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南延伸的帝國軌跡――西川滿從〈龍脈記〉到《台灣縱貫鐵道》的台灣開拓史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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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向南延伸的帝國軌跡

－西川滿從〈龍脈記〉到《台灣縱貫鐵道》

的台灣開拓史書寫

邱雅芳

^*

摘要

西川滿（Nishikawa Mitsuru,1908-1999）是日治皇民化運動時期台灣文壇的領導人，一生的創作題材幾乎都和台灣有關。相當醉心於浪漫主義的他，

慣常以絢爛的詞藻及異國情趣的筆調去描繪台灣風物。但是從一九四○年代起，西川滿卻開始轉向寫實技法，嘗試以歷史事件為經緯來建構小說。本文所要探討的〈龍脈記〉與《台灣縱貫鐵道》，便是他在這一時期的文學產物。

〈龍脈記〉是一部刻畫劉銘傳時代篳路藍縷開拓台灣鐵路的短篇小說，以這篇作品為基礎，他繼續構思長篇小說《台灣縱貫鐵道》，描寫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1895 年甲午戰後如何帶領日軍接收台灣。這兩個文本的主題都指向路線開發，牽涉到台灣邁入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但也包含作者對台灣歷史的挪用、

改編。道路的規劃與裝置，可以視為權力的延伸。西川滿藉鐵路的擴張隱喻日本人現代化的軌跡，同時也藉歷史小說的營造，企圖改造台灣人的思想軌跡。歷史與小說的双軌書寫策略，鮮明顯示殖民權力的延伸與膨脹。在台灣開發與殖民現代性的視線下，西川滿的書寫脈絡蘊含了繁複的帝國想像。

關鍵詞：龍脈記、西川滿、島田謹二、寫實主義、外地文學論、台灣縱貫鐵道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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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貳、西川滿的寫實主義實驗參、〈龍脈記〉的歷史再現

肆、〈台灣縱貫鐵道〉與日軍征台史伍、結語

壹、引言

西川滿（Nishikawa Mitsuru,1908-1999）對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壇逐漸形成影響力，是在一九三○年代後期¹。在1939 年（昭和 14）9 月，西川滿、北原正吉、中山侑等日人作家籌設成立「台灣詩人協會」，成員還包括台人作家楊雲萍、黃得時、

龍瑛宗等人。後來「台灣詩人協會」改組，「台灣文藝家協會」取而代之於1940 年

（昭和15）1 月 1 日成立，隔月發行機關誌《文藝台灣》創刊號。由西川滿所主導，

集結台日詩人、小說家的《文藝台灣》，為1937 年（昭和 12）中日戰爭爆發後沉寂已久的台灣文壇，攜來一股文學復甦的信心。「台灣文藝家協會」在1941 年（昭和 16）2 月為配合戰時體制而改組為半官半民組織後，《文藝台灣》遂由西川滿「文藝台灣社」發行。在1941 年（昭和 16）5 月張文環另組《台灣文學》之前，《文藝台灣》是當時唯一以新文學為對象的綜合文藝雜誌²，它也是日治時期發行時間最久、

網羅最多日人作家的刊物。西川滿在戰爭期的不少重要創作，多是透過這本刊物發表。《文藝台灣》的運作策略，無疑為西川滿在台灣文壇佔下發言地位，並逐漸展露與日本內地文學抗衡的野心³。

西川滿在日治時期的文學生產，以台灣風土為主題的小說、詩集、隨筆等數量非常龐大，他對於文學題材的執著，即可見一斑。他不僅書寫以台灣為主題的風土民俗故事，每一本書幾乎都由畫家立石鐵臣負責封面及內頁插圖，插圖的內容也是以台灣鄉土景色為主調⁴。無論是他的創作或是主編的雜誌，都大致以這種圖文並

1 西川滿在早稻田大學法文科畢業後，因為老師吉江喬松對他勉勵的一句話：「為地方主義文學要貢獻一生吧」，1933 年下定決心再回到台灣。1934 年（昭和 9），西川滿進入「台灣日日新報」社，主編該報文藝版，同年9 月創設「媽祖書房」，刊行《媽祖》雜誌。從 1939 年設立「台灣詩人協會」開始，逐漸成為皇民化時期的台灣文壇領導人。

2 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的台灣文學活動(1937.7～1945.8)》，台大歷史所碩士論文，1994 年，頁

3 根據中島利郎的研究指出，西川滿對「台灣文藝家協會」的組成與《文藝台灣》的經營策略，都指向建66。

立「地方主義文學」並與日本中央文壇對峙的野心。請參閱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研究：「台湾文芸家協会」の成立と「文芸台湾」――西川滿「南方の烽火」から〉（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研究：「台湾文藝家協會」的成立與「文藝台灣」――從西川滿「南方的烽火」談起），《岐阜聖徳学園大学紀要》

外国語学部編，第45 集，2006 年，頁 91-108。

4 立石鐵臣（Tateishi Tetsuomi,1905-1980），知名畫家，是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也就是當時俗稱的「灣生」。

父立石義雄任職台灣總督府財務局事務官，1913 年（大正 2）調職之故，舉家遷返日本。1934 年開始，

立石鐵臣遷居台灣，中間曾一度回日（1936-1939），後又來台任職，在台大理農學部從事即物精細描寫工作。至日本戰敗後仍以日僑身分留用，擔任台北師範教職、省立編譯館技佐、台大史學系講師等工作，

直到1948 年才遣返日本。1934 年-1939 年間，他數度來台，除了積極創作版畫外與從事描繪動植物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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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的模式印行出版。《文藝台灣》在創刊之初，編輯取向之上就鮮明展現了西川滿的文學趣味；這本雜誌的發表者以日人作家佔多數，內容則偏重於台灣風土歌詠與民俗傳說介紹。至少在1942 年（昭和 17）以前，《文藝台灣》不太具備戰爭文藝的色彩，隨著戰爭越來越臻於高峰，《文藝台灣》才逐漸出現配合戰爭體制的作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西川滿在1940 年（昭和 15）所發表的小說〈赤崁記〉（《文藝台灣》，1 卷 6 號），可說是這份刊物中出現相當早的一篇響應國策的作品。〈赤崁記〉

是西川滿以異國情調重新詮釋台灣歷史故事的初啼之聲，也是從〈赤崁記〉開始，

西川滿在小說創作中展現了鮮明的政治語言，迥異於他以往的台灣相關作品⁵。

〈赤崁記〉在發表後獲得不少好評，並於1943 年（昭和 18）得到第一屆台灣文化賞。對西川滿來說，〈赤崁記〉是他嘗試改變小說風格的創作實驗。他以鄭成功家族的興亡史為主題，在史料方面參考了江日昇所著的《台灣外記》，以凸顯這部作品的真實性與歷史感。不過貫穿小說的神祕青年，卻還是充滿了幻想成分。強調寫實性為主的歷史小說，是以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為題材，它往往以忠實於歷史事實和逼真的細節等手段再現歷史。〈赤崁記〉卻在細節上鋪陳幻想空間與虛構想像。當時的帝大教授工藤好美在〈台灣文化賞與台灣文學〉一文，縱然質疑這部小說的寫實性不強，卻還是部分肯定了〈赤崁記〉的突破，認可它算是一部「成功的令人喜愛的歷史故事」⁶，工藤好美應該看出西川滿在創作上的變化。但是葉石濤則提出另一種看法，他認為〈赤崁記〉還是具有濃厚的幻想性，要到1941 年以降，

他的創作才開始出現轉變：

西川滿得意的小說〈赤崁記〉其實是承繼了佐藤春夫〈女誡扇綺譚〉的傳奇性的濃厚幻想性。但是從同年五月張文環創刊了《台灣文學》之後，西川的創作軌跡逐漸改變，向台灣開拓史為主題的方向靠攏，陸續發表了短篇小說

〈採硫記〉和〈龍脈記〉等以及發展出長篇小說畢生大作《台灣縱貫鐵道》。

《台灣縱貫鐵道》的先驅作品應該是〈龍脈記〉，……。長篇小說《台灣縱貫鐵道》就是這短篇為基礎發展的台灣開拓史的一部分。⁷

工藤好美相當犀利地看出西川滿的書寫轉變，即使〈赤崁記〉寫實性不強，還是選擇肯定西川滿的突破。而根據葉石濤的說法，他分析在張文環創刊《台灣文學》

後，西川滿的創作軌跡逐漸改變。葉石濤是以作品的整體性來討論，他的論點較為保守。以西川滿的創作軌跡來看，其實工藤好美的觀察沒有錯，從〈赤崁記〉開始，

已經可以察覺到西川滿對台灣史的書寫企圖，縱使〈赤崁記〉仍是帶有唯美文學的幻想成分，但是主題卻是透過鄭氏家族的史實，努力將這部小說朝向歷史事件來營造，從此他展開一系列的台灣開拓史書寫工程。誠然，歷史小說是以歷史人物或歷

工作外，也為台陽美術協會的發起人之一。1944 年，因戰爭被徵召，服役於台灣軍，駐軍於花蓮。戰後短暫於臺大擔任講師，1948 年回日本。最重要作品有 1962 年出版的《台灣畫冊》。1980 年 4 月，他因肺癌去世，享年75。

5 關於西川滿在〈赤崁記〉的書寫策略，筆者另已專文討論，請參考拙作〈荒廢美的系譜：試探佐藤春夫

「女誡扇綺譚」與西川滿「赤崁記」〉，收入《文學與社會學術研討會：2004 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台南：

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 年，頁 137-164。

6 工藤好美，〈台灣文化賞と台灣文學－特に濱田‧西川‧張文環の三氏について〉（台灣文化賞與台灣文學－特別關於濱田、西川、張文環三位），《台灣時報》，1943 年（昭和 18）3 月號，頁 105。

7 葉石濤，〈序：西川滿與台灣文學〉，收入西川滿著，黃玉燕譯，，《台灣縱貫鐵道》，台北：柏室，2005 年，頁26。不過葉石濤文中所提到的年代有誤，《台灣文學》是 1941 年 5 月創刊，而〈赤崁記〉是 1940 年12 月發表，並非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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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事件為題材的小說，在主要人物與情節發展，它往往忠實於歷史事實，但也允許細節部分的想像。〈赤崁記〉在創作內涵之上，加入許多幻想的成分，縱使他引用了《台灣外記》的史料，也不能算是一部歷史小說。不過以台灣開拓史為主題的〈龍脈記〉與《台灣縱貫鐵道》⁸，則已經相當貼近歷史小說的書寫方式。重點在於史觀的詮釋立場，西川滿是採取日本官方觀點。〈龍脈記〉是一部刻畫劉銘傳時代篳路藍縷開拓台灣鐵路的短篇小說，以這篇作品為基礎，西川滿繼續構思長篇小說《台灣縱貫鐵道》，描寫北白川宮能久親王（kitashirakawanomiya yoshihisa，1847-1895）

在 1895 年甲午戰後如何帶領日軍接收台灣。這兩個文本的主題都指向道路開發，

牽涉到台灣邁向現代化的發展過程，這當中也包含了作者對台灣歷史的挪用與重構。

運用大量史料所完成的〈龍脈記〉與《台灣縱貫鐵道》，西川滿捨棄了唯美主義的方式，而使用寫實技巧呈現。寫實主義注重事實或現實，反對不合實際的幻想，

這和西川滿的文學脾性其實不盡相同，他的書寫轉變顯然傾向於呼應島田謹二的

「外地文學論」。1943 年（昭和 18）5 月，西川滿透過《文藝台灣》的〈文藝時評〉

為文批判台籍作家的鄉土書寫是偏離戰爭國策的「糞寫實主義」，進而強調寫實主義與皇民文學的關係。以無產階級為描寫對象的寫實主義文學，並不被西川滿所認同。關於寫實文學的內容，他似乎自有定見。比較文學者島田謹二在「外地文學論」

所提出的觀點，以及西川滿對於寫實主義的詮釋，是本文所要處理的課題之一。另外，〈赤崁記〉可以說是西川滿在小說體裁上從唯美文學到寫實文學的過渡時期，

從〈赤崁記〉以降，他開始經營一系列的台灣開拓史書寫。紀實與虛構、歷史與小說的双軌書寫策略，成為西川滿在四○年代的創作主軸，在〈龍脈記〉與《台灣縱貫鐵道》的創作技藝上，這兩部作品主題都涉及到台灣開發史，西川滿如何將政治語言與帝國思維融入歷史情境，是本文所欲探求的⁹。

貳、西川滿的寫實主義實驗

西川滿的文學脾性，其實傾向於陰柔美的追求。大學時期以法國詩人藍波為研究對象的西川滿，深受藍波文學的啟發¹⁰。他的文學生涯，也從來沒有放棄過浪漫主義的筆調。在 1940 年代戰爭臻於高峰之際，西川滿是台灣文壇日人作家的領導人，他必須在文藝政策上有所行動。當時他所發表的文藝動員言論，相當慷慨激昂，

而在小說創作上，他則嘗試以寫實主義技法改寫台灣歷史。另一方面，他也持續經

8 西川滿，〈龍脈記〉，《文藝台灣》，4 卷 6 號，1942 年（昭和 17）9 月 20 日。西川滿，〈台灣縱貫鐵道〉，

分別連載於《文藝台灣》與《台灣文藝》，共十一回，《文藝台灣》計五回，6 卷 3-6 號、7 卷 2 號，1943 年（昭和18）7 月-11 月、1944 年（昭和 19）1 月；《台灣文藝》計六回，1 卷 1-4、6-7 號，1944 年 5-8 月、11-12 月。

9 關於西川滿小說的研究，陳藻香的博士論文《日本領台時代の日本人作家：西川滿を中心として》（東吳大學日文所博士論文，1995 年）可以算是最詳盡的。而針對西川滿的鐵路主題，則有朱惠足的〈帝國主義、國族主義、「現代」的移植與翻譯：西川滿《臺灣縱貫鐵道》與朱點人〈秋信〉〉（《中外文學》，第395 期，2005 年 4 月，頁 111-140）。

10 法國詩人阿爾蒂爾‧藍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他的創作生涯只有五年，作品數量有限，卻被公認是是象徵主義運動最傑出的詩人之一，也被認為是其後超現實主義的鼻祖。象徵主義者力求發現（或破譯）隱藏在日常事物後面的真實，在題材上側重描寫個人幻影和內心感受，極少涉及廣闊的社會題材。

超現實主義者則進一步要求通過直覺和幻想創造事物之外的真實。藍波的詩作有種創新精神，善於製造陰鬱而狂熱的氣氛。他認為「幻覺」和「曖昧的主觀世界」構成詩的「真實」。關於藍波與法國文學的介紹，請參閱陳振堯，《法國文學史》，台北：天肯文化，2003 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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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自己擅長的主題，就是台灣風俗民情的細膩書寫。雄壯的歷史小說與陰柔的台灣民俗書寫，顯然是兩條平行線，西川滿選擇齊頭並進的方式進行。這樣的書寫策略，

和島田謹二所提出的「外地文學論」有密切關係。

西川滿在1933 年（昭和 8）自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再度來台，經老師山內義雄的介紹而認識了台北帝大教授矢野峰人、講師島田謹二¹¹，西川滿從此和島田謹二保持親密的交往。島田謹二也由於結交到西川滿，逐漸對住在台灣的內地人的文學活動產生興趣，從此開始研究台灣的日本人文學，進而在一九三○年代後半有「外地文學論」的提出和《華麗島文學志》的書寫計畫¹²。強調「異國情調」與「寫實主義」為共同基調的「外地文學論」，是島田謹二參考法國殖民地文學（litt’erature coloniale）的狀況後，將其概念介紹到台灣，而提出了「外地文學」的論點。島田謹二以日本內地為座標，將在台日人作家創作於殖民地的文學命名為「外地文學」，

他的用意除了要區隔內地文學與外地文學的地理差異之外，也有意合理化外地作家創作「異國情調文學」的獨特性。

根據法國外地（殖民地）文學的範疇，「異國情調文學」和「外地文學」並不相同，它們各自具有互不相容的要素。前者基本上是以來自內地的「旅行者」為媒介去書寫殖民地，後者則是居住在殖民地的作家所創作的作品。因此，兩種作品的視線是截然不同的：一個是居住者由內部觀看殖民地的「外地文學」，一個是旅行者由外部觀看殖民地的「外地觀光文學」。「外地文學」奉「寫實主義」為圭臬，「外地觀光文學」則含有許多異國風情，繼承「異國情調文學」的傳統。¹³根據法國殖民地文學的定義，寫實主義是最重要的特色。但是島田謹二則積極將「異國情調」

的因素引進「外地文學」中，不僅是因為當時台灣人作家也崇尚寫實主義，如果外地文學論只重視寫實主義就會顯得毫無特色，此外也和他自身的文學信仰以及西川滿有很大的關係。島田或許是期待外地作家在「異化」台灣的過程中，也能夠強化自我身份的定位，並且向日本中央文壇爭取文學的發言權。此外，島田謹二也認為，

外地作家儘管使用寫實主義文學的方式來呈現外地風情，對日本讀者而言還是具有異國情調，這兩者是不衝突的。

島田謹二〈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未來〉一文特別強調，他所謂的「寫實主義」，並非西方以普羅大眾為對象的寫實主義文學：

但是，即使說是寫實主義卻不可和所謂無產階級的寫實主義等同視之。那是完全的或朝向特別的政治目標而做宣傳、唆使、曝露為志向的，是脫離了文藝本色。不是那種偏頗的東西，而是真正對文藝獨特的任務有所覺醒，把與內地不同風土之下共同居住的民族的想法、感覺方式、生活方式的特異性，

就這樣生動的「結合生命」描寫出來的話，這時就會完成一幅生之縮圖，而

11 矢野峰人（1893-1988）詩人、英文學者，日本岡山縣人。1928 年（昭和 3）就任台灣帝大教授，擔任西洋文學講座。1937 年（昭和 12）兼任台北帝大文政學部長、圖書館長、台灣文藝家協會會長、皇民奉公會文化部參事等。戰後被台大留任至1947 年才返日。島田謹二（1901-1993）比較文學學者，他於 1929

（昭和四）年來台任教，在台北帝大教授英國文學與法國文學，也是官方文藝政策的主導者之一。島田於1944 年底返回日本，在殖民地度過了近 16 年的歲月。

12 請參閱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心》，清大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3 年，頁 53-54、65-67。

13 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心》，清大中文系碩士論文，2003 年，頁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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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一種新題材的、在所謂「政治的態度」以外深深植根於文學獨特之領域的寫實主義吧。¹⁴

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有意建構一種新的「寫實主義」，不為特定的政治目標而宣傳，而以作家的切身感觸為動力。他把目光投向在台定居的日人作家，期待他們能真實而全面地描寫殖民地風土，以有別於內地文學的日本風土。然而他對寫實主義所下的新定義是非常矛盾的，作為「殖民者的文學」的外地文學，它本身的政治性格不僅相當鮮明，更是外地作家與日本中央文壇抗衡的一種政治態度。因此，「在所謂『政治的態度』以外深深植根於文學獨特之領域的寫實主義」，是否能具體履行呢？島田謹二的文學論調顯然是以殖民者為本位，西川滿也成為他所期待而能實踐外地文學論的作家¹⁵。從西川滿的文藝評論〈外地文學的獎勵〉，也可以看到他對外地作家以外地文學向中央文壇進軍的看法：

當然，同為日本文學，完全不參與中央文壇，不與其交涉是不可能的。更何況只有獲得具有悠長傳統的中央文壇之理解與支持，才能真正得到發展。但是外地文學如其本質必須在殖民的本身另闢自我的方向，才能走出自己的路。¹⁶

外地文學論的觀點中有兩個重要的內涵：寫實主義與異國情調。如果用它來檢驗西川滿的作品，異國情調是西川滿的文學中早已存在的成份，而寫實主義的部分則是西川滿需要克服的障礙。西川滿談到自己的藝術至上主義：「討厭寫實主義的我，提筆寫一篇故事時，頂多是查閱文獻資料，決不會親自走一趟去調查。憑一知半解寫作之前，如果先看到或聽到什麼，就會削弱想像力，喪失詩情畫意。」¹⁷不習慣寫實風格的西川滿，在島田的影響下，從一九四○年代起開始轉變書寫技法，

嘗試以歷史事件為經緯來建構小說。他的書寫策略應該是想要融合寫實主義與異國情調，而這兩種基調首次在〈赤崁記〉被結合起來。

對西川滿而言，寫實主義顯然是他不擅長的風格。但是從〈赤崁記〉以降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朝向寫實文學的努力。〈赤崁記〉這部作品描寫了鄭成功家族的第三代鄭克塽及其夫人陳氏的故事，是西川滿運用不同的時空場景，揉合過去與現代的虛實手法，並參考《台灣外記》所創造出來的歷史故事¹⁸。〈赤崁記〉在發表之後受到不少正面的肯定，並得到1943 年（昭和 18）的第一屆台灣文化賞¹⁹。包括站在西川滿對立的立場，支持寫實主義雜誌《台灣文學》的帝大教授工藤好美，雖然無法完全認同西川滿的文學風格，但在他的文章〈台灣文化賞與台灣文學－特別關

14 島田謹二，〈台灣の文學的過現未〉，《文藝台灣》，2 卷 2 號，1941 年（昭和 16）5 月 20 日，頁 19。

15 島田謹二，〈台灣の文學的過現未〉，《文藝台灣》，2 卷 2 號，1941 年（昭和 16）5 月 20 日，頁 9。

16 西川滿，〈外地文學の獎勵〉，原刊於《新潮》7 月號，1942 年（昭和 17）7 月 1 日。中譯文係引自邱香凝譯，〈外地文學的獎勵〉，收入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第三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年，頁 514

17 西川滿，〈笙歌一曲〉，《アンドロメダ》，第 195 期，1985 年 11 月 23 日。本文轉引自中島利郎著，涂翠花譯，〈「西川滿」備忘錄〉，收入黃英哲編，涂翠花譯，《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台北：前衛，1994 年，

頁128。

18 《台灣外記》是由清朝康熙年間的江日昇所撰，記載鄭成功時代的台灣發展事蹟，可說是鄭成功傳記中相當完整的一本。

19 由皇民奉公會所舉辦的第一屆台灣文化賞，有三篇作品得獎，分別是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西川滿的〈赤崁記〉、張文環的〈夜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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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濱田、西川、張文環三位〉中還是肯定了在西川滿〈赤崁記〉的突破。工藤認為，

對以往的西川滿而言，他一定會想要強調陳姓青年的奇異氣氛，但是在〈赤崁記〉

可以看出作者抑制這種氛圍的努力：「如此抑制的結果，使得作品整體成為一部成功的令人喜愛的歷史故事。」²⁰不難看出，工藤好美會對〈赤崁記〉產生好感，應該在於這篇作品有史料為基礎，儘管他質疑西川滿文學的寫實性不強。

從側面來看，工藤好美會說出〈赤崁記〉是一部「成功的令人喜愛的歷史故事」，也是在不論成分高低的前提下，讚許了西川滿對寫實題材的嘗試。但是他也明白指出，縱觀西川滿到目前為止的努力，也並非完全的成功，還是有進步的空間²¹。誠然，西川滿無法接受工藤好美對他的評價。工藤好美是該屆台灣文化賞的評審，他在〈台灣文化賞與台灣文學〉一文，其實相當肯定採取寫實主義的台人作家張文環的得獎小說〈夜猿〉，而對另外兩位得獎者西川滿與濱田隼雄的作品則是有褒有貶。

這自然引發兩位日籍作家的不滿，西川滿在1943 年（昭和 18）5 月的〈文藝時評〉

（《文藝台灣》6 卷 1 號），就以「糞寫實主義」來批判台籍作家的寫實主義：

總的來說，迄今構成台灣文學主流的「糞寫實主義」，都是明治以降傳入日本的歐美之文學手法，至少對喜愛櫻花的我們這些日本人是全然引不起共鳴的。²²

西川滿指出，台灣作家一味模仿歐美的文學手法卻對現實缺乏自覺，無疑是相當諷刺的，真正的寫實主義絕對不是這樣的；在台籍作家依舊只關心「虐待繼子」

或「家族紛爭」等鄙陋問題的時候，下一代的本島青年早已在「勤行報國」和「志願兵」表現熱烈的行動了。西川滿在〈文藝時評〉上的發言，顯然是受到島田謹二的影響。島田在1942 年《文藝台灣》所發表的〈文學的社會表現力〉，談到西方在十九世紀末期的近代文學幾乎傾倒於「寫實主義」，而日本文壇也有同樣現象：

我國的文壇也大致在那個時候開始和西歐的詩壇、思想壇進行實質的接觸，

漸漸把小說當作文學的中心勢力，由於當時對西歐文物的盲目崇拜，也因為世界的大潮流而有共同的思想節奏，寫實主義的精神與手法，從最初的「寫實派」、中期的「自然派」、後來的「普羅派」，儘管一時一時的名稱不同，

始終一貫是大勢力。²³

西方的寫實主義（realism）表現在文學藝術上，是指涉對自然或對當代生活作準確、詳盡及不加修飾的描述。寫實主義摒棄理想化的想像，而主張細密觀察。對於這股西方傳入而造成的文學勢力，島田謹二似乎不以為然，他甚至質疑所謂「寫實主義」的藝術性。總的來說，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不僅有和日本內地文學一別苗頭的企圖，也抱持著超越西方的野心。他所宣揚的寫實主義，其實是為了帝國慾望所量身訂做的。也難怪西川滿會發出這樣的豪語：

20 工藤好美，〈台灣文化賞と台灣文學－特に濱田‧西川‧張文環の三氏について〉，《台灣時報》，1943 年

（昭和18）3 月號，頁 105。

21 同上註，頁 106。

22 西川滿，〈文藝時評〉，《文藝台灣》，6 卷 1 號，1943 年（昭和 18）5 月，頁 38。

23 島田謹二，〈文學の社會表現力〉，《文藝台灣》，5 卷 1 號，1942 年（昭和 17）10 月，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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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盡寫的那些模仿歐美「糞寫實主義」的作品，即使翻譯成歐美的文字，也是引不起歐美人的注意，只有遭到藐視。作為日本文學家的我們，不是應該去創造一些歐美人怎樣也寫不出來、具有日本傳統精神的作品嗎？並且把英美色彩的東西從文學的世界排除出去。²⁴

西川滿認為台人作家的寫實主義文學，不僅無法反映時局現況，也是模仿自歐美文學的劣等作品。對他而言，所謂的寫實主義，就應該和戰爭國策產生對話，而不是一味地描寫鄙陋的台灣鄉土之情。西川滿的言論，立即引發台人作家楊逵的反駁：「西川氏批評本島人作家還是拼命地描寫虐待繼子或家族紛爭之類的世俗人情

（《文藝台灣》5 月號），濱田氏則是批評本島人作家喜歡描寫缺點（《台灣時報》4 月號）。如果他們批評的是始終都在描述醜惡的現實面的作品，筆者也大有同感。

但是，大多數的本島人作家就算描寫這樣的黑暗面，也有心想從這裡再往前跨出一步。如果故意忽視他們的這種意志，就不得不說那是令人不齒的『曲解』了。」²⁵隨之展開的「糞寫實主義文學論爭」²⁶，相當程度指出台人作家和日人作家對於寫實主義的理解²⁷。

招致這場論爭的〈赤崁記〉，雖然在情節構成上結合了歷史故事，其實它的寫實成分並不高，因為它加入幻想性，帶有作者「理想化的想像」，將鄭氏家族的故事導向日本人立場的史觀，甚至出現「南進」的戰爭語言。由於〈赤崁記〉在刊出後受到不少好評，從而增加了西川滿的信心，促使他繼續創作一系列以「記」的形態，取材自台灣的開拓史、民俗人情、地方史的作品，如〈雲林記〉、〈元宵記〉、〈朱氏記〉、〈採硫記〉、〈龍脈記〉²⁸等，〈龍脈記〉更成為西川滿的長篇小說〈台灣縱貫鐵道〉的藍圖。在這些創作上，他更加運用大量史料來支撐小說的架構。此後他對待文獻的態度，已非「一知半解」，而是越來越得心應手了。

24 西川滿，〈文藝時評〉，《文藝台灣》，6 卷 1 號，1943 年（昭和 18）5 月，頁 38。

25 楊逵，〈糞リアリズムの擁護〉，《台湾文学》3 卷 3 號，1943 年（昭和 18）7 月。中譯文引自涂翠花譯，

〈糞寫實主義的擁護〉，《楊逵全集》「詩文卷」（下），頁124-125。西川滿的文章是發表在 1943 年（昭和 18）5 月《文藝台灣》6 卷 1 號的〈文藝時評〉，濱田隼雄的文章則是發表在該年 4 月號《台灣時報》，篇名為〈非文學的感想〉（ひ文学的な感想）。

26 關於「糞寫實主義文學論爭」已有精闢討論，請參閱垂水千惠，〈「糞 realism」論爭之背景――與《人民文庫》批判之關係為中心〉，《葉石濤及其同時代作家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春暉出版社，

2002 年 2 月，頁 31-50；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5 年，頁 120-153；第 3 章第 2 節：「楊逵與糞現實主義文學論爭」。

27 根據黃惠禎的論文指出：論爭起於 1943 年 4 月 8 日由濱田隼雄發表在《台灣時報》的評論〈非文學的感想〉，文中明確指責台人作家只會描寫現實的否定面，提及決戰下本島人皇民不積極、不認同的一面。西川滿隨後也在《文藝台灣》發表〈文藝時評〉，一再將台灣作家與日本作家泉鏡花對比，既要大家學習泉鏡花，又批評台灣作家背離日本文學的傳統，要求把帶有英美色彩的東西從文學世界排除出去，以日本文學為師，力圖樹立皇國文學，這才是符合日本傳統精神的文學。1943 年 7 月，楊逵在《台灣文學》發表了〈擁護糞現實主義〉，掀起論戰的高潮。楊逵在文中強調糞便的作用，沒有糞便則稻子就不會結穗，

蔬菜也長不出來，這就是真正的糞便寫實主義。這篇文章清楚說明楊逵面對現實，從現實中尋找出路的寫作態度，也闡明了寫實主義對社會生活的積極意義。楊逵還以台灣文壇的日人作家坂口れい子與立石鐵臣為例，指出寫實主義的作品自然流露出對於群眾的大愛與關懷。針對西川滿、濱田隼雄批評本島作家拼命描寫虐待繼子或家族紛爭、說他們喜愛描寫缺點一事，楊逵認為這是有意曲解作者朝黑暗的現實面往前跨一步、努力奮鬥的建設性意志。請參閱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120-134。

28 〈雲林記〉，《文藝台灣》，2 卷 1 號，1941 年（昭和 16）3 月 1 日；〈元宵記〉，《新潮》，1941 年（昭和 16）11 月 1 日；〈朱氏記〉，《文藝台灣》，3 卷 4 號，1942 年（昭和 17）1 月 20 日；〈採硫記〉，《文藝台灣》，3 卷 4 號、4 卷 1 號、4 卷 2 號，1942 年（昭和 17）3 月 20 日、4 月 20 日、5 月 20 日。

(9)

參、〈龍脈記〉的歷史再現

1885 年（光緒 11）的 9 月，清廷將台灣升格為行省，任命劉銘傳（1836-1895）

為首任巡撫。在其任內，他實施辦防、練兵、清賦、撫番等政策。繼而實行樟腦專賣、茶葉獎勵，設置樟腦局、礦務局。並興辦洋務，設置軍械機器局、火藥局、撫墾局、樟腦局、礦務局、水雷局等機構。1887 年 4 月，劉銘傳奏請清廷准許在台修築鐵路，他強調鐵路之興建，可應三大需要：一為有裨於海防，二為有裨於建立省城，三為有裨於台灣工程。在李鴻章大力支持下，清廷數日內即予批准。劉銘傳於奉准後，設立「全台鐵路商務總局」，從事勘察路線與施工準備之相關工作²⁹。總辦人由記名提督劉朝幹擔任，會辦為張士瑜、黨鳳岡、蔡斯彤、姚西漢。接下來著手聘請外國工程技術人員來台，鐵路工程設計者為畢嘉（Becker）。〈龍脈記〉即是講述劉銘傳時代德籍工程師畢嘉開鑿鐵路的歷史小說。

透過清朝在台灣的鐵路開拓史話，西川滿展開了對台灣歷史的重新詮釋。除了本文所探討的兩部作品外，西川滿另有多篇以「鐵路」為題材的創作³⁰。他會如此鍾情鐵路，和他童年時期的回憶應該有部分關聯：「虛歲三歲時，跟著父親乘信濃丸到台灣。先是住在多雨的基隆，七歲那年春天，搬到台北的大稻埕。在看得見北門的大稻埕入口，橫過太平街的大馬路，生鏽的鐵路伸向淡水方面，那裡有老舊的火車頭的車庫（從前曾是台灣火車驛站，在上溯是劉銘傳時代的火車票房，我在過了很久的後來才知道的）。」³¹和自己童年生活有密切關係的鐵路，成了他最佳的創作題材。但是西川滿在重現台灣鐵路的開發史時，並沒有把目光放在劉銘傳身上，

而是以德國工程師別克爾（按：畢嘉，Becker）做為這篇小說的主角人物，這是頗具深意的。

〈龍脈記〉以中國人的風水信仰做為開端：「有個東西叫做龍脈，這是構成中國特有的風水思想的根源，在社會生活上跟民眾有不可切斷的關係。」（頁90）³²這條龍脈是構成中國南嶺的一脈，到達福州的五虎山一度消失不見，其實是在福州沿海潛入海底，然後在基隆登陸，接著一路往南綿延到台灣的最南端鵝鑾鼻為止。機器局德國工程師別克爾的不幸，來自於他所測量而要建設的鐵路，必須開鑿這條龍脈：「在風俗習慣不同的眼裡，映出的清國人的日常生活幾乎都是頑劣的迷信罷了，

所謂龍脈，頂多只是既無害又無益的迷信中的一項。」（頁92）這條阻礙鐵路開發的龍脈，在別克爾眼中只是一條普通的山脈而已，但是官兵卻堅信破壞它會招致橫禍，甚至管理這些軍工的廖姓軍官也多次為難別克爾，因此讓工程一再陷入停滯的狀態。此外，讓別克爾的處境雪上加霜的，還有清國軍隊素質的惡劣以及軍官階層

29 陳延厚，《劉銘傳與台灣鐵路》，台北：台灣鐵路管理局，1974 年。

30 西川滿以鐵路為題材的作品有〈台灣の汽車〉（台灣的火車），《台灣時報》，1942 年（昭和 17）6 月；〈二人の独逸人技師〉（二位德國人技師），《台灣鉄道》，361 號，1942 年（昭和 17）7 月；《桃園の客》（桃園之客），台北：日孝山房，1942 年（昭和 17）9 月；〈幾山河〉，收入台灣總督府情報課編，《決戰台灣小說集》坤卷，台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1945 年（昭和 20）1 月。西川滿的鐵路相關作品，也可參閱中島利郎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第2 卷，西川滿】》，東京：綠蔭書房，1998 年 7 月初版。

31 西川滿，〈後記〉，《台灣縱貫鐵道》，東京：人間の星社，1979 年 2 月；這篇文章是西川滿在戰後重新修訂出版戰前所發表的長篇小說〈台灣縱貫鐵道〉所寫的後記。本文引用黃玉燕譯，《台灣縱貫鐵道》，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5 年，頁 384。

32 西川滿，〈龍脈記〉，《文藝台灣》，4 卷 6 號，1942 年（昭和 17）9 月 20 日。本文引用中譯文係由葉石濤譯，〈龍脈記〉，收入《西川滿小說集1》，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 年，頁 90-126。

(10)

的收賄。在西川滿的筆下，德籍工程師別克爾儼然是一具備使命感的人物。透過他的現代思維與科學精神，更加暴露了中國人的無智。

〈龍脈記〉以開鑿獅球嶺作為本篇小說的高潮，由於別克爾堅持從這座山挖開隧道，結果造成多位施工人員負傷。其實，根據近人的研究，就現實環境來考量，

獅球嶺隧道一帶的土質是非常不穩定的：「在一般工程進行中，最使從事監工官兵感到困難者，是基隆獅球嶺隧道之開挖，據地質調查，認為該地區地層鬆軟，泥土含沙與水份甚多，極易移動，但泥土上層堅硬如岩，人工開挖甚為吃力，負責開挖之英德工程師，經數度研究，仍不得要領。甚至開挖後所建立的擋土牆，也可在一夜之間移動位置，於是頻頻更迭工程人員，期其有助於開挖工事進行。」³³如何克服獅球嶺的土質，考驗工程師的勘察經驗與測量技術。但是對兩位來工地視察的清朝官員：鐵路商務總局總辦張士瑜與杜子田將軍而言，頻頻發生事故的獅球嶺工程，已非工程師的專業技術能夠掌握，而是攸關惡果報應。小說中的別克爾，後來被迫將開挖獅球嶺的任務轉手給麥迪遜。而這位麥迪遜，則被西川滿描寫為深具心機的英國人：

年長的麥迪遜比別克爾更世故。比起別克爾什麼都要硬幹到底不同，他用英國人特有的黏性，採取巧妙地利用民族風俗的手法。當他曉得別克爾的沒落來自於龍脈時，麥迪遜在調查獅球嶺以前就去拜訪當時艋舺著名的地理師―

―風水先生高金雞。（頁107-108）

高金雞本來是個挖墓工人，利用在獅頭上發現金雞的傳說，如今成為艋舺頗有勢力的人。麥迪遜把他帶到獅球嶺誦經作法，別克爾所遺漏的微妙人情，這英國人巧妙地掌握了。毫無疑問的，〈龍脈記〉中的兩位工程師，形象相當鮮明；正面形象的別克爾，負面形象的麥迪遜。甚至連小說中的劉銘傳，也傾向於照顧德國人，

而討厭英、法兩國。西川滿會凸顯這種對比，應該是與當時日德同盟的時局情勢有關。麥迪遜的巧妙策略，終究抵不過現實環境的反撲。一次更大規模的山崩，擊垮了麥迪遜，也讓別克爾重執獅球嶺隧道的大任。然而，重新歸隊的別克爾，縱使雄心壯志得以伸張，此時卻被傷寒擊垮。「不幸」的流言，再度瀰漫於施工的人們之間。小說進行到最後，別克爾戰勝了疾病，並且在他的強硬態度下，獅球嶺這條龍脈終於鑿通，但是卻意外挖中令中國人更加忌諱的「龍腦」。對別克爾而言，鑿通獅球嶺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但是對中國官兵來說，卻沒有比觸犯龍腦更令他們感到顫慄恐懼了。

〈龍脈記〉在某方面來說，大致是符合史實的。根據朱昌崚的研究指出：「劉氏於奉准後，立即興工建築，先修台北至基隆段。在德籍工程師碧加（Becker）之技術監督下動工。劉氏為表示其興趣，曾伴同碧加從事最初四英里之勘查工作。然而從開工始，即發生無數問題，如碧加之不能直接指揮軍工；軍工統帥余得昌任意拒受碧加之技術建議。即使劉氏之誠摯勸告，往往亦不能產生預期之結果。故在第一段鐵路竣工之前，至少有五位外籍工程師曾先後參與工作。繼碧加之後之四位英人為坎麥爾（G. Murray Campbell）、瑪體蓀（至目前為止仍與煤礦有關係）、哥特瑞

（E. P. Gottrell，前時與中國北部鐵路局有關係）與瓦特遜（W. Watson）。在瓦特遜

33 陳延厚，《劉銘傳與台灣鐵路》，台北：台灣鐵路管理局，1974 年，頁 26。

(11)

時，余得昌因參加鎮撫蕃族之工作而離開，故其所遇之困難較前人為少。」³⁴透過這段話可以大致掌握〈龍脈記〉所現身的主角，幾乎都以真實人物為主。但是作者所選取的歷史片段，以及文本中一再出現的政治隱喻，都成為帝國敘事的聲音，也傳達了支配性權力與論述結構的積極態度。

西川滿曾經說過：「舉例來說，描繪著住了內地人，本島人與高砂族原住民這三種民族的結合的台灣現實面的作品，在中央內地的讀者讀來，只會覺得是具有異國情調（exoticism）的文學作品罷了。」³⁵姑且不論他為何提出這種言論，但是從他的話至少可以窺探到一件事，那就是內地人將台灣納入一種東方想像的侷限模式。換個角度來看，這段話也可以用來理解西川滿對於「外地文學論」的實踐態度；

他的台灣相關作品不管內涵如何，對內地人而言，都有異國情調的成分。因此，外地文學論的另一個要素：「寫實主義」，成為他努力的目標。把先前討論過〈赤崁記〉

和〈龍脈記〉相互比並，立刻能夠察覺出〈龍脈記〉的寫實手法更加濃厚了。

西川滿的文學轉向，台人作家自然也密切注意。和西川滿展開「糞寫實主義」

論爭之前，楊逵曾經在1942 年（昭和 17）發表了一篇文論〈作家與熱情〉，回顧半年來台灣文學的發展狀況。這篇文章談論範圍概括台日作家作品，其中也提到了西川滿於該年發表的〈龍脈記〉：

西川氏發表了〈火車〉（《台灣時報》）、〈龍脈記〉（《文藝台灣》）兩篇都是所謂的報導文學，我們對他的辛苦應該大加讚賞。但是既然寫成小說形式發表，我們希望他能完全消化、吸收那些調查來的史料，把它們化成鮮血，栩栩如生地傳達給讀者。與其把史料當成一種知識，還不如透過感情去親近史料。〈龍脈記〉寫到後半部，那種調查的成份不再令人讀得很厭煩，這表示他有進步，我覺得很高興。³⁶

這兩篇作品都以台灣鐵路為主題，楊逵不僅把它們稱之為「報導文學」，也表現了部份的肯定，不過他仍質疑西川滿在創作上對於史料的運用技術。能夠把生硬的史料化為生動的情感，才能昇華為文學藝術，否則只是史料的堆砌而已。〈龍脈記〉被台人寫實作家楊逵所注目，足以證明西川滿捨棄浪漫主義的努力，至少有了相當程度的成功。但是楊逵並沒有意識到西川滿改寫台灣鐵路開發史的策略何在。

訴諸過去是詮釋現在的策略之一，西川滿的書寫策略是想以寫實技術重新處理他所蒐集而來的史料，而他的知識運用顯然是把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視線投向台灣開發的再現與詮釋。殖民地歷史的再現（representation），已非對史實的忠實描繪而已，也概括了作者的策略位置。西川滿選擇了清朝鐵路開發史做為文本主題，而在其中鑲嵌了帝國思維，並將殖民地納入帝國想像的一部分。劉銘傳未竟的台灣縱貫鐵路工程，最終是由日本人所完成，〈龍脈記〉誠然是一首殖民地開拓史的前奏。

34 朱昌崚，〈劉銘傳與台灣現代化〉，收入《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 29 編，台北：台灣商務，1986 年，

頁288-289。筆者按：瑪體蓀應該就是小說中的英籍工程師麥迪遜。

35 西川滿著，邱香凝譯，〈外地文學的獎勵〉，《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第三冊，頁 514。

36 楊逵，〈作家と情熱〉，《興南新聞》，1942 年（昭和 17）11 月 16 日。中譯文引自涂翠花譯，〈作家與熱情〉，

《楊逵全集》「詩文卷」（下），頁63。

(12)

肆、〈台灣縱貫鐵道〉與日軍征台史

雖然以「台灣縱貫鐵道」為書名，並計畫要從日軍領台階段寫起直到台灣縱貫鐵道興建完成的故事，但是西川滿始終沒有完成這個書寫工程。從 1943 年（昭和 18）7 月開始在《文藝台灣》連載的〈台灣縱貫鐵道〉，是西川滿的二部曲長篇作品

《台灣縱貫鐵道》之正編「白鷺之章」³⁷，當時他還計劃撰寫續編「蓮霧之章」。根據西川滿的構想，正編「白鷺之章」以描寫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 1895 年甲午戰後如何帶領日軍從北到南接收台灣為主題，而續編「蓮霧之章」則置放於 1896 年以降日本在台灣的縱貫鐵路開發史為經緯³⁸。然而，西川滿在完成「白鷺之章」沒多久，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的日本殖民時代也正式劃下句點，續編「蓮霧之章」

的書寫計畫，從此無疾而終。

在 1943 年創作〈台灣縱貫鐵道．白鷺之章〉之前，西川滿已有多篇以鐵路為題材的作品；〈台灣的火車〉（《台灣時報》，1942 年 6 月）、〈二位德國人技師〉（《台灣鉄道》，1942 年 7 月）、〈龍脈記〉（《文藝台灣》，1942 年 9 月）、《桃園之客》（台北：日孝山房，1942 年）。這些文本的共通點在於它們都發表於1942 年，而且內容皆圍繞在劉銘傳時代的台灣鐵路草創期。西川滿在一篇短訊中有談到這段時期的創作理念：是打算以一連串短篇形式的作品為前篇，描寫領台前的鐵路發展，再以領台後的鐵路建設為正篇，發展成為正式的長篇小說。近來想要暫且埋首於台灣鐵路這個主題，因為有心要完成『台灣縱貫鐵道』³⁹。前述的短篇作品，可以說是為了展開《台灣縱貫鐵道》的暖身之作。

西川滿對於「台灣鐵道」的關注，還可從《文藝台灣》的編輯內容中看出。《文藝台灣》是一本綜合性的文藝雜誌，早在發表一系列的台灣鐵路書寫之前，1941 年（昭和16）第 2 卷 1 號至 6 號的雜誌末頁都附錄了「縱貫線火車時刻表」。這是一種文學的宣傳策略嗎？或只是方便讀者的生活需求？不論編輯者的立意如何，它至少透露了一個訊息，那就是現代性的展示。象徵現代化的火車動力與時間觀念，

已經根植於殖民地。換個角度來看，無論是火車的前進意象，或者是往南延伸的鐵道軌跡，其實也符合了日本南進政策的政治語言。這些因素都不脫殖民現代性的影響。從而，以劉銘傳時代為開端，橫跨到日治時期縱貫鐵路通車的歷史為主軸的台灣鐵道書寫，西川滿在1940 年代的創作重心，傾向戰爭國策的意圖相當鮮明。

可議的是，西川滿為何選擇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征台事蹟做為〈台灣縱貫鐵道．白鷺之章〉的主軸？關於這部長篇小說的創作動機，西川滿提出是為了向父親盡孝道而寫的。因為他的文學志業，和父親的支持有關，而能久親王則是父親所尊敬的人物：「會津武士的血統，父親一生的座右銘是『殺身成仁』，我衷心敬畏的父親，對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殿下──父親參拜台灣神社時不喜歡穿平常服的西裝，一定換穿軍服，或禮服──我也無限地敬慕殿下，我決心以殿下從澳底登陸到台南的升天的期間為經，把從幼時及眼見耳聞的，從劉銘傳以來的縱貫鐵道的祕話為緯，

37 西川滿，〈台灣縱貫鐵道〉分別連載於《文藝台灣》與《台灣文藝》，共十一回：《文藝台灣》計五回，6 卷3-6 號、7 卷 2 號，1943 年（昭和 18）7 月-11 月、1944 年（昭和 19）1 月；《台灣文藝》計六回，1 卷1-4、6-7 號，1944 年 5-8 月、11-12 月。

38 西川滿，〈後記〉，《台灣縱貫鐵道》，東京：人間の星社，1979 年 2 月。本文引用中譯文係由黃玉燕譯，《台灣縱貫鐵道》，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5 年，頁 392-393。

39 西川滿，〈鶏肋〉，《文藝台灣》，5 卷 1 號，1942（昭和 17）10 月，頁 37。

(13)

來描寫日本的作家尚無人著手的草創期的台灣。」⁴⁰西川滿和他父親的態度，不難窺探出能久親王在當時日本人心中的神格地位⁴¹。他也說過在唸台北一中的五年間，每月 28 日台灣神社的例祭日，都會走四公里多的路程去參加團體參拜台灣神社社祀49 歲升天的北白川宮⁴²。

《台灣縱貫鐵道》的書寫動機，除了作者對日本征台史、鐵路開發的濃厚興趣之外，還在於這段歷史是「日本的作家尚無人著手的草創期的台灣」。在此之前其實已有以領台役為主題的作品，島田謹二〈向領台役取材的戰爭文學〉一文，就介紹數篇在日治初期取材自領台役的文學創作。島田在文章開頭即指出，有關台灣的戰爭文學，對日本人而言，最引起興趣的莫過於領台當時皇軍的奮戰了。但是他也提到，本來以為展現皇軍將士奮勇力戰的征台役應該會被當時內地作家廣泛應用在文學創作上，但是通覽那個時期的作品後才驚覺是意外的少，也許是那個時候的日本作家對總力戰尚無自覺吧⁴³。島田在1941 年寫下這篇文章，討論早期領台役相關作品的文學表現，是否意圖以此為借鏡，提示四○年代戰爭文學的創作方向？不論島田的真正用意為何，〈台灣縱貫鐵道．白鷺之章〉誠然是一個適時的回應，西川滿的創作慾望應該也藉此點燃吧。

為響應戰爭的時局與國策，西川滿有意寫出一部帝國史詩般的寫實作品。以台灣征服史為經、殖民地風土為緯的《台灣縱貫鐵道》，不僅符合外地文學的特色，

也能成為振奮人心的戰爭文學。西川滿在回憶創作〈台灣縱貫鐵道．白鷺之章〉前的準備工作時，特別感謝兩位幫助他重現史實的人：

現在回想起來不勝感謝的是，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山中樵氏對我格外的激勵，

中山館長說：「除了你，沒有別人能夠完成這部小說。」因此我能夠對總督府圖書館所藏的一切資料、文獻，進入暗淡的書庫在一年之間，涉獵、讀破。

連門外不出的種種秘古文書，館長都欣然借閱……還有對於台灣總督府鐵道部長滿尾君亮氏特別的關照，我只有感謝。我拜託他說，我希望如宮殿下進擊的路線，去看看鐵路旁的一草一木。他說，搭火車難看見，好，坐軌道台車走全線，於是趁縱貫鐵道的時間差，滿尾部長讓我坐軌道列車，他也特地同乘……。⁴⁴

西川滿為了貼近寫實主義的描寫，刻意埋首圖書館中細讀大量史料，此外又從北到南實地勘察能久親王進擊的路線。這些創作前的瑣碎功課，是他之前最不情願做的事。迥異於之前的短篇作品，〈台灣縱貫鐵道．白鷺之章〉完稿後，確實具備了歷史小說的壯闊格局；從1895 年 5 月 29 日黎明、日本軍艦抵達基隆外海寫起，

到北白川宮能久親王10 月 28 日在台南病逝為止，描寫在五個月之間日本軍隊沿途

40 西川滿著，黃玉燕譯，〈後記〉，《台灣縱貫鐵道》，台北：柏室，2005 年，頁 386。

41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1847-1895)為幕末、明治時代的皇族，曾赴普魯士留學，近衛師團長。台灣民主國成立後，能久親王率領近衛師團進攻台灣，展開為期數月的乙未戰爭。台南攻下後一週，能久親王因感染瘧疾而病死於台南豪族吳汝祥宅邸中。後來創建台南神社祭祀能久親王，遺體則運至豐島岡墓地國葬。

日治時期能久親王被神格化，台灣神社更以能久親王為主祀的神祇。

42 西川滿著，黃玉燕譯，〈後記〉，《台灣縱貫鐵道》，頁 384。

43 島田謹二，〈領臺役に取材せる戦争文学〉，《文藝台灣》，2 卷 6 號，1941 年（昭和 16）9 月 20 日，頁 54-58。

島田所探討的文本，包括總督府陸軍局郵便部長土居香國的漢詩、遲塚麗水的戰爭小說《大和武士》、總督府陸軍局軍醫部長森林太郎（號鷗外）的《能久親王事蹟》、柳川春葉的短篇小說、德富蘆花的處女作

《不如歸》等作品。

44 西川滿著，黃玉燕譯，〈後記〉，《台灣縱貫鐵道》，頁 387。

(14)

與抗日台灣人交戰，終於一路往南攻略至台南的征台事蹟。小說中登場的人物眾多，許多角色都是以真實姓名出現。誠然，這是一部以日本人史觀為立場的小說，

作者並沒有以能久親王為主角，而是透過側寫的方式，藉由日方的人物對話中去形塑這位親王的崇高性。雖然續篇「蓮霧之章」沒有完成，但是可以看出作者計畫以 1895 年（明治 28）到 1908 年（明治 41）年台灣縱貫鐵路通車的日本統治史為歷史背景來安排全書的架構。

這部作品的主要角色：從軍攝影師恆川清一郎、從軍記者村上正名、鐵道隊技師小山保政，可以說是作者參照史料所創造的人物。以不違背大歷史的發展為前提，透過這些人物的對話與小說的敘事，作者所進行的帝國想像穿梭在歷史的縫罅之中。誠然，歷史小說的虛構與紀實，端看作者所佔據的書寫策略位置。從軍記者或是從軍攝影師的安置，是為了忠實紀錄戰爭的一切。然而他們所呈現出來的文本

（text），能真正還原歷史現場嗎？小說再現歷史現場的過程中，自然涉及了凝視的角度，這也決定什麼是被彰顯的，什麼是被遮蔽的。西川滿小說的書寫企圖就在於此。在朱惠足的論文中，已經討論過西川滿在《台灣縱貫鐵道》的史料基礎：「《台灣縱貫鐵路》主要情節大致與日人所著《台灣鐵道史》、《南進台灣史攷》以及英國記者所著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之史實紀錄相符，清朝與日本歷史人 物也多以真名登場。然而，小說當中仍有許多地方出自作者的虛構及刻意改寫，這些與史實有所出入的敘述不只是小說的修飾手法，而帶有濃厚的帝國意涵。」⁴⁵本文將透過圖畫史料《風俗畫報》，分析西川滿撰寫台灣開拓史的表現手法。

戰後返回日本近二十年後的1975 年，西川滿決定在日本出版《台灣縱貫鐵道》，後來在1979 年正式問世⁴⁶。為了還原創作當時的參考資料，也就是配合主角從軍記者村上正名、從軍攝影師恆川清一郎所呈現的從軍畫面，西川滿在書中安插大量領台役的舊照片，此外還採用了從《風俗畫報》全卷所藏的畫⁴⁷。他甚至在每幅圖畫或寫真的旁邊附錄了小說頁碼，藉此透過互文的形式，提醒讀者這些圖片與小說文字的關聯性。〈台灣縱貫鐵道．白鷺之章〉以連載方式在《文藝台灣》發表時，並沒有機會讓這些寫真或圖畫現身。透過專書的出版，也得以一窺作者的史料出處。

被西川滿提起的《風俗畫報》，是日本第一份畫報雜誌。它在1895 年（明治 28）曾經製作過「台灣征討圖繪」專號五編，以日軍攻台之役為主。另有「台灣土匪掃攘圖繪」兩編，報導征台之初日軍平定台灣土匪的事蹟⁴⁸。《風俗畫報》的發刊，是意識到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造成傳統文物藝術、風俗習慣、生活樣式的急速消逝，

因此欲以文字搭配圖繪的方式為傳統留下紀錄，所以這本刊物的特色是著重圖畫做為歷史考證的寫實功能。

45 朱惠足，〈帝國主義、國族主義、「現代」的移植與翻譯：西川滿《臺灣縱貫鐵道》與朱點人〈秋信〉〉，《中外文學》，第395 期，2005 年 4 月，頁 114。

46 1975 年西川滿決定出版《台灣縱貫鐵道》，在排版工作完成後，自 1977 年起他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進行修訂工作，終於在1979 年正式出版。基本上，西川滿定專書在修定的過程中，多是將難的漢字改為平易的，日文假名改為新的用法，並沒有更動內容。

47 《風俗畫報》於 1889 年（明治 22）創刊，到 1916 年（大正 5）停刊為止，總共發行了 27 年，是日本最早的畫報雜誌，也是最大的風俗研究誌。《風俗畫報》共518 冊，內容包括江戶、明治、大正的世相風俗、

歷史、文學、事物、地理、戰爭、災害等等分野。

48 「台灣征討圖繪」專號，共有五編，分別是：第 98 號（第一編），1895 年（明治 28）8 月 30 日；第 101 號（第二編），1895 年（明治 28）10 月 28 日；第 103 號（第三編），1895 年（明治 28）11 月 28 日；第 105 號（第四編），1895 年（明治 28）12 月 25 日；第 109 號（第五編），1896 年（明治 29）2 月 25 日。

「台灣土匪掃攘圖繪」共兩編，第111 號（第一編），1896 年（明治 29）3 月 25 日；第 1115 號（第二編），

1896 年（明治 29）5 月 25 日。另外，沒有涉及征台戰役但是和台灣有關的還有「台灣蕃俗圖繪」共兩編，

第129、130 號，1896 年（明治 29）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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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增刊的「台灣征討圖繪」與「台灣土匪掃攘圖繪」的編輯風格，和《風俗畫報》其他卷的內容一致，分為「論說」、「記事」、「雜錄」三部份。「論說」相當於社論，「記事」和「雜錄」則為記者所傳回的戰地報導。「記事」除記者親眼見聞的戰地實況外，還引用各種公私函牘、軍事公報等，有極大的歷史價值。「雜錄」

多為征戰沿途對於台灣民俗風土的介紹。根據吳密察對「台灣征討圖繪」的研究指出，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各大新聞社便競相派遣戰地記者隨軍紀錄，他們從前線所送回的戰地報導，成為報刊吸引讀者的重要版面。當時以戰爭報導雜誌之面目出現而有名的是博文堂《日清戰爭實記》，和東陽堂《風俗畫報》的增刊號「日清戰爭圖繪」、「征清圖繪」、「台灣征討圖繪」。「乙未（1895 年）戰役」的中文資料有限，

日本官方正式公刊的《日清戰史》雖然全面敘述但卻單調枯燥，而且偏重日軍的戰鬥部署與戰爭行動。像「台灣征討圖繪」這種隨軍記者所描寫的戰爭報導，正好可以從多面向彌補史料不足之處⁴⁹。至於「台灣土匪掃攘圖繪」，和「台灣征討圖繪」

的內涵相當接近，是日領初期關於日軍掃蕩台灣抗日分子的報導，其中也涉及了征台戰和台灣民俗考（如下圖）⁵⁰。在圖畫中，記錄了台灣的人種、習俗、節慶、建築、生活樣態等各種的風俗民情。透過寫真般的圖畫方式介紹，這些圖片也成為日本人認識台灣的知識來源。

值得注意的是，西川滿小說的情節構成，也許受到

《風俗畫報》的影響；小說主角從軍記者村上正名、從軍攝影師恆川清一郎的形象塑造，其部份靈感有可能來自《風俗畫報》。志願從軍的記者村上，隨軍觀察戰爭實況與台灣民情，然後透過「手記」的方式隨筆記錄所見所聞，再以「通信」的方式將他的資料傳回給日本的編輯長。而攝影師恆川清一郎則沿途拍攝戰役經過，以及台灣的風俗民情，透過寫真的方式留下歷史見證。小說中各種實戰場面以及沿途的民俗介紹，都和《風俗畫報》相當類似。西川滿在 1979 年正式出版《台灣縱貫鐵道》時，提到他收藏了全卷的《風俗畫報》，並且在該書中收錄多幅「台灣征討圖繪」的圖片來配合小說。《風俗畫報》特別強調文字與圖畫的寫實性，欲傳達一種「寫真」的效果。這種寫實的報導文學，也正是作者的書寫策略。不過，完全以日本人立場為出發點的「台灣征討圖繪」、「台灣土匪掃攘圖繪」，顯然無法做到真正的寫實再現，而是帶有濃厚的政治意識形態。這樣的凝視角度，也正是西川滿小說的侷限性。縱使西川滿在創作前讀破許多機密的檔案，掌握到一般人無法接觸的史料，例如余清勝脫困或劉永福脫走的歷史，但是他的詮釋觀點卻無可避免成為偏頗的史觀。顯然，在日軍征台史的建構上，西川滿刻意形塑

49 吳密察，〈導讀：《攻台見聞》的時代性與史料價值〉，收入許佩賢譯，《攻台見聞：風俗畫報˙台灣征討圖繪》，台北：遠流，1995 年，頁 42-58。

50 此圖引自《風俗畫報》，第 105 號（「台灣征討圖繪」第 4 編），1895 年（明治 28）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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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正義與人道的一面：

一聽到將有戰爭時，街民之中有錢人爭相越過獅球嶺，從港仔口乘船沿著基隆河逃去台北。沒有錢的人的做法，把寫著「良民居住」四個大字的紙貼在前門，人躲在家裡。貧窮而心地純樸的人，堅信日本軍會保護良民。事實上，

剛才的巷戰，街民未死一名。儘管軍方不得不忍著對於戰策不利的作法，但為了保護良民不得不如此，僅有兩名受傷者的數字便是最好的証明。而且其中的一名，是因為驚慌絆在石頭上，腦袋打到水井，自己招致的災禍。（頁 55）

上一段描述，處理到日軍征台之初的台灣民情，採取完全日本立場的敘述筆法，亟力刻畫官兵愛民的犧牲精神。另一方面，則刻意扭曲抗日的台灣人形象；在小說中，作者把抗日的台灣人一律稱為「敵」、「土匪」或「匪賊」，強調他們進行抗爭是擾民暴動，但是一般良善百姓是馴服接受日軍進城的事實。這些畫面，可以在「台灣征討圖繪」中看到。下圖則是《風俗畫報》在1896 年 5 月所增刊的「台灣土匪掃攘圖繪」封面，描繪日軍抵達台灣之際的熱烈景況。而在西川滿的文字，

也提到這一幕畫面：

城內家家戶戶掛著描繪旭日的速成之旗，其中也有掛白旗。誠然是尊重文字的民族，各戶貼著「大日本良民」的毛筆字，書法極為出色。（頁88）

諸如此類的描述，在小說中不勝枚舉，《台灣縱貫鐵道》和《風俗畫報》的征台圖繪之間，兩者顯然具有多處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不難看出「台灣征討圖繪」與「台灣土匪掃攘圖繪」的報導，是日方的政治意識形態遮蔽了「真實」，而彰顯日軍領台的合理性。不過，縱使西川滿小說和《風俗畫報》的關係值得推測，但顯然這並不是構成他創作靈感的唯一來源，也與他所接觸的其它資料有關。台灣總督府圖書館的館藏檔案中，凡涉及征台役和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事蹟，多是以日本帝國主義為本位的紀錄文件。尤其能久親王最後在殖民地逝世，不僅他的地位被神格化，征台戰役也成為壯烈史詩般的歷史。朱惠足在相關研究中提及：「發表於中日戰爭激烈進行的 1943、44 年的《台灣縱貫鐵路》，試圖透過半個世紀前的日軍征台之役，對日本在殖民地台灣的異族軍事動員進行正當化。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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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當下『這場戰爭』以帝國軍人的身分『為了天皇陛下』而戰，是早在半世紀前收編台灣人為帝國臣民的『那場戰爭』當中，就已預示的帝國理想之實現（「有朝一日」）。做為戰爭時期的文化產物之一，《台灣縱貫鐵路》透過打造台灣被殖民者為帝國主體的共通事業，將相隔半個世紀的兩場日本帝國戰爭銜接在一起」⁵¹可想而知，西川滿的書寫策略，是透過征台戰役的合理性來詮釋日本殖民事業。在小說中，他把抗日的劉永福定位為賊徒，而把征台軍形容為穩定民情、剿除匪寇的正義象徵，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做為征台戰役的精神指標與殖民意義，不言可喻。西川滿自童年時代就十分敬慕能久親王的史蹟，透過日方史料的穿針引線，西川滿的小說也織入殖民者觀點的歷史想像。

台灣鐵道的開拓歷程，成為西川滿重新建構殖民史的材料。《台灣縱貫鐵道》

正編「白鷺之章」的主題還未涉及台灣縱貫鐵路的開發，其中的鐵路書寫多伴隨日本征台戰役的進行，歷史與小說的双軌書寫策略，鮮明顯示殖民權力的延伸。在小說中第一次出現鐵道的身影，是透過從軍攝影師恆川清一郎的眼睛所看到的：

清一郎登上山坡，「啊」，他瞪大眼睛看，有兩條軌道的鐵路，鐵路伸向山腹。

「台灣也有鐵道呀！」清一郎納悶，注視著黑而亮的鐵路。（頁51）

隨時揹著沉重的相機為戰爭留下紀錄的恆川清一郎，在獅球嶺附近看到了鐵路。他以為台灣是個蠻荒之地，根本不可能有鐵路的存在，所以在看到的一瞬間才會如此訝異吧。劉銘傳時代所興建的鐵路是從基隆到新竹⁵²，但是至今已有所破壞。

主角之一的鐵道隊技師小山保政，就是來台灣修復這些鐵路的靈魂人物。如果鐵路能夠通行，對於戰略勢必相當有利；相對火車的前進速度與運輸能力，人力步行根本無法比擬。日軍顯然想以現代化的優勢，從北到南快速征服台灣。西川滿在〈台灣縱貫鐵道．白鷺之章〉，透過技師小山保政修復劉銘傳時代火車「騰雲」的熱情，

重現了日本領台之初的鐵路景況：

小山想像著「騰雲」開動之姿，心裡忍不住湧上的欣喜之情，小山想著也曾跟他一樣喜悅地注視著這同一火車頭的人物。（頁69）

小山心裡所想的人物，就是不顧眾人反對、堅持興建台灣鐵路的劉銘傳。當時

「由兩個德國技師貝德勒與霍凱爾引導著，進入河溝頭街機械局的台灣巡撫劉銘傳，對這輛火車頭以澄澈的眼睛注視著。」（頁69）那一天，由德國技師所建造完成的「騰雲」，在幾年後的今日，將由日本技師的手來修理。這顯然是一個暗示，

中國對台灣的現代化必須仰賴德國人，如今日本接管台灣之後，殖民地的現代化將由日本人自己執行。這誠然是作者的自傲之情，但也可窺探出日本對台灣的改造野心。1895 年 6 月 30 日，日軍登陸台灣後，為配合軍事南下，首先由工兵隊修理基隆到新竹之間的路線。隨後在1899 年（明治 32）開始建築縱貫鐵路，1908 年（明

51 朱惠足，〈帝國主義、國族主義、「現代」的移植與翻譯：西川滿《臺灣縱貫鐵道》與朱點人〈秋信〉〉，《中外文學》，第395 期，2005 年 4 月，頁 123。

52 劉銘傳時代所興建的鐵路分為兩條路線：一條是從基隆到台北，1887 年（光緒 13）開工，1891 年（光緒 17）竣工，全長 28.6 公里；一條是從台北到新竹，1888 年（光緒 14）開工，1893 年（光緒 19）竣工全長78.1 公里。請參閱陳延厚，《劉銘傳與台灣鐵路》，台北：台灣鐵路管理局，1974 年，頁 21-22。

向南延伸的帝國軌跡――西川滿從〈龍脈記〉到《台灣縱貫鐵道》的台灣開拓史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