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大綱：
1. 導論
2. 隋唐國都長安的建置與特色
3. 秦中自古帝王州：長安文明與其展延的風采
4. 盛極而衰的古都與其在掙扎中的命運
5. 餘論：洛陽、揚州、益州與廣州等城市在隋唐的地位
6. 小結
1.導論
按近代蒐集的文献記載，配合考古發掘的初步勘察所得，選擇以 關中一帶為國都的不同朝代出土遺址有四，以歷史先後序劃分的話，
西周豐鎬新舊兩都位於灃水兩岸；秦都咸陽也跨越渭水南北；漢都長 安倚渭水以南建成；隋唐兩代的國都則在渭水流域，其附近尚有灞、
滻、灃、潏等河支援，在水源補給上尤勝前代。
隋唐之交的帝主均為胡習甚重的胡漢混血兒，這是五胡亂華至南 北朝期間民族大融和的結果。隋文帝與隋煬帝的軍事外交措施固然為 鞏衛一統王朝的手段，而招徠遠人的手法除炫耀中國富強外，“混一 戎夏” （《隋書.裴矩傳》）正是煬帝在家族文化背景影响下，一種劃 時代的創新意念。煬帝思慕漢武是眾所週知的事實，大業 3 年（607）
車駕幸東突厥時，諸塞外渠酋諸袒割下跪，不敢仰望，他的“如何漢
天子，空上單于臺”（〈雲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賦〉）正是一時豪語。漢 武帝北逐匈奴，開拓西域，元封 3 年（前 108）大宴中外使節，雲集 海内外藝人表演吞刀吐火，跳丸爬竿的國際盛會大為煬帝景仰；劉徹 招徠中西亞，甚至東馬帝國入貢經商的思維，受到儒家農本觀念繼承 者的筆伐與非議，惟中國此後亦內亂相尋，結果自漢代“鑿空”以來，
西域孔道又再遭少數民族閉塞，直至隋唐大一統王朝的出現，加上強 大國力為後盾，才再度開展一個比漢武帝時期更宏大的招徠計劃，而 在唐代的繼承者為唐太宗。
唐代的經濟背景
隋唐之際的經濟發展出現了不同的轉變，重要者首推人口增長。
隋政權在北中國東西初併合的倉猝下禪代，後復平南陳，達成一統大 業，天下分崩既久，户口散佚流徙，甚至闔家死亡的事例甚多，文帝 開皇 3 年（583）户 303 萬，9 年（589）平南方後增加 60 萬户數，
充其量當時天下共約 4 百萬户。隋文帝通過大索貌閱、遷徙游民等手 段，加上减免庸役，獎勵農耕，至煬帝即位之初天下户已達 890 萬，
口 46,019,956，隋之富强與人口穩步上升，賦税激增有直接關係。但 隋末大亂，關中關東户口逃亡，突厥乘機沿邊擄掠人口，也有大批難 民避入塞北隴右一帶，唐太宗貞觀初天下户僅餘 300 萬户，故高祖與
太宗先後下令括户，太宗並以重金於突厥中贖回被擄漢人 8 萬，以此 招徠更多昔日逃避兵燹者，甚至邊塞牧民，加上東突厥內附，由是約 有 120 萬人慕歸。此後至盛唐之際，帝主均行括户方法，務求令棄籍 者返本歸流，玄宗天寶之亂前，天下户 900 餘萬，口 5 千餘萬，已超 過大業 2 年（606）的統計數字，這些龐大的人口在盛唐時多仍集中 關中、河南一帶，尤以前者為最，按《新唐書.地理志》記載，關內 道京兆（絕高曰京，十億曰兆，意指大眾所聚，見《通典.職官》）、
鳳翔等府有户 51 萬以上，口約 3 百萬；只京兆府京兆郡（有長安、
萬年、興平、涇陽、奉天、藍田等 20 縣）便在此中佔 36 萬户以上，
口 1,960,180，為唐代國都帶來農業、商業與手工業上的有力支援。
隋唐經濟得以發展次要因素是交通與商業。煬帝平克突厥與吐谷 渾，招徠西域，令胡人商旅大量進入中國，他們所攜進口的寶貨或不 一定對中下階層經濟帶來極大裨益，但胡商帶返中西亞的貨物與日用 品如絲綢及各種紡織品、手工藝品、茶葉等倒能促進本土貿易經濟的 蓬勃。在內陸方面，煬帝史無前例地發動數以百萬計的人力在短期間 裡開鑿、挖澱廣通、通濟、永濟、邗溝等河渠，加上馳道的暢通無阻，
大大的推動國內南北貨物的流通，從此坐賈既可較安全及準時附運本 地特產、名店專賣於其他州郡，而行商亦能以內河漕船轉賣土貨於四 方。至於外來進貢、經商的蕃舶，在隋代時已遍佈嶺海一帶，廣州固
然是第一大站，而揚州在煬帝即位前後刻意經營下也逐步成為唐代，
特別是中晚唐期間的國際大都會。此外，隋唐兩代均田不均及其他日 益繁重的賦稅問題導至農民棄地逃亡，除轉為佃農等業外，不少投身 小手工業，甚至流動全國的商販、行商行列之中，這些都是小農經濟 破壞後出現的工商業興旺現象，而這些現象也在各都市的繁華景象中 充份顯露出來。
唐代都市南傾化的特色
當然，在此所指的南傾，並非意味著唐代北方，尤其泛指江北一 帶沒有大型現代化的都城，事實上，自隋代營建東西兩都以還，河南 道洛陽與京畿道（陜西）長安都是當時的國際大都會，具備最先進的 城市設計、富庶而密集的人口、熙來攘往的海内外商旅和本地各行業 的昌盛，足使首都和陪都成為中世紀黃金時代中國的都市代表。鼎革 以後，東西兩都、兩都以北，李唐龍興之地太原、兩都以西，往昔西 周龍興地鳳翔（岐山）及兩都東南的江陵（今湖北江陵縣）是唐代刻 意經營的地區，後三城市也是兩京的翼輔與屏障，亦是交通轉滙中 心。由洛陽北上，經太原，可入突厥，東北向可往幽州（今北京一帶）、 遼東地區；由長安入洛，可由汴州（河南開封）通往山東；若南下則 通荊州（湖北荊州），於水陸兩路抵達江南、嶺南；由長安西經鳳翔，
可入隴右，通往吐蕃或西域。從上可知交通發達與中央重視城市發展 是有利南方城市崛起的基礎。
隋代一統後撥入版圖的江南及尚未真正開發的嶺南地區，氣候溫 和，土地肥沃，加上湖海之利，且戶口尚寡，成為隋唐兩代人民在戰 亂之際的避難樂土。安史亂後河北為强藩盤據，且急速胡化，士庶多 避地東南；中唐伊始，回紇與吐蕃先後擾邊，甚至廹臨帝京，亦驅使 西部人民或内徙或淪入西蕃控制的土地之中，凡此俱造成不利西北發 展的因素。
隋代文、煬二帝傾國之力開河挖渠，主要目的在於貫通南北人工 漕渠，並藉此接駁大自然西東流的河道，《元和郡縣圖志》便直接指 出唐代東南郡邑無水不通的暢順，中唐詩人劉禹鍚有〈夜聞商人船中 箏〉一詩，所記的便是漕河大舶自東而西的例子。既而，因著各種背 景因素影響下，沿河的南方都會，如淮南道揚州、毗陵（常州）、江 南東道的吳郡（蘇州）、會稽（紹興）、余杭（杭州）、劍南道北的益 州、江表的閩越（福建）泉州及嶺南道東的廣州等，大部份都是在這 期間崛興，甚至奠定日後國內外地位的城市。有關研究可參考李燦文
〈唐代水利事業與南北經濟重心的轉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 史學系系刊》，1978 年 1 月，4 期、王濤〈唐後期南方城市的興起與 繁榮〉，《晉陽季刊》，1999 年 5 期、鄭學檬、陳衍德〈略論唐宋時期
自然環境的變化對經濟重心南移的影响〉，《廈門大學學報》（哲社 版），1991 年 4 期。
2. 隋唐國都長安的建置與特色 長安的營建與特色
a. 有關長安城的面積
隋文帝即位之初有感漢代營建的長安城規模狹小，且歷分裂王朝 兵爭的破壞，未能配合時代需要，加上南北朝以來關中本位政策的取 向，亦未可妄語定都洛陽，故長安作為全國首要大邑，自然亦應有其 恢宏的氣象來迎接遠方貢使、域外胡商，因此開皇 2 年（582）在舊 長安城東南 13 里外，由高熲、賀婁子幹、宇文愷等設計及督造新城，
次年中完成，取名大興，日後隋唐兩代的行政中心都以此為本，而這 亦是後世共稱黃金時代的隋唐長安。
《隋書.地理志》 載京兆郡（ 雍州 ） 轄下有大興、長安等 22 縣，《新唐書.地理志》載錄京兆郡轄下萬年（武德元年[618]改大興為 萬年）、長安等 20 縣正是這緣故而來。煬帝大業 9 年（613）又再發 工役改善大興城的設施。大興城東西長約 9,700 公尺，南北闊約 8,195 公尺（據《隋書.地理志》統計），總面積約 79 平方公里，這與近代 考古隊的勘察還有點距離（長 9721/闊 8651，總面積 84 平方公里），
但不管何者的測量較接近事實，從其建置和佈局來看，它確是中世紀 世界上最宏偉先進的都城之一（見附圖1）。
大興城自西北倚地勢向東南高處伸延，海拔 400 至 460 米，東南 高點約 460 米，西北低點約 410 米，高低點雖相距約 50 米，但因城 址遼闊，步行其中亦不至有攀坡的感覺，我們從唐代長安城的規模中 亦可見其大要。在佈局方面，城北為宮禁要地，帝主居高臨下，掌操 控勢位的象徵。宮城之南為皇城，是三省六部官僚辦事的公署，皇城 外為外郭，是百姓聚居之地。唐高祖在大興受禪，以漢高祖劉邦取名 長安的寓意復以長安城命名。太宗貞觀元年（627）分天下為 10 道，
長安屬關內道（見附圖2）；此後長安宫城與皇城内外經太宗、高宗 相繼蓋建大明宮，玄宗在皇城東南角建興慶宮；太宗過渡至玄宗期間 斷續地建造修葺長安城東驪山腳下華清宮等，都逐步壯大了京城的外 觀與規模。
b. 有關長安城設計的特色
長安皇城壯麗，面積佔整個城市約 1/7 至 1/8 左右（約 10 公里）， 位於斜坡上，城内南北 7 街，東西 5 街，其北為帝主宮城，中間劃分 的只有一條 441 米的街道，並無城牆阻隔。在隋代宇文愷構思時，以
《周易》乾卦卦象為依據，配合地勢而興建長安城與皇城。長安城的 地形有 6 條西南、東北向的高坡與相對的低地相隔，北宋時，宋敏求
在《長安志》一書闡釋其意念，在於以朱雀街南北六條高坡，象徵乾 卦，九二之象“見龍在田”，故置以宫殿，為帝王之居。九三“君子終 日乾乾”，故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飛龍在天”，其貴不欲人 居，故置玄都觀與興善寺，以道佛鎮守。王維坤在其思維基礎上加以 補充，認為上九“亢龍有悔”位於外郭城南垣高岡的一段，與位於外郭 城北，處於高岡的初九“潛龍勿用”成為大興城南北兩個主要的軍事佈 防區，既是主要出入通道，也是長安聚重兵的地方；《易經》中載“九 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故於此段高岡興建宫殿，作為帝主起居之 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說明這地段適宜安置官署，侍 奉天子，故亦是皇城所在；“九四或躍在淵”是安置文武百官居所的理 想地點，其間不少現今可尋的宰輔大僚、王公貴戚都在平康、務本、
安仁、宣陽等坊購置家宅或足佐證；“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雖與 九二同屬宜覲見天子，但正如宋敏求推算此地段其貴之極，不宜常人 所居，故設寺觀鎮守（〈試論隋唐長安城的总設計與布局〉，《西北大 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 年 3 期）。事實上，若以乾卦解象，
《易經》解釋六段平衡的卦象時說：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除了居此卦象内可乘龍馭天，各正性命外，萬物得雲雨之施，黎庶均
承其恩澤，這也是一個應天順人的佈局。
正因長安皇城在設計上有本身獨特的既定構思，因此城内的設計 以 6 條高坡與相對的低地組成，且又因應斜坡地形建築，在整體上便 構成一大片東西向而略似梯形的城市規模。帝主所居住的宫城位處城 北，是斜坡的最高位，設計壯麗宏偉，雖然兩者均成遺址，在文献上 其奢華處或無法與秦咸陽相比，但肯定是當時世界上設計最出色的大 城市。但更重要的是它外郭城的櫬托，沒有百官府邸、市民居所、各 行各業的呼應，華麗的宮室亦不免使人頓生蒼涼的感覺。正如前述，
長安郭城修建於隋文帝開皇 2 年，經歷煬帝、唐高宗、玄宗等擴充才 出現目下我們在原始資料中構思復完的面貌。宮城及皇城被外郭城三 面包圍，當中的設計頗類井田的佈局，110 個坊里各有名稱。近人在 鑽研零碎材料過程中已掌握部份唐代名臣府邸資料，其間可見他們為 著早朝方便，在京中多有家宅，而這些府邸便在外郭的坊里中與民居 頗為接近。近世蒐集正史與前人筆記資料研究唐代長安城設計與佈局 並付梓成書，較可觀的當是清人徐松《唐兩京城坊考》，書内仿《長 安志》附有城市結構圖，該書在道光 28 年（1848）刊行，此後中國 歷百年動盪，研究此門學問的學者不多。日人平岡武夫於上世紀中出 版《唐代長安與洛陽》，使唐代國都研究得以再往前推進一大步。近 年史念海等又有《中國古都和文化》等研究，並替宋人張禮《游城南
記》一書校注，內有大量關於北宋時代作者在當時修葺加建後舊長安 城的遊歷見聞，加强了我們對該大都會的認識；此外，日人妹尾達彦 對長安城、西市等市集規模及其貿易盛况均有更新的觀察，著述如《長 安の都市計劃》（東京：講談社，2001 年）、《唐代長安の店舖立地と 街西の致富譚》（東京：汲古書院，1990 年）等可供參考。從附圖 3 與附圖4 中可見唐長安城南北縱向共 13 坊，隱寓漢代所謂的 13 州，
東西橫向 10 坊，寓指唐代天下 10 道。外郭城的大道最為外來貢使稱 頌，南北縱向的 14 條街道，以正中央明德門進入的朱雀門大街最著，
共闊 155 米，右邊的啟夏門街 134 米，左邊的安化門街亦有 108 米寬，
主要街道多在百米以上，只有較偏遠東西橫向的街道較狹窄，據考古 的發現約 20 至 25 米的順城街是外郭城中最窄的街道！
c. 有關長安城的人工河渠與工業用水
長安城的名聞天下，在於街道寬敞，氣象恢宏，宮殿巍峨，但實 際作用兼備的恐怕是人工河渠，不獨供給市民生活日用外，更有其遊 覽觀賞的價值。中唐時代憲宗元和 10 年（815）高中進士的沈亞之在
〈春色滿皇州〉歌頌長安說：
“何處春輝好，偏宜在雍州。花明夾城道，柳暗曲江頭。繡 轂盈香陌，新泉溢御溝。回看日欲暮。還騎似川流。”
道盡當時花蔭柳下，河渠蜿蜒，車騎如鯽，人馬夾道的盛景。
由於長安城範圍廣大，户口眾多，且又以略近梯形的格局建於微 斜的地形上，故城内用水往往須引自不同方向的河流。隋文帝開皇 3 年（583）修城東龍首渠（ 滻水渠 ），成為兩代城東供水的主要脈絡，
其中數條支流皆被引入外郭城，甚至皇宮禁宛之中，凝碧、積翠、太 液、興慶、東海等池水均由龍首渠的分支匯聚而成，也可說河渠替禁 內的庭園山水帶來秀色靈氣。此外，龍首渠的分支亦流入東市，為市 民帶來不少方便。供給城西的河水主要是引自交水的永安渠，城西及 南區還有清明渠補給各坊里的用水，以上均為開皇初修建大興城時的 配套設施。由於長安城是全國官貴雲集的地方，因而各地商賈、胡旅，
甚至降人都滙聚帝京，形成人口日益增加。玄宗時長安住民已超百萬
（隋煬帝大業年間雍州已達 1,071,925 戶, 直轄縣平均戶數在 15,000 左右） 是當時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密集的都會，為解決用水問題，
開元年間修築黃渠，由南山引水入郭城東南端的曲池江，並導引其水 入修政、晉昌等坊，使慈恩寺等地成為遊覽勝境（見附圖 5，有關資 料可參考史念海〈漢唐長安城與生態環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1998 年 1 期 ）。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又修漕渠，穿逾城南至郭城 西面流入西市，此後代宗亦再由西市引水入皇城以解決禁苑薪炭不給 的困境。……
長安的坊里制度
a. 坊里制的原意
隋唐長安設計的另一特色是坊里制，故另闢一節加以叙述。
自隋代建立伊始，文帝便著重於天下游民流户的管理，《隋書.令 狐熙傳》便指出令狐熙為汴州剌史時壓抑姦俠：
“下車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 外，星居者勤為聚落，僑人逐令歸本。”
所謂“向街開門者杜之”便是坊里制的原意。《史記.游俠列傳》内談及 漢代朱家、郭解任俠之途蓄養賓客，邑中少年慕名而夜聚門外者十餘 車，變相解釋了統治者為何需要鏟除不遵法律而行的任俠之輩。《禮 記.月令.完隄防》即指防可解作坊；又《集韻》亦指“防，《說文》隄 也，或作坊”，顯見等同城市以外鄉村性質的坊里制，用意在於提防 姦邪之輩。隋唐之際時有稱里，或改稱里為坊，或坊里並稱，可見是 一而二，二而一的稱號。
自西周官制内有六卿，外有六遂，卿轄下有比長、閭胥、族師、
黨正；遂所轄的有鄰長、里宰、酇長、鄙師。以上低級官職等同漢代 亭長、三老、嗇夫、里魁（長）、里監門等同（可參考周場山《漢代 城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而隋唐里正、坊正的沿革正 由此而來。有關坊里的構思可參考王維坤〈試論中國古代都城的構造
與里坊制的起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 年 1 期。
b. 大興城的坊里與屬縣
《舊唐書.地理志 1》記載自皇城以南主要中軸朱雀大街為分界，
以東 54 坊屬萬年縣管轄（武德元年改大興為萬年），以西 54 坊由長 安縣管轄，並由京兆尹總其事，但在近人考證下，由朱雀門大街至出 長安的明德門，除東西兩市外，兩縣應各領 55 坊（見史念海圖，可 另參考楊鴻年《隋唐兩京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 年）。
唐代長安城的坊數曾一度增至 112，玄宗時仍終定為 110；憲宗時又 將東市以東的道政、常樂、靖恭、新昌 4 坊劃為 8 坊，令坊數增至 114。
自隋代營建大興城伊始，各坊的大小規模都不等同，從圖中所 見，有些呈正方，有些則呈長方形。除憲宗元和間分 4 為 8 的坊外，
概括來說，沿正門明德門入城，朱雀門大街靠西的一排面積最小，由 於各坊面積不等，相信平均約 35 萬平方米左右（据田野考察，這地 區的坊里東西闊 558-700 米，南北長 500-590 米）；而在皇城、宮城兩 傍的坊里面積最大，平均在 70 萬平方米左右（東西闊 1,020-1,125 米，
南北長 660-838 米）。
坊里制的原意既在杜漸防微，那末坊内居民必須按規定時間出 入。各坊自有牆垣圍繞，高度比肩，用意亦在於坊外亦能看到坊内狀
况。坊牆（里垣）亦由夯土建成，因南北各坊内居住的人物地位頗有 懸殊，北面近皇城的較多在夯土外加磚牆，南邊多只夯土，亦有在夯 土牆上下方砌上磚瓦的例子。唐代政府不斷下令居民不得擅自挖坊牆 修建房屋，亦不得擅自在坊牆周邊植樹，遇上暴雨沖毁坊牆還須在里 正督導下合力進行修補。
除面積較細小的坊里採取東西向開門方法外，其他坊里均四面置 門。坊内四周均置建築，中央為十字形大街，約 15 米寬，東西南北 通往四門，呂大臨《長安圖》便指皇城左右的 74 坊均開四門，皇城 以南 36 坊各開東西兩門。諸坊内因建築物大小不同，故橫街按各坊 大小數目亦不一。在坊内十字街頭劃分法下，每坊被切為四個區域，
四個區本身也有十字街頭，變成每坊有 16 個小地段，内中又有巷、
曲之分，是市民居處地址的所在，如《唐人小說.李娃傳》中便提及 李生自平康坊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初見頭凭双鬟李娃 的情節，這種分別坊内方向與巷曲的叙事法，也是時人報稱居所的方 法。至於坊外橫街因面對其他坊里，或坊門對坊門關係，一般都約在
4 米左右，以便騾車、乘輿等雙向經過。坊門都有門樓，按現存資料 估計，外郭城雖有虞侯巡邏，但坊里四門有否長置巡兵尚不能斷定。
隋唐之際，長安四周均有 3 度面向外郭城的城門（城北除禁內外 雖具 5 門，但因宫城傍的芳林、興安不常開啓，故仍只開 3 門），週
邊 12 度城門都設有街鼓，日暮時份擊鼓 8 百，鼓聲終止關門，拂曉 之際擊鼓 3 千開門；在夜間皇城内外均進行宵禁，皇城内執金吾衛負 責巡邏，鮑溶〈寒夜吟〉有“九衢金吾夜行行”之句，時民謠〈秋夜吟〉
更指“六街鼓歇行人絕，九衢茫茫空有月”，六、九之數只是不盡之意，
無改皇城十二衢的面貌。至於外郭城內亦有虞侯巡邏，《舊唐書.温庭 筠傳》中可見犯夜者的下場；當然稍有背景的貴介或有例外，盛唐時 代詩人韋應物因父祖之蔭補三衛郎，在送入太學進修時盛氣凌人，夜 嫖朝博，〈逢楊開府〉詩中便曾自誇：
“朝提樗蒲局，暮竊東陵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但無論出身寒庶或貴介，事實都受禁夜的約束。各坊門在暮鼓響過後 亦須關閉，因各坊內均有不同的商業，如邸店、食肆、酒肆、妓館等，
市民可自由在坊内活動。
首都生活的試探
a. 長安的商業
長安著名的是因為它是一個國際大都會，東西兩市大集天下奇 貨，然而正因人口密集，百貨纍堆，商賈渴求斗室以供販賣，故兩市 店舖面積狹窄，但由於禁內與京中貴家的需求，店舖（由總面積 12 平方米至 30 多平方米不等）價值不菲，《唐兩京城坊考.西市》便記
載一塊十餘畝的坳下潛污濕地須 3 萬錢，買主還要斥巨資把它填平，
不過由於該處位於通衢要塞，獨具投資識見的業主於堆填地上建成
20 家縫紉店，每日盈利數千錢，若以這數字作最低程度估計的話，
以每日 3 千錢計，每月盈利 9 萬錢，即每店舖月租平均 4,500 錢，故 西市別稱“金市”（隋代謂之利人市），可見市內生意興隆，京中人民 生活富足並追求時髦的一斑。事實上，盛唐之際市民衣著雅尚胡服，
一切又都以宮廷貴族的好惡為準。西市內胡商坐賈大集，他們主要從 事珠寶買賣、典當借貸、酒肆飲食等生意，代宗廣德年間便曾詔令漢 人向胡人借貸務須依法攤還，可見其中爭執頗多。由於商業發達，出 現了一些落後地區沒法生存的行業，如頗類銀行而性質不一的櫃坊，
小生意如串錢業等均是，“飛錢”的出現說明全國性的貿易異常發達，
富商豪族競尚誇雄，尤甚者足可比富至尊的地位。…… 東市 （隋稱 之為都會市）是內宮宦官出外採購的首要目的站，其規模稍次西市。
據《長安志》資料記述，東市共 220 行，邸店林立，百貨珍玩尤勝西 市，日本學問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 4 記中唐武宗會昌 3 年（843）東市中夜遭祝融焚燬 12 行，共 4 千餘家店戶財物盡化灰燼 之中，可見東市商舖必多達 7 萬以上。此外還有中市、南市、新市，
都是官民的自由榷場。從《唐會要.市》中得知武周前期還有專買賣 牛馬騾的中市，長安元年（701）廢，玄宗天寶中在城南中市舊址開
南市，以廣士商生計。唐代各行業均設有市官，對市民私販與各坐賈 進行監管和抽徵，有關問題可參考劉章璋《唐代長安的居民生計與城 市政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
b. 盛唐長安風物小誌
盛唐的長安固然盡顯其繁華國度，但自初唐起，太宗招徠的遠人 已驚訝於中國的富強而在京中川流不息的往還，若干商胡與降胡都留 居長安，這是當年國都特色的一面。突厥生活與風俗固對太宗長子承 乾大有影響，但這不一定是時人集體雅好的風尚，倒是西域來的歌舞、
衣著、胡食等風俗頗能盛行一時。胡人從事的行業頗多，剛才提及的 質舉業固是典型例子，而最盛行的莫過珠寶業。長安西市胡賈經營珠 寶買賣成行成市，唐宋筆記如《酉陽雜俎》、《樂府雜錄》、《太平廣記》
等每有記載，而以後者為多，雖然其事每多詭異，但共通點都以商胡 奇器藏珍為題材，或都可以此來衡量胡賈在時人眼中的形象。劉禹錫
〈馬嵬行〉記楊貴妃死後錦靿留傳，而留落長安的華麗首飾更使商胡 震驚，其中即有波斯胡善販的夜光寶貨，詩内所謂：
“指環照骨明，首飾敵連城。將入咸陽市，猶得賈胡驚。”
即見盛唐前的胡貨中以富家大户，皇親貴戚蒐集佔多數。當時大食、
波斯商胡或由陸路來京，在長安有邸店供其暫存貨物，多號波斯邸。
他們在安頓過後，再往來南北各處貿易。杜甫〈解悶〉記胡賈友人由
京師販貨揚州時說：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為問淮南米貴賤，老 夫乘興欲東流。”
可見唐代胡人到中國求利與不同階層的人物都有接觸傾談的機會，其 中不少因留居甚久，也從事翻譯工作，在語言溝通上並無困難，對唐 人風俗亦有深刻的認識。
c. 大都會内的小暇疵
長安街道上小販擺賣情况嚴重，如要批評市容的話，臨時攤檔的 壅塞和黃土地上的煙塵或泥濘都是矗立於京兆郡裡，雄峙龍首原上帝 都的缺點。
首都人口眾多，最少有 50 萬以上，造飯或冬夜取暖必用大量柴 炭，《舊唐書.劉世龍傳》便曾指出初唐之際以長安道上及禁苑植株為 樵以易布帛，得數十萬匹，一解首都缺乏燃料之苦，二可解唐初國用 之缺，時人有云“京中賣麩炭便足一生”，說明京兆人口的實際需求。
然而，進一步破壞貿易的卻是中唐以還的宮市，因內使承旨搜刮，使 兩市的貿易蒙上陰影。白易居〈賣炭翁〉便曾替蒸黎作出申訴性的描 述：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牛困人飢日已高，市 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
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值 。 德宗時，長安商人兩度罷市表示對統治階級巧取豪奪的抗議，迫使帝 主遷就民意，對內使加以管束制約，後來順宗還罷宮市表示對民意，
特別是京中商戶的尊重。
宫内過量的建置與豪家競築高樓，形成京師地區木材嚴重缺乏。
時人也因急利短視，大量劈伐終南山一帶林木以便通過河渠輸送長 安。隋初立國，文帝除因舊長安殘破狹小而下令構建新都外，自漢代 長安築成至南北朝時代，中間雖謂有近 2 百載空間給土地休養生息，
但因長安乃是分裂政權國都所在，人口必多，地下水源漸見枯竭，且 鹹鹵難以下嚥，故亦在迫於無奈下建大興城。新首都的井水本來甜 美，醴泉坊一名的由來即在開皇初開得 7 口泉水，相傳能治癒久疾 者，由是得名，這與龍首原附近地下水並未受汚染有莫有關係。是時 每坊之中均開井取水，甘鹹並有，但以能飲用者佔多；泉源充足者甚 至家中有井溢成數十頃大池的例子。但隋唐兩代承平日久，大肆興作 後的長安在中唐以還水質開始變壞，憲宗元和以還，井水可飲用的多 已混濁，私人開井甚至為坊里所非（見姚合〈街西居〉詩），可知食 用水源短缺，已在中唐之際出現，“甘露之變”中慘被宦官誅殺的宰相 王涯，其家宅以南的井水甚至到了腐不可飲的地步。晚唐時不少坊里 都需要從城外大量運輸食水供應坊中所需。
長安的食水來自居民鑒地開泉，水源又多自雨降山中滲透地下，
與城市污染無直接關係，但首都人口云集，廢物與排洩物更數以倍 增。傳統的掏糞與垃圾堆填往往在城中較僻或方便卸貨的地方掉棄，
或等候再搬運，筆記曾指京中有低窪地為眾穢之所聚，時人稱小海，
即為一例。這些處理方法縱使於百年間不致令水質變壞，卻都影响市 民的衛生，以上缺點在我們探討長安文明時必須加以注意。
3.秦中自古帝王州：長安文明與其展延的風采 國都勝紀
玄宗時名相張說記元宵佳節燈會盛況的〈十五日夜御前口號蹋歌 辭〉說：
“花萼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裡太平人。龍銜火樹千燈艷，雞 踏蓮花萬歲春。帝宮三五戲春臺，行面流風莫妒來，西域鐙輪 千影合，東華金闕萬重開。”
生動地繪畫了元月夜裡京師火樹銀花的太平景象，當中還有受胡風影 響的燈輪，為紙醉金迷，逐色徵歌的夜裡平添幾度異漾的顏彩。中唐 時期的長安雖歷“安史之亂”的流離與回紇肆虐，但在代、德之際已漸 回復舊觀；不知何年何月，禁苑深宮又再放出宮女繞燈圍歌，與民載 歌同樂，德宗時中舉的張祜有〈正月十五夜燈〉：
“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 時天上著詞聲。”
由隋煬帝時整整一月的慶祝，至入唐以後僅元月 14 至 16 的慶典，坊 里開放而無禁夜，市民可自由出入，越坊醉飲，與宮人共舞，實一時 盛事。
與張祜同時的劉禹鍚在〈百花行〉中透露了時人的閒逸：
“長安百花時，風景宜輕薄。無人不沽酒，何處不聞樂。”
能得這種閒逸在於隋唐政府於綠化長安方面下了不工夫。隋煬帝在兩 京路傍大植花卉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除唐初須伐京中樹木以補官俸等 支出外，中央在道路兩傍均種上以榆、松、梅為主的樹木，在觀感及 實際上均為京城市民帶來俾益。禁中爭妍的牡丹、芍藥由天下各地運 往京師，唐詩每有述及，至於盛唐之際私人花園還開放給新科進士欣 賞，孟郊豪稱“一日看盡長安花”訴盡當時少年探花使的任務與喜悦。
春闈釋榜之際，高中者雖視朽木亦為驚艷，中唐張籍“誰家不借花園 看，在處多將酒器行”（〈喜王起侍郎放牒〉）與晚唐伊璠〈及第後寄 梁燭處士〉“十年辛苦一枝桂，二月艷陽千樹花”便正是說明紅白梅於 新春綻放的絕佳例證。至於由南方移植的竹樹甚得城中士人喜愛，有 能力的文官都在私家後園裁種。此外亦有坊里於池中種植蓮花；其中 城南曲江成為市民消閒的好去處，曲江夜宴直是帝主挑選駙馬的盛
會。
唐文化的外傳與影響
隋唐長安的輝煌瑰麗吸引大量使節與外商來華，當中既有遣（隋）
唐使，内中的學問僧與求學貴族，是由友邦遠道而來學習唐代文化的 代表；商旅雖不注重學問，但從他們携回的貨品中，同樣將中國文明 帶回其祖國與週邊地區，產生共同影响的作用。
自松贊干布在貞觀初一統吐蕃後，為在諸部族中一顯地位向唐請 婚被拒後，雙方曾在貞觀 12 年（638）展開戰事，太宗驚詫於西鄰的 威脅後許婚，文成公主在貞觀 15 年（641）入藏並帶進大量中原文明，
精神文明如儒家經典正是一例，吐蕃貴族子弟不獨愛讀唐詩，被遣入 朝的多學習《毛詩》、《禮記》、《論語》、《大學》、《中庸》。釋氏典籍 的傳入也使佛教進一步在流行本教的吐蕃茁强生根，經歷多朝流血衝 突後，融和滙通成為藏傳佛教。數學如《周髀算經》、《緝古算術》先 後入傳吐蕃；吐蕃曆法有關星宿座標名稱與相關的天文術語幾與漢曆 相同，也說明大受唐代輸入文化影响。吐蕃編成的《漢公主醫典》便 被唐代入傳的醫學知識薰陶所至，隨公主至吐蕃的還有中醫師，他們 的經驗與携進的針灸儀器、技術對當地醫學水平提升有重要關係。此 外，金城公主在睿宗景雲元年（710）入藏時携同的建築工匠，各種 造紙、造酒、造墨、碾磨、養蠶人材也為盛唐時代的吐蕃人民帶來更
佳的生活質素。其他影响較大的物質文明還有米糧、茶葉等。
日本是另一受唐文化影响較深的國家。終唐 290 年前後，遣唐使 來華凡 18 次，其間盛唐時代來使多為留學生與學問僧。著名的吉備 真備在唐前後 17 載，於玄宗開元 5 年（717）到達長安，學習經、史、
法、算，這些都是唐代科舉內容；此外又習書法、天文、曆法、禮儀 與建築，在携回日本的書籍中，《唐禮》、《東觀漢紀》、《大衍曆經》
均影响日本禮儀與天文學；《史記》、《漢書》、《後漢書》的引入，促 使日本大學寮以之為教授政治、歷史、軍事與人生觀的課題；他帶同 測日影儀、唐代樂器、弓弩等也提升了日本在科技、音樂及戰鬥的裝 備。
至於學問僧可以空海以代表。空海於德宗貞元 21 年（805）抵達 長安，隨惠果習密教，於憲宗元和元年（806）返國，逗留僅 1 年，
但因佛學精博，深得朝野敬重。空海返日後弘揚佛教，創真言宗，又 與僧最澄創立的天臺宗合併，對日本佛教發展具深遠影响。他携回的 文集中，《劉希夷集》、《王昌齡集》是名家著作，其他尚存雜詩、雜 文或書法藝術等，空海本身對日本文藝、書道有深厚造詣，在搜集唐 代篆刻碑帖後，更成為一代宗師。片假名的創造或非吉備真備一人之 功，空海借漢字草書創平假名早期亦僅流行於女性使用，但無改日本 文字受中國文字影响的事實。
遣隋與遣唐諸使携回的尚有醫藥與醫書，當中盛唐孫思邈《千金 翼方》中載有唐高宗顯慶 4 年（659）成書而今已散佚的《新修本草》， 而日本延喜 18 年（918）成書的《本草和名》在藥名、編排次序與草 藥品種上主要均出自《新》書；它還影响另一成書稍晚的《醫心方》， 該書即在卷 1 已引用了不少《新書》的注文。
海東三國中，曾在初、盛唐之際與中國友善的新羅較受唐文化影 响。新羅留學生在賓貢中式的竟有 90 人，是各國之最，他們學習的 也多是儒禮、經史。在返國後，除典章禮樂外，還在官制、考試、衣 飾文化上改革，拉近了雙方的距離，新羅在盛唐末過渡中唐以還日趨 强大並與唐為敵與文化水平提升有莫大關係。
此外，物質文明通過絲綢之路東西傳的尚有科技發明的火藥、指 南針、印刷技術，手工業如紡織品、瓷器，茶葉也是西傳的大宗買賣 之一。
盛唐時代的時尚胡風
a. 豐富的衣飾文化
隋唐之際胡風大盛固有其背景因素，但早期的胡化時尚大抵只在 皇室及關隴胡漢混血集團中出現，此外我們亦不能忽視隋代立國前不 久才滅亡的北齊分裂政權也是一個深沾鮮卑化的漢人王朝，它與較願
接受漢化的鮮卑宇文周政權對峙於北中國，而北中國亦早已受五胡文 化影響與薰陶逾二百年以上。
不少隋唐女性在早期仍受禮教影響，上街時以帷帽、冪纙掩面，
有些保守家庭的婦女甚至把冪纙籠罩至胸下位置，但隨著開放風氣剌 激下，女性已作男裝策馬長安道上，這種潮流延至中唐武宗時仍見流 行。更前衛而不願屈就的便靚妝露面，配上由五胡以來胡族婦女慣用 的頭巾與帽飾。盛唐時代的貴族婦人往往在冬季穿上或由西域，或由 契丹、靺鞨地區進口的鹿皮、赤麖皮、豹皮、海豹皮等製成的皮裘及 皮靴，競尚奢華固是貴家專利，因其源亦出自北朝婦女。至於隋唐男 性穿靴也是兩代的特色，煬帝長年出巡，縱使士大夫也慣於穿胡靴方 便上馬，入朝時則品衣服配胡靴；長孫無忌尤愛渾脱帽，時號趙公帽，
朝野爭相仿傚。
在夏季的國都内，顯現的是貴族婦女的衣著日趨裸露，周濆〈逢 鄰女〉中的“慢來羅裙半露胸”，方干〈贈美人〉内有“粉胸半掩凝睛 雪”或歐陽炯〈南鄉子〉所謂“二八花鈿，胸前如雪臉如花”，不獨道 出女性習於袒胸風氣，也或因受南朝化妝的影響，她們喜愛把花鈿滿 貼臉上，同時亦因受吐蕃婦人妝的啓發，當時的流行雙頰塗紅，上下 蔚然成風。當然山東高門之家或關中受胡化沾染甚少的官宦婦女不一 定受潮流文化的影響，她們恪守婦道與婉順持禮的家教，甚至夫死不
嫁的貞節也成為追慕儒道士人在物罕則貴心態下邀聘的對象（詳見岑 靜雯《唐代宦門婦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 年】），但招搖 穿巷，炫耀過市的暴露麗人，甚至私德不儉，舉止放縱的公主們總較 深閨簡出的質樸賢婦更受穿逾時光之旅的讀史者青睞，同樣地，她們 也吸引著當時閭里間羨妬交加的目光，並成為潮流追逐的對象。
b. 胡樂與胡俗的流行
隋代文、煬二帝俱好胡樂，開皇年間《七部樂》中除《國伎》、《清 商伎》外，全來自西域與高麗，大業時增至《九部樂》，除舊有的兩 部漢樂外，其餘也自是西凉、疏勒等地，文帝喜鮮卑語與彈琵琶，煬 帝更喜在漢魏音樂中加進鳳首箜篌、葫蘆笙、答臘鼓、五弦琵琶、各 式胡笳等外來樂器參奏。唐初九功、上元還是傳統音樂，但玄宗時流 行的《霓裳羽衣舞》則似以婆羅門樂為主音；當時還盛行〈胡騰〉、〈胡 旋〉、〈柘枝〉等外來舞樂，這與外商、使節大聚長安有直接關係。唐 太宗長子承乾亦好胡樂，他還身扮突厥可汗，入住太子府内另建的穹 廬之中，這或許受大量突厥南移，部份阿史那氏國姓貴族入朝為官，
他們一時未能適應漢人居舍而仍以棲息營帳為樂的影響。
潑寒與合生戲也曾在隋唐之際流行一時，原在西域昭武九姓地區 出現的胡俗在唐代成為市民的好尚。早於秦漢傳入的獅子，雖在長安 不易生存，但在緩進演變下，它成為祥瑞的象徵，東漢末年好事之徒
以可馭的大象載佛像出遊，傍邊伴以差人舞動的假獅，唐代亦繼承此 風氣而大張其事，《新唐書.音樂志》指出舞獅時胡樂四起，4 位舞者 引動 5 頭 12 人耍弄的大獅進場。在樂曲上分析，它當是龜兹樂與涼 州樂的混合，在宫廷中 140 人歌太平樂舞，由假面胡人身穿崑崙服飾 引領 5 方獅子各自囂騰遊走，盡顯長安國際都會的風範。
太宗平突厥與西域得名馬，其他如薛延陀、康國、吐蕃也貢良馬，
除有利唐代馬政發展外，也影响了長安貴介蓄馬風氣。正如上文所 述，隋唐兩代存在極多胡化背景，男女均已習慣策馬上街，豪貴者還 仿傚朝廷僱用胡人馭馬牧馬。在這種背景下，與馬匹有關的運動也興 盛一時，由中亞入傳吐蕃並影响隋唐的有波羅球（Polo）。睿宗時吐 蕃來使迎娶金城公主時便曾挑戰唐代王公大臣，《唐語林》卷 7 也記 載宣宗球技高超；至於民間亦有馬球塲的設備，不少新科進士竟也非 弱質之輩，其球技更可與神策軍一較高下（《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 賦詠雜記》）。由馬球而衍生的還有驢球與步球。
c. 留居長安的胡人
隋唐兩代開拓型的帝主對招徠遠人特加留意，煬帝時因思效漢武 顯中國富强，於正月宴請來使並擺元霄燈會，大陳百戲，魚龍曼延。
西域孔道自大業、貞觀間廓通後，胡人相繼因各原因來華，他們主要 從事貿易，不少波斯胡更參與高利貸行業，並獲利甚豐。另類流行的
行業是酒肆，初唐王績〈過酒家〉便有“慚愧酒家胡”的慨嘆。李白〈白 鼻騧〉的“揮鞭且就胡姬飲”、〈少年行〉“笑入胡姬酒肆中”亦為一例。
事實上，我們在唐代詩人的作品中均能發現他們好飲的一面，其精彩 名句幾俯拾即是，不必於此贅叙。長安城內好飲成風，其因與國家安 定繁榮有關，但外來文化與異族風情的介入無疑是催化劑，少數民族 的好飲風尚也進一步導引胡化傾向濃厚的唐人趕上時髦；王翰〈涼州 詞〉內的“琵琶”、“夜光杯”本與域外有關，“葡萄”雖談不上是新鮮事 物，但仍總是國外傳入的果子，在不少南北朝過渡至隋唐的文物中可 推敲時人重視葡萄，至於由此而釀成的美酒亦可想而知。
除商胡外，因唐代外交政策的成功，入唐貢使極多，他們往往因 各種因素留居長安。唐代市舶司的職能已毋須在此多談，中央政府對 使節均按其屬國不同等第、國址距離配給日用飲食與什支，高宗麟德 間的泰山封禪儀式中，來自天竺、罽賓、昆崙、波斯、倭國、高麗、
百濟、新羅的酋長、使節及其隨從遮道繼至。這些例子可見每歲來中 國的外使甚多，又在名節上受唐代官職，或因往來與逗留中國日久，
娶妻生子，均不願返回本國。天寶之亂以後，吐蕃壅塞西域，西來的 使節更不能返國述職，朝廷在經濟日絀下意圖中止過去的物資供應而 大遭拒絕，這批為數約 4 千的流寓者最終甘願領受朝廷俸祿，被正式 收編進左右神策軍中為帝主與其爪牙效力，其餘寧為散卒亦不返鄉，
可見滯留京師胡人數目之眾。
4. 盛極而衰的古都與其掙扎的命運 在豪門比食與餓殍倒頹之間
長安人的好飲作樂，夜夜笙歌僅是一個片面，在一片繁榮假象的 背後，不獨有落魄的書生，如高適〈行路難〉：
“長安少年不少錢，能騎駿馬鳴金鞭。安知憔悴讀書者，暮 宿靈臺私自憐。”
更有昔年杜甫所披露凍餒陌路，朱門逐臭的例子；孟郊〈長安道〉繼 其遺風：
“胡風激秦樹，賤子風中泣。家家朱門開，得見不可入。長 安十二衢，投樹鳥亦急。高閣何人家，笙簧正喧吸。”
充份道出盛、中唐時期長安貧富生活的大概。
安史亂後人口大量南移，玄宗開元間以京兆為主的關內道有戶
710,352，憲宗元和間已降近四成，只存 283,778 戶，是一個極驚人的 現象，雖然京兆仍擁 24 萬餘戶，是全國人口最多的首府，較之江南 的蘇州（10 萬餘戶）、襄州（10 萬餘戶）為多；但江南州府中有 5 個 戶數在 5 萬以上，江北無法可及，而戶數在 2 至 5 萬的有 12，1 至 2 萬的有 14，更是遠超其他諸道，明顯賦稅之利已盡在江南。中唐以
後西域孔道漸因吐蕃的崛起而閉塞，陸上絲綢的供路逐步受到不同程 度上的打擊，進入長安的蕃胡相應減少，從而由海路抵達中國的外人 愈多，加促了沿海城市的發展，亦表示商胡攜入的寶貨首先在揚州、
泉州、廣州等大都會登陸，經有關節度等篩選後才次第運送上京，由 此亦形成長安作為當時第一大城的地位漸次受到挑戰。
安史亂後的胡風稍遏與排外心理的擴張
在往昔胡風熾烈，繁華金粉的盛唐時代，早有保守份子提出胡風 不可長的警告，安史之亂由胡人掀起，險令李唐國祚由此中斷，受僱 佣而至的回紇更大掠兩京，劫殺市民，故排外的聲音又再噪起。
唐代公主階級的任情放縱一向為時人詬病，踏入中唐時始，受胡 化風習寖霪甚深的帝室家教明顯加强，中唐以後公主干政，改嫁事例 大大減少，這是影响之一。隨著對貴族婦女的管教啟端，對女性袒露 的衣著也漸嚴謹，這或是不少中唐婦女又走回女穿男服一途的原因。
帝主對蕃將的任用與猜疑也成為這時期的另一問題，話雖說與這 講題無關，但僕固懷恩、李懷光等遭疑致叛，實情是迫反因由居多，
由帝主與朝臣群體中衍生的排外情緒觀察，自高祖、太宗以來重用蕃 將的傳統也漸次被中唐帝主棄用，中央官僚架構既大量減免蕃胡入 仕，對洗滌長安由上而下的胡風也有深遠的影响。
佛教教義在經歷數番增修潤飾，宗派各自融入漢人社會，至中唐 時代已隱然成為本土宗教之一。然而正因安史以還，排外思想擴張緣 故，大漢主義或稱中國本土主義的意識轉趨濃烈，韓愈排佛固從經濟 角度出發，但其諫佛骨與〈原道〉等捍衛華夏正道與儒學傳統的論議，
不啻正是排外思想的旗幟，其中指斥：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 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 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先王之教之上，幾何 其不胥而為夷也。”
又將傳統唯我獨尊的意識形態强化：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憲宗雖激於暴怒而貶謫他至烟瘴之地，但此後武宗的滅佛甚至將一干 外來宗教均劃入禁列，其實行時間雖短促，卻幾說明自隋唐盛世帝系 深沾胡風，既不慮文化遭胡俗汚染，更大開懷抱接受四鄰物質文明和 形而上的意識形態，終至安史禍亂的餘波下，喚醒中唐時代的自我保 護主義。若我們說隋唐文化之所以璀璨生輝在於它能欣然迎接各種外 來文明並與之共存的話，那末它的豐盛和衰竭正是與唐代的國威與國 力同步進退的。
老頹中的長安與最終消逝的古都
唐末僖宗黃巢之亂與官軍的掠奪使長安變成死市，宦官田令孜脅 迫僖宗出奔王建時大焚京中坊市及宮城，無疑是沉重的一擊。昭宗乾 寧 3 年（896）更因李茂貞攻入長安火燒宮城市集及天復元年（901）
宦官韓全誨劫持帝主投向鳳翔時再度燬宮室，弄得難以恢復。天祐元 年（904）朱溫藉脅迫昭宗東幸洛陽的機會，把皇城裡還能再用的木 料棟樑逐一拆卸，並由渭水浮河運至洛陽重新裝飾嵌建，《舊唐書.昭 宗本紀》記載此事時便指長安居民被迫東遷時：
“連甍號哭，月餘不息。秦人大駡於路曰：‘國賊崔胤，召朱 温傾覆社稷，俾我及此，天乎！天乎！’”
不獨顯示了唐末國都市民東往的流離，更為自隋文帝營建並經歷代增 修的長安劃上不完美的句號。
5.餘論：洛陽、揚州、益州與廣州等城市在隋唐的地位 東都洛陽（河南道）
a. 洛陽的建置與特色
作為關中地區的長安在地利上不及近處黃河的關東洛陽，在農業 收成、河運，甚至倉儲問題上尤其顯見，煬帝大業元年（605）令楊 素、宇文愷等在漢魏洛陽城（即昔成周故地）以西 18 里營建新城作 為長安的陪都，又號為新都。與長安相若，新洛陽城不足一年已大致
督造完成，煬帝既以東都為日後操控天下的中心，並以這定位作為開 鑿河渠，南北巡察的起點，於是詔令徙天下富戶大賈數萬家以實洛 陽，又以珍禽異獸，奇花名粉飾皇城，使它成為隋代僅次於長安的計 劃性設計都會，但以戶口來說，它僅是當時第四大城市而已（約 202,230 戶）。有關研究可參考 Victor Cunrui Xiong, Sui Yangdi and the Building of Sui-Tang Luoya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2, Vol.52, No.1.
洛陽城與長安稍不同的，是它表面雖呈方形，實際四方外郭城 都長短不一，而且亦不一定呈直線，諸說記載也頗有出入，但總面積 當在 47 至 52 平方公里之間，洛陽城雖然也屬於封閉式設計的城郭，
內裡佈局卻和長安大有不同，它皇城、宮禁的位置在城郭西角，皇城 與東城出土遺址的城垣夯築約 15 米，西南向的牆身厚達 20 米，東城 實際上是尚書、光祿、大理等重要機關所在（見附圖6），亦是保衛 著宮禁重地的東翼，它南北長約 1 千米，東面 3 百米，可惜現今亦只 剩下殘餘遺跡，供人憑吊。
皇城的厚度與宮城相若，遺址顯示北壁已頹倒，其他僅西壁較有 完整地基可尋，有趣的是在宮城的西北近記載中的洛城殿附近，勘察 人員找到加強鞏衛城牆而增建的夾城，是安史期間為保護外圍城牆而 加築一度 180 米長，闊約 9 米的土質護牆。
觀程度不及長安是肯定的。按《舊唐書.地理志》載洛陽縱橫各有 10 街，但經考察後發現，呈長形的洛陽城北部由於面積較南部小，而且 還有皇城、東城等佔去幾達一半的範圍，南北向街道 4 條，東西向的 僅 3 條，南部東西向街道 6 條，南北向的 12 條；事實上，洛水曾不 止一次嚴重泛濫並沖毀洛陽街道，使遺址的探測出現困難，而洛陽城 中街道數目則應與正史記載頗有不同。
洛陽城街道佈局是東西向的長而西北向的短，這亦是因洛水劃城 而過的問題而分為南北兩部所致。其中非主要的街道最寬的估計約有
40 米，一般來說亦達 20 米，南部正門為定鼎門，是全城主要大街天 街（又名天門街）的入口，其寬約有 120 米，而全長約 3 千米。
洛城里坊共 103，城南比北部多出一倍以上，河北 5 乘 6 計，可 計有 30 坊；南部以 7 乘 11 計，共 77 坊，除去南部西、南二市，北 部北市約佔 4 坊之地，應是我們現時估計洛陽還原後的大約面貌。至 於三市的情況已因日子湮遠，舊城為新城所蓋及種種歷史問題而無法 進一步實地考古，但在隋唐之際鬧市囂天，三市倚近漕河而立，日用 百貨，珍奇寶物皆得以舟船運至，日常屯集萬艘以上。西市（隋代大 同市）面積稍狹，仍有 66 行，邸 141 區。而南市（隋代豐都市）面 積最廣，共 120 行，3 千餘肆，貨物雖日見輪轉，但猶如山積，是士 商雲集爭相採購的集中地。據<< 舊唐書.地理志 1 >>記載，玄宗天寶
初洛陽改東都為東京，是河南道首府，領縣 26，有戶 19 萬 4 千以上，
人口約 118 萬，雖較大業至盛時仍稍有不如，卻是繼長安外第一政治 重鎮，其中高宗過渡至武周時代尤多移駕至洛陽處理政務，並在光宅 元年（684）改東都為神都，以此為聖母神皇的行政中心，並將隋末 唐初燬於戰火的部份重修、加建，至中宗復辟後神龍元年（705）才 復名東都。
b. 洛陽城市生活試探
昔年煬帝以洛陽為天下中心，並鑿渠北達涿郡，南至余杭，是南 北運輸的中央大站，亦是西達首都的主要補給中心，它外圍的倉庫尤 勝長安，帝主往往也因關中失收而移駕河南首府就食。入唐以後，洛 陽地區經濟更見蓬勃，特別是國初帝主對城內主倉含嘉倉儲糧的重 視，特在東城以北僻地挖窖存放糧食作為宮禁及城中百姓急時之用，
也足以說明當時洛陽的富足。
由於洛陽有其特殊地位，貢使絡繹不絕，于武陵〈洛陽道〉“行 行車與馬，不盡洛陽塵”正訴說了客老異鄉者的心境，而在西市內的 百餘家邸店主要是款待國外貴賓及暫放珍貨的地方。因此波斯寺、胡 祆祠或祆神廟亦是洛陽城特色之一，這和長安情況相若。當時史、康、
安等昭武九姓國人雲集兩京，我們從龍門石窟中仍可找到這些外國人 自資開挖的龕窟，其中署名的正是史、康等粟特人。此外，在其他石
窟中也有署 “北市香行”、“北市香行社”、“北市絲行琢龕”等，其實說 明當時洛陽市場的經濟發達，店東以店舖名義出資雇專人雕刻佛像供 奉，至令龍門石窟藝術足可與大同雲岡、敦煌莫高等窟並駕齊驅。
隋煬帝時代的洛陽城設計已大有綠化城市的意味，不獨內宮西宛 搜集芍藥、牡丹名種，各主要街道亦植上櫻桃、石榴等樹，唐代雖有 變動，但綠化行動沒有太大的改易，中唐德宗前後的詩人顧況〈洛陽 陌〉二首大抵道出洛陽城中漕渠縱橫交錯及其間的風物人事：
“鶯聲滿御隄，隄柳拂絲齊。風送名花落，香紅襯馬蹄。珂 珮逐鳴騶，王孫結伴遊。金丸落飛鳥，乘興醉青樓。”
溫庭筠〈洛陽〉亦說 “鞏樹先春雪滿枝，上陽宮柳囀黃鸝。”儲光羲
〈洛陽東門送別〉亦提及洛陽的水道和綠化，如“花明洛陽苑，水綠 小平津。” 就是李白亦有〈洛陽陌〉：
“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上陌，驚動洛陽人。”
的名句。然而昔日繁華勝境，在安史亂後幾乎無法恢復，回紇兵入洛 陽搶掠並焚佛寺，造成極大破壞，我們在時人詩中可深深體會箇中的 變遷，杜甫〈洛陽〉詩便直指洛陽陷落的史事。晚唐韋莊〈洛陽吟〉
叙述這轉折時歎說：
“萬戶千門夕照邊，開元時節舊風煙。宮官試馬遊三市，舞 女乘舟上九天。胡騎北來空進主，漢皇西去竟昇僊。如今父老
偏垂淚，不見承平四十年。”
他晚歲居於洛北鄉間，當時兵亂民困，使他對盛唐時代的洛陽城追思 不已。〈洛北村居〉說：
“十畋松篁百畝田歸來方屬大兵年。鳥勢去投金谷樹，鐘聲 遙出上陽煙。無人說得中興事，獨倚斜暉憶仲宣。”
中唐時代最喜倚紅偎翠，徵歌逐色的詩人杜牧有〈洛陽長句〉二首，
其二說：
“天漢東穿白玉京，日華浮動翠光生。橋邊遊女珮環姿，波 底上陽金碧明。月鎖名園孤鶴唳，川酣秋夢鑿龍聲。連昌繡嶺 行宮在，玉輦何時父老迎。”
他在〈洛陽〉詩中更直指安史亂後宮禁荒蕪，昔日侯門盡歸肅刹蕭條 的境象：
“文爭武戰就神功，時似開元天寶中。已建玄弋收相土，應 迴翠帽過離宮。侯門草滿宜寒免，洛浦沙深下塞鴻。疑有女娥 西望處，上陽煙樹正秋風。”
曹鄴〈洛原西望〉還借景喻情，所謂 “築城畏不堅，城堅心自毀” 諷 刺人心散渙，縱使城堅如鐵亦無絲毫幫助。雖然中唐諸朝屢加重修洛 陽城，但盛況已不復當年，河南道在盛唐開元時有戶 1,439,461，但 至中唐憲宗元和年間只剩 158,710 戶，固然後者的根據頗有商榷之
處，卻見下降趨勢仍屬驚人；既而，中唐時代河南道中以濠州佔戶最 多（2 至 5 萬），已凌駕於洛陽所屬的河南府（1 至 2 萬），這正是它 遠遠不能和長安相比的地方。
揚州（ 淮南道 ）
a.有關古揚州城的考察
隋煬帝鎮守揚州 9 年以上，對江南一帶有莫名的感情，在他即位 以後便刻意經營揚州，其中大運河黃河、長江段是隋唐兩代的樞紐中 心，這段的重點便是貫通兩京至江淮地區的漕運，由揚州匯運江南特 產至東都，並沿河西達長安以補濟關中的不足，這亦是通濟渠命名的 由來。由運河途經的地方也因此而繁榮，當中包括汴州、亳州、宋州、
楚州，其他河南道、淮南道的屬州、府都因而農、工、商業發達（見 附圖 7），但揚州在大業中期的發展尚未完全成熟，至唐初又對揚州 加以整頓和操控。自高祖武德 7 年（624）置揚州大都督及大都督府 長史開始，至玄宗天寶末年，必以皇親貴介、親信重臣、幹僚廉吏出 任，其中皇子、皇親和國戚如李孝恭、李神符、李襲譽、李貞、長孫 無忌、長孫操、李賢、李重俊、李成器等都是一例，其他如死後贈揚 州大都督者有李勣、崔義玄、姚崇、李林甫等，縱使李勣孫徐敬業在 中宗嗣聖元年（684）起兵討武則天時也自稱揚州大都督。天寶之亂
後，玄宗企圖以諸子勢力牽制太子李亨，結果導致所謂的永王璘謀 反，永王自江陵起拔，有取江、淮一帶之意，因此肅宗設淮南節度使 治廣陵，管轄範圍即包括以揚、楚為首等 7 州（濠州曾在治內）。此 後，淮南節度一職的重任是發展轄下諸州經濟之餘，還要確保東南第 一道的貢財賦稅能運抵關中以濟日益拮据的中央，因而這位置的擢用 或指派必以重臣、親信出掌，更是宰相回翔之地。自詩人高適在肅宗 至德元年（756）成為第一任節度採訪使後，名相如李吉甫、李夷簡、
裴度、王播、段文昌、牛僧孺、李德裕、李玨、令狐綯等都先後在任，
不少更由此而得被重召復相；中唐時代宦官死後獲追贈揚州大都督銜 的有高力士、楊志廉、黃守澄、仇士良等人。
揚州（廣陵）是淮南道首府，玄宗天寶 7 年（748）曾作統計， 該 地區戶 77,150，口 467,857，更比唐初武德間有大幅增加（當時有戶
33,199，94,347 口）。兩《唐書》沒有對揚州城仔細的描述，唐人高 彥休《唐闕史》約略提及它有內外“重城”，很明顯與兩京一樣，它也 分兩重城郭。據近人考證在城北的稱子城，即為官署所在，又號牙城
（ 衙城 ）；子城外的稱羅城，是民居及市集，高彥休說它 “九里三 十步中”充斥倡樓，宛若人間仙境，這個數字很可能是古揚州主要街 道的總長度。《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是敘述中唐時代社會、政治現象 的遊記，日本學問僧圓仁曾提到揚州城南北共 11 里，東西 7 里，周
40 里，是目前對該淮東名城城垣最詳細的記載。生存距唐亡百餘年 後的沈括《夢溪筆談》則對它的內部建置有更精細的描寫，其中以二 十四橋尤為著名。1973 年以後，揚州古城在考古人員斷續的發掘下 得出其初步輪廓（見附圖 8）。
b. 揚州生活考察
揚州是唐代著名的商貿城市，但這建基於它俱備良好的手工業背 景，當時它的銅鏡名揚天下，在本地出土的銅鏡如海馬葡萄鏡雕工精 美，銅質沉厚，為中外稱賞；當時固然以餽贈銅鏡為潮流，也流行把 它典當，甚至換酒，其中以白居易〈鏡換杯〉和劉禹錫〈和樂天以鏡 換酒〉二詩最為著名。韋應物〈感鏡〉中有謂：
“鑄鏡廣陵市，菱花匣中發。夙昔嘗許人，鏡成人已歿。”
正代表了揚州鑄鏡業的繁榮和餽贈名鏡的風尚。至於在時人筆記中提 及的打馬球鏡、雙獅方鏡、十二生肖鏡等都能略窺唐人生活，甚至其 受外來文化影響的一面。而遠達伊朗、約旦、敘利亞、哈薩克與日本 等地，該些國家至今仍存有昔年的揚州古鏡。金銀器皿亦是揚州著名 的手工業特產，楊貴妃的金銀手飾多由揚、益、嶺表一帶的刺史訪求 良工雕製進奉，後來的淮南節度使更把各天下各道的金銀奇器集中於 揚州作為上送京師貢品的站頭。鑄錢業是揚州的老牌行業之一，而百 姓犯禁私鑄也有歷史可尋，由武德至開元間政府一方在該地設官爐開
山鑄錢，一面也立例及嚴捕民間盜鑄者，但禁之不絕，京師權貴往往 遣親信至揚州收購私偏爐錢，在京而言則金融紊亂，百物騰貴，在揚 州來說則富甲海內，私鑄氾濫的情況要至代、德以還才有改善。
江淮一帶的湖海之利也造就了它鹽業的發達，不獨官家在揚州徵 重稅，成為天寶亂後，中唐國庫軍費主要收入來源之一，而當地民間 煮海為鹽蔚成風尚，私鹽買賣偏及淮揚一帶，而事實上它也是江南以 下各地產鹽區的食鹽集散地。揚州的地理環境最宜造船業發展，各項 大小工業及南方米糧、絲絹都運抵此處再行轉運，因此不少大江上下 造船巧工都雲集揚州，若干地區的漕船及龍舟都在揚州訂造，玄宗開 元 9 年（721）颱風刮起巨潮一次打壞大小船艇數千艘，可見該地造 船業的蓬勃；此外，因揚州為內河漕船與遠洋海舶必經的大都會，每 天途經其河海領域及停泊卸貨的舟舸不下數千，亦使它成為唐代著名 的商埠。李白噲炙人口的七絕〈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 見長江天際流。”
正是其中最佳寫照。唐末進士許棠〈送李員外知揚子州留務〉更具體 地細述揚州開山鑄錢、煮海蒸鹽與航船之利：
“帝命分留務，東西向楚天。幾程迴送騎，中路見迎船。冶 例開山鑄，民多酌海煎。青雲名素重，此去豈經年。”
這樣方便的水陸交通，吸引無數中外商旅到淮東尋找新機會，一如兩 京的盛況，淮南之地商胡大集，其中又以買賣珠寶的佔多數。唐末田 神功劫掠揚州時便曾誅屠大食、波斯胡賈數千（《舊唐書.鄧景山傳》） , 可見外商來華之盛。
唐朝政府一向有禁夜的法例，坊市經營也必須按午時開市，黃昏 收市的規矩執行，並有職司鐘鼓者擊鼓以提示已屆開收的時間。但因 都市繁囂，營業時間不足，故往往在昏時擊鼓後仍然繼續買賣，在中 唐以還政府禁不能止，實在也因有實際需要，法令多弛而不行。正如 我們曾提及兩京的坊市外尚有不少店舖已散在坊里間，即表示它們租 賃民居作商業用途，市司未能在工作範圍內干涉它們超時貿易，這亦 變相提供市民不少的方便，尤其喜愛入夜狹遊之輩，食肆雖或不致公 然貿易，但酒肆及街角的流動攤檔卻是他們往常光顧的目標。至於妓 館更不在話下，杜牧的“春風十里揚州路”、“十年一覺揚州夢”大家早 已耳熟能詳，但說的仍不是夜景，且看李紳〈宿揚州〉的驚嘆揚州夜 裡的繁華與禁夜風俗的變異：
“江橫渡闊煙波晚，潮過金陵落葉秋。嘹唳塞鴻經楚澤，淺 深紅樹見揚州。夜橋燈火連星漢，水郭帆檣近牛斗。今日市朝 風俗變，不須開口問迷樓。”
妖夜姣月，盛妝艷女，信步閑遊，頻目四盼，直有一步一倡館，處處
皆迷樓的驚詫，故不由張祜不說；
“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 智山光好墓田。” （〈縱遊淮南〉）
代宗大曆 10 年（775）進士王建與德宗貞元間進士陳羽都以後來者的 角度來看十里秦淮的夜生活。陳羽慨嘆廣陵二十四橋風月的笙歌簧曲 仍舊吹奏，而經營揚州的帝主卻因之亡國殞身，〈廣陵對月秋夜即 事〉：
“霜落寒空月上樓，月中歌吹滿揚州。相看醉舞倡樓月，不 覺隋家陵樹秋。”
王建〈夜看揚州市〉則感慨於安史亂後的揚州：
“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 自笙歌徹曉聞。”
縱使如此，幾番繁華幾回夢，短暫的恬閒平淡瞬間便再度投入十色光 華，絢爛的復還使廣陵夜市再度生機勃發，這現象一直維持至晚唐時 才出現變化。
唐末高駢為淮南節度使，雖在任內頗有建樹，但因私慾勒兵坐觀 黃巢帥 15 萬眾自廣州北上渡江揮兵關中而不救，黃巢勢力復盛幾至 不可竭止的地步。僖、昭之際，淮南蝗禍覆天鋪地而來，農作夕間化 為烏有，加上雪雨經年，餓殍遍地，僖宗光啟 3 年（887）黃巢部將
秦宗權遣兵攻淮南，圍揚州半年，城中貴重皆被換糧而尤遠不足數，
草木革帶均成裹腹之物，人相啖食，死者泰半。而亂軍攻城連年不止。
至昭宗大順 2 年（891）淮南終生瘟疫，死亡殆盡，室舍為墟，昔日 繁華金粉之地至此無法恢復。時人韋莊〈過揚州〉一詩既嘆揚州光輝 不再，並以隋煬帝魂斷江都為例，指出這片繁華金粉地的衰敗：
“當年人未識干戈，處處青樓夜夜歌。花發洞中春日永，月 明衣上好風多。淮王去後無雞犬，煬帝歸來葬綺羅。二十四橋 空寂寂，綠楊摧折舊官河。”
較往昔中唐時代流連廣陵風月的杜牧，眷戀江淮煙花勝地時的作品，
如〈寄揚州韓綽判官〉：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 人何處教吹簫？”
不料在晚唐此際已成殘楊折柳，樹老傾頹，九衢死寂，鬼號人哭的廢 墟。韋莊續在〈雜感〉詩中抒發榮枯無常的人生哲理：
“莫悲建業荊榛滿，昔日繁華是帝京。莫愛廣陵臺榭好，也 曾蕪沒作荒城。魚龍爵馬皆如夢，風月煙花豈有情？行客不勞 頻悵望，古來朝市嘆衰榮。”
為古揚州城譜出最後的哀歌。有關研究可參考全漢昇〈唐宋時代揚 州景况的繁榮與衰落〉，《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43
年 11 本、朱祖德〈唐代揚州的盛况及其繁榮因素試析〉，《淡江史學》， 1999 牟 6 月，10 期。
益州（ 劍南道北 ）
“ 揚一益二 ”是唐宋之際形容天下兩大經濟發達都會的流行口頭 禪。益州（成都）在農業及部份手工業的發展上有蓋過揚州的溯據可 尋，但它的缺點是限於地勢，山路多而運輸困難，在劍南來說是一道 之冠，在西南重鎮而言確是一府之雄，但放在全國廣義的作用上，它 還有一定的局限性。退一步來說，益州因易守難攻的地理優勢，“安 史之亂”爆發後，不少長安顯宦貴紳也相繼因玄宗西走而相繼入蜀，
形成一時人材匯聚的地方；事實上劍南節度使也與淮南一樣，同屬培 養宰相或宰相回翔之地，段文昌、武元衡、李逢吉、李德裕、白敏中 等均以宰相出鎮劍南，而由此而入相的則有王播、楊嗣復等，反映它 在西南的地位受到朝廷的重視。
“ 天府之國 ”的稱號自然是因應益州氣候溫和，土地肥沃，盛產 農作而來，除穀物外，茶葉也是該地特產之一。它的手工業包括造紙、
印刷、雕板、刻書都天下有名。在紡織業上，從益州別稱錦城中足可 說明蜀錦居於全國首居一指的地位，開元間成都才女卓英英有〈錦城 春望〉一詩：
“和風裝點錦城春，細雨如絲壓玉塵。漫把詩情訪奇景，艷 花濃酒屬閑人。”
宮廷貴族婦女穿在身上的綢緞多來自益州，玄宗在馬嵬之變中便幸得 蜀地運來十餘萬匹綵錦，分贈各喧嘩思變的將士才平息政變風波。天 寶之亂後，益州因地理優勢沒被戰火波及，紡織業得到進一步發展。
此外，當地的瓷器與漆器也有它本身的歷史背景，並在唐代加以改 良，成為一方特產。揚州自有近海地利，百姓可酌海煮鹽，但蜀中亦 有鹽井，產量足供劍南用度。杜甫所謂“官作既有程，煮鹽煙在川”（《鹽 井》）說明當時山區內的鹽產豐富，但開鑿鹽井固費時，入內採挖亦 有生命危險，作為生財之道而言同樣有其局限性。
正如上文提及產自益州的不少手工業製品與茶葉都是天下聞 名，因而很多商旅不惜繞道攀山，或沿流而上，入蜀買賣，間接使益 州成為西南貿易的重鎮；其如他如綿州、漢州、蜀州等也因之而得到 商貿發展的機會。除我們已知的合法坊市外，違例經營的夜市及其延 續的早市也是在城市中經常出現的。像益州這種著名卻偏遠的名城，
商旅除要求官方認可的合法買賣時間內進行交易外，更希望通過任何 時間任何地點洽購合適貨物，在城郭以外的草市便在這情況下催生，
並遍及全國大小鄉鎮。以益州為例，草市藥肆早在玄宗期間出現，而 當地 3 月春季的著名蠶市便是非法草市的一種，內裡還有販賣各類竹
織、藤織製成品的攤檔，酒肆茶寮各適其式，順宗至憲宗期間宮人眉 娘〈和卓英英錦城春望〉便說：
“蠶市初開處處春，九衢明艷起香塵。世間經有浮華事，爭 及仙山出世人。”
這些行商入蜀往往一別經年。張籍〈賈客樂〉說乘船謀利者的生計：
“金陵向西賈客多，船中生長樂風波。欲發移船近江口，船 頭祭神各澆酒。停杯共說遠行期，入蜀經蠻遠別離。金多眾中 為上客，夜夜算緡眠獨遲。秋江初月猩猩語，孤帆夜發滿湘渚。
水工持檝防暗灘 , 直過山邊及前侶。年年逐利西復東，姓名不 在縣籍中。農夫稅多長辛苦，棄業長為販賣翁。”
說明入蜀販貨之難與相較於躬耕田陌之易。
泉州（江南東道）
泉州在兩晉南北朝以來偏安一隅，地區經濟逐步得以發展，隋煬 帝銳意經營海路上的貿易，使泉州漸次奠定商港的地位。唐玄宗開元
29 年（741）便曾鑒溝通舟楫於泉州城，使其他內陸地區直接由南方 連輸所需物品抵江北一帶；泉州對外開放的政策自始沒太大改變，文 宗太和 8 年（834）便曾下令南海蕃舶因慕化而來，禁止當地官僚橫 徵商稅，以示懷柔遠人之意。自唐高祖武德年間大食教士到泉州播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