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06)

第四章

翻譯與學術發展

翻譯是學術發展的重要中介場域。國內學術發展深受西方學術界動態影響，

在議題設定、理論概念援用，乃至於研究方法和示範案例方面，無一不是仰望西 方，尤其以英美為依歸。然而，台灣進口西方學術思潮，亦非全面接收，而有其 特定脈絡下的選擇。正是在選擇機制和發揮影響的方式上，「翻譯」扮演了重要 的中介角色。一方面，挑選什麼樣的著作來翻譯，大體上是依循本地引進西方學 術思潮的趨向，例如若學術界流行 Michel Foucault 的思想，那麼翻譯其著作的知 識興趣和市場機會，便會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學界也會藉由在教學和研究上引 述既有的翻譯著作，促使譯作成為塑造學術發展的要素，亦即市面上有什麼可用 的中譯本，方便拿來教學或引述，便可能會導引了知識吸收的選擇方向。

雖然翻譯在本地學術教學和研究上扮演了關鍵角色，但過去學界對翻譯活動 之社會與文化意義的反思討論很少。所謂的「翻譯研究」，大致上是語言學研究 和語言教學的一環，偏向於翻譯實務和教學的技術、經驗和規範性討論；亦即著 重於翻譯技巧，提出提升翻譯品質的方法、準則及判定優良翻譯的標準，卻經常 流於翻譯實務者的經驗談，缺乏較為完整的理論視野。近年來，若干學者警覺到 翻譯場域潛伏的各種問題，才有了比較多樣的討論，超越了翻譯良窳錯漏和翻譯 準則的討論，觸及了翻譯的社會分析或翻譯文化研究等課題³⁷。

第二章與第三章大致鋪陳了戰後台灣社會學類翻譯的發展歷程，指出幾個一 般趨勢，尤其專注於出版市場和翻譯產業的趨向。本章則轉而討論學術場域，從 研究、教學、學術生涯和學術政治等幾個角度來探討學術翻譯活動的影響。

第一節 翻譯與研究：碩博士學位論文的譯作引用分析

本節嘗試觀察人文社會方面學術研究的翻譯引用狀況，據以初步評估台灣學

37 例如，翻譯產業發展、翻譯與國族主義、翻譯與現代性、翻譯與性別、翻譯的文化政治等；

人文社會學類的翻譯討論，參見：陳巨擘，2001；傅大為，2001；張君玫，2004；劉鈐佑，2004 等。《中外文學》近年來亦刊登不少翻譯研究論文，並出過幾個翻譯研究專刊，參見《中外文 學》，1999, 2000, 2001。

術發展特性和學術翻譯著作之間的關聯。具體的分析資料包括三項。首先是分析 學術期刊論文引用翻譯著作的情形，以歷史較久（1988 迄今）、期數較多、涵 蓋學域較廣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為代表場域。其次，以碩博士學位論文為例，

討論研究生階段的學術翻譯引用情形，以及論文主題趨勢。具體資料區分為兩個 部分：一是以歷史較久的台灣大學社會系、東海大學社會系和清華大學社會學研 究所為例，分析歷屆碩博士論文的主題和翻譯引用情形；二是利用國家圖書館的 碩博士論文資料庫，以 1998 年以後收錄的論文參考文獻檔為分析對象³⁸，以中 譯本出版較多、影響較廣泛的西方學者（如 Habermas, Foucault, Baudrillard, Castells 等）做為查詢的關鍵詞，觀察這些西方學者及其（原文、英譯和中譯）

著作的引用情況。

本章鎖定「學術論文的中譯本引用」現象，做為特殊的探究切面，希冀從龐 大的參考書目堆裡，梳理出一些值得討論的趨勢。當然，以這種方法來討論翻譯 對學術的影響，必然有很大的限制。例如，我們很難僅僅從書目的引用數量，直 接推知這些譯本的影響程度。因為作者很可能確實因為熟讀譯本，影響了其整體 思路和分析布局，但也可能只是稍加瀏覽，引證其中一兩句話，甚或為了充篇數，

並未實際閱讀或引述該書，便編入了書目。再者，本地研究生，甚至是學者，即 使閱讀了中譯本，卻經常在參考書目中列出該書的原文本或英譯本，因此很難估 量實際的中譯本使用情形。不過，即使有這些重大困難，筆者依然相信，從事這 種吃力不討好的大規模參考書目數據計算和比較，或多或少能突顯出一些趨向，

或者說，提供一幅尚嫌朦朧的圖像，做為掌握更細緻的翻譯現象的基礎³⁹。

一、中譯本引用的數量分析

首先，筆者嘗試回答一個基本問題：到底中譯本對學術研究的影響有多大？

這是很不容易清楚而具體回答的問題。雖然我們憑著自身或他人經驗，或許可以 輕易指出一些零星事例，甚至是仰賴直覺，便可以確認中譯本確實有一定的影響 力。但是，這種影響如何呈現、如何估量，都缺乏明確的指標。這裡僅採取一個

38 國家圖書館的碩博士論文資料庫在 1996 年以後才要求登錄參考書目，但初期並不完整，1998 年以後的碩博士論文才有完整參考書目資料。這一點限制了本文分析的時間範圍，無法延伸到 更早年代，除非採取人工逐一翻閱可能多達萬餘本的相關論文。

39 比較好的研究譯作影響的方式，應該是從事問卷調查來掌握在研究和教學上使用譯作的大致 狀況，並配合深入訪談以掌握更細緻的情形。不過，在時間限制下，本研究並沒有採取這些方 法。若要深究翻譯如何影響學術發展的問題，可能必須探討台灣學術界的政治生態、知識生產 和傳散的社會過程、知識範型的意識形態，以及學院與社會的關係等等。這都有賴於深入了解 學院運作方式（或可參照 Bourdieu (1988, 1990)、Frost & Taylor (eds.)(1996)與 Kennedy (1997) 等的研究取向），並以訪談方式獲得台灣學術圈的田野資訊。另一方面，這也需要針對特定譯 文文本從事詳盡解讀，從細緻的語法對照，到語氣、修辭、譯名的創製與選擇，翻譯時的剪裁 取捨等，釐析其意識形態的構成（或可參考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編

（1997），有關社會科學之修辭問題的批判性文選）。

看似簡單，但執行起來相當繁瑣的辦法，就是計算已經出版的學術論文，包括期 刊論文，以及碩博士論文的參考文獻中，引用原文和譯本的情形。

由於一篇論文的參考書目少則十餘筆，多則百餘筆，若要平均計算社會與人 文學科論文的譯本引用，總和資料量將非常龐大。為了在有限時間內將資料量控 制在可以處理的規模，所以本研究只選擇一份學術期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因其歷史較久（1988 年起）、期數較多（至 2005 年 3 月有 57 期）、涵蓋學域 較廣。此外，挑選了三個歷史較久的社會學研究所（東海、台大與清華）的碩博 士論文，做為社會學類研究生論文的代表，同樣是考量社會學的領域比較寬廣，

同時，或許可以大略比較碩博士與公私立大學是否有差異。

表七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暨社會學碩博士論文書目引用概況 單位 總筆數 英文

（%）

中文

（%）

其他語文

（%）

中譯

（%）

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

12653 6461

(51.06)

5684

(44.92)

282

(2.23)

224

(1.77)

碩士論文

16127 7115

(44.12)

7477

(46.36)

244

(1.52)

1291

(8.01)

博士論文

4405 1582

(35.91)

2336

(53.03)

97

(2.20)

390

(8.85)

碩士論文

17089 7260

(42.48)

8371

(49.98)

11

(0.06)

1447

(8.47)

博士論文

7578 3411

(45.01)

3677

(48.52)

0 490

(6.47)

清華社會 碩士論文

13860 4718

(34.04)

7869

(56.77)

122

(0.88)

1151

(8.30)

文合計

59059 24086

(40.78)

29730

(50.34)

474

(0.80)

4769

(8.07)

計算結果如表七⁴⁰所示。以研究教學人員為主要投稿者⁴¹的學術期刊，一如 預期，在引用中譯本的比例方面極低（1.77%），遠低於碩博士論文的學生習作

（各所介於 6.47%至 8.85%之間，平均值為 8.07%）。此外，如果觀察引用英文、

40 在尋找學位論文資料時，筆者發現國內碩博士的論文收藏很不完善。早期，政治大學社會科 學資料中心擁有堪稱完整的學位論文收藏，但是 1990 年代以後，許多學校不再提供學位論文 供政大庋藏，近期論文多有缺漏。至於國家圖書館雖然要求畢業生必須提供學位論文，但早期 論文不全，借用翻閱亦不便利。所以，本研究的計算並非全面普查，各研究所皆有若干論文因 故缺漏，未納入計算，但鑒於總資料量非常龐大，應該無妨於整體趨勢。

41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所收文章的作者，幾乎都是專職大學教師和研究人員，只有少部分是 社運界等非學界人士（也多擁有大學和研究所學位）和研究生。研究生投稿的部分大多是碩博 士學位論文的改寫，或是博士班學生的研究論文。

中文和其他外文著作的比例，也可以發現《台社》論文在各項目的平均值，符合 一般的期待：引用較多英文（51.06%）和其他外文文獻（2.23%），比例高過研 究生的學位論文（兩項數據分別為 40.78%和 0.8%）。

當然，中外文書目的引用比例，深受研究主題的影響。例如，如果討論的是 本地特殊的經驗事例或歷史課題，就會參考比較多中文資料；相對的，理論性的 主題就可能徵引較多外文書目。因此，若考慮到本地研究生的學位論文主題，通 常比較偏向於從事本地經驗研究，較高的中文文獻引用比例，似乎不足為奇。不 過，仔細考察《台社》的論文題目，其實大部分也是關注本地經驗的研究。所以，

我們還是得回到成熟學者和研究生對外文文獻的熟悉程度上，來理解這種差異。

不過，這種差異到底意味了什麼，其實很難單純從數據上推斷出來。如果配 合對台灣學界的理解，除了前述的成熟學者和研究生對外文文獻的熟悉度不同 外，或許還可以大膽揣度，在強調全球化、國際連結、尊崇歐美學術成就，簡言 之，有英文和外文崇拜情結的本地學術界裡，徵引英文和外文書目，多少會反映 出這種集體氣氛。而且，成熟學者引述外來文獻的主客觀壓力，可能會大過研究 生。以筆者自己為例，不時會發生的一種情形是，即使平時主要是閱讀中譯本，

但如果身邊有同一本著作的原文或英譯本，就會在徵引文獻時，找出外文版的相 應段落來引用，同時在參考文獻的編寫上僅列出外文版，或者同時列出中譯本和 外文版。

當然，很多時候中譯本的品質欠佳，迫使論文寫作者必須找到外文版的相應 段落，另行迻譯引用，這也是不直接引述中譯本的重要原因。但是，尊崇外文而 看低中文的集體氛圍，應該還是扮演了要角。尤其是不擅於在中外文版本之間平 滑來回穿梭的研究生，經常實際上只閱讀了中譯本（而且有時候只能取得中譯 本，無法取得外文版），卻也要操作「閱讀中譯本，徵引外文版」的伎倆時，就 常會露出馬腳（譬如，寫出了英文書目、作者，但年代卻是中譯本出版年代，顯 示使用的其實是中譯本），或者不曉得如何「正確」引述。這種情形，剛好可以 確認「尊崇英文或外文」的氛圍（參見後文第三節有關中譯文獻引用書寫方式的 進一步討論）。同時，這也意味了這裡統計出來的中譯本引用比例，可能有低估 的情形。

我們可以進一步考察不同語文和譯本引用比例的歷史趨勢。《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的部分（參見附表 4-1），中譯本引用比例從 1988 年至 2004 年，大約在 1%到 3%之間浮動，但是沒有明顯的趨勢。至於學位論文的部分，剔除數量較少、

波動較大的博士論文不計，各校碩士論文的中譯本引用比例雖然也有上下起伏，

但可以看出一個大致的趨勢，那就是中譯本引用比例越來越高：1980 年代中期 以前，平均比例大約是在 3-5%，1980 年代中期到 1990 年代中期大約是 6-8%，

1990 年代後期以降迄今，就明顯超過 10%了。當然，市面上中譯本（包括台灣 和大陸譯本）數量累積越來越多，出版速度越來越快，應該是中譯本引用增加的 主要因素。在此同時，英文文獻的引用比例卻有下滑趨勢，尤其是在最近幾年，

都下跌到四成以下，東海和清華更是下降到不足三成（參見附表 4-2 至附表 4-6）； 同時，在同一段期間裡，東海和清華大學引用中文文獻的比例則昇高，超出了總 平均值；台大社會研究所的變化相對比較不明顯。

這種歷史趨向又意味了什麼呢？是否大家開始勇於徵引中譯本了呢？這和 前述的「閱讀中譯本，徵引外文版」的做法，是否有所矛盾呢？或許，兩個趨勢 其實是同時並存，彼此糾葛；若要有更深刻的解釋，則必須從事質性研究才能討 論了。不過，根據筆者近年教學和指導論文的經驗，這些引用數量比例的變化，

則肯定是受到市面上中譯本日益增加，以及學生閱讀英文和外文文獻意願下降的 直接影響。

最後，筆者試圖觀察歷年的學位論文題目變化，與市面上可取得之中譯本的 可能關聯。其實，這部分很難僅根據引用書目而觀察出什麼端倪。本地學術風潮 的轉化，直接牽涉到台灣如何引進歐美的學術時尚或重要轉向（西方馬克思主 義、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文化研究、後殖民論述、同志研究等，

或是重要的「大師」，如 Foucault, Bourdieu, Habermas, Giddens, Baudrillard 等）。

對研究生而言，除了教學場域的相關課程開設和教師的指導引介外，中譯本正是 接觸這些學術思潮的最重要管道。但是，如果要建立論文題目或研究取向（尤其 是理論架構或分析性概念的援用），與中譯本的出版之間的統計關聯，需要更細 緻的研究設計和統計策略，這部分已然超出筆者目前的能力。一種比較簡便（但 操作起來很麻煩）的方法，可能是先建立人文社會學類學術著作中譯本的出版年 表，然後對照不同時期學位論文的引用書目，以及論文中有關問題意識、文獻回 顧和理論性分析架構的部分，來觀察其間的關聯。

在尚未實現上述較為全面而嚴謹的分析以前，根據筆者就手中收集的資料

（三間研究所歷年學位論文的題目及其引用的中譯本書目）的初步觀察，題目變 化的大致趨勢是：1980 年代初期以前，論文題目偏向於現代化範型下的實證和 應用研究，例如價值觀、態度、角色、調適、人口遷移、社區發展等；1980 年 代中後期到 1990 年代初期，明顯出現許多「理論性」的論文（以東海社會所最 多），亦即討論諸如 Weber, Durkheim, Habermas, Foucault 等理論家思想的研究，

但是 1990 年代以後，這類論文比例就大幅減少；1980 年代中期以後到 1990 年 代中期，也有不少論文討論的是威權國家體制的運作，包括地方派系，以及各種 社會運動的分析；1990 年代迄今，有更多樣的論文題目，依大致時序，重要的 類型包括：女性議題、通俗文化研究、都市與區域發展、勞動研究、產業和經濟 社會學、族群政治，以迄近年比較流行的青少年次文化、文化產業、全球化議題、

網際網絡與資訊社會、移民工與外籍配偶等。

這些論文主題的變化，既反映學術思潮的變化，也對應了台灣社會發展中陸 續受到重視的關鍵議題。反映學術思潮變化的部分，如前所述，和相關中譯本的 出現有密切關聯（參見附表 1-1）。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1980 年代中期之後研究

「大師」思想的理論性論文大增，1990 年代以後卻逐漸減少的情形。這或許跟

1980 年代中後期，台灣人文社會學界大量引進西方思潮（從韋伯熱和新馬熱開 始）有關，這些新知激發了學生的研究興趣。但是，1990 年代以後這類理論性 論文的減少，與大師原典中譯本的大幅增加是否有所關聯，則還有待深究。

二、西方「大師」著作與譯本引用分析

接下來，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中譯本書目引用與學術發展的關聯。為了 理解特定學術領域和中譯本引用的關係，筆者選擇幾位著作中譯本出版較多，影 響廣及整個社會人文領域的西方學者為代表，即 Jürgen Habermas、Michel Foucault、Jean Baudrillard 和 Manuel Castells，觀察其引用情況。基本假設是：

（一）這些學者的專擅領域各有所偏（例如，以其廣為本地使用的理論概念而 論，Castells 是都市與區域研究及資訊社會，Baudrillard 是消費社會和擬 像文化，Habermas 是溝通理論、公共領域和現代性，Foucault 則是知識⁄

權力與論述的糾葛）。屬於某位學者專擅領域的學域，比較熟悉這位學者 的著作，因此引用該學者原作或英譯本的情形，會多過其他學域（例如空 間相關學域可能引用較多 Castells 的原作或英譯本），引用其中譯本的情 形也較多。

（二）然而，隨著中譯本的出現，其他非專擅領域的引用情形也會隨之增加，但 這些非專擅領域的學域卻比較少引用原作或英譯本。這裡暗示了，中譯本 的出現提供了非專擅領域的研究者跨越知識和語言障礙的機會，也有助於 該學者的思想流傳到非專擅領域。

為了驗證假設，基本做法是普查所有人文社會學域的學位論文，分析其書目 引用情形。不過，這是過於龐雜的工作，幾十年來，台灣已經累積了數萬本人文 社會領域的學位論文，不可能一一檢索。不過，近年來拜數位化之便，有個方便 的替代辦法。國家圖書館的碩博士論文資料庫於 1996 年以後登錄資料包含了參 考書目，並以 1998 年以後收錄較為齊全，也具備檢索功能。因此，我們可以鍵 入譬如說 Foucault 做為查詢關鍵詞，揀選出參考書目中曾引用 Foucault 的論文，

再來整理分析這些資料。雖然涵蓋年代有限，但也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趨勢。

經過整理的引用概況如表八所示，比較詳細的、按年代區分的資料，則可以 參見附表 4-7 至附表 4-10。

表八 碩博士論文引用特定西方學者著作與譯本的學科分布(1998-2003 學年度)

Habermas Foucault Castells Baudrillard

社會學 63 (25; 28.4) 189 (129; 40.6) 51 (60; 54.1) 49 (38; 43.7)

政治科學 172 (73; 29.8) 120 (58; 32.6) 55 (67; 54.9) 12 (6; 33.3) 文學 16 (18; 52.9) 437 (80; 15.5) 10 (7; 41.2) 63 (15; 19.2) 史學 6 (4; 40.0) 36 (28; 43.8) 0(1; 100) (1; 100) 哲學 38(0; 0) 56 (15; 21.1) 0(3; 100) (2; 100) 藝術 2 (10; 83.3) 57 (74; 56.5) 1 (11; 91.7) 15 (86; 85.1) 新聞傳播 83 (23; 21.7) 98 (56; 36.4) 30 (46; 60.5) 70 (44; 38.6) 教育 176 (32; 15.4) 272 (85; 23.8) 16 (24; 60.0) 23 (11; 32.4) 空間研究 23 (18; 43.9) 72 (55; 43.3) 165 (101; 38.0) 57 (82; 59.0) 管理經濟 10 (0; 0) 3 (2; 40.0) 28 (14; 33.3) 6 (2; 25.0) 醫學 0(1; 100) 17 (13; 43.3) 0 3(0; 0) 心理 3 (1; 25.0) 8 (4; 33.3) 2 (3; 60.0) 0(1; 100) 其他 5 (5; 50.0) 14 (2; 12.5) 6 (8; 57.1) 6 (39; 86.7) 合計 597 (210; 26.0) 1379 (601; 30.4) 364 (345; 48.7) 304 (327; 51.8) 註：括弧外為外文（包括原文和英譯本）引用筆數，括弧內第一個數字為中譯本引用筆 數，括弧內第二個數字為中譯本佔全部引用筆數的比例（%）。

表八已經標明了這四位學者的著作與中譯引用筆數的前四名學域。Habermas 的著作以政治科學引用最多，其次是教育、新聞傳播和社會學；Foucault 的順序 則是文學、教育、社會學和新聞傳播；Castells 是空間研究、政治科學、社會學 和新聞傳播；至於 Baudrillard 則是新聞傳播、文學、空間研究和社會學。這裡必 須馬上補充一點，就是這些引用筆數和排名必須考慮各學域論文數量的多寡。譬 如社會學相關系所（含社工、社福、勞工、文化研究、性別等）和學位論文的數 量，會比新聞傳播類的數量要少，自然會表現在筆數多寡和排名上。此外，如前 一節提過的問題，有許多人閱讀的是中譯本，但書目卻寫原文或英譯本，也會影 響我們對前述假設的檢驗。這表示表八和附表 4-7 至附表 4-10 的資料呈現方式，

還無法清楚用以檢證前述的假設。因此，我們必須有更細緻的分析，這意味了更 多的計算與整理工作：將每一筆引用書目列出來，計算不同學域的引用筆數。

整理的成果是附表 4-11 和附表 4-12。限於時間和精力，筆者只整理了資料 量比較少的 Castells 和 Baudrillard 兩位學者的引用情形。這兩位學者也剛好有比 較明確的專擅領域（尤其是 Castells 集中於空間研究），特別能夠突顯出中譯本 出現之後的影響。同時，在仔細檢驗每一筆書目的同時，也方便判別實際上使用 中譯本，但書目卻寫成原文或英譯本的情形。

首先，附表 4-11 以灰色網底標明了引用最多的前四名學域，以及被引用次 數較多的英文和中譯本。引用最多的中譯本是《網絡社會之崛起》（1998 和 2000 年版）、《認同的力量》與《千禧年之終結》這套三部曲，尤其是《網絡社會之 崛起》。英文版裡面，引用最多的則是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 The

Informational City 和 The Urban Question。一如預期，引用最多的中譯本涵蓋學

域很廣，除了 Castells 身為一位都市社會學家及資訊社會理論家，在空間研究和 社會學這類專擅領域裡，引用次數最多以外，也蔓延到其他領域。英文本部分，

引用最多的是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也有專擅領域以外的如教育和管理 及其他領域引用，但或許是「閱讀中譯，引用英文」的結果。其他幾本沒有中譯 本的英文書，就很少有其他領域使用了。

更清楚的是，其餘比較少引用的數十篇英文書目，幾乎都是由空間研究（建 築、都市計畫與地理等）和社會學及政治科學領域統括，甚少有其他學域引用。

很多較為專門的文獻，尤其是 Castells 於 1980 年代出版的早期文章，幾乎只有 空間研究學域引用。說得更明白一些，主要是由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學 位論文引用。這是因為 Castells 的思想是由台大城鄉所的夏鑄九教授引進台灣，

多年來透過教學，學生閱讀或接觸了不少 Castells 各時期的著作。這種學術淵源 或關聯，也表現在某些中譯本的引用狀況上。由於部分中譯集中刊登於空間研究 學域比較會注意到的期刊和書籍，例如《城市與設計》，以及由城鄉所師生編譯 的《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明文書局），即使這些刊物和書籍在市 面上流通，但因為流通管道的影響範圍有限，所以其他學域比較不會注意和引述。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 Baudrillard 的引用狀況。如附表 4-12 所示，引用最多 的中譯本是《物體系》、《擬仿物與擬像》、〈消費社會與消費慾望〉及一篇很 短的文章，〈藝術的消亡與無差別：布希亞訪問錄〉。外文部分引用最多者依序 為：Simulations、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以及 The Consumer Society。如果布希亞主要被認定為是一

文學和新聞傳播等。不過，除了引用最多的確實是新聞傳播、文學和社會學領域 外，空間研究和藝術領域（中譯本引用比例最高）也不少，這或許和這些學域對 Baudrillard 思想的引進，以及該領域裡某幾篇論文的特殊引用情形有關（很多書 目都是只引用一兩次）。例如，藝術領域的引用，很多是集中在〈藝術的消亡與 無差別：布希亞訪問錄〉那篇文章；這篇文章的全部 27 筆引用裡，有七成是由 藝術領域論文引用的。

此外，如果觀察藝術領域，可以發現其引用幾乎都集中在中譯本，空間領域 和新聞傳播領域也有這種趨向。再者，引用最多的《物體系》和《擬仿物與擬像》

分別以 133 和 82 次，遠遠超過了其他書目，也顯示了中譯本對於引用多寡和學 域分布有極大影響（例如《物體系》一書有 29 筆引用歸類在「其他」學域，這 主要是商業設計、工業設計等應用類科；若不是因為有中譯本，這些領域的研究 生幾乎不會碰觸 Baudrillard 的學說）。相形之下，文學（尤其是外文）領域以其 跨越語言障礙的特性（英文閱讀能力較強，論文要求以英文書寫），表現出專擅 領域的特徵，也是比較常引用其他學域不會引用的英文和外文文獻。

綜言之，雖然還不夠嚴謹，但是我們可以從附表 4-11 和附表 4-12 的整理中，

大致看到可以支持前述兩個假設的趨向。也就是說，中譯本的出現可以大幅擴張

這些學者的影響力；比較不是專門研究該學者思想的學域，也會因為中譯本的出 現而加以大幅引用。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如果對於這些外國學者的學說比較不在行，比較沒 有研究該學者思想之傳統的學域，要仰賴中譯本來接觸這些學者的思想，亦即中 譯本的出現是這些思想擴大傳散範圍的關鍵，那麼「中譯本的良窳」影響就很大 了。因為在那些專擅領域裡，對於該學者有較多研究和理解的資源（包括相關課 程的講授和閱讀），也可以據此判別中譯本的品質，但其他非專擅學域正好缺乏 這種資源。有鑒於一般意見皆認為，台灣和大陸的中譯本品質還是難稱優良，這 就顯然是個會深刻影響學術發展的問題了。

第二節 研究之外：教學、學術生涯與學術政治

碩博士論文的書目文獻引用，大抵上來自對其研究主題相關文獻的主動掌 握，以及修習相關課程時的接觸。尤其是做為一般性的理論視野或分析架構概念 來源的文獻，通常是源於課程接觸的結果。從學生和教師的角度來看，中譯本和 翻譯活動在教學過程裡，扮演了什麼角色？翻譯本身的問題是否會影響教學？這 是以下要討論的主題。此外，後文還將討論，從教師和研究者的角度出發，翻譯 活動到底在學術生涯裡發揮什麼作用？位居非正式部門的翻譯工作，是否全然屬 於教師無私奉獻或研究生貼補收入的範圍，而沒有更為正面的推展學術生涯的功 能？翻譯是否也是推展不同於主流視野的批判性思想，以及形成新興學術人際網 絡或社群的重要場域？

一、翻譯與教學：作功德或積惡果

筆者曾瀏覽網際網路搜尋可得的各大學院校社會學類課程的綱要內容⁴²，發 覺有幾個大致的趨勢：(1)非社會學系所（例如教育、企管、經濟等）使用中譯 本教材的情形較普遍。(2)大學部使用中譯本比研究所比例高很多，有不少是全 部使用中文教材（含中譯本和中文創作）。(3)社會學本科的碩博士班使用原文

42 原本打算仿照前一節引用書目的分析方式，計算各類社會學課程的課程大綱裡，中文創作、

原文（英文及其他語文）和中譯本所佔的比例。然而，一方面科目和課程數目眾多（僅以 93 學年度為例，經查詢「大學校院課程上網」網站（http://ucourse.tvc.ntnu.edu.tw/），課程中有「社 會學」字眼的課程（例如普通社會學、都市社會學、教育社會學等）就有 3049 筆（後文附錄 五列出了「社會學理論」部分的 60 筆）。由於數量過於龐大，有許多找不到課程大綱內容，許 多課程大綱內容可能與上課內容不盡然相符，以及雖然列出來的是原文書單（包括英文、德文 和法文），實際上課時或學生私下閱讀的可能是英譯本和中譯本，所以即使計算課程大綱裡的 譯本比例，也無法確切反映翻譯本和教學的關聯，因此放棄做這個苦工。

或英譯本教材比例最高，但還是有一定比例的中譯本，或者所開列的原文或英譯 本教材，在市面上找得到中譯本。無論如何，中譯本都在教學上佔有重要份量。

傅大為（2001）曾經以通識教育課程為主，探討大學教育中翻譯書的角色，

並訪問了幾位授課教師對於譯本的使用情形。他發現，針對如何選擇恰當的翻譯 書給學生閱讀，除了少數與翻譯界有聯繫的教授多少知道哪些是較可靠的譯者 外，通常沒有什麼參考標準。一般選擇標準通常是看譯者是否擁有專業背景，以 閱讀的感覺是否文字通順，說理通暢，甚至以主流出版社的著名翻譯系列，以及 審訂校閱者的名聲，或是主題是否相關來篩選（傅大為，2001: 53）。傅大為認 為這些都不是可靠的標準，專業訓練、文字通順、名教授審訂，在台灣的脈絡裡 都不是好翻譯的保障，甚至會有所誤導。由於這些受訪教師幾乎都不會拿原文書 來對照所選擇的翻譯書，因此隱藏在表面通順文字（甚至文字根本是明顯不通順）

背後的翻譯錯誤問題，就成為傅大為所謂的「黑盒子」了。鑒於高等教育大幅擴 張後，學生的平均語文程度（含中英文）下降不少，對於中譯本的仰賴更為明顯，

教學過程裡不假分辨地使用中譯本，便有更嚴重的後果（ibid., pp. 53-4）。

孫中興（台大社會系）和蘇碩斌（世新大學社會心理系）也曾撰文討論了教 學中使用「原文書」和中英譯本的經驗。孫中興（2004）關注的是在教學中閱讀 社會理論「原典」的重要性，但指出譯本（包括英譯本和中譯本）與原文之間的 可能落差，會影響對於原典的理解：「我一直認為，『社會學理論很艱深』的刻 板印象，多多少少都是因為翻譯所引起的問題」（孫中興，2003: 7）。他認為，

目前古典社會學理論的中譯本，大致可能產生「誤解」（搞錯意思）、「霧解」

（似懂非懂）、「悟解」（心領神會）、「巫解」（譯者有如巫師掌握了解釋權），

以及「無解」（譯文無人能懂）等情況，因此「要靠譯本來遙想或進逼原典，不 論中英或簡繁，總難逃脫這些翻譯方面的詭譎陷阱」（ibid., pp. 6-7）。他也主 張，嚴謹的經典翻譯應該有如中國古籍的譯註一般，除了要有著作、思想和人際 脈絡的介紹導讀，還要有正文版本比較、重要概念註釋說明、重要概念和人名索 引等。沒有這一番功夫，不僅會有翻譯文字本身的問題，還會有搞不清楚原典思 想來龍去脈的弊病，甚至造成以訛傳訛。不過，孫中興認為在目前的條件下，為 了要讓學生接觸原典，英譯本和中譯本依然是不得不然的選擇，譯本是一座溝通 原典和不識歐洲語文讀者的橋，也是一扇門（ibid., pp. 7-8）。

蘇碩斌則描述了他以一本英文書做為大學四年級選修課程教材的經驗。由於 他認為「集體行為與社會運動」這個課程，並無合適的中文教科書，因此要求學 生整個學期細讀一本簡短的英文教科書⁴³（150 頁），這在大學部課程算是少見 的嘗試。蘇碩斌指出使用原文書授課，蘊含了「非翻譯」和「反翻譯」的精神，

甚至主張原文書和翻譯書構成相生相剋關係，因為翻譯品質越高，越沒有閱讀原 文書的必要。他也認為，如果要採用原文書教學，必須選擇沒有繁簡體中文譯本

43 Marx, Gary and Douglas McAdam (1994)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Social Movement: Process and Structure.

的書籍，並且要避免學生以抄錄教師講課的中文說明成為筆記，或是摘譯課本片 段的方式來應付，否則會「破壞原文書教學的真義」（蘇碩斌，2003: 12-3）。

他採取上課前一週提示重點，次週不特定點名學生說明段落大意的方式，迫使學 生閱讀英文。但是他發覺這種方式到頭來成了英文教學，分析學理的時間少於分 析英文句型的時間。學生也跟他反應，一個學期下來，英文閱讀能力雖然變好了，

卻沒有學到社會學（ibid., p. 13）。蘇碩斌認為這是「吸收新知」（社會學知識）

的目的受到「使用工具」（英文）的擠壓，學生沒有學到以中文或中譯本教學可 以學到的深厚學理，使他深感疑惑（ibid., p. 13）。

根據筆者自己的授課經驗，若根據當前大學生和研究生的學習狀態和語言能 力，如果採用英文教材，一個學期的閱讀份量確實會非常少。尤其是對研究生而 言，這經常會導致無法充分掌握特定領域裡的諸多理論流派和概念。因此，不能 不採用一定比例的中文和中譯材料，來填補閱讀份量和廣度上的差距。除非是進 階的課程，學生已經具有一定基礎知識，或者是有優良的英文教科書，雖然份量 較少，但足以涵蓋該領域必備知識，才能夠完全以英文材料教學。但這確實也會 有造成閱讀障礙，以及必須耗費時間講解英文句法的難題。

也有一種結合翻譯與教學的做法，是要求學生翻譯原文書內容做為作業的一 環，希冀藉此引導學生精讀原書、字斟句酌以便深化思考和訓練寫作。也有教師 將學生的譯文審閱校訂後，出版成書。不過，這種做法通常效果不佳。無論大學 生或研究生，在缺乏足夠知識和語文轉換能力下，常見的結果是產出不忍卒讀的 譯文（有時採用不良的翻譯軟體協助翻譯，情況也一樣），勉強校訂出版，品質 也難有保障。

綜言之，目前高等教育，尤其是閱讀份量較多的社會人文學科，在教學上的 困境是：使用英語教材的正當性極高（由於國際化或所謂全球化的潮流，但其實 是西方知識與英語霸權下社會科學經典源出歐西），可是學生程度跟不上而必須 採用中文或中譯教材，但中譯本的品質又問題重重；使用英文材料會淪為上英文 課，使用中譯材料會陷入疑惑和誤解。除了期待中譯本品質提升，以及學生語言 程度突然變好以外，對筆者而言，只能兼納中英文教材，並且必須時時警醒中譯 本的問題，提示學生誤譯的所在，否則就如傅大為所說的「誤人子弟」了。⁴⁴於 教學中使用中譯本，以及從事學術翻譯，到底是作功德（協助學生克服閱讀障礙，

但又缺乏學術功績，因此常有人稱從事學術翻譯是「作功德」，不忍苛責），還 是積惡果（學生因此不再唸原文書，不求甚解，或者陷於錯誤翻譯的迷宮而不自 知），可能沒有簡單的答案，但並不是完全沒有出路的僵局。

44 筆者的做法是，即使有好的中譯本問世，也要開列相當的英文材料。中譯本可以用很短的時 間閱讀，有利於學生迅速掌握知識地圖。英文材料則循序漸進，有利學生相互參照和培養專業 英語閱讀能力。至於中譯本的採用，授課教師必須負起把關責任，時時對照原文，指出錯誤。

不過，這有時候要付出不小代價。例如，筆者曾使用一本文化研究教科書的中譯本教學，為此 製作的勘誤表便長達 22 頁。

二、翻譯：學術生涯的非正式部門

學術翻譯可說是學術事業裡的非正式部門。在日益講求學術期刊的原創發 表，尤其最好是國際發表（亦即使用英文）的學術標準下，向來受到低度認可的 翻譯工作，更是擠向了邊緣。雖然近年來，做為主要研究經費來源的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開始接受經典譯註項目做為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的一種類型，從而肯 定了翻譯工作的學術份量，並且這種計畫案做為學術「業績」，也能成為升等和 評量學術成果的依據之一，但還是比不上「創作」的地位。再者，謹慎從事的翻 譯工作通常會佔去比論文寫作更多的時間心力，對大部分學界人士而言，是吃力 不討好的工作。

不過，譯作出版雖然在學術成果和升等評量上「不划算」，但是做為某種「現 身」的場所，確實有伴隨著出版和流通而來的知名度、影響力，以及與出版業的 合作關係等各種資源回饋⁴⁵。傅大為（2001）便指出，台灣學術或科學類的翻譯 書，常有邀請大學教授或知名研究人員擔任的審訂者、校訂者、主編、總校閱等，

藉其知識權威來替譯本「認證」。傅大為認為這是台灣特有的現象，也是 1980 年代以來的特殊現象，早年並沒有這麼普遍（傅大為，2001: 48-9）。這與解嚴 前後，中間自由派學者崛起，以及改革派學者在文化媒體界，配合報章媒體的擴 張而取得較大發言權和文化資本，有密切關係（ibid., p. 51），也和出版市場劇 烈競爭下的促銷手法有關。除了審定校閱外，還有序言、導讀、推薦序，乃至於 書皮封面或背面的推薦短語等，以及在各大報刊版面撰寫的書評，大部分也都是 由教授執筆。傅大為指出這個龐大的審訂導讀推薦群，並不能保障翻譯品質，甚 至忽視了這些書籍本身的翻譯向度，宛如在評論一本原作而非譯作，翻譯隱匿成 為黑盒子。不過，就學術生涯和聲望而論，這便具有出版界和學界相互拉抬聲勢 的效果。除了親自投入翻譯活動之外，依附在翻譯之上的審訂校閱推薦導讀的部 門，也是個非正式的學術領域。

傅大為還主張，教授學者擔任審訂校閱和導讀推薦群，有擠壓譯者的效果，

亦即譯者身分下降，譯者更不易知名，譯者專業性消失等，1960 和 1970 年為人 稱頌的「好譯者」現象與知名度逐漸減弱等。學院教授在文化媒體出現的機會和 知名度，遠遠超過身為其學生輩的譯者。後果之一就是有心從事翻譯的年輕人反 而不要太專業，而是嘗試各類型書籍翻譯，以多樣的翻譯經驗和名校外文系畢業 生身分，取代了過去雖狹隘但專業的翻譯能力（傅大為，2001: 51）。不過，傅 大為指涉的是一般學術翻譯的情形，尤其是科學普及書籍的翻譯⁴⁶。就社會學而

45 此外，在台灣一般讀者和學生不易掌握外語的環境裡，譯者可能藉由其轉換／中介思想的能 力，而擁有﹙或被賦予﹚掌握知識的﹙權威﹚形象，也是有可能的情形。

46 王道還（2001）也曾舉實例批評科學類書籍翻譯裡，由知名教授掛名翻譯、審訂、評介的問 題，甚至直指大學教授是亂象的製造者和守護人（p. 59）。

論，據筆者觀察，還是由該專業領域的碩博士生負責翻譯居多。但是，也有論者 認為，「專業」是個迷思，擁有專業知識不表示就能善盡譯者職責，語言轉換能 力和認真程度才是關鍵（劉鈐佑，2004）⁴⁷。

縱使有傅大為提出的擠壓譯者的問題，但是對於年輕學子而言，從事翻譯卻 兼有補貼收入（願意接受在教授眼中微薄的稿費）、磨練學思能力（翻譯可能是 不少譯者精讀原文著作的唯一場合），以及提升知名度等效果。例如，近年來譯 者的姓名通常會在書皮封面佔有一席之地，而且經常有較為詳細的譯者介紹附於 內頁（內容可能包括學經歷、已出版著譯作品，甚至有列出興趣嗜好者，猶如公 開的履歷）。因此，還在就讀的碩博士研究生，可以藉由翻譯而得到一個較佳的 學術出發點和名聲。除了出版社壓低成本或方便尋找譯者的經營策略外，這或許 也能部分解釋為什麼有許多研究生願意投入辛苦的翻譯事業。

三、翻譯：學術網絡建立與行動的場域

從事翻譯的另一項附帶功能，是連結學術網絡，或是加強既有人脈。這有幾 種情形：一種常見的情況是由教師帶領研究生翻譯，做為課堂教學或作業的一部 份，然後校閱出版，這種情形是既有師生關係的延伸。例如，朱元鴻等人翻譯的

《後現代理論：批判的質疑》（1994）便是帶領博碩士學生研讀的成果；又如空 間研究領域，則有由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的《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

（修訂版，1994），是歷年來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博士班學生的合作成 果。再者，在正式教學活動之外的讀書會團體，可能由教師或高年級學長帶領，

可能屬於同一個單位系所，或是跨系跨校，在閱讀之外分工合作翻譯出版，人際 網絡也隨著讀書會成員的跨系跨校擴展而推展出去。例如，由陳光興主導的《文 化、社會與媒體》（1992）的翻譯，該書便是「媒–文化」讀書會成員的集體產 物。

此外，在教學和讀書會的脈絡之外，還有專為翻譯書籍而集結的關係，通常 是學生為主，順著原來的人脈去組織譯者群，最後可能把原本不熟識的人集合起 來，並透過合作關係而加深認識，展開其他翻譯之外的合作可能。在社會理論的 領域，1980 年代以前就有不少人從學生時期便投入翻譯工作。例如，前文曾經 提及的黃瑞祺、廖仁義等，以及其他許多學生自組團體，共同努力。到了 1990 年代，新生代學者和學生的翻譯活動更多樣。這類翻譯活動可以視為糾結學術人 際網絡，培養學術勢力的一個媒合點，經常呈現於新的、批判性的知識觀點的形 成過程。

這最後一種情形，有個獨特的、富實驗意味的例子，就是國內「科學與技術 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的學者，在組織這個新興研究社

47 這裡的論者劉鈐佑本身也是業者，曾擔任巨流圖書公司總編，目前主持群學出版公司，有豐 富的學術翻譯出版經驗。他對「專業迷思」的批評，顯然出於長期與譯者合作的實務經驗。

群時，所從事的重要論文讀本的翻譯。2001 年暑假，在教育部顧問室支持下，

國內研究 STS 的學者投入為期三年的「台灣科技與社會網絡」計劃，嘗試建立 跨校、跨領域的台灣 STS 研究社群，並試圖透過翻譯西方 STS 的重要論文，來 結合有共同學術興趣的學者，並利用翻譯過程當做形塑學術社群的辦法，同時產 出有利教學的產品。2001 年該團體開始選擇論文和翻譯，2002 年寒假統合參與 翻譯的師生，於苗栗飛牛牧場舉辦「STS Reader 翻譯研討冬令營」，研討初步的 翻譯成果，除了翻譯人以外，設有校訂人和譯評人的角色，來共同檢視與校閱翻 譯成果（雷祥麟，2004: 12-3）。其最終成果就是 2004 年出版的《科技渴望社會》

和《科技渴望性別》（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主編，群學出版）。簡言之，這 項翻譯計畫的獨特性在於透過翻譯來塑造新興學術社群，以及透過集體努力來確 保翻譯品質。

翻譯是一項社會行動。若引介的是主流思想和教科書，翻譯活動便傾向於強 化鞏固了既有的學術場域規範。翻譯若著重於引進新知，尤其是批判性的新範 型，便會與既有的學術傳統或範型，有潛在的緊張關係。如前文所述，1970 年 代以前，台灣的社會學類翻譯以美國現代化的知識範型為主，譯作主要是為教學 所用，大多選譯與該範型吻合的著作。1980 年代以後，大量湧現的翻譯則有許 多是批判性的新知識，不僅衝擊著既有的知識範型與傳統，也突顯出基進的政治 立場，甚至有連結社會實踐或社會運動的企圖（例如，前文所述的南方出版社和 南方雜誌）。在這種情況下，台灣青壯輩持批判立場的學者和新生代學生有所企 圖的翻譯實踐，便成為撼動既有學術體制的翻譯之學術政治和文化政治場域了。

趙剛翻譯《法國 1968：終結的開始》一書所交代的緣起，便清楚指明了，

批判性的翻譯做為呼應和扭轉社會時勢的學術介入行動之可能性和企圖：

至於翻譯這本書的非因緣巧合的部分，要怎麼說呢？我想到湯普森（E.

P. Thompson）對他的重要寫作的緣起所做的告白，他說，他從不記得 他「選擇」做過這個或那個，他的學術實踐都是受某種外在情勢所召 喚，摩理斯、布雷克要用他的筆傳遞一種浪漫主義的薪火，十八世紀 末、十九世紀初的英格蘭工匠要藉他的喉訴說那幾乎被布爾喬亞主流 史學所遺忘的階級鬥爭浮沉……。我之所以翻譯這本書似乎也是一 樣，也可以說法國 1968 年的街頭英雄要透過我的中文翻譯讓它們成為 中文世界的集體知識與記憶的一部分；讓他們的激進民主的夢想慾望 與行動在三十年後，在遙遠的台灣發聲，成為社會運動的一個支援意 識，成為「台灣人意識」的一個部分。讓 1968 成為「本土」的一部分！

（趙剛，1998: i-ii；強調為原文所加）

信哉斯言。讓異邦的思想和聲音能夠轉化成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增益

本地的視野和力量，向來是翻譯據以自我正當化的重要使命。總而言之，翻譯是 文化交流的場域，也是學術實踐的臨界場域。我們應該持續關注藉由翻譯做為批 判性、反思性的學術工作而介入社會行動的可能。不過，第一步可能要在面對學 術翻譯產業的當前困局，以及學術場域裡翻譯在研究、教學和建立社群過程中的 多重曖昧角色之外，探索可能更為深層難解的「翻譯焦慮」。

第三節 徵候與病理：翻譯的焦慮與療癒 一、拼湊碎片 vs.穿針引線

要把一只瓶子的碎片重新黏合在一起，碎片各自的形狀雖然不一樣，

卻必須能夠相互密實吻合。同樣的，翻譯毋須與原作意義相仿，卻必 須充滿愛意地，將原作的表意模式涵納進來，使得原作和譯作都是一 個更偉大語言裡可以辨認的碎片，一如碎片原本屬於同一只瓶子。

（Benjamin, 1969: 78）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瓶子之喻，指向了原作和譯作的語言互補性

（linguistic complementation），並預設和期待一種更偉大的「純語言」（pure language）（即瓶子）。為此，他強調應該採取直譯（literalness）而非意譯，才 能保證忠實性，並且反映出其對語言互補性的嚮往：「真正的譯作是透明的；它 不會遮掩原作，不會阻擋它的光芒，但容許純語言因為譯作的媒介而強化，更充 分地照亮原作」（1969: 79）。班雅明認為，在各種不同語言中，純語言這種終 極本質，跟語言要素和變化緊緊連繫在一起，而且在語言的創造中，它擔負了沉 重而異化的意義。所以，若要讓純語言解脫這種重擔，將象徵化能指（the symbolizing）轉變為象徵所指（the symbolized），在語言流動中重獲完整的純語 言，就是翻譯艱鉅但唯一的功能（ibid., pp. 79-80）。譯者的任務就是在自己的 語言（譯入語）中，把純語言從另一種語言（譯出語）的魔咒中釋放出來，在自 己對作品的再創造中，將囚禁於作品中的語言（純語言）釋放出來（ibid., p. 80）。

班雅明這個譯者任務的倡議，以及瓶子與碎片之喻，激發了許多有關翻譯的 可能和不可能性的辯論，尤其牽涉解構主義的觀點，迄今未休（例如 Derrida, 2000a;

de Man, 2000）。然而，班雅明的立論奠基於「純粹語言」（後設、本質化了的 終極意義）的概念，以及「意向模式」（符徵、再現模式）與「意向」（符旨、

意義本身）之間的分離對立，卻令人感到憂心。筆者認為，這透顯了班雅明的神 祕主義色彩，以及筆者所謂的「重造後設巴別塔」的計劃，做為一種「現代式計

畫」的限制（參見筆者於附錄六的進一步討論）。

相對於班雅明的破瓶譬喻和純語言的想望，我們或可改用針織這個比拼湊碎 片更加動態的比喻⁴⁸，來掌握翻譯的特質：翻譯是穿針引線的縫製行動。這針是 縫衣針，附有針眼來引導和拉扯縫線（原文的表意鏈結），甚或整塊衣料補片（整 套外來思想），以便修補破洞或縫製新衣（譯入語的文化和思想版圖）。穿針引 線的翻譯工作，同時牽涉了穿刺和結合：為了修補／創造譯入語的意義版圖和再 現模式，為了結合拼組（溝通傳達），就必須有所破壞，引導外來的絲線扎入譯 入語的文化模態和織理中，但最終產品通常會比原來的紋理豐富，或是彌補了原 本存在的漏洞。針織縫合了裂縫。

然而，翻譯縫綴的工作永遠無法完滿或停息。一方面，縫綴總是無法徹底抹 除外來絲線補片的痕跡（不同的材質、色澤和突起，有如結痂的傷口，或是在表 面光滑的內裡，遺留了縫綴的痕跡），但縫補又已經是譯入語紋理的構成部分。

另一方面，語言織理會不斷鬆脫斷裂，因此總是有待翻譯的縫補。在我看來，這 個穿針引線的不斷縫補和裁製工作，才是譯者的要務。翻譯補綴並非要引導或企 及某種純粹而超乎一般意義指涉的（純）語言，而是隨著翻譯行動的持續進展，

交織出新的圖案（文化的創造和再創造）、縫補在特定時空中被辨識出來的漏洞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或者，翻譯就是某種沒有明確意圖的編織慣行（出於 日常溝通的必要）。

循著這種穿針引線的翻譯比喻，我們或許可以針對本研究辨識出來的若干學 術翻譯症候與病理，提出一些補綴的建議（或者，採用另一種針的比喻：翻譯之 為針灸療癒的工具）。就此，我們必須回到文首論及的「強制性多語情境」，來 追究翻譯所指涉的焦慮和創傷，那所有症候的可能病理根源。

二、強制性多語情境下的翻譯症候、病理與療癒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早已處於多語情境之中，不僅是所謂的自然語言，如

「閩南語」、客語、「國語」的混用狀態，也指涉了不同場合、學科、職業、次 文化等場域的專門用語或術語交錯並存的狀態。我們通常在經過了社會化和學習

（以及其中牽涉的刻意壓抑或馴化）後，大致上都能「自然而然」、「不假思索」

地在這些多語情境裡自在生活，不太費力就能夠在已經熟悉的各種語言場域間轉 換、運用自如。但是，也有很多時候，這種轉換遇到了強大的阻礙，可能是學習 的障礙或門檻（突然面臨量子物理的術語），或是使用上的禁制（不准說髒話）。

另外一些時候，我們被迫要從事這種轉換，而無論是否具備足夠的能力，此即謂

「強制性多語情境」。

西方和英語文化在累積數百年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力量支撐下，佔據了當

48 編織也更具有「女性」工藝的意涵，或許可以做為探索「性別與翻譯」論題的新起點。

代的霸權地位，包括台灣在內的第三世界裡的諸多場域，例如學術界，正處於這 種強制性多語情境裡。置身學術場域裡，必須被迫至少在某個階段裡，或是持續 地接觸佔有優勢地位的英文⁴⁹。但是，本地的英語教學和使用環境不良，大部分 學界人士（不僅是學生，也包括留學歸國多年後，英語日漸生疏的學者）無法聽 說讀寫流暢的學術級英語。面對這種強制性多語情境，及其引發的緊張焦慮，「翻 譯」既是對應或解除焦慮的藥方，也是焦慮症候的顯現。這裡所謂的翻譯，不僅 是指正式的筆譯或口譯，也指涉了在閱讀或聆聽英語或其他外語時，腦海裡不自 覺的翻譯（「腦譯」）轉換。亦即書寫和說英語的時候，先以中文思索一遍或打 草稿，才能形諸於英文。換言之，在強制性多語情境下，翻譯其實無所不在，總 是進行中。

就減除焦慮的藥方而論，是指有人將難解的英文轉化為看似熟悉易懂的中 文，便抹除或隱藏了強制性多語情境本身，而舒緩了面臨外語的疏離感和壓迫 感。當然，解藥不一定有效⁵⁰。就焦慮症候的顯現而論，這是指一種不得不持續 從事翻譯的偏執，以及翻譯過程帶進來的陌生元素揮之不去，甚而影響了文化的

「純度」。進一步言，不對等文化交流的情境下，藉由這種無所不在的翻譯場域 的運作，形同不斷從事本國語言的改造、文化的改造，以及自我的改造。陌生、

異己、外來的元素，源源不斷透過廣義的翻譯過程捲入了「我群」的文化根柢：

已然沒有純粹的中文、純粹的中華文化，純粹的自我和我群可言。這種既威脅和 挑 戰 自 我 邊 界 與 文 化 純 度 ， 又 豐 富 了 自 我 內 涵 和 我 群 文 化 的 混 雜 狀 態

（hybridity），和翻譯本身一樣，既是焦慮的根源，又是焦慮的解方，因為混雜 交揉狀態乃是翻譯的本性。

糾纏在譯出語（原文）和譯入語（中文）之間的譯本，形同置身兩種文化、

兩種象徵秩序、兩種思考架構、兩種世界觀交鋒的戰場。體現或寄託於語言符號

49 當然，身為弱勢語言或文化的使用者，雖然要面對強勢者的語言霸權和文化帝國主義侵略，但 是並非意味弱勢者全無阻擋之力，或是無法將外來異質語言予以轉化成為本地的文化養分。再 者，相對於掌握優勢語言者獨尊其語言的自大但單面的狹隘視野，強制性多語情境下穿梭於多 種語言的弱勢者，經常因為擁有這些語言和文化所承載塑造的雙重意識或多重視野，而具有一 定的優勢。因此，弱勢者的翻譯活動及其焦慮，雖然令人不安惶惑，但也彰顯了各種改變和轉 化的動力與可能性。

此外，在某些情況下，居優勢者也會被迫採納弱勢者的語言。例如過去殖民體制出於統治 之必要，必須訓練能溝通雙方語言之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身分的譯者；或者，當今美國加州少數 族裔人數日眾，出於治理需要和選票壓力，政府文告和公務機關開始使用英文以外的多種語 言；又如當今中國大陸的強大經濟力量，引發了學習中文的熱潮。然而，這種優勢者「被迫」

使用弱勢者語言的情形，還是鑲嵌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之中，而弱勢者政治和經濟力量的茁 壯，則是鬆動或翻轉語言階序秩序的必備基礎。

50 無效的原因除了譯本品質不良，引發誤解或新的閱讀障礙，有些時候還牽涉到閱讀者自身能 力的問題。做為外來思想的中文版本詮釋，依然無法抹去這些外來思想本身在象徵秩序或思考 架構上的隔閡，缺乏足夠知識素養者，即使面對了「每個都是中文字」，還是無法理解這些中 文構連起來所形成的象徵秩序。例如，魯貴顯（2004: 23）提及他在教學上的一項觀察，指出 能夠接受或讀懂中譯本的學生，其實是那些外文能力較好的學生，也就是原本就可以自行閱讀 原文者。

裡的思想觀念、意識形態、國族情結、社會區分和分類秩序等，無不趁隙而入，

彼此爭奪。這難保不引發各種焦慮症候。經常論及的主要焦慮，就是圍繞著純淨 或混種、原創或模仿的焦慮，經常討論的議題包括：

1. 純淨中文 VS.歐化語法的爭辯，以及清末民初直譯和意譯的論戰（張君玫，

2004），這還牽涉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西方殖民威逼下，勵精圖治的現代 化歷程，以及投身於東亞翻譯競賽的張力；這是純淨保本或混種求生的生存 焦慮。

2. 「原本」的權威地位 VS.「譯本」的必然反叛之間的焦著；譯本總是涉及闡釋、

猜想、改換、切割重組，以致譯本相較於原本，總是本然的斷簡殘篇，或是 原文的永恆匱缺（翻譯的不可能性），簡言之，這是無法忠實、真相缺席的 焦慮，以及理解和闡述「原本」真義的焦慮。

3. 文化認同和自主定位的焦慮：在翻譯所導致的純淨化或混雜化爭議下，引發 本土文化（學術）自主性的焦慮，例如社會科學中國化（本土化）的爭辯，

這是原創或模仿的「影響的焦慮」。

4. 在以上焦慮的催逼下，還有做為當事人的譯者（專業的、正式文本的譯者，

以及每個身陷強制性多語情境、日常處境下的人）是否及如何隱匿與現身的 焦慮。

以上各種焦慮或許可以說是圍繞著一種社會生存的核心矛盾展開：既要劃定 自我和我群的邊界，以便確立自我的存在和自主性，但又必須與外界、與他人或 異族發生關聯，謀取生存所需的資源，或者就是不得不與「他人」打交道。更甚 者，我族與他人的概念本身就是相互依存的，因此界線不斷劃設，卻永遠不可能 劃清，界線是可滲透的。「翻譯」的基本困局就在於涉入了「分隔獨立」和「連 結交融」的這種雙重基本需要。這裡或許令人憶起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

引發恐懼的「厭棄／卑賤情境」（abjection）和「厭棄物／卑賤體」（abjet）概 念：

使卑賤情境出現的…是對身分認同、體系和秩序的擾亂，是對界限、位置與 規則的尊重。是一種處於二者之間、曖昧和摻混的狀態。叛徒、騙子、明知 故犯者、無恥搶匪、以救人之名義殺人者…。所有的犯罪形式都是卑賤的，

因為它們都提醒著法律的脆弱；然而，預謀犯罪、險詐謀殺、假借名義復仇，

尤有過之，因為它們加倍地展示著法治的不堪一擊（Kristeva, 2003: 6）。

如果「翻譯就是背叛」的古老諺語指稱的是譯文永遠無法如實傳達原文意

旨，那麼「卑賤體」的概念提醒我們，翻譯之為背叛，不僅是背叛了原文，也背 叛了自我和我群文化假想的「純粹性」與邊界，從而成為必須戮力排拒，卻又產 生致命吸引力的厭棄狀態：翻譯是叛徒、明知故犯者、以救人之名義殺人者，彰 顯著象徵秩序界線，以及「純淨自我」的不堪一擊，卻也因此散發著誘人魅力。

「卑賤，是自虐狂的苦痛與歡悅」（Kristeva, 2003: 8）。

上述的各種焦慮，展現為紛繁多樣的具體症候。例如，有一種症候是筆者在 研究所教學時經常遇到的：討論課（seminar）上分配學生報告英文論文時，學 生經常會以翻譯或整段摘譯來代替摘要，尤其顯現於指定的文章較難理解的時 候。這種情形經常會成為習慣，一種要將文章翻譯出來的偏執。當然，透過翻譯 來磨練對於原文的理解，是個很好的訓練方式，但偶而出現的情形是，既缺乏翻 譯所需的知識和語言能力，也欠缺對原文的理解力，只是藉由在形式上把文章翻 譯出來，以便減輕看不懂的焦慮，甚至以此代替了實際的理解。翻譯出來的中文 通常難以卒讀，有些是借助電子翻譯軟體，形成自成一格，有如夢囈或抽象畫、

詩語般的「失語」，背後其實是處身強制性多語情境下，跨語言能力不足的難堪。

這種症候既透露了語言理解和溝通的不可能性，也呈現了本地學子知識學習上的 普遍挫折。

再舉一例：研究論文編寫書目時，中譯文獻的尷尬處境。例如，以下數則直 接引自多本學位論文的參考書目，保留原樣的實例：

夏鑄九等譯（Manuel Castells 原著），1998，網絡社會之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台北：唐山。（原作 1996 年出版）。

夏鑄九譯、曼威.柯司特 (Manuel Castells)，1998，《網路社會之崛起》，臺北市: 唐 山

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著，夏鑄九、王志弘譯，《網絡社會之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唐山出版社，台北市，

第 239-250、429-468 頁(1996)。

Castells,M. (1998),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coiety。

Castells, Manuel, 1996, 夏鑄九、王志弘等譯，1998，《網絡社會之崛起，資訊時代：

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一卷》。台北：唐山出版社。

Castells Manuel(1996)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網路社會之崛起，夏鑄九、王志 弘等譯，台北：唐山出版社。

夏鑄九、王志弘合譯（Manuel Castells 原著），2000，網絡社會之崛起，台北：唐 山出版社。

夏鑄九、王志弘等譯（2000）。《網絡社會之崛起》，台北：唐山。（原書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Castells, M. (2000a), 夏鑄九等譯,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ed., 唐山譯叢 台北市：唐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