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臺灣中文通俗言情小說的發展：《中國新聞》、　　　　　金杏枝與文化圖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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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代臺灣中文通俗言情小說的發展：

《中國新聞》、金杏枝與文化圖書公司

張文菁

^*

摘要

一般被視為反共文學時代的1950 年代，其實也是臺灣戰後中文通俗出版的出發時期。於1949 年發佈的「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因其審查基準曖昧，使得戰後初期自中國大陸流入臺灣的中文圖書幾乎都被列為沒收對象，造成臺灣各地的書局和圖書館呈現中文圖書嚴重不足。隨著中文閱讀人口的增加，中文書籍的需求也逐漸上昇，基於市場需求，出版社開始雇用作家撰寫小說。1950 年代初期，唐賢龍的雜誌《中國新聞》可視為當時通俗出版的重要媒體之一，內容以八卦、內幕新聞為主，帶有黃色因素的情愛小說為副，出色的銷售成績引起了當局的注目，於1954 年「文化清潔運動」中被點名攻擊。在被勒令停刊的 10 個月後，

唐賢龍另創刊了《偵探文庫》與《時代小說報》兩種雜誌，從該雜誌連載後作品結集出版的單行本書名及低標價看來，1956 年的通俗市場開始出現多種通俗因素的作品，不再以「黃色」為主要的訴求手段，並且這些圖書明顯地都是為了提供租書店出租或書報攤販賣的書籍。

另一方面，在調查金杏枝著作的過程中，筆者發現金杏枝的處女作《冷暖人間》

（1959 年版），原是合訂紅嬌的《酒家女》（1956 年）、《酒家女：下集》（1958 年）兩作品而來。單以女性的悲情為主題的《酒家女》，在出版後迅速地受到當時女性讀者的支持，使得「文化圖書公司」不但繼續出版下集與續集（1961 年），還將作者紅嬌改名金杏枝，書名《酒家女》也改為《冷暖人間》。在重新包裝作品的過程中，可清楚地看出文化圖書公司開始意識女性讀者的存在與其閱讀愛好。由當時的出版目錄可看出文化出版公司逐漸「專業化」，開始大量出版通俗言情作品。

關鍵字：禁書、文化清潔運動、通俗雜誌、通俗出版市場、反共文學、唐賢龍、紅嬌、瓊瑤

*現為日本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兼任講師。[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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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臺灣學研究‧第十七期民國一○三年十月

壹、前言

貳、1950 年代的文藝政策與通俗出版參、通俗出版的專業化

肆、結語

壹、前言

過去臺灣戰後通俗出版的研究，大多集中於 1960 年代瓊瑤言情作品或武俠小說，但對於50 年代臺灣通俗小說與出版情況卻著墨極少，1963 年之後在臺灣出現的瓊瑤現象，因為缺乏對50 年代通俗出版、讀者、作家和作品等的總體了解，往往以延續中國大陸 20 年代鴛鴦蝴蝶派或五四新文學的脈絡作為背景說明。¹而這也讓50 年代與反共鄉愁文學畫上了等號的刻板印象。基於以上的問題意識，本文針對50 年代至 1963 年，即戰後臺灣中文文壇成立至瓊瑤發表《窗外》

的這段期間，透過國民黨政府的圖書審查制度，分析具有代表性的通俗雜誌《中國新聞》及作家金杏枝、文化圖書公司等出版史料，爬梳埋沒於反共文藝潮流之下戰後臺灣通俗小說起步的過程。筆者認為，雜誌《中國新聞》與其背後的「中國新聞出版社」、發行人唐賢龍於1954 年「文化清潔運動」期間被嚴重攻擊及邊緣化的過程看來²，實應被視為代表50 年代前期通俗出版媒體與業著之一；另外，金杏枝與「文化圖書公司」則為50 年代後期通俗出版開始專業化的象徵。

依照臺灣文學史的看法，50 年代一般被視為是「反共鄉愁文學時代」，對此筆者曾以數篇論文分析，認為50 年代同時是臺灣戰後通俗文學的出發時期³，以下簡述三點理由：一、戰後臺灣的中文識字人口在進入50 年代後逐漸增加，

反之不識字人口比率也隨之下降，但從就學人口增加的狀況看來，識字率上昇的主要原因是中小學校就學人口的增加，而並非日本語世代，即本省籍人口中的

1 如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臺北：麥田出版，1996 年），頁 188。劉秀美，《五十年來的臺灣通俗小說》（臺北：文津出版，2001 年），頁 36。林芳玫，《解讀瓊瑤愛情王國》（臺北：

商務印書館，2006 年），頁 57。

2 詳見黃玉蘭，〈臺灣五◯年代長篇小說的禁制與想像──以文化清潔運動與禁書為探討主軸〉

（臺北：國立臺北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3 張文菁，〈1950 年代臺湾文学の発展について——「反共文学」から「通俗恋愛小説」へ〉《文化交渉における画期と創造》（大阪：関西大学文化交渉学教育研究拠点，2011 年），頁153-181；

〈1950 年代初期の台湾における通俗雑誌の出版——通俗文学市場の形成とその諸相〉《野草》

第89 期（大阪：中国文芸研究会，2012 年），頁 31-52；〈1950 年代の台湾における読者とその文学受容——言語および文化の分断からみる通俗小説の流行〉《野草》第 92 期（大阪：中国文芸研究会，2013），頁 9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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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歲至 50 歲成年人取得語言能力的影響。這是因為本省籍成年者於戰後多已參加工作，學習時間與機會有限，而且成年國語教育未能充分達到成功之故。⁴因為日本語世代的中文轉換能力有限，50 年代文藝作品的使用語言、題材始終未將日本語世代納入其訴求對象。因此，50 年代初期中文圖書出版的主要讀者對象，應視為戰後渡臺的外省籍人與20 歲以下的本省籍的年輕世代。二、國民黨政府於1949 年發佈「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理辦法」，禁止由中國大陸與日本進口書刊雜誌，並由行政機關指派人員到各地大小書店逐一執行檢查，若有違禁書刊隨即沒收銷毀。如此細如針眼的查禁方式⁵，再加上「從文學作品、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戲劇、音樂、遊記等無所不包」⁶的查禁對象，1955 年《自由中國》的投書曾形容當時的圖書抽檢：「禁書採用釜底抽薪辦法，開例共匪及附匪份子名單達一千餘人，凡名單上有名的作者所編的書籍一律查禁（略）圖書館幾成真空狀態」⁷。由此可知，戰後的查禁制度可說盡數除去了由中國大陸進入臺灣的中文圖書，嚴重限制了年輕世代接觸鴛鴦蝴蝶派與五四新文學的機會。三、中國大陸出版的各種刊物，包括小說及通俗讀物等中文圖書被指定為禁書後，當然在市面就已無法販賣流通。為了彌補中文圖書市場的真空狀態，因應逐漸增大中文讀書人口的閱讀需求，並且顧及行政當局的文藝政策與查閱制度，出版業者原本以翻印40 年代中國大陸圖書的方式，偽裝書名及作者⁸，但因作品種類有限，加上與出版時代的隔距越來越遠，業者終究需要在臺灣僱請作家撰寫新作品。根據當時出版圖書的統計結果，1955 年出版總數為 958 種，1956 年則增至 2763 種（前年比增 188%）⁹，從此可看出戰後臺灣出版市場

4 張博宇，〈國語教育的實施〉《臺灣地區國語教育史料》（臺北：商務印書館，1974 年），頁 116。文中分析了 1949 年至 1954 年之間所實施成人識字教育的成果：「從數字上看是完成了識字教育，但事實上受過補習教育的人，並沒有達到識字教育的目標：讀書、看報、通訊記事和國語的聽、說。失敗的因素，固然不只一端，可是教材的不合適，是主要的原因」。

5 〈時事述評：關於書刊審查〉《自由中國》（臺北：自由中國社，1951 年 5 月 16 日，頁 4）就已指出以下問題：「目前就我們所知道的，臺灣省正式審查書刊的機構有省政府教育廳，新聞處，保安司令部。這些機關在審查書刊的工作上，並不是分工的，也談不上是怎麼合作，儘管在形式上也許有合作的辦法，但事實上是你也查，我也查，有時新聞處審查通過，以省府名義行文各有關機關以後，而其他機關還可以再查一次」

6 蔡盛琦，〈1950 年代圖書查禁之研究〉《國史館館刊》第 26 期（臺北：國史館，2010 年 12 月），

頁86。

7 王少南，〈禁書要禁得合理〉《自由中國》第 12 卷 11 期（臺北：自由中國社，1955 年 6 月 11 日）頁31。

8 蔡盛琦，〈1950 年代圖書查禁之研究〉，頁 102-104。

9 〈社會福利指標：1-5 教育與文化（續二）〉，《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五篇戡亂與復國（三）》

（臺北：中華民國教育部，1991 年），頁 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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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速成長的趨勢。而1956 年也可視為是為通俗出版市場開始發展的重要時間點。

貳、1950 年代的文藝政策與通俗出版 ──以雜誌《中國新聞》

為例

1950 年代國民黨政府的文藝政策雖然左右臺灣文壇和出版市場，但政策的內容並不是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標準。圖書的審查常隨著政治判斷而變化，使得 50 年代的通俗出版業者需一邊配合政府審查的方向，一邊迎合市民閱讀口味，

需兼顧兩者才能順利出版並維持經營業績。就張道藩本人於《文藝創作》發表的言論，措辭的彈性相當地大。根據蔡其昌的分析：「1949 年底到 1953 年 11 月，

國家的文藝態度基本上還處於相當粗糙、混亂、空洞的『口號期』，正如張道藩所言『文藝政策，由內容到形式還沒有建立起來。沒有形成寫作的重心，沒有造成文藝的主流，沒有給廣大青年作家指出了努力的途徑，所以文壇不免散漫紛亂』」。¹⁰1953 年 5 月，張道藩續以「我們的政府，並不像蘇俄那樣對文藝實施嚴厲的統制，因為深知對文藝嚴厲的統制，是利多弊少的。我們的作家（略）自動的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結成堅固的反共文藝戰線」。¹¹當時張道藩認為反共文藝潮流是當時文壇作家自發性的響應，進而讚揚國民黨對文藝創作採取放任性的做法是自由國家應有的態度。蔡其昌指出，張道藩的說法，卻因蔣介石於 1953 年 11 月發表《民生主義育樂二篇補述》，「立場和態度就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不惜自打嘴巴」。¹²1954 年 5 月的《文藝創作》，張道藩自圓其說地肯定文藝發展需要政策性的指導：

也許有人認為民生主義社會的建設過程中應該讓文藝作自由的放任的發展，無須乎文藝政策的，那是一種錯誤的思想。所謂文藝政策，不限定完全是消極的「統制」，同樣也有積極的「倡導」；不限定是屬於專橫的獨裁，同樣也可有民主的包容。¹³

10 蔡其昌，〈國家機器與『反共文學』體制的建立〉，〈戰後（1945-1949）臺灣文學發展與國家角色〉（臺北：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 85。張道藩，〈一年來自由中國文藝的發展〉，《文藝創作》第9 期（臺北：文藝創作社，1952 年 1 月 1 日），頁 10。

11 張道藩，〈論文藝與反攻〉《文藝創作》第 25 期（臺北：文藝創作社，1953 年 5 月 1 日）頁 8。

12 蔡其昌，〈戰後（1945-1949）臺灣文學發展與國家角色〉，頁 86。

13 張道藩，〈略述民生主義社會的文藝政策〉《文藝創作》第 37 期（臺北：文藝創作社，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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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主義育樂二篇補述》為戰後文壇的反共文藝潮流明示了政治正確的方向。在1954 年之前，國民黨政府透過「中國文藝協會」、「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雜誌《文藝創作》等管道，以「利誘方式」主導反共文藝潮流，不惜投下大筆資金補助作家與民間創辦的雜誌，鼓勵創作及刊登反共抗俄性的作品。但《民生主義育樂二篇補述》發表後，隨著文藝政策方向的明文化，政府除施以「利誘方式」外，還可採取「懲戒手段」，依法勒令禁止不合作者出版書刊。

究竟以什麼基準判斷是否有害？雖然《民生主義育樂二篇補述》中僅以「黃色的害」和「赤色的毒」會「踐害我國民的心理健康」的理由言及，但隨後張道藩更做了進一步的闡述：

總裁對上列〔筆者註：文學、音樂、國劇、美術、電影、廣播等〕各部門的文藝，均提出了積極的建設的主張，以「純真」「質樸」為內容，期能肅清和代替了一切赤色文藝和黃色文藝，作文藝運動上的「撥亂反正」。

（略）總裁反對文藝的商業化。認為書賈為了把握文藝作品的暢銷，只有迎合一般群眾的胃口，一方面阻礙了文藝正當的發展，一方面損害了國民心理的健康，所以提出了「民生主義社會文藝政策」。¹⁴

這裡沿用「赤色文藝」和「黃色文藝」會「損害國民心理的健康」說法。但事實上自1949 年後，國民黨政府實施嚴格的書刊進口限制，再加上如針眼般的查禁手法，所有來自中國大陸的書刊早已消失於市面。在這種情況下，「赤色文藝」已不足爲威脅。而「為了把握文藝作品的暢銷」「迎合一般群眾胃口」的「文藝的商業化」，才是真正的敵人。

如果「文藝的商業化」即「通俗出版」的話，當時被認定為通俗出版的刊物又是什麼？張道藩發表〈略述民生主義社會的文藝政策〉兩個月後，中國文藝協會的常任理事之一的陳紀瀅以「某一文化人士」之名，投書《中央日報》、《臺灣新生報》，以〈文化清潔運動／籲請各界人士一致奮起／撲滅赤色黃色黑色三害〉發出了「文化清潔運動」的第一聲。在這篇文章中，陳紀瀅不再沿用「赤色文藝」或「黃色文藝」的曖昧說法，而是明確地將「內幕雜誌」貼上「黑色」的標簽，並且大肆抨擊：

年5 月 1 日），頁 8。

14 張道藩，〈略述民生主義社會的文藝政策〉，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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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界少數唯利是圖者流，專門編印誨淫誨盜卻冒名爲文藝的書籍，或出版雜誌，專門造謠生事，揭發隱私（略）文化界欣然接受了正確的指示以後，正在不斷努力中，卻不料多年來爲社會所詬病，爲一般人士，尤爲正當新聞工作者所不齒的「黑色新聞」，透過部分所謂內幕雜誌，不但不稍斂跡，反而變本加厲，再反共抗俄的神聖堡壘中，肆無忌憚，公然散布殘害國民心理健康的毒素。¹⁵

由陳紀瀅所評「少數唯利是圖者」的說法看來，內幕雜誌應是屬於經營成功，

並受到當時一般民眾支持的出版媒體。一般認為1949 年隨著國民黨政府渡臺 150 萬至200 萬的外省籍民眾，原從事軍、公、教及新聞業等職業較多，後來在臺灣投身文化出版業，也就自然地成為外省籍文藝青年的趨向。根據《中華民國雜誌年鑑（1954 年版）》，1953 年發行的雜誌高達 278 種，其中文藝類 52 種，綜合類16 種¹⁶，可見文藝出版實為當時一條熱門的出路。但相較於臺灣當時的環境，

1954 年臺灣全人口 875 萬人，識字率約爲 60%，即僅有約 525 萬人的識字者，

其中能視為讀者的又更少。¹⁷在這般有限的市場中，卻有近乎 70 種的文藝與綜合雜誌，因此當時任何雜誌的經營應該都非常的困難。事實上，在《中華民國雜誌年鑑（1954 年版）》的雜誌簡介中，相當多的文藝／綜合雜誌發行人都言及其雜誌經營的困境，並且以內容具有反共特色有助國情的理由，進而希望政府提供資助。可見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資金確實具有相當的效力。

但在這些訴苦的簡介中，卻可發現有少數的雜誌不靠政府資助，並且大談其業績好轉的努力成果。即為《中國新聞》、《鈕司》等內幕雜誌。¹⁸這種以爆料內幕，夾帶男女情愛小說取勝的內幕雜誌，完全無視反共文藝的號召，而又廣受

15 某文化人士，〈文化清潔運動／籲請各界人士一致奮起／撲滅赤色黃色黑色三害〉《中央日報》

（1954 年 7 月 26 日）第一版。

16 臺灣省雜誌事業協會雜誌年鑑發行委員會，《中華民國雜誌年鑑（1954 年版）》（臺灣，明星印書館，1953 年）。

17 張文菁，〈1950 年代の臺湾における読者とその文学受容——言語および文化の分断からみる通俗小説の流行〉，頁100。

18 被指控爲「黑色雜誌」之一的《鈕司》發行人兼主編吳守仁：「純粹的宣傳終不免枯燥，（略）

加一些糖份呢？雖小孩子也會樂意喝下去（略）不能說糖份會引起壞的作用（略）我不相信在如此孤立無緣的情況下，我們的自衛和自立措施，竟會得不到同情與諒解。事實上，我們是得到同情和諒解的；（略）我們得以維持業務於不墜」（吳守仁，〈作為新聞性雜誌的——鈕司〉

《中華民國雜誌年鑑（1954 年版）》，頁 36-37）。另外，《中國新聞》的發行人唐賢龍：「自從民國 41 年 2 月份起，亦能稍有盈餘了」（唐賢龍，〈「中國新聞」內幕〉《中華民國雜誌年鑑（1954 年版）》，頁 161）。張文菁，〈1950 年代初期の臺湾における通俗雑誌の出版——

通俗文学市場の形成とその諸相〉，頁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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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支持，國民黨政府和文壇當然不能不視這種商業化出版為爲眼中釘。¹⁹ 在陳紀瀅發文糾彈內幕雜誌後，立刻形成簽名宣言響應「文化清潔運動」的風潮，中國文藝協會甚至在各報上刊出「舉辦民意調查並接受被害人指控啟事」，

鼓勵各地民眾踴躍檢舉屬於赤黃黑三害的刊物。根據《中國文藝年鑑》，1954 年8 月 20 日至 28 日之間共收到 2614 封民眾投書，檢舉的主要內容為以下 8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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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暗中流傳的赤色宣傳品。

二、經常載有黃、黑二害文字刊物：《中國新聞》、《新聞觀察》、《鈕司》、《聯合新聞》、《世界評論》等12 種雜誌，及單行本《再嫁夫人》等。

三、日文黃色書刊：《ロマンス》、《アマトリア》等。

四、黃色電影：法國影片《雲雨巫山痛斷腸》〔原題《Le Diable au corps》〕

五、檢舉唐賢龍主持之《中國新聞》洩露危機危害國家。

六、被害人提出指控信件。

七、反共義士檢舉《中國新聞》與《新聞觀察》被匪利用做為侮衊臺灣之宣傳品。

八、民眾贊同文化清潔運動並提供辦法者。

19 關於當時文化清潔運動的發展過程，以及國民黨內部對《中國新聞》等黑幕雜誌的抨擊，詳見黃玉蘭，〈文清運動的再反省〉，〈臺灣五◯年代長篇小說的禁制與想像──以文化清潔運動與禁書為探討主軸〉，頁45-87。

20 中國文藝年鑑編輯委員會，〈文化清潔運動〉《中國文藝年鑑：中華民國 55（1966）年版》（臺北：平原出版，1966 年）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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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項意見中，

列為三害的「赤色的毒」其實已經不為主要議題，最重要的還是檢舉涉及「黃色」與「黑色」的不良刊物。

特別是在8 項中出現了3 次的《中國新聞》，除了被指控經常刊出黃、黑色文字之外，還被扣上漏泄機密危害國家的大帽子，

這在戒嚴時代可說是非常嚴重的罪名。未待《中國新聞》等刊物對檢舉結果提出任何聲明，內政部似乎認為得到政治背書以及民意的贊同，在投書截止的當天就勒令「依法予以定期停止發行之處分」。被停刊的雜誌有：《中國新聞》、《新聞觀察》、《新聞評論》、《鈕司》、《聯合新聞》、《偵探雜誌》、《婦女生活》、《自由亞洲》、《世界評論》、《新希望》、《影劇雜誌》、《小說世界》

等。²¹這 12 種雜誌之中，唐賢龍、唐賢翔、唐賢鳳之唐氏三兄弟分別為《中國新聞》、《新聞觀察》發行人，另外，雖掛名不同，但《偵探雜誌》和《小說世界》地址皆為「武昌街二段 12 號」²²，與《新聞觀察》相同，可見唐氏三兄弟在當時擁有相當多的出版資源，而這也不禁令人懷疑「文化清潔運動」是否專為他們量身打造的政治清算。

「文化清潔運動」後，雖然「三害」成為出版審檢的對象，但是根據蔡其昌的研究，以《紅朝妖姬》一書的審查為例，足夠暴露國民黨政府於道德的「雙重標準」。《紅朝妖姬》以丁玲、謝雪紅、賀志珍等中共重要女性成員為描寫對象，

內容「顯露了捕風捉影、揭人隱私的味道，絕對已達『黑色的害』的標準」，另外多處「性愛關係的描述，企圖將這些女性的行為以性慾的角度加以解釋，在以

21 中國文藝年鑑編輯委員會，〈文化清潔運動的效果〉，同上書，頁 304。黃玉蘭，〈臺灣五◯

年代長篇小說的禁制與想像──以文化清潔運動與禁書為探討主軸〉，頁53-54。

22 「臺灣省雜誌事業協會會員名冊」，《中華民國雜誌年鑑（1954 年版）》，頁 31-32。

《中國新聞》，1954 年 4 月 2 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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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眼光予以誣衊，就當時文清運動的標準而言，這本書不折不扣的是一本『黃色的害』書籍」。²³但國民黨政府的審檢卻以「雖措辭文字，未盡合宣傳要求，

為用意可取，不失反共立場，似可免於查禁」²⁴為由，給予批准。

這種「反共＋黃色」的題材，早在 1950 年代初期就已不斷地被重複使用，

而且都能順利通過審查，如《紅魔女》（袁愛瓊，1950 年《大華晚報》連載）、

《再嫁夫人》（蘭娘，1951 年《聯合報》連載）、《失足》（唐賢龍，1952 年

～1953 年雜誌《中國文藝》連載）。除了《再嫁夫人》外，這些小說共通點都為女間諜以色誘惑，男主人公（或女間諜本人）一時迷失在情愛性欲、金錢或權力之中，但終看清共匪面孔，脫離間諜組織返回反共陣列。

因審檢的「雙重標準」，「反共＋黃色」題材給當時的通俗出版帶來了一條可以利用的管道。1955 年 7 月，《中國新聞》在 10 個月的停刊後恢復發行，內容與以前不同之處是內幕新聞的幅面變少，但新增了3 篇連載小說。除了原本連載中的《新聞小說／香港某夫人》（秋田著）之外，新添的小說為：描寫潛伏於香港電影界的中共間諜《警世小說／香島玫瑰》（文亦奇著）、《反共間諜長篇實錄／上海之夜》（李雯著）、以事實改編的《毛澤東的情人》（退役記者著）。

由此可看出，《中國新聞》為刻意演出配合政府當局的文藝政策，並兼顧讀者閱讀樂趣，不惜大量推出「反共＋黃色」題材的通俗讀物。但不知是否出版社改變經營方針，或者因為此類題材早已充斥出版市場，無法再吸引讀者，僅僅4 個月後的11 月，《中國新聞》由原本售價的 4 元減價為 1 元²⁵，頁數也由24 頁減少到16 頁，而新增的 3 部小說也只連載 10 回就突告結束。

自1957 年 4 月開始《中國新聞》不再以內幕新聞為主，而改以「小說之王」

特集刊載通俗作品，以下列出1～5 集的題名以便參考：第 1 集〈一女十三男〉

（1957 年 4 月 20 日）、第 2 集〈未出嫁的寡婦〉（1957 年 5 月 7 日）、第 3 集〈太太的情人〉（1957 年 5 月 11 日）、第 4 集〈脂粉香魂淚〉（1957 年 5 月18 日）、第 5 集〈苦戀不了情〉（1957 年 5 月 25 日）等。這些「小說之王」

的作品，刊登後馬上又以單行本的型態再次出版。從《中國新聞》更改雜誌內容的大動作看來，以唐賢龍為首的中國新聞出版社，對於通俗市場的成長與讀者愛

23 蔡其昌，《戰後（1945-1949）臺灣文學發展與國家角色》，頁 97。

2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2266 號〈42 年書刊審查案〉（引敘蔡其昌，〈戰後（1945-1949）

臺灣文學發展與國家角色〉，頁97）

25 〈臺灣地區社會福利指標：1-3 社會均等（續 1）〉《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五篇戡亂與復國（三）》

頁1578。1955 年受雇員工的平均每月薪資爲 396 元，工人為 26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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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變化可說是相當敏感。

早於《中國新聞》的「小說之王」出現前，中國新聞出版社在1956 年就創刊了兩種通俗小說雜誌《偵探文庫》、《時代小說報》（也有可能是原先的《偵探雜誌》與《小說世界》）。在1957 年 6 月 22 日《中國新聞》末頁，可見 1956 年至57 年之間，中國新聞社的出版目錄全為雜誌連載後結集出版的單行本：

偵探小說文選：1.《美麗的死神》 2.《長島豔屍》 3.《黑貓咖啡室的幽會》

4.《被出賣的女人》 5.《女秘書與模特兒》 6.《野女郎的誘惑》（上） 7.《野女郎的誘惑》（下） 8.《咖啡俱樂部的奇遇》 9.《古瓶中的美女》

時代小說報： 1.《地下夫人》 2.《黃色的誘惑》 3.《鬼屋妖姬》 4《寡婦情痴》 5.《豔屍亡魂》 6.《掛名的丈夫》 7.《愛之歸宿》

光是這些書名，其實可以推測當時臺灣的通俗小說已經逐漸走出刻板的反共間諜類型，雖然書名還帶有黃色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這些作品標榜「言情」、「偵探」、「鬼怪」等類型，證明了通俗作品多元化的傾向。又因這些單行本只售價 1 元 5 角，相較於當時定價 5、6 元的文藝書，明顯地都是專門在租書店出租或書報攤販賣的圖書。

從1954 年「文化清潔運動」結束，到 1960 年 2 月底發動掃蕩武俠小說的「暴雨專案」為止²⁶，行政方面採取了較消極的態度對待通俗出版，然而，文壇持續批評三害刊物，中國文藝協會也在各地開設座談會，並提倡拒讀三害等運動。但因為通俗出版市場已經不受主流文壇批評的影響，而唐賢龍等中國新聞社系列的雜誌也似乎被主流文壇邊緣化，儼然可以看出出版市場中逐漸分明的雅俗界線。

26 「暴雨專案」乃是 1960 年 2 月針對武俠小說所發動的取締行動，在一天之內，全臺灣省同步抽檢，檢舉了97 種 12 萬餘冊。在這之前，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先成立了負責查禁書刊的最高機關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1958 年 5 月 16 日），其後又修訂了「出版法」（1958 年 6 月 20 日），可說是面對漸擴大的通俗市場，而不得不先整備法令。詳見葉洪生・林保淳，〈文化沙漠仙人掌〉《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臺北：遠流出版，2005 年），頁 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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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通俗出版的專業化 ——以文化圖書公司與金杏枝為例

對臺灣的通俗出版來說，1956 年應屬非常重要的時間點。因為這一年，除了通俗小說的市場開始成長之外，也是通俗言情小說作家紅嬌，即日後的金杏枝最先發表作品的一年。²⁷現國家圖書館擁有最多金杏枝作品，從館藏目錄可確認最早爲1961 年《悲歡人生》（文化圖書公司），最晚為 1975 年的《春遲花未開》

（先鋒出版），共24 種。另外，國立臺灣圖書館也有藏書，最早爲 1959 年《冷暖人間》（文化圖書公司），至 1971 年的《秋水紅菱》（新生書社），共 14 種【附表一：金杏枝（紅嬌）作品一覽（1956～1975 年）】。兩圖書館之間藏書多有重複，經筆者綜合文化圖書公司作品末頁所刊的廣告與出版目錄，列出 1959 年至 1975 年間的金杏枝作品一共有 37 種，最初為 1959 年《冷暖人間》。

另外，筆者在調查文化圖書公司出版記錄過程中，發現1956 年出版的紅嬌《酒家女》與《冷暖人間》的內容完全相同，證明紅嬌為金杏枝的前身。從此可知，

通俗小說作家金杏枝與其作品，尚有許多問題需要提出討論。

由【附表一】可知，金杏枝的著作大部份由文化圖書公司發行，其作品的內容與題材基本主題為男女情愛，並且封面由1956 年開始在各出版社擔當文藝作品封面設計的廖未林，以鮮豔的色彩勾勒出暗帶哀愁的女性視線【附圖一：廖未林所繪金杏枝著作封面】。²⁸無論內容或題材，這種以女性讀者爲主要訴求對象的行銷手法，都可說早在1959 年就已經開創了先例。

原為臺灣書店經銷處之一的文化圖書公司，自1954 年起開始刊行兒童書籍、

辭典、實用書、古典文學、通俗小說等書籍，是一家綜合性的大眾出版社，1955 年1 月的出版目錄【附圖二】可確認當時由該公司出版的通俗作品有：《戀愛情書》（裘麗，1954 年）、《愛的情書》（裘麗，1954 年）、《愛恨交響曲》（馮左明，1954 年，未見）、《金魔》（馮玉奇，1954 年，原由臺灣書店發行）、

《四千金》（馮玉奇，1954 年，原由臺灣書店發行）。

1956 年文化圖書公司出版的圖書，筆者未發現較完整的出版目錄，但在《酒

27 金杏枝，本名不詳。網路上雖可看到金杏枝爲末期鴛鴦蝴蝶派作家馮玉奇的說法，但因筆者無法確認此一事實根據以及任何相關資料，故在本文中保留這一說法，仍以金杏枝稱之。

28 初期廖未林的作品有獲得 1956 年「中華文藝獎金」的王藍《紅與黑》（臺北，紅藍出版社，1956 年）；張漱菡《七孔笛》（高雄：大業書局，1956 年）等。後來瓊瑤的處女作《窗外》（臺北：

皇冠，1963 年）也是由他擔任封面設計的作品。詳見李志銘，《裝幀時代》（臺北：行人，2010 年）；《裝幀臺灣：臺灣現代書設計的誕生》（臺北：聯經，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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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女》和《警匪肉搏戰》（1956 年）的內扉頁上可見到一部分作品的書名與內容簡介：

・《酒家女》：社會寫實小說！紅嬌女士名著！業已出版，欲購從速！

本書由紅嬌女士將其悽怨的身世，可歌可泣的遭遇，親筆著成小說。其中情節，並無虛構，完全是寫實的作品。雖然沒有什麼曲折離奇。但紅嬌女士以清麗的手筆，委委婉婉敘述她十年來的經過，哀感頑豔，歡笑中含著熱淚，令人同情，令人感傷，這是一部含有文學意味的創作，敬請讀者注意！

・《蛇蝎諜妖》：裘麗女士繼《香港情報員》後又一結晶傑作

這一部勾心鬥角神秘莫測的間諜小說，描寫愛國志士在敵後種種驚險刺激的事實，令人熱血沸騰。尤其大陸同胞在鐵幕內被共匪清算鬥爭，迫害殘殺，壓榨奴役，種種淒無人道的暴政，令人髮指。這裡敘述一個女匪諜的陰險毒辣，猶如蛇蝎！荒淫妖豔，彷彿娼妓，但其結果，終於被我方的愛國志士消滅！全書充滿了緊張的氣氛，即將出版，特此預告！

・《噴火女郎》

火辣辣的故事，風流少婦，面首三千，愛河成苦海！

火辣辣的情節，郎心真摯，悔恨莫及，一死報君恩！

・《警匪肉搏戰》：司馬琴著業已出版，敬請注意怪指紋謀殺大富翁！負心郎迷戀紅舞女！

大偵探束手無策！一夜間兩條命案！

女助手智擒劇盜！兇殺案水落石出！

・《愛恨交響曲》：馮左明著！早已出版！！

間諜愛情小說！詩一樣的幽靜！畫一般的美麗！²⁹

根據以上簡介，可將當時由文化圖書公司出版的通俗作品分為：「愛情」、

「反共＋黃色」、「反共＋愛情」、「偵探＋愛情」等類型。這也與本稿在前節分析中國新聞社於1956 年至 1957 年間出版的單行本類型相似。

1957 年 3 月出版目錄【附圖三】就可看到 1956 年後出版的作品。去掉既知

29 紅嬌，《酒家女》（臺北：文化，1956 年初版）扉頁。現存於國立臺灣圖書館，另外 1959 年的再版本，現存於國立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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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新添的有：《初戀情書》（裘麗，原為1955 年的《戀與情》？）、《熱戀情書》（裘麗，1956？年）、《白話情書》（裘麗，1957 年）、《兩性情書》

（裘麗，1957 年）、《漁港夜譚》（作者不詳，1956？年，未見）、《噴火女郎》（作者不詳，1956？年，未見）、《婚姻大事》（作者不詳，1956？年，未見）等。

在文化圖書公司出版的作品中，筆者視《酒家女》爲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小說，不單是因為作者紅嬌就是日後的金杏枝，還有其內容也較特殊。本書為本省籍女性紅嬌的自傳，一共8 章，背景為1947～1949 年的臺北，描寫女主角紅嬌（藝名，原名金杏枝）的愛情經歷。

18 歲的杏枝因家境貧苦，被養母強迫下海當陪酒女郎，但潔身自愛，不願因金錢而與客人發生肉體關係。男主人公何杏痴則是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外省籍富家子弟，應朋友之邀第一次踏入酒家就遇見紅嬌，兩人一見鍾情，旋即論及婚嫁。但因紅嬌的養母將她當成搖錢樹，

不願她白白出嫁，何杏痴只好拿出五十兩金條換取杏枝的自由。杏痴為了與杏枝結婚，答應父母到美國深造。杏痴在出國前，帶杏枝到日月潭觀光。之後，何杏痴安排讓杏枝入住自己家中以便代替自己照顧父母，但未告知父母她原為一酒家女。當杏痴留學美國後，考入高中的杏枝一心努力想要完成學業。但平靜幸福的日子不久就告終止，因何家親戚郭英向她求愛遭拒，遂將杏枝原為酒家女的秘密告知何母，使她被迫解除婚約並搬離何家。杏枝在傷心之餘仍決心完成學業。

紅嬌，《酒家女》，臺北，文化圖書公司出版，1956 年，國立臺灣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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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酒家女》末頁寫下：「假使諸位不嫌我的文筆幼稚，那麼我在忙裏偷閒中，一定還要把我在這幾年裏苦苦奮鬥的經過情形，向大家詳細的敘述」。

30兩年後的1958 年，文化圖書公司出版《酒家女：下集》（9～16 章，以下稱《下集》）。³¹在《下集》〈跋〉中，作者言及《下集》的出版過程：「酒家女這本小說出版後，曾經接到許多讀者來信。其中以女學生最多，軍人次之，商界的較少。（略）大家都頗關心我與杏痴間的愛情究竟如何，紛紛要求我趕快將續集寫出來」。³²從此可知，本書的主要讀者為女學生，並且因為讀者的支持，使得作者決定繼續撰寫。1959 年，文化圖書公司合訂《酒家女》、《下集》，並更換封面設計、作者與書名，以新書的姿態再度出版金杏枝《冷暖人間》（1～16 章）。

出版社更改作者書名的理由，其詳細內情至今已無法得知，但從1956 年的《酒家女》到 1959 年《冷暖人間》的過程，

意味的是文化圖書公司開始注重言情作品的行銷策略，而改用更專業的方式包裝商品。

《下集》，新添了 8 章，1949 年至 1955 之間的情節。描寫杏枝爲了生活，重拾酒家女舊業，但仍然繼續堅持完成學業，

不失純真善良的個性。故事開頭金杏枝與何杏痴重逢，經由杏枝之口回述她為了專心學業，幫助朋友，只好選擇做人婚外者，

而杏痴也已奉父母之命結婚。本書最後，

金杏枝雖然為杏痴生下一子，卻為他的家庭幸福，黯然離開臺北到高雄。《酒家女》

始終以女性的視點，集中於男女之間的悲戀，只稍有反共文藝式的教義風格，可說是非常特殊，而且背景都集中於 1947 年至 1955 年的臺北與日月潭、臺北近郊等觀光地，不像其他同時代的作品都多少會

30 紅嬌，〈編後小語〉《酒家女》，頁 108。

31 紅嬌，《酒家女：下集》（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58 年？）。現國立國家圖書館所藏為「再版本」（1959 年 4 月），文末「跋」（頁 234-235）的署名日期為 1958 年 10 月。

32 紅嬌，《酒家女：下集》，頁 234。

金杏枝，《冷暖人間：續集》，臺北，

文化圖書公司出版，1961 年版，顧惠文小姐個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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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一些中國大陸的風景描寫或回想。另外，本作品於1965 年被改編為臺語電影《難忘的車站》上映，從此也可看出當時的本省社會的認知與支持。

在《冷暖人間》出版後的兩年，於1961 年文化圖書公司又推出《冷暖人間：

續集》（17～40 章，以下《續集》）。³³一反《酒家女》的女性悲戀主題，《續集》以極大的篇幅介紹駐紮金門國軍，讚揚其愛國愛民的英姿，杏枝還以護士身份到前線為國軍服務，完全是反共文藝路線的翻版。本書在人物與情節上雖然基本延續《酒家女》的內容，但行中露出的意識形態卻讓人感到差異極大。《續集》

開頭的〈自序〉中，作者金杏枝說明了續寫的理由：

《冷暖人間》這本書是45 年秋天開始動筆的，但其間停停寫寫，費了 15 個月之久，總算脫稿。拖稿後閱讀一遍的功夫都沒有，便把它擱了起來。

直至四十七年初冬，有位朋友介紹我給文化圖書公司去出版，於是才將久蒙塵埃已經略顯微黃的稿件取出來，重新加以整理；經過一次不太講究的修改與增刪，就這樣倥傯的問世了。

這本小說當然是不太理想，但出乎意外的，出版以後，謬蒙不少讀者來函嘉許；大家對書中女主角寄以無限同情，咸認為本書故事情節，教化人心向上，轉移社會風氣，頗能激發無人內心的共鳴。

這種意外的收獲，使我驚喜，也是我惶惑；我不相信這本書真會寫得那麼感動人，我想這也許是一二位先生、女士的偏愛。然而，據文化經理告謂：

愛護本書的讀者，繼續不斷的來信，做善意的指教，並熱誠的鼓勵。甚至有許多讀者，希望我寫一個續篇。（略）在文化經理一再敦促之下，鼓著勇氣，做大膽的嘗試。³⁴

作者再次強調出版續集的理由是因為廣大讀者的支持與愛好，但關於創作過程與出版時間，卻與《酒家女》的出版事實完全不同。若不是作者金杏枝故意隱藏事實，就是完全不知「紅嬌」和《酒家女》的存在。因為作者金杏枝的真實身份、性別和年齡等詳細資料，至今仍然未被揭秘，從紅嬌到金杏枝的過程，以及其後陸續出版的金杏枝作品風格與數量看來，筆者懷疑金杏枝作品應為文化圖書

33 《冷暖人間：續集》於 1961 年 9 月出版，隨後文化圖書公司將全作品（1～40 章）以「合訂本」

結集，再次出版。因為「合訂本」的再版日期爲1962 年 3 月，所以能推測，合訂本在 1961 年末至1962 年初已經推出，因再版的時間非常緊湊，可知本書的暢銷度。

34 金杏枝，〈自序〉《冷暖人間：續集》（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6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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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旗下複數作家的共同創作，乃致於由該公司出版的金杏枝作品雖然持續到 1969 年，但真實作者卻一直未現身。另外，於 1962 年 9 月出版《毋忘我》的扉頁，開始出現一則「金杏枝敬告讀者」的公告：「查本人作品，向來由文化圖書公司獨家出版發行，近日發現市面有其他書店發行之金杏枝小說，顯係盜用本人名字，欺騙讀者。茲為愛護本人作品之讀者著想，敬請購書時慎加注意，如非文化圖書公司出版之金杏枝作品，皆為偽書，勿受矇騙之幸」³⁵，就筆者手上的資料，此則公告一直到1966 年《一樹梨花壓海棠》都位於開頭第 1 頁。是否曾有參加金杏枝作品寫作的作者跳槽別家出版社？關於「金杏枝」身份的種種疑問，

仍需要更多資料才能繼續考察，但無疑地「金杏枝」代表的是一種文化現象、暢銷書的代名詞或銷售手法。

試看1961 年 9 月《續集》扉頁的出版目錄：³⁶

金杏枝：《春風秋雨》、《夢裡相思》、《悲歡人生》、《彷徨的愛》

黎隱：《葉落花殘》

林靜蘭：《天涯飄萍》、《難忘》、《偏愛》

裘麗：《不了情》、《錦繡年華》、《斷腸紅》、《碧海青天》、《桃李滿天下》、《風花雪月》、《天長地久》

馮雨月：《月落烏啼》

林淑華：《愛似浮雲》

吳美凝：《情火》

張海萍：《一山紅葉為誰愁》

這些作家的筆名或本名，皆為女性，而從書名也都充分表現其愛情主題。文化圖書公司於言情出版領域的專業化，始於金杏枝的出現，其一貫性行銷手法不但讓作者以女性身份書寫女性愛情，還配以廖未林的鮮豔封面設計，成功地勾起讀者的購買與閱讀欲望。出版社非常明確地意識到女性讀者的存在與閱讀需求，

可說開啟了臺灣言情出版專業化的第一頁。文化圖書公司努力營造的金杏枝現象，

證明了自50 年代末開始，通俗言情小說已經在臺灣通俗閱讀市場佔有重要的位置，也預告了日後瓊瑤作品的出現。

35 〈金杏枝敬告讀者〉，《毋忘我》（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62 年），扉頁。

36 金杏枝，《冷暖人間：續集》，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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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反共＋黃色」的題材反覆地出現於50 年代作品，乃至於反共文藝與通俗作品之間的界線難以劃分，而這也是今日對50 年代通俗作品的研究較難著手的原因之一。透過本稿的分析，50 年代前半出現的「文化清潔運動」，實反映出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感到通俗出版發展的威脅，而政府對內幕雜誌採取的制裁行動，

中國文藝協會聚集社會共識的做法，都證明了雜誌《中國新聞》與其經營母體、

發行人唐賢龍，都是50 年代中不受政治意識形態拘束，並且具有代表性的通俗出版媒體與業者。

隨著1956 年後通俗出版市場的發展，「愛情」、「偵探」等類型的出現，

讓通俗作品走出反共鄉愁文藝的影響，而當時文壇也開始劃分雅俗界線，視通俗出版為無物。今日回顧50 年代文藝批評或報導，幾乎只看到當時的文藝工作者一貫以「誨淫誨盜作品」稱之，連《中國新聞》或金杏枝的名字也不容易找到。

相較於反共鄉愁文藝潮流，50 年代通俗出版實更能反映當時臺灣社會的發展與讀者的愛好與變化。臺灣通俗出版有其獨特發展的過程，其中50 年代的作家、

讀者與創作環境等占有非常重要的因素，單以中國大陸20 年代鴛鴦蝴蝶派或五四新文學的脈絡延續，是無法完全說明戰後臺灣通俗出版市場的動態。50 年代通俗出版的研究，需要發掘更多的史料，才能看到更完整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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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金杏枝（紅嬌）作品一覽（1956～1975 年）

臺灣圖書館

酒家女（署名：紅嬌） 1956 ○ ○

文化圖書公司

1 冷暖人間 1961 ○

2 春風秋雨 1960 ○

3 夢裡相思 1960~1961?

4 彷徨的愛 1961 ○

5 悲歡人生 1961 ○ ○

6 晚霞 1962 ○

7 春望 1962

8 毋忘我 1962 ○ ○

9 悲秋 1962 ○

10 長相憶 1963 ○

11 離恨天 1963

12 回想 1963 ○ ○

13 交換 1963 ○ ○

14 心願 1964 ○

15 離愁 1964 ○

16 親情 1964 ○

17 迷惘 1964 ○ ○

18 長春樹 1964~1966?

19 一樹梨花壓海棠 1966 ○

20 薔薇處處 1966 ○

21 沸點 1966

22 一寸相思一寸愁 1966~1967?

23 路長情更長 1967 ○

24 痴痴的等 1967 ○

25 潮起潮落 1967~1968?

26 甜酒滿杯 1967~1968?

27 永遠的懷念 1968 ○

28 生命似燭光 1969 ○

29 情天霹靂 1969 ○

30 情人的眼淚 1969 ○

立志 31 愛心 1970 ○ ○

32 花落心深處 1970 ○ ○

新生 33 秋水紅菱 1971 ○ ○

34 日落日出 1971 ○

先鋒

35 失落的過去 1973 ○

36 情難了 1973 ○

37 春遅花未開 1975 ○

(19)

附圖一廖未林所繪由文化出版公司發行之金杏枝著作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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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文化書店本版圖書簡目〉

資料來源：裘麗，《愛的情書》（臺北：臺灣文化書店印行，文化圖

書公司總經銷，1955 年 1 月再版）。

(21)

附圖三〈文化圖書公司出版圖書簡目〉

資料來源：裘麗，《白話情書》（臺北：臺灣文化出版發行，文

化圖書公司總經銷，1957 年 3 月）。

(22)

徵引書目

一、專書

中國文藝年鑑編輯委員會，《中國文藝年鑑：中華民國55（1966）年版》。臺北：平原出版，1966 年。

王藍，《紅與黑》。臺北，紅藍出版社，1956 年。

李志銘，《裝幀時代》。臺北：行人，2010 年。

李志銘，《裝幀臺灣：臺灣現代書設計的誕生》。臺北：聯經，2011 年。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臺北：麥田出版，1996 年。

林芳玫，《解讀瓊瑤愛情王國》。臺北：商務印書館，2006 年。

金杏枝，《毋忘我》。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62 年。

金杏枝，《冷暖人間：續集》。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61 年。

金杏枝，《一樹梨花壓海棠》。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66 年。

紅嬌，《酒家女》。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56 年初版。

紅嬌，《酒家女：下集》。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58 年。

張博宇，《臺灣地區國語教育史料》。臺北：商務印書館，1974 年。

教育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五篇戡亂與復國（三）》。臺北：國立編譯館，

1991 年。

葉洪生・林保淳，《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臺北：遠流出版，2005 年。

臺灣省雜誌事業協會雜誌年鑑發行委員會，《中華民國雜誌年鑑（1954 年版）》。

臺灣，明星印書館，1954 年。

劉秀美，《五十年來的臺灣通俗小說》。臺北：文津出版，2001 年。

瓊瑤，《窗外》。臺北：皇冠出版社，1963 年。

二、報刊、期刊與學位論文

張文菁，〈1950 年代の台湾における読者とその文学受容——言語および文化の分断からみる通俗小説の流行〉，《野草》，第92 期（大阪：中国文芸研究会，2013），頁 94-114。

張文菁，〈1950 年代初期の台湾における通俗雑誌の出版——通俗文学市場の形成とその諸相〉，《野草》，第89 期（大阪：中国文芸研究会，2012 年），

頁31-52。

(23)

張文菁，〈1950 年代臺湾文学の発展について——「反共文学」から「通俗恋愛小説」へ〉，《文化交渉における画期と創造》（大阪：関西大学文化交渉学教育研究拠点，2011 年），頁 153-181。

黃玉蘭，〈臺灣五◯年代長篇小說的禁制與想像——以文化清潔運動與禁書為探討主軸〉，臺北：國立臺北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蔡其昌，〈戰後（1945-1949）臺灣文學發展與國家角色〉，臺北：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未著撰者，〈時事述評：關於書刊審查〉，《自由中國》，第4 卷第 10 期（臺北：自由中國社，1951 年 5 月 16 日）。

張道藩〈一年來自由中國文藝的發展〉，《文藝創作》，第9 期（臺北：文藝創作社，1952 年 1 月 1 日）。

張道藩，〈論文藝與反攻〉，《文藝創作》，第25 期（臺北：文藝創作社，1953 年5 月 1 日）。

張道藩，〈略述民生主義社會的文藝政策〉，《文藝創作》，第37 期（臺北：

文藝創作社，1954 年 5 月 1 日）。

未著撰者，〈文化清潔運動／籲請各界人士一致奮起／撲滅赤色黃色黑色三害〉，

《中央日報》，1954 年 7 月 26 日，第 1 版。

王少南，〈禁書要禁得合理〉，《自由中國》，第12 卷第 11 期（臺北，自由中國社，1955 年 6 月 11 日）。

蔡盛琦，〈1950 年代圖書查禁之研究〉，《國史館館刊》，第 26 期（臺北，國史館，201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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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r Romantic Novels in Taiwan in the 1950s: The China News Weekly, Jin Xin-zhi

and Wen Hua Library Co.

Chang, Wen-ching ^*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the 1950s is normally considered “the era of anti-communism”.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1950s also marks the emergence of the Taiwanese popular novel. The Kuomintang (KMT) Government outlawed all kinds of publications written by Mainland Chinese or published in Mainland China, leading to a strong demand for local publications from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of Chinese readers. The China News Weekly , held by TANG Xian-Long , was accused by KMT in 1954 because of the erratic stories and gossip articles. After ten months during which publishing was suspended, Tang launched two other magazines named The Detective Novels Library and Times Novels Magazine in 1956. Although these magazines cannot be found these days, according to the advertisements of books coming from these magazines, titles, and prices, we can see not only the variety of popular novels, but also the books made for book-lending shops.

Also, one of the remarkable phenomenon in the 1950s was the debut of JIN Xin-zhi, a pseudonym whose true identity remains unknown. Leng Nuan Ren Jian (冷 暖人間)was widely regarded as JIN’s first work published in 1959. However, the publication year of this work can be traced back to 1956 when the publisher Wen Hua Library Co. published it. It was versioned several times until the end of 1961. Its first edition was actually named Jiu Jia Nü (酒家女). During the so-called “the era of anti-communism”, JIN’s works which mainly focused on female’s sad romance were particularly popular among young females. In the course of republishing JIN’s first work, Wen Hua Library Co. had gradually become a leading publisher of popular romantic novels in the 1960s. The phenomenon provides another perspective to look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popular novels in the 1950s.

Keywords: banned books, Cultural Cleaning Movement, popular magazine, popular publishing market, Anti-Communism Literature, TANG Xian-long, HONG Jiao, QIONG Yao

* Adjunct Lecturer of Waseda University and Keio University in Japan.

1950年代臺灣中文通俗言情小說的發展：《中國新聞》、 金杏枝與文化圖書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