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網絡、人力資本對社會流動的影響──以新北市雲林同鄉會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社會網絡、人力資本對社會流動的影響

──以新北市雲林同鄉會為例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s and Human Capital on Social Mobility: A Study of the Yunlin County Association of New

Taipei City

陳其育

Chi-Yu Chen

指導教授：辛炳隆 博士 Advisor：Ping-Lung Hsin, Ph. D

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誌 謝

辛炳隆老師，謝謝您。想了很久，覺得這篇謝辭沒有更好的開頭。回顧這一 年論作寫作的過程，辛老師您像個經驗老道的船長，在我的思緒陷入濃霧裡時，

總能適時的指引方向。有時，您也像個鐵血的教官，我一鬆懈怠緩，您當頭就是 棒喝。不過，我們始終知道您有顆如春日溫煦的心，否則我們無法開花結果。

我的同門師兄師姊－－榮邦欣、翁燕雪、鄭如惠，你們總不吝惜提供經驗，

讓我這位起步較晚的師弟得以跟上步伐。過去這段日子，有幾回為了與老師討論 文，冬天的假日清晨也得早起，走在料峭的街頭，想起你們也為了同樣的目標努 力著，頓時充滿動力。人生應該很難有如此的機會，一夥人一起完成共同的夢想。

還有 99 級的同學們，感謝你們讓這段原本苦澀的日子變得甜美。

我更要感謝中華民國雲林同鄉總會張朝國總會長、王崑山前總會長、蔡慶輝 秘書長、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林明德總幹事、陳夜束秘書以及新北市雲林同鄉會 11 個分會幹部的協助，您們讓我感受到雲林鄉親的熱情，以及雲林人特有的樸實善 良。

一路來給予我最大支持的人是我的妻子劉明芳。這兩年來，妳幾乎一個人承 擔起主要的日常事務，是妳讓我能夠心無旁騖的投入工作與學業，感謝妳的包容 及付出。

此時，比我更高興的是我的父母。我願把這一刻所具有的價值，全獻給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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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據政府的人口遷移資料，雲林縣是我國人口外移最多的縣市之一，該縣的 外流人口主要移至新北市，初估約有 40 萬的雲林人旅居新北市。許多先後從雲林 縣北上的人成立新北市雲林同鄉會，形成凝聚鄉親向心力的重要組織。然而，新 北市雲林同鄉會的會員們，在歷經多年的遷移生活後，彼此的職業變遷、社會地 位出現不同的結果。為何來自相同故鄉的人，後來的社會流動卻彼此不同？本研 究將驗證社會網絡、人力資本是否為影響其社會流動的關鍵因素。根據研究結果，

發現「遷移後建構的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及「遷移時的受教育年數」均 對「主觀的社會流動」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顯示社會網絡及人力資本對促進社會 流動有正向的效用。

關鍵字：城鄉移民、社會流動、遷移、社會資本、社會網絡、人力資本、雲林同 鄉會

Abstract

The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s an apparent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past domestic research, most people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reason and the influence of migration. However, after the migration, there is little discussion about whether the migration did happen, or what kind of migration it brings.

According to the Taiwan government's internal migration data, Yunlin County is one of the regions with the largest emigration. About 400,000 Yunlin County's residents moved to new Taipei county. The people from the Yunlin county organized the Yunlin Association of New Taipei City.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se Yunlin Association members. Why the group of people from the same hometown are differ within the later social mobility. This study is try to verify either the social network or the human capital is the main factor behind it.

Keywords: urban-rural migration, social mobility, migration,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 human capital, Yunlin Association

v

目 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i

誌謝………..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iv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 ... 3

第三節 研究目的 ... 4

第四節 研究範圍 ... 5

第五節 章節安排 ... 6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7

第一節 社會流動 ... 7

第二節 社會網絡與社會流動 ... 13

第三節 人力資本與社會流動 ... 19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26

第一節 研究架構 ... 26

第二節 研究假設 ... 27

第三節 研究變項操作型定義與衡量 ... 27

第四節 研究對象及資料來源 ... 31

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 ... 31

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 ... 33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分析 ... 33

第二節 迴歸分析...39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44

第一節 研究結論...44

第二節 研究建議...46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對後續研究之建議...46

參考文獻...48

附錄...53

vii

圖 目 錄

圖 1-1 黃敏星 1961－2008 年台灣地區各產業就業人口之趨勢圖...1 圖 3-1 研究架構圖...26

表 目 錄

表 2-3-1 邱惠玲等人人力資本內涵彙整表...20

表 2-3-2 邱惠玲等人我國人力資本統計指標架構與 OECD 比較...21

表 4-1 個人屬性...34

表 4-2 自變項及依變項之描述分析...36

表 4-3 依變項-客觀社會流動...42

表 4-4 依變項-主觀社會流動...43

第一章 第一章 第一章

第一章、 、 、 、緒論 緒論 緒論 緒論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 、 、研究 研究 研究 研究背景 背景 背景 背景

二次大戰後，台灣的經濟成長成為國際焦點，回首我國產業型態轉變，台灣 在短短的六十多年，即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接著跨入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

此一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被視為「發展型國家」¹的典範。

回顧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從黃敏星（2009）的研究可看出國內各級產業就 業人口的消長，1960 年代初期，台灣的農業人口最多，其次是服務業人口，最後 才是工業人口。到了 1972 年，服務業人口超越農業人口，至 1973 年，工業人口 也超越農業人口，1975 年工業人口持續上升，一度超過服務業人口，直至 1988 年，服務業人口躍升為各級產業之首（圖 1-1）。

圖 1-1：1961－2008 年台灣地區各產業就業人口之趨勢圖

資料來源：黃敏星，2003。

在台灣各級產業的就業人口中，農業部門的變化最為顯著。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0 年 4 月公布的資料顯示，農村就業人口在 1978 年時有 153 萬人，平均每 4 個就業者，就有一人在農村就業，工業化後，農村人口外流，農業就業人數在 1993

1所謂「發展型國家」是以經濟發展為取向，國家有效介入市場引導私部門，並以能幹的官員在免 於社會壓力之下推行政策。發展型國家論主張以國家力量，主導後進工業國家的工業化（鄭為元，

1999）。

年跌破百萬人。台灣目前在農村從事農事的就業人口已由 10 年前（2000 年）的 81 萬人降至 53 萬人，僅占總就業人口比重 5.1％。

進一步觀察可發現，台灣產業型態的轉型一路伴隨都市化的腳步前進，尤其 從國內勞動力在空間上的移轉，正可描繪出台灣都市化的足跡。早期大批農村人 口移至城市從事製造業、服務業，人口往都市集中後便形成都市化現象。廖正宏

（1984）研究 1964 年到 1980 年間，台灣都市化程度從 59％增至 66％，同期內都 市人口增加 63％，而鄉村人口只增加 18％。1965 年至 1983 年間，都市人口超過 鄉村人口，且大城市人口成長速度比小城市快。這段期間所有總人口成長中，都 市地區佔 80％，成長的人口主要來自鄉村人口的遷入。

進入 21 世紀，台灣人口往都市集中的趨勢不變。主計總處 2008 年公布的人 口遷移統計顯示，從長期趨勢觀察，人口逐漸往北遷徙，導致南部人口逐漸減少，

北部人口逐漸增加。北部地區近 20 年居住人口增加 1.09 個百分點，南部下降 2.12 個百分點，中部與東部各下降 0.68 和 0.56 個百分點。另外，暫時離開戶籍地超過 3 個月以上的暫離率，以雲林縣最高，達 29.46％，意即約每 3 個設籍雲林人的人 口，就有一位外出工作、求學。暫離率次高的是花蓮 28.75％，台東縣、宜蘭縣、

澎湖縣和嘉義縣市，也都超過 25％。這些外出工作或求學者，主要暫居地前兩名 分別是台北市和新北市。

由上可窺見台灣的都市化成因是「城鄉移民」（urban-rural migration）模式，

即農村人口移居到市鎮，成為城市人口增長的主因，易言之，都市本身人口的成 長比從鄉村來到城市裡的人口少。

關於造成「城鄉移民」的主要解釋為「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其認 為造成遷移的原因是由原住地的推力、排斥，或者是遷入地的拉力、吸引力交互 作用而成（廖正宏，1984），以台灣而言，即農業部門往工業部門、服務業部門移 轉後，農業式微，城市需求大量的勞動力，因而促使人們進入城市謀職。洪嘉瑜、

陶宏麟及蔡智發(2003) 分析台灣各縣市居民的遷徙行為即符合「推拉理論」，他

們發現台灣內部遷徙行為深受地區的相對就業機會、相對薪資與相對產業結構等 經濟誘因影響。

夏鑄九（1995）則從另一角度指出「城鄉移民」源於農業的破壞，人們大量 離開農村是因為生活困難，三餐難以為繼，農業遭到世界市場商業網絡的衝擊，

破壞原有的生產體系，人們移入城市是為了謀生、求生存，並非城市有工廠可提 供工作。夏鑄九因而認為，雖然都市化往往隨同工業化發展，但都市化在數量上 與性質上最主要的原因是農業危機。林季平（2005）也觀察到 1980 至 2000 年間 台灣的人口遷移及勞工流動，均呈現往都市集中（特別是北部地區）的結果，雖 然此結果可促進人力資本於勞動市場中移轉的正面效果，另一方面卻有惡化區域 間人力資本的質與量不平衡的反向效果。

概言之，從宏觀面來看，人口遷移是與社會變遷及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現象，

台灣人口遷移反映的正是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然而，從遷移者的微觀層面觀察，

遷移者離開家鄉進入城市後，必須適應新的社會情境、價值規範，始能融入新環 境，逐漸改善經濟狀況、提升社會地位，達到所謂向上的「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宏觀面的研究，有助於掌握促成城鄉移民的結構因素，然而，唯有更 加深入瞭解遷移者的行為模式以及個人特質，才能發現影響遷移效果的重要因素。

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 、 、研究動機 研究動機 研究動機 研究動機

城鄉移民是工業化及都市化過程中的顯著現象，以台灣為例，過去的研究多 集中在探討造成鄉村人口往城市遷移的原因，以及大量鄉村人口進入城市後的影 響，但對於鄉村人口在異地落戶後，是否發生社會流動？以及何以出現不同的社 會流動的探討，卻相對稀少。本研究之所關切社會流動，在於社會的開放性往往 體現於社會流動，英雄不怕出身低，任何人都可經由後天努力改變其社會階層。

反之，處於封閉的社會，人們總是受限於固有的條件，是故強者恆強，弱者恆弱。

綜觀國內，雲林縣是人口外移最多的縣市之一，主計總處 2002 年「國內遷徙 調查」，雲林縣的外流就業情況最為嚴重，有 19 萬人外流就業，就業者外流率達

13.27％。進一步比對 2000、2010 年主計總處的「人口及住宅普查」，雲林縣常住 人口從 70 萬 5440 人降到 61 萬 8443 人，減少近 8 萬 7000 人，人口外流為各縣市 之首。再者，追蹤雲林縣外流人口去向，發現主要移至新北市（原台北縣），粗估 約有 40 萬的雲林人旅居新北市（高永光，2005）。分析 1980 年至 1990 年的資料，

新北市移入人口的遷出地來源，除因 70 年代「都會內部移民期」吸引大量從台北 市移出的人口（38％），其次就是來自雲林縣的移民（7.2％），其年齡多為 21 歲 到 35 歲的青壯人口，且教育程度以高中職以下的藍領（勞工）階級，工作集中在 新北市境內的製造業（蕭新煌，1993）。

許多先後從雲林縣北上的人成立新北市雲林同鄉會，彼此扶持、維繫情感，

成為凝聚雲林鄉親向心力的重要組織。此外，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會員來自不同階 級且遍佈各地，成為影響選舉的關鍵力量。大抵而言，同鄉會是以地緣關係為紐 帶的初級社會群體，具有一定的情感色彩（王效仿，2000），並具有思想交流及訊 息溝通的功能（曹茂森、康維波，2001），再者，同鄉會一方面提醒會員對傳統文 化的保存，另一方面可提倡有利於移入地社區發展的活動，有助於會員融入目前 所居社區環境（李效玲，1979），且可協助移民適應遷移後的環境。

這些當年因故鄉謀生不易遷至新北市尋找就業機會的雲林縣外流人口，在歷 經多年的城市生活後，每人的職業變遷、社會地位都有不同的結果。為何來自相 同故鄉的人，後來的社會流動卻彼此不同？本研究將以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會員為 研究對象，希望找出影響其社會流動的關鍵因素。

第三節 第三節 第三節

第三節、 、 、 、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及「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被視為促成 社會流動的主要因素。「社會資本」蘊藏在「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中，社 會網絡愈豐富者，愈能從中獲取社會資源，其社會階層愈能向上流動。「人力資本」

則泛指個人的知識、技能、資歷和素質，個人若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在勞動力 市場中愈具競爭力，愈有機會提升自身的社會階層。

綜上，本研究假設「社會網絡」及「人力資本」是影響社會流動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目的在於調查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會員：

1、驗證他們在遷移前，其遷入地既有的社會網絡規模會影響社會流動結果。

2、驗證他們在遷移後，藉由建構社會網絡以獲取社會資源，可促使其社會階 層向上流動。反之，遷移後，若無法順利建構社會網絡，其社會階層則可 能向下流動或停滯流動。

3、驗證他們在遷移後，藉由累積人力資本，可促使其社會階層向上流動。反 之，遷移後，若未能累積人力資本，其社會階層則可能向下流動或停滯流 動。

第四節 第四節 第四節

第四節、 、 、 、研究範圍 研究範圍 研究範圍 研究範圍

以人口學而言，本研究對象「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成員」係歸類在「人口遷移」

的範疇。廖正宏（1984）在《人口遷移》開宗明義即指出，在人口學的研究領域 中，人口遷移的意義最模糊、最不清楚，因為它不像出生和死亡那樣明確，研究 者常因研究旨趣或遷就研究資料的性質而對人口遷移有不同的認定。

在此限制下，本研究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內遷徙調查統計」中對「遷徙 人口」的定義，據以界定本研究範圍，惟主計總處對「遷徙人口」的定義是指「最 近一年曾經換過居住地點超過 3 個月或預期超過 3 個月以上者」。然而，本研究旨 在關切遷移後的社會流動情況，由於移民者遷移後，通常需要一段時間建立社會 關係並融入複雜的職業分工系統，始能建構出社會網絡及累積人力資本，是故，

社會流動的變化需要較長的時間脈絡才能判斷。

據此，本研究對象作為新北市的雲林縣「移入人口」，係設定自雲林縣移入新 北市累計超過 10 年（包括 10 年）以上且為「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會員」者，再以 移入新北市後的 5 年內作為界限，將此劃定為移民初期的適應階段，此階段在遷 移過程中極為關鍵，其適應情況攸關遷移結果（謝高橋，1985）。

此外，在實證中社會流動的結果確實亦會影響社會網絡的建構及人力資本的

累積，進而對社會流動持續發生作用。然而，本研究關心的角度是社會網絡及人 力資本對社會流動的影響，而非社會流動結果對建構社會網絡及累積人力資本的 可能效應。為避免社會流動結果干擾本研究假設，造成因果方向的混淆，本研究 藉由限定觀察移民 10 年以上者其最初 5 年的社會網絡規模及人力資本存量，再衡 量移民者當前的社會階層，據此確立前者對後者的影響。

第五 第五 第五

第五節 節 節 節、 、 、 、章節安排 章節安排 章節安排 章節安排

本論文分為五章，本章緒論說明研究背景、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第二章文 獻探討，綜整與本研究相關之文獻，擇定本研究理論基礎。第三章研究方法，根 據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及文獻探討的結果，提出研究假設及研究架構，並說明相關 變項的研究分析方法及衡量，再據此設計問卷內容與抽樣調查方式。第四章是資 料分析與研究結果，以描述統計與迴歸分析進行各變項的統計數值檢驗，並分析 驗證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和研究假設。第五章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 、 、文獻探 文獻探 文獻探 文獻探討 討 討 討

社會流動是一種具時間及空間特性的社會現象，其時間性係指它必須回溯個 人生涯經歷，空間性則是涉及個人在社會階層的位移，因此透過探討社會流動理 論以及相關實證研究，將有助掌握其內涵。在釐清社會流動的涵義後，本章進一 步搜集社會網絡及人力資本對社會流動的效應，據此輔證本研究之假設。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 、 、社會流動 社會流動 社會流動 社會流動

1、社會流動的定義

社會流動一直是社會學關切的課題，社會流動與社會階層化（social

stratification）是彼此關聯的概念，許嘉猷（1986）指出在邏輯和時間上，社會階 層化應先於社會流動，需先有社會階層，才能有社會流動。一般而言，社會流動 注重於個人（層面的研究），而社會階層則較為關切社會結構。許嘉猷分析社會階 層化源於社會分工，因為每個人扮演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功能時，他所能控制利 用的社會資源就不一樣，因此社會階層化即在探討有價值的社會資源在社會上分 配及控制的情形，社會階層則指社會上一群人享有同等的或類似的社會資源。

是以，社會流動涉及社會資源的分配，廣義來講，社會資源可略分為：生活 機會（life chance）指所有經濟性的利益，包括財富、所得、健康及工作安定等；

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政治影響力（political influence）（Bilton et al., 1987）。

Judah Matras（1990）指出理想的社會型態是個人可經由努力改變社會階層的位 置，這種改變稱為社會流動，而個人如何獲得某一社會位置以及有無可能取得屬 意的特定社會位置，涉及社會的開放性（openness）或流動性（fluidity），因此思 考社會流動時，即必須考慮社會結構的特性。由此觀之，社會流動涉及制度性因 素，在不公平的制度下，將大為降低社會流動的頻率，反之，在公平制度的運作 下，個人的社會階層才有變化的可能。

索羅金（P. Sorokin）1927 年著作的《社會流動》是社會流動研究的先驅。他 將社會流動分為：水平流動（horizontal mobility），指個人從一個社會位置移到另

一個同等的位置上；垂直流動（vertical mobility），意謂個人移到另一個高低不同 的社會位置，它包括了向上流動（社會階層上升）、向下流動（社會階層下降）。

Judah Matras（1990）在 Sorokin 之後擴大社會流動的面向，社會流動可指個 人或團體由一個社會位置移動到另一個，或是由一個社會位置類別移動到另一 個。個人社會流動類別，包括由專業團體轉移到管理職業團體，或是由低所得到 高所得，由不具政治影響力到具有重大影響力。此外，社會流動依世代區分可分 類為，代間流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指經由比較上下兩個世代的社會階 層，評斷是否出現改變；代內流動（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則是探討個人一 生中的社會位置是否有所改變，主要觀察其職業生涯的動態。

至於，造成社會流動的原因，依索羅金的歸納分為三大類，即人口特質，環境 之改變（主要為技術變遷），以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天生能力不一致。雖然 Sorokin 引起社會學界對社會流動的廣泛興趣，但直到 1967 年 Blau 和 Duncan 二人合著的

《美國職業結構》（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出版後，他們以相當複 雜嚴謹的統計方式──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探討美國人民在教育、職業方 面的成就受其社會出身（父親的教育與職業）的影響有多大？他們提出的「地位 取得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成為後來學界研究地位取得的基本模型（許 嘉猷，1986）。

地位取得模型可說是社會流動研究方法的典範。基本上，地位取得聚焦在影 響個人社會經濟成就的因素，包括個人的出身、智能、教育程度等。關於社會地 位取得，主要來自繼承基礎（ascribed bases），意指人出生在貧富的家庭，就具備 決定其未來社會位置的特性。有些人出生時雖不具備足以決定位置的特性，但因 為生於特定的家庭或團體（比如屬於某一家庭、居住某一城市、隸屬某一教會），

都可能賦予某人有特別的機會賺錢、受教育或取得影響力與權力，這些讓他獲取 某些特性的有利條件，稱為特殊基礎（particularistic bases）。倘若沒有上述條件，

一個人仍可經由本身的行動或努力而取得改變社會地位的特性，比如儲蓄、購置

財產、參與政治活動，這些特性是位置與地位取得的成就基礎（achieved bases）。

（Judah Matras，1990）

至於如何評斷一個人的社會位置？最直接的方式是透過職業辨別，由於現代 社會個人的位置主要由職業決定，雖然不同的社會對職業隸屬何種階層有些微差 別，但往往薪酬、權力、聲望較高的職業，其所處的階層亦較高（許嘉猷，1986）。

此外，社會學學者認為社會流動牽涉社會階層的變化，因此必須掌握社會階 層的組成要素，即聲望（prestige）及經濟性的評價（如職業聲望）。聲望意指社 會榮譽（social honor）或地位（status）的分佈情形。在社會科學上，韋伯（Marx Weber）是第一位有系統探討聲望或地位與社會階層之關係的學者，然而韋伯對 聲望的研究，主要為理論描述，而非經驗研究，真正對職業聲望有系統研究的是 社會人類學者華納（W. L. Warner），他以聲望做為社會階層化的主要基礎對美國 洋基城進行研究，洋基城市民的聲望或社會階層的高低，乃是依據洋基城居民相 互評價的結果，華納將洋基城的居民分為六個社會階層，每個階層各有特性，不 同的社會階層的人們，也表現出不同的階層行為和社會參與（許嘉猷，1986）。

對社會階層進行測量必須使用指標。常用的社會階層指標，如愛德華量表

（Edward’s scale, 1938），偏重經濟面向的衡量，將職業分為六大類職業，十個等 級，因此後來另有 North and Hatt 聲望量表（1948），它是主觀性的量表，由受訪 者評定每一工作應屬何一等級，等級從好到不好，分作五級，一共採取了 2920 個樣本，並求得平均數，轉化為百分位數，而得到九十種職業聲望量表。近期直 到 Duncan 才納入社會性的評價，即所謂的社會濟經地位指數（Duncan’s SEI, 1961），其量表係將每一職業的職業聲望，配合每一職業的教育程度與收入，而求 得職業聲望、教育和收入三者之間的迴歸方程式係數，而得每一職業的社會經濟 地位指數（socio-economic index）（許嘉猷，1986）。

國內學者另依台灣的職業特性製訂量表。瞿海源、蔡淑鈴（1989）訪問 1422 名大學生，建構一份包含 154 種職業類別的主觀職業聲望量表，主要呈現大學生

心目中的職業結構。瞿、蔡兩人另以全省性的官方調查為資料來源，並以工作所 得與教育程度為具體指標，分析 82 種職業類別的社會經濟地位，藉此分析教育、

收入及聲望三者之間的因果關係。由於瞿海源、蔡淑鈴的調查對象並未包括一般 民眾的主觀聲望評價，且因時空因素無法評估後來的新興職業，因此黃毅志（1998）

參考 1992 年行主計總處的新職業分類，建構出「社會變遷調查新職業分類」，該 分類後來成為中央研究院台灣社會變遷研究以及多項調查採用的指標。

然而，黃毅志 1998 年建立的「社會變遷調查新職業分類」屬名目尺度，至多 只能轉換成五等職業社經地位測量，在運用上受到若干限制。因此黃毅志（2003）

在此分類架構上，進一步建構「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幾乎納入 台灣所有職業。然而，該量表仍有部分限制，如在台灣就業機構裡，特別是公私 部門或部門規模，也是界定個人社會地位的基礎，例如同為大學教授，但公立大 學教授的聲望與地位，則可能比私立大學高；大公司的總經理的聲望與地位也比 小公司的總經理高（黃毅志，2003）。

至於國際間最常使用的職業聲望量表是 Treiman 在 1977 年建立的國際標準職 業聲望量表（Standard International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ale，SIOPS），Treiman 整理不同國家的職業聲望資料，再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公布的國際職業標準分類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ISCO）轉換為統一標準，因 此廣受國際採用。此後，Ganzeboom 與 Treiman(1996)根據 ISCO-88 建立新的「國 際標準職業聲望量表」（SIOPS）」與「國際職業社經地位量表」（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 ISEI），雖然上開量表未必能含括台灣 所有職業類別，但與國際標準一致，因此常用於國內外相關研究。此外，本研究 關切的社會流動涉及社會、經濟層面，Ganzeboom 與 Treiman1996 年建立的 ISEI 可提供評斷基準，因此將作為本研究量表。

2、國內外的社會流動研究

都市地區相較於鄉村地區因為具有較多的就業機會、較高的職業分化、較佳

的待遇以及職業聲望，因此容易吸引鄉村居民流入，國內外的研究基本上都有類 似的發現。

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2011）提出在開發中國家與西方世界中，

成功的落腳城市（arrival city）（指移民者起先抵達城市的落腳處）都是創造新興 中產階級、消除鄉下貧窮以及終結社會不平等的關鍵因素，因此必須把落腳城市 理解為一套功能，其功能包括：維繫人際關係及社會網絡的中繼站、獲得教育、

學習勞動技能、進入城市就業市場的媒介機制、協助安定立足的平台（透過人際 網絡找到房子住或買到便宜的房子、土地佔用）、提供社會流動管道。

簡言之，Doug Saunders 認為落腳城市是社會資本的貯藏庫，也是創造及分配 社會資本的機器，同時具有提升人力資本的機制，讓初來乍到的城鄉移民者，可 以發展社會網絡並增進其人力資本，進而獲得提升社會流動的動力。

李春玲（2007）根據中國大陸第 5 次人口普查數據以及 2002 年流動人口全國 抽樣調查數據發現，大部分的農村移民的確實出現不同程度的社會經濟地位提 升，但受限於「二元戶籍」制度，農村移民獲取上升的社會流動機會明顯少於城 市居民。農村移民可取得較高階的位置是中小企業主或管理者，甚少能成為正規 經濟部門的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及政府機關幹部。有別於城市居民常可透過 常規的社會流動路徑（出身背景、人力資本投資、工作資歷累積），農村移民的社 經地位獲得模式，則需仰賴社會網絡、機遇、冒險等非常規因素。

至於台灣的社會流動研究，謝高橋及張清富（1997）指出，早期台灣社會工 商業不發達，工作機會有限及職業結構簡單，當時的城鄉移民教育程度偏低，大 多從事操作、服務及體力勞動工作，但隨著工商業發達後，創造許多白領階級、

聲望較高的工作機會，遷移者轉而以從事專門性及技術性、行政及主管等工作機 會居多。整體而言，在社會流動的趨向上，從鄉村前來都市的人，大都屬社會經 濟地位上升流動者。

再者，台灣階級結構的變遷與經濟結構轉變有關。蔡瑞明（1997）指出勞動

市場的結構轉型促使大量農村子弟進入工業及服務業，固然為農村子弟帶來許多 向上流動的機會，但從交換性的流動上來看，父子兩代間的傳承，在四十年來，

並無劇烈的變動，此意味結構轉型對社會流動的影響大於個人的努力。

孫清山、黃毅志（1997）觀察到台灣因快速的職業結構變遷，連帶增加許多 專技、管理、佐理人員的職位，很多勞動工人向上流動成為此階級（不論是代內 或代間流動），近年又因服務業的擴充，提供許多勞動工人代內向上流動成為買賣 服務人員的機會。孫、黃兩人認為相較於西方等工業先進國家，台灣由於勞動工 人的家庭背景異質性大，向上流動的機會又多，反而有礙勞動工人階級的形成。

細究國內社會流動模式，謝國雄（1989）指出，台灣特殊的產業結構以及外 包制度帶來階級流動的機會，形成獨特的「黑手變頭家」的階級流動路徑，顯示 勞動者在其生命史中採取自求多福或是小頭家化的策略來抗拒「普羅化」

（proletarianization）的趨勢。但謝國雄強調台灣特殊的零細化產業結構及普及的 外包制度，自行創業極為多樣（單人工作坊、家庭工作坊、單一事頭工廠等等），

因此「頭家」也極為多樣，故階級流動必須置於台灣當地特殊的零細化產業結構 及勞動過程來看才有意義。

關於台灣階級流動的特性，黃毅志（2001）的研究結果基本與謝國雄的結論 一致，台灣隨著民眾工作生涯發展，現部門為老闆階級的比率( 40.2 ％) ，高出 初部門為老闆的比率( 25.8％ )許多，而且初為老闆者大多數現在仍為老闆，此外 許多初為其他部門的受雇者，現在也當上老闆，特別是在服務業當老闆，就算只 是小老闆，但工作自主性、收入都高。

上述可見，台灣的階級流動最鮮明的是自行創業模式，然而，根據林宗弘

（2009）分析中研院 1992 年至 2007 年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樣本發現 這股趨勢已日漸式微，他指出在階級結構方面，自僱者與無酬家屬勞動者快速減 少，另外技術工人與專業者在階級結構中的比例上升，促使「黑手變頭家」式的 社會流動逐漸消失。至於資本家子女的階級流動優勢仍在，但教育成就的代際繼

承或者知識份子階級自我複製的影響，也在逐漸增強。

遷移雖然往往可製造社會流動的機會，但遷移不必然帶來向上的社會流動，

遷移者仍需克服適應障礙。謝高橋、張清富（1997）提出遷移是一種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因為遷移者不僅改變居住環境，面對新的社會環境更是遷徙者的一大課 題。一方面遷徙者放棄舊有的社會關係，喪失原有網絡的支持，同時也失去原先 所建立的社會規範與價值。另一方面，遷移者到陌生的都市環境後，都市的初級 關係薄弱，建立新的社會關係尚需一段時日，因此，他們常對新的環境產生恐懼 與不安，形成社會適應問題。謝高橋（1985）針對高雄市遷入人口社會適應的研 究即發現，初期建立良好的適應會維持並發生正面作用，因此，移動者的初期適 應是影響其在目的地生活調整的最重要因素。一旦建立了適應，則不易改變。相 反地，移動者到了新環境如不能即刻建立良好適應，他可能會因適應的問題而導 致生活的不穩定。

上述文獻突顯遷移可提供個人的社會流動機會，社會流動的特性亦與產業結 構及生產模式有關，台灣的社會流動即以「黑手變頭家」為代表。至於，個人能 否順利達成社會流動，一方面涉及體制可否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大陸的二元戶 籍制度造成農民工與城市居民在公民權上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個人能否適應遷 移後的改變也是重要關鍵，由於遷移意謂個人必須重新建立社會關係，並且進入 新環境求職謀生，因此，遷移者的社會網絡及人力資本不僅攸關其適應情況，並 將影響往後的社會流動。

第 第 第

第二 二 二 二節 節 節 節、 、 、 、社會網絡 社會網絡 社會網絡 社會網絡與社會流動 與社會流動 與社會流動 與社會流動

1、社會網絡的涵義

社會資本是奠基於社會網絡而成的理論，故可將社會資本看作是蘊涵在社會 網絡中或是通過社會網絡所能得到的社會資源。回顧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脈絡有 助於理解社會網絡的內涵。1980 年代末期，歐洲學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提到經濟學者的世界觀主導當前政策與社會科學的思維，但他們卻忽視社會及經

濟生活裡許多領域的重要性，經濟學的正統刻意將自己限縮在社會認定的「經濟 實踐」範圍，但這麼做無視於以下事實：「資本展現在三個基要的類別上，即經濟 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David Halpern,2005）。Bourdieu（1992）如此定 義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真實的及虛擬資源的總和，它能加諸個人或群體，方法 是透過擁有一個具有持續性的網絡，此網絡則由制度化程度不一的相互熟識或認 識之人際關係所組成。資本有各式各樣的形式，瞭解這個事實，是我們解釋分化 後的社會結構與動態之先決條件。」

Bourdieu 認為在大多數形式的社會資本都具有三種基本元素，網絡

（network）；由群體內的成員所共享的規範、價值觀及期待（norms, values and expectancies）；有助於於維持規範及網絡運行的約束力量（sanctions），如懲罰或 獎勵（David Halpern,2005）。

一般將社會資本區分為「微觀層面」與「鉅觀層面」。「微觀層面」指社會資 本是從日常生活中的互動開始累積，即布迪厄所說的在社會網絡中個人享有的物 質優勢。

至於「鉅觀層面」，美國學者科爾曼（James Coleman）視制度性的結構為社 會資本的一部分，包含一個國家或社群正規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世界銀行

（World Bank）（1999）也試圖將社會資本的概念操作化，它為社會資本提供了一 個定義：「社會資本指的是形塑一個社會中社會互動質量的制度、關係及規範。愈 來愈多的證據指出，社會凝聚與否，對它是否能擁有經濟繁榮或永續發展有著重 要的影響。社會資本不僅是依附在社會底下的制度總和，它還是使它們能緊繫一 起的黏合劑。」

很多研究者則認為，世界銀行對社會資本的海納百川式定義是走過頭了，他 們擔心將政治、法律與制度性結構納入定義，反而使此概念變得難以掌握，並且 使原本極受忽視的領域（非正式網絡與規範的重要性）更得不到注意（David Halpern,2005:15）。

上述可知，若將社會資本擴至過於廣泛的制度性結構，將致使該概念流於鬆 散、意義混淆，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構成社會資本理論基礎的社會網絡，觀察城鄉 移民者的社會網絡如何影響其社會階層的變化。

以 Bourdieu（1986）的觀點，「社會資本」即為一種通過「體制化關係網絡」

的占有而獲得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集合體，而個人擁有社會資本的多少取決於兩 個因素，一是行動者可以有效加以運用的聯繫網絡規模大小；二是網絡中每個成 員以自己的權力所佔有的（經濟的、文化的、象徵的）資本數量的多寡。

學術界將「社會資本」研究投向「社會網絡」的代表人物是 Coleman（1992）， 他認為所謂的「社會資本」是個人擁有的，表現為社會結構資源的資本財產，它 們由構成社會結構的要素組成，主要存在於人際關係和結構之中，並為結構內部 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因此要獲得社會資本只有通過成員資格和網絡關係才能獲 得回報。「社會資本」包括社會團體、社會網絡和網絡攝取三個方面。因此，個人 參加的社會團體越多，其社會資本越雄厚；個人的社會網絡規模越大、異質性越 強，其社會資本越多。

另外 House 等學者(1988)將社會網絡分為結構與過程兩個部分。結構部分可 分為社會整合與網絡結構(social network structure)，前者指社會關係的存在或數量

（即所接觸的個體總數或是頻率），後者是社會關係的結構特性，包括互惠性、持 久性、密度、同質性。簡言之，前者是量的呈現，後者是質的特性。

在 House 的認定中上述結構會透過三種過程影響個人，分別社會支持、關係 的強求(demand)和衝突(conflict)、社會規範(regulation)或社會控制(control)。社會 支持指社會關係的正向品質，並且要有實際的行動，這種支持可能是情感性的、

工具性的或訊息性的；關係的強求和衝突指社會關係是負向的或衝突的；社會規 範或社會控制指社會關係所具有的規範性作用或控制性作用(賴威岑，2002)。

綜上，可將社會網絡歸納為一種連結社會資源的群體關係，在此關係中蘊含 的資源即為社會資本，故從網絡中成員的互動模式以及成員所具有的資源含量可

衡量社會資本高低。

2、社會網絡對社會流動的影響

由於現代社會的經濟地位及政治地位均可反映在職業地位上，職業遂成為社 會分層最基本、最重要的指標，職業流動便可視為觀察社會流動最主要的標記。

關於職業流動的起點，一般可從謀職著手，許多就業市場的研究發現社會網絡在 此環節扮演明顯的作用，研究證實有相當高比例的工作是透過「非正式管道」找 到的，亦即經由私人關係或口耳相傳。Eby（2001）發現在移民或遷居者中，能 夠利用個人網絡的人往往可以找到較佳的工作。Aguilera（2003）也發現經由個人 網絡可以找到較持久的工作。

最著名的社會網絡與就業關係的研究是 Mark Granovetter 的「弱連結」（weak ties）理論。Mark Granovetter（1973）指出與關係疏離的同事、遠親和朋友的連 結的人（弱連結），可在勞動力市場裡佔盡優勢；透過這些連結，也就是架接網絡 的社會資本，個人能接觸到範圍更廣、更多的資訊及機會。

上述是 Mark Granovetter 著名的「弱連結」理論，突顯出社會網絡對經濟行 動的影響。他認為在個人的網絡關係中，能提供幫助和重要信息的關係，並不是 親密或熟悉的人（強連結，Strong Ties），而是那些關係較疏遠的人（弱連結）。

Mark Granovetter 的解釋是強連結代表同質性，而在同質性高的網絡中，信息有較 大重複性和剩餘度，故對個人的幫助不大；而弱連結是異質性，它可擔任不同社 群之間的「關係橋」，提供個人豐富、有價值的信息。研究顯示，當網絡規模增加 時，求職者可獲得更多的信息從而就業可能性更大，更能找到更好的工作（Korpi, 2001），進而更加促進求職者的社會融合。

相較於西方社會，邊燕杰對華人社會的研究卻顯示與 Mark Granovetter 不同 的情況。有別於西方，在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國人重視的是「強連結」，原因是中國 人重視人情，從熟識的網絡反而可以獲得更多訊息，有助於找到理想的工作。邊 燕杰的論點可從大陸農民工的社會網絡研究獲得驗證，多項研究指出通過來自政

府、社會正式組織的支持（正式制度）之外的社會網絡的建構，藉由非正式的社 會支持（來自家庭、親友、鄰里、同事和非正式組織）可以幫助農民工逐漸累積 社會資本，獲取社會資源，更加融入城市社會的生活中，提高他們在城市生活的 滿意度（李漢林，2003；王奮宇、趙延東，2003）。

中國大陸許多的調查亦顯示，在農民工的生活交往中，鄉土的社會網絡一直 發揮重要的作用。研究指出農民進入城市帶來職業及生活方式的變化，並未根本 上改變他們對血緣、地緣關係為紐帶的社會網絡邊界，城市農民工社會關係結構 中的基礎仍然以血緣和地緣關係為核心的初級關係（李培林，1996；曹子瑋，

2003）。李培林（1996）進而提出，流動農民工在社會位置中對血緣、地緣關係的 依賴，可以降低交易費用、節約成本，相對於他們可以利用的社會資源來說，是 一種非常理性的行為選擇。

于若蓉（2009）針對台灣的調查研究顯示，透過弱連結尋職的受訪者，無論 以薪資率或職業社經地位來衡量尋職成果，均較透過強連結尋職者為佳，研究結 果支持 Granovetter (1973)的「弱連結的力量」假說。于若蓉同時發現「弱連結的 力量」假說僅對原本社經地位較高的受訪者成立，而對原先社經地位較低的受訪 者而言，運用強連結或弱連結尋職並不影響受訪者所取得的職業地位、薪資率。

于若蓉（2009）這項分析結果印證林南（Lin）等(1981a, 1981b)的社會資源理 論，連結強度本身並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透過連結所能觸及的社會資源；如 能觸及較豐沛的社會資源，對尋職者取得的職業地位會有正面的助益。依社會資 源理論，社會階層結構如同金字塔，金字塔頂端者人少，卻有最高的地位、最豐 富的社會資源；位居低層者多，可控制的資源卻是最少。

林南（2001)對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²的關係進一步提出，所謂的社會資本是 指一個人透過社會網絡，能夠直接或間接接觸到，並可能動用來達成行動目標之 人際資源，因此社會資本越多，越能夠從親朋好友獲得協助，藉以取得好工作。

2根據于若蓉（2009）的解釋，就社會資源、社會資本兩項概念，Lin 等(1981a, 1981b)著重的是前 者，而在 Lin (2001)一書中則將兩項概念混用，而未予以區分。

社會資本可再區分為「接觸的社會資本（access to social capital）」與「動員的社 會資本（mobilization of social capital）」，前者指在社會關係中，可以運用的資源，

稱之為資源的能量（capacity），後者指實際上所運用的社會資本，稱為資源的運 用化（utilization）。林南（2007）強調，過去認為社會資源必須運用了才可計算，

但能量的象徵性力量很強。林南以勞動市場為例，一個人若網絡廣闊，他不用找 工作，就會有朋友主動幫忙介紹工作，因此網絡的重要性就是其能量，只要有這 能量，（工作機會）就會主動和你接觸。

蔡芬芬（2007）的研究也顯示社會網絡連結的對象比其社會網絡規模更具效 用。她指出，求職者與被介紹者若有高社會地位者提拔，此效果遠勝過豐富的人 脈關係，意即與其認識很多地位平平的人，不如只認識一個地位崇高的人，對自 己還更為有利。

曾旭正（1993）對新北市城鄉移民的社會網絡研究發現，其連帶關係也發生 在就業和居住地點的仲介上。譬如在 60 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初期，許多小工廠即透 過親友連帶的方式引進學徒解決人力短缺問題，之後學徒又自立門戶，形成更大 的生產網絡。對遷移者而言，在親友或同鄉的連帶下，先行者的居住地往往就是 移民者離鄉後的第一個落腳點，親族網絡因此成為初期安頓的主要協助力量。整 體而言，台灣民眾對於影響個人事業成功的原因，在「社會網絡資源（貴人相助）」 的重要性上有普遍的共識（關秉寅、黃毅志：1997）。

此外，謝高橋（1985）發現當遷移發生後，遷移者雖然離開原居地，但不表 示原有的社會或親族關係便會中斷，這些關係可能會繼續維持，並對遷移的調適 過程扮演重要的角色，遷移者可透過親戚互訪及金錢協助的方式維持與原居地的 關係。另一方面，遷移者在新環境裡需要團體的參與及認同，這部分則須與遷入 地建立新的社會關係，且主要基於非親族原則的結合，如友誼與鄰里關係。

Doug Saunders（2011）也觀察到落腳城市與來源鄉村（遷移者的原居地）有 著長久而緊密的聯繫，藉由人員、金錢與知識的往返流動，促使下一波的村民遷

徒活動得以發生，形成連鎖式移民，同時來源鄉村也從外移者寄回的金錢，獲得 用於照護村裡老年、教育年輕人、以及建設村莊的資金。

儘管東西方社會因社會結構、文化的差異，導致強弱連結在訊息提供及就業 協助等方面有不同的效用，但總體來說，無論在東西方，由社會網絡連結的社會 資本所發揮的效用仍然極為顯著。從社會網絡架構起來的社會資本有助於解釋，

為何中上階層的人其向上流動遠較向下流動來得普遍，原因即是中產階級家庭具 有豐富的社會接觸，出生於此的小孩，即便能力較差，仍能找到好工作，相反的，

勞工階級的孩子，則必須靠自己力爭上游（Aldridge, 2001）。

不過，仍有人質疑社會網絡所蘊含的社會資本促成社會流動的因果關係方 向。當然，多數的研究基本上是橫斷性（cross-sectional），只在某個時間點上測量 變項間的關聯。人們可能因為順利找到工作、當前工作的角色、表現或是財富，

而導致擁有較廣泛的社會網絡或較高的薪資（David Halpern，2008）。然而研究基 本顯示，在勞動力市場效果的關係中，大多數的因果關係都是社會網絡（社會資 本）的影響結果，例如追蹤大規模裁員之後的貫時性研究呈現，那些具有較廣泛 社會網絡（尤其是與目前占有職位者的連帶）的人，較有可能取得新工作（White, 1991; Six,1997a）。

至於，針對社會網絡與其所得的因果關係，在證據上則較不具決定性，能夠 看到的事實是：愈廣泛的社會絡，能讓你在起跑點上略占優勢，但同時也需要具 備相關的技能以延續自身的優勢（David Halpern，2008）。因此本研究將技能的變 數納入，總括以人力資本作為另一影響社會流動的關鍵因素。

第三 第三

第三 第三節 節 節 節、 、 、 、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與社會流動 與社會流動 與社會流動 與社會流動

1、人力資本的涵義

人力資本是源自於經濟學的概念，相對於物質資本（包括廠房、機器、設備、

原物料、土地等），它泛指後天獲得的具有經濟價值、技術、能力和健康等質量因 素之總和。1950 年代經濟學者發現古典與新古典成長理論受限於實體資本的束

縛，因而無法解釋長期的經濟的成長，以及生產力水準並未趨向一致的情況，因 此提出生產技術並非外生變數，而是內生決定於知識存量。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茲（Theodore W. Schultz,1902－1998）對人力資本的 論述為，體現在人的身上，表現為人的知識、技能、資歷、經驗和熟練程度等，

整體而言表現為人的素質；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人力資本是稀缺的，特別是 企業家型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是通過教育、健康的投資形成的資本。從這個意 義上講，教育和健康支出是生產型的；人力資本像一切資本一樣，都應當獲得回 報（姜繼紅，2005）。

舒茲之後學者陸續提出人力資本的概念，如下：

表 2-3-1 人力資本內涵彙整表

研究者（年代） 研究論述

Schultz（1960） 員工所具備的技能與知識能夠提高生產力，因此可將之視為一種資本。

Becker（1964） 員工所接受的教育，可為其帶來技能，並提高生產力，為其帶來工資。

Mushkin（1962） 將健康視為人力資本構成要素之一。

Solow（1970） 個人的生產技術、才能及知識。

Grossman（1972） 健康亦屬人力資本，假設每人與生俱來定額健康存量，雖隨年齡增長折耗，惟 可透過投資以增加其存量。

Snell & Dean

（1992） 個人擁有具經濟價值之技能、經驗及知識。

European（1994） 個體能促進經濟、社會及個人福祉的知識、訓練、能力及態度。

Kaufman（1994） 個人投資於教育及訓練，可提升其技能，增加生產力及其個人所得。

Baron & Hannan

（1994） 在勞動力市場具有價值之個人特質。

Edvinsson &

Malone（1997） 包含個人能力、技術、經驗及知識等，亦涵括創新能力。

OECD（1998） 個人所具備與經濟活動相關之知識、技術、能力及其他特質；其中經濟活動泛 指個人、機關或非市場機制，例如家庭工作、社團或志工等。人力資本除有助 經濟成長，藉由知識和技能之學習，亦影響社會行為，擴及環境、社區參與等 層面，進而提升整體社會福祉。

Dess & Picken

（1999） 深植於個體之能力、知識、技能與經驗。

Luthnas（2004） 個人經驗、教育程度、專業技能、知識及創意想法。

資料來源：邱惠玲等人（2005），〈建立人力資本統計之研究〉。

指包括知識、技能、經驗、健康及創新能力等項可增加經濟收益的個人能力。至 於，實際使用的人力資本指標體系尚未有一定標準，但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rporation，OECD）的人力資本指 標較常被採用，我國主計處亦以此為基礎。

邱惠玲等人（2005）指出，OECD 的人力資本指標內容強調終身學習隱含時 間歷程概念，前一期投入（投資），累積為本期成果（存量），並於下一期展現成 效（投資報酬）；在當期存量基礎下，續於下期進行投資，再於其次期展現投資報 酬；周而復始，維繫經濟成長動能。因此評估人力資本須考量其多面性。形成管 道如下：

（1） 學習：包括幼兒早期照顧及非正式環境中之學習等。

（2） 正規教育：包括學校義務教育、職業教育及高等教育等。

（3） 非正式在職訓練：包括企業非正式訓練和政府勞動市場訓練等。

（4） 專業訓練：工作所需特殊經驗或技能訓練，例如 R&D 訓練等。

從上可知，人力資本主要通過正規學校教育、在職訓練或在實踐中學習，以 及職業選擇等方式獲得。教育和在職培訓在人力資本形成和累積過程中有著重要 的作用。一個人要順利就業就必須具有一定的人力資本存量，人力資本在現代經 濟學看來，是勞動者藉以獲得勞動報酬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它是投資的產物，沒 有投資，人力資源絕不可能發展成人力資本（紀樹立，1987）。

至於，如何測量人力資本？邱惠玲等人（2005）根據 OECD 人力資本指標為 基礎所建構的我國人力資本統計指標架構（表 2-3-2），另從「投資」、「存量」及

「投資報酬」3 構面中，擇定「存量」作為測量範圍，過去的投入（投資）累積 為目前的產出（存量），並於未來回饋（投資報酬）。

表 2-3-2 我國人力資本統計指標架構與 OECD 比較

OECD人力資本指標人力資本指標 人力資本指標人力資本指標 我國人力資本統計指標我國人力資本統計指標我國人力資本統計指標我國人力資本統計指標

構面 涵蓋範圍 構面 面向 涵蓋範圍

存量 教育存量 存量 教育存量 有關教育程度、教育分布、專技人力、國際教育交流等方面 技能存量 技能存量 有關科技研發、技術移出入、職業證照、推廣教育等方面

OECD人力資本指標人力資本指標 人力資本指標人力資本指標 我國人力資本統計指標我國人力資本統計指標我國人力資本統計指標我國人力資本統計指標

構面 涵蓋範圍 構面 面向 涵蓋範圍

健康存量 有關客觀、主觀指標等方面 投資 財務投資 投資 財務投資 有關整體、部門別等方面

時間投資 時間投資 有關教育、技能等方面 投資報酬 經濟性報酬 投資報酬 教育報酬 有關工作、收入等方面

技能報酬 有關收入、生產力等方面

整體報酬 有關人力供需、整體效率、整體報酬率等方面 非經濟性報酬

資料來源：邱惠玲等人（2005），〈建立人力資本統計之研究〉，該表內容參考韓志翔、張文菁（2001）。

OECD 設定的人力資本指標強調教育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人力資本投資形 式，此點與舒茲的理念一致，透過教育（無論是正式、非正式、職業訓練）可以 轉化為知識的存量，從而提高人口的知識、智力和技術水平。舒茲指出「教育主 要是一種為了增加未來收入和未來滿足而進行的投資。」教育所帶來的個人收益 包括，一是帶來較高的經濟收入，二是生活質量的提高，三是對個人收入較合理 的支出，四是個人具有未來較大的職業機動性（姜繼紅，2005）。

整體而言，根據舒茲的研究，從人角度來看，人力資本帶動的就業遷徙是重 要的收益之一。其收益包括獲得更高的收入外，亦可找到合適的工作，實現自我 價值和家庭的幸福，並且藉由勞動力的流動，享受到遷入地和遷入單位的各種服 務和待遇，這些待遇包括發放的物資以及孩子教育、住房的改善等等（姜繼紅，

2005）。

綜上，可見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投資差異性，物質資本是外顯的體現在廠 房、機器、設備等硬體項目上，而人力資本主要是內在的體現在人的體能、智能 與技能的改進上，因此人力資本的投資形式相較於物資質本的投資，具有相當廣 泛的多樣性，除前述的教育投資，尚可經由保健投資、職業培訓、人力遷移投資 以及信息投資等，藉以達成擴大生產能力並提升經濟效率（張鳳林，2006）。

2、人力資本對社會流動的影響

大抵而言，個人可經教育、職業培訓或是職場歷練等管道增加人力資本，隨

本豐富者往往具有較高的社會適應能力，因此愈有機會達成向上的社會流動。

謝高橋、張清富（1997）分析行政院戶口普查處（1992）的報告即發現遷移 人口以中等及高等教育為多，其中以高等教育者遷移到都市地區更為顯著，顯示 教育程度愈高者，具有豐富的學識與技能，資訊亦較多，成就動機較高，適應環 境能力較佳，因此，有利於移動行為。整體而言，台灣早期的人口遷移，其教育 程度大致以中等教育居多，晚近則高等者較為明顯，這與台灣教育普及與平均教 育程度程度提高有關。

關於人力資本對國內社會流動的影響，蔡瑞明、葉秀珍（2011）指出過去在 以農為主的社會，人們大多從事與農業有關的工作，社會流動較少，個人也鮮少 接受正式教育，工作的選擇不多，但在進入工業化社會後，新一代必須離開家園，

投入外地的勞動市場，往往須透過家庭以外的管道謀得技術，起先是「學徒制」，

到後來普遍的國家教育體制後，教育成就便對個人職業的取得扮演越來越重要的 角色。根據研究，家庭背景如父親職業、教育地位對下一代子女的教育有顯著的 影響，意即父母親可透過教育讓子女獲取資源，使子女在職場受惠。因此，個人 可利用教育、初職的優勢地位來獲得勞動市場上的較高的報酬，反之，出身在家 庭背景較差的孩子，未來的職業發展就受會到比較多的限制。

慶幸的是，隨著教育的普及，階級屏障變得不再難以跨越。王德睦、陳宇嘉、

張維安（1986）將教育機會的分配視為社會流動的重要媒介，他們比較 60 至 80 年代的資料發現，越年輕的人越有受高教育的機會，顯示越年輕的人其教育成就 越不受其父親的影響，象徵台灣的教育機會走向均等。

教育對個人謀職的助益極為明顯，依照審核理論（screening theory）雇主在 雇用某人前，並不確定他的生產率高低，因此雇主需要尋求一些可以代表生產率 的指標，教育就被認為是一種相當重要的判斷信號（signal）（許嘉猷，1985）。至 於，個人謀得初職的地位情況，不分城鄉皆以教育的影響最大，再者，個人現在 的職業地位主要的影響也是來自初職（張峰彬，1993）。

此外，從城市的產業發展來看，遷移人口的人力資本差異與不同階段的都市 功能有關。曾旭正（1993）分析新北市的移入人口提出，在工業化初期，都市是 主要的生產基地，必然吸引大量的青壯勞工，所以在 1963 年至 1972 年間，15 歲 至 19 歲的移民超過 8％，該年齡層可能多為年輕學徒；1970 年代起，一則因 1968 年實施九年國教，孩童受教年限提高，另則都市的貿易管理功能逐漸發展，所吸 引的移民偏向教育程度高、有專門技術者；最後，移入人口集中於 25 歲至 35 歲 人口，顯示經濟結構轉型促使都市功能轉變，與前兩階段完全不同。

關於人力資本與社會階層的關聯性研究，瞿海源、蔡淑鈴（1988）的研究也 證實，「教育程度愈高，則收入、職業聲望愈高。」張茂桂（1986）利用台灣地區 的社會變遷資料分析出不同階級的受教育年數，優勢階級是 11 年，中產階級是 12 年，勞動者階級則只有 7 年，明顯呈現中上階級與底層階級在受教育年數上的 落差。

曾淑芬（2001）以電話訪問台灣 531 戶之戶長或主要收入者，發現人力資本 對職業地位取得及流動均具有相當的解釋力。研究指出資深程度及學歷高低決定 個人的社會聲望及收入；個人擁有較高的資訊技能及技能訓練機會可增加個人的 職業聲望及收入；勞力密集產業勞工有明顯的向下流動，技術密集的勞工則較有 機會向上流動，而技術密集勞工收入也明顯高於勞力密集勞工。

中國大陸的研究也顯示，人力資本對農民工的影響顯現在職業流動及經濟收 入。姚先國和俞玲（2006）的調查指出，職業培訓對外出勞動力成為生產工人或 從事服務業具有顯著影響，相較於未受過職業培訓的勞動力，職業培訓對促進服 務業就業有近 6％的作用，對促進工業生產部門就業則有 21％的作用。趙延東等 人（2002）的研究提出，職業培訓對農民工經濟地位的影響與其所受的正規教育 作用幾乎等同，經由職業培訓不僅可獲得新的人力資本，而且可為流動者原有的 人力資本提供一種有效的補充和轉化方式。曾旭暉（2004）研究城市生活本身具 有人力資本再生產的意義，而務農經歷可能導致相對消極的影響，因此農民工在

城市生活本身是通過工作經歷增加自身人力資本的過程，並對其向上流動和職業 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王春光（2007）從人力資本配置制度觀察大陸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流動，他 認為若要解決大陸農村流動人口不能有效的通過職業轉換實現社會地位的改變，

不僅是改變戶口制度即可，而是必須進一步系統化的改革人力資本配置制度，因 為根本性原因是大部分農村流動人口教育水平偏低，因此必須經由企業培訓或是 政府的技能訓練才能提高其人力資本。

綜上實證，可見無論經由正式的學校教育、在職訓練或是在職場實地累積技 能，對促進個人職業升遷以及提升社會地位均有效益，因此本研究擬將人力資本 設為影響新北市的雲林縣移入人口其社會流動的另一重要因素。

第三章 第三章 第三章

第三章、 、 、 、研究 研究 研究 研究方法 方法 方法 方法

本章依據緒論及文獻探討結果，提出本研究架構及研究假設，並說明各相關 變項的衡量與研究分析方法。

第一 第一

第一 第一節 節 節 節、 、 、 、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探討得知社會網絡及人力資本均有助個人謀職並取得更佳的社會位 置，故本研究假定社會網絡及人力資本對新北市的雲林縣移入人口具有促進社會 流動的正面效益。本研究分別以社會網絡的規模、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及 人力資本為自變項，社會流動的情況為依變項。變項之間的關係如圖 3-1-1 所示。

控制變項 控制變項控制變項 控制變項

自變項 自變項 自變項

自變項 依變項依變項依變項依變項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城鄉移民者遷移前，在遷

入地既有的社會網絡規 模

社會流動的情形 1、性別

2、遷移年數

城鄉移民者累積的人力 資本

H2 城鄉移民者遷移後建構

的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 會資源

H1

H3

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 、 、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

依據本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為：社會網絡及人力資本 的多寡均會影響城鄉移民者的社會流動。個人的社會網絡規模及社會網絡所接觸 的社會資源愈多，或者自身的人力資本愈豐富，抑或兩者兼具，均有助於提升城 鄉移民者的社會流動。

假設一（H1）：城鄉移民者遷移前在遷入地既有的社會網絡規模愈大，愈有 助社會階層向上流動。

在先前的文獻發現，移民者遷移前在遷入地若已有親友，這些社會網絡可協 助其適應遷移後的環境、謀職、創業等，因此本研究假設遷移前在遷入地既有的 社會網絡愈大，愈有助社會階層向上流動。

假設二（H2）：城鄉移民者遷移後建構的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愈多，

愈有助社會階層向上流動。

根據文獻探討，移民者可從社會網絡獲得求職訊息、工作機會、技能以及情 感支持等社會資源，有助於在城市立足，進而提升社會階層，故本研究假其所建 構的社會網絡若能接觸愈多社會資源，愈有助社會階層向上流動。

假設三（H3）：城鄉移民者累積的人力資本愈高，愈有助社會階層向上流動。

先前的文獻探討顯示，人力資本愈高者，不僅適應能力較高，也能取得收入 較高及職業聲望較佳的工作，故本研究假設人力資本愈高的移民者，其社會階層 愈能向上流動。

假設三-1：城鄉移民者遷移前累積的人力資本愈高，愈有助社會階層向上流 動。

假設三-2：城鄉移民者遷移後累積的人力資本愈高，愈有助社會階層向上流 動。

第三節 第三節

第三節 第三節、 、 、 、研究變項操作型定義與衡量 研究變項操作型定義與衡量 研究變項操作型定義與衡量 研究變項操作型定義與衡量

1、城鄉移民者的社會網絡規模

根據先前文獻探討可知 Bourdieu 認定社會網絡的規模是影響一個人社會資本 多少的要素，其測量基準主要為其親友數、參與團體數。考量城鄉移民者遷移前 在遷入地既有的社會網絡特性，一來網絡成員多以親友為主，二來網絡成員的職 業類別有限，故此變項不納入網絡成員的職業類別差異，僅討論網絡規模（遷移 前在遷入地既已認識的人）對社會流動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對此變項之操作型 定義為：搬來新北市前，已經有多少認識的人（不限親人或朋友）住在新北市。

2、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

前述的社會網絡規模係調查人際關係網絡的成員數目，並未納入網絡成員的 職業類別差異，林南（2007）認為，由於社會資本是嵌於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資 源之中，因此必須掌握兩個重點，一是其網絡，二是網絡所涵蓋的資源。綜合言 之，此即係文獻探討中提及林南的「接觸的社會資本」之概念，個人社會資本的 高低除與社會網絡規模大小有正向關係外，更與所接觸的對象（社經地位愈高者 其社會資源愈多）所具有的社會資源多寡有關。

至於如何測量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林南（2001）提出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請受訪者針對問卷上的職業名稱圈選他們在求職時，所認識的人任職 之職業，之後衡量當中的三個變項：（1）、有認識人任職的職業數(extensity of embedded resources)；（2）、認識人最高的職業地位(upper reachability)；（3）認識 人最高職業地位與最低地位的差距(heterogeneity)。上述三項變項代表的意義為，

其所認識的人有很高的職業地位，表示認識資源（財富、權力、聲望）很高的人，

有助於提升其社會階層。至於其所認識的人含括愈多職業數、職業最高地位與最 低地位的差距很大，代表可得到不同階層的人幫忙，同樣有助於提升自身的社會 階層。

由於定位法牽涉到社會網絡成員的社會資源，故需以社會經濟地位指標作為 參照。前面文獻探討曾提及多項國內外常用的社經指標量表，考量 Ganzeboom 與 Treiman1996 年建立的「國際職業社經地位量表」（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 ISEI）為常用的國際指標，故將作為本研究量表。

本研究據上設計問卷，衡量研究對象移入新北市後的 5 年內其建構的社會網 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情況。至於，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將以「接觸的社會 資本」的方法計算，根據定位法選出 22 種職業列入問卷，該方法係依據職業聲望 分數的高低對人口普查職業名單進行排序分組，並從中選出人數最多的職業，最 後分成 22 種職業。這 22 種職業依 Ganzeboom 與 Treiman（1996）的社經地位分 數如下：

職業職業

職業職業 國際職業社經地位指數國際職業社經地位指數國際職業社經地位指數國際職業社經地位指數（（（（ISEI））））

1. 護士 43

2. 作家 65

3. 農民 23

4. 律師 85

5. 中學老師 69

6. 褓母 25

7. 清潔工 16

8. 人事主管 69

9. 大公司行政助理 54

10. 美髮師 29

11. 會計 51

12. 警衛 (保全人員) 40 13. 生產部門經理 67 14. 工廠作業員 31 15. 電腦程式設計師 71

16. 櫃檯接待 52

17. 立法委員 77

18. 計程車司機 30

19. 大學教授 77

20. 搬運工 30

21. 警察 50

22. 大企業老闆 70 3、城鄉移民者的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泛指勞工的技術與能力，可經由學校教育、在職訓練等來增加個人 專業知識藉此提高生產力。其測量依據為教育程度、職業訓練、技能純熟度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