的過程 中，同時經由lmuhuw，原住民生態知識被生產與傳遞。資源管理與分配的知識並 非針對某種生計活動的單一、個體的知識，而是多層的，從對物種的習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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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類、到維護環境與資源的知識等，更也包括了在經營這些所有生計活動時，

遭遇到其他人群或是個體所需要的協商知識。作者脈絡化了石門水庫集水區泰雅 族人的河流知識，將原住民知識再現為多層與互惠的關係，並解釋這些知識如何 維繫社會組織運作（官大偉，2013）。

從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的倡議出發，研究者們開始對傳統生態知識與國家 關係上有了更多討論。官大偉（2014:163-164）將資源管理，理解為一組國家以科 學技術觀點進行決策，再投射決策於遙遠地理空間的實作過程。日治時期的官方 政策，及至國民政府時代的山地治理中，透過興建水庫所施為的大規模水資源治 理行動、以及獎勵山地農業等施政，其核心精神，都是讓空間的規劃服從於國土 保育的論述之下，讓山區住民的勞動力和知識與國家在山區的利益相符，進而將 人群與地理空間都納入管理權力所及的範疇。1990 年代後，「山林守護神」的觀點 興起，以及「傳統領域」、「傳統生態知識」等概念的主張漸強，讓原住民在生態 政治上佔有一定的位置。2008 年行政院提出的〈國土復育條例草案〉雖在原住民 族的主張下，納入傳統領域的觀點。但作者指出，其定義中的傳統知識，仍然基 於現代與傳統、文化與自然的二元對立，並且將自然保育的性質賦予過去的時間。

這篇文章質疑前述的二元對立觀點，認為傳統生態知識並非以相對於現代來定義，

而是在知識的產生、維護和傳遞上，與現代科學知識不同的知識型態；傳統生態 知識是動態，並特定以人地關係脈絡為基礎的知識型態，部落更能利用新的技術 與人際網絡、道德規範等社會原則，克服在現代社會中所面臨的生態與社會挑戰

（官大偉2014:189-190）。

林靖修（2013:236）將原住民知識定義為「...原住民在實踐過程中所展現的經 驗、智慧與文化...」，以強調在地社群的能動性面相，並試圖理解這些知識如何運 作於自然資源管理。他以南投縣望鄉社區布農族社群作為民族誌研究對象，並透 過田野調查與地理資訊系統兩種研究策略，試著跨學科的理解在資源管理過程中 呈現的「在地知識」。林靖修描述的望鄉社區簡易自來水供水系統，是在布農傳統 分類水的知識以及減低停水風險的社區共識之上，透過族人的山林經驗、以及接 觸吸收現代工程的施作知識等不同的來源，綜合組織而成的供水架構。林靖修也 認為（2013:238）原住民知識是資源管理的過程中「...為了解決問題所產生的一個 開放的，且不斷調整與創新的體系，以致於這個體系是獨特且和在地環境結合的。」

本研究認為，傳統生態知識正如上述研究者的分析觀點所強調，是與族群身 分，以及特定時空條件下的人地關係相關的在地知識體系。在社會運動之外，研 究者透過將傳統生態知識放置回日常生活以及社群的歷史、社會經濟與環境脈絡 中探討，這也是本研究所採取的基本立場。

參、 水稻耕作文化中的水資源管理與傳統生態知識

東亞的水稻耕作文化之所以能夠支持密度極高的人口數量，與耕作技術進展、

以及相關的生產模式有相當的關係。Bray（1986）在她關於亞洲水稻經濟的著作 中提到，在東亞水稻耕作地區，因為充足的農業勞度力，以及相對短缺的可耕地，

其農業技術發展與值農業革命時，勞動力稀缺且耕地眾多的西方有著相異的軌跡。

對東亞水稻耕作文化來說，農業技術的進展，表現在同時增加的勞動投入與土地 的生產量之上，比如說，引入更高產量、更早熟的作物品系，進而能在單位時間 中種植更多期作物（Mulit-cropping），這些技術演化需要更多耕種的程序和管理，

也意味著需要更多勞動力的投入（Bray, 1986: 2-4）。Bray 認為，亞洲有著勞動力 豐富，但土地短缺的社會脈絡，因而水稻栽培在增加單一面積生產量上的潛力，

並不一定與引入現代化技術而降低勞動成本相關，而是在更多的人力、以社群為 基礎的輪流互助勞動、以及更精緻的栽培管理下發生的（Bray, 1986: 4-5）。

灌溉，是其中相當重要的一種栽培管理技術，充足的灌溉水能夠大幅增加並 穩定單位面積的產量。Bray（1986）的著作裡以相當的篇幅討論灌溉系統的形式，

並詳細討論各種灌溉系統形式中的勞動與技術狀況。Bray 指出，在東亞到東南亞 的淺山地區，因為雨量充足且穩定，較沒有建造大型儲水地景的需求，而是透過 沿著等高線緩降的圳道（Contour canals）或水管等途徑作為可調整灌溉需求的中 介設施，將山區的泉水、小溪等水源引流到水田中，建造這種小規模灌溉系統所 需的工具並不複雜，但需要精細的設計與架構，牽涉到水源、灌溉系統以及灌溉 田區之間的相對位置以及地理狀況（Bray, 1986:80-83）。她認為灌溉系統與前述的 輪流勞動組織原則，都有營造社群共同感（Spirit of communality）的意義存在（Bray, 1985: 5），因此，山區圳道織出的複雜灌溉系統也塑造複雜的引水社會關係，包括 水權的分配與調整、對水資源爭執的調解等等， 都會是灌溉體系中的社會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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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y, 1986:83）。

Bray 所主張的灌溉於水稻耕作中的重要性，也能在臺灣對於水稻灌溉系統的 研究中見到端倪。謝繼昌（1973）將埔里籃城社區的水利建設，視為影響籃城村 聚落社會、政治結構和宗教儀式的重要因素：水利組織、農業經濟、宗教、政治、

村落內部動員等等文化活動，都與水資源共同鑲嵌在一個反饋（Feedback）的適應 性生態系統裡面。他認為，在人類學研究中，生態系取徑傾向於指涉一種靜止的、

平衡的模型，因而無法描繪人類社會變動的面向，繼而主張一種適應性的架構來 探討社群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謝繼昌，1973:58）。隨著水利發展，在籃城與鄰 近灌溉小組間的用水分配越發制度化、公平化的同時，超越村落的水利分配合作 網絡也因應而擴展。因為水是該地區用於發展更精緻農業的重要且有限資源，擴 展的分配網絡會導致衝突，並進一步促成網絡本身的合作機制與管理結構出現。

但隨著時間過去，灌溉水的取得與分配隨著技術與制度變得更加公平時，合作網 絡跟著縮減，繼而造成社群間的不團結現象產生。依據這樣的詮釋，謝繼昌（1973）

認為在籃城村的例子裡，灌溉水作為珍貴的生產資源導致競爭產生，並且促使社 群間的宗教或其他活動出現，而這些社群活動又回過頭來，影響了灌溉水的資源 管理模式，形成作者所指的「反饋」系統。

陳鴻圖（1996:1）認為，水利設施除了促使水稻耕作普及、人口增加以外，土 地所有權關係以及社會階層皆趨向複雜化。他從謝繼昌（1973）的適應性觀點出 發，將分析的時間尺度擴展到開發史研究，以描述「人與水利文化適應的問題」

（1996:265）。他指出，嘉南平原地區因為雨量與水文因素，農耕發展受限，自荷 蘭統治時期開始即透過築埤等方式建設水利地景，及至清治、日治時期開始修築 較大規模之水圳，⁵ 灌溉面積增加，組織起較大的聚落與穩定農耕社會，繼而形成 自漢人渡台後的地緣社會基礎（陳鴻圖，1996:268）。陳鴻圖認為，嘉南平原的水 利設施變遷過程不僅可用於分析移民社群如何創造農業地景、也呈現社群關係與 官府統治模式的變更。嘉南平原地區漢人移民多來自閩粵地區，其原鄉水利經驗 與知識也被使用於嘉南平原的水利開發，他透過對泉州、漳州及潮州地區地方誌

5 作者提到，嘉南平原區域康熙時期以前的水圳以庄民合築者居多，與臺灣北部業戶出資興修的普 遍模式不同，可參考與後文提到的李宗信等人（2009）對臺北南部地區三條水圳的分析之差異。而 日治之後，平原地區的水利建設透過「公共埤圳規則」開始被國家力量積極收入其中。

書中的水利事業分析，強調自然環境對於灌溉體系的影響與限制，並指出在中國 與臺灣相似的水利事業發展圖像（陳鴻圖，1996:225-240）。

在生態人類學研究中，Lansing（2006）對峇里島梯田灌溉系統的研究，說明 了系統理論如何從與謝繼昌不同的觀點來探討水資源分配與社群之間的問題。峇 里島是一火山島嶼，水資源零星且集中，梯田的灌溉水分配仰賴極端複雜的灌溉 渠道以及subak 組織運作，subak 組織透過農民由下而上進行梯田耕作與灌溉的分 配與管理，進成為為一種能夠自我組織、調解水資源分配問題、並安排灌溉時間 表的複雜適應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以追求最大的稻作產量（Lansing, 2006:191-192）。而马岑晔（2009）在中國西南的哈尼族梯田研究中同樣指認出梯 田的核心管理機制在於灌溉系統。在梯田的開墾、耕作過程中，水圳的管理和使 用權，都影響水了的分配與將水引流到田間的過程。灌溉系統的管理並非只是個 人或是家戶的事，包括梯田開墾的工作、溝渠的挖掘和引水，都需要超過家戶與 世代的空間、時間上的作業。有別於Lanising，马岑晔（2009）從較為歷史性與多 樣性的觀點出發，展示哈尼族在歷史上不同的時間點，透過不同的管理方式安排、

分配水資源。而不同社會組織所建立的水圳，也有不同的管理機制，用水糾紛的 調解機制也牽涉到多層的社會組織，展示了其梯田開墾歷史中灌溉水分配系統的 變遷與組織間運作機制的多樣性。我認為，這兩篇研究從不同的觀點來理解適應 性：Lansing 指出系統本身作為穩定系統輸出的自我調適功能，而马岑晔展示了適 應取徑如何受到歷史過程影響而修正、改變。但無論如何，這兩篇文章，作為亞 洲梯田浩瀚研究的一小部分，在 Bray（1986）陳列的不同稻作地區技術與景觀之 外，呈現了亞洲的水稻耕作者對於水資源管理的共通關心，以及稻作區之間對於 水資源管理操作的地方差異。

蔡承豪（2009）同樣指出了稻作的地景、技術有其地域特性。他認為，水田 的經營「…係在小面積的土地範圍中，搭配水利設施，從事精耕細作的一種經營 方式。」（2009: 102）耕作者透過勞動、利用農耕工具、獸力等方法改變地貌，形 成複雜的水田地景之外，不同地區的水稻耕作更會透過品種的挑選、耕種時節的 調整、以及栽培技術的特化，在所處的地理及經濟區域內追求最大的產量（蔡承 豪，2009:7-8）。這是水稻的栽培特性，而對漢人社群而言，水的控制在稻作栽培 管理作為中，被認為是最重要的部分，建立完整的水利系統，水稻田的開墾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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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成，水稻的產量提昇與水是否充足息息相關，同時也牽涉到聚落的建立以及 社會形態的變更（蔡承豪，2009:70-80）。

李宗信、顧雅文與莊永忠（2009:190）對於臺北盆地東南區域水利發展的研究 指出，「一條水圳的開成，串起了開圳主與沿線不同聚落中的引水人之社會關係，

亦同時形成了管理者與各引水人間的水利秩序。」作者們考察霧裡薛圳、大坪林 圳與瑠公圳三條水圳的水資源使用關係網絡，說明了三者的異同：霧裡薛圳與大 坪林圳的業主（圳主）與佃戶（引水人）因為居住在同樣的水圳空間中，且具有 業佃關係，因而擁有較強的凝聚力與環境變遷的應對能力；瑠公圳則因圳主權由 開圳主易手予板橋林家，並轉包水租徵收與修繕工作給其他中間管理者，因而在 營利而非共識的考量下，圳主、佃戶與中間管理者間容易產生摩擦。這樣的「水 利共同體」概念，形塑了管理者與引水人之間的水利秩序，並以之決定水資源的 分配、維護等等事務。水圳本身除了串連灌溉水以外，也是社群關係的連結紐帶

（李宗信等，2009:190）。然這樣的共同體事業亦受到水圳空間的變化所影響，作 者們認為，在 1860 到 1870 年間，新店溪上游丘陵與山區從原本的大青、菸葉種 植逐漸轉變為茶園與製腦等生計活動，與早先的地景相較下，滯洪能力差，致使 土石坍方、河道淤積，最終影響了此大坪林圳與瑠公圳兩條水圳的水利秩序。（李 宗信等，2009:208）

雖與稻作的灌溉有別，吳進喜（2011）研究名間鄉西部的山區村莊，呈現了 在缺水山區的水資源管理面貌，並探討公共給水體系的發展如何影響地域社會組 織的建立。他認為水資源的豐缺、近用水資源的難度等差異對於聚落有其影響。

在取、蓄水不易的地區，生活用水的取得與儲、供水設施的建立、維持、與使用 規範，乃是透過相關的家戶共同參與討論後形成共識，進一步建立村落的公共給 水體系，並影響地域社會的構成（2011:257-259）。名間一帶的淺山地區，因為水 源稀缺，用水通常透過儲蓄雨水以及罕見的水源來維繫，因此開墾後，人們利用 天然凹地修築成池塘來作為生活用水的供應設施。在整個村落的討論、勞動下，

池塘被稱作「公潭」，用來提供村落的公共用水（2011:269-270）。隨著公潭的發展，

吳進喜（2011:275）認為「...山頂地區的公共給水體系，已經逐漸發展出一套大機 普遍接受的社會價值：急難必須救助，但不可以只圖自己的方便而損害他人利益。」

而這套社會價值形塑了居民行事的日常規範，不僅在20 世紀中期以前協調了村落

內以致於村落間的供水規範，更在池塘的供水與灌溉角色於1960 年代後被自來水 以及民營水井取代之後，持續穩定了水資源取得不易的名間山村對於水的分配以 及衝突，進而形塑名間山頂地區的地域社會性質（2011:282-285）。

我利用陳文立（2010）對宜蘭員山地區的漢人拓墾研究，進一步說明上引幾 篇對於水資源開發與人群、地景間互動關係的觀點。宜蘭員山地區位於清帝國的 邊區，對清代漢人而言，無論在人與環境、或族群間互動的觀點上，員山地區都 是重要的前線。其研究的一個向度，是以自然環境的差異來解釋員山地區開墾的 時間順序，並以地形、土質等因子作為水圳開墾的難易度條件，將員山地區劃分 為環境條件優劣的不同分區（陳文立，2010:58）。並以員山地區作為研究範圍，對 習於墾耕的社群把自然轉化為人文空間的「領域化」過程提出解釋（陳文立，

2010:11-13）。作者認為，水圳、埤圳的建築與含括的範圍，是其中一種重要的塑 造領域空間的重要力量（陳文立，2010:83）。值得注意的是，陳文立將自然與人文 二分為兩種不同的空間類型時所定義的互相排除式（Mutually Exclusive）空間：

所

所有有不不是是人人類類所所創創造造，，屬屬於於自自然然地地理理的的內內容容，，包包括括大大氣氣的的下下層層、、地地貌貌、、土土壤壤、、自自 然

然植植被被，，都都是是自自然然。。相相對對於於自自然然，，人人文文的的概概念念即即是是人人類類所所造造的的，，能能夠夠以以易易於於觀觀察察 到

到的的，，自自然然之之外外的的人人口口、、經經濟濟、、交交通通、、聚聚落落、、政政治治來來概概括括。。亦亦即即人人是是作作為為進進入入一一 地

地區區後後，，決決定定如如何何與與環環境境產產生生交交互互作作用用的的行行動動者者。。（（陳陳文文立立2010:11））

本研究同意人類是對環境具有決定性影響的行動者，但在複雜的社群互動關 係下，如何指認無人活動或人所創造的地景，亦牽涉到族群的文化、自然概念；

此外，自然與人文空間其實具有孔隙而互相滲透，進而創造出更複雜的地景與生 物多樣性模式。這也是我在使用「生態」這個詞的時候所含的意義，是社會－生 態體系，而不只是生態系。聚焦於人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並將其視為生態的過程，

是本研究的方法論前提之一。

以上對於稻作水資源管理體系的研究，呈現出兩個相對的視野。首先，閱讀 Lansing（2006）對於峇里島梯田、以及马岑晔（2009）對於中國西南區域哈尼族 梯田的灌溉研究，我們體會到縱然研究視角有所差異，但對於稻作社群來說，關 心水的運作確有在生存與文化上迫切的意涵。若我們將空間尺度縮小，陳鴻圖

（1996）與陳文立（2010）與將廣義的水資源管理體系置於漢人於臺灣的拓墾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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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探討，提示了中國原鄉的農耕經驗多少被使用於漢人在臺灣的開墾過程中。

因此，在 Bray（1986）政治經濟取徑的研究裡，她透過探討灌溉水技術的共通特 徵，認為水資源的管理在水稻的耕作社群裡具有團結與社會組織上的重要性，在 亞洲的稻作社群間有其共通的意義與價值存在。

但是，在臺灣的農業水資源發展過程裡，我們則從謝繼昌（1973）、蔡承豪

（2009）、李宗信等（2009）與陳文立（2010）等人的研究中挖掘出地區性的環境、

社群在稻作耕作、甚至水資源分配體系建構上的差異。而脫離稻作的脈絡，吳進 喜（2011）在名間山區的研究也指出，水資源分配制度的建立更是特殊的地域社 會所組織、形成的重要因素。

雖然Berkes（2012:9）把灌溉系統（Irrigation Systems）與水土保持（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排除於「生態」知識之外。但傳統生態知識的分析旨趣，並 不在於將傳統生態知識派分給相對於現代的時間，同時，從我對陳文立（2010）

空間劃分概念的回應，以及對稻作水資源管理研究的回顧出發，我認為灌溉水稻 農業本身，存在於人與環境對話並互相影響的過程中，因而不外於生態學與生態 人類學所能處理的範疇。我認為貢寮的水梯田耕作，有其來自於漢人在臺灣的開 墾過程中，尋找適合稻作區域的歷史脈絡、與水稻耕作者具有的共通技術存在；

但也在開墾的過程中仔細觀察環境以獲得灌溉水的在地化過程，與歷史、地景變 遷所形塑出的動態模樣。

因此，本研究認為貢寮的水梯田灌溉水實作，是源自於上述歷史脈絡的傳統 生態知識。我將強調 Berkes 傳統生態知識定義中提到的適應性過程，並將其運用 於探討灌溉水管理內容上，描述社群知識面對變動的自然、社群或社會因素變遷 產生的變動，也是本研究試圖在田野工作中探討的變遷過程。此外，水田因為長 期蓄水，形成小型的溼地環境，進而建立其特殊的生物多樣性模式（黃伊萍，2011；

謝佳倫、方韻如、謝傳鎧、鍾國芳，2015）。本文將灌溉的知識理解為農耕社群與 環境、甚至是不同社群的對話介面，因而同時具有適應與改變環境的性質，更屬 於傳統生態知識研究的適用對象。在本研究中，我傾向將傳統生態知識認定為「被 社群實際利用於與當地環境互動，並且在過程中累積、更新、加入由外部或自身

創新所得元素，用以適應持續變動環境的知識集合」，⁶ 嘗試描述灌溉水管理的體 系、歷史、以及環境互動的不同向度，以解釋傳統生態知識的社會生態適應的複 雜樣貌。

第

第四 四節 節 研 研究 究方 方法 法與 與訪 訪談 談對 對象 象概 概述 述

本研究以傳統生態知識研究的角度，透過田野調查、訪談與文史資料蒐集，

試圖說明在20 世紀的社會、環境變遷脈絡中，傳統生態知識的變遷與再造。我於 2013 年 12 月至 2015 年 8 月間，以及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5 月間，陸續於貢寮 區吉林里（內寮、枋腳、赤皮寮）、龍崗里（下坪、石壁坑）、雙玉里（遠望坑）

進行田野調查（見Fig. 1-1 中藍色線條標示區域）。透過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方法 蒐集資料，並綜合相關文獻進行討論。

本文中所有受訪者，以及從田野筆記摘錄出的所有人名，都以匿名的方式處 理。除了在貢寮南側丘陵地區進行的田野調查工作以外，訪談對象尚包括雙溪區、

以及貢寮臨海、平原地區的居民；與「貢寮水梯田生態保育計畫」相關的公部門、

第三部門、以及地方人士。⁷

在本研究中邂逅的水梯田耕作者，大部分連結於同宗族或姻親之間的親戚關 係，這點在內寮地區特別明顯。牛伯、源伯、榮伯、田叔叔等人分屬同一宗族下 的不同房，早阿姨也是這個宗族的其中一份子，但因為婚姻而離開。而阿青伯家 族與牛伯家族間有姻親關係聯繫。

而在內寮以外，居住在石壁坑地區的岩伯兄弟、阿堯、阿水伯等人，則親戚 關係並不明確。但在筆者的田野經驗裡，阿堯作為活躍的地方青年，與前述石壁 坑地區的所有耕作者，甚至是家住貢寮市區的早阿姨都熟識，也常被僱請為農務 工作的人員。家與田地都位於赤皮寮地區的阿紅伯，則與其他的水梯田耕作者的

6 需要強調的是，本文中所謂「環境」並非指自然環境，而是在社群與包括其他社群、非社群的物 質、生物、地理等等外在因素互動的過程中，產生的環境整體。

7 「貢寮水梯田生態保育計畫」的全名，在 2011 到 2015 年間為「田寮洋濕地周邊水梯田生態保育 計畫 （貢寮水梯田生態保育 --重要棲地保育合作先驅計畫 ）」，2016 年則是「貢寮水梯田重要棲 地保育合作經營暨生物指標測試計畫」。為行文順暢，本文將以「貢寮水梯田生態保育計畫」作為 這個持續了六年的計畫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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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都小的多。在文中提及筆者誤入位於雙溪區的水梯田，其耕作者與本文中出 現的訪談對象都沒有親戚關係聯繫。

而年紀在五十歲以下，相對年輕的耕作者，或耕作者家族中較為年輕的成員，

多數具有流動於都市與貢寮老家之間的性質。其中阿萬與紅小狸兩人，因為深深 參與於貢寮水梯田生態保育計畫中，與我的互動較多，更是我在2013 年底開始進 行田野工作時的重要引路人。基於水梯田的耕作與持有多數並非個人，而經常屬 於家族成員共同耕作並分工耕作。本文在敘述上，選擇以耕作者家族於耕作實作 中的核心角色，作為稱呼水梯田區塊劃分的用詞。整體來說，所有文中訪談或提 及的水梯田耕作者都曾經參與在貢寮水梯田保育計畫中（直接的受補助對象或計 畫的受僱者），或是透過參與計畫農民在水稻耕作中的換工、雇用關係而與筆者所 參與觀察的對象形成連結。

在本文中出場，貢寮水梯田生態保育計畫裡的非在地行動者們，可以初步區 分為公部門體系、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團隊、在地中介者、以及透過朋友關 係加入水梯田計畫的其他專業工作者或業餘自然觀察者。吳博士屬於公部門體系，

於貢寮水梯田生態保育計畫的草創時期任職於林務局。靜香則屬於人禾環境倫理 發展基金會團隊。在該計畫開始前，狸老闆便與許多業餘自然觀察者於貢寮地區 長年關心水梯田的環境與生物相。狸導演則是透過水梯田生態保育計畫的串連，

進入並進行影像記錄，並與許多水梯田耕作者維持著頻繁的互動關係。上述這些 行動者，除了極少部分以外，都曾經在水梯田的農耕勞動中出過力，或參與在大 部分需要大量勞力的農忙工作中。

在本研究中，水梯田耕作者與非在地行動者，組成兩個區別但具有孔隙的子 範疇，共同形成本文所使用的「貢寮水梯田耕作社群」所指涉的社會範疇，也是 本研究所進行田野工作的對象。

田野調查工作期間，我也利用 GPS 儀器與 QGIS 等地理資訊軟體進行水梯田 地景以及灌溉設施的數位化作業。QGIS 是一開放原始碼的地理資訊系統軟體，本 研究中所有的地理資訊分析皆是以QGIS 進行，⁸ 並引用 Google Map 衛星圖層進 行圖層套疊比對。在水梯田的面積變遷分析部分，則使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

8 關於該應用程式本身，可參閱 QGIS Project 頁面（QGIS Project，http://www.qgis.org/en/site/，查 詢日期：2015/02/21）

學研究中心 GIS 專題中心，就臺灣文史資料海外徵集與國際合作計畫內所徵集之 臺灣 CORONA 衛星影像作為分析圖層。⁹

Fig. 1-1 新北市貢寮區地形與行政區域圖。

左下角藍色區塊為筆者所加，為本研究田野調查進行的主要區域。（現代工程 資訊社，2007）

9 臺灣 CORONA 衛星影像係由美國 CORONA 衛星所拍攝（臺灣 CORONA 衛星影像：http://gis.rc hss.sinica.edu.tw/corona/，查詢日期：2017/04/30）。原件典藏：USGS，檔案提供：中研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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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第五 五節 節 田 田野 野地 地區 區概 概述 述

清光緒元年（1875）開始，貢寮才正式被編入帝國疆域的行政區內，最初與 雙溪地區共同組成三貂堡，隸屬於台北府淡水縣。後於光緒十三年（1887）改隸 台北府基隆廳（唐宇，2004:105-110）。日治初期，三貂堡行政區範圍不變，所屬 行政區變更為臺北縣基隆支廳，至明治三十四年（1901），納入現今雙溪的泰平地 區，並異名為基隆廳下轄的頂雙溪支廳。明志三十九年（1906）臺北廳與基隆廳 合併為臺北廳，大正九年（1919），舊有行政區域制度大幅修正後，原來共同組成 頂雙溪支廳的現今貢寮、雙區兩區正式分離為雙溪庄與貢寮庄，並改隸於臺北州 基隆郡（唐宇，2004:115-116）。至此，現今的貢寮區行政界域已經成形，進入民 國時期後僅受轄行政區歷經調整，改為臺北縣貢寮鄉，後於2010 年改為新北市貢 寮區。自日治時期設立貢寮庄後，貢寮區的行政區域範圍均保持不變，僅村、里 的劃分與範圍有些許調整。

貢寮區是新北市轄下地處最東的行政區，東臨太平洋，西邊是雙溪區，北邊 是瑞芳區，南邊則與宜蘭縣頭城鎮相連。現在的貢寮區內產業以農、漁及觀光產 業為主，且有強烈的地域與季節集中性。因沿岸多港灣，且鄰近豐富漁場，造就 貢寮區的發達漁業（林淑慧，2005:10-21）。2015 年度的漁業統計資料顯示貢寮區 的漁戶數為2,804 戶，漁戶人口達 6,812 人，佔該年度區內現住人口 12,860 人的二 分之一以上，漁戶人口數於新北市僅次於金山區與淡水區。貢寮的水產養殖面積 為 21.40 公頃，全數為潮間帶地區的淺海養殖池，新北市的水產養殖面積僅 29.18 公頃，貢寮區即佔全數的七成以上。水產養殖與近海漁業共同組成貢寮區漁業的 主要經營項目，兩者產值合計佔貢寮地區漁業產值的 94.8%。¹⁰ 除此以外，海岸 地區的天然資源採集，如石花菜，也構成部分漁村地區家戶年間的重要收入來源

（王靜娥，2012:8-9）。

貢寮區農業人口僅833 戶、2,743 人，農產生產品項較多者為水稻、甘藷、山

10 以上資料皆來自於新北市政府 2015 年統計年報，〈農林漁牧〉項目，注意統計項目為貢寮區以 及貢寮區漁會的產值加總。（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http://www.bas.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102 39，查詢日期：2016/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