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近代中國婦女運動的興起，就得從解開女性身心束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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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戰後國民黨的黨國統治與本土新女性的參政

第一節戰後台灣女性的參政空間

一、女權在中國

中國傳統觀念中，「女子無才便是德」與「婦女不得問政」等內在思想的禁錮，以及「纏足」等外在行為的束縛，禁止女性從政。婦女地位相較於男性較為不利，男性可經由考試當官，女性卻僅能依夫依子而富而貴¹。由於這些因素是人為制度所造成的，不僅阻礙婦女成長，更抑制女權的伸張。

由於傳統觀念的束縛加上行動的不便，使婦女一直與政治無緣。其中尤以女學的限制和纏足之風，是女性身體與心靈接受到束縛，無法看到外面的世界，更是造成女性被排除於外的主要原因。就社會上性別差異而言，其關鍵問題在於制度本身，而不是本身的條件。關於近代中國婦女運動的興起，就得從解開女性身心束縛開始。因此，清末的解纏足與興女學運動，可以說是女權運動的第一步。而一連串的解放運動是由西洋傳教士開啟先端²，亦即近代中國女權運動是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才產生的。至於解纏足，則是近代中國婦女生活及地位轉變的重要里程碑，代表婦女從此可以走出戶外，走出傳統的藩籬，從事救國運動和社會改革運動。清末，

1 馬心韻，《三民主義婦女政策與我國婦女地位之研究》（台北市：正中書局，1992 年 1 月），頁 21。

2 游鑑明，＜台灣地區的婦運＞，收錄於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女運動史》（台北市：

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年 12 月），頁 40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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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梁啟超等人已開始提倡解纏足。梁啟超在光緒 5 年（1879）《變法通論》論女學章中，認為「婦女纏足毀人肢體，潰人血肉，一以人為廢疾，一以人為刑僇，以快其一己之耳目玩好，而安知有學？而安能使人從事於學？是故纏足一日不變，則女學一日不立。³」極言纏足之害。梁啟超認為興女學目的是強國保種，而達成此目的的方法，在使女性具有獨立的經濟能力，以及作一個賢妻良母，而前提條件在於不纏足、有基本知識以及不做國家、社會及丈夫的累贅⁴。但維新運動失敗，解纏足運動未施行，興女學也沒有辦成。總之，在清朝滿人專制統治下本無女權可言，男子尚不能參政，對於女子更是遙不可及。

中國直到清末，部分婦女受革命思潮影響而漸漸覺醒，進而開始追求女權。孫中山從事革命亦提倡男女平權，希望輔導婦女接受現代教育以培養婦女本身的力量，使之能參與政治活動⁵。中國女性的政治運動一開始便與革命活動息息相關，從民初已開始逐漸重視改變女性地位以達男女平權。當時婦女為響應革命，成立許多婦女組織；直到民國建立後，婦女參政的觀念蔚為風潮，婦女組織紛紛改組為政治性社團以順應潮流，積極爭取參政權⁶。辛亥革命期間，部份女性紛紛加入各種愛國團體，如「女子軍事團」、「女子光復軍」，直接投入革命的軍事行動。在軍事行動告一個段落後，這些女性革命組織便改組為「女子同盟會」、「女子共和會」等，

3 陳東原，《中國婦女生活史》（台北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 年），頁 316-317

4 馬心韻，《三民主義婦女政策與我國婦女地位之研究》，（台北市，正中書局，1992 年 1 月），頁 66-67

5 林倩如，＜威權體制下台灣女性參政的研究－以女性省議員為例（1950－1987）＞（桃園：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 6 月），頁 48

6 如神州女界參政同盟會，由女子北伐隊改組，女子同盟會由同盟女子經武練習隊改組。

其他上有上海女子參政同志會、女子後援會等。李又寧、張玉法編著，《近代中國女權運動史料（下冊）》（台北市：傳記文學社，1975 年 12 月），頁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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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而參加政治活動。根據學者初步估計，民國 8 年至民國 12 年（1919-1923）

間，因婦女問題需要結成的女權同盟、女界聯合會等團體大致十九個⁷。在二十世紀一 0 至二 0 年代，中國有抱負的婦女政治家是愛國的、國家主義的，而且公開支持「服務文化」和婦女犧牲精神⁸。這是中國婦女參政的開始。

在二十世紀的頭三十年內，中國婦女參政人士對他們目標的取向作了一個很大的改變，即婦女參政是代表婦女作為具有奉獻精神的公民為新生的中華民國工作的意願，而不是危險的激進主義，而他們公開擁護婦女參與中國現代化進程，因而這一改變成為可能⁹。

在二十世紀最初的幾十年中，中國婦女參政運動人士以一種自我犧牲的、忠實的政治工作者的姿態出現。他們的目的在於使國家現代化，重新建設這個國家以及為這個國家爭取國際上的尊重，而不是為了個人的政治目的而從男性手中奪取權力。這種「忠實愛國的婦女參政論者」充分激發了充滿自我犧牲精神美德的婦女的內涵。這種內涵表現為婦女既「傳統」

又非常「現代」。婦女參政和現代社會之間的聯繫作為一個國家主義論述逐漸顯現出來¹⁰。

7 呂方上，《革命知再起》（台北市：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89 年），頁 417-418。

8 ＜反對中國婦女參政：面對政治現代性＞，李木蘭，收入游鑑明、羅梅君、史明主編《共和時代的中國婦女》（台北：左岸文化出版社，2007 年 4 月），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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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以後，受到西方新思想、新觀念的影響，成為婦女參政集體意識覺醒的關鍵時刻¹¹。當時西方女權運動此起彼落，在女子參政方面已取得相當的成果，英國婦女民國 6 年（1917）、民國 7 年（1918）分別獲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美國婦女民國 6 年（1917）獲得參政權，德國於民國 7 年（1918）

實行普選時，36 名婦女當選國民議會議員；蘇聯十月革命後，婦女和男子享有同等參政權利¹²。五四運動時期在中國近代婦女史具有獨特意義：（1）

大量引進西方新思想、新觀念具啟蒙作用（2）婦女運動因西方潮流影響，

漸朝向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趨勢，二次世界大戰後進而影響台灣婦女參政。

民初女權問題經由知識份子鼓吹成為新文化的內容，關於女子參政運動方面，陳獨秀為女權運動提出要求男權之解放即爭取婦女參政權的新目標¹³。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在攻擊舊禮教，批判傳統外，最大目的在建立合乎時代需求的新道德，即承認和尊重「個人獨立自主之人格，勿為他人之附屬品」為前提¹⁴。同時，這樣的觀念不只用在男性，也應用在婦女問題上，將婦女地位提升到與男性相等。而討論焦點集中在經濟問題方面，認為經獨立、

職業平等，才是恢復女子人格、提高女子地位的最好辦法。

11 呂方上，＜五四時期的婦女運動＞，收錄於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女運動史》（台北市：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年），頁 176。

12 呂方上，＜五四時期的婦女運動＞，收錄於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女運動史》（台北市：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年），頁 208-209。

13 陳氏認為：「解放之意，在脫離夫奴隸之羈絆，以求完全自主自由之人格」，呂方上，＜

五四時期的婦女運動＞，收錄於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女運動史》（台北市：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年），頁 161。

14 呂方上，＜五四時期的婦女運動＞，收錄於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女運動史》（台北市：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年），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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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婦女參政而言，因受辛亥革命影響，民初某些省份早已出現變革，例如，民國元年廣東省在臨時省議會時期，便有十名女議員，即是中國最早的女代議士。民國 9 年至民國 10 年（1920-1921）間聯省自治運動興起，各省組織他們自己的政權。這包括制定憲法和建立由選舉產生的議會。婦女參政運動的積極份子抓住這個機會迅速行動，爭取在這些省份的憲法中贏得男女平等。而她們也確實在一些省份有很好的成果，取得了參政的權力，如民國 10 年六月的湖南省¹⁵。不過這些勝利只是在省的層級，她們最後的目的仍在爭取在全國憲法中獲得認可。二 0 年代婦女參政運動僅在部份省的層級取得勝利¹⁶。婦女參政權全國各地因省而有差異，並非全面性實施¹⁷。

在二0年代，對所有關心政治的中國人來說，不論男性或是女性，最重要的大事是爭取全國統一。北伐時期，則著重在女性權力上。民國12年（1923）

所公佈的憲法草案，及參議院選舉仍然摒除女性；直至北伐成功後，由於婦女代表請願以及基於男女選舉權平等的原則，開始有婦女列席。

國共兩黨之間的鬥爭有利於推動女權運動，這是由於兩黨都不希望失去在政治上活躍的女性。於是在兩黨之間的矛盾中，婦女找到了舞台。也使的最後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統治區都出現了號召男女政治平等的憲法¹⁸。昭和6

15 呂方上，＜五四時期的婦女運動＞，收錄於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女運動史》（台北市：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年），頁 191；另見張玉法，＜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婦女參政權的演變＞，呂方上主編，《無聲之聲（1）近代中國的婦女與國家（1600-1905）》（台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2003 年），頁 39-72。

17 呂方上，＜五四時期的婦女運動＞，收錄於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女運動史》（台北市：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年），頁 191

18 ＜反對中國婦女參政：面對政治現代性＞，李木蘭，收入游鑑明、羅梅君、史明主編《共和時代的中國婦女》（台北：左岸文化出版社，2007 年 4 月），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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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1931）制定的「中華民臨時約法」，以及昭和11年（1936）初步定案的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使的婦女依據這些法規，均可享有參政權，從而使得婦女參政進入制度化的階段¹⁹。昭和10年至昭和11年（1935-1936）間，

婦女深知在選舉中不可能和男子競爭，因此，國民政府宣布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時，婦女代表希望能增加婦女當選的名額。婦女團體紛紛向國民黨中央黨部提出婦女代表要求。顯然地，中國婦女對政治參與的態度是積極的，同時採取有組織及有目標的方式去爭取。

在共產黨統治區，昭和6年（1931）瑞金蘇區的選舉法始確定男女在政治權利上平等的原則。到昭和8年（1933）男女平等在整個江西蘇區的選舉法中都得到確定，後來推廣到所有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根據地。並在民國43年（1954）頒布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確定了男女平等

20。

基於教育與社會條件，在五四運動以前，倡導婦女解放運動最有力的多半是男性；但五四之後男性知識份子雖也曾參與，但多半的角色已轉移到女性身上，因為女性的自我意識力量最大，影響也最大²¹。，女子的覺醒五四之前就已開始，但卻在五四時期最為顯著，其影響範圍：包括教育機會平等的爭取，職業平等與經濟獨立的要求，以及婚姻的自主與家庭革

19 張玉法，(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婦女參政權的演變)，收於呂方上主編，《無聲之聲（1）

近代中國的婦女與國家（1600-1905）》（台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2003 年），頁 19；中國論壇編輯委員會主編，《女性知識份子與臺灣發展》(臺北市:中國論壇雜誌，1989 年)，

頁 l03。

20 ＜反對中國婦女參政：面對政治現代性＞，李木蘭，收入游鑑明、羅梅君、史明主編《共和時代的中國婦女》（台北：左岸文化出版社，2007 年 4 月），頁 184-185。

21 呂方上，＜五四時期的婦女運動＞，收錄於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女運動史》（台北市：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年），頁 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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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因此，五四時期在新文化運動的興助下，婦女在社會上已逐漸走出家庭，同時，更重要的是，她們在經濟上也逐漸擁有獨立自主權，這使的婦女有參與政治的條件。日後國民黨政府隨著三民主義政策確立男女地位平等，男女平等的原則受到法律的保障而完全確立²²。

二、戰後台灣的參政情形

戰後，台灣知識份子與多數民眾都以歡迎與期待的心情來迎接中國政府與新時代的來臨，此熱情也表現在參與地方政治上。各級民意代表的選舉步調迅速設定，根據鄭梓研究指出：

此時省外的全國情勢觀察，抗戰剛結束，國共鬥爭益趨尖銳，但在美國壓力的調停之下，雙方暫告停戰、恢復談判，而各黨派共同參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亦正緊鑼密鼓的召開。蔣主席於該會議的致詞中宣告：政府決定實施人民應享的各種自由、各政黨一律平等、實行普選、釋放政治犯等……國民政府為表示兌現上項逐步實施民主憲政之決心，因此，亦加緊指示。²³

22 我國的婦女政策，可以說是在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扶持下發展起來的，以三民主義確立男女平等的目標。馬心韻，《三民主義婦女政策與我國婦女地位之研究》(臺北市:正中書局，

1992年1月)，頁109~110。

23 鄭梓，《戰後台灣議會運動史之研究－本土精英與議會政治（1946-1951）》（台北：世華，

1988.3），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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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知識份子來說，長久爭取的選舉權，終於在選舉制度的擬定後，

獲得實踐的機會，因此在台籍知識份子的非常熱烈參與。民國 35 年（1946）

4 月 15 日第一屆台灣省參議員選舉，當時當選名單中，惟有黃朝琴、李萬居、劉兼善、鄭品聰四人屬大陸返台人士，其餘二十六人均是台籍菁英份子

24。但是，遺憾的是三十席的省參議員中無一位女性。但同年台灣地區實施地方自治，許世賢當選嘉義市參議員，此應屬台灣女性參與政治當選的首例。

戰後台灣女性的政治參與，主要是透過加入國民黨的組織系統，以及其所籌辦的相關政治活動。然而，無論是加入組織或參與活動，都與國民黨擴大基層組織與加強外圍組織的控制有關。同時，戰後國民黨透過婦女團體來掌控女性活動。因此在國民政府尚遷台前，除了允許部分日治時期舊有的婦女團體成立，也培植特定人選成立全島性的婦女繼續存在，不過這些女性成員僅限於和國民黨有一定關係的女性精英。因此選舉到時，這些團體推出來的人選往往成為黨提名的依據²⁵。

三、威權體制下女性參政－婦女保障名額

按「保障」一詞，原具有強者對弱者的慷慨仁慈，以及弱者對強者的委屈依附²⁶之涵義。因此，各種選舉之所以設置「婦女保障名額」，明顯是因為女性被視為弱勢，並認為參選實力不足，如與男性做同等競爭，可能永遠

24 鄭梓，《戰後台灣議會運動史之研究－本土精英與議會政治（1946-1951）》（台北：世華，

1988.3），頁 70。

25 林倩如，＜威權體制下台灣女性參政的研究－以女性省議員為例（1950－1987）＞（桃園：

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 6 月），頁 51

26 吳秀蓮，＜突破婦女參政的瓶頸＞，《人權論壇》（11:3）（1986 年 1 月），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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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當選²⁷，不得不以「婦女保障名額」的規定，為兩性在參政上表現出「可能的平等」。

然而，在傳統的中國文化裡，「婦女保障名額」的制定與施行，都明顯

「入侵」以男性為中心的政治領域，在早期以男性為主體的議會裡，是如何通過這項法令的呢？

（一）、婦女保障名額產生的背景

中國女權思想的開啟深受西方婦女運動思潮的影響，並對傳統女性地位產生嚴重動搖。然而，民國初年孫中山倡導革命，力主男女平等開始，就有女性受到影響，並開始用實際行動投入革命運動與政治團體，積極爭取參政權益。這個爭取女權的過程直到五四運動時達到高峰，不過雖然中國婦女如此激烈的發出怒吼，爭取參政權益，但在國會始終得不到支持。經過數年的政治運動不斷的努力，中國婦女卻始終沒有真正獲得平等待遇。主要的原因是女性無法透過法律的訂定，使權力獲得制度化的保障。所以，當 1946 年抗戰勝利後，首度召開的制憲大會上，婦女採取行動為女性參政權利爭取法律上合法規定，如此才能符合憲法中男女平等的精神。當時的提案，以蔣宋美齡等 407 位代表提請的第 234 號聲勢最大，最引人矚目²⁸。最後，通過「各種選舉，應規定婦女當選名額，其辦法以法律定之。²⁹」亦即在各種選舉中，

27 吳秀蓮，＜突破婦女參政的瓶頸＞，《人權論壇》（11:3）（1986 年 1 月），頁 43。

28 張岫嵐，「爭取婦女當選名額之回顧」『中華民國聯合國同志會婦女委員會三十週年紀念今特刊』（台北：中華民國聯合國同志會婦女委員會，1982 年），頁 32-34，轉引自林倩如，＜威權體制下台灣女性參政的研究－以女性省議員為例（1950－1987）＞（桃園：

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 6 月），頁 54。

29 張玉法，＜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婦女參政權的演變＞，頁 61-68；梁惠錦，＜婦女爭取保障名額的經過＞，《蔣夫人宋美齡女士與近代中國學術討論集》（台北：中正文教基金會，2003 年 3 月），頁 53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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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保留一定當選名額給婦女。本於此種規定，婦女在選舉時，應保障最低之當選名額，故稱為選舉時「婦女當選保障名額」。初階段選舉設置「婦女保障名額」具有其必要性及重要意義，因女性在各項資源分配、政治教育，乃至社會接受度各方面，在當時與男性比較起來確實屬於「弱勢」的社會位置，

必須先以「婦女保障名額」的策略，讓有能力的女性得以進入政治權力體制中，才有機會有效的改變不平衡的社會結構與性別觀點。如果女性無法進入政治體制中，則女性的聲音不管如何高亢，還是永遠無法被傳達出來，或者被聽到、被採納。經過婦女代表力爭而獲得的保障制度，雖僅在中國施行一屆，幸而，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此項保障制度在憲法保障下還能在台灣繼續施行，也才使的戰後初期能有女性參與台灣的各級議會的情形³⁰。然而，「婦女保障名額」的美意，之後在提名制度上卻成為執政者操控選舉資源的政治權力運作，反而使有能力的女性，在政治權力運作下被犧牲了，而無法進入政治角力場³¹。

根據林倩如的研究，國大代表婦女保障名額指開放給依法註冊的婦女團體，而臨時條款規定婦女會為唯一合法婦女團體組織。然而，婦女會所選的候選人是否能展現並照顧一般女性選民需求，是不是就是最恰當人選？而婦女會與國民黨婦女部有良好關係，因此被詬病為當權者政治運作的表面措施。並很容易成為執政黨增加當選席次，及對抗非執政黨的最佳利器。甚至在婦女保障名額的制度下，有些女性以「牽制」與「護航」為目的而自作「犧牲」打³²。

30 林倩如，＜威權體制下台灣女性參政的研究－以女性省議員為例（1950－1987）＞（桃園：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 6 月），頁 50。

31 詳見自林倩如，＜威權體制下台灣女性參政的研究－以女性省議員為例（1950－1987）

＞（桃園：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 6 月），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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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婦女保障名額的保障，多少仍會吸引女性參政，只是僧多粥少，因此，背景雄厚的女性有較好的機會。而政治力的介入常會使得有意參政的女性無法順利進入政治殿堂。此外，在黨羽派系均為男性為主的掌控下，即使有婦女名額的保障，婦女地位的提升，依然是有待努力的³³。

（二）、女性政治公領域的開展與箝制

台灣女性爭取參政權的過程，不如西方民主國家或民國初年中國女性那般激烈與聲勢浩大³⁴，且發展的時間又較諸先進國家延後多年。主要是因為台灣長期處在被殖民的情境，台灣女性在資本家、殖民者、父權的多重宰制下，在台灣男性尚未取得參政權前，被多重邊緣化的女性更無爭取參政的機會。比起參政權的取得，其實，日治時期殖民地台灣女性更需要的，反而是受教權與婚姻自主權等更切身、更基本的權利的掌握。1920 年代《台灣民報》中有關女性爭取參政權的部分，女權思潮的介紹與對台灣現實處境的批判等內容較少，反而較多中、日兩地婦運現況的報導，及世界各國婦女參政運動的介紹³⁵。殖民體制下的台灣女性受到內外環境雙重制約，對女性參政權的取得有深遠的影響。儘管台灣女性參政權取得時間較晚，但本土獨立婦女團體的組成在大正 14 年（1925）有「彰化婦女共勵會」、昭和元年（1926）

＞（桃園：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 6 月），頁 61-62。

34 張玉法，＜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婦女參政權的演變＞，《無聲之聲（Ι）：近代中國的婦女與國家》（台北：中研院近史所），頁 48-61。

35 楊翠，《日據時期台灣婦女解放運動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台北：

時報，1993），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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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諸羅婦女協進會」等，這些組織不僅有助於台灣女性意識的萌芽，對於戰後女性參政更有引導的風範。

另外，長久以來女性參政意願普遍低於男性，且多對政治冷感。影響女性政治參與的因素主要有：個人成就動機、政治社會化過程、婚姻（夫家態度）、家庭照養責任、政黨政治、選舉制度、政治體制設計、政治環境變遷、

政府首長的態度與政策落實、社會文化因素、經濟參與、社會議題、社會組織運動、宗教規範等³⁶。

根據許翠谷的研究，女性從政常與原生家庭的政治態度與教育有關。另外，夫家的政治態度與行為也非常重要，夫家是政治家族或對女性從政的支持是影響女性從政相當重要的因素。尤其重要的，女性有一個天職：母職，

因此，若非夫家支持，恐怕很難從政。例如，在＜影響我國女性政治參與之因素分析－以第四屆女性立法委員為例＞論文中對女性委員的採訪，許多女性委員在受訪過程中表示「家庭支持」是從政重要考量：

女性第一個要家庭支持，因為我是有家庭、我是結婚的

女性要走這條路，先看自己適不適合，妳如果適合，接下來妳要看你的家庭之不支持，所以家庭對你的支持很重要³⁷

36 許翠谷，＜影響我國女性政治參與之因素分析－以第四屆女性立法委員為例＞（高雄：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 6 月），頁 14。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 6 月），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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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千鶴與許世賢能出來參政，都受到了先生的支持，而最後楊千鶴的先生，因為楊千鶴的從政，而有牢獄之災，也使楊千鶴受到婆婆不諒解，

認為都是她涉足了女人不該進入的領域。

另外政黨的影響力也是很重要。政黨在提名上有諸多考量，其中一項便是憲法規定的婦女保障名額。因此，政黨提名爭取婦女保障名額容易長期為同一女性候選人把持，導致其他女性候選人喪失有利的選舉條件。

近年來，雖然有許多新的政黨崛起，但是政黨的提名思維逃脫不了憲法上規定的婦女保障名額的迷思，這反而成為女性從政的另一道玻璃天花板：

譬如說省議員選舉好了，有 6 個省議員的名額，婦女保障名額只有一個，各政黨在提名的時候，她想到提名女生可能只有一個女生，可是事實上，也許那時候有 5 個女生都很優秀，可使他只會想到一個；

男生可能有 4 個或 5 個，他會想要全部提名，其實他們很爛，但他想到婦女保障名額只有 1 個的時候，反而就抑制了女性出頭的機會。

婦女保障名額對於一個成熟、男女平等的社會來講，他會是一個絆腳石，因為明明這個黨裡面有這麼多好的女性，但是你會去思考只能提一個或兩個，你會透過婦女保障名額去思考，而不會從她本身的才能、能力，是不是這樣的人才去考量³⁸。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 6 月），頁 46

(14)

關於選舉過程中政黨的影響力，多數委員都承認大選區的選舉，如縣市長、立法委員，沒有政黨的支持幾乎不可能勝選。

政黨，我不諱言，在大選區，我講的是立委跟縣市首長、總統，政黨是很重要的因素，因為這個牽涉到整個國家政策、國家定位、未來的政策走向，所以政黨的奧援或是說政黨的背景是有它的需要，在立委或是總統大選，個人的空間是非常有限的，如果說沒有政黨的群策群力，能夠靠個人魅力脫穎而出的基本上不多³⁹。

楊千鶴競選台東縣議員即是以婦女保障名額當選，許世賢也曾以婦女保障名額當選省議員。

而在周碧娥的研究中也明確指出影響女性參政的原因有：

1、政治社會化理論：指女性的低政治化是受家庭為主的社會腳色影響的結果。由於社會和文化普遍將婦女的腳色和地位界定於家庭或私領域，因此女性從小就被家庭、學校和文化教育為適合扮演為人妻和人母角色的人格特質和價值取向。在角色衝突方面，強調婦女本身對於為人妻漢人母之角色的人格特質和價值取向。在角色衝突方面，強調婦女本身對於為人妻或人母角色要求和政治崗位的要求不同，不能協調成互相配合而引發的內心衝突；亦可能源自社會對於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 6 月），頁 46-47。

(15)

女性的傳統角色以家庭義務為主的期望而帶來的外在壓力。這些壓力被認為可能導致婦女在參政型態上有明顯的邊緣性、業餘性格有關。

2、資源論：指婦女在社會參政結構的位置屬階級較低或較不利的位置，

以致婦女參政條件不如男性，進而減低其政治領域的競爭條件，導致參政結果的弱勢。最常被提到的兩個不利社會結構位置的是婦女的教育程度和職業地位。

3、結構論：指政治體制結構上的限制和因素對女性參政所造成的阻礙。

常見的市政當和政治領袖人物對女性後人在提名競選的支持（包括經費）不利情形，或提名女性參與不利的選區和職位。其次，選民和媒體亦常對女性候選人的政見和政治能力傾向不信任和不熱心。

政治體制結構性的限制可透過選舉法來規定，而影響婦女在選舉政治的參與⁴⁰。

而在林倩如的研究中，她把女性參政模式的類型分為：

（1）、依父型：對年輕又未婚的女性參政而言，父親與家族的力量便是支持她們進入政治領域的關鍵性因素。

（2）、依夫型：這一類型的女性政治人物是最多的，也就是女性參政者在政治化過程中，受到『夫』的影響是最深的。主要是因為『夫』的身份地位而使女性參政者有機會接觸政治領域，並獲得派系的重視與推舉。

40 周碧娥，＜台灣婦女與政治：1985-1994＞，《婦女研究十年－婦女人權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論文集》（台北：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婦女研究室，1996 年 2 月），頁 130。

(16)

（3）、獨立型：獨立型的女性參政者是歷屆女性省議員參政模式中，人數最少的。這也表示女性在沒有依靠男性的支援而獨立參政的機會是很少的。在歷屆女性省議員中，林倩如認為只有許世賢與黃玉嬌。其中，許世賢的高學歷及其職業與豐富的政黨經歷，很早就受到國民黨與地方的重視，因此，在國民黨遷台之後，許世賢的政治參與即未曾停過，並且不斷往上晉升。然而，對他而言，與其他女性參政者最大不同是，不太在乎國民黨提名，甚至為了理想不惜脫黨競選，是當時國民黨選舉時甚為敬畏的對手⁴¹。

這些內外在因素複雜交錯下，女性的人格特質在傳統社會化過程中，深刻影響著女性，使女性從小對政治缺乏興趣，因此，也不會關心政治，以致於長大後亦不具備參政特質與能力。由於刻板印象的劃分，女性被認為是不適合政治活動的，也因此間接影響世人排斥女性參政，也使女性在政治等公領域的表現受到箝制且不被期待，甚至根本質疑女性從政的能力。當然，隨著時代的演進，對於女性參與公領域的限制，在不同時期有不同程度的鬆綁與開放，也使得女性的參政在不同時期有不同程度的困難，不同程度的阻礙與不同程度的表現機會。而楊千鶴與許世賢，恰好跨了日治與戰後兩個時代，面對兩個強大政權對女性參與公領域的限制，卻能以其特殊的人格特質及努力，爭取到了一項重要的婦女權力－參政權。

41 林倩如，＜威權體制下台灣女性參政的研究－以女性省議員為例（1950－1987）＞（桃園：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 6 月），頁 76-78

(17)

（三）、女性參政者關注的議題：

根據林倩如的研究，女性省議員所關注的議題分為幾個類型，歸納如下

42：

A、民政類型：

（A）女性議題：a 解決養女問題 b 保障婦女人權 c 增進男女性平等權

（B）醫療衛生議題：a 婦嬰衛生與助產士方面 b 公共衛生問題

（C）社會福利議題社會福利議題：a 兵役問題 b 救濟輔導機構的設置

（D）警政與社會風氣議題：a 取締酒家茶室私娼以維護善良風氣 b 設置女性警政專員 c 提昇公務人員工作效率及政治風氣

B、教育類型：

（A）教育人員議題

（B）學校改制議題

（C）學生教科書即與刊物議題

C、地方類型：

（A）財經建設

（B）農林

（C）交通

42 林倩如，＜威權體制下台灣女性參政的研究－以女性省議員為例（1950－1987）＞（桃園：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 6 月），頁 107-120。

(18)

在許翠谷的研究裡也提到，雖然部分受訪委員表示，她們並不會限定自己於某一特定委員會中，但絕大多數女性立委所參加的委員會，確實多偏重在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衛生環境及社會福利委員會、內政及民族委員會等所謂軟性委員會上：

我看很多女性委員都有她專門的定位，很多女性可能都守在教育、環衛、科技或者財政。

女性的專注點會比較偏向柔性的，像我一直在教育文化，有的人可能在社會福利、衛管、科技，因為她的興趣、專業的偏向。女性整個的可能是財經比較弱一點，這跟每一個委員的背景有關啦。普遍來講，

女性的問政傾向，是比較柔性問政的，專業面比較偏向剛剛我講的這些，但也有少數在國防上，因為他們自己是眷村出身的，軍系立委的背景在國防委員會有一些表現。大致來說就是在財經、政治方面，女性比較參與得不像男性那麼突顯⁴³。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 6 月），頁 73。

(19)

對於女性參政者的問政表現及焦點議題，台灣的一般情況與國外相差不大。紀欣曾就西方女性政治學者對女性政治表現的看法整理如下：

1、女性國會議員在推動婦女法案上的表現的確超越男性，主要是女性較男性較願意提出攸關婦女及家庭權益的法案，另則是女性常發言提及婦女議題，發表個人經驗，並在婦女法案的表決時，與男性有所不同，但政黨的認同往往超越性別差異。

2、女性議員參加會議中內政、教育等民生議題的委員會人數遠高於其他外交、國防、經濟委員會，這可能是女人在許多傳統上屬於男人的領域被排斥而不得已的選擇。

3、女性政治人物一般不若男性活躍，比較不願意站在領導的地位，不懂自我宣傳缺乏野心，因而讓男性學者認為女性不適合從政的結果。

4、女性政治人物比較清廉，較少介入關說、黑金、醜聞等⁴⁴。

44 紀欣，《女人與政治》（台北：女書文化，2000 年），頁 64-65。

(20)

第二節國民黨統治與楊千鶴

民國 34 年（1945）8 月 15 日日本投降，至 10 月 25 日國民政府接收台灣，這段兩個月無政府管理的政治空窗期，除部分地方發生日本警察遭遇報復等零星事件，社會平穩安定如常，由此呈現出台灣人高度的法治精神與自制能力。台灣各地許多領袖和知識青年，在地方上組織青年團體或治安維持會，並擔負維持各街庄地方治安與秩序的責任。兩個月的空窗期中，社會上出現兩個民間自治團體－三民主義青年團和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前者代替政府維持治安，保持社會秩序，使台灣公共物資勉遭侵毀、水電正常供應和鐵路交通暢行；後者籌備迎接國民政府的各項物資，如：製作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各地建造歡迎國府的牌樓等，除帶頭營造歡迎祖國的新氣象外，

同樣也致力維護地方治安與秩序⁴⁵，全台沉浸在歡迎祖國官員和軍隊的氣氛中。

但是，抗戰結束，對楊千鶴來說，似乎不是一個結束，而是另一個苦難的開始，甚至超過於日治時期所遭遇的。她在自傳中說：

十月二十五日，各地成立縣政府，以後就把這一天定為臺灣光復節，

但長久以來被嘲諷為同音字的「空腹節」。一九四五年十月下旬，聽說從基隆登陸的中國軍隊要開入台北市，我抱著女兒夾在中山南路兩側擠得水洩不通的歡迎群眾中、急切地等待著⁴⁶。

45 李筱峰，《島嶼新胎記－從終戰到二二八》（台北：自立晚報，1993.3），頁 4-10。

46 楊千鶴，《人生的三稜鏡》（台北：南天書局，1999 年 4 月初版），頁 250。

(21)

一心一意希望回歸祖國就是重見天日、重獲自由民主的台灣人，在台灣回歸中國，納入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圈後，才發現不過是換了「主人」，並未得到政治上的自治與解放。

……正想算了，要回家去的時候，軍隊終於出現了。那是背著鍋子、手提雨傘的「雨傘兵」，穿著臃腫的「棉被兵」們，有如敗殘軍隊，

令群眾頓時無語，錯愕之下失望的嘆聲四起。看慣身著筆挺的軍服、

配著皮靴抗的步伐聲而行進的日本軍隊，如今見到那群背鍋提傘，穿布鞋邋遢地行走著的軍隊，真是慘不忍睹，予人心痛的感覺⁴⁷。

台灣的接收在全國算是迅速的，但對台人來說，已是望穿秋水，民國 34 年（1945）10 月 5 日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率領「台灣省前進指揮所」，包括台灣警備總司令部副參謀長范頌堯等四十七名人員，及憲兵一排，一行人共七十一人搭五架美軍運輸機抵臺北⁴⁸，才有第一批抵達台灣的接收人員。許多戰後的人看到了國軍，都有類似楊千鶴的心情轉折。例如：與葛敬恩同行的中央社特派員葉明勳曾回憶說：「當五架專機降落松山機場時，總督府諫山參謀長等高級官員與台灣仕紳，還有挺著軍刀的日本兵，

都在那裡列隊相迎，葛主任竟躲在飛機上，推王民寧先生出來露面，這是什麼漢官威儀⁴⁹？」連接收官員都無戰勝國的威儀，更何況是接收國軍的老弱殘兵形象，與在台灣養精蓄銳、軍紀森嚴、兵力無損的日本軍隊相較之下，似乎國軍才是戰敗國的軍隊。另外，吳濁流描寫迎接祖國部隊來台

47 楊千鶴，《人生的三稜鏡，1999 年 4 月初版），頁 250。

48《台灣省通志》卷十，光復志（南投：台灣省文獻會主編，1952 年 6 月），頁 31。

49 葉明勳，＜後世忠邪自有評＞，《傳記文學》，第 52 卷第 5 期（1988 年 5 月）

(22)

時的心情：

「哦！來了來了！祖國的部隊來了……」

我盡量站高身子去看，但那些軍人都背著雨傘，使我產生奇異的感覺。其中也有挑著鍋子、食器以及被褥的。感到非常奇怪，這就是陳軍長所屬的第七十軍嗎？我壓抑著自己強烈的感情，自我解釋說，就是外表不好看，但八年間勇敢地和日軍作戰的就是這些人哩。實在太勇敢了！當我想到這點以安慰自己的時候，有一種滿足感湧了上來⁵⁰。

葉榮鐘也描述過形同難民的國軍，對興奮迎接勝利國軍的台人，造成不小的衝擊：

日本軍人裝備精良，行動活潑，雄糾糾，惡狠狠，令人望而生畏。

省民看慣了日本軍人的威風，見到我們自己的士兵裝備簡陋，風采不揚，甚至肩挑舖蓋鍋缽，形同難民，心中未免失望，只是口頭不忍說出來。但是少年人心直嘴快，背地裡就不客氣的批評，筆者的岳伯住在台北，他老人家當時已望七，當國軍開到台北的消息傳到他耳朵時，他一日數次去火車站恭候，十七日那天他自然也是夾道歡呼的民眾之一。他的外孫們交口奚落國軍，不意被他聽到，於是大發雷霆。把那些大孩子罵得狗血淋頭……這樣的事例到處都有，

大概年青人看不慣，老年人卻極力袒護，……這也可以了解他們五十年在異族欺凌壓迫下，盼望王師的心情是如何熱切的，於是拜天

50 吳濁流，《無花果》（台北：前衛出版社，1990 年 11 月），頁 70。

(23)

謝地，祭告祖先，也就成為他們興致勃勃的行事了⁵¹。

具有祖國經驗的吳濁流以國軍英勇抗日來自我安慰，而葉榮鐘則描述有祖國情懷的老一輩人「從好處著眼，用善意解釋」，「奇想天外」的解釋說：

國軍綁腿下部分隆起（與日軍束腿不同），一定是包著鉛版練功，一旦卸下即可健步如飛，來為國軍遮瑕⁵²。但心直口快在皇民精神教育下成長的青年，就不太能接受這種毫無威嚴的軍容，彭明敏形容國軍抵台的情景時是這樣形容的：

軍艦開入船塢，放下旋梯，勝利的中國軍隊，走下船來，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不像軍人，較像苦力，一根扁擔掛著肩頭，兩頭吊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鞋子，有的沒有的。大都連槍都沒有。他們似乎一點都不想維持秩序，推擠著下船，終於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不敢面對排列在兩旁，帥氣地向他們敬禮的日本軍隊⁵³。

對國軍的形容猶如「苦力」其實更像是神色倉皇的「難民」，對日軍的描寫是整齊、帥氣，字裡行間透露出對兩造人馬的價值判斷。彭明敏的父親彭清靠⁵⁴，由於「家庭與美國教會、日本人之間建立了相當關係的⁵⁵」，面對

51 葉榮鐘，《台灣人物群像》（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 年 8 月），頁 443。

52 葉榮鐘，《台灣人物群像》（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 年 8 月），頁 443。

53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錄》（台北：前衛出版社，1988 年 9 月），頁 64-65。

54 彭清靠光復後當選高雄市參議會議長，二二八事件中，曾出面與高雄要塞司令彭孟緝交涉，險遭不測。（張炎憲、李筱峯編《二二八事件回憶集》（台北：稻鄉出版社，1993 年 10 月）

55 陳翠蓮，《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台北：時報文化，1995 年 2 月），

(24)

軍紀散漫的國軍時，出現這樣的評語：「他覺得一生中還沒有這麼羞愧過。

他用日語形容說：『如果旁邊有個地穴，我早已鑽入了。⁵⁶』」這箇中心情不只是失望而已，而是強烈的羞愧感。由此也可見經過日本帝國經營，初具現代化社會條件的台灣，遭遇長期外患連連、軍閥內戰不斷的中國接收，第一次接觸時心理上的衝擊有多大。

但與祖國睽違五十年的台灣人，大部分還是強忍著心中的疑惑，以盼望

「王師」的心情，扶老攜幼迎接國民黨政府的接收，如同迎神般流水席招待國軍官員，出現「到處感人的鏡頭」⁵⁷。台民怎麼樣也想不到日後會以「狗去豬來」形容這批他們盛情款待的接收人員。這「第一印象」的失落，說明的是經過日本帝國主義以本殖民體制進行初步「現代化」的台灣社會，遭遇了國民黨政府「半封建半殖民」社會體制的接收，台灣民眾以「對日勝利」

的預期心理下，將接收的祖國政權視為榮登「世界四大強國」來歡迎，所造成的期望與現實的落差。而這樣的落差，恐怕在接下來的「接收政策」和「劫收現實」之間將形成更大的裂縫，回歸祖國之日即是解放台灣之日的期待因此落空。

台灣行政長官公署設立，讓接收長官陳儀集行政、立法、司法及軍事大權於一身，又身兼警備總司令，其掌握的實權相較日治時期武官總督有過之而無不及。行政長官公署的權力體制，與日治時期總督府的性質並無二致，

台灣因而陷入再殖民的情境。

頁 66。

56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錄》（台北：前衛出版社，1988 年 9 月），頁 64-65。

57 葉榮鐘，《台灣人物群像》（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 年 8 月），頁 441

(25)

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關於政治權力的接收與重建，若林正丈指出：

接收台灣的所有手續，是由大陸派來的國民黨勢力獨佔，國民黨政權在台灣迅速而且沒有受到阻撓地接收台灣總督府的統治機構，同時將日本留下的龐大資產變成自己控制下的國家資本加以重組，從歷史的後見之明來說，國民黨政權因此取得了控制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資源⁵⁸。

台灣面對的與其說是戰後，不如說是再殖民。楊千鶴在自傳中又說：

從這些軍隊與政府高官進來的那一天開始，惡狼似的一些權力者也開始了對台灣豐富資源的掠奪語剝削，種下了一年四個月後的二．二八事件原因。

十月中做為接管委員去了台東的丈夫，兩個月後該回來的時候，來信寫到「薪水尚未發下來，繫於公務，暫時無法回家。」習慣於薪水遲發的「阿山」（對大陸來的人的謔稱）接管委員們，為防備物價膨脹，

都拼命預借薪水來買金子或實物。但丈夫與姪子不知情，只是老實地等著發薪水。直到知悉可以預借該發而未發的薪水時，本為高薪所沽而去就任的那份月薪二千元待遇，已貶值為誰都不屑一顧的數額。……

朝令暮改是他們的看家本領，得過且過，為圖一時之便，法令可以隨

58 若林正丈，《台灣—分裂國家與民主化》（台北：月旦出版社，2000 年 3 月），頁 58。

(26)

便變更，撒謊也在所不惜，只是為著要闖過這個難關就好。在這種薪水趕不上物價的狀態下，沒有人願意擔任公務員⁵⁹。……

國民黨來到台灣之後，對台人來說，並不是災難的結束，而是另一個災難的開始。台人不知他們所擁護的國民黨政府在政治、經濟上的腐敗無能，

這不但導致重建台灣民主自由的理想幻滅，最後終於爆發了二二八事件。

抗戰結束，隨著日本人的離開，國民黨來到了台灣。台灣同胞們歡欣鼓舞，張燈結綵，以為重回祖國懷抱，一切惡夢已結束。然而，是不是日本殖民者離開台灣以後，殖民體制就從此消失了？是不是歡樂的歌聲，就足以告示著日治時代已結束？是不是投入象徵母親的母國懷抱，殖民地傷痕就從此痊癒了？是不是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就和過去從此一刀兩斷，就此迎接一個全新的時代。當日本的用其大和民族主義以強勢姿態凌駕台灣社會時，殖民地人簡直失去了抵抗的能力。皇民化運動造成國家認同的動搖與民族主義的困惑。然而，戰爭結束以後，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是不是從此沒有動搖和質疑，和太平洋戰爭時期全然一刀兩斷？

民國 34 年（1945）國民政府來台接收時，強力把中華民族主義引進台灣。為了壓制日本文化在台灣的殘餘，官方正式在民國 35 年（1946）宣布禁用日文政策，距離一九三七年日本的禁用漢語政策，前後未及十年。這樣粗糙的方式和日本的野蠻又有何不同。時代改變，政府體制也發生改變，唯獨台灣人，卻必須在最短時間內，適應兩種不同的語言工具，並且也必須同

59 楊千鶴，《人生的三稜鏡》（台北：南天書局，1999 年 4 月初版），頁 251。

(27)

時適應語言背後所隱藏的兩種敵對的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國語政策所對台人的歧視態度，可以看出國民政府的統治充滿了威權與暴力。民國 36 年

（1947）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可以說是文化差異和施政失當所造成的悲劇，

相當徹底的暴露了國民政府的殖民者性格。是不是走了一個殖民帝國，又來了一個殖民帝國。日本與國民政府推動的國語政策與文化運動，以及所有對台灣人的壓制與凌辱，可謂不分伯仲。

一、二二八事件與楊千鶴

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後，在政治上牽引親戚及貪污歪風盛行，軍政接收人員目無法紀，各接收單位任意競貼封條，往往發生武力衝突，軍警人員也常持槍威脅百姓。報紙頻頻登載公務人員涉足酒家、不守紀律及貪污事件，

在在令台人瞠目結舌，民心日漸背離。光是《民報》在民國 35 年（1946）2 月上旬短短半個月間就揭露了十幾件軍官紀律腐敗的事蹟⁶⁰。貪污案件的層級竟高達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法院院長，知法犯法，更顯露國民黨統治集團沒有現代法治的觀念，趁機大發「國難財」。連最清流的教育界也黑幕重重，像學生變相收取學費、慶祝兒童節費用，教員利用公款經商，使學校變商場等等⁶¹。部分來台接收的軍官人員懷抱優越感，公務員和士兵不守法

60 標題如下：左營海軍人員槍殺當地民眾，一事未平，又以手槍威脅郭區長。（二月二日）

「我是接收委員，憑什麼買車票？！」竟以手槍威脅驗票員。（二月九日）高雄市碑子頭市場國軍白晝搶魚商卓乞食現款六百元。（二月十日）高雄國軍一群聚賭於倉庫，因被陳夫人勸止，竟毆打苓雅區長陳夫人。（二月十日）台灣嘉義化學工廠白糖二百萬斤與薯乾數百萬斤，由接收委員勾結醫師盜賣數百萬元。（二月十日）為爭鹿港機場接收物品存單，彭上尉大鬧彰化市。（二月十一日）世間萬事錢第一，省垣教育界黑幕重重，

先生做生意，學校變商場，並揭發非法募款事實（一月卅一日）高雄工業專科學校，劉某任校長，擅收束脩，稱聘教員，竟以親族充數，目不識丁的校長岳父任教員，四百學生開會反對，向市長請願（一月卅日）（王曉波編，《二二八真相》（台北：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 年 2 月），頁 6-7。

61 王曉波編，《二二八真相》（台北：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 年 2 月），頁 9-10。

(28)

紀，在日治下的台灣人民雖然飽受官吏作威作福的欺壓，卻未曾經歷這種上下官兵目無法紀的現象，導致人心浮動、社會失序。二二八事件前後在台灣採訪的中國新聞社記者唐賢龍都不禁感嘆：

自從國內的很多人接管以後，便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時的那一套毛病，通通搬到了台灣，使台灣人看不起，以致很多貴重的東西，大都散佚。台灣同胞目賭此種情景，於失望悲憤之餘，均不免眼紅耳熱，有的東施效顰，亦相率趁機偷竊，固物資損失極大。……台灣在日本統治時代，本來確已進入「路不拾遺，夜不閉戶」的法治境界，但自「劫收」光顧台灣以後，台灣便彷彿一池澄清的池水忽然讓無數個巨大的石子，給擾亂得混沌不堪⁶²。

楊千鶴在自傳中也提到當時的狀況：

由於日本的戰敗而迎接所謂「光復」，那時的台灣，中國國民黨進來後，反應著民眾對政府的不信任與不安而造成米價無止境暴漲，這是最直接威脅到民眾每天日常生活的。

在中國本土上，國民黨對日抗戰勝利的同時，卻與共產黨重新燃起內戰而節節撤退。滾滾進入台灣來的外省人也沒做長留的打算，對台灣的治安維持與建設根本無心。只拼命貪污以肥私腹眼看一直上漲的米價也束手無策。

62 陳芳明編，《台灣戰後史資料選－二二八事件專輯》（台北：二二八和平促進會發行，1991 年 3 月），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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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經過主管的回扣才發下來的建設費，，進到工人手中之前已被層層削減，工資趕不上米價的狀態下工人也不易招請，就這樣把承包的工程拋棄的包商也很多。工程停頓而無期延期，不僅談不上有什麼建設，且失業者眾⁶³。

大小的貪污外，像漫畫那般無知的橫暴繼續著。

買了水龍頭往家裡的牆壁一插，就期望有水出來，一看沒有水就到店裡大吵大鬧。像這樣因無知而引起的糾紛也不斷發生。

特權橫行，看戲和看電影也要白看，被責備就反過來咬人，最後為了洩恨而較來伙伴動武力。有如終戰不久的日本的「愚連隊」（小流氓幫派）所幹的事情，由中國來台的警察與軍人居然公然的幹。為了細微的事，警察與軍隊也互爭地盤，集體械鬥係家常便飯⁶⁴。

最後，終於發生了二二八事件。

戰後，楊千鶴的先生因其二哥推薦，成為台東接管委員。由於是大學商學院畢業，他原本被安排於財政方面的接管工作，卻被有力人士拿走了這個位置。於是，她的先生被擠到最麻煩，誰也不願意幹的米穀局的接收事務。那機構後來成了台灣省政府直轄的糧食局，楊千鶴的先生因此成了台東糧食事務所第一任所長。幾次申調，都被第二任糧食局長李連春以好話慰留下來。

因為新設立的糧食事務所沒有所長宿舍，結果為了選宿舍，得罪了看中同

63 楊千鶴，《人生的三稜鏡》（台北：南天書局，1999 年 4 月初版），頁 260-261。

64 楊千鶴，《人生的三稜鏡》（台北：南天書局，1999 年 4 月初版），頁 262-263。

關於近代中國婦女運 動的興起，就得從解開女性身心束縛開始

關於近代中國婦女運動的興起，就得從解開女性身心束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