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的居住地歷史變遷很大

第一章 緒 論

一、苗族的人口和分布

苗族歷史悠久，分佈地域廣，人數眾多，自古就是中國的主要民族之一。據 一九九○年人口普查統計，中國苗族共有七三九八○三五人。從人口數字看，在 中國五十六個民族中，苗族僅次於漢族、壯族、滿族和回族，居第五位。在數千 年的歲月中，苗族人民世世代代在中國的大地上，勞作不息，奮鬥不止，為自己 求得了生存和發展，形成了優良的民族傳統，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同時，

為中國的開發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發展，為光輝的中華文明的締造，作 出了卓越的貢獻，在中國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苗族的居住地歷史變遷很大。根據苗族的口碑資料和漢文文獻記載，苗族先 民原生活於中國黃河中下游地區。三國時代，徙居「左洞庭」、「右彭蠡」的江湖 平原。後由於戰爭等原因，又不斷向南和向西大遷徙，進入中南、西南山區。自 明清以後，特別是在近代，有相當一部分苗族人逐步移居東南亞各國，繼而遠徙 歐美。目前，中國國內的苗族主要分布於西南和中南的八個省(區、市)。其中貴 州省最多，共有三六八六九○○人(一九九○年統計數，下同)，遍布全省各地，

而以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內為最多，其餘分布在畢節地區、黔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安順地區、銅仁地區、六盤水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貴陽市、

遵義市。苗族在湖南省有一五五七○七三人，主要分布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各縣市和懷化市麻陽苗族自治縣、靖州苗族侗族自治縣，以及邵陽市城步苗族自 治縣和綏寧縣，湘西北和湘西南其他各縣也有部分苗族。雲南省八九六七一二 人，主要居住在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昭通地區和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屏 邊、金平、蒙自等縣，其餘在楚雄、曲靖、昆明等地。四川省(含重慶市轄區)五 三五九二三人，主要分布於川東南(今屬重慶市)彭水、酉陽、秀山、黔江、武隆 等縣和川南宜賓地區敘永、古藺、興文、筠連、珙縣、馬邊等縣。廣西壯族自治 區四二五一三七人，以桂北融水苗族自治縣最多，其次分布在隆林、西林、三江、

龍勝、南丹、河池、資源等縣。湖北省二○○七○二人，主要分布在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利川、來鳳、宣恩、咸豐、建始等縣。海南省五二○四四人，主要分 布於通什、瓊中、保亭、樂東、萬寧、陵水等縣¹。

二、苗族的語文

苗族有自己的民族語言。苗語屬漢藏語系苗瑤語族苗語支。由於長期分散，

1 上引苗族人口數字，轉引自伍新福、龍亞伯，《苗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年 8

各地苗語差異很大。據二十世紀五○年代中國苗語語言學者的調查研究，苗語分 湘西(即東部)、黔東(即中部)、川黔滇(即西部)三大方言。在三大方言中，又有七 個次方言和十八種土語。苗語傳說古代曾有自己的文字，但早已失傳。故長期以 來僅有少數群眾和知識份子使用漢字作記事、通訊、書寫工具。二十世紀初，英 國傳教士坡拉德(S.Poloart，漢名柏格里)同苗族、漢族知識份子楊雅各、張武等 人合作，以黔西北威寧縣石門坎苗語為標準音，創造了一種拼音文字，稱坡拉字 母苗文(俗名「老苗文」)。清末民國初，湘西花垣縣苗族詩人石板塘，運用「六 書」的造字規律，借漢字偏旁，創制了一套方塊字形的苗文。民國初年，英國傳 教士胡托(M•H•Hutton)以黔東南爐山縣(今凱里市)旁海苗語為標準音，創造了 注音字母苗文。抗日戰爭時期，乾城(今吉首市)苗族學者石啟貴以乾城苗語為基 礎，借用阿拉伯字母，創造了一種速記苗文。同時，貴州松桃縣苗族知識份子龍 紹華，運用國際音標編寫了東部方言的苗文課本²。這些苗文，有的雖在局部地 區通行過，但都因種種條件限制和本身的缺陷，未能在苗族群眾中推廣。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對全國苗語進行普查研究的基礎上，改革了「老苗文」，還 分別創制了東部、中部、西部三種方言的拉丁字母形式的苗文。現均在積極試行 和推廣中。

三、苗族族稱的涵義

苗族自稱各地大同小異。湘西方言區的苗族自稱「仡雄」或「果雄」，其他 地區的苗族則多自稱「模」，或「蒙」，或「髳」。各地苗族的自稱，語音上雖有 一些差異，但語音對應關係嚴整，系同一個詞的地區讀音差異。據漢文獻記載，

苗族自古以來他稱為「苗」，或「苗民」、「苗蠻」、「苗人」。苗族的自稱大多與「苗」

很相近，均帶有 m 這個音。「苗」很可能就是苗族自稱的漢字記音。在歷史上，

按服飾對苗族又有「紅苗」、「黑苗」、「白苗」、「青苗」等不同的稱呼。其實這些 稱呼不僅反映了服飾的不同，而且反映了風俗習慣、語言等方面往往也存在差 異，它們應是對苗族內部不同地區、不同支系的別稱和他稱。儘管在自稱和他稱 方面都存在一些差別，但各地區、各支系的苗族世代相沿，均認為自己是「苗」，

則是統一的。故千百年來，苗族作為一個單一的民族，早已見稱於世界民族之林。

四、苗族歷史研究中的幾個難題

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者對苗族都有所研究，而且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

語言、習俗和人種諸多方面，但都不夠系統，更談不上深刻。由於苗族名稱在史

2 李廷貴、張山、周光大主編，《苗族歷史與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 年 10 月)，頁 9-10。

籍上變化較大，使用也很廣泛，因而造成史料應用和分析研究上的許多困難；對 於苗族歷史的論述，許多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加之沒有本民族的文字記述，

也沒有足夠的苗族通史之類的專著可資參考，所以，撰寫苗族史的困難是很多 的。有些重大問題尚待深入研究，例如苗族歷史發展特點問題、族源問題、遷徙 問題、奴隸制問題、支系問題、社會制度等等，都是比較棘手的。對於這些問題，

近年來筆者均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逐漸形成一套自己的看法，構成了本論文 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思想。

關於苗族歷史發展的特點。苗族歷史上所經歷的種種變遷以及某些特有的歷 史遭遇和生活環境，使苗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同時給苗族社會 的發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決定了苗族歷史發展的特點。對此，諸家多有論及，

現將其整理、歸納如下：

第一，苗族歷史發展的起點比較高，但後來卻長期處於滯緩和後進狀態。這 一方面是由於連續的大遷徙和生活環境的不斷變異，打亂了苗族社會自身發展的 進程，「篳路藍縷，以處草莽」的情形往往是周而復始；另一方面，則是從炎帝、

黃帝大戰蚩尤，禹征三苗和商、周「撻伐」蠻荊到歷代統治者對苗民的「征討」， 無不給苗族人民帶來災難和造成生產力的大破壞。

第二，苗族是歷史上形成的統一的和具有鮮明的共同特徵的民族。但不斷遷 徙所形成的分布地域的遼闊和分散，各地區、各支系苗族所處自然地理條件和周 圍環境的不同，造成了苗族內部的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同時在語言、服飾、生 活習俗、宗教信仰等方面，整個苗族在保留諸多共同的基本特徵的基礎上，各地 區、各支系也各具特色，互有差異。

第三，苗族自古是中國一個比較強大的民族，長期活躍於中國歷史舞台，發 揮了重要作用。但自遷入西南各地後，由於地域的分散和各地區、各支系相互間 的山水阻隔，苗族很難形成較大的相對穩定的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未能建立起 自己相對獨立的民族政權，更無力去「問鼎中原」，對中央王朝和統治民族從未 造成什麼嚴重威脅。而相反，苗族大多處於被他族統治的地位，備遭統治民族和 中央王朝的奴役和打壓，受盡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

第四，由於歷史上長期處於被統治、被奴役的地位，備受民族歧視和民族壓 迫，為了爭得自己民族的生存的權益，苗族常常不得不被迫鋌而走險，起來進行 反抗。「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苗族起事和反抗事件之多，規模之大，

鬥爭之激烈，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都是少見的。

第五，苗族由於長期遷徙和不斷分散，最後遍布西南各地，形成同漢族及其 他民族雜居錯處的局面。苗族同各民族在長期共處和交往中，相互學習、相互影 響，結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關係。這種關係使苗族成為中國多民族 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員，使苗族對中華民族產生了強烈的向心力和內聚力。為 國家社稷安危，為中國領土完整和整個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苗族人民同漢族和 各民族并肩作戰，無數苗族志士和英雄兒女，血灑疆場，為中國歷史上寫下了許 多光輝的篇章。

關於苗族的族源。族源對於民族史來說是一個重要問題，但也是個極為複雜 的問題。關於苗族的族源，中外學者歷來說法不一，有「三苗說」和「非三苗說」、

「髳人說」、「蠻說」等。「三苗說」自古有之。最早直接論及「苗」同古「三苗」

關係的，是南宋的朱熹。元明清官、私著述中多主此說。近代以來，中外學者亦 多有持「三苗說」的。如呂思勉《中國民族史》、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均將 苗族溯源於「三苗」，日本學者鳥居龍藏《苗族調查報告》亦認為苗族「蓋三苗 之遺也³。」「非三苗說」的始作俑者，為近代的章炳麟。凌純聲、芮逸夫《湘西 苗族調查報告》及其他有關論著，進一步發揮了苗族非古「三苗」之裔的觀點。

在否定「三苗說」的同時，章炳麟、凌純聲等提出了「髳人說」，即認為苗族係 西周初年隨同周武王伐紂的「髳」部落的後裔⁴。所謂「蠻說」，就是指「武陵五 溪蠻」和「盤瓠蠻」說。范瞱《後漢書》有關於「武陵五溪蠻」和「盤瓠之裔」

的記載⁵。宋代朱輔《溪蠻叢笑》，第一次從「五溪蠻」和「盤瓠蠻」中分出「苗」。 據此，近代以來一些學者持此說。如林惠祥《中國民族史》即將苗族溯源於「武 陵五溪蠻」和「盤瓠蠻」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史學界和民族學界是 諸說並存，而傾向於「三苗說」者逐步增加。特別是近幾十年來，此說在《苗族 簡史》和許多學者發表的一些論文中，得到了進一步闡述和發揮。但在此說的主 張者中，在論及「三苗」同「九黎」、「三苗」同蚩尤、「三苗」和驩兜的關係時，

又還存在某些分歧。其中，苗族學者伍新福依據漢文文獻資料、苗族口碑資料，

以及民族學、民俗學的資料，對此一問題進行了具體的分析和論證，進而提出「三 苗」源於「九黎」，蚩尤則為「九黎」之首，而驩兜族曾同「三苗」聯合，融於

「南蠻」，成為苗族的來源之一⁷。此一說法，是較為目前學術界所認同的看法。

關於苗族同楚人、楚國的關係。苗族族源涉及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楚國的 族屬問題。按傳統的看法，楚人是華夏民族南下的一支，苗族的先民屬「南蠻」

的一部分，二者當然無涉。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提出了另一種說法，即認為 楚人即「髳人」，而「髳人」是「三苗」的後裔，故楚人即苗人，楚國是苗族所 建立的一個大國⁸。范文瀾對這一說法並未作進一步的論證。自一九八一年以來，

學術界有人發表文章，對屈原屬苗人，因而楚人即苗族，楚國即苗國的論點，進 行了具體的闡發⁹。但立即引起了爭論。不少人仍堅持楚人為華夏民族一支的傳 統觀點。包括苗族學者伍新福在內的一些研究者，則發表了楚人和苗族「同源異 支」說。即認為：楚人和苗族均源於「三苗」，二者是「三苗」集團的不同組成 部分，同屬於「蠻」；楚人是「三苗」集團中的先進部分，較早地接受了華夏文

3 (日)鳥居龍藏，《苗族調查報告》，下冊(台北：國立編譯館，民國 25 年 4 月初版)，頁 376-377。

4 凌純聲、芮逸夫，《湘西苗族調查報告》(台北：南天書局，民國 67 年 3 月再版)，頁 8-14。

5《後漢書》引酈道元《水經注》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滿溪、酉溪、無溪、辰溪，悉是蠻 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盤瓠之子孫也。參閱范瞱，《後漢書》(台北：鼎文書局，民國 74 年 3 月)，卷 24，〈馬援列傳〉，頁 843。

6 林惠祥，《中國民族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 4 月)，頁 191-198。

7 伍新福，《中國苗族通史》，上冊(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9 年 12 月)，頁 17-32。

8 轉引自李廷貴、張山、周光大主編，《苗族歷史與文化》，頁 11。

9 李建國、蔣南華，《苗楚文化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 年 5 月。

化的影響，而後融為漢族的一部分，苗族先民則是其中較為後進的部分，僻處山 林，發展成今天的苗族。

關於苗族遷徙問題。關於苗族的遷徙，歷來學者的研究成果，一般只能指出 一個大致的方向，即從東而西的移動；至於具體的遷徙原因和遷徙路線，目前尚 未有明確的共識。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即苗族歷史悠久，遷徙頻繁，吞吐量 大，被稱作「山地的移民」或「山區遷徙者」。在此過程中，有的被融合為其他 民族(主要是漢族)，有的把其他民族融合進來。目前苗族還在移動，還在吞吐，

引起世人矚目。

關於苗族是否經過奴隸社會。二十世紀二、三○年代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大 辯論，肯定了中國古代奴隸社會的存在。因此形成一種傳統的觀點，即認為中國 各民族一般都應經過奴隸社會，苗族並不例外。近二十年來，隨著苗族歷史和文 化研究的深入，情況發生了變化。多數苗族史的研究者認為，苗族在其歷史發展 過程中，由於中央王朝的統治和漢族封建制度的影響，在原始氏族社會瓦解後，

跳過了奴隸社會，而直接進入封建社會。但認識並未完全統一。有的人提出，苗 族有相當部分曾處於他族奴隸主的統治和奴役之下，因此也可以說苗族經歷過奴 隸社會；有的人以楚國即苗國為前提，認為楚國曾是一個奴隸制大國，苗族當然 經過了奴隸社會。對此一問題，個人認為，春秋戰國時代最先被納入楚國、巴國 的版圖，變成「楚人」、「巴人」一部分的江漢、江淮等地的苗族，以及唐宋之際 進入「烏蠻」和南詔境內的部分苗族，曾生活於奴隸制度之中，可以說經過了奴 隸社會。但這些苗族成員基本上都受他族奴隸主的統治和奴役，類似於「種族奴 隸」，而其內部並未形成奴隸和奴隸主階級的分化和對立。從後來形成苗語東部 方言和中部方言的苗族(即苗族的大部分)來看，是秦漢後在原始氏族制度解體的 基礎上，因受漢族統治的影響，越過奴隸社會階段而直接進入封建社會的。歷史 事實確實如此。在苗語東部和中部兩大方言中，均缺乏類似「奴隸」和「奴隸主」

的詞彙，亦可作為佐證。

關於支系林立問題。苗族何以存在眾多支系，也是一個十分複雜，不易弄清 的問題。個人對此只能提出一個粗淺的看法：苗族的支系林立，一方面是由於社 會經濟發展不充分，致使古老的氏族制度和部落組織殘餘沒有受到徹底洗滌；另 一方面是遷徙頻繁，分散發展，各部分彼此隔絕，獨立自向。同時，苗族是海量，

吞吐量大，他可以融合於其他民族，也有其他民族的某些人們融合到苗族裡來。

支系問題是具有共同民族特徵、共同心理素質基礎上的差異問題，我們要承認這 種差異，但又不能過份地誇大這種差異，以免有人利用這種差異製造民族內部的 分裂。

關於苗族社會組織問題。明清以來，漢文獻多記載苗族「無君長」、「不相統 屬」。如果說這是指苗族歷史上一般未形成相對獨立的穩定的政治實體和政權，

那是正確的。但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苗族內部是一盤散沙，毫無社會組織可言。

苗族歷史上不斷發生的大規模起事，其地域之廣，人數之眾，組織之嚴密，常使 人驚嘆不已。苗族內部的社會組織狀況，確實很值得考究。早在二十世紀四○年

代，姚鑒〈關於苗族社會的幾點意見〉、王璞〈花苗的社會組織〉等文即開始涉 及苗族內部的社會組織的一些情況¹⁰。但由於語言和習俗等方面的隔閡，這些文 章還只是接觸到某些表面現象。近二十年來，一些學者開始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更 深入的研究。有的學者著文，提出「鼓社」、「議榔」、「理老」是苗族古代社會結 構的三根支柱，並認為「鼓社」是由同宗的一個村或幾個村組成的苗族社會的基 層單位，「議榔」是一個「鼓社」或幾個「鼓社」組成的立法會議，「理老」是按 苗族習慣法進行仲裁的私法機關。它們都產生於氏族社會末期和有了私有制的時 候¹¹。但這一觀點也引起了爭論，不少學者先後發表了不同意見。有的認為「鼓 社」起源於母系氏族社會，「議榔」是社會公約，不是習慣法¹²；有的認為，「議 榔」是由苗族遠古的氏族議事發展來的，不是氏族組織，也不是立法機構，而是 具有二重性的農村公社組織或農村公社的殘餘¹³。苗族學者伍新福則綜合各說，

提出以下幾個觀點：第一，「鼓社」是按宗支的血緣關係組織起來的苗族祭祖單 位，是氏族制度的殘餘；第二，「議榔」是以地緣關係為基礎結合起來的，可以 包括「鼓社」，但不同於以血緣為紐帶的「鼓社」，實際是農村公社的次生形態；

第三，「鼓社」選舉的「鼓頭」，主持祭祀活動，具有「祭司」的職能；第四，「議 榔」會議選舉「榔頭」、「款首」，主持「議榔」和「合款」，為苗族非世襲的領袖 人物；第五，「理老」(或稱「寨老」、「鄉老」)一般是苗族各村寨中的自然領袖，

具有行政司法方面的職能，為苗族內部自治的基層行政管理者；第六，「議榔」、

「合款」有原始民主制的殘餘，其「榔規」、「款約」可以包含苗族的原始習慣法，

但內容又遠遠超過習慣法，並打上了階級社會的烙印¹⁴。總之，從以上的研究成 果中，可以明顯地看出，苗族確實擁有自己的社會組織，而非一盤毫無組織的散 沙。

關於苗族社會發展的形態問題。過去學術界流行一種觀點，即認為苗族的社 會分為領主制和地主制兩個階段。先產生領主制，後從領主制進入地主制，並且 以土司制度為標誌；在土司制度時期為領主制，改土歸流後為地主制。這種觀點 的主要論據是肯定土司制度的基礎為領主制經濟，甚至把土司制等同於領主制。

筆者對於這種觀點不敢茍同。若從近年來諸多學者對於各地區苗族向封建社會的 過渡，以及封建社會發展的具體情況所作的考察和分析，筆者認為有一部分苗族 首先產生和形成了領主制經濟，有一部分(主要是「生苗」)則直接發展了地主制 經濟。而土司制度的基礎也並不單純是領主制經濟。土司土目有一部分是領主，

10 伍新福、龍亞伯，《苗族史》，〈緒論〉，頁 13。

11 李廷貴，〈簡論苗族的社會組織〉，《貴州文史叢刊》，1994 年，第 4 期，頁 25-26；李廷貴，〈再 論苗族習慣法的歷史地位其及作用〉，《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98 年，第 3 期，頁 5-8；吳大 華、徐曉光，〈苗族習慣法的傳承與社會功能〉，《貴州民族學院學報》，2000 年，第 1 期，頁 16-20；伍新福，《苗族文化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 年 3 月)，頁 232-243。

12 史繼忠，《西南民族社會形態與經濟文化類型》(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4 月)，頁 164-176。

13《苗族簡史》編寫組，《苗族簡史》(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85 年 10 月)，頁 30-36；何積 全主編，《苗族文化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 年 9 月)，頁 80-96。

14 伍新福，《中國苗族通史》，上冊，頁 59-63。

對包括苗族在內的「土民」進行農奴式的壓榨和奴役；有一部分土司土目雖對轄 區內土地有最高所有權，但實行的主要是租佃制，其經濟形態屬地主經濟；還有 部分土司土目曾實行過奴隸制，對轄區內包括苗族在內的「土民」進行奴隸式的 奴役，後來才又逐步轉變為租佃制。把先有領主制後為地主制，土司制度等於領 主制，作為一個普遍性的公式，是不符合苗族歷史發展實際的。

關於苗族何時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二十世紀五、六○年代，中國學術 界存在一種傾向，就是將中國各少數民族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劃分，簡單套用中國 通史的分期法，統一地以一八四○年為界，在此之前為封建社會，在此以後進入 半殖民半封建社會。苗族也如此。筆者認為，這種分期法對於部分散居或與漢族 雜居的苗族來說是較正確的，但就苗族主要聚居區(即苗族的主體部分)而言，卻 不切合實際。由於苗族主要聚居區(如湘西、黔東北的臘爾山地區，黔東南的月 亮山地區，黔西北和滇東北地區)均屬偏僻山區，同外界聯繫較少，相對孤立，

再加民情風俗和語言的隔閡，在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後的四十多年時間，西方殖 民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勢力尚未滲入，受全國(主要是漢族地區)半殖地半封 建化進程的影響還很小。其間雖有外國傳教士的進入，由於受到人民的抵制和咸 同苗民起事的客觀遏制，其影響微乎其微，故苗族地區封建社會形態仍然十分完 整。大致從十九世紀八○年代以後，這種情況就開始改變了。一方面是清朝政府 對外國勢力的進一步妥協和人民反抗的失敗，外國勢力已逐步滲入了大部分苗族 地區；另一方面，外國列強的資本和商品對苗族地區的輸入劇增，使苗族地區的 自然經濟部分解體，萌發了一些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從此，苗族地區也演變成了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是這種演變在各地參差不齊。在湘西、黔東、桂北、川 東南等地區，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較為明顯；而貴陽以西的苗族社會 經濟卻幾乎沒有變化。在一些地區，如黔東南月亮山區，黔南紫云、望謨的麻山 地區，以及雲南楚雄、金屏、馬關等縣的部分苗族社會，則繼續處於封建化過程，

遲至清末民國初年，才產生本民族的地主經濟，不少地方還殘存著以物易物的原 始交換形式。這種經濟條件對發展商品生產和發展資本主義的啟動力是很小的。

因此，筆者既不贊成那種認為苗族社會已普遍存在著資本主義因素的觀點，也不 贊成那種認為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苗族社會仍然是完整地主制經濟形態 的觀點。

關於圖騰問題。根據漢文史籍記載，從秦漢到宋元，都說苗族同瑤族、畬族 一樣有過盤瓠崇拜，所以史書多把苗族歸入盤瓠蠻內。盤瓠崇拜實際上是一種圖 騰崇拜。原始社會的人類，由於生產力低下，知識落後等原因，而把一些同自己 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動物、植物或其它自然物，看成與自己氏族、部落有血緣關係 而加以崇拜，加以神化。盤瓠就是屬於犬圖騰部落的圖騰崇拜對象。盤瓠圖騰主 要存在於東部方言苗族中。中部方言和西部方言的圖騰中，有牛(表示力量)、楓 木(表示人生)、蘆笙(表示交流)、龍(表示偉大)、鳳(表示祥和)、木鼓(表示祭祖) 和蝴蝶(表示繁衍)等等。支系多則圖騰多，很難為苗族找到一個統一的圖騰。

以上是筆者對於苗族歷史研究中幾個重大問題的淺薄意見。至於其他諸多問

題，如歷史分期問題、苗族的歷史命運和前途問題等，筆者不可能全部加以說明。

苗族歷史悠久，情況複雜，特點突出，材料豐富，可研究的問題很多，有待語言 學、人類學、歷史學、民族學、考古學、地輿學等各路專家共同努力。

五、苗族研究的回顧

苗族，由於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早已引起人們對他的關注。在先秦 典籍和《史記》、《漢書》中，即有關於苗族先民的記載¹⁵。此後歷代中央政府對 苗族的征伐不斷，在官方文獻中，則更是史不絕書。從宋代開始，由於苗族和漢 族的交往和經濟文化聯繫的逐步加強，除正史和官書外，產生了一批專門或比較 集中地記載苗族的私人著述，如宋代的朱輔《溪蠻叢笑》，明代的郭子章《黔記》， 清代的陸次云《峒谿纖志》、愛必達《黔南識略》、段汝霖《楚南苗志》、羅繞典

《黔南職方紀略》、徐家幹《苗疆聞見錄》、貝青喬《苗俗記》等等。這些著作，

不少是對歷代苗民治、亂軌跡和鎮壓、統治苗疆方略的考察，也有關於苗族各時 期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的記述，而同時大多都有苗族生活狀況和民情風俗的見聞。

雖談不上什麼深入的研究，並且不無謬誤和歪曲之處，但保存了不少有價值的資 料，至今仍可供研究苗族歷史和文化參考。

民國時期，大陸地區已有許多學者，其中包括最初的一批苗族學者，開始對 苗族族源、遷徙、經濟生活、語言、風俗、信仰等進行較科學的調查，發表了一 系列論著。最有代表性的有盛襄子關於湖南苗族的論著，如《湘西苗區之設治及 其現狀》等¹⁶，吳澤霖、陳國鈞、楊漢先等對貴州苗族的研究，如吳澤霖〈貴州 短裙苗的概況〉、〈苗族中祖先來歷的傳說〉、〈貴州少數民族婚姻的概述〉、〈爐山 黑苗的生活〉、〈貴州省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區苗族的婚姻〉、〈貴州苗族的跳花場〉

17；陳國鈞〈貴州苗夷社會概況〉、〈苗夷族婦女的特質〉、〈都柳江苗夷的分佈〉、

〈北盤江苗夷的分佈〉、〈清水江苗夷的分佈〉、〈生苗的入祖神話〉、〈苗族的工藝

─紡織與繡花〉、〈苗寨中的鄉規〉、〈安順苗夷的娛樂狀況〉、〈貴陽仲家的歌會─

趕七月場〉、〈苗夷族中的搖馬郎〉、〈苗族吃鼓臟的風俗〉、〈貴州安順苗夷族的宗 教信仰〉、〈苗族的放蠱〉、〈生苗的喪俗〉；楊漢先〈大花苗名稱來源〉、〈大花苗 歌謠種類〉等¹⁸。大型的專著則以凌純聲、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調查報告》¹⁹、 石啟貴的《湘西苗族實地調查報告》²⁰最有影響。這些論文與專著，雖因時代和 個人條件的侷限，難免存在某些缺陷和疏誤，但在搜集、整理和保存資料方面，

15 參閱李廷貴，〈苗族研究的新進展〉，收錄於貴州民族學院歷史系編，《貴州民族論叢》(貴陽：

貴州民族出版社，2002 年 1 月)，頁 138-145。

16 盛襄子，《湘西苗區之設治及其現狀》，重慶：獨立出版社，民國 32 年 2 月。

17 以上諸文收錄於吳澤霖，《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 年 5 月。

18 以上諸文收錄於陳國鈞等著，《貴州苗夷社會研究》，台北：東方文化書局，民國 62 年夏季。

19 凌純聲、芮逸夫，《湘西苗族調查報告》，台北：南天書局，民國 67 年 3 月再版。

20 石啟貴，《湘西苗族實地調查報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12 月。

都不同程度地作出了貢獻，為我們今天研究苗族史鋪墊了基礎。

近代，隨著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東來，一批外國傳教士與學者進入苗族地 區，開始對中國苗族進行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英國傳教士克拉克、德 國傳教士維亞爾、美國傳教士格雷姆、法國傳教士薩維那等，都發表了不少關於 苗族的論著。其中，薩維那的《苗族史》是外國史學方面第一部關於苗族的專著，

頗有影響。日本學者鳥居龍藏深入貴州苗族地區進行實地考察，所著《苗族調查 報告》是從民族學角度研究苗族的重要著作，保存了較豐富的關於苗族內部生 活、經濟狀況、文化習俗的資料²¹。外國傳教士和學者的這些論著也都具有較大 的參考價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苗族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 立伊始，費孝通教授率領中央民族訪問團西南分團訪問貴州兄弟民族，並進行了 包括苗族在內的民族情況調查，後寫成《兄弟民族在貴州》一書，收集了不少關 於苗族的資料²²。著名史學家謝華等率團訪問了湘西民族兄弟，也結合進行了調 查研究工作，一九五九年出版了專集《湘西土司輯略》，為苗族和土家族的研究 提供了珍貴資料²³。在此期間，梁聚五先生整理和編印了《苗夷民族發展史》和

《苗族人民在反清鬥爭中躍進》，馬少僑先生編著和出版了《清代苗民起義》和

《湖南苗族人民革命鬥爭史》²⁴。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組織的從一九五六年開始進 行的民族語言調查和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有關苗族歷史 和文化的資料。這些資料一九八七年由貴州民族出版社以《苗族社會歷史調查》

(一)(二)(三)集出版，貴州省志民族志編委會帶鉛印了《民族志資料匯編》，其中 的第二集和第五集為苗族資料專集(一九八六年十月和一九八七年十二月)²⁵。

在廣集材料的基礎上，貴州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苗族組集中在貴陽花 溪，編寫《苗族簡史》和《苗族簡志》(後合為《苗族簡史簡志合編》，一九六三 年鉛印)。一九七九年初，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委的批示和安排，由貴州 省民族研究所主持，恢復《苗族簡史》的編寫工作，一九八一年九月在貴陽召開 了《苗族簡史》審稿會，到會的有湖南、湖北、四川、雲南、廣西、廣東、貴州 和北京的代表，對書稿進行審議。一九八三年冬，貴州省民委「五種叢書」編委 會召開擴大會議，對《苗族簡史》第三稿進行審訂。貴州省委、省政府的領導王 朝文、宋樹功、龔賢永和國家民委五種叢書編委會副主任馬寅等出席了會議，中 央民族學院、西南民族學院和湘、鄂、川、滇、桂、粵、黔七省區有關院校研究 機構，民族工作部門的專家、學者、負責人以及苗族知識份子代表參加審議，最 後由編委會主任熊天貴、委員潘玉興共同定稿，一九八五年十月由貴州民族出版

21 參閱黃才貴，〈文化的源與流─鳥居龍藏博士的中國西南民族文化觀〉，《貴州民族研究》，2000 年，第 4 期，頁 119-126。

22 參閱伍新福，《中國苗族通史》，上冊，〈緒論〉，頁 5。

23 謝華，《湘西土司輯略》，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11 月。

24 參閱譚厚鋒，〈苗學研究國際化的回顧與前瞻〉，《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99 年，第 4 期，頁 29-30。

25 參閱李廷貴，〈苗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收錄於雷翔、楊光宗、田萬振、吳雪梅主編，《湖北

社出版發行。

與苗族社會歷史調查、《苗族簡史》並行且成果累累的是苗族民間文學資料 搜集、整理和《苗族文學史》的出版發行。一九五八年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 召開民間文學工作者會議，中共中央宣傳部號召編寫民族文學史或文學概況，貴 州省積極響應，省作協分會、省文聯、省民委、省語委、貴州民族學院等單位，

一方面把已有資料編印成冊，一方面組織人力下鄉，對苗族文學資料進行突擊性 的搜集和搶救，集中編印二十七冊(約有詩歌一百萬行，散文故事一百萬字)，同 時撰寫《苗族文學史》，於一九八一年八月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參加編 寫的人員有田兵、剛仁、蘇曉量、施培中、唐春芳、潘定智、王維寧、柳百琦、

李壁生、龍玉成、龍叢漢、吳錦、江開鵬等。

一九八八年九月，貴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李廷貴和胡起望選編的《苗族研究 論叢》，這是從近千篇論文中選入的集子，內容十分豐富。作者在〈苗族研究的 可喜收獲〉中，把研究成果概括為八個方面：

1.對苗族族源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的深入和拓展。

2.對苗族社會發展的研究開始觸及社會性質及其規律。

3.對封建王朝的統治方略和苗族的起事鬥爭的研究深入一步。

4.首次開展了關於苗族社會組織的爭論。

5.對宗教信仰與哲學社會思想進行了開創性試探。

6.對苗族文化和藝術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7.語言文字的研究工作正東山再起並進入實用階段。

8.民間文學在廣集資料的基礎上開始了專題評論。

這篇文章縮寫為〈苗族研究概述〉，發表於《黔東南社會科學》一九八七年 第三、四期和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複印了全文。許多 讀者認為《苗學研究論叢》是文集之精品，具有重要參考價值²⁶。

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海內外學者對苗族文化興趣愈來愈濃，苗學學科 呼之欲出。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貴州省苗學會在苗族聚居的黃平縣宣告成立，湖 南省苗學會、中央民族大學苗學研究所、湘潭大學苗學研究所、雲南苗族古籍文 獻研究會等苗學研究機構也應運而生。苗學會的成立是苗學科學成熟的標誌，是 苗族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中國學術通覽》(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二月 出版)上專門設有「苗學」一章，成為與「儒學」、「玄學」、「佛學」、「藏學」、「敦 煌學」等學科並列的顯學之一。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六年，貴州省苗學會在凱里 和水城成功地舉行了兩次國際苗學研討會暨經貿洽談會，三十多名國外學者和 港、澳、台地區的學者到會，使「苗學走向世界，世界關注苗學」。貴州省苗學 會現有會員二三○○多名，成立以來召開了多次年會，其中，除前述兩次國際苗 學研究會外，有重大意義的年會有「加快發展苗族經濟研討會」和「苗族地區教 育研討會」，兩會收到的論著和企業家典型事蹟共一四○多篇，有七○多位代表 作了大會發言和學術交流。這兩個會在貴州的苗族歷史上都是首創的，具有強烈

26 參閱李廷貴，〈苗族研究的新進展〉，收錄於貴州民族學院歷史系編，《貴州民族論叢》，頁 142。

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貴州省苗學會成立後的學術研究正在蓬蓬勃勃地 發展著。據不完全統計，發表的論文和著作二千多篇，出版了《苗學研究》論文 四集，鉛印《苗學簡訊》四期，《苗學研究通訊》十一期(其中第十期為《苗族人 物專集》，七十五萬字)。較有影響的著作有張永祥、許士仁《苗漢詞典》、田玉 隆《蚩尤研究資料選》、潘定智《民族文化學》、楊昌國《苗族服飾》、羅義群《中 國苗族詩學》、李廷貴、張山、周光大《苗族歷史與文化》、張山、翁家烈《中國 民族百科全書•苗族卷》、楊庭碩《人群代碼的歷時過程─以苗族族名為例》、伍 新福、龍伯亞《苗族史》、燕寶《苗族古歌》、羅廷華、余學軍《貴州苗族教育研 究》、石朝江《中國苗學》等。其他省市的學會工作也很有特色，研究成果更為 突出，其中，伍新福研究員的《中國苗族通史》與《苗族文化史》堪稱鴻篇巨著，

價值很大。

苗學─一門專門研究苗族的學科已經建立起來，並且成了一門世界性的學 科，苗學正在走向世界，世界正在關注苗學。據統計，從一八三一年到一九七八 年的一百四十七年間，國外出版的研究苗族或涉及苗族問題的論著達二八○餘 種，平均每年有兩部問世²⁷。近幾年來的有關苗族的出版物仍有上升的趨勢。這 就提醒我們要問一個「為什麼」？澳大利亞民族學家格迪斯這樣回答：「世界上 有兩個苦難深重而又頑強不屈的民族，這就是苗族人和猶太人²⁸。」格迪斯的話 是有道理的，但我們思考更應該廣泛一些、深刻一些，除了苦難深重、頑強不屈、

分布世界這些特點之外，苗族還有歷史悠久、遷徙頻繁、支系眾多、崇尚自由、

反抗性強、勤勞智慧、熱情大方、能歌善舞等特點，必然會引起專家學者和旅游 賓客的興趣。現在，苗學研究中心似乎正在形成。中國的苗學研究以中國社會科 學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學、中南民族學院、貴州民族學院、貴州省民族研 究所、湖南省社科院歷史所、廣西民族學院、貴州省苗學會等單位為重點，一批 學者正在分別地或有組織地進行苗學研究；國外的苗學研究有日本、美國、法國、

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一批專家學者在進行，他們之中有不少人不辭辛勞，遠道而 來中國，來貴州，既進行田野調查，又作學術交流²⁹。國內外的苗學研究可謂成 果累累，影響深遠³⁰。

27 參閱石朝江，〈苗學─一門世界性學科〉，《人民日報•海外版》，1989 年 11 月 21 日。

28 轉引自李廷貴，〈苗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收錄於雷翔、楊光宗、田萬振、吳雪梅主編，《湖 北苗族及二十一世紀苗學研究》，頁 18。

29 中國較著名的學者有：吳澤霖、楊漢先、李廷貴、潘定智、周光大、翁家烈、伍新福、王慧琴、

楊道等；國外較著名的學者，美國部分有陶燈博士、熊主福、方小龍、王志明、吳邦宗、王 劍閣、李雄寶、王布、潘力生、成應求、熊玉平等；法國部分有李素素•李峰；日本部分老 一輩的有白鳥芳郎、君島九子、伊藤清司等，中青年學者有鈴木正崇、金丸良子、田煙久夫、

曾士才、武內房司、谷口房男、伊藤五子、柴村惠子、若林敬子、久我光云、谷口裕久、田 仲一成、大木康、廣田律子、太田阿佐子、百田彌榮子等。

30 國外苗學研究成果較具代表性的有：(澳)迪格斯《山地的移民》、(日)伊藤清司《雲貴高原的 稻作傳統》、(日)李家正文《中國古代的各民族》、(日)鈴木正崇《中國南部少數民族志》、(日) 君島久子《貴州民俗志•苗族志》、(日) 鈴木正崇、金丸良子《中國雲貴高原的少數民族》、

(美)基•毛丁《苗族歷史》、(英)坦布《主權與起義─泰國北部的白苗社會》等等。請參閱譚

近十年來國際苗學研究取得了豐厚的成果，但存在著經費的嚴重不足；專業 隊伍自有青黃不接之虞；個中急待深入開拓的領域尚需拓展；中外苗學交流活動 頻繁，但由於種種原因尚未能滿足方方面面的要求等問題。儘管如此，苗學研究 前程似錦，我們對苗學研究的逐步發展仍抱有極大的信心。這是因為：

第一、苗族文化內涵豐厚，許多方面還有待於更進一步地探討和研究。比如 苗族的遷徙歷史、各方言間的語言文字及其文化的比較研究、各個時期社會結構 等問題。

第二、國際苗學研究的實踐經驗證明，苗學研究是苗族社區現實需要，不但 有理論意義，而且有直接的實踐意義。苗族是一個世代以刀耕火種(又稱斯威頓 Swindden)傳統山地農業民族，目前無論在中國境內，還是在中國域外，都經歷 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碰撞。各國各地區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不同、處理問題的 方式不一樣，苗族的經歷也不一樣，但都有自己方方面面的經驗和教訓。令人值 得注意的是，苗族這一傳統山地農業民族進入現代化生活，是二十世紀末七○年 代中後期才開始的。那時，由於眾所周知的印度支那半島局勢的變化，苗族中的 一部分突然成為漂泊不定無處安身的難民，一下子被拋撒到歐美大陸。在西方現 代文明的氛圍中被迫重新整合自己的文化以求生存。幾乎與此同時，中國苗學，

然後越南、老撾、緬甸的苗族也相繼開始了現代化過程，目前正經歷市場經濟的 競爭引起的社會變化。像苗族這樣的獨特經歷(遷徙頻繁)的民族在世界上是罕見 的，從比較的角度研究苗族現代化過程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發展，綜合國力的不斷加強，人民 生活逐步改善和人們認識的改變，苗學研究經費會得到逐步增加，研究條件將會 得到改善，研究成果的發表和出版的機會將會不斷增多。國內外學術交流活動將 會得到進一步發展。

第四、苗學研究前程似錦，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隨著中國人類學、

民族學在國際學術界中的交流，中國苗學研究隊伍將發生重大的結構性變化。受 過專門訓練的具有較高專業素質的新一代苗學研究人員，將取代老一輩學者進行 苗學研究，從而為苗學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推動苗學研究向新領域、高水準的方 向發展。新時期苗學研究隊伍中各學科研究人員都陸續被培養出來。世人相信，

這一代年青學者學貫中西，視野開闊，思想活躍，整體素質比較高。他們中不少 學者能用人類學的理論與研究方法來進行苗學研究，開闢新領域，已嶄露頭角。

他們不會辜負老一輩學者的期望，有能力、有信心和決心把苗學研究推向一個嶄 新的系統的研究階段³¹。

總之，只要在前十年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把握時代的客觀要求，在苗學基 礎資料的收集、整理、出版方面，要在現在的基礎上實現「三化」─全面化、系 統化、科學化。理論(歷史文獻)研究與田野調查有機地結合，我們深信，國際苗 學研究將求得更多的機遇，變得更有生機、更有活力。

31 參閱石朝江，〈苗學─一門世界性學科〉，《人民日報•海外版》，1989 年 11 月 21 日。

六、研究動機與目的

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族人民通過長期的生活實踐和政 治抗爭，推動了各族間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的不斷發展，從而使國家的統一不 斷獲得鞏固，而漢唐和明清幾個歷史時期則在促進上述關係的發展上佔有尤為突 出的地位。清代雍正年間，在苗區全面推行「改土歸流」政策，打破土司制度的 政治壁壘，使苗疆與內地關係通過劃一的政治制度獲得了空前的加強。清朝政府 對於中國遼闊的邊疆，東起台灣，北達外興安嶺，西迄蔥嶺新疆與西藏，除了繼 續鼓勵它們發展與內地故有的種種關係外，尤為重要的是都先後採用直接設官分 職的辦法，把遙遠的邊地與中央政權牢固地聯結在一起。苗疆與內地的新關係是 當時鞏固定型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整體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研究它，對於了解 清代多民族國家的特徵、民族關係和苗疆社會發展等都有一定的意義。

質言之，清代苗疆與內地的關係，既屬於民族學研究的範圍，又同民族史有 密切的關係。它不僅包含中國歷史上的疆域問題，而且包含中國歷史上苗族與漢 族及其他民族的關係，苗疆民族與中央王朝的關係，以及對中央王朝在少數民族 地區推行的政治制度和採取的軍事措施如何評價的問題等等，內容豐富而又複 雜，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科研課題。

對於此一課題，歷來的前輩學者多有論文發表。其研究的主題集中在以下幾 個方面：第一、對於清代苗族地區土司制度的研究，如張捷夫〈清代土司制度〉

32、史繼忠〈略論土司制度的演變〉³³、余宏模〈試論清朝前期貴州的土司制度〉

34、張捷夫〈論改土歸流的進步作用〉³⁵、張捷夫〈關於雍正西南改土歸流的幾個 問題〉³⁶、余宏模〈試論清代雍正時期貴州的改土歸流〉³⁷、王鍾翰〈雍正西南改 土歸流始末〉³⁸、劉本軍〈鄂爾泰改土歸流的善後措施〉³⁹、李漢林〈文化變遷的 個例分析─清代「改土歸流」對黔中苗族文化的影響〉⁴⁰等；第二、對於清朝政 府在苗疆施行「屯田制度」的研究，如：潘洪鋼〈清黔湘苗區屯政之比較〉⁴¹、

32 張捷夫，〈清代土司制度〉，《清史論叢》，第 3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2 月)，頁 188-202。

33 史繼忠，〈略論土司制度的演變〉，《貴州文史叢刊》，1986 年，第 4 期，頁 1-18。

34 余宏模，〈試論清朝前期貴州的土司制度〉，《貴州民族研究》，1997 年，第 1 期，頁 74-82。

35 張捷夫，〈論改土歸流的進步作用〉，《清史論叢》，第 2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8 月)，

頁 200-214。

36 張捷夫，〈關於雍正西南改土歸流的幾個問題〉，《清史論叢》，第 5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4 月)，頁 273-286。

37 余宏模，〈試論清代雍正時期貴州的改土歸流〉，《貴州民族研究》，1997 年，第 2 期，頁 26-34。

38 王鍾翰，〈雍正西南改土歸流始末〉，《清史新考》(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 年 3 月)，頁 180-243。

39 劉本軍，〈鄂爾泰改土歸流的善後措施〉，《雲南社會科學》，1999 年，第 6 期，頁 72-78。

40 李漢林，〈文化變遷的個例分析─清代「改土歸流」對黔中苗族文化的影響〉，《民族研究》，2001 年，第 3 期，頁 74-78。

潘洪鋼〈清代乾隆貴州苗區的屯政〉⁴²、石邦彥〈淺論湘西苗區的屯田制度〉⁴³、 郭松義、桑士光〈清代的貴州古州屯田〉⁴⁴、王躍飛〈湘西均田屯租制度的歷史 沿革〉⁴⁵、郭松義〈清代湘西苗區屯田〉⁴⁶、姚金泉〈試析傅鼐在湘西苗區的屯田〉

47等；第三、對於清代苗族人民的反抗起事的研究，如：賀國鑒〈乾嘉苗族人民 的反清鬥爭〉⁴⁸、顏勇〈論「南籠起義」歷史背景經驗教訓及意義〉⁴⁹、劉釗〈清 代苗族起義原因散論〉⁵⁰、郭明〈淺析清末「南籠起義」的原因〉⁵¹、翁家烈〈據

《平苗紀略》所載淺論黔東南苗族起義〉⁵²等；第四、對於清朝政府在苗疆推行 的經濟、教育、法治等措施的研究，如：伍新福〈試論清朝前期對南方少數民族 的統治政策〉⁵³、林建曾〈清代前期治黔政策對貴州經濟發展的影響〉⁵⁴、蘇欽〈試 論清朝在「貴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設〉⁵⁵、李世宇〈康雍乾時期民族政策 與西南民族地區的開發〉⁵⁶、范同壽〈清代前期治黔述論〉⁵⁷、顏勇〈明清貴州苗 族教育述論〉⁵⁸、蔣立松〈清前期貴州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義學發展述略〉⁵⁹、張 羽瓊〈論清代前期貴州民族教育的發展〉⁶⁰等；第五、對於「改土歸流」後，苗 族與漢族互動關係的研究，如：李中清〈明清時期中國西南的經濟發展和人口增 長〉⁶¹、郭松義〈清代的人口增長和人口流遷〉⁶²、史繼忠〈淺析貴州歷史上民族 關係的特點〉⁶³、楊有賡〈清代錦屏木材運銷的發展與影響〉⁶⁴、史繼忠〈貴州漢

42 潘洪鋼，〈清代乾隆貴州苗區的屯政〉，《貴州文史叢刊》，1986 年，第 4 期，頁 19-26。

43 石邦彥〈淺論湘西苗區的屯田制度〉，《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0 年，第 3 期，頁 81-86。

44 郭松義、桑士光，〈清代的貴州古州屯田〉，《清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頁 7-11。

45 王躍飛〈湘西均田屯租制度的歷史沿革〉，《吉首大學學報》，1991 年，第 4 期，頁 59-63。

46 郭松義，〈清代湘西苗區屯田〉，《民族研究》，1992 年，第 2 期，頁 89-95。

47 姚金泉〈試析傅鼐在湘西苗區的屯田〉，《吉首大學學報》，1993 年，第 2 期，頁 54-56。

48 賀國鑒，〈乾嘉苗族人民的反清鬥爭〉，《貴州文史叢刊》，1986 年，第 4 期，頁 34-38。

49 顏 勇，〈論「南籠起義」歷史背景經驗教訓及意義〉，《貴州民族研究》，1992 年，第 2 期，

頁 58-62。

50 劉 釗，〈清代苗族起義原因散論〉，《貴州文史叢刊》，1993 年，第 2 期，頁 27-33。

51 郭 明，〈淺析清末「南籠起義」的原因〉，《貴州文史叢刊》，1998 年，第 1 期，頁 24-27。

52 翁家烈，〈據《平苗紀略》所載淺論黔東南苗族起義〉，《貴州民族研究》，1999 年，第 4 期，

頁 50-55。

53 伍新福，〈試論清朝前期對南方少數民族的統治政策〉，《貴州文史叢刊》，1986 年，第 2 期，

頁 16-22。

54 林建曾，〈清代前期治黔政策對貴州經濟發展的影響〉，《貴州文史叢刊》，1988 年，第 3 期，

頁 12-19。

55 蘇 欽，〈試論清朝在「貴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設〉，《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1 年，

第 3 期，頁 30-36。

56 李世宇，〈康雍乾時期民族政策與西南民族地區的開發〉，《貴州民族研究》，1992 年，第 1 期，

頁 127-133。

57 范同壽，〈清代前期治黔述論〉，《清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頁 73-82。

58 顏 勇，〈明清貴州苗族教育述論〉，《貴州民族研究》，1994 年，第 2 期，頁 150-157。

59 蔣立松，〈清前期貴州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義學發展述略〉，《貴州民族研究》，1998 年，第 4 期，頁 137-141。

60 張羽瓊，〈論清代前期貴州民族教育的發展〉，《貴州民族研究》，2001 年，第 2 期，頁 146-150。

61 李中清，〈明清時期中國西南的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清史論叢》，第 5 輯，頁 50-102。

62 郭松義，〈清代的人口增長和人口流遷〉，《清史論叢》，第 5 輯，頁 103-138。

63 史繼忠，〈淺析貴州歷史上民族關係的特點〉，《貴州文史叢刊》，1987 年，第 4 期，頁 3-16。

64 楊有賡，〈清代錦屏木材運銷的發展與影響〉，《貴州文史叢刊》，1988 年，第 3 期，頁 25-30。

族移民考〉⁶⁵、楊有賡〈清代清水江林區林業租佃關係概述〉⁶⁶、萬揆一〈清嘉慶 初貴州的一次「移民」佚史〉⁶⁷、石井忠〈明清至民國時期清水江流域林業開發 及對當地侗族、苗族社會的影響〉⁶⁸等。

從上述的介紹來看，前輩學者對於此一課題的研究成果不可謂不豐富。但值 得注意的是，這些論文大多偏重於單一方面的研究，而較缺乏整體性的研究。同 時，大部分的前輩學者由於限於意識形態的緣故，對於清朝政府與苗族人民的互 動關係，大多強調負面的影響，如利用武力血腥鎮壓苗族人民的抗爭、對於苗族 人民的經濟掠奪等等，較未能給予客觀的評價。另外，在史料的運用上，前輩學 者大多以地方志、官書典籍等二手史料為研究基礎，較缺乏一手史料的應用，故 其研究雖獲致一定的成果，但不無遺憾之處。基於以上種種的原因，我們可以理 解到，有關清代苗疆與中原內地關係之研究，實皆尚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加上 筆者個人在長期接觸清代檔案史料的過程中，發現其中擁有不少可作為進一步研 究之第一手史料，足可彌補前輩學者研究之不足，遂決定以檔案史料為主，配合 地方志、官書典籍等史料，從清代苗族與漢族的互動關係為切入點，企圖對清代 苗疆與中原內地關係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七、史料運用與章節架構

本論文在史料運用上，是以現存之清代官方檔案為主要材料。尤其是以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起居注冊》、《軍機處•月摺包》、《月摺檔》、《苗匪檔》、

《史館檔》、《外紀檔》等檔冊及該院所出版之檔案史料彙編，如《宮中檔雍正朝 奏摺》、《宮中檔乾隆朝奏摺》，以及根據該院所藏奏摺影印的《宮中檔嘉慶朝奏 摺》、《宮中檔道光朝奏摺》等為最多。另外，台北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據內閣大庫檔案所出版之《明清檔案》亦有部分應用。至於大陸地區所藏之 清代檔案，其數量是遠超過台灣地區所藏，但因客觀因素所限，個人並未能前往 充分應用，僅能就相關之出版品加以利用。如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出版之

《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雍正朝起居注冊》、

《乾隆朝上諭檔》、《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等編《清 代前期苗民起義檔案史料匯編》三冊等。就性質而言，此類檔案史料主要為清代 臣工進呈皇帝的書面報告，是屬清史研究之直接史料，其中以地方文武大員所奏 者為最多，因此更是地方史研究之重要材料。本論文在有關苗疆地區苗、漢之間 經濟、社會互動研究上，則從上述檔案資料中爬疏出不少相關資料，此一部分亦 是以往相關研究較少應用者。

65 史繼忠，〈貴州漢族移民考〉，《貴州文史叢刊》，1990 年，第 1 期，頁 26-33。

66 楊有賡，〈清代清水江林區林業租佃關係概述〉，《貴州文史叢刊》，1990 年，第 2 期，頁 77-82。

67 萬揆一，〈清嘉慶初貴州的一次「移民」佚史〉，《貴州文史叢刊》，1990 年，第 4 期，頁 30-31。

68 石井忠，〈明清至民國時期清水江流域林業開發及對當地侗族、苗族社會的影響〉，《民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