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古典文學中的「地震」：以清領到日治時期的相關詩歌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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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古典文學中的「地震」：以清領到日治時期的相關詩歌為例

林以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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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相較於其他天災而言，地震，是人們難以事前預防的災害。對於身處環太平洋地震帶的臺灣來說，地震所帶來的災禍和損失，都是執政者和人民所必須共同面對的重大考驗。本文以文學史歷時性的考察方式，分析由清領到日治時期的臺灣古典文學作品中，以「地震」為書寫主題的詩、文，從中探討發生過無數地震的臺灣，

除了要面對地震所造成的人口傷亡和家園殘破外，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臺灣傳統文人如何描述「地震」的可怕；並探討傳統文人們是否因為藉由對地震的書寫，使「地震」轉變成為知識份子與臺灣民眾感同身受的災難，甚至是傳統文人與臺灣人民福禍與共的體會。

從大部份的寫實詩作中，可以觀察出清領或是日治時期大多數的傳統文人們，

幾乎都因為親見或耳聞地震的慘狀，而具有悲天憫人的胸懷，此現象證明地震的發生，是臺灣民眾和文人得以逐步建構的共同記憶；但這些傳統文人雖然處在知識份子的地位，卻在督促政府進行地震後的救助、改善方面，略顯不足，值得當今思考和鑑戒。

關鍵字：地震、天災、傳統文人、災難書寫、日治古典詩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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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學研究‧第十七期民國一○三年十月

壹、前言

貳、清領時期文人筆下的地震書寫參、1930 年代前臺灣文人的地震書寫肆、1930 年代後臺灣文人的地震書寫伍、結論

壹、前言

二十一世紀才剛開始沒多久，中國大陸四川的汶川大地震、日本 311 大地震接連喚醒全世界對於地震的恐懼之心。的確，在所有的天然災害中，地震較其他天災而言，是最難以事前預防的災害。對於和日本同樣身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的臺灣來說，地震也是居民必須日夜提心吊膽的噩夢。¹臺灣由於地理上的特殊²，地震造成民眾心中的恐懼，也在漫長的地震史中轉變成對於大自然的敬畏。例如地震在臺灣民間的傳說中，常被形塑為「地牛翻身」；在日本民間，則有相對應的「鯰魚翻身」之說。可見在科學未發達的過去，人民對於地震的認知，主要來自於對大自然力量所產生出的畏懼。

翻閱臺灣歷史，即可見統治臺灣的政權幾經更迭，但唯一不變的是大自然加諸於臺灣的災害。以地震為例，它如影隨形地依附於每個政權下不定期發生，

並隨著臺灣的人口的逐年增加，帶給臺灣人民的嚴重傷害也變得更為明顯。因此，

天然災害「地震」，就成為臺灣文人在寫作時不可缺的題材，徐泓說：

在一般文人的筆記、文集中，也常留下作者對他親身經歷的天災記錄，

其詳細程度，往往超過地方志的記載。³

「地震」就這樣成為臺灣文人的文學作品中共同的文學意象，所以，本文以文學史式的歷時性考察為研究方法，分期探究由清領時期到日治時期的臺灣傳統文人，在遭遇天搖地動的災變之後，他們所書寫出的文學作品，對於「地震」

1 根據馬國鳳〈臺灣地震與震災〉的研究，臺灣年平均地震超過四千個，有感地震則約二百餘個，

可見臺灣無時無刻皆處於地震的環境中。參考來源：http://gis.geo.ncu.edu.tw/gis/eq/tweqharz.htm

（上網時間：2014 年 7 月 16 曰）

2 日人阿部勝征認為：「一般說來臺灣可分為三地震帶，1.東北地震帶，與歐亞及菲律賓海板塊之隠沒有關。2.東部地震帶，與歐亞大陸板塊及菲律賓海板塊之撞擊有關；3.西部地震帶，與臺灣島內之斷層活動有關。」阿部勝征著、李毓昭、馬國鳳等譯，《大地震：地震真相與防災》，

（臺中：晨星出版社，2000 年）。頁 22。

3 徐泓，〈清代臺灣天然災害史料補証〉，《臺灣風物》第 34 卷第 2 期（1984 年 6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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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帶有什麼樣的描述或是意含呢？⁴透過對這些古典詩歌加以分析，除了可以探究知識份子們如何透過詩歌的表述描繪地震的可怕外，更可從中理解這些知識份

「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人道關懷，將其因地震所激起的悲憫之心紀錄於臺灣文學史中的一頁。

但，臺灣地震何其頻繁、古典詩歌何其廣泛，在篇幅有限下，或許未能將所有以「地震」為主題的詩歌毫無疏漏地概括進入本文的探討範疇中。但本文欲由這些初步所蒐集而來、明確是以「地震」為描述主題的文學材料中探究的是，

臺灣民眾在遭逢地震的慘痛體驗後，這些以知識份子的身份、書寫「地震」的臺灣傳統文人們，是否真能發揮他們在作詩方面的才華，藉由文句的凝鍊展現出與地震災民休戚與共的態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如曹永和等人雖曾為臺灣的風災、水災做過資料性的整理。⁵但就地震來說，過去有關於臺灣地震的紀載和探討，都著重於官方的資料，如方志的蒐集和討論，或是官方災後的重建情況⁶，以文學為分析對象並探討臺灣自然災害的研究則略顯不足，也未有連貫性的探討。

7因此，本文從文學範疇中的古典詩歌出發，討論「地震」這個令人聞之色變的災禍，能否成為清領和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和臺灣人民間有無福禍與共的體會，

而形成生命共同體的關係外；在未來，更能以此研究為例，作為建構臺灣天災文學史的基礎，以深化臺灣文學的研究範疇，這將是日後研究者得以共同努力的方

4 本文既以文學史式的歷時性考察為研究方法，就必須面臨歷史分期的問題，才能藉由詩文詮釋與時代演變的對照得出每個時期地震詩文的異同。在分期方面，本文將清領視為第一時期進行整體觀察。日治以降，傳統以總督武官或文職的分期方式並不適合用於文學或自然災害的討論，

故本文以1930 年為界線，針對其前後各二次發生於臺灣的大地震進行論述，最後綜合比較。以 1930 年為界的原因，乃是此年為臺灣開始邁入實質現代化關鍵年代，誠如呂紹理所言：「一九三○年代臺灣的人口快速成長，交通運輸及郵政電信系統日益發達，都市化程度日益提高，中產階層人口的消費力逐漸增加。」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 年），頁 334。當社會、都市風貌急遽改變後，臺灣仍不免受到如地震等自然災害的推殘，但也同時反映出政府的救災模式和文人的關懷程度是否有所改變？故以 1930 年代為期，除探討殖民政府救災政策有無變化外，亦可觀察文人批判力道或民胞物與的精神是否有所改變。

5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2000 年），頁 422。

6 如陳正哲，《日治時期灣地震災害對建築與都市發展影響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7 戴雅芬，《臺灣天然災害類古典詩歌研究─清代至日據時代》（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6 月）。本文已注意到自然天災對臺灣的影響，但對於以「地震」為主題的詩歌只佔部份內容，故本文擬就清領到日治時期以「地震」為主題的詩歌作一整體論述，

既觀察不同時期的詩歌特點，亦就詩歌特點進行比較。而其他注意到地震詩歌的研究，其他如陳正榮，〈鄭用鑑〈地震行〉與林占梅〈地震歌有序〉辨析〉，《竹塹文獻雜誌》第33 卷，2005 年4 月，頁 102-117，將論述重點聚焦於林、鄭二人，他人地震詩作僅簡略敍述、有待補足，

故本文期以歷時性的方式分析不同時期地震詩的書寫手法，並比較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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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貳、清領時期文人筆下的地震書寫

臺灣最早有地震的記載，日本學者阿部勝征認為是出自於荷蘭人之手：

荷蘭人凡倫泰因所著《新舊東印度誌》；裡面記有：

「1624 年荷人佔領臺灣旋即開始建築「海地」等城堡，最先感覺驚愕的是台灣附近地形之隆起與大量泥沙之地積及地表變形。」⁸

西元1661 年，清朝官員黃叔璥在《臺海使種‧赤嵌筆記‧記異》中也提及：

「荷蘭為鄭成功所敗，地大震。鄭克塽滅，地亦震。」⁹這兩次的記載，第一篇紀錄了震後在地形地貌上的改變，帶來人們的震撼；後一篇則將地震視為改朝換代的上天預兆。這兩次的地震是否造成人民大量的傷亡目前無從考證，不過，以這二次紀錄為開端，孫元衡、陳夢林等人開始在詩作中提及「地震」，或是以

「地震入詩」；¹⁰在各類方志中「地震」更是不時地被紀錄下來，雖然這些方志中對「地震」的描述較為簡單、有時也缺乏客觀精確¹¹，或是充斥迷信色彩¹²，但都不失為後世地震研究的參考文獻，也讓後世研究者能估計出清領時期所發生的有感地震次數約有多少。據研究資料統計，自康熙十五年（1676 年）4 月 20 日開始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 年）2 月 13 日為止，臺灣有重大傷亡損失傳出、

8 阿部勝征著、李毓昭、馬國鳳等譯，《大地震：地震真相與防災》，頁 9。

9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赤嵌筆談‧記異》（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年 9 月），頁 78。

10 陳正榮的考證認為，孫元衡的〈暑書書所歷〉是最早以「詩中自註」的方式提及「地震」；陳夢林的〈鹿耳門即事八首之三〉則是清領時期最早以地震入詩，但該詩的主旨是在描述朱一貴之亂。陳正榮，〈鄭用鑑〈地震行〉與林占梅〈地震歌有序〉辨析〉，頁102。

11 張憲卿評臺灣歷史上地震的記載，認為：「1644 年以降至 1896 年（清光緒 22 年）之 252 年間，

可視為研究或討論臺灣地震史之一個階段，此階段之地震情形散見於各種古籍中，其內容記載均極簡單，且於地震強弱之敘述僅憑人身之感覺及個人觀察所得，堪謂頗欠客觀與精確。」張憲卿：〈淺談臺灣歷史上的大地震〉，《地球科學園地》第10 期（1996 年 6 月），頁 20。

12 如黃叔璥，《臺海史槎錄‧赤嵌筆談‧記異》中云：「朱一貴於辛丑作亂，庚子十月亦地震。」

認為有亂事則地震隨之起，頁78。有清一代較認清地震為自然災害的，則屬姚瑩的〈臺灣地震說〉，姚氏在文中駁斥臺灣社會普遍認為地震是民變前兆的說法，他認為地震只是一般的自然現象，是因為「臺灣在大海中，波濤日夕鼓盪，地氣不靜，陰陽偶愆，則地震焉。」其言論以今日科學理論視之，自是不值一哂，但較諸之前言論，仍較富理性精神。見姚瑩，《中復堂選集》（臺北：大通出版社，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3 輯），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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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記載的地震超過百次。¹³其中，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在彰化、雲林，嘉義、臺南等地發生震度為VI 級，地震規模 M 為 7.0 的地震¹⁴，此次更造成約一千零三十人的死亡，房屋等倒塌毀損也高達一萬多戶，堪稱是清領時期死傷人數最多、財物損失最嚴重的一次地震。《臺灣方志》中的《雲林縣采訪冊》

中有記：「道光二十八年地震；適重修受天宮，匠人多從屋上墜下。」¹⁵而光緒十八年（1892 年）在臺南、安平地區所發生的地震，是臺灣在清領時期的文獻紀錄中，最後一次有災情傳出的地震，雖未造成重大傷亡，但也造成臺南、安平地區多數房屋倒塌。¹⁶

道光以後有關於地震方面的詩作，新竹（淡水廳）文人林占梅的〈地震歌‧

并序〉可為例。¹⁷此首詩所描述的，正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間發生在嘉義、

彰化一帶的大地震。根據徐宗幹《斯未信齋雜錄‧斐亭隨筆》對此地震紀載，可知此次地震的情況：

戊申十一月初八日卯刻地震，房屋始懸旌，逾刻乃定。是日亥刻又微震。

北路彰化尤重，官舍、民房皆為瓦礫場……。附近之鹿港廳，稍緩一、二刻乃震，相距咫尺，而震有先後。¹⁸

地震發生之時，林占梅的居住地新竹並沒受到地震威力的影響而造成災情，

不過詩中對於嘉義、彰化兩地地震的威力，詩人本身似有著親身體驗，而將其寄托於詩歌中：

13 資料來源：臺灣地區歷史紀載之地震。臺灣地震資料查詢網站（中央氣氣局所提供資料）：

http://gis.geo.ncu.edu.tw/gis/eq/eqtwqry.htm 上網時間：2014 年 5 月 11 日。臺灣的歷史分期在 1895 年後即為日治時期，此資料則見1895-1897 間歷史上有記載的地震發生 2 次，此 2 次雖不能算在清領時期的地震紀載中，但扣除此兩年仍能見清領時期臺灣地震次數的頻繁。

14 徐明同，〈明清時代破壞性大地震規模及震度之評估〉，《氣象學報》第 29 卷第 4 期（1983 年12 月），頁 10。

15 倪贊元纂輯、張光前點校，《雲林縣採訪冊‧斗六堡》（臺南：臺灣歷史博物館，2011 年 10 月），頁93。

16 日人治臺後，由於本身也受到地震的危害，所以對於臺灣地震的歷史亦有研究，著名者如大森房吉博士就曾陸續發表他於日本、臺灣兩地的地震研究。可參考〈大森博士臺灣地震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 版，1906 年 3 月 21 日。〈大森博士之談〉，《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第3 版，1906 年 4 月 3 日。而臺灣方面，亦受到大森房吉的影響，回顧清領時各方志文獻中所紀錄的地震情況。〈領臺前之地震（上）（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 版，1906 年 4 月 3 日、6 日。

17 林占梅，《潛園琴餘韻草簡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72 年 8 月），頁 8。

18 徐宗幹，《斯未信齋雜錄‧斐亭隨筆》（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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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根彷彿隠雷鳴，又似波濤風激怒。濤聲乍過心猶疑，忽詫棟樑能動移……。悲風慘慘日無光，霎爾晴空成晝晦；扶老攜幼出門走，

忙忙真似喪家狗。¹⁹

詩人以外地人身份，在感受並恐懼地震威力時，除對自己所居新竹一帶未受災禍慶幸外，也對於嘉義、彰化二地的災難充滿著悲痛情感，無論是「雷嗚」、

「波濤風激怒」等形容語，皆在形容地震來臨時的振聾發聵。而聲音、強度和傷亡程度三者又往往成正比，故在詩的〈序文〉和內容中皆提及：

而嘉、彰一帶城屋傾圮，人畜喪至折肢破額者，又不可勝計矣。傷心慘目，

殊難名狀。」（詩序文）

幸哉淡水尚安全，可憐嘉、彰成墟墓；試問既震何重輕？消息茫茫歸刼數。²⁰

詩人對災難有著悲天憫人的傷感之心，並寄與深切的同情，如：「長歌賦罷心轉愁，驚魂未定筆亦柔；此情回首不堪憶，此身猶自隨沉浮。」²¹林占梅身為臺灣著名士紳，卻自責只能為文抒發，沒能有所作為，只盼此等悲慘事能不再留存於記憶中，除是對人民受災禍的同情，也是期盼自己和受災民眾皆能早日遠離傷痛、邁向新的未來。他在字裡行間中流露自慚之意，以文字表達出其心中悲悽的吶喊：「安得長房縮地法，居吾樂土免煩憂。」²²將寓言故事的想像注入詩作，

表現出士人對民眾安居樂業的殷殷期盼，展現出民胞物與的胸襟。²³

與林占梅並稱竹塹地區代表文人的鄭用錫，其族弟鄭用鑑亦有〈地震行〉敍述地震之感，他使用由遠而近的白描手法，生刻地描述地震所帶來的恐懼：

臺陽疆域二千里，四面瀚海中都市。尋常坤軸忽動搖，屋宇傾頹城郭圯。

有聲振撼自東來，驚破夢魂茫側耳。天翻地轉風力豪，萬竅不約齊呼號。²⁴

19 林占梅，《潛園琴餘韻草簡編》，頁 8。

22 林占梅，《潛園琴餘韻草簡編》，頁 8-9。

23 陳正榮認為，林占梅之詩為後世樹立了地震詩的典型，這個典型包括了獨立的地震主題、主觀的災難關懷與客觀的記事功能（包括時間、地點、地震程度、影響所及與災難概況等），陳正榮，〈鄭用鑑〈地震行〉與林占梅〈地震歌有序〉辨析〉，頁113。

24 鄭用鑑著、詹雅能校編，《靜遠堂詩文鈔》（新竹：竹塹文化資產叢書出版社，2001 年 12 月），

頁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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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用鑑對於地震來臨時的觀察極為敏感，同時描述詳盡。他以「有聲振撼自東來」形構地震來臨時地氣先至的實況，於詩中營造出大難臨頭的氣氛，令人不寒而慄。不一會兒，民眾就於睡夢中突遭大禍、哀嚎與地裂天崩之聲充斥於世間，

開始面臨：「此時萬戶同屏息，存亡生死爭呼吸」的生死瞬間。鄭氏之詩善於營造地震一步步逼進民眾生活時的驚恐之心，而非完全直描地鋪陳現實慘狀，頗能突顯地震不知何時、何地而來的意外感，故鄭用鑑認為人的生死交由天命決定，

看透一切後才能成就：「賦罷此行發長歎，功名富貴無心看。醉中俯仰天地寬，

休憂滄海桑田換」的豁達心境，既述災害慘烈，又在悲悽中抒懷人生觀，有敍述有寓意，將詩歌沉潛特色發揮得淋漓盡致。

道光之後，發生在清咸豐元年（1851）的嘉義大地震，讓臺南詩人施瓊芳震驚不已，故有〈五月辛亥地震書事〉一首，紀載親身體驗強震的心得：

何處大神力，舉手搖天柱。下視百須彌，若撼蟻封土。

昨夜占星躔，鉤伸維不聚。平子銅龍丸，東向吾臺吐。

吾臺地脈浮，海波三歲周。平時雖略動，無如此番尤。

莫是媼神出，著鞭跑青牛。抑真地痛癢，搔按不能休。

鉅鹿壁壘搖，昆陽屋瓦震。暈眩憑簸掀，欲逃無孔進。²⁵

詩人先以不知由何處而來的巨大力量作為開頭，暗喻地震發生讓人無法預防，

甚至連成因都無法得知。而後又以因果關係的敍述手法，將山岳比擬蟻窩外的小土堆，受震蕩後如此不堪一擊而輕易破碎。強、弱對比於全詩開頭，讓首句充滿了張力，在文意方面也能收到震懾讀者的效果。而地震來時的預兆，詩人歸因為天象異變，所以觀察夜空中的北斗七星因此四散無法聚攏，可見在大震動時所散發出的地氣有多麼強烈！末二句引東漢張衡所造之地動儀因向臺灣方向吐珠，加強地震的發生的事實。迷信、科學並置於第二句中，持續發揮文句內部的對比作用。此後，詩人描述地震引發海波、並以親身感受表示臺灣每天不時有地震傳出，

但卻沒有此次巨大，讓詩人以設問手法，懷疑是否地神以鞭驅動地牛，才會造成如此動蕩呢？而這種驚心動魄，可以用中國歷史上驚天動地的「鉅鹿之戰」和「昆陽之戰」加以比擬，且地震所造成的傷亡，不亞於戰亂所造成的慘況，故又言：

25 施瓊芳，〈五月辛亥地震書事〉，《石蘭山館遺稿》（臺北：龍文出版社，2002 年），頁 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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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勒排牆下，宿孽人何多。豈違登屋戒，五月觸神訶。白骨長城畔，杞婦哭滂沱。哀悸兩未忘。震來又股慄。寢食不能安，一震連三日……。

古傳不周折，又傳王屋移。鼇戴巨靈擘，造化顯神奇。開闢驚人事，幸不逢其時。若從今日較，彷彿如見之。²⁶

作者引石勒推牆殺人的歷史典故、孟姜女哭倒長城的傳說來比擬受震災而傷亡慘重的的災民，可憐他們遭到佛教所說的前世果報，才會於今日突遭橫禍、家破人亡。緊接而來的餘震，讓施瓊芳仿彿於此刻見到不周山折斷、王屋山傾圯的神話故事，天崩地裂之勢，連靈龜載山都無法抵抗，高山因此崩毀，家園終歸殘破。施氏之詩，善於運用正反對比以增加詩句力量，又能融匯歷史典故與神話傳說於文句間，此作法除讓地震慘況有所比擬外，全詩更充滿虛實相間的意象建構，

讓人在親歷震災威力之餘，亦感到有冥冥力量於背後操控，大有人命天注定、人力難以與天意抗衡之嘆而溢於文句間。

最後，發生於1892 年 4 月 22 日的台南、安平大地震，讓時任臺南知府的唐贊袞對生命有更深刻的體認。²⁷地震發生時，唐氏正在明倫堂講學，面對突如其來的天搖地動，因而有〈光緒十八年三月初六日筱春村中丞按試台南正在明倫堂講書忽地大震因以詩記〉的紀載，詩云：

堂皇高坐地震驚，滿堂漰湱洪濤聲。如駕海舶檣忽傾，頭目眩轉浮滄溟。

諸生罷講相向瞪，魂搖氣慴神漸惺。須臾奠定邀神靈，險遭不測入其坑！

我於其中浩歎與，兩間無處無虧盈。世界本由缺陷成，自古斷鼇鼇足脛。

扶輿畢竟誰支撐？賴有青門鼎力爭。乾坤浩蕩陂竟平，敢忘此日心凌競。²⁸

唐贊袞描述地震發生時，有如在大海中駕船舶、遭遇到大風浪那樣搖晃嚇人，

甚至使得人們「魂搖氣慴神漸惺」。而「世界本由缺陷成，自古斷鼇鼇足脛」的摹寫手法，則將地震的產生歸因於世界缺陷，詩人似已對地震發生的自然原因有

26 施瓊芳，〈五月辛亥地震書事〉，頁 267-268。

27 根據林明聖的整理，清領時期亦有黃逢昶於《臺灣竹枝詞》中紀述光緒 8 年（1882）年的地震，

但林明聖認為，黃氏之詩中僅有三句描述自己因地震而不安的心情，無法由詩作中觀察出更廣泛的地震現象，故黃氏之詩在此省略。林明聖教授之研究較偏向自然科學的探討，其研究為國科會2007 年「1867 年金山海嘯的地震參數」（NSC95-2116-m-133-001）、「台灣歷史地震海嘯在地體構造上的意義」（NSC94-2116-m-133-001）部份研究成果。

28 林文龍編，《臺灣詩錄拾遺》（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 月 12 日），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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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理解；但第二句又將神話想像寄寓於詩歌中，現實與想像的交融，讓本詩不但具有寫實特色，亦展現其善用比擬的寫作技巧。黃明峰認為，唐氏藉由突遭地震的描寫，抒發個人志向於其內：

他對於因地震的驚嚇而想到宇宙本來就是缺陷不平，故興起扶輿世界，

彌補險陂的襟懷。²⁹

唐贊袞寄寓了一個填平世界缺陷的志向於詩作中，雖無林占梅對於黎民百姓同情之心的顯現，但他將地震所造成的損害損失化為正向力量，填平世界缺陷的夢想也是試圖為民眾解決天災的威脅。而「扶輿畢竟誰支撐？賴有青門鼎力爭。

乾坤浩蕩陂竟平，敢忘此日心凌競」，「青門」在漢代時指漆成青色的長安城門，

後被用來借代為京城，所以這句在描述自己對政府的忠心勒勉。全詩至此，由親身體驗地震的威力，轉變為對天下的抱負，又變成報效國家的志向，官宦氣息十分濃厚，但由地震可以聯想到對國家政府的責任，也在數首地震詩中別出一格。

在震災後的一片憂悽中提出己身的家國期許，對受災民眾與官員亦具鼓舞作用。

清領的地震不下於數百次，以地震為主題的相關詩歌亦多如繁星。本段落茲舉林占梅、鄭用鑑、施瓊芳和唐贊袞等人的詩作為例，觀察到清領時期的文人們，

在描述地震災情慘狀時，大抵能以感同身受的文字抒發他們的所見所聞，或是親身體驗。此時期的文人，雖有對地震平鋪直敍的寫實手法，但也善用中國神話傳說、歷史典故融於詩作中，此法除表現出自身文才和用典功力外，還能時常塑造身歷情境的臨場感，讓地震恐懼和家破人亡之痛瀰漫於字裡行間，成為在方志、

史書等史料外，幫助後人了解清領地震情況的另一途徑。

參、1930 年代前臺灣文人的地震書寫

古典詩文在日治時期仍然絃歌不輟，諸多詩社、文社在臺灣各地陸續成立，

歷來研究指出這些詩文社的活動並非純然充滿民族氣節地「相約斯文延一脈。」

30或立場一致地「抗日」、「抵殖民」，但也非一味地對殖民者逢迎、依賴或與

29 黃明峰，〈讀十月份《自由副刊》之新詩有感〉，《笠》第 214 期，1999 年，頁 131。

30 語出林痴仙，〈庚戌櫟社春會南北詩家畢至喜而作歌即呈在座諸君子〉：「相約斯文延一脈，

自今同室戒操戈。」參見林痴仙，《無悶草堂詩存》（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年 3 月），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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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沆瀣一氣。另外，傳統文學與白話文學兩者間也絕不是一新一舊、一現代一傳統、一活潑一死板地壁壘分明。日本殖民者和傳統知識份子實際上存在著曖昧難解的共生合作與對抗角力，傳統與白話文學的典律（canon）間同樣充滿複雜的對立與協力空間。³¹無論如何，日治時期仍然有許多十分出色的古典文學作品，

這些作品記載著當時傳統文人的生活體驗，對時代、自我民族命運的思考和對現實政治環境的抗議與憤懣，深具寫實精神及藝術價值。

臺灣地震以及其他的天災頻繁，日治時期臺灣四大地震（1906 年、1927 年、

1935 年、1941 年）所引發的災難更是撼動人心，面對地震發生時的驚惶疑懼，

與地震後的滿目瘡痍，部份傳統文人以詩文記錄臺灣的災難和歷史，為後世在官方紀載外，留下不少可從文學角度加以參考的資料。本段落以日人三屋清陰、臺人洪棄生、林痴仙、賴雨若、黃金川等人之地震相關詩文為討論對象，以地震事件發生先後作為論述依據，分析日治時期有關地震、震災之古典文學作品的特色，

並透過其他研究資料或官方文獻，分析這些作品除了具「詩史」意義和藝術價值外，還能形塑臺灣災難意識的脈絡。

一、明治 39 年（1906 年）嘉義大地震

明治39 年（1906 年）3 月 17 日清晨在嘉義民雄附近發生規模 7.1 的大地震，

此次地震可說是日本殖民臺灣初期災情慘重的地震，死傷超過三千多人、2 萬多棟房屋倒塌，當時整個嘉義廳淪為嚴重災區，並波及斗六廳、鹽水港廳等地，嘉義、梅山和鹽水一帶損失慘重³²，連著名的「嘉義八景」的「玉山倒影」也因此消失。³³有感於此次地震的強烈，日本來臺文人三屋清陰在〈地震行〉中以寫實筆法紀錄嘉義一帶的慘狀：

臺之平野從南來，一望無際闢草萊。就中嘉義最宏敞，粉堞連雲起樓臺。

維時丙午春三月，曙色黯澹震動催。忽然一聲响坤軸，石破天驚□百雷。

餘震連續鳴不歇，地裂泉噴堅城□。幾萬人家無完壁，毀瓦折柱邱山堆。

加之煙霾昏宇宙，百里田園覆栽培。轉瞬繁華變地獄，人畜壓死極慘哉。

31 參見黃美娥，〈對立與協力―新舊文學論戰中傳統文人的典律反省與文化思維（1924―1942）〉，

《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

頁81-142。

32 陳正哲，《臺灣震災重建史》，頁 207。

33 〈八景缺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1906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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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埋沒頹屋底，其屍何由辨頸顯。或四肢離胸腹觧，或上體存下體灰。

避者僅能免萬死，皮肉糜爛骨節摧。孤兒號泣喚阿爹，阿娘悲鳴尋嬰孩。³⁴

原本被三屋清陰視為進步繁華的現代都市嘉義，一夕之間成為修羅地獄，受害居民生者體無完膚、逝者幾無全屍；更不用說家破人亡、哀號遍野的慘況不忍卒睹。詩人在詩中少用典故及隱晦詞語，著重紀實寫法並重覆使用「死」、「屍」、

「糜爛」等直白字詞描寫震後慘況，讓閱讀者有身歷其境般的感受，清楚體會到災民的痛苦與傷悲，讀後心情久久難以釋懷。除了三屋清陰外，以寫實、抗日精神聞名的臺灣文人洪棄生亦有〈地震行〉之作，其在序中有言：

今年二月二十三日，天甫黎明，地忽大震。罹其災者，嘉義地方最慘，斗六地方次之。嘉義、斗六之間山中裂六、七里，深亦如之；溪水為沸。嘉義城及所屬梅仔莊、打貓莊、新港莊屋無一存，地為邱墟。³⁵

洪棄生將地震所發生的時間、地點和受災地區做清楚的記錄，可見他對於地震感受極深，至於他是以何種心情來看待此次地震呢？詩中有言：

陷落諸羅十萬家，人物邱陵盡泥沙；四海龍戰玄黃血，千山龜坼縱橫叉。

不信乾坤又灰燼，可憐髑髏皆齒牙！哭夫、哭子、哭父母，慘淡往來魯國髽。³⁶

洪棄生不只是在描述地震之慘時把悲憫之心表現出來，他的用詞和形容也較清領時期描述地震的詩文更為強烈而寫實。如「哭夫、哭子、哭父母，慘淡往來魯國髽」，跳脫了以往對於人民受到地震災難時，僅有概括性的形容。洪氏以更深切的直述手法，描述人民遭遇橫禍時的悲慘情況。同時，他對於地震所帶來的災害並非只是一時的同情，而是長時間的傷痛和追憶。在後續的詩作如〈閒居即

34 三屋清陰，〈地震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1 版，1906 年 3 月 31 日。

35 洪棄生，〈地震行〉，《寄鶴齋選集》（三）（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72 年 8 月)，

頁328。

36 洪棄生，〈地震行〉，《寄鶴齋選集》（三），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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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五首（選二）〉，仍持續描寫人民因為多次餘震的發生，而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中，於是寓悼念於詩作，詩序言：「前月諸羅斗六地方山崩川走，沿及全台，地震連月不止，再為悼賦七律。」³⁷對於餘震所造成的災害，洪氏也在詩中作出如下描繪：「眼裡山川渺一毫，飄搖大塊失周遭；驚聞五竺飛孤鷲，慘見三蹻斷六鼇。」³⁸由去年的印度大地震作聯想，洪氏目光所及，都是因地震而造成的災情，

無論印度或是臺灣，民眾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慘況皆歷歷在目，憐憫之心油然而生。立基於此種悲痛心情，讓洪棄生不僅僅對於1906 年的地震有感，甚至追憶到更早的1904 年同樣在梅山所發生的地震。因此，洪氏對於接二連三在臺灣地區所發生的災變，能夠有更多的補述，此舉影響洪氏有〈後地震行〉一詩的完成，並在詩序言中將死傷人數示出：

此追述甲辰十月之震，區域皆在嘉義斗六地方。前年死四百餘人，今年死千三百餘人，傷者甚眾。³⁹

〈後地震行〉既稱為「後」，自然與前首之作有相關連。此詩以追憶的方式描述前年發生的地震，不同於〈地震行〉是作者親身經歷、感情較為激昂，除了地震外，也對於後續的災禍做了描寫：

震後赤日行曈曈，雷師為暴驅；幕天席地十萬家，哀哀哭泣洪流中。

重黎祝融復交病，翻覆陰陽紛七政；赤烏衝維熱燄張，燭龍嚴井火珠迸。⁴⁰

地震所帶來的災禍，已使災民流離失所，接著而來的大雨和火災更是人民欲哭無淚。除了災難的描寫外，〈後地震行〉和另外一首〈風雨感事〉也對於災後餘悸猶存的無奈與悲哀，對於天災之橫來，也有比較多的控訴和吶喊。如〈後地

37 洪棄生，〈閒居即事五首（選二）〉，收於《寄鶴齋選集》（三）（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72 年 8 月)，頁 359。

38 洪棄生，〈閒居即事五首（選二）〉，收於《寄鶴齋選集》（三），頁 359。

39 洪棄生，〈後地震行〉，《寄鶴齋選集》（三）（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72 年 8 月)，頁 329。

40 所謂的「七政」，源於中國占星學，代表了日月金木水火土。《舜典》一書中亦有云：「載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乃治國之大典。洪棄生在此除對因天災而造成星象混亂感慨外，或也有因災禍對治國的擔憂。參見盧清和，《七政四餘直斷祿命》（臺北：武陵出版社，199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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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行〉：

天弢、天械無可逃，胡傾大地添狴牢；豈其萬物成芻狗，無復四維連巨鼇！

嗚呼東瀛今已淪大壑，細者沙蟲大猿鶴；世界大千輸一粟，竊嘆陸沈天地酷！⁴¹

再如〈風雨感事〉中言：「去年南部遭地震，萬室黔黎歸一殯；井落陷崩入蟻封，山川裂坼成龜亹。」⁴²由以上各詩可見，身為當時的知識份子，洪棄生除了描寫地震情況和感慨外，不同於其他詩人的特點是，洪棄生對於災後依然持續的關懷和悲憫，並非僅是在事情發生時的短暫吶喊。天災過後所產生的如疫病、

飢荒等問題，有時比發生天災當時所造成的損失還要嚴重，所以，如何在災禍發生後進行有效的疫病防治與人員救護，亦是當今各國政府所重視的工作，洪氏對於地震後的民生情況持續關心，顯然較諸其他文人更具備現代救災的視野，無愧其寫實詩人的地位。

除洪棄生外，身為「櫟社」一員的林痴仙，在〈過嘉義〉中也提及地震對於諸羅一地所帶來的影響：

現聞今年春，地震驚父老。屋壞二萬間，瓦礫堆未掃；死者千餘人，壓扁髓出腦。災地夜啾啾，鬼哭怨蒼昊。廢興一紀間，此理誰能考。⁴³

此詩著重描述詩人經過嘉義時對此地遭受震災後的印象，詩中對於地震的描寫只有如上數句，且林痴仙本人並未親身經歷或是親眼目睹災難景像，只是從聽聞中加以成詩描寫，雖有感慨但篇幅不多，難以讓讀者從中體會大地震全貌，只有「死者千餘人，壓扁髓出腦」之句對於地震慘況的描述讓人印象深刻。隨後筆鋒一轉，又繼續描寫嘉義一地的特產和名勝，無法觀察他對於此災禍更進一步的

41 洪棄生，〈後地震行〉，頁 329。

42 洪棄生，〈風雨感事〉，《寄鶴齋選集》（三）（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72 年 8 月)，頁 326。

43 即林朝崧（1875~1915），字俊堂，號痴仙又號無悶，臺中雺峰人，為中部「櫟社」創辦人。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 年 6 月），

頁 119。〈過嘉義〉一詩收錄於氏著《無悶草堂詩存》，（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年)，頁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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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另外，身處於災區的嘉義詩人賴雨若，也將自己親身經歷此次嘉義大地震的情況和心情以詩文表達，他在歷經此地震後寫成〈丙午地震〉一詩：

壓死無棺蓆裹尸，慘同活葬哭妻兒。傷心萬竈停煙火，不及鷦鷯安一枝。

冷煙疎竹一孤村，訪問親朋半弔魂。細認眼前舊遊處，頹牆碎瓦跡猶存。⁴⁴

根據陳正哲的研究顯示，在明治 36 年（1904 年）11 月發生死亡數百人的強震後，日本政府當局只著重發放救恤金、義捐金並有長官巡視的官方記錄而已。

災後復健是由民間自力修繕，官方並無整體性的復興計畫。但面對 1906 年此次慘烈的地震，日本內閣已注意救助工作的必要性，所以派遣專家赴臺灣進行調查，

並對震災地區著手進行復興計畫。日本政府利用此次震災對嘉義舊市街的重創進行「市街改正」等都市計畫⁴⁵，使得嘉義繼臺北、臺中、臺南、基隆、高雄之後，

於 1930 年升格為「市」。此次地震可說讓嘉義市致死地而後生，是其都市發展上的一大契機。

但賴雨若筆下所道出的，除是己身對地震恐懼的抒發外，也表現出嘉義成為人間地獄的慘狀：無棺者用草席包裹的屍體和在旁痛哭的親人、無家可歸的災民還不如安於一枝鷦鷯、仔細端詳滿地的碎瓦殘垣，只能模糊勉強地認出昔日舊景。

對身為嘉義知識份子代表的賴雨若而言，鄉親們在心靈上的痛苦和家園殘敗才是詩人所關心的問題，這是官方只致力於工程建設、都市改正等大興土木的背後所忽略的細微之處。對於災民的心理重建、民生物資的供給或是災後經濟來源等，

這些更為深層的問題不在政府計畫和改善的範圍內，讓這次的救災行動有些美中不足，幸而賴雨若的詩作不但由親身經歷的體現出發，亦具有知識份子的敏銳和同情，能夠了解當時難民的苦難心境。

二、昭和 2 年（1927 年）臺南新營大地震

對於此次地震關注較多的是女性詩人黃金川⁴⁶，她的詩作〈震災行〉寫的是

44 賴雨若，號壺仙，為嘉義著名望族，建有「花果園」、「壺仙義塾」等地方設施。此詩參見林文龍編，《臺灣詩錄拾遺》（臺中：臺灣省文獻會，1979 年），頁 208。。

45 陳正哲，《臺灣震災重建史》，頁 208。

46 黃金川（1907-1990），臺南縣鹽水鎮人，十八歲由日本精華女高畢業返台，師南部文人蔡哲人、

施梅樵，學習漢詩文。婚前參與月津吟社、尋鷗吟社等聯文活動，詩集名《金川詩草》，婚後漸隱於家庭，未再活躍於古典詩壇。參見許俊雅：〈三台才女黃金川及其詩〉，收於氏著《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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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此年秋天在臺南新營地區發生的地震。⁴⁷這次地震雖然沒有造成很大的傷亡，

但也傳出將近 1400 多棟房子毀損和 11 人死亡的災情，八掌溪、曾文溪下游流域更有多處地裂及噴砂。⁴⁸這首〈震災行〉寫於黃金川二十一歲時，其民胞物與的悲憾之情，洋溢於筆墨間。詩作開頭敘述七月秋夜星斗滿天，本來是個靜謐安詳之夜，但半夜突然：「山川震動似雷鳴，地轉天翻實可驚。」驚懼的人們在漆黑的夜裡：「朱戶柴門啟不開，越牆穿窗急倒屣。倉皇呼籲竟無門，頃刻一家判生死。」和民眾同樣感到害怕的女詩人，除了擔心自己和家人在霜露濕重的秋夜裡：

「不知震動還多少，眠庭枕草何時了」⁴⁹，更哀嘆受災的人民、破瓦成堆的街道和原本生氣勃勃的一片樂土，遭此惡劫後不知何時才能恢復元氣？黃金川詩風溫柔敦厚，得之於香奩而不為香奩所囿，以自我生命經驗入詩，讀來清新可人、倍感親切，此詩不僅止於個人情感之宣洩，也表現出知識分子對現實人生的襟懷，

因此鄭文惠評價其詩：「是一首寓史於詩，足以彰顯臺灣詩學現實主義精神的詩作，也是一首足以代表金川女史關懷現實的作品。」⁵⁰

截至 20 年代為止，臺灣除了明治 37 年（1904 年）、明治 39 年（1906 年）

在嘉義一帶發生大地震外，各地陸續又發生了大大小小的地震。然而連著幾次不斷的重大傷害，施政當局似乎沒有得到沉痛的教訓，此時的殖民者依舊著重在改善殖民地臺灣的衛生、開發和獲取資源的交通運輸，對於建築與都市防災根本無暇顧及⁵¹，這類施政方針透露出日治臺灣的城市發展未臻成熟、人口較分散於鄉間而未集中於都市，造成防災意識的薄弱。⁵²此外，大正 12 年（1923 年）9 月 1 日日本關東發生規模 7.9 級的大震災，日人重心多投注在本土災後的復原事業，

臺灣相關防災事業推展更受忽視，也顯示此時期殖民政府對於殖民地仍以資源榨取為主，在民生方議題欠缺更為嚴密的規畫。倘若黃金川的詩作在當時能廣為流傳，將可藉由詩作宣揚其身為女性傳統知識份子饑溺為懷的精神，或能喚起殖民政府和社會大眾對於防災復原的重視。

灣文學散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頁 125-126。

47 羅宗濤審定、鄭文惠主編，《金川詩草百首鑑賞》（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 年）。

48 森宣雄、吳瑞雲，《臺灣大地震》（臺北：遠流出版社，1996 年），頁 187。

49 羅宗濤審定、鄭文惠主編，《金川詩草百首鑑賞》，頁 75。

50 羅宗濤審定、鄭文惠主編，《金川詩草百首鑑賞》，頁 77。

51 陳正哲：《臺灣震災重建史》，頁 48-49。

52 林繼文也認為，1930 年代前殖民政府的施政方針：「就整體而言，1930 年代前期臺灣總督府的經濟重編，由於是以抑制性的目的為主，因此並不具有相當一致的計畫性，所謂工業化政策亦多停留在紙上作業的階段。」可見三0 年代前期的臺灣一切都還在起步階段。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 年 3 月），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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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930 年代後臺灣文人的地震書寫

1930 年代後臺灣整體風貌有了顯著改變，都市明顯興起、中產階級的增加或是休閑娛樂的發達等，都讓殖民政府開始重視公共工程和交通運輸的建設。⁵³ 連帶的也如同日本本國一樣，對於地震所造成的安危和損失不再輕忽，對於災後重建計畫也更為縝密。此時期所發生的地震，最為人所震撼的莫過於1935 年新竹、臺中一帶所發生的地震。此次地震震央位於大安溪中游，高達芮氏規模7‧

1 的地震，有感區遍極全臺，加上震源極淺，在新竹、臺中等地造成了約 3279 人死亡，是臺灣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大災難，整個中部如同1999 年發生在臺灣中部的921 大地震一樣，都給中部地區帶來極為殘酷的傷害。而 1941 年發生在嘉南一帶的大地震，由於適逢春節的到來，所造成的傷亡更讓後人不勝唏噓。

一、昭和 10 年（1935 年）中部大地震

昭和10 年（1935 年）4 月 21 日，臺灣中部發生震驚全國的大地震，可說是日治時期的天災記錄中傷亡最慘烈的一次，共計 3422 人死亡、12000 輕重傷、

61685 棟房屋倒塌毀損，全島災民高達 355290 人。⁵⁴面對強震來襲對人民身家財產的破壞摧殘、災後的救援與復原等事項，皆考驗著官方與民間社會兩方面的整合。地震發生後，災民與災區的緊急搶救刻不容緩，各種支援與重建工作例如救人、醫療、物資分配、臨時避難場所、受災調查等，均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運作。此時，除了總督府派遣軍警救援隊、警備隊外，民間或官方的壯丁團、

青年團、婦人會也都紛紛投入救災。臺中地方知識份子及文化文藝團體如「臺灣文藝聯盟」、「臺中新報社」更檢討物資分配方法，在親自調查災民實況後，將各項賑災民生用品、救援物資，直接送到到災民手中，讓當地災民以自治運作方式保管、配給。不但避免災民浪費等待時間，加速重建工作，也更能充分發揮救災的機動性，並照顧到政府難以顧及的偏遠地區，臺灣的文藝團體於是成功扮演

53 呂紹理即認為工業化、城市化的發達，與旅遊的起興密不可分：「到了 1930 年代，鐵道旅行導覽的觀光點，雖然還殘存了前一階段炫耀日本在臺建樹的內容，但也加入了不少純粹遊賞的風景介紹。」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社，1999 年3 月 16 日），頁 153。

54 森宣雄、吳瑞雲，《臺灣大地震》，頁 40-98。另外陳正哲的統計則是 3276 死、12053 傷、54688 棟房屋毀損。陳正哲，《臺灣震災重建史》，頁 207。傅錫祺，〈哀震災〉則描述：「七郡三萬八千五百家，全潰半壞大破無完室。重傷輕傷一萬二千人，萬死一生說到當時猶戰慄。更有三千二百五十餘，橫被鬼籙勾一筆…。」三者紀錄相差不多，傷亡數字同樣慘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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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救災角色。此外，由「臺灣新民報」蔡培火等人主辦的全島性巡迴「震災義捐音樂會」，也透過音樂會的舉辦，募得高達173 萬日圓的救災款項，展現出臺灣人民互助團結的精神。⁵⁵「櫟社」詩人傅錫祺也有感而發地見證這一切因地震而帶來的傷痛，他在〈震災遭難者慰靈祭弔辭〉中描述：「居近災區，僥倖尚在，對列為同胞死於非命之慘狀目見耳聞，輙為酸鼻。」⁵⁶以自己慘痛的受災經驗將此次地震帶給人民的哀慟與震撼在詩作〈哀震災〉中表現地淋漓盡致。⁵⁷ 詩作開頭痛心疾呼：「嗚呼上天好生果何在，上帝茫茫失主宰」，他清楚標明地震發生時間、地點，更記錄實際傷亡統計數字：

長記紀年逢乙亥維時四月二十一日^古曆三月_{十九日}，晨六句鍾日初出……台中豐原大甲與東勢、竹南竹東大湖連苗栗，七郡三萬八千五百家，全潰半壞大破無完室。重傷輕傷一萬二千人，萬死一生說到當時猶戰慄。更有三千二百五十餘，橫被鬼籙勾一筆……。

藉由具體的數字的標明，在詩作中血淋淋地說明災害的劇烈。而「臺灣地震故頻頻，經幾十回三百載，今茲之慘古未曾」則指出此次震災臺灣所受的傷害是前所未見。⁵⁸除了感到震驚外，傅鍚祺也質疑殖民當局對地震防災的輕忽與救援行動的缺失，才會造成人禍為天災雪上加霜：「何當災地見復興，聚族相承千萬葉。」⁵⁹他批評何時才能讓災區復原、讓人們能重新站起來？有些受災地點，

例如豐原郡、神岡庄、圳堵由於救災行動緩慢，導致死亡率增加、傳染病橫行。

或是因為行政系統指揮者處理不力而使民屋重建，甚至臨時避難處遠遠落後其他地區，使災民生活重建遙遙無期。但在批判之餘，詩人對全民和政府投入救災的態度還是抱持著肯定態度：

哭夫哭妻哭親子，聲聲酸鼻痛入耳，最是令人眼欲花。屍骸土中初掘起，

死者待葬生待哺。居已無家飲無水，所賴朝野盡同情，不然一例溝壑委。⁶⁰

55 以上有關賑災救助情形，詳見前註 41，森宣雄、吳瑞雲，《臺灣大地震》，頁 92-127。

56 傅鍚祺，〈震災遭難者慰靈祭弔辭〉，《鶴亭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年 3 月），

頁330。

57 傅鍚祺，〈哀震災〉，《鶴亭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年 3 月），頁 192。

58 傅鍚祺，〈哀震災〉，《鶴亭詩集》，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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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重建計畫的推行，讓人們對未來生活燃起希望，如「市區改正事業」嚴禁建蓋不耐震的土埆厝、以水泥建造下水道等措施，逐漸為臺灣打造出衛生與耐震堅固的市街，日本官僚組織追求現代化設備確實為臺灣社會帶來貢獻。但是仔細檢視後發現，愈遠離縱貫鐵路，重建工作進度愈慢，地震一年後，偏遠地區有的甚至還停留在受災時的情況。⁶¹可見此時期雖因都市興起的關係讓殖民政府重視殖民地臺灣的防震和救災建設，但另一方面也因為交通便利與否的關係加速城鄉差距，對於同樣身為地震受災者卻非居於城市的民眾而言，要面臨因震災而帶來的嚴峻挑戰。

震災後，殖民者首先強調天皇對臺灣子民的恩典。地震 3 日後，日本政府從天皇的「內帑金」（皇室經費）中撥 10 萬日圓賑災，這筆微薄的「御下賜金」

被殖民政府大肆宣傳，稱之為「天皇的餽禮」，災民們被集合到廣場，舉行崇高嚴肅的「領受」儀式。教師們更對兒童加強灌輸「天皇的偉大及恩惠」，在這樣的觀念下，災民所領受的「賜金」還不能「隨便」花用，必須用來購買日本國旗、

神龕或紀念品。臺中石岡庄就執行當局命令，在善後工作尚未完全展開之際，就回收「御下賜金」，建造國旗臺。另外，被日本殖民政府加以神話化的「君之代少年」詹德坤的「美談」更是乘著此次地震之光，傳播全台甚至是飄洋過海，在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成為「完全皇民的模範」。⁶²

傅錫祺這首詩並沒有誇大地歌頌殖民政府的「皇恩」，或帶有任何神話式的美談，對於臺灣本土知識份子而言，那只不過是不值一哂的殖民操作，他們真正關心的還是這塊土地上災民所受的苦難和如何圖強振作的勇氣。

二、昭和 16 年（1941 年）嘉南大地震

昭和16 年（1941 年）12 月 17 日，臺灣家家戶戶正忙於歡慶年終、等待迎接新歲到來之際，竟又發生死傷千餘人的大地震。此次地震「以嘉義、新營兩地最甚……誠為近代稀有之浩劫。」⁶³嘉義地區文人張李德和和男性文人林玉書、

賴惠川等人均有詩作記之。⁶⁴張李德和的〈震災吟〉長達 132 韻，前有序文，可

61 森宣雄、吳瑞雲，《臺灣大地震》，頁 149-156。

62 可參考臺湾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編，《震災美談集》，（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科，

昭和10 年）。及森宣雄、吳瑞雲，《臺灣大地震》，頁 157-159、頁 163-168。

63 張李德和，〈震災吟‧序〉，收於氏著《琳瑯山閣吟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年 3 月），

頁54。

64 林玉書（1882-1964），號臥雲，嘉義市人。臺灣總督府醫事專校畢業，返鄉行醫，以內科、小兒科著稱。早年與賴雨若、張秀星等組「茗香吟會」，又與林維朝、賴惠川等創「羅山吟社」

(19)

謂完整記錄當時災難始末的情形。賴惠川為賴雨若的堂弟，地震發生時揹負老母躱於大棹下的驚恐心情，透過「冷露淒風欲曙天，一聲強震忽轟然，江翻峽倒人潮湧，谷走山飛地軸遷」等詩句傳達而出，此次地震甚至成為他生命歷程中難以忘懷的創傷，故有：「印象獨存長囈語，靈犀無主偶狂歌。」等句。⁶⁵林玉書雖為嘉義市的著名醫師，但醫務閒暇之餘，仍寄情於詩歌⁶⁶，他對此次地震關注甚多，共計有五首詩作，或記錄震災或寄託遣懷。⁶⁷

三人詩作雖皆觸及此次嘉南大震，但關注面向和描寫角度卻不盡相同。張李德和的〈震災吟〉由「鯤身幾宕翻，疑欲化鵬徙」開始，描述自己與家人及鄰居「急遽避中庭，抱孫攜幼女，危機一髮間，狼狽出堂所。」⁶⁸這些倉皇狂奔、

敗瓦殘垣、四鄰悲鳴等情景，皆以第一人稱的方式鉅細靡遺地記錄下來。甚至將僥倖逃過一劫的人們「彼此慶重生，翻為悲傷死，死傷計累千，悽慘不能擬」的心情⁶⁹，以短短數語，描摹地淋漓盡致。賴惠川由外而內，著墨於自己的恐懼體驗和心靈創傷；林玉書則因餘震擾人不寧而多哀嘆自己的命運多舛，例如：

豈圖大地復轟鳴，一震再震三四震，春酣夢斷神為驚，危坐燈前起長嘆。

我生不幸遭斯難，戰氛又起太平洋，世事紛然戚友散。⁷⁰ 惱人夜夜不成眠，況在團圓除夕天。⁷¹

其詩較少述及震災慘況而多心情上的抒發，如他在災後路過傾圮的武廟，看到有人怕神像淋雨而以竹笠覆之：「吁嗟乎！舉城信士盡遭殃，急擬修補難立課。肅

（嗣改為「嘉社」），有《醉霞亭詩稿》，未刊；明治40 年（1907）以後所作輯為《臥雲吟草》。

參見林玉書，《臥雲吟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年 3 月）。

65 根據王惠鈴的考證，認為此詩出自於賴惠川的〈走橫山〉，資料來源為賴惠川於 1950 年自刊的油印鉛印合訂本《悶紅小草》，頁54-55。本文查閱呂興昌審訂、黃哲永主編的《悶紅館全集》，

頁 43-44。其中雖收有〈走橫山〉七絕一首，卻未見此詩；查閱「全臺詩資料庫」仍未收至此時期的詩句，故於此轉載自王惠鈴的研究。王惠鈴，《臺灣詩人賴惠川及其《悶紅墨屑》》（臺北：文津出版社，2001 年 4 月），頁 14-15。

66 王惠鈴，《臺灣詩人賴惠川及其《悶紅墨屑》》（臺北：文津出版社，2001 年 4 月），頁 14-15。。

67 林玉書的《臥雲吟草》中，〈震災中即事什咏〉、〈復興謠〉、〈元夜即景〉、〈卻中除夕──

大地餘震尚餘〉、〈過武廟所戚〉均有關此次昭和16 年的嘉南大地震，另有一首長詩〈震災行〉

則是描寫日本大正12 年（1923 年）的關東大地震。

68 張李德和，〈震災吟‧序〉，頁 54。

69 張李德和，〈震災吟‧序〉，頁 54。。

70 林玉書，〈元夜即景〉，收於氏著《臥雲吟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年 3 月），頁 87。

71 林玉書，〈劫中除夕──大地餘震尚頻〉，原文將「劫」誤作「却」。《臥雲吟草》，（臺北：

龍文出版社，1992 年 3 月），頁 87。

(20)

瞻聖像默無言，戴笠端然仍上坐。」⁷²表現出一種對天災突襲、神明也自身難保的無奈。又其〈震災中即事什咏〉：

錦衣玉食好棲居，一震驚餘願已虛。轉是屈身藏矮屋，甘藷粗飯佐鹹魚。⁷³

表示自己原本對錦衣玉食的生活有抱負與嚮往，但經過無常又驚人的地震後，

還是委身於矮屋、粗茶淡飯平安過日子就好。至於另一首〈復興謠〉

地震，地震，未可驚。強者存，弱者傾。

強者能協力，眾志可成城。

地震，地震，未可苦。前人築，後人補。

前人拮据不辭勞，後人維持甘落伍。⁷⁴

鼓勵眾人應不畏地震的摧殘、仿效前人從災禍中站起來的勇氣，這是唯一一首較積極正面的詩作。由此觀之，相較其他文人的地震詩，林玉書比較關心自我在災難中的體驗或對生命本身的哲學思索，但對災民的生活復原、生命重建，

仍是不忘站在臺灣全島為生命共同體的立場上，對他們發出昂揚的鼓勵與堅定的支持。

再者，張李德和比男性文人林玉書，對政府和民間的救災動員有更深入的認識和描寫，例如「救助急集團，衛生赤十字，痌瘝濟同胞，黽勉勤奉仕。人存砥礪心，眾擎誠易舉，資材集五州，群力振廢弛。」⁷⁵張李德和記述當時軍警、衛生紅十字會的奉仕救災及臺灣人民群起集資集財重建家園的情況。她雖為女子，

但發揮地方頭人的力量「警戒各機關，防衛若堅壘」、「招彼左右鄰，我室暫栖避。雨露既無虞，寢食聊可敉」和知識份子痌瘝在抱的襟懷：「獨飽心何安，同饕分粒米。恨無千間廈，難民同覆庇。」⁷⁶另外，從其詩作中，我們可以看到張李德和和殖民官方關係良好、互動頻繁：「小林前督憲，飛電問安否。幾位將軍家，前後馳尺鯉。」⁷⁷或因如此，張李德和對政府救災的態度和行動，多表感激並極力贊揚，例如：

72 林玉書，〈過武廟所感〉，《臥雲吟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年 3 月），頁 87。

73 林玉書，〈震災中即事什咏〉，《臥雲吟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年 3 月），頁 86。

74 林玉書，〈復興謠〉，《臥雲吟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年 3 月），頁 86。

(21)

當局策復興。總督親蒞止，救恤賜巨金，愛心同怙恃，運賃命減分，謳歌揚博施。」⁷⁸

「慘狀動宸襟，錫帑頒恩旨。浩蕩感皇仁，雨露廣沾被。浹膸與濡肝，

頌聲遍鄉市。曠古未曾經，千秋留災史。⁷⁹

大加頌揚總督賜金的「愛民如子」行為，以及總督的「浩蕩皇恩」。除了對政府賑災措施正面的肯定外，她也提出其批判與思考「若能制機先，氾濫或可弭。

洶洶鑒前車，忍待自傾圮。」⁸⁰張李德和表示過往幾次大地震的前車之鑑，應該讓政府與人民有危機意識才對，若能實施有力的防災宣導和防災知識，或許能制得先機、使災難不至如此氾濫。張李氏的立場雖較傾向肯定官方，但她同時也對政府相關施政提出建言，和林玉書只表現出個人對生命無常、命運多舛的感嘆相較之下，張李德和的詩作較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

對臺灣而言，地震雖然如影隨形地出没在每個不同的時代，但與清領時期相較，日治臺灣的文人在個人情懷的抒發外，對於受災民眾和政府救災情況顯然有較多著墨。而若以 1930 年代為分界，亦可發現日本殖民政府對於震災發生時的預防和重建雖然有所不同，但至少注意到此一天災的問題。畢竟，日本和臺灣皆是身處於地震頻繁的斷層帶上，都必須建立起不容鬆懈的防災意識。而以文人書寫的詩作對照現實情況，則可見前期描述災情慘重的文句多、討論政府救災的文字少；而後期討論政府救災的文句有增多的趨勢。部份文句或有對殖民政府歌功頌德的企圖，但參考同時期地震研究史料，則摻雜著詩人的確如實反應現況，或是身在殖民統治下對詩句不得不做潤飾的兩種可能，但無論如何，皆反映出文人不僅以詩文反映出受災悲慘的情況，更能因地震而對於國家政策的運作有所了解，

仍具備針砭政治現況的作用。

伍、結論

綜合以上分析，若以本文所探討的詩作為例，得以歸納臺灣傳統詩作中地震書寫的特色，以及不足之處。

(22)

一、普遍具有悲天憫人的胸懷

無論哪個時期，傳統詩人大多能秉持饑溺為懷、發揮痌瘝在抱的襟懷，透過詩文抒發他們的感受。面對地震、天災時，詩人例如洪棄生、賴雨若、林占梅等，

多以沉痛、沉鬱的筆觸和寫實的手法，呈現臺灣人民遭受自然災害的苦難。此外，

如張李德和、林玉書等文人，其詩作筆調，展現他們和百姓一樣亟欲重生的心情和呼籲。這點特色，對照清領宦遊文人唐贊袞的詩作，突顯了臺灣傳統文人的詩作中，大多仍具有悲天憫人的意識。

二、繁華成空、簡樸為尚的價值觀

從本文討論的詩作中，可以發現，面對突如其來的地震襲擊，詩人經常表現出對世事無常的感嘆，想到生命易逝、繁華轉眼成空，進一步思考到平實謙卑、

簡樸知足的價值。例如林玉書〈震災中即事什咏〉：「轉是屈身藏矮屋，甘藷粗飯佐鹹魚。」⁸¹張李德和〈震災吟〉：「末俗競浮華，從茲戒奢侈。……洗鍊心與身，回天或可企。」⁸²其實，不只文人詩作中有這樣的體會，在民間歌謠〈中部地震勸世歌〉中，也可見如：「這个震災大僥倖，一時帝死人數千。……」、

「金錢無免看箱重，……做人海海免計較。」、「求那平安無破病，萬事免甲人相晶」的人生觀。⁸³表現出臺灣人對抗憂患環境時所發揮出的豁達人生體悟，也展現臺灣民眾與臺灣知識份子們對地震的共同記憶。

三、創作手法的多元

除了悲天憫人的胸襟和繁華成空的感慨外，基於作者個性、時代和地域的不同，可由本文所例舉的地震詩作中觀察到，從清領以降至日治時期的作品充滿著多元且繽紛的面貌。例如清領時期的文人善用神話傳說和歷史典故以描述他們對地震的感受與認識、從地震中如何重拾生命意義或是領悟人性生哲理亦為此時期的特點。進入日治後，寫實傳統仍由清領時期延續而來，且更有加深的趨勢，這是臺灣文學一貫的精神與表現手法。日治時期地震詩作用典雖較清領時期少，卻也多了詩人關心時政、將救災想法與建言適當融於詩作中的書寫方式，這代表作家逐漸具備參與公期事務的渴望和檢討時政的能力。但無論是清領或是日治時期，

關心民瘼無疑臺灣文人們跨越時代、地域與族群的共同特徵，這不但是知識份子

81 林玉書，〈震災中即事什咏〉，頁 86。

82 張李德和，《琳瑯山閣吟草》，頁 56。

83 森宣雄、吳瑞雲，《臺灣大地震》，頁 170-175。

(23)

自古以來的天職，也是文人們試圖以文學創作撫平震災傷痛、抒發己身悲憤的方法。可惜的是，無論是清領或是日治，皆少見文人以抗議批判的角度，審視統治者的救災行動與重建方針。文學創作畢竟和政論文章有所差距，本文僅以詩作為例論述地震主題，雖參照部份史料做為輔助論述，但更多地震相關文章、新聞報導因篇幅有限無法完全納入。但我們應要堅信的是，無論是何種文體，只要作品能持續表現出與民同憂、悲天憫人的胸襟與氣度，相信對於臺灣民眾生命共同體意識的形塑，仍有莫大的助益。

臺灣是個移民社會，多種族群、多語言的特色影響下，臺灣人民若能跨越災難進而記取教訓，一切的創傷、苦痛都將化成延續民族歷史、文化和精神的養分。地震這種難以預警的天災，對個人、家園到全體族群、國家的強烈衝擊，正是臺灣島上凝聚「同舟一命」之感的契機。清領到日治時期的臺灣傳統知識份子，

如何發揮自身文采，藉由詩作真切地表達出他們對於同胞因地震而遭致的痛苦是感同深受外，若能深思如何防範震災於未然，或是透過詩作深切檢討災害的重建與救援，相信臺灣知識份子在自然災害的書寫範疇中仍有更多可發揮的空間。

徵引書目

一、專書

王正一，《為何他們存活》。臺北市：健行文化，2000。

吳密察，《臺灣史小事典》。臺北市：遠流，2003。

林文龍，《臺灣詩錄拾遺》。臺北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

林占梅，《潛園琴餘韻草簡編》。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72.8。

林玉書，《臥雲吟草》。臺北市：龍文，1992 年。

林痴仙，《無悶草堂詩存》。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72.8。

阿部勝征著、李毓昭、馬國鳳等譯，《大地震》。臺中市：晨星，2000。

姚瑩，《中復堂選集》。臺北市：臺灣文獻叢刊第83 種。

姜幸君等，《地震、心慟、記憶》。臺北市：海洋臺灣基金會，2000.9。

施瓊芳，《石蘭山館遺稿》。臺北市：龍文，2002。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0。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6。

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上》。彰化縣：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5。

臺灣古典文學中的「地震」：以清領到日治時期的相關詩歌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