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理想」與「烏托邦」：成舍我新聞教育理念與實踐論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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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想」與「烏托邦」：

成舍我新聞教育理念與實踐論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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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時新、劉夢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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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日期：2020 年 7 月 19 日；通過日期：2021 年 1 月 12 日。

* 本研究為 2017 年中國國家社科基金一般項目〈中國民營報館的階層與社會流動研究（1898-1949）〉（17BXW020）之研究成果。作者感謝兩位匿名評審專家及

《新聞學研究》編委會在思考方向和闡釋中提供富於啟發的意見。

** 李時新（1969-），男，廣西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博士，曾在暨南大學博士後流動站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新聞史。e-mail: 438584258@qq.com。

2011 年主持中國博士後科學基金項目「大眾化的報紙與報紙的大眾化：上海《立報》史研究」；2015 年主持廣西社科項目「抗戰時期廣西報紙的大眾化研究」。

2017 年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金項目「中國民營報館的階層與社會流動研究

（1898-1949）」。

主要成果：《上海〈立報〉史研究（1935-1937）》（獨著，暨南大學出版社，

2012 年），《成舍我新聞學術論集》（合編，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 年），發表論文三十餘篇。

劉夢禧（1995-），女，廣西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2018 級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新聞史。e-mail: 2842733698@qq.com。

本文引用格式：

李時新、劉夢禧（2021）。〈「理想」與「烏托邦」：成舍我新聞教育理念與實踐論析〉，《新聞學研究》，147: 151-179。DOI: 10.30386/MCR.202104.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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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報紙的普及率低以及勞資衝突和勞心勞力對立是近代中國新聞界存在的主要問題。成舍我的化解方案就是創辦學校，培養學生成為既能從事腦力勞動又能從事體力勞動的專業人才。

這樣，員工橫跨不同部門，實行角色重合，部門之間的矛盾就迎刃而解了。一個勞資合作、勞心勞力者合一的報館將有助於報紙的發展，促進報紙的大眾化。成舍我沒有認識到勞心勞力的對立主要是由分工的局限性造成的，人為地打破兩種不同性質勞動的區隔不僅違背了分工的客觀規律，同時又製造了新的對立，即勞資衝突。因此，成舍我「手腦並用」的新聞教育理念，除了拓展學生的知識和印刷技能，沒能提供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是他自陳的「烏托邦的嘗試」。另外，成舍我提出的

「報館主權共有」設想與他闡述的「手腦並用」新聞教育理念有著密切的關聯，也指向中國新聞界的問題；但旨在消減勞資衝突的「報館主權共有」實際上意味著取消管理勞動與執行勞動的分工，與成舍我報館所有者和管理者的身分相抵觸，因此無法施行。

關鍵詞：手腦並用、北平新聞專科學校、勞動分工、勞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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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問題的提出與研究回顧

1932 年，成舍我創辦了北平新聞專科學校（簡稱「新專」），提出「德智兼修，手腦並用」的校訓，這不僅成為其創辦新聞職業學校的共同校訓，也是成舍我畢生追求的新聞教育理念。一直以來，學者對此予以關注並進行研究。這主要分為三種情況：其一是將「手腦並用」與其提出的社會背景及報業發展情況聯繫起來，探討成舍我新聞職業教育事業興起的原因及目的；其二是對「手腦並用」的內涵進行闡釋，討論其人才培養的課程內容及作用；其三是對「手腦並用」的實踐過程進行反思，探討新聞教育對於當代的意義。

有關成舍我「手腦並用」新聞教育理念的緣起，部分學者聯繫社會環境與成舍我的個人需求，解讀其辦學的客觀因素與主觀目的。從社會環境討論，新聞媒體、民間組織、政府均對新聞職業教育有了新要求。

二十世紀前半葉軍閥混戰結束，城市資本主義發展，在國民黨新聞網絡完善下「一報多館、報業聯合和兼併」現象出現，北平市「報霸」把持報紙發行的鬥爭激烈（陳瓊珂，2008；喬雲霞，2012）。蔡傑（2018）

認為在民國時期，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發展導致民智覺醒程度提高，從而對新聞媒體提出了更高的標準，以培養新聞人才為特徵的新聞專業化自然成為了新聞媒體的發展方向。唐志宏與連慧珠

（2010）指出自 1912 年民間組織「全國報業俱進會」提議設立「報業學堂」，至 1945 年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決議「提高新聞者學術與技能」，成立新聞研究班、新聞事業專修班，民間到官方對大學新聞教育的認可在逐步完善。此外，不同時期、不同學校的創辦背景也略有差異，訾力超（2015）指出北平新聞專科學校側重培養合適的新聞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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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和印刷工人以填補當時優秀記者的缺口，桂林新聞專科學校為幫助逃避日寇侵略流亡到廣西的青年學子免於失學之苦，臺灣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則為成延續自由主義新聞思想的新陣地。從成舍我自身考究，劉艷鳳與袁新潔（2011）從西方新聞教育實踐的影響、為滿足自身報業發展的需要、對新聞專業人才重要性的認識、改革中國新聞事業的理想、對新聞學學術發展的深層認識和「報禁」時局客觀之影響，六個方面闡述成舍我新聞教育事業開展的動因。其中，針對成舍我「為滿足自身報業發展需要」這一目的，部分學者展開詳細論述，喬雲霞（2012）認為成舍我希望通過「興學」促進報業的發展，改進中國新聞事業，訓練手腦並用之人才。馬之驌（1986）指出成舍我通過檢字、排版、版面編輯等技術訓練學生，解決記者品德及排字工人習性問題。唐志宏與連慧珠

（2010）指出成舍我為滿足社會及其報業專業化和大眾化的需要，以學校教育（「學院型」）作為「體制內」（如北平新聞專科學校），以報館（「學徒型」）作為「體制外」（如報童工讀學校）的方式訓練報人。此外，成露茜、唐志宏與李明哲（2011，頁 15）認為無政府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對成舍我報刊實踐「面向群眾，以大眾化報刊教育大眾」的理念形成產生了較大影響。

其二，一些學者在探討成舍我「德智兼修，手腦並用」教育理念內涵時，將「手腦並用」定義為學員實踐能力的培養與全能型報人的訓育，進而闡釋其對報館運營中勞資對立及勞心勞動界限的深層影響。李鴻銘（1988，頁 255）指出「手腦並用」中的「手，就是學好一門技藝，不管鑄字、排字、列印、印刷，須在學習期內都學會。腦，就是用功讀書，讀書時，要思考、分析、弄懂弄通」。黃俊華（2010，頁 129- 130）將成舍我的辦學方針「德智兼修，手腦並用」概括為「注重新聞道德，培養學生的健全人格」及「注重實踐，提高學生的應用能力」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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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此外，「手腦並用」還有「用腦的新聞記者和用手的排字工人」

（葉紅，2006，頁 149-150）與「注重學員動手能力的培養」（陳瓊珂，2008，頁 58）之意。葉紅（2006）指出，成舍我為訓育「手腦並用」之人才，培養掌握盡可能多報業知識技能的新聞職業人員，從國文、數學、英語到報業常識、實習技術、報業管理、報業會計、報業經營、印刷機械及編採等多學科培訓開發「全才」的學生。劉艷鳳與袁新潔（2011）將成舍我「德智兼修，手腦並用」的教育理念解讀為技術與思想並重的全面人才培養觀，「手腦並用」的課程體現為新聞學概論、

採訪、編輯和新聞技能。因此，「手腦並用」的教育理念也是技術與思想並重的全面人才和全能型報人的新聞教育觀。在深層涵義的解讀中，

陳瓊珂（2008）認為「手腦並用」旨在打破勞資對立及勞心勞力的界限，用於解決報紙資本化帶來的報館內部矛盾激化、社會輿論集中化等問題。蔡傑（2018）指出新聞人才培養模式與「手腦並用」的教育理念對報館正常運行具重要意義，有利於推動新聞職業化發展，也是新聞職業化發展的必然產物。

其三即探討「手腦並用」理念的實際效果。現有研究既有對成舍我新聞教育理念的認可與借鑑，也有反思與質疑。認可主要基於其對新聞職業教育的發展有促進作用，陳瓊珂（2008）指出成舍我倚重實踐的職業教育方式提供了新聞教育新模式和報社組織形式。湛暢（2010）認為成舍我在「手腦並用」的理念下突出技能訓練的做法，也為中國近代新聞職業教育和新聞教育思想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質疑主要集中於成舍我的新聞教育理念實施過程並未達到既定效果，陳瓊珂（2008）認為成舍我雖然提倡理論與實踐並重，但在實際操作中卻逐步向消除勞資對立、減少成本、更好實行科學管理和獲得利潤的結果邁進，其試圖建立沒有勞心勞力區別的理想教育因過於繁重的實習任務和缺少社會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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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而被破壞。葉紅（2006）指出由於成舍我資本家的身分，為迎合私人辦報需求，授課也過多傳授獲取和編制新聞的技巧，使學校缺失理想和道德教育，充滿工業流水線色彩，學校私有、本位的教育體系特點，

與教育面向社會、面向未來相悖。不同的聲音還表現在《世界日報》附設報童工讀學校要求兩個班的報童輪流學習與賣報這一案例，喬雲霞

（2012）認為成舍我要求報童賣報的方式是新聞教育事業的嘗試，對其勇敢地與北平市把持報紙發行的「報霸」鬥爭給予肯定。葉紅（2006）

認為這是成舍我借助辦學之名培養一批廉價的新聞從業者為其報業服務，獲得個人報業競爭的成功而為之。

以上觀點都在一定層面上揭示了成舍我新聞教育理念和實踐的特點和缺憾、產生背景以及社會意義。但總體看來，對成舍我的「德智兼修，手腦並用」的解讀不夠深入，往往將最核心的教育理念粗略帶過，

評析角度沒有大的突破，由於拘泥文本分析，文章大多簡單重複，沒能從文本和史料跳脫開來進行回顧和反思。筆者尤為注意到，研究者在討論「手腦並用」時較多指向新聞專業技能的綜合訓練，忽視甚至規避了成舍我所賦予的工具性特徵，即藉以打消勞資對立以及勞心勞力的界限

（成舍我，1935）。即便有所討論，或者不假思索地斷定其有效性，拘囿於想像和理論推導，或者質疑其實現的社會條件之不足，未作深入剖析。在筆者看來，「手腦並用」承載了成舍我試圖解決長期困擾中國新聞界的勞資衝突和職員與工友對立的使命，但開出的處方顯見藥不對癥，「取法乎上」而「僅得其下」，終以訓練學生的知識技能，致力於報紙大眾化為目標。何以如此？本文嘗試運用勞動分工理論和職業分層理論進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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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手腦並用」提出的背景與動因

成舍我因何創辦「新專」並提出「手腦並用」的校訓，是研究成舍我的新聞教育理念首先要解答的議題。對此，有從成舍我早期的求學和從業經歷進行分析者，有從成舍我不滿於北平新聞界整體素質低下進行探尋者，有從成舍我在歐美考察期間感於美國新聞教育之完備進行追溯者，應該說不無關聯。但筆者認為，若從成舍我本人的演說或文章及其

「世界報系」同仁的追憶中或能掐中問題的主因。

成舍我至少有三次間接或直接談到創辦新聞學校的動因。第一次是 1932 年 4 月在燕京大學新聞學系演講，在分析報紙的「資本化」和

「商業化」侵蝕報紙言論的獨立性時，批評報館主人與讀者、報館職員不平等的關係：「報館的主權和政策，不但一般讀者，無從過問，即所有職員，除有巨額投資者外，亦一律只有仰承主人的意旨，不敢輕有違反」（成舍我，1932 年 5 月 7 日）。由此，他展望「未來的中國報紙，他應該受民眾和讀者的控制。他的主權，應該為全體工作人員，無論知識勞動或筋肉勞動者所共有」（成舍我，同上引）。這裡隱約透露出成舍我要解決制約報紙發展的勞資衝突問題，並且認為知識勞動者和筋肉勞動者應該是一種平等的關係，這成為成舍我創設新聞學校以實現其理想的思考原點。

第二次是 1933 年 4 月在北平新聞專科學校的開學典禮上發表講話

〈如何使報紙向民間去〉，闡述改革中國新聞事業的辦學背景和動機：

一是中國的報紙大半「只是特殊階級的讀物，而不是社會大眾的讀物」，「不能伸張到民間去」；二是報紙的資本化導致「勞資的對立，

日趨尖銳」，「就在同一報館內，腦力勞動者與體力勞動者中間，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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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易發生衝突」。要破解這兩個難題，就要開設一所新聞學校，一方面在校內創辦一份民眾化的報紙，一方面訓練手腦並用的人才，即既能做社長或主筆，又能排字、管賬，腦力勞動和筋肉勞動「合而為一」（成舍我，1933 年 4 月 11 日）。成舍我明確提出通過辦校培養橫跨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人才，解決兩者的對立問題。

第三次是應《報學季刊》約稿，於 1935 年 3 月撰文〈我所理想的新聞教育〉，再次解釋何為「手腦並用」，並說明兩年來「新專」試驗的緣起和意義：(1) 未來的報館「應消滅資本勞動兩階級的對立，並且連勞心勞力的界限，也應一掃而空」，解決的辦法就是「將一個報館的主權，交給全體工作人員」，這樣人人都是報館主人，報館內部的矛盾自然無從產生了。但由於印刷工人的知識和道德水準低下，尚不能行使主權，那麽當務之急就是從根本做起，培訓一批新的報業人員，「他們一方面可以做勞力的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做勞心的經理，或編輯」，手腦並用，如此，報館即可團結協作，有序運行。(2) 手腦並用能夠提升職工的工作效率。如果編輯與印刷工人在技術上相互溝通和學習，將來

「編輯就是工人，工人也就是編輯」，推而廣之，級別最低的報差和信差也可兼任重要的外勤職務，一人多能。而且，手腦並用也能孕育平等的人際關係，「凡是同在報館工作的人，沒有什麼上等下等的分別，換一句話說，就是沒有什麼勞心勞力的分別」。(3)消彌勞資對立，訓練手腦並用的工作者，有助於報紙的大眾化（成舍我，1935，頁 108）。

至此，成舍我將中國報紙的大眾化問題以及報館勞資衝突和勞心勞力對立視為中國新聞界的主要問題，其應對方案就是辦校育人。中國報紙的大眾化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國大多數報紙集中在幾個大型城市，廣大的農村地區難覓蹤影。有學者對 1936 年中國報紙的分布情況進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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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報紙的銷路，多在沿海各省的大城市內。京、

滬、粵、平、津五處報紙的銷售量，差不多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二。這五個城市的人口，約八九百萬，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然則其餘三分之一的報紙，實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八共同分配之。而此三分之一之報紙，自然又集中在較小的城市內，

實際上流入鄉村的，少而又少。由上述平均，鄉村中每一千人能得一份報，而此千人中又只二百人有識字能力，鄉村地廣人稀，二百能讀報者共讀一份報，殆為不可能之事（聶士芬、羅文達，1936，頁 2）。

二是讀者主要集中於幾個特殊社會階層，對於廣大民眾來說報紙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中國辦報數十年，到現在，他的讀者，還只是限於極少數的政治人物，和所謂知識份子，不能伸張到民間去」（成舍我，1933 年 4 月 11 日）。中國報紙的大眾化程度是非常低的。在成舍我看來，「手腦並用」的實踐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從未來報紙大眾化的傾向著想，消彌勞資對立，並訓練手腦並用的工作者，更有急切的必要」（成舍我，1935，頁 109）。一個勞資合作、勞心勞力者同一的報館有助於報紙的發展，「使報紙向民間去」（成舍我，1933 年 4 月 11 日）。事實上，成舍我歷來將報紙視為「最有效而普遍的教育工具」，具有重要的社會監督功能和政治宣傳功能，「如果能做到人人讀報，我們就不怕人民不來擁護民族的利益、制裁貪污的官吏、抵抗外來的侵略」（成舍我，1938 年 11 月 24 日）。

另一方面，由於報館的資本主義性質，也由於傳統等級觀念的根深蒂固，報館所有人及其管理者，從事採編工作的記者和編輯（職員）以及從事排字、雕刻、鑄版、印刷工作的工人（工友）三者之間的矛盾，

在中國報館長期而普遍地存在著。《京報》社長邵飄萍指出「我國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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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新聞業者，對於記者地位之觀念，尤有輕視冷酷之習性」（邵飄萍，

1924，頁 250）。有人也認為「在內地新聞界方面，記者的工作，在一般原則上雖較律師、醫師等其他自由職業者的責任要繁重，而其所得於社會的物質報酬，就較律師、醫師等低劣多多」（劉濤天，1937，頁 334）。一些職工「不得不於工作之外，更兼謀他職，以資挹注」（趙君豪，1938，頁 266-267）。至於報館工人，通過比較 1930 年代中期上海報館職工工資便可知相差懸殊：

報社主管人月薪自 200 元至 400 元；主筆及總編輯自 150 元至 350 元；各欄編輯主任自 120 元至 200 元；編輯自 60 元至150 元；本埠特別訪員約在 50 元左右；副刊編輯自 40 元至 80 元；翻譯約 50 元左右；校對及譯電約 20 元左右；營業部主任自100 元至 150 元；另有傭金可得；發行員、廣告員及會計等自 30 元至 70 元；印刷部職工，各部監管約在 40 元左右；各部工人自 10 元至 20 元不等（劉覺民，1936，頁 133）。

記者尚且兼職以為補貼，工資落後的工人生活狀況就可想而知了。

正因為此，報館勞資糾紛所在多有。如 1926 年 7 月，廣州《七十二行商報》印刷工人提出加薪未果，除國民黨的兩家機關報外，所有報館工人悉數罷工，要求增加月薪，另補休息金（銅駝，1926 年 8 月 7 日）。次年 4 月，該市各報新聞記者組建經濟鬥爭委員會，提出加薪，

聲稱不達目的即罷工（執中，1927 年 4 月 6 日）。由於政府禁郵外埠，《時事新報》經濟不支，於 1935 年 1 月解僱五名記者，上海市新聞記者公會多次與之交涉，延至 9 月，代理經理才答覆「設法予其複職」（〈記者公會執監會昨開緊急會議為《時事新報》解雇職員事〉，

1935 年 1 月 9 日；白露，1935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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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職員與工人由來關係不洽，工人疏遠職員，職員歧視工人。如長沙一位印刷工人就抱怨有的書刊校對人員神氣十足，「很瞧我們工人不起，……板著面孔說幾句硬邦邦的話，連『工友』這個一般稱呼也不願喊」（李建勛，1989，頁 162）。有報人回憶 1920 年代《時事新報》為了改進報紙，「編輯人員放下架子，親下排字房」，幫助工人提高拼版工效；指出，「這也是囿於舊習的『申』『新』兩大報所認為不值得做的，因而也是無法辦到的」（何思誠，1999，頁 141），反映報館職員由來自視高人一等，不屑於與工人為伍。

總之，成舍我的構想就是培養手腦並用、身分合一的從業人員，形成平等的勞動關係，將報館改造成一個「合作的集團」，化解困擾中國新聞界（也包括自己）的勞資衝突和勞心勞力對立問題。

參、分工與報館勞動關係

分工是勞動社會化的形式，是在大範圍的勞動協作中，各個勞動者從事一種特殊的、獨立的部分活動（林其泉，1988）。就形式而論，分工可分為社會內部分工和企業內部分工。其中，企業內部分工是把製作一件產品的統一過程，分割為許多在空間上並存、在時間上相繼進行的流水線工作，包括：(1) 按照勞動過程的操作程式劃分的分工，即程式分工；(2) 按照勞動過程的兩種技能——體力和智力——劃分的分工，

即機能分工（劉佑成，1985）。本文主要從企業內部分工這一視角進行分析。

（在報館中）先從編輯部發下稿子，發到排字房；排字房排好了，總歸到拼版房，拼版拼好了，送到紙版房；紙版澆好了，送到鉛版房；鉛版澆好了，送到印刷房；印刷好了，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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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發行方面的捆報、郵寄、批發、門市等等部分，一直到每個讀者的手裡，其中所經過的，都要在一條線上，不可有一些光陰的耗費（錢伯涵，學校講義，1940，頁 31）。

這是報館生產的一般流程，它既包含程式分工，即將報紙的生產過程分解為採編、排版、鑄版、印刷和發行等依次進行的階段，也包含機能分工，如採寫和編排以腦力勞動為主，印刷和發行以體力勞動為主。

報館之所以採用分工這種社會化勞動形式，是因為分工將一種具體勞動切割為許多相互配合的特殊勞動，並使每一種特殊勞動專門化、專業化，從而產生較高的效能。這表現為：(1) 提高記者的採寫編輯技能和工人的印刷發行能力；(2) 統一規格，實行報紙的標準化生產；(3) 採寫、編輯、排版、校對集中勞動，各司其職，前後銜接，縮短空間距離，減少非生產時間；(4) 報館職工在秉賦、性情、體能和知識等方面各有不同，各展其長，可有效降低勞動成本，提高報紙質量和生產效率等等。

然而，分工對報館職工勞動關係的制約也是很明顯的。第一，分工把報館分割為若干相互獨立的部門，各部門又因生產特性分布在不同的區域和時間段（如編輯部和印刷部多在夜間工作，營業部在白晝工作。

印刷部多設在地下室或一樓，其他部門在樓上），除了工作交接，固定在不同崗位的職工平日少有交往和感情聯絡，空間隔離和時間錯位導致關係疏遠。

第二，分工造成勞動在報館職工之間的不平等分配和他們參與勞動的地位差異：

由於勞動本身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巨大差別，所以當分工把不同勞動分配給不同個人來擔負時，使人們的實際勞動地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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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不平等狀態。……對絕大多數人來說，不是興趣決定他所從事的工作，而是生存的必然和社會分工的外在力量規定人的工作，所以，分工的結果不是人人適得其所，各享其樂，而是人們對社會勞動分擔的不平等。（劉佑成，1985，頁 178）

(1) 職員與工人的工作環境和物質條件不同。「報館的印刷部，聲浪往往很高，機器軋轢聲，夾著工友的嘈雜聲，這種情形，事實上很難防止；它的害處，足以使工友在不知不覺中發生疲勞」（莫若強，

1935，頁 30）。此外，長時間工作、照明昏暗、空氣混濁、粉塵飛揚等都使許多工人患上鼻炎、神經衰弱、慢性肺癆等職業病。比較而言，

編輯部顯得清靜、整潔、衛生得多，有的報館還配備良好的辦公設備和文娛設施。

(2) 職員和工人付出的代價不同。儘管外勤記者「遇有突發的新聞時，往往沐雨櫛風，日夜不斷的奔波」（張紀年，1946，頁 171），但總體如伏案工作的編輯一樣以腦力的消耗生產知識，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而印刷工人則終年從事粗重、重複、乏味的體力勞動，能量消耗大，如排字工人必須疾步奔走於排字架之間，檢字、排字、還字；機器工人要維修印刷設備，清理、搬運零部件等。

(3) 職員和工人的勞動感受不同。記者每天接觸社會和讀者，更能從工作中體味樂趣和勞動的成就感。如有外勤記者對自己的工作情有獨鍾：「七八年來奔波、勞動，不僅沒有為我選擇的職業而懊喪，反覺得畢生從事這樣工作的意思格外堅定起來。人，總得應該做一種他喜歡做的事情，也應該做些有益於人的事情。新聞記者，我想是一份最好的工作」（唐海，1947，頁 52）。由於文化程度低，就業門路窄，工人無由選擇其他更好的工作，已覺鬱悶，「而長時間之勞動及工銀之低廉均使一般職工起一種惡劣之情感」（章先梅，學校講義，19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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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第三，分工造成報館職工在收入分配上的差異。資本主義社會的工資等級制度是以勞動分工為基礎的。由於職員和工人所受教育程度不同，從事的具體勞動的複雜程度不同，其勞動力價值也不相同，這樣就形成了勞動力等級制度以及與此相應的工資等級制度。總體上，工人的收入比職員低。如《大公報》素來對職工優待有加，但也有報人為本館工人的待遇鳴不平：「一個熟練的排字工人，（1934 年）月薪不過 20 元，與編輯部人員比，待遇懸殊，比經理部人員也低得多。那時還不懂什麼叫剝削，但總覺得這種現象有點彆扭」（孔昭愷，1991 ，頁 49）。直指薪水低廉具有「剝削」的性質。此外，同一崗位和不同崗位工資又有等級差別。

第四，報館職員和工人擁有不同的職業地位和職業聲望。勞動分工是職業劃分的依據，職業是與特定的勞動過程分工相聯繫的勞動者分工，不同的職業具有不同的社會地位。一種職業所擁有的權力、工資、

晉升機會和工作條件等社會地位資源，決定了其職業地位的高低及其社會評價，即職業聲望的好壞（潘錦棠，1991）。決定職業地位和聲望的因素有職業的社會價值、勞動觀念、收入待遇、工作條件和工作要求等。「新聞記者為自由職業者，以社會大眾為物件，以公正無私之見解，為多數人謀福利，故其人格地位，均為社會大眾所尊視」（趙君豪，1938，頁 262）。服務大眾、提供知識、傳播思想，鑄就了記者良好的職業聲望。而工人由於崗位特性長期在「幕後」工作，只是為報紙內容的最終呈現提供體力和技術，幾無社會影響可言。此外，一些輕視體力勞動的傳統觀念，譬如「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等等，也降低了報館工人的職業聲望及其自我評價：「因了報紙的重要，檢字工友，照例應跟著重要。可是事情恰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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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他們不但不被社會人們重視，生活反而困苦！」（萬大白，1938，

頁25）。

綜上，分工造成報館職工在勞動條件、收入待遇、職業地位等方面的種種社會差異。「社會不平等往往產生於社會差異」（Kerbo, 2009／

蔣超等譯，2012，頁 13），而這成為報館職工產生摩擦的主要原因，

成舍我對此深有體會：「編輯部與印刷部，總難合作。凡是從事過新聞事業的人，恐怕都感到這種痛苦」（成舍我，1933 年 4 月 11 日）。

肆、手腦並用收效不彰

對於分工的局限性及其消極影響，成舍我的對策就是：打破分工，

手腦並用，讓勞心者同時做勞力事，勞力者同時做勞心事。這主要在

《立報》展開。據成舍我回憶，在《立報》工作的「新專」學生「都不甘心整日在排字房裡排版為滿足，他們的工作欲還要求做採訪做發行，

甚麼都要幹」；「尤其在（八一三）淞滬大戰期間，他們幾乎每天都跑前線採訪戰訊，終日槍林彈雨，無孔不入，毫不退縮。白天穿上大褂就去做記者；回到報社換上排字房的工作服，就是排字工，這種敬業精神，實在可嘉」（馬之驌，1986，頁 234），似乎實現了他設想的勞心勞力的「合而為一」。

那麼，真實效果如何呢？事實上，將採編和印刷兩個完全分屬不同程式和機能的勞動合二為一，從表面上看似乎「打消」了勞心勞力的對立，但由於此舉只是暫時抹去了引發對立的社會差異，實質上又將對立轉化為新的對立形式——勞資衝突。可以說，一方面，「新專」學生不計個人得失，一人多職，勤苦工作，不過是其在全民抗戰這一特殊背景下的表現，並非一種可持續的狀態；不然，就無法解釋《立報》在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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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後復刊，印刷工人因薪酬太低與館方發生糾紛而罷工，《立報》被迫停刊了（李時新，2012）。另一方面，由於成舍我並未改善「新專」

學生的工作生活條件，反而加大勞動強度，降低工資待遇，有學生抵滬不久即返回北平，以為抵制（賀逸文、夏方雅、左學鴻，1982）。手腦並用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

分工是勞動本身的獨立化和專門化，它將不斷細分和專業化，所謂

「勞動永存，分工不滅，分工具有時間的永恆性和空間的普遍性」（郝振省，1998，頁 6）。成舍我試圖以個人意志來廢除分工，是與分工演化的客觀規律相違背的。

誠然，成舍我也無法扭轉腦體對立的觀念對報館職工的影響。正如倫理學家周冰原（1954）所指出的：

舊中國的知識份子，為家庭出身所限，往往抱著一種輕視體力勞動的觀點；同時，廣大的體力勞動者也往往對他們懷有戒懼。小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知識份子，在階級對立的社會裡，也對體力勞動抱著不正確的看法。在舊中國，儘管不少知識份子也受到壓迫，但對廣大的工農勞動人民來說，卻還是處於優越地位的。體力勞動者被看成下等人，不能與知識份子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頁42）。

實際上，「新專」學生似乎也未能參透成舍我消除勞心勞力對立的意圖。在 1936 年《立報》出版一周年之際，有學生代表撰文談及手腦並用，但主要陳述他們與編輯部的密切配合以及排字設備的革新，至於對「打破以往一貫長衫短衣有別的富於封建思想的階級制度」有何感觸和體悟並未提起（烏澤榮，1936 年 9 月 20 日）。而這恰恰是手腦並用的內核之所在，「新專」學生的理解僅僅停留在技術養成的層面。

在辦校二周年之際，成舍我說他的手腦並用的新聞教育理想「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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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人指為一種烏托邦的嘗試」（成舍我，1935，頁 107），又說「這種理想，難免不失敗」（同上引，頁 105），表明他並非信心十足。而他對報館專業分工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逐步清醒的過程。早在 1935 年，他認為：

固然學術愈進步，工作愈專門，一個人決難全知全能，報館的技術，當然也不能例外，專門的工作，自當讓專門的人才去做。不過，一個報館的工作者，一方面應該有專門的技術，

一方面對報館全部工作，也應該普遍瞭解（同上引，頁 108）。

強調「專門」，但闡述的重心卻是「一人多崗」，目的在於減少部門摩擦，提高工作效率。成舍我（1944）提出「專家辦報」的口號，以報紙內容、管理、印刷、運輸、傳播技術和工具為例申述「專才」和

「分工」的重要意義：

新聞事業，需要專門人才主持，其重要性質更過於需要資本。過去辦報的人，他們的學歷及畢業志願，多不一定和報紙有關。……他們多半視報館為傳舍，流動性極大。在科學發達、分工精密的現階段，我相信戰後新聞事業，這種現象，亦必將歸於消滅。只有研習新聞或新聞事業中之某一技術部門，

並以辦報工作為終身職業的人，才能參加新聞工作。……在未來新聞事業益趨專門化時代，當然更非專家不能辦報（頁 27）。

他主張由「跨部門」、「跨專業」回歸各司其事，各盡其責。1944 年2 月，顛沛輾轉到桂林的北平新聞專科學校宣布復校。成舍我對「手腦並用」進行解釋：「手，就是學好了一門技藝，不管是鑄字、排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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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版、印刷等，必須在學習期間內都學會。腦，就是用功讀書，讀書時，要思考、分析，要弄懂弄通」（李鴻銘，1998，頁 255）。學校沿用戰前的課程和學習形式，與商務印書館建立業務關係，培養專業人才

（賀逸文，1981）。成舍我晚年在接受馬之驌採訪時，避而不談曾經大加宣揚的手腦並用的初衷和宏願，只是稱讚「新專」學生的技能提升、

勤奮肯幹和對報館的貢獻（馬之驌，1986），可謂印證了通過取消勞動分工進而消除勞心勞力對立，確乎是其自陳之「烏托邦的嘗試」。

其實，儘管尚不具備消滅社會差異的客觀條件，但成舍我至少可以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縮小報館工人與職員的勞動報酬差距，改善工作環境，提高勞動薪酬，而此誠非其所願。

據北平《世界日報》的員工回憶，報館對職工一直採取低薪制，編輯和工人沒有福利待遇。1930 年以後，《世界日報》營業好轉，收入激增，雖然不再拖欠職工的薪金，但並沒有多大改善，還是比別的大報低，「結果許多人至今說他刻薄」（賀逸文等人，1982，頁 61）。報社對招聘、招考者「相當苛刻，薪金待遇又差，也就留不住這些人了」

（同上引，頁 93）。私人介紹的編輯也因待遇問題，不久辭職，編輯部的人員變動頻繁。除年節休刊外，員工終年工作，星期日也不例外，

報社也沒有出臺輪流休息的辦法。直到 1936 年，經高級職員一再建議，才允許每週輪休半天（吳範寰，1982）。營業興旺後，報社以國難當頭為藉口，年節也不休刊，對外以「每年發行 365 份」為號召。編輯請假須托人代編，否則報社找人代替，由請假人支付工資。職員按工作性質分別規定上班時間，遲到或曠工在月底照扣工資，職工對此頗為反感（賀逸文等人，1982，頁 117）。

在自辦印刷工廠之前，《世界日報》印刷工人的勞動環境很差。

「在房屋分配方面，工廠車間總是放在最壞的房子裡，對光線、衛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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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從不考慮。如在西長安街本社，把印刷部放在地窖子裡，既陰濕又黑暗，經常不見陽光，煙塵彌漫」（吳範寰，1982，頁 36）。另外，工資收入較職員更低。「每月多是十二、三元，最高也不過十四元，而且還有多種罰則，幾乎每個月每人都會被扣上一、二元。因此，工人極為不滿」（賀逸文等人，1982，頁 93）。工作時間也長，「工人沒有固定工作時間，完事才能下班。遇到重大新聞，一天要幹十幾個小時。工資又比他報低，得職業病的不少」（同上引，頁 61）。1927 年 1 月 5 日，得知報社營業已有起色，印刷工人要求改善待遇，成舍我於是將全體工人解雇，另換一批。當日的《世界日報》因此只出報了一大張，連帶《世界晚報》一起出版延遲（同上引）。1933 年 1 月，《世界日報》和《北平晨報》兩家印刷工人舉行聯合罷工，要求改善待遇，提高工資。成舍我初仍不允，工人態度堅決，不達目的絕不復工，相持數天，官方也無計可施。最後成舍我因停刊招致損失，表示讓步，工人工資才從14 元加到 17、18 元。自 2 日起停刊的日報和晚報終於於 7 日復刊。從收支情況來看，《世界日報》的報費盈餘幾乎可供全體職工的薪資。廣告和副業收益的大部分為老闆所得（同上引，頁141）。

上海《立報》職工的工資普遍偏低。「該報經費夙主撙節，待遇館友，並不過豐」（露軒，1936 年 2 月 9 日）。舒宗僑（1987）回憶擔任記者時「待遇微薄」，他要為外地報紙拍發新聞電報、寫通訊，增加一些收入。有一位國際新聞編輯月薪僅 80 元，相當於十多年前同等職位的中等水準。他後來兼任評論工作，僅增加 40 元。如果報社另聘他人，月薪至少須80 元。這樣，報社相當於每月節省了 40 元（顧雪雍，

1996）。報社的工作環境也不佳，1936 年夏，由於地方狹小，設備簡陋，館內十分炎熱。副刊編輯謝六逸體胖怕熱，稱病請假一月，由他人暫時代理編輯工作。後來，在同人的再三要求下，報社才添置電扇，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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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逸也「病癒到館」了（夏仁麟，1944）。

1935 年，成舍我將「新專」的一批畢業生派往《立報》擔任排字工人。在北平時，成舍我本來根據學生的成績等級將其月薪分為甲等生 22 元、乙等生 20 元、丙等生 18 元，但到上海後均降薪 2 元，沒有任何福利待遇。他們工作的時間長，每晚九時上班，次日清晨六時下班。

下午二時起到工廠還字，又工作二、三小時。一年到頭，天天如此。此外，生活條件也很艱苦，一無休假，二無食堂，三無廁所，四無醫療。

這樣，報社可以避免占用房屋，節省開支（賀逸文等人，1982）。

較之《立報》，同時期的《申報》和《新聞報》的薪酬待遇要好得多。一是兩報職員都成立了維護自身權益的同人會，而同人會組織也得到了館方的承認，表明館方是尊重職員的正當權益的。如 1930 年初，

申報同人會以書面形式向館方提出最低薪水額、加薪、分紅、醫療費、

同人進退調動等方面的要求，館主史量才派經理與同人會執委接洽，

「允先加薪三成，餘暫緩議」（秋意，1930 年 1 月 31 日）。二是年底加薪的訴求能夠得到館方的回應。1933 年底，《新聞報》職員醞釀加薪，至 1934 年 1 月尚未解決。總經理汪伯奇表示贊同加薪原則，但解釋須經董事會通過且制定詳細的辦法。4 月初，董事會同意加薪，分三元、五元、七元、十元四級，編輯和採訪兩部平均為五元，同時補發 1 月至 3 月的薪金。在《申報》，總理史量才則實行普加，平均以五元、

四元為多；與《新聞報》不同，從 4 月開始計算，「兩報職員皆歡天喜地」（報者，1934 年 4 月 30 日）。三是實施同人儲蓄制度，以備職工不時之需。如《申報》於 1937 年 1 月開始施行同人儲蓄，其辦法為：

「每人每月，由會計處扣存薪金百分之五，再由館方貼出百分之五，湊成百分之十；如經濟寬裕者，年終花紅，亦可交存一個月，但因利率高於一般銀行，計周息一分，故花紅不得多存，亦不倍送一月」（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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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12 月 11 日）。四是組織集體活動，增進勞資合作，聯繫職工感情。如《申報》經常組織職工利用假期到上海周邊城市旅行，每人酌納車費和飯費，不足部分由報館貼補。1936 年 2 月底，赴無錫旅行的職工有四十餘人，每人納洋四元，「報館上中下級職員和工友不分階級同等待遇，一律坐三等車。一路說笑，倒是十分有趣。結果報館拿出來一百餘元，同人們歡天喜地」（小傑，1936 年 3 月 6 日）。

可以說，作為報業資本家，成舍我在處理與職工的關係時較為強勢，太過看重報館的資本增值，而忽略職工的正當權益。在此情況下，

試圖通過「手腦並用」來消除勞資衝突、勞心勞力對立顯然困難重重。

伍、結論

勞資衝突和勞心勞力對立是近代中國新聞界存在的主要問題。成舍我化解問題的方案就是創辦學校，既教授採編和管理等課程，又施以印刷技能的訓練，培養學生成為既能從事腦力勞動又能從事體力勞動的專業人才。成舍我的設想是，編輯部門或管理部門與印刷部門時有齟齬，

如果員工橫跨不同部門，實行角色重合，不分彼此，那麼部門之間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而一個勞資合作、勞心勞力者合一的報館將有助於報紙的大眾化。我們知道，分工是生產勞動發展的必然產物，具有專門性、專業化的屬性，它一方面降低勞動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又形成不同工種之間的差異。表現在報紙生產上，一方面採編、管理、印刷各司其職，保證了報紙品質，另一方面又造成報館職工之間的不平等分配以及職業地位、職業聲望的差異，導致部門之間的矛盾。那麼，是否可以如成舍我所設想的通過「手腦並用」，即消除分工的方式來消除矛盾呢？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如果說在戰爭等特殊時期員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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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縫插針，一人多勞，但在平時則不能不各司其責，不然難以保障生產效率和報紙水準。事實上，從辦校和辦報這些親身實踐中，成舍我已經意識到分工的重要意義，從而提出「專家辦報」的理念。這意味著，他放棄了運用「手腦並用」解決報館勞心勞力對立的可能性。「手腦並用」回歸到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學習，推進報紙大眾化。中國報紙大眾化的討論和實踐大約始於二十世紀二〇年代，受文學與大眾結合的思想的影響，新聞與大眾的結合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辦報思想（單波， 2001）。有報界人士指出「新聞事業之目的，在服役公眾。新聞紙之性質，亦一最普通之教育，故以極峰之造詣言，新聞事業必日趨大眾化，

新聞紙必日趨淺顯化也」（黃天鵬，1930，頁 161）。而與此同時，辦報的專業人才極為匱乏。「報紙倚賴教育的地方很多，而造成新聞的專門人才，更非教育不可」（錢鶴，1931，頁 36）。新聞教育先後創辦起來。有論者認為「近代新聞事業分工日細，在在需要專門人才，我們不可不順這個潮流走」（朱沛人，1948，頁 18）。成舍我之創設「新專」、提出「手腦並用」在於培養專業人才，推動報紙大眾化；同時，

痛感中國報業勞心勞力對立的痼疾，成舍我賦予「手腦並用」化解痼疾的使命，希圖「畢其功於一役」，而未能充分考量在「試驗」的過程中來自社會條件、自身角色和對分工的認識局限等方面的製約。在桂林復校後，成舍我未再提及「手腦並用」、「廢除新聞事業長衫與短衣之階級區別」的原初意旨，主要致力於報紙專業化和大眾化的推進。

成舍我在闡述「手腦並用」的新聞教育理念時，幾次提到「報館主權共有」，因為無論是「手腦並用」還是「報館主權共有」，都指向勞資衝突或勞心勞力對立這個成舍我記掛於心的問題。因而，討論成舍我的新聞教育理念離不開對於報館組織形式或曰報館主權的討論。如果說

「手腦並用」指向勞心勞力關係，那麼「報館主權共有」則指向勞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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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成舍我提出「將報館的主權交給全體人員」，這與其報館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身分是矛盾的。勞資關係「與其說是從生產活動的任務分工中產生的指揮與被指揮的關係，不如說，是一種利益不同者之間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或對立關係」。資本家只關心如何獲得最大限度的剩餘價值，工人則關心如何保持和提高勞動的等價，兩者的利益是完全對立的

（萬成博、杉政孝，1981／楊杜、包政譯，1986，頁 121）。本來，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表現為管理勞動和執行勞動的分工，由於生產過程掌握在企業主手中，管理職能一般由企業主（包括其管理部門）承擔，具體勞動則由生產工人來完成。下放報館主權，實行全體共有，意味著成舍我要取消管理勞動與執行勞動之間的分工，如是，每個人肩負管理者和勞動者的雙重身分，對立消失，地位平等，「盡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劉佑成（1985）指出：

管理體現著資本對勞動力的實際使用權和支配權，而使用權和支配權又以勞動力買賣關係為前提。取消管理者與執行者的分工，意味著資本放棄對勞動力的控制，從而也就是實際上放棄他對購買來的勞動力的所有權，放棄資本與雇傭勞動關係

（頁139）。

作為《世界日報》和《立報》的投資者、所有者和管理者，成舍我不可能也沒有放棄對報館人事和生產過程的全面監管。自 1935 年起成舍我開始在《世界日報》建立科學管理制度，如設計整套新式簿記，實行會計成本、設立總管理處，集中領導、採用全員工作日記制、施行嚴苛的人事管理等等（賀逸文等人，1982）。成舍我每次自北平到《立報》視察業務，都以總經理身分每日到報館辦公，他要求各部門工作人員提交記載當日各種事項的記事本，由他批閱，獎勉極少，批評和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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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對從「新專」畢業的職工則常加批斥。成舍我要求工作高效，但實行低廉薪酬，這顯然與成舍我「報館主權共有」的主張是背道而馳的。有些人因不堪忍受其盛氣淩人的作風或家長式的命令而提出辭職

（張常人，2005）。實質上，「手腦並用」的全面推進本身就體現了他對管理權的把控和運用。與「手腦並用」不同，「報館主權共有」從未實施。

1936 年，從《立報》離職的副刊主編張恨水獨資創辦《南京人報》。除了印刷工人的待遇與其他報館一樣，總編輯、副社長和普通採編人員的月薪都較低，而擔任社長的張恨水不忍心支薪，「卻是白盡義務，依然靠賣稿為生」。由於報館職工齊心協力，同甘共苦，報紙辦得如火如荼，達到自給自足。張恨水自稱「窮辦報也未嘗辦不好」。1937 年因中日戰爭爆發報紙經營困難，印刷工人體諒張恨水，主動免領工薪，只要少許維持費，甚至維持費沒有著落也照樣工作，令他深為感動

（張恨水，2015，頁 54-56）。張恨水雖為報館擁有者和管理者，卻並未以資本家經營商業的方式來辦報，保證全體職工的基本生活是其經營的首要目標，分紅只是一種預期。這也決定了他採用縮小差額的工資等級制度，尤其注意優待薪水歷來低廉的印刷工人。張恨水在管理社務時得到全館職工的密切協作，真正做到了「各盡所能」。因此，他稱《南京人報》是「根本沒有老闆」的「夥計報」，以區別於利潤至上的「老闆報」。而作為新聞從業者和研究者的趙君豪也向業界發出呼籲：「為維持雙方良好之情感，獲得工作上之最大效率，以求報紙之日就發展，

業務基礎之更為鞏固起見，館方對於職工之福利，不應淡漠視之」（趙君豪，1938，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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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l” and “Utopia”: On Cheng Shewo’s Idea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Its Practice

Li Shixin, Liu Mengxi

^*

ABSTRACT

The low popularity of Chinese newspapers, labor conflicts,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ental labor and physical labor were the main problems of modern Chinese press. By establishing the Peiping College of Journalism, Cheng Shewo wanted to train students to become professionals who could engage in both mental labor and physical labor. In this way, if the employees were able to play overlapping roles and share all the work across different departments, then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m would be easily solved. Newspapers run under labor cooperation could hel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form of media an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ir

* Li Shixin (1969-):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angxi University, Ph.D.; once worked in the post-doctoral mobile station of Jinan University. His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i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e-mail: 438584258@qq.com.

In 2011 Li Shixin presided over the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

“Popular Newspapers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Newspapers: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Shanghai’s Lih Pao”. In 2015 he supervised the Guangxi Social Science Project,

“Research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Guangxi Newspaper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2017 he headed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 “Research on the Stratum and Social Mobility of Private Newspapers in China (1898-1949)”.

Main achievements: Completed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hanghai’s Lih Pao (1935- 1937) (independent work, Jinan University Press, 2012) as well as Journalistic Academic Collection of Cheng Shewo (co-edited, Jinan University Press, 2012) and published more than 30 papers.

Liu Mengxi (1995-): Female, Master’s degree of Grade 2018,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angxi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e- mail: 284273369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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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rization. However, Cheng Shewo did not realize tha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ental labor and physical labor was mainly caused by the limita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Artificially breaking the segregation of the two different forms of labor violated the objectiv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vision of labor, but at the same time created a new contradiction—that was, labor conflicts. Cheng Shewo’s educational idea of the “combined use of hands and brains”, as he stated, did not provide a satisfactory solution, as it was only “a Utopian attempt”, except for its ability to expand the knowledge and printing skills of students. Cheng Shewo’s idea of “newspaper sovereignty sharing”

wa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his idea of “combined use of hands and brains”

and furthermore treated the chronic problem of the Chinese press. In fact, the idea of “newspaper sovereignty sharing”, which aimed to alleviate labor conflicts, was to abolish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management and execution. This was inconsistent with Cheng Shewo’s actual identities of the owner and manager of his newspapers and thus could not be implemented.

Keywords: combined use of hands and brains, division of labor, labor

conflict, Peiping College of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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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想」與「烏托邦」： 成舍我新聞教育理念與實踐論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