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變遷中的民國浙江佛教 ──評陳永革著《佛教弘化的現代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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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門學報》第23 期 / 2004 年 9 月第 1 頁，共 4 頁書評 / 透析變遷中的民國浙江佛教──評陳永革著《佛教弘化的現代轉型》

ISSN：1609-47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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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透析變遷中的民國浙江佛教

──評陳永革著《佛教弘化的現代轉型》

陳雷

浙江工程學院法政學院教授

近些年來，包括民國佛教在內的中國近現代佛教的歷史發展，成為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焦點。一大批富有見地的相關成果問世，使這一領域的研究不再寂寞。這些研究成果，或全景式地展示近現代以來整個中國的佛教發展，如《中國佛教近代史》（釋東初，一九八四年）、

《中國近代佛教史稿》（郭朋等人，一九八九年）、《二十世紀中國佛教》（陳兵、鄧子美，

二○○○年）、《近代中國佛教的復興與日本佛教界的交往錄》（蕭平，二○○三年）等；

或側重於某一時期、某一區域的佛教發展的介紹，如《杭州近代佛教史》（冷曉，一九九五年）、《浙江佛教史》（陳榮富，二○○一年）等。陳永革新著《佛教弘化的現代轉型：民國浙江佛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二○○三年，以下簡稱《轉型》）當屬後者。

作為斷代的、區域性的佛教研究成果，《轉型》一書值得稱道的地方很多。

首先，研究的視角較為獨特：著眼於細微處，以小見大。

佛教作為一種複雜的社會現象，它是由諸多因素構成的綜合體，其中包括教理、教義、

教徒組織、清規戒律、儀軌制度和情感體驗等等。佛教的變遷或曰轉型，大體上不外乎上述這些佛教的構成要素的變遷或曰轉型。我們發現，《轉型》一書在論及民國浙江佛教的轉型時，避開了廣角式的泛泛而談，其視線相當集中，關注的焦點始終為民國浙江佛教弘化（弘法教化）的現代轉型，圍繞此焦點再論及其他。這一點從體系的編排上可以一目了然。當然，

有鑑於民國時期浙江佛門龍象輩出，且又是當時中國佛教弘化活動相當活躍的一大典型地區，因此，從這種轉型中又可折射出民國浙江佛教乃至中國佛教的復興氣象，故又可謂是以小見大。誠如《轉型》一書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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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佛教的復興」，終究歸於佛教僧人為主體的全體佛教徒共同推動的結果。故本研究專注於民國時期浙江佛教僧人為導向的佛法修學及其弘化活動的全面闡述……。（第二十一頁）

其次，對民國浙江佛教的弘化轉型的歸因分析，較為全面、深刻，並且又具有厚重的歷史感。

《轉型》一書認為，民國浙江佛教的弘化轉型是民國時期中國社會轉型的當然反映。民國時期中國社會由傳統封建帝制國家轉變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進程中，從社會構成來說，

明顯地表現為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行政控制大為加強，其中自然包括對佛教的行政控制的加強。在傳統型的小農社會結構中，中國佛教曾經長期佔有相對獨立的社會地位，

是時，佛教開始逐漸被歸納於社會化「行政管理」的範圍，並且越來越多地受制於社會性的行政規範。自晚清‧張之洞首先提議「廟產興學」以來，以行政手段整治佛教的事件層出不窮，正是這種行政制約的具體表徵。至民國初期，地方政府對佛教寺院徵收「經懺絹」、出售「戒牒」，甚至直接參與佛教傳統名山的「香會」經營活動等，更是出於現實的經濟目的。

這一切對於傳統佛教來說，無疑構成了嚴峻的現實挑戰，使之不得不著眼於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變化而調整其弘法取向，這是民國浙江佛教弘化轉型的現實契機。

再者，民國伊始著眼於「革除舊俗、改良社會」，迅速使中國從傳統國家走向現代國家的世俗性的經世思潮，對於包括佛教在內的任何具有追尋「神聖意義」信仰傾向的宗教類型來說，無疑具有顯而易見的衝突作用。當是時，許多傳統佛事活動被誤解為「迷信陋俗」，

成為不合現代文明之時宜者，屬於革除之列。這種現實情形，促使包括浙江佛教在內的中國佛教重新審視智慧解脫的弘法教化傳統，並重新調整自身的弘法範式以適應現實社會的需要，這些構成了民國浙江佛教弘化轉型的直接外緣。

《轉型》一書還認為，促成民國浙江佛教弘化的現代轉型，還有出自佛教弘化的內在需求方面的原因。

這種內在需求主要表現為佛教要證明自身存在的正當性。《轉型》一書分析道，佛教的正當性證明既是認識性的或者規範性的，同時更應是意義性的或者說是價值性的。所謂認識性的或者規範性的證明，就是對「佛教是什麼」的本原性認識；而所謂意義性的或者說是價值性的證明，則必須說明「皈依佛教對於皈依者的生活意味著什麼」的主體實踐問題。傳統佛教以「出世」成佛為修行旨趣和不二法門，但現代國家卻把佛教歸入社會化、制度化的行政管理序列，因此，如何讓傳統形態下的出世佛法與面向現實人生的即世佛行相結合，就必然成為佛教弘化的一大時代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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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對比中透析民國浙江佛教的弘化特點，進而推及弘化轉型的向度，層層遞進，

邏輯性強。《轉型》一書在對比的架構下，對民國浙江佛教的弘化特點作了概略的說明，認為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其一，民國浙江佛教以叢林佛教、寺僧佛教或僧團佛教佔主導地位的佛教格局，決定著民國浙江佛教的弘化主要表現為僧人弘化為主體。這一點不同於上海、南京等地的佛教弘化。

上海以相對健全的佛教組織、慈善機構及佛教文化為內容的都市型佛教，表現為以社會名流密切參與其中的佛教教化；作為京城的南京則體現出以居士佛教為主體而倡導專宗研究的學術弘化。

其二，民國的浙江佛教，名僧輩出，特別是天台宗匠和叢林禪匠更為首屈一指，且叢林代表僧人還表現出多元的志行取向和弘法取向。

其三，民國的浙江佛教，還表現出積極展開海外弘法或求法的開放性取向。

其四，民國的浙江佛教，與香港、台灣的佛教弘化運動，有著密切的關係。

上述說明是概括民國浙江佛教弘化的轉型向度的邏輯前提。在上述基礎上，《轉型》一書認為，民國浙江佛教弘化的轉型向度有二：其一為「宗教化」向度；其二為「社會化」向度。試圖通過傳統佛教的「制度化」或「組織化」建設（主要表現為開展佛教組織建設、推廣佛教教育及加強佛事活動管理等），從而對「迷信化」、「天神化」為導向的民間佛教俗信活動加強佛教正法的融攝作用，這種取向可稱之為民國浙江佛教弘化的「宗教化」向度；

試圖通過改變傳統佛教的自閉性，積極主動地介入民眾的社會人心生活，因此構成了與「宗教化」向度密切相關的「社會化」向度。前者主要表現為對傳統佛教的繼承，表現為固本；

後者則表現為對傳統佛教的變革，表現為開新。在《轉型》一書看來，民國浙江佛教的弘化過程中，將對傳統佛教的繼承與變革、固本與開新較好地統一了起來。

最後，在體系的安排和人物的揀擇上，《轉型》一書也顯現出了自己的特色。圍繞著民國時期浙江佛教弘化轉型這一主題，《轉型》一書依次論述了民國時期浙江佛教組織建構、

僧教育展開、徒眾修學活動、顯密交涉、居士佛教及其廣泛的社會效應，這種由宏觀到微觀，

由顯到密，由出家僧眾到在家居士的結構安排，頗具工夫。如前所述，民國時期浙江佛門龍象輩出，如何借助於他們展示當時弘化活動的現代轉型，人物取捨自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看到《轉型》一書在這方面做的比較合理，禪、教各派的代表性人物依其突出的作為，獲得了相應的地位和規定性：有重視僧伽制度之改革者，如太虛大師等；有注重佛教敦倫教化的社會功能者，如印光大師等；有兼顧叢林修學與大眾教化者，如諦閑法師及其門下、圓瑛法師、

慧明法師等；有力倡律淨兼修者，如弘一法師等；有弘學東密者，如持松、顯蔭法師等；有以佛教教育顯著者，如范古農居士等；有以「知性化」佛學見稱者，如馬一浮居士等……。

上述體系安排和人物揀擇，客觀上有助於較好地綜合展示民國浙江佛教弘化基於「政教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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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教分立」這一弘法格局的時勢判斷下，在「宗教化」與「社會化」的結構張力中所展開的現代轉型。

總之，《轉型》一書對於關注中國近代佛教的歷史發展，特別是浙江地區佛教的歷史發展的教內、教外人士來說，是一本耐讀的書，值得一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