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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導論

2.由先秦黃河地域分界與國都分佈說起 3.秦漢的河水與長安──兼論關中與齊魯文明

4.十六國至北朝的國都與地力資源──以黃河中游的長安、洛陽為中心 5.盛世風姿:隋唐兩代的國都與陪都及其由地望顯示的文化

6.小結

1.導論

自遠古百獸飲泉,靈長狩獵時代以還,人類為口奔馳而逐水而 居,河水成為祖先們旦夕渴求的資源,有此資源才能滙聚族群,漸次 衍生强者領導的共同血源氏族軍事聯盟,從而與另據水源一方的集團 展開爭奪土地的生死搏鬥,通過的血腥屠殺再至緩進的血液融和,產 生更大的共同體,演變成雛型民族,當中過程都與河水息息相關。

黄河、長江與黑龍江被稱中國三大主要河流,三河均為祖國大地 之母,遠古一切生命皆有賴中國這些主要河流及其支流維繫生產與交 通。基於這觀點,有些人會質疑為什麼黃河文明較其他文明更為重 要,我首先從歷史的開端闡釋,黃河作為北方大河,在傳說時代祖先 的移徒過程中佔上重要位置,加上中世紀及其前的王朝多在黄河流域 建都,又往往因河患而遷都,說明黄河對先民與國都的重要價值。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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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農業的出現也促使人民聚河取水,鑿漕灌溉,中國農本思想的崛 興並得以維持與這天然資源有密切關係,事實上,自漢民族發展農耕 生產後,早已不能與塞外拉弓之民在武力上相爭,在長期以守為攻的 防禦政策下得以自保,也與耕作積粟得以供拒守有莫大關係。故可以 說,作為生命搖籃的黃河不獨影响歷代王朝的經濟興衰,甚至指它一 直支配著中國歷史的發展也不為過。其三,黃河流域較其他河流文化 所衍生的文化具有更多優勢,原因有以下數端:

a. 河水處身中國中央,温度較東北黑水優勝,較宜文化滋長。

b. 有關黄河流域所衍生的華夏、東夷文明與長江流域衍生的苗蠻文 明高下相較問題淺釋。

c. 從苗蠻如良渚(分布浙江一帶,約前 3000 年前後)文化中顯現的

特徵至南方文明湮没的因素:探討天氣變化與自然環境更易、戰禍 兵燹、地域人民性格等。

d. 有謂“長江文明有斷續,黄河文明不間斷”的引申

* 有關研究可參考樓嘉軍〈氣候變遷與文化帶移動〉,《歷史教學問 題》,1999 年 1 期、江林昌〈中國早期文明的起源模式與演進軌迹〉,

《學術研究》,2003 年,7 期。

有關黃河流域與上中下游的定義及劃分

黄河之源始於青海巴顏喀拉山,沿途由西往東,由高轉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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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水利家一般都把黄河流經的地勢劃分三層,祁連山脈西南向至滇西 横斷山脈,即今青藏高原前端為最高階梯,海拔平均4,000-5,000 米。

第二層定為大興安嶺轉折西南,經太行山、巫山至滇東高原東,海拔 平均 1,000-3,000 米。最低流段的第三層途經華北平原,山東縱有山 壑如泰山者不過1,500 餘米,其餘幾在 1,000 米下,廣大的 20 餘萬平 方公里是農作生產的肥沃土地,自中上游帶來的泥沙沉澱既為東海出 口堆積三角洲,卻也替這低層階梯的河道帶來氾濫的災害。

黄河上游自春季冰川涓滴細水滙聚,過青海鄂陵湖後漸成河形,

河源段有白河、黑河等支流滙入,峽谷段又有洮河、湟水、清水等滙 入黄河,令上游水量充足。這一截河段3,472 公里,流域 38.6 萬平方 公里,這一地帶因冰河融解,水質特清,含沙量少,最宜馬舐人飲。

黄河中游自内蒙托克托縣河口鎮流經甘肅、寧夏、内蒙古、陝西、山 西、河南,至今鄭州桃花峪為止,因前三省河水湍竄而過的河段都有 黄沙土丘,形成區域水質常含沙滯黄,河床因淤泥纍積抬高,水位卻 往往在夏季因各種因素下降。這河段約長 1,200 公里,流域 34.38 萬 平方公里,有黃浦川、無定河、延河、汾河、渭河、涇水、北洛河等 30 條主要支流滙入黄河,佔全河增水量 42%左右。下游地區自鄭州 平坦東向出海,長約780 公里,流域 2 萬餘平方公里,山東大汶河為 其唯一支流,增水量僅佔全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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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先秦地域分界與國都分佈談起

以遊徙時代為起點──華夏集團與東夷集團的對峙與融和

在民族形成的歷程中,我們既相信先民由古西羌其中一部落中移 徙陝甘高原,也同時接受早在華胥氏部落進入中國西北前,盤據黄河 中下游地區的東夷早已在存在;華胥氏衍生伏羲、女媧,後兩者又衍 生少典、有蟜,由這兩子部落又衍生炎、黃兩部。炎、黄時代農耕與 有關知識已有所發展,二帝雖有著共同血源紐帶,但因黄河中游甘 肅、陝西一帶隨著兩族人口增加而土地不給,兩族曾三度兵爭而最終 炎帝落敗,“阪泉之戰”後,他被迫率領餘部東遷,進入為東夷集團控 制山東(太行山以東)地區及黄河中下游。以蚩尤為首率領的九黎部 落,為力保領土挫敗炎帝,傳說中的炎、黃合兵,召仙女神將,並領 飛鳥猛獸擊退東夷並誅殺蚩尤,炎帝因而順利地為華夏集團開拓山東 領土。當然,炎帝主要部落逐步沿河移徙東部,後來黄帝部也因各種 客觀因素往東發展,據目前出土文物與僅存文字材料推敲,炎帝沿黄 河下游一帶探索,直指海岸,支部散居黃河流域。黄帝部落由陝西東 向後分為兩支,沿黃河上下尋找新機遇,其中一支向山西,一支走河 南;相信前者最終東北上達今天河北省北部(約今北京附近),也有 零散支部離隊他走、個別老弱者早在遷徙間沿途留下與土著結合的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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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休與思考:

我們從《山海經》等離奇荒誕的故事如〈夸父追日〉、〈精衛填海〉中 可以尋覓先民沿河入海,或反由中下游往上游西走的線索嗎?

夏、商、周的立國、國都與河水的關係 a. 三代之爭與東西對抗

“涿鹿之戰”不獨說明往後東西武力對决,以東負西勝為開端,也 揭示了黄河流域東西部文明同時並存,卻又互為角抵的端倪。由黄帝 攻滅蚩尤而未能盡服夷人,終圖其像以震懾東夷,安撫餘部(《龍魚 河圖》)來看,東西雖經戰爭屠殺,但勝者未能族滅敗方,亦未能全 然駕馭敗方;上世紀末的另類思考與研究甚至指出自炎(華夏)與黄

(華夏)“共治”→ 黄帝(華夏)與堯(華夏)共治 → 堯(華夏)、

舜(東夷)共治 → 舜(東夷)、禹(華夏)→ 禹(華夏)、益(東

夷)共治,至伯益(東夷)時,禹子啓(華夏)結束這種傳經數世,

東西“共治”的理念,從此夏啓開展了中國第一個諸侯領主的王朝。

夏啓雖立國,卻未能阻撓東夷奪政的企圖,三傳帝相時,因東夷 為亂,遷帝邱(商邱)加强監控,並征黄夷、風夷。帝相死,東夷有 窮氏后羿、寒浞相繼專政,夏祀中斷垂40 年,少康中興才得以恢復。

然而第 17 代末世領主夏桀失德,東夷商湯推翻其政權,又再展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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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與東夷對“天下”治權的角力,我們從《孟子.離婁》與後來《尚書.

泰誓中》、《逸周書.明堂解》、《國語.魯語》等篇章中均能追覓舜與其

後代商人,以至商紂的關係。至於後起的西伯姬昌,也乘著商代自第 28 代領主帝乙開始討伐東夷其他部落開始,逐步覬覦中原霸權,30 代領主紂(受)因再受原部落的侵擾而領兵東征,最後雖克東夷,卻 在未能兼顧西方部落下,被武王破於牧野而於鹿臺自燔而死(《左傳.

昭公11 年》),政權又再度回歸華夏子孫手中。

b. 夏國都的選址

夏王朝除 11 代領主胤甲定都西河(約今山西省西南)外,自立 國前大禹居陽城(今河南登封縣告成鎮)始,都城都在河南。第2 代 領主太康居斟鄩(又名斟尋,今河南鞏縣西南),後帝相遷商邱(今 河南濮陽市西南),6 代領主寧遷原(河南濟源縣西北)、夏桀亦居鄩 城,大抵均屬今河南近洛水一帶(《史記.索隱》),該地是中國的中央 位置,適宜馭西控東;洛水地區氣候相對陝甘高原温和潮濕,也是中 古以前種植的理想地區(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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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商朝國都的選址

商湯乃東人,起於亳(河南偃師縣西),王朝建立後定都於舊地,

至第10 代領主仲丁遷囂(在河南河陰縣西),第 12 代河亶甲遷相(河 北魏郡相縣)、第13 代祖乙遷邢(又曰耿,山西吉縣南)、15 代沃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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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庇(今山東東平縣西北)、17 代南庚遷奄(今山東曲阜縣東),最 後第19 代領主盤庚遷黄河北岸,定都於殷(今河南偃師縣西),往後 至商紂時均以此地為國都(見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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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遷都頻仍固或與好尚迷 信有關,但在歷史科學方面著眼,留守根據地、征討與鎮壓夷人、甚 至擺脱保守勢力的制肘均是可能性並存的因素,然而不可或忘的,是 商人歷代遷都均不離黄河南北兩岸,且從來都在下游一帶選址。奄與 殷距黄河主流稍遠,相信移居兩地是基於上述因素外,與在公元前 1500 至前 1300 年間的河患有關。黄河上游雖寒旱少雨,但因得力於 祁連等山的融雪,水量充足,然而中游地區地乾多沙,春夏間為旱季,

秋天卻常下大雨,驅使山洪暴發,中下游河床因長期沉積淤泥,這期 間正是下游洪水為患的時期。殷人遷都不離山東固與政治因素有關,

但距河水南北岸的遠近卻與3 千多年前旱澇的影响有直接關係;岑仲 勉對此頗有質疑,甚至指出商人建國後仍處游牧階段(《黃河變遷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大家亦可參考其論點。

商人在22 世主武丁後不斷與土方等北方民族發生戰鬥,《竹書紀 年》有武丁伐鬼方三年始克的記載,與殷商 28 世主武乙同時的周人 祖先自古公亶父至西伯姬昌時均受薰育、狄、鬼戎、玁狁的攻擊,戰 爭規模雖遠不如後來“牧野之戰”,動用兵眾只在 3 至 5 千人間,但戰 事頻密。這週期的草原氣候異常寒旱,驅使大量少數民族南下與華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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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奪各種資源。商人自 19 代主定都後不再移徙,究竟代表他們已進 入定居社會,或因狙擊東夷、北狄而定居於殷,倒是一個引人入勝的 問題。

d. 周朝國都選址

周武王滅商後建都龍興之地的鎬京(陝西西安市長安縣),事實 上西伯自有吞殷商之心以來,由周原岐山(今陝西岐山縣東北)遷渭 水主要支流灃水建都,拓展農業,秣馬勵兵,武王更因豐都地狹而由 西岸遷往東岸,在滈池附近建立鎬京(見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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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中地區新石器 時代遺址多集中涇、渭之間,說明先民在據河而居之餘,也熟知河水 的特性,而是時灃水地域為殷商諸侯國崇國經營,頗具建都規模;至 於鎬京在灃水東的高地,具發展空間而又不慮西岸地狹,甚至受靈沼 河氾濫的威脅,它同樣擁有肥沃土地,而周人建國後也豐、鎬並稱,

可見中隔一河,但彼此均屬行政中心。

平王東遷洛邑(今河南省洛陽市),標誌著犬戎乘著申侯之邀進 而把勢力伸延至陝西中部及以東一帶,灃水流域也因西周末年大亂而 殘破不堪,王畿且被犬戎盤佔,東周王朝不得不棄西就東,洛(雒)

邑是地近黄河的中原樂土,周天子在前人營建的基礎上號召各諸侯增 建王城,此為現今考古一說,另類研究則指東周邀請諸侯興建的是在 舊城之西;不管兩說中那方最終成立,都不能改變此後諸侯皆輕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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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態度,歷史也正式進入春秋爭霸時期。

洛邑所處地區為河南西部伊洛盆地,氣候暖和,中有伊、洛等河 川穿插其間,自古以來已是華夏氏族衍生仰韶文化東向的中心。自夏 有天下至東周時代,從洛邑出土文物均顯示農業高度發展,其中先民 開渠(大禹)鑿井(伯益)之法更在這地區的廢井遺渠中得到證實;

《史記.夏本紀》更指出當時有水稻生產,在《大戴禮記.夏小正》記 載中夏王朝時有麥、黍、菽、糜、瓜等植物,二里頭遺址有小麥、粟、

黍、豆、高粱和水稻種子,既印證了文字證據的成立,也推知公元前 2095 至前 1763 年時期的河南洛邑地域水源豐富,氣候可供五穀生 長。至商朝時代遺物除上述農作物外,還可見桑、麻出土與包纏青銅 器的痕跡。兩代的農曆也因對土地、氣候經驗的纍積而進一步得以發 展,天干地支紀日自夏入商一直沿用。再者,我們從不少文書中都發 現農耕副產品發達,由黍稷釀製的酒,如鬯、醴等常見大宴之中;商 人尚飲,由 22 世武丁以來更見豪侈,宴飲百鬯視為家常,且以之賞

大臣諸侯,暴紂的狂怒性格甚至或因酗酒以至。凡此種種均不難解 釋洛邑成為後來東周“遷鼎”的選址是有其背景因素存在的。

早在西周時期,統治者已因經濟原故準備對洛邑加以營建,但更 重要的卻是因武王滅商後,仍封紂王子武庚為商后,留在殷都,周公 大力贊成於黄河之南的洛邑建都,主要是在河東一帶對殷遺民的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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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事實上洛邑在西周時的構建也得力於不少殷人,周公返政於成王 後回鎬京,洛邑成為成王主要活動的行政中心,故時稱洛為成周,而 祖鎬為宗周。後來武庚謀思復國,甚至引起管、蔡之亂,亂平後周公 復領軍東進平奄等山東 50 餘國,成周作為全國中心的監控地位更為 重要,不少周天子如昭、穆、恭、懿及厲王均曾在成周長期活動,而 早在成周落成後,成王便移遷九鼎至此,雖不至稱遷都,但從中可見 位處更近黄河主流的成周較位於渭水流域支流的鎬京更具經濟價值 與戰略地位。當然諸周天子不廢舊都與瞭解黄河中游末段的成周存在 著水災威脅的危機,不經易放棄龍興之地的情意結亦是原因之一,因 而成周雖具九鼎而仍被視為西周的陪都。

据今人考察成果所見,昔大禹治河因鑒於洪水洶湧,於鉅鹿(今 河北大名)、廣宗(河北威縣東)之交(《禹貢》稱大陸)疏分兩條渠 道,一支東北向由今天津出大沽口,一支東向經慶雲(今河北河津)

自老黃河口入渤海。至東周定王5 年(前 464)河决並進行第 1 次改 道,其移徙路線雖僅稍南傾,但幾已覆及半個華北平原(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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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方面的研究可參考董琪〈中國先秦城市發展史概述〉,《中原文 物》,1995 年 1 期、薛瑞澤〈西周至隋唐洛陽市的變遷〉,《洛陽師範 學院學報》,2000 年,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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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與推敲:

1. 縱觀三代以還,首都的選址都與當朝統治者的龍興故土或地域出 身有關。你認為這種地緣感情因素會蔓延後世嗎?

2. 你認為夏商周政權先後在黃河中下游建都,或以該地域為行政重 心,對其他文明產生什麽影响?

3.秦漢的河水與國都──兼論關中與齊鲁文化

戰國至秦皇朝一統的定都與東西文化的抗衡

戰國時代七雄對峙,彼此選擇的國都與祖先受封領地有頗大關

係。山東六國燕都薊(今北京附近)、趙都邯鄲(今河北邯鄲縣西南 10 里)、魏都屯留(今山西屯留縣南)、韓都宜陽(今河南宜陽縣西 50 里)、齊都臨淄(今山東青州一帶)、楚都郢(今湖北江陵縣東南),

除後者地處江水外,前五國都處於黄河流域。

至於僻處西陲的秦國,祖先伯益出於東夷,其父皋陶因曾助大禹 治水而封於秦(今河南范縣),後世亦稱此枝為正統秦人,此秦為正 宗秦古國,但舜對其他有功的嬴姓秦人實行册封,有封耿鄉(今山西 河津),有封於梁(陝西韓城),故嬴姓秦人分封分治的範圍極大。大 禹“即位”後,為報皋陶之德又封其子孫於阮(今陝、甘之間),並與 伯益共治天下。由夏、商至西周末,秦人依附諸侯領主,並因秦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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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兵救周王於犬戎與護送至雒邑,平王封為諸侯,並賜周人龍興之地 岐山以西,本意即為周天子守邊。秦人自此正式由東而西,遷與犬戎 為鄰,文化與漸次滋長的山東六强文化已遠,為六國所輕視。

秦在岐西實力得以壯大有多種原因,但地利佔上主要因素。渭河 流域土地鬆沃,適合裁種,且河流交錯,涇、滻、灞、灃、滈、潏、

澇等大小河道均能支援,秦後來又在縱横的河川修鄭國渠,直接促進 秦中農耕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秦嶺担當了雄關的角色,保護著關 中南部,其中部份如驪山甚至被歷代皇室引為避暑勝地,而太華山、

翠華山、終南山、太白山更成天然屏障,秦國土易守難攻使它只須兼 顧來自西方犬戎的突襲,東向進取更成唯一拓展的出路。

荀子曾指秦民“忠信而不楛”,商鞅入秦之際認為百姓“怯於公 戰,勇於私鬥”,這兩特性在孝公變法時漸得統治者集團改造與善用。

西北人民單純質樸,好勇逞强的優劣面隨著商君强調農戰不重學術,

主張法治與嚴刑的精神而出現改變,與東部地區多向型的文化大為不 同;東人有自管仲以來重視商業的齊國,自孔、孟以來提倡學術的魯 國,山東地區除齊魯文化為代表外,尚有中原文化,魏、韓均為代表,

而《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等均對同時代的中原人物特色 有深刻描繪;從歷史發展上觀察,以河南為首的中原曾是衛、陳、蔡、

鄭諸小國的彊土,甚至國境泰半均跨越此地區的大國如韓、魏,因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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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肥沃等各種優勢而大受列强攻伐,然而其多元文化卻不及齊魯的鮮 明,並在東西兩異端,甚至南方文化的夾縫中磨滅其性格。若概括而 論,長時間的分裂和對峙使東西地域文化形成不可復合的鴻溝,而秦 自惠文王於前 325 年稱王以來漸具吞併之力也驅使山東視之為“虎狼 之國”;當然,若秦人並非出於東夷而本乃戎狄的話,其受山東六國 排擠更不待言。

强秦終以被歧視的較低文化層次征服天下,仍以咸陽(今陝西咸 陽市)為國都而大肆興建宮室,其交通網絡因一統之故大為擴展;據 史籍考察所得,咸陽雖僻處西陲之地,但位於涇、渭二水交滙處,渭 水雖不可靠,但涇水入渭卻能補渭河淤塞,甚至水量不足之弊。秦始 皇修長城固然為了鞏衛邊防以禦匈奴,但大修馳道不獨在運兵戍守上 起了積極作用,且在秦漢交通及商業方面帶來極大裨益。由於秦代一 統度量衡,故一般相信馳道都廣 50 步(古制一步八尺),兩旁植株。

以地勢而言(見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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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陸路東走臨潼(今陝西西安臨潼縣)抵 潼關,逕往洛陽關東之地;東南走長安,過嶢關(今陝西藍田縣東南), 進入淮水汝、頴等支河流域,再通過武關可往中原魏、宋,甚至直抵 吳越故境。由長安子午道南下兩河口,進入長江支流漢水流域,過饒 峰(風)關(今陝西石泉縣西 50 里)東南行即抵湖北故楚地界;若 由兩河口西南行,由西鄉(今陝西西鄉縣南)南下直入四川;西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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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陽平(安)關(今陝西寧羌縣西北 100 里),入金牛道,抵達嘉陵 江流域,繼續循此方向亦可入今四川範圍。由咸陽西溯渭水,沿途首 入斜谷關(今陝西郿縣西南,襃斜谷東口),次有大散關(亦稱散關、

崤谷關,今陝西寶雞縣西南),前者通襃斜道,駁米倉道,後者通陳 倉道入金牛道,俱入蜀。以上為秦代咸陽為首的關中地域渭南交通狀 况。至於出都門以北,有路通同州(今陝西大茘縣)渡河往河東太原,

直走齊魯舊地;正北可沿富平(今陝西富平縣東北)出金鎖關(又名 向陽關,今山西汾陽縣西35 里),穿甘泉山(陝西淳化縣西北)至延 州(今陝西膚施縣東南)分途,東北往河東大同,正北往河套,這馳 道是秦始皇 35 年(前 212 年)大將蒙恬自咸陽西北甘泉山修築直達 九原(今內蒙古呼和浩特)的馳道。至於由延州馳道西北向可入今寧 夏省地界。由咸陽出發西北行,沿路經邠州(今陝西邠縣)入靈武(今 寧夏靈朔縣西北),或由邠州轉平涼(今甘肅平涼縣西北)穿過蕭關 出金城(今甘肅蘭州)。由附圖可見 8 百里秦川可通天下,一統帝國 的交通網可抵全國,既方面監控山東,亦可力抗匈奴,物資亦能沿馳 道西入咸陽以濟關中,往後漢代交通網絡也建基於此。當時咸陽人口 約50 萬,是秦王朝最密集的城市,這得力於秦始皇為方便監管緣故,

徙天下富民及六國貴族以實國都所致。有關其建置、各宮殿遺址、田 野考察、由城牆殿基及原始材料看其規模等均非本講專注範圍,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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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略。

在以太行山脈為東西地域分界的時代裡,狹義來說的漢高祖劉邦 是南人,廣義上他還只屬東人,他祖籍江蘇,曾任泗水亭長(今江蘇 沛縣東)與關中的西部文化幾無關係,但他與項羽爭奪天下時先取關 中的政策,較楚霸王只知裂土而王的落後主義遠為進步,《漢書.高帝 紀第一下》記高祖7 年(前 200 年)戍卒婁敬說漢高放棄富饒的洛陽 而西取長安為都,婁所指的:

“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

不啻說明往昔周天子營建成周(雒邑、櫟陽、洛陽)目的在監視殷商 遺民,而今劉邦出身東部,似應遷入西部監控秦遺民;此外,移都長 安既不須再在咸陽餘燼上恢復其舊貌,卻仍可承襲秦代以關中為天下 重心的建設。當然劉邦與其統治集團清楚知道關中地勢險要,田肯分 析東西地利時說:

“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 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孟津)

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

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

這段上言分析當時東西兩極間的環境地勢,秦中掌天下之阻,地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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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有踞崖俯視天下之利,至於齊雖地處平原,但也因河海山嶽的倚 附,可與拒守之計,若裂土而東,甲士 20 萬,可擋諸候兵眾百萬,

但與西秦相較,地險不如關中,甲士2 萬,可擋天下百萬雄師。劉邦 乃令蕭何等建長安宫殿,並於8 年初徙都,取其長治久安之意,希望 子孫萬世長安於此(見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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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田肯的意見中揭示了在往後分裂 王朝政權的東西對抗中,西勝東敗的契機。

秦漢長安的經濟發展及其反動

自春秋戰國發展至秦漢之際的中國處於本土氣温變化中第 2 期 中末階段,這時期約自前770 年至公元初,氣温温暖而帶潮濕,整體 温差較近當代上升2℃,黃河流域不獨能生產旱土的粟,也可同時種 植水土的稻,期間全國近80%大都市集中黃河流域,除歷史因素外,

氣候宜人與農業經濟擴致成為主要原因,也正因如此,由城市化與農 業副產品的帶動下,工業與手工業大肆蓬勃,吸引著更多游徙者移遷 都市,造成另類問題的產生。

戰國中期黃河流域的發展因列强對峙而一日千里,加上下游人口 漸增,多岔出海的河道因河堤修築而固定,然而早期奔流無定的下游 卻因戰國以還中上游屯積過多人口,甚至發展為國都的鎬京、咸陽、

長安而出現異變。秦始皇大建咸陽諸宮,据稱阿房、驪山等均巍峨高 聳,面積宏大,也表示無休止的砍伐林木,與大量開墾土地耕作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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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令生態環境出現變化。秦漢時代數百萬農民被移徙黃河中上游,

河西領土的開拓加上黃河下游自洛陽至齊魯居民的耕作,不獨令下游 河道因聚耕者莽開私田漕渠灌溉,使河水沉積更多淤泥,也因不少近 河農民自築民埝防洪,致令下游更彎,河道更窄;《漢書.溝洫志》曾 指西漢末河南一帶已有河水高於平地的現象,說明河床抬高的警號早 已響起,懸河危機的出現使中下游城市與廣泛地區受河水威脅。事實 上,西漢大範圍河决不下十餘起,受災的多是今河北、山東、兩浙等 地,漢初文帝時黃河决自東郡(今河北大名縣東東昌一帶);西漢末 至新莽期間,黃河再决於魏郡(亦即東郡),引起多次淹沒山東的氾 濫,前後延禍 60 年,下游主流並因而自周定王時移徙經 612 年後第 2 次大規模改道,凡此皆說明作為中游地區的國都過量發展,直接影 响河水下游的人畜性命與經濟,在某程度上也可說,建都相對較富饒 的中下游是不智的抉擇,故歷代統治者選擇國都與地域出身、政治及 經濟考慮、軍事佈局等相關,但河水的威脅致令一統王朝的帝主望山 東而卻步倒是合理的解釋。順帶一提的,雖然天災之一的地震並不是 定都的考慮因素,但縱觀中世紀前並無直接威脅黃河大城市如長安、

洛陽、鄴(今河南臨漳西40 里)等的地震倒是事實。

* 有關黃河三角洲經濟形態的概念可見趙惠民〈黄河三角洲古代農業 論略〉,《經濟師》,2005 年,3 期、李靖莉等〈黄河三角洲古代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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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要〉,《魯行經院學報》,2002 年,2 期;西漢黃河三角洲研究可參 考李元芳〈西漢古黃河三角洲初探〉,《地理學報》,1994 年 11 月,

49 卷 6 期;黃河水沙用途問題可參考吳祥定等《歷史時期黃河流域 環境變遷與水沙變化》(北京:氣象出版社,1994 年)一書。

驀然回首:

你認為秦漢之際黃河中游繁華的延續將在魏晉南北朝,甚至隋唐時期 為下游帶來大災難嗎?

秦漢時代的洛陽與其兵火之災

秦相呂不韋受封文信侯後食洛陽邑十萬户,故大建洛陽,是時洛 陽東西約6 里,南北 9 里,是戰國末過渡一統時代的大都會。雖然漢 高祖最終放棄以洛陽為都,但他在建國初企圖以此為都除是某種地域 因素作祟外,主要是洛陽歷夏、商、東周以來均曾成為國都,而它又 是西周的陪都,而歷代在洛陽均有建置,其中西周建南宫部份,東周 增建北宫,秦代亦在在城南增加部份建築,使洛陽更具規模,令後世 統治者更具建都於此的理據。

西漢末年赤眉、青犢等入京破壞甚廣,漢光武於兵馬倥偬之際建 立其延續政權時,因長安未平,在將士簇擁下,顧不得前朝定都長安 的各種因素,被迫在更始3 年(25)建都洛陽,他在平亂後雖曾至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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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祭陵,但此後洛陽一直成為東漢的首都,其遺址約在河南洛陽市東 15 公里,南有洛河,北有山,上世紀 60 年代已發現城垣、門闕、

街道與護城河的初步輪廓,繼後的發掘大抵上可見四周城牆東牆 3,895 米,西牆 4,290 米,北牆 3,700 米,南牆被洛水沖毁,以東西牆 相勘合推算,約 2,460 米,大城周長約 14 公里,按各種現存原始文 献或二手資料記載,可見當時的洛陽自建武年間與往後的構建甚具國 際都會的風範。然而東漢末隴西出身的董卓劫持漢献帝後,焚燬洛陽 率眾西返長安,繼之而起的李傕、郭汜之亂,以長安為首的關中及以 洛陽為首的中原均殘破不堪,五胡十六國的建都與兵爭也令這兩大城 市進一步衰敗下去。

3. 十六國至北朝的國都與地力資源──以黄河中下游的長安、洛陽為

中心

亂世中的國都選址與原因

人類、大自然與歷史巨輪間的失控發展或自我調節往往超乎後世 的想像。歷史以人類為發展的動力和中心,大自然的變化也驅使人類 與歷史有著不同程度上的轉化,人類無休止的擴張土地和營建宫室對 大自然造成嚴重破壞,大自然對人類也偶爾還以無情報復的訊息,偏 偏由人類無止慾望導致的禍亂足可使大自然在歷史悲哀的夾縫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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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得以回復舊觀的理想時刻。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大分裂時代,但正因如此,分裂王 朝各有不同定都的原因,也足可引為本講題的借鏡。自東漢末董卓等 亂,洛陽被焚而移駕經歷衰世而難復舊觀的長安,三國時的魏王曹丕 禪代後即嫌長安衰敗殘破,刻意經營並定都洛陽,及後西晉司馬氏繼 都於此,北魏孝文帝亦因推行漢化而自代北(今山西大同)南遷洛陽。

除洛陽外,我們還切勿忘記慕容鮮卑自遼東崛起後,逐步南移於薊,

思大有為於天下,當時洛陽尚為前秦所佔,為逐鹿中原,慕容儁於東 晉永和 8 年(352)遷至黃河流域另一中原城市鄴,以此為國都。該 處同樣地近黃河,慕容儁自北而南,主要是看重其地利及地力;事實 上,前燕政權曾與關中前秦及拒守江東的晉鼎足而三,至前燕建熙 11 年(370)年才被苻堅攻滅。

至於長安方面,五胡十六國之際,以繼承劉氏政權自居的匈奴劉 氏政權選擇長安為都,一度叱吒北方,“投鞭斷流”的氐族苻堅繼之;

羌人姚萇自弒苻堅五將山後,亦以長安為都。以上國都的東西選址,

固與當時分裂割據局面有一定關係,如匈奴(漢王)劉淵在西晉永嘉 3 年(309)以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北)為都,是時天下雖亂,而西 晉仍固守洛陽,故不得不作出曲就。至東晉大興2 年(319),前趙劉 曜才因洛陽飽歷永嘉以來諸胡軍所圍,認為難以恢復而遷都長安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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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當然,若干禪代者又有固守前朝舊都,向天下宣示正統依然存 在的意圖;或甚至受當時讖緯、統治者本命與五行相剋說的迷信思想 影响,但這些情况都非在選址時首要關注事項。

在各分裂王朝選取東、西兩都時均有不盡相同的背景因素。洛陽 方面,曹操為沛國譙人(約今安徽宿縣、亳縣),他的祖籍向來均惹 學者質疑,惟不管是否偽托,概括地可瞎說魏政權來自東部地區,除

“關中殘破”的慣見解釋外,曹丕選定關東洛陽為都未嘗没有理論根 據。司馬懿為河内温縣人(今河南温縣西南 30 里),也可說司馬氏政 權源於中原地區。長安方面,前趙劉氏本為匈奴,地域於此並非選都 要素,往昔劉淵曾稱“孤為群公所推,紹修三祖之業”,那末漢高祖劉 邦定都長安,光武帝劉秀定都洛陽,蜀先主劉備定都益州,後來前趙 的統治者是否按繼正統的心理定都長安未可於此妄下斷語。苻堅曾 一統北方,並曾領羌胡聯軍南下企圖吞併全國,他不選擇遷至全國較 中央地帶的洛陽,與氐族來自隴右(今甘肅)一帶頗有關係;至於同 出甘、青地區的羌族姚萇繼起,當時苻堅已死,北方復分裂,局限於 形勢與實力下,也被廹以長安為都。情况與氐人相近,本質卻廻異的,

是拓跋(元)宏於太和 17 至 19 年(493-495)自平城遷洛陽後,在 北方亦已一統情況下,亦無西入關中之意,由洛陽南下總較關隴一帶 容易,且物資豐盛,都城選址與出身地域問題對源起遼東的拓跋鮮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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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已不再是首要考慮的因素。

總的來說,分裂王朝選定國都所在均有其不同的原因,除個別事 例外,縱有兵火之刼,強者多樂於盤據長安、洛陽,除兩地的都城歷 史基礎外,利民可用河水為灌溉,利國則以河水為屏障,兩都均有黃 河支流支援,相較下游只有大汶河的形勢有利,而河决之弊歷歷在 目,故選擇上述兩地建都是地利因素的結果。

* 有關古代城市概念可參考陳可風〈古代城邦的概念及其類型〉,《湘 潭師範學院學報》,1996 年,1 期;至於黃河文化總論及其影响的範 圍可參考于希賢等〈黃河文化──一個自强不息的偉大生命〉,《北京 大學學報》,1994 年 6 期;李學勤等《黃河文化史》(南昌:江西教 育出版社,2003 年);有關這段期間的都城與後來隋唐城市脈絡研究,

可見雍際春〈隋唐都城建設與六朝都城之關係〉,《中國歷史地理論 叢》,1997 年,2 期。

五胡十六國至北朝時代的地力

根据古籍上的記載,由西周末至春秋期間的關中地域樹木豐茂,

平原上滿佈湖泊草澤,岐山多檜、檉、椐、栵、松、柏,深森綠嶺,

百里蒼濤,《詩經.國風.兔爰》所指“緜緜葛藟,在河之滸”正是據此河 川足可兼控天下的優勢;然而同時農業早已大盛,從《詩經.國風.碩 鼠》、〈十畝之間〉、《詩經.周頌.載芟》、〈良耜〉等均可見證;法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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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入秦而扼六國咽喉,除力主鄙棄三民,獨重農業,還邀韓、魏一 帶草民往耕,關中的開拓遠在姬周,近至春秋戰國時代業已開展,概 括而言,此際“滮池北流,浸彼稻田”,但也“有鶖在梁,有鶴在林”(《詩 經.小雅.白華》)。既而黃河下游如河南、山東同時邁向軍事競賽的旅 途上,墾草儲糧也成為首要的經濟目標,《詩經.魯頌.閟宮》“有稷有 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正是最佳說明,然而這些地區 至公元前 550 年前後,亦即孔子在生時幾已到了地無長木,野無長 草,六畜無立錐之所的地步(《戰國策.宋衛策》、《戰國策.魏策 1》),

而環境破壞亦由此啟端。

自秦漢之際的徙民,南遷者固多,西北移者亦眾,尤以殖於黃河 中上游一帶的漢人不斷開墾土地,秦漢間河西、五原、雲中本來大片 牧民樂土漸被農本思想蠶食,至於砍伐林木,用於板升,甚至燒飯、

取暖之用更不待言。漢武斥逐匈奴在我國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但由此 的徙民政策導致的後遺症卻遠非時人可想像。南匈奴内附主因在於世 紀之交塞外氣温劇變,人畜無食所致,徙民的開墾未必可立時造成天 氣的異變,惟獨他們在黃河中上游開拓的生存空間更令北中國已遭自 然蹂躪的環境進一步惡化。

自黄巾播亂,三國相爭,五胡兵燹相繼,中原披劫,士庶逃竄,

其禍害毋庸在此細論;《三國志.吳書.朱治傳》引〈江表傳〉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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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

不啻是城廓死寂的典型事例;在江東人口寖長,諸少數民族南移之 際,胡人各自依本族居住,穹廬有序,族落分別,其間不少統治者如 前趙、前秦均行雛型一國兩制之法,即為皇帝亦為單于,或由皇太子、

皇弟任單于,在某程度上說明貴族或表面漢化,普羅群眾卻仍保持著 游牧的特色。大量不同族類的少數民族移居黃河流域後,他們仍以畜 牧為主要生計,這期間算自永嘉 5 年(311)始至隋文帝登極開皇元 年(581)計,共歷 270 年,上中游地區在休養生息下,草原得以恢 復,長期大量動物投入游牧事業的結果,令自戰亂以來荒棄的土地自 動增添有機肥料,為後世帶來莫大裨益。雖然北魏一統北方後延至北 朝末仍行均田之法,但鮮卑游牧與獵射之風卻未因而中斷,孝文帝遷 洛陽後在發展城市文化與留守代北的保守份子企圖捍衛游牧文化上 的衝突正是一個絕佳例子。至於兩京常遭分裂政權佔領確是事實,但 從“殘破”兩字便得知戰禍連年,統治者不能像秦皇漢武般大營宮室,

而長安、洛陽除在分裂之際偶有一二統治者下令增修外,兩地在2 百 多年間均無重大修葺,即近畿地區與太行山、嵩山、翠華山、終南山 等山麓林木得以保存,隋唐之際黃河並未發生嚴重決堤與此有莫大關 係。

(25)

5. 盛世風姿:隋唐兩代的國都與陪都及其由地望顯示的文化

自北魏以來的地域主義

五胡十六國較接受漢文化的帝主往往與山東士族聯婚,但在擢用 人才上卻多任寒人,這或是氐族苻堅與庶族王猛相得的原因。然而自 北魏再度一統北方,企圖以山東士族加入統治核心始即蘊釀著巨變,

來自這地區的高門大姓藐視鮮卑文化並嘗試以夏變夷的用心終以族 誅作結,崔逞、崔浩等案例亦足印證此論。

自北魏末祚,元寶炬走依宇文泰並建都長安,胡化漢人高歡入洛 陽立元善見為帝,並遷都於鄴,隱藏已久的東西之爭再度浮現,宇文 氏及高氏政權最終禪代元魏的東西部傀儡政權時再將這地域主義激 烈化,北中國最終由較尊重及較願意接受漢化的宇文政權一統,不旋 踵即由胡化甚深的普六茹(楊)堅所瓜代。

開皇至大業年間的東、西、南三都

隋文帝開皇元年登極後即下令在漢長安故城之南營建大興城,仍 因襲長安之名,其城規模將在下講細述。楊堅祖籍弘農華陰(弘農郡 在今河南靈寶縣南40 里,華陰縣在今陝西華陰東南),世代以來俱在 西魏、北周仕宦,是陳寅恪所謂“關隴集團”的中堅,他在一統北中國 的情況下選擇定都關中與本身地域屬性有一定關係。大興城亦處渭水 流域,但因水量不穩與淤塞困難,故在開皇 4 年(584)鑿廣通渠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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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入渠,用意在疏通淤道之餘也能增强流量。此外,開皇之際鑿底 柱山、杜陽水與邗溝等地段河道也正式開展隋代大運河的工程。

讀史者每譏議煬帝開河的動機,然而征高麗與鑿河渠均為繼承父 親遺志的戰爭與工役。煬帝於藩邸之際曾任并州(今山西太原)及揚 州總管,對南北地理瞭如纍指,文帝開皇4 年及 14 年(594)均曾因 關中大饑而率官僚百姓赴洛陽就食,說明關中雖因營建大興城而漸次 興旺,但隨著天下承平而人口滋長,大索貌閱又强令返本歸流,關中 於開皇年間户口俱增,《隋書.地理志》載關中京兆郡統縣 22,京師是 其中之一,該郡户 308,499,河南郡統縣 18,洛陽是其一,該郡户 202,230,兩地縣差 4,户差卻在 10 萬以上,以一户四口計,如此類 推,則相距 40 萬口,且長安作為首都,流動人口更不在籍帳之中!

人口密集即代表關中土地嚴重不足,雖謂均田而實不能均 80/20 之 數,歷二百餘年戰亂後的重建亦非一蹴即達,大業 3 年(607)營建 東都洛陽,並以此較富饒的關東地區出發,作為天下交通網絡的起點

(見附圖

7)

。《隋書.煬帝紀》載〈營東都詔〉說明洛陽的地利:

“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

控以三河,因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其漢祖曰:‘吾行天下 多矣,唯見洛陽。’自古皇王,何嘗不留意,所不都者蓋有由焉。

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庫,作洛之利所以未暇也。我有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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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始,便欲創滋懷(水)、洛(水),日復一日,越暨于今。”

而漢王諒在楊廣登基間的亂事,立時驅使他開挖溝塹保護以洛陽為中 心的倉庫;亂平後,漢王餘黨也被安置山東一帶,為便監控而特將行 政架構東移也實屬合理:

“……今者漢王諒悖逆,毒被山東,遂使州縣或淪非所,此

由關(中)(黃)河懸遠,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復在河南;

周遷殷人,意在於此。……”

煬帝在地利因素上,表白洛陽處於全國中心的環境勝於長安。早在大 業元年(605),他徵集河南一帶男女百萬開通濟渠,自西宛引穀水與 洛水達於漢河,並自板渚口(今河南汜水縣東北 20 里)引黃河通淮 水;。大業 4 年(608)自巡突厥還京即令開永濟渠,發河北男女百 萬引沁水(其源出山西沁源縣北緜山諸河谷,流經河南入黃河;請參 考岑仲勉《黃河變遷史》指隋代引泌水入衛水而非黃河一說)入河,

北通涿郡(今北京市);6 年(610)再發民伕穿江南河,並再通邘溝,

全國南北水系在大業中已聯成一體,從此由洛陽出發,沿河可南下余 杭(今浙江杭州),北上涿郡;若論連河聚泊,北有沁、淇、清、衛 諸水,中有黃河、淮水、長江,南有錢塘,全長3,000 里,是中國有 史以來河道最暢通的時代,當然《黃河變遷史》指出早在隋代前已有 通渠故道,煬帝只是鑿通其淤塞之論也須注意。大運河的鑿通對黃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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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幫助極大,在黃河中下游水量暴漲的秋份,洪峰可南北分流,替 山東一帶减壓,其利立見。此外,煬帝又大修馳道,自洛陽北上并州 與自榆林北達薊州的馳道(見附圖

8)

,增强陸路北上,巡狩塞外的 交通路線。雖然話說一切工程皆聚焦洛陽,但因此前廣通渠的開鑿駁 通黃河與長安,故在心理上,偏西的關中縱稍有被冷落的感覺,但卻 不礙帝主自渭河東行的巡察天下的順行流程。再者,煬帝在主觀意願 上重返江南巡行是向往昔鎮守地區民眾既屬揚威亦是安撫的方法,他 在即位後修河南下,又在江都,晚年甚至在丹陽建宮殿,也是以南都 作為第三行政中心的意圖。

然而新一統王朝的核心階層,亦即擁立楊堅為帝的關隴集團內的 從龍功臣在開皇過渡仁壽間已被文帝誅屠過半,剩下的舊人或關隴高 層新一代更不滿煬帝劃時代的大一統觀念,他們抱殘守闕式以秦中為 帝王之都的用心讀史者固可理解,但由狹隘分裂王朝所衍生的地域主 義在新世代中實屬過時,可惜煬帝思大有為的理想終藉他不恤民命與 無止的戰役掀起苛捐離稅而激起民變,傾重巡狩河北、山東,釐定南 方政策的楊廣在“眾叛親離”,亦即關隴新一代貴族於父祖餘蔭被削 下,竊取農民起事的成果,首挑其端的乃楊玄感,弑帝於江都的是宇 文化及,得其利者為李淵,而正因唐高祖父子俱享其成而更慎其鑑戒,

一度似遭離棄的“關中本位政策”於唐初再度回歸,這種頑固的地區主

(29)

義或心態遂得以再蜿蜒近半世紀後才因各種因素而逐漸釋懷與瓦解。

* 有關隋煬帝經營洛陽問題可參考高敏〈關於隋煬帝遷都洛陽的原 因〉,《魏晉隋唐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年),

第2 輯。

唐代的東西地望與國都的轉移

我們從宇文化及弑煬帝於江都後率精兵硬闖群雄割據的洛陽,誓 要返回長安,與唐公李淵誘騙李密東取洛陽而自己卻效劉邦先取關中 與約法三章的舊計,便可知不論貴族與平民的東人如李密、竇建德、

劉黑闥等未必單純因貪圖倉庫之利,而是地域主義作祟下盤據洛陽一 帶。至於關隴出身的李淵、宇文化及則因不管用計或用强均以入關為 首務;雖然陳寅恪在其專著中指出李淵攀龍附鳳,以趙郡李氏冒認隴 西李氏,但這只是在欽定與輿論肯定的海內大姓上做工夫,卻無阻他 父祖六世以來均仕西魏、北周、楊隋以關隴為中心的王朝事實,只此 論證已足可歸納李氏皇室為西部統治集團成員。

唐太宗的東西觀念更清在唐初高士廉修《士族志》時表露無

遺,他固不滿舅氏(高士廉為長孫皇后舅)以山東清河崔氏位列國姓 之上,還鄙夷東人,指斥:

“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 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衹緣(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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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家惟據河北,(南)梁、(南)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

偏僻小國(《新唐書.高儉傳》更貶斥為‘偏方下國’),不足可貴,

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 朝士,皆功效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通博,所以擢用。……

昔漢高祖止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 書,見其行迹,至今以為美談,心懷敬重。卿等不貴我官爵 耶?……” (《舊唐書.高士廉傳》)

充份見證他以西部人物君臨天下的目光來看東、南黎庶。〈高士廉傳〉

内還指出朝議山東人好自矜夸,恃其舊地,賣婚鬻女,太宗對此大表 厭惡。《舊唐書.張行成傳》内也進一步透露太宗這種地域觀至貞觀中 葉仍未改變,他曾公開臧否山東、關中人物,意有同異:

“(張)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為家,不 當以東西為限;若如是,則示人以隘陿。’”

太宗雖稱善,然而至晚年任命顧命大臣時,三大地域集團雖同時並 存,卻特意於貞觀末調遣山東集團首腦名將李勣出為疊州都督,成全 以關隴貴族太尉長孫無忌為首領導,江南貴族文人褚遂良為輔的班 子,向後世示範他本身濃厚的東西地域觀念至死不渝。

若我們衡量隋唐時代以長安、洛陽為行政重心的更替,視作東、

西地域觀逐步淡化的話,由高宗至武則天期間多番移駕洛陽或可視為

(31)

其中一例。高宗並非出身戎馬之中,皇朝第三代領導人没有上一代濃 烈西部主義亦屬正常,武后祖籍山西文水,地望河東,其父武士彠只 是資助李淵起兵才跨進官場門檻,素無關隴淵源可言;關隴重臣長孫 無忌、于志寧等一力反對立武媚為后導致她後來展開清算行動,更後 期的血洗李姓皇室更為稱帝作出準備,西北貴介幾沙汰殆盡。由隋文 帝廢九品中正,集權中央,興科舉以重開社會新秩序始,過去士族高 門壟斷朝政之風無復再現,天下人才薈萃重點在於令狹隘的地域主義 首遭衝擊,當然首當其衝並承受其害的是楊隋皇朝;但李唐繼起,且 因一統江山須在無奈而控制得宜下接受各方才俊,故太宗至武后時大 開科舉,武則天為加速建立統治班子,用人更無分地區與德行,三大 地域集團間在隋代經歷融和之苦,至唐初又遭遇某程度上的倒退,於 武則天時終在時間煎熬與恐怖政治下消弛對立的形勢,武周政權長年 以洛陽為都的情况遂為朝臣所“接受”。

若大家從經濟角度來比較關中與關東,毋庸致疑的,歷史一向見 證後者在農業發展與倉儲上均較前者為優勝,論史者從未視武德至貞 觀間為豐年,亦從不論定為盛世,蓋大亂之後,關中疲弊,洛陽倉庫 雖多遭劫,但建置仍在,太宗刻意與民休息,儲備漸有小成;高宗顯 慶、永徽間因關中乏糧而東往就食,說明長安地區一如過往,存在著 僻處西陲的若干問題。玄宗御宇日久,河患影響關中經濟亦多,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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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732)前他多番移駕洛陽,但因此後渭水疏通,河道恢復正常,

自開元末至天寶出奔便不曾再東往陪都。

中唐以還的長安雖仍有河水之利,但受的卻是來自安史亂後崛 起的吐蕃威脅,回紇大掠兩京固然造成重大破壞,惟此前的少數民族 直接威脅京師的只有太宗即位之初攻入渭水便橋的突厥,而吐蕃在中 唐時曾數度進襲關西,廹臨長安,德宗便曾棄京東走,後來被廹接受 聯回抗吐政策後國都受壓的情况才漸有轉機。大抵上自犬戎西犯鎬 京,羌氐大聚關中為亂以來,長安再現國都受襲危機的當以唐代為最。

* 有關唐代長安的種植問題可見曹爾琴〈論唐代關中的農業〉,《中國 歷史地理論叢》,1989 年,2 期、薛平端〈唐代關中地區的自然災害 及其影响〉,《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 年,27 卷 4 期;

至於中唐以後長安逐漸失去政治優勢的研究可參考陳勇〈唐後期的人 口南遷與長江下游的經濟發展〉,《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 年,5 期、徐衛民〈唐以後西安失去全國政治中心地位的原因〉,《陝 西歷史博物館館刊》,1997 年,第 4 輯。

小結

中古時代及其前的國都選址都與歷史背景有著切肉不離皮的關 係,造成這種纍積因素的首推統治者的地域出身,當然其中也偶有例

(33)

人物不協的例子。但退一步而言,不管東、西兩地人物建都的觀念有 著本身濃烈的地區主義,但以黃河中游大城市為國都是一統王朝共通 的特色,其中又以河水支流流域較多的土地更受歡迎,而下游地帶多 處平原,既有河决之患,又失防守之利,故選址不離長安與洛陽。

自西周選定關中為都後,後世王朝每多因襲,除歷史、文化因素 外,地勢險要但又俱備平原特色是發展都會的主力條件,其中山西太 原、大同、河南洛陽等均是,然隋代雖致力營建洛陽,但從其遺址而 觀其地貌,說明可供發展規模仍遠遜於長安。在水力資源上,長安亦 稍勝洛陽,雖然歷史上關中旱情較關東為頻密,但渭水流域諸河道交 錯,加上人工河渠的支持,一統王朝的帝主多選擇長安為國都,而以 五穀豐茂卻較多河患的洛陽為陪都。

秦隋均承分崩之後立國,興建咸陽、長安、洛陽成為首要之務,

其水陸交通網大為伸延,末梢至於極邊之地,然而兩代亦因役民過 甚,隨而覆滅,而後繼者獨享其利,乃有漢唐盛世,凡此皆說明平原 地區交通網絡較易發展,散谷陳倉道、藍田武關道、斜谷道、子午道 等均自秦嶺穿逾險要谷口,使受天然屏障保護的關中“貢可上徵,令 得下達”。而隋煬帝開河固進一步貫通四向河運,營建洛陽時除因其 地南望伊闕,北据邙山的地利外,瀍水在東、澗河在西,中有洛水穿 城而過,既受諸水保護,亦取其灌溉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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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以中原地區農業發展為基礎的中國經過五胡亂華、安史之亂 後經濟漸次南移,中唐之際一出於河北藩鎮割據,二亦因西北土地貧 脊而又戰亂頻仍,以淮揚貨財以濟關隴士馬已是眾所週知的事實。隋 唐時代歷百載的安定固使秦川一片蓬勃,但無止的營建也令國都出現 不少後遺症。兩代承中原板蕩,胡騎興烟,士庶流離,地力恢復而得 以重新躬耕,但又經 300 年沿河開拓,關中揠苗,至北宋慶曆 8 年

(1048)動地驚天的崩堤洪波釀成大災,黃河於歷史上第 3 次改道,

驅使統治者再正視河患問題。而自北宋以還,隨著客觀因素影响下,

西北才俊已不復昔日舊觀,因環境的更新,國都選址、分裂對峙與人 物較量已由往昔東西之爭轉移至今天的南北之爭。江山依舊,河水長 流,英傑蕭條,古都滄桑,至今回眸,猶有惋然不捨的慨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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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夏朝國都示意圖

見 李雪梅(主編):《探尋黃河文明》(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年),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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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商代國都示意圖 仝上書,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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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西周國都示意圖 仝上書,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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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4 黃河六大變遷圖

見 申丙:《黃河通考》(臺北:臺灣書局,1960 年),頁 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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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秦代陸上交通網絡示意圖

見 鄒宗緒(編):《千年古都長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 年),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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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 西漢長安城考古示意圖 仝上書,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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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7 漢唐陸上交通網絡示意圖 仝上書,頁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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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8 隋代國內交通示意圖

見 香港公開大學(編):《中國中古史》(香港:香港公開大學,1999 年),單元 5,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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