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
第一章青少年时期
我的家乡是湖南省嘉禾县泮头乡小街田村。据 １９４６ 年所修的家谱记载，
我出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六月初五日戌时，即 １９０７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嘉禾古名禾仓堡，秦朝时为戍五岭囤粮之所。由于这里地势险要，历代 为乓防重地，故称堡。 １６３ｑ 年，明崇祯皇帝在镇压了刘新宇领导的香花岭 矿工及九峰、蓝山瑶民大起义后，以“禾仓离州治甚远难以遥制”为由，决 定设立嘉禾县。
嘉禾地处湘南，名为禾仓，实际是穷乡僻壤，禾不嘉，谷不丰。从我记 事起，就看到父兄和村里人们为生计而辛劳、忧愁。
我的家庭算是书香门第。从我的曾祖父起一直到我的堂哥，四代读书、
教书。听父辈们讲，曾祖父萧人杰是贡生，后选儒学正堂。我没有见过曾祖 父，但看到他亲自用毛笔抄写的一本《书经》，字迹工整，全书万余字，只 错了一个字。我的父亲和伯父、堂哥常用它来教导我，让我学习祖辈认真治 学的精神。
祖父萧贡伯也是贡生，他教了一辈子书，直到去世前年，仍在教书。
父亲有五兄弟，其中三个是学子。三伯父考中拔贡，四伯父和我父亲为 贡生，在我的父辈中，三伯父萧覃荫学历最高。不仅在本省，还到湖北、安 徽一带讲学。三伯父家有很多书，不仅有旧书，还有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时 期的书籍，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未教仁的《我之历史》等。我最爱到 他家翻书看。记得读私塾时，三伯父写了一首四言韵文诗，有七八十句，记 述了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言简意赅，辞句流畅，读后印象很深刻，直到今 天，我还记得这样的文句“民国反正，不能善后，竟言共和，程度不够。四 次革命，枪炮角斗，我诈尔虞，甲肥乙瘦。初次革命，推倒满清。铲除专制，
帝室已倾。何人鼓吹，厥有孙文。谁能实行，克强宋卿……”。
三伯父写的文章和诗词，本地文人互相传抄，流传新旧学界，我也喜欢 背诵他写的诗词韵文。他有着典型的旧知识分子的特点，有文才而又正直、
清高。他曾在本乡第二高等小学当校长，后到桂阳第 ８ 中学任国文教员。他 常常读报，喜欢谈论国家大事，但胆子小，不参加政治活动，
我父亲萧覃茂早年教书。民国 ３ 年，因参与反袁运动，坐牢 ３ 个月。出 狱后，就在城里参加了一个名叫“嘉善堂”的组织，搞公共慈善事业，以后 又在高等小学校当管理员，有时也到本地区政府中办事，还当过“征收员”，
做的事情很杂。
我祖父活着时，家里大概有十来亩水田。他死前分家。续弦的祖母和 ５ 个儿子各分得两亩地，我父亲后来又购置了一些田产，但数量不多。我刚懂 事，就到田里参加劳动。记得那时我家有 ６ 亩半水田，还有一点旱地。我们 那里是山区，水稻只能种一季，产量也不高。旱地种些红薯、豆子、花生、
棉花等。地不够，又租了地主 ５ 亩水田，但缴完租谷也剩不下多少了。
我们兄弟姐妹 ９ 个，只活下来 ６ 个：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和一个妹 妹。８ 口之家，开销不小。父亲是读书人，不参加农业劳动。母亲料理家务，
也不能下田种地。大哥 １２ 岁便辍学参加家务杂事。二哥和我要读书，家里的 田请长工种。我记得这个长工在我家住了 ６ 年。农活是有人干了，但要付工 钱，吃饭也多了一张嘴，种的粮食不够吃，多数年份要买两三个月的口粮，
生活颇为艰难。
尽管生活艰难，我家仍充溢着书香气。三伯父和我父亲经常在一起作诗 联对，诵经讲史。特别是逢年过节，请他们写对联的人应接不暇。他们不停 地写，我就在一边磨墨，他们的文事活动和那些辞令隽逸、对仗工整、字迹 秀美的对联，对我的文学爱好，是个启迪。
我母亲不识字，但会背不少古诗。小时候，我常常依偶在母亲的怀里，
跟着她一字一句地学着背。我现在仍然背得出的《木兰诗》，就是跟我母亲 学的。
我家的男子差不多都入学读过书。三伯父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哥萧武 惠（我称他为六哥）是广东大学学生，入学半年三伯父便去世了，在经济十 分拮据的情况下，他坚持读了下来。我的二哥萧克允是桂阳联合中学的学生，
后进入长沙统计讲习所学习，以后又考入广东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
我参加革命，受了他们的影响不小。
另一位堂哥萧克勤是我的开蒙老师。７ 岁那年，我入私塾，先生便是克 勤堂哥。这位堂哥是祖父亲自教出的孙子，因而继承了祖父和三伯父教书的 家传。堂哥教书正规、认真，要求严格。从认字、写字、背诵、作文，他都 一丝不苟。我记得开始学写字时，他教我们要“四正”，即心正、身正，纸 正、笔正，我从少养成这个习惯，直到耄耋之年，写字仍能坚持“四正”。
堂哥虽没有入过新学，但懂四则运算和分数。他不仅教四书，还教些数 学、地理和历史。我一入学，他就让我先读初等小学国文，这是辛亥革命后 教育部颁布的教科书，共 ８ 册，４ 年 ８ 学期的课程，两年读完，然后再读《孟 子》、《论语》、《左传》等。在那个激烈动荡的年代，既读旧书，又不受 旧教育制度的束缚，接受新思潮的洗礼，是很有意义的。
读了 ６ 年私塾后，我于 １９２０ 年春，考入本县东、南、平田三区联办的社 塘高等小学（第二年又转入太平庵小学），在高小读了三年。那时，军阀混 战连年不断，湖南战乱更烈。大小军阀，你走他来，东征西杀。我上高小的 第二年，学校新来一个教员，大讲“南北战争”。所谓南北战争，是指湖南 军阀赵恒惕打湖北军阀王占元的战争。他夸赞作为曾国藩后代的湖南军队能 打仗，但对军阀加捐加税，非常痛恨，对本地人“走兵”卫很同情。他还给 我们讲五四运动反军问的事，给我们好的影响。
对军阀混战的厌恶，也引起我对整个社会现状的不满，对国家前途命运 的担忧。恰在这时，我的家庭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大概是 １９２２ 年 ３ 月间，我还在太平庵高等小学读书。当时，学校里住了 一支车队。一天，４ 个军人荷枪实弹从学校出发。有个同学问他们去哪儿？
他们说：“到萧覃茂家。”那个同学立刻跑来告诉我：“有兵去你家里了。”
我一听很紧张，就跟在那些兵后面，看他们往哪里走。跟了约半里路，发现 他们果然是朝我家方向走的。我插小路先跑回家，把这消息告诉父亲。父亲 一听，慌忙躲避起来，并找人来办“招待”。我父亲当过小绅土，懂得这些 兵是官家派来敲榨勒索的，只有找关系，用钱财打典一下，才能了事。这就 是所谓的办“招待”。
关系找来了。我家杀鸡做饭，像招待贵客一样招待这几个兵，又给他们 每人一些银两，名曰”草鞋钱”，才把他们打发走。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兵到我家，是因为我大哥和堂哥的事情。
我大哥萧克昌辍学后，帮助家里做事，有时干农活，有时当屠户，有时 也做点生意。他脾气刚烈，因而得罪了大地主萧仁秋。萧仁秋家有良田 ３００
多亩，是全区第一大户，平常横行霸道，欺压穷人。离我家不远的晋屏山上，
有一支绿林武装，落草为寇者多是被逼无奈的农民。他们对晋屏山四周的地 主、绅士，抢掠罚款，也曾到萧仁秋家下“片子”亲钱财。他们中有个头目 叫李赞易，是我伯父教私塾的学生，在长沙住过法政学校，我大哥和堂哥与 他有些交往，这也引起了萧仁秋的记恨。
嘉禾、临武、蓝山的旧政府和大地主对晋屏山的绿林非常仇视，由县长 亲自带队联合会剿清乡。事也凑巧，我在放暑假中，一天父亲叫我送信到姐 夫家（姐夫是小地主，与绿林中某些人有朋友关系）。到了姐夫家，他不在，
据说去了七、八里外的大路蒋家了。我立即跑到那里，正碰上蓝山县的剿匪 清乡队，他们抓住我，搜出父亲给姐夫的信，便说我是给土匪送信的，把我 抓起来，连夜押到塘村墟。
临武、蓝山、嘉禾三县剿匪会议，正在塘村召开。本县的一个师爷见我 是孩子，便让我写信通知家里。我立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过了一天，我们 学校的校长黄谦信来了。他悄悄告诉我，是父亲托他来办“招待”的。第二 天三县县长审问我，我就按黄校长的口径对答。县长找不出破绽，但还是不 放我，要让我父亲来。
父亲知道萧仁秋与县长有瓜葛，只有求萧仁秋出面，才能救我。父亲向 离家百里的安源材同姓宗族借了 １００ 块小洋，求萧仁秋交给县长。父亲是个 有骨气的读书人，自然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气。但为了救我，只有向 土霸王求情。我想象得出，他当时是忍受了莫大的屈辱。
萧仁秋出面后，我果然被释放了。但家里却无法偿还为救我而欠下的债 务，就由二哥萧克允去债主处教书一年抵债。就在我被抓的那年，家里先后 四次来兵，一次次地对付，总是不能了结，财物劫掠一空，我也无法继续上 学
祸事接连不断。第二年春，我们那个地区办了团防局，一个叫张汉清的 劣绅当了团防局长。他与萧仁秋合谋，诱骗我大哥和堂哥到团防局，把他们 抓了起来。开始，我家里对萧仁秋抱有幻想。父亲认为，自己当过塾师，又 是个小绅士，萧仁秋曾是他的学生，不会把我们家人怎样的。我堂哥萧武侠 想得更天真，认为与萧仁秋是换帖兄弟，出不了大事。谁料到，心毒手辣的 萧仁秋不讲情义，抓到我大哥和堂哥的当天就送到县政府杀害了。
大哥的死，使我家如同遭了雷轰。父亲悔恨不该轻信萧仁秋；母亲整日 以泪洗面，思念养育了 ２７ 年的长子。这时我已 １５ 岁了，我只想杀萧仁秋和 那些狗官，报仇雪恨。
二哥这时在长沙读书（他以教书抵债后，考入长沙统计讲习所），接家 中凶报，来信痛斥那些豪绅的反动行为。他知识面宽些，把这些事提到新民 主义革命要打倒的对象来认识。复仇和求知的渴望，驱使我两兄弟要去寻找 新的出路。
不久，二哥来信说，他已到广东，考入建国湘军（１９２５ 年改为国民革命 军第 ２ 军）军官学校。二哥投笔从戎，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思想上开 始向往军事活动。当然，这时主要还是出于报家仇的考虑。
１９２３ 年初秋，我看到一则广告：嘉禾县首次创办的甲种师范简习所招 生。当时全国师范系统的学制分为国立高等师范、省立完全师范、县立简习 师范。简习师范毕业后可任初等小学教师。我自 １９２２ 年夏休学后，一直希望 能继续读书。我认为，即使从军，也要完成中等教育。但当时无论是中学还
是师范，学制都是 ６ 年。我的家境不允许我读这么长时间的书。而简习师范 能以较短的时间取得中等学校的学历；课本由学校发，学生每月只自备大米 ３６ 斤（当时为 １６ 两秤），每日交 ４ 枚铜板的菜金即可。对于我来说，这种 学校是比较经济的。
我就去报考，一考就考上了。当时父亲不在家，母亲听到这消息，并不 高兴，她发愁地说：“家里粮食不够吃，哪有米给你拿到学校去呢？”我也 想不出什么办法，好在学校并不马上要，我就先去上学了。过了半个月，学 校要米。恰好父亲回来了，他想方设法借了些钱，给我买米交了伙食费。这 样坚持了一个学期，父亲再也借不到钱了，我又面临着辍学的危险。
校长李崇本对我的境遇很同情。说起来，我们两家还有些关系。他的父 亲因为反对袁世凯， １９１４ 年被汤芗铭杀害了，我父亲也因此案坐了 ３ 个月 牢。李校长知道我父亲坐牢、大哥被杀、家里遭劫，颇为同情。加上我学习 用功，就有心帮助我完成学业。他让我和另一个也是家庭困难的同学，为学 校刻腊板，印讲义。我们白天上课；晚上刻腊板，并按教师规定的份数油印。
这样每人每学期可得小洋 １０ 元（大洋 ７ 元）。靠这个补助，我读完了简习师 范。
学校生活是清苦的。每天 ４ 个铜板的菜金，校承包伙食的人还要赚一点，
吃到我们嘴里的就更少了。我家里穷，没有钱加餐；就是有，也舍不得吃，
而是用来买灯油或买书。平常，我总穿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和那些有钱 人家的子弟站在一起，显得很寒酸，但我并不以为耻。我曾读过宋濂写的《送 东阳马生叙》，深受文中“贫非罪”的观念影响，我不羡慕荣华富贵，不为 贫穷自卑，而是如饥似渴地求知。
学校的课程很多，除了语文、数理化，还有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
学校管理法等。我既要学好这些课程，又要刻腊板，还要读大量的课外书籍，
总感时间不够。星期天我很少回家，晚上常常自学到深夜。一盏小煤油灯和 回荡在夜空中清幽的敲更声，陪伴着我苦读。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养成了“手 不释卷”的习惯。以后，无论是戎马倥偬，还是在繁忙的领导岗位上，我都 保持着这个习惯。
那时，我一心想报仇，想搞军队，对军事方面的书籍特别感兴趣。我花 钱买了蔡锷编写的《曾胡治兵语录》，还买了《孙子兵法》、《七子兵法》
等古代兵书。有位同学搞到一本《步兵操典》，我也贪婪地阅读了。我还喜 欢读有关辛亥革命的书。孙中山写的《心理建设》、《伦敦蒙难记》，朱执 信和邹鲁编写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等书，都读过，有些段落几乎能 背下来。我还花三块大洋从上海邮购了一套蔡元培主编的《新文库》，读了 许多当时文化名人的文章，有些观点至今还能记忆。
第二学期，学校来了一位叫谭步昆的老师，是湖南第二师范毕业生。他 一来就为学校订了《响导》、《政治周报》、《社会科学讲义》、《小说世 界》等书刊。我浏览这些书刊，思想开阔了许多。从书刊中我第一次看到了 列宁的名字，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激动人心的学说。虽然在这 以前，我也读过关于不平等条约、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等问题的文章，但 真正对世界的环境和中国局势有些了解，是在此时。这使我能够从比较高的 角度来思考问题，包括我的家仇。
也就是这期间，在广东读大学的堂哥萧武惠，不断给我奇来有关广东革 命的书刊。当时的广东是革命的根据地，国共合作掀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
火如荼。我被那里强烈的革命气氛所感染。从广东革命中，我看到了中国的 出路，也看到了自己的出路。我认识到，只有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潮中，
才能报国恨家仇。
我们行动起来，在学校开展学生运动，当时学校某些教员不专心任教，
钻营政界官职，还常向我们灌输功名、利禄等封建思想。在谭步昆老师推动 下，我们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共学社”，抗议这些教员的官僚倾向，
谭老师半公开他讲第三师范闹学潮的经验，我们仿效着做，比如，举行罢课 斗争，驱逐那些腐败教员。县政府曾出面干涉，但也没有办法，只好依学生 意见，撤换了些教员。我们取得了胜利，也经受了锻炼。
“共学社”没有社长，只设包括总务部在内的七个部，我任总务部长，
开会都是我主持。“共学社”开会很多，经常研究运动情况。我们通过阅读 各种报刊，了解国内、省内形势。遇有大事，就开展活动配合。孙中山逝世 和五卅运动，我们都组织了较大的活动。由于有我堂哥这个关系，我们得到 广东方面的消息很快，比如 １９２４ 年冬孙中山在广东大学作题为“三民主义”
的讲演，我堂哥拿到记录稿立即奇给我，约 １０ 天我便收到了。根据这个记录 稿，我也在学校作了“三民主义”的讲演，引起人们的注意。
第三学期后，学校又来了一些进步教师，有黄益善、杨宗禧、李祖莲、
唐朝英等，他们都是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后来我才知道，黄益善、李祖莲、
唐朝英此时都已是共产党员。唐朝英后来成为衡阳地区共产党的负责人。他 门带来了更先进的思想武器，也帮助我们把革命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在李 祖莲的引导和介绍下，我参加了嘉禾新建立的国民党组织。当时湖南属北洋 军阀统治，国民党不能公开。秘密国民党组织实际都是共产党员帮助建立的
（现在也有材料说，这个组织就是共产党组织），参加的人员是进步的工农 分子和青年学生。全县发展了十余名党员，我参加了。
这时，从广东传来东征胜利的消息，黄埔军校声威大振。我的志向是搞 军事。如果说开始是出于报家仇的考虑，在经过革命陶冶后，我已把军事斗 争看成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最重要的途径。早在 １９２４ 年黄埔军校开办时，我 就得到消息，很想去报考。但打听了一下，黄埔军校和厂东的其他几个军校，
都要中学毕业生，我当时连具立甲种师范都还没有毕业，所以不敢去考。１９２５ 年冬，甲师的课程已全部学完。这时，我对中国大革命的形势，已有进一步 认识。五卅运动后，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达到高潮，大部分城市工人罢工、
学生罢课：南方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特别是广东革命战争的胜利，东征军打 下惠州，攻下潮梅，使广东革命根据地达到统一。广东已成了我心目中的圣 地，我再也按捺不住去广东参加革命军的热望了，因此，决心不等毕业考试 结束就去广东。
行前，我去向已调到同德高等小学当教员的谭步昆老师借路费。我早就 把去广东从军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完全支持。当我提出向他借路费时，他慨 然应允，以成全我的志愿，这使我异常感动。
我又去找校长李崇本，向他谈了我的想法，并说明我不能等考试完毕去 广东的理由。李先生非常赞成我的志愿，夸为“鸿鹄之志”。他不仅准许我 不待毕业考试结束就走，而且灵活处理，提前给了我毕业证书。
这时，我还欠学校一个月膳费，不能不交就走。“钱账分明大丈夫”，
我就是穷也应该分明，于是去找本校教员杨宗禧，他热情慷慨地说：“你尽 管走，欠学校的伙食钱由我来付。”说完他就去找管理员，帮我把账结清了。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谭步昆、李崇本、杨宗禧三位先生的支持和帮助，
我就不能到广东，也就不能及时参加国民革命军和北伐战争。虽然以后也可 能会去，但不知何年何月，也不知何种境况。人生路程漫长，关键之时先生 们帮助了我，每念及此，心中都充满深深的谢意。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我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时，曾到湖南衡 阳参加一个高级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我特地去茶陵县，一为了解这个老 苏区的情况，二为探望谭步昆教师。在这之前，我与他通过几次信，得知先 生在茶陵。我带了两只火腿去看望他，师生久别重逢，情谊之笃，无以言喻。
李崇本老师，我一直未能再见到。红军时期，我曾以在学校的名字（萧 武毅）给李崇本先生写过几封信，不想被国民党在邮局查获。湖南省清乡司 令部发出训令，一方面通缉我，一方面以共党嫌疑案传讯丰崇本先生。先生 潜逃他乡，为我当红军而受累，未解放便去世了。１９８２ 年我回到阔别已久的 嘉禾城，睹物思人，倍加怀念曾帮助我的李先生。第二天，我找到他弟弟李 崇禄医生，一起回忆崇本先生，都叹惋不息。
杨宗禧老师在北伐战争时期，任宁远县农民协会秘书。１９２７ 年马日事变 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农民协会，杨先生在家里躲藏，被一股土匪杀害 了。解放以后，因他系土匪所杀，未被承认为烈士。１９８２ 年我去宁远，见到 科学院院士乐天宇，他曾任宁远县农会委员长，从他那里我才得知，杨先生 默默无闻于九泉已有 ５５ 载。我问土匪是在什么情况下杀害杨先生的？他说是 在反动派镇压农民协会的时候。我说这是国民党利用土匪杀害革命份子呀！
他说就是如此。我们意见一致，认为应该承认杨先生为烈士。经向有关方面 反映，终于承认了。我这样做，不仅仅是回报当年先生的资助之恩，更是为 申张革命的正义。
三位老师的帮助，终于使我赴广东得以成行，我从谭先生处拿到路费后，
第二天就上路了。我去广东的事，一直瞒着家里。一来是怕父母难过。大哥 被杀，二哥远走，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儿，父母一定舍不得我走：二来更怕他 们反对、阻拦。书香传人，投笔从戎，征战沙场，父母一时 是难接受的。
但我义无反顾，早已决心“先斩后奏”。出发前，我回了一趟家。告诉父母 我要出门旅行。母亲问我何时回来，我说个把星期。母亲急忙找了两件衣服，
我又拿了几本书，打成一个小包袱。临走，我深情地看了一眼已鬓角染霜的 父母，默默地向他们辞行。
回到学校以后，我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请孀居城里的堂姐转交。信的 开头先讲了一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道理，说广东国民革命是孙中 山领导的，我准备去参加革命，打倒“率兽食人”、鱼肉百姓的军阀和土豪 劣绅。又讲到我家多次受害，长兄被残杀，就是官兵与本地的豪绅勾结，欲 报家仇，必去广东。我还讲，也许我尚年青，但唐太宗也是“以少年起兵”，
１８ 岁就帮助李渊打天下。后来堂姐把这封信转交给我父母时，二老尽管心里 很难过，但并没有责怪我。父亲还对二伯父讲我能从大处落墨，有志向，有 胆略。 １９２７ 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回家再见父亲，同他讲了些革命道理，
都能讲得通，他们对我从事革命活动从不干涉。我想，这就是父母亲对我的 理解和支待。
第一天我走了 ７０ 里，到同宗的杉木桥村，向学友萧亮告别。萧亮的父亲 曾当过私塾先生，后来经商。他听说我要去广东，表示反对。说：“你太年 轻，还应该上学。”我说我去广东就是上学的，考军事学校，他又说，“你
从没出过门，怎么走啊？”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地图，对他说。“这是我从 书本上描下来的地图，上面有许多地名，是我向出过远门的人调查后标上 的。”萧父看后感到很惊奇，但还是不让我走，我又不敢顶撞他，就这样僵 持了 ４ 天。
到第 ５ 天，我想，不能再拖下去了，消息传回家里，我父亲很可能来找 我，那就不好了。于是，我对萧亮和他父亲说：“不管你们赞成不赞成，我 是一定要走的。希望你们不要干涉。”他们见我态度坚决，也不再说什么，
就让我走
我孤身一人，步行一天半，到了砰石。虽说早有思想准备，但头一次走 出那个生活了 １８ 年的山沟沟，总还有点“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意味。我在街 上溜达，遇到一个学生模样的人，他热情地向我打招呼，问我去哪里。听他 口音是宁远人，我顿感亲切，就告诉他，要去广东找在第二军当兵的哥哥。
那人马上说：“真巧了，我也要去广东。我还认识第二军的一个团长，叫李 抱冰。你跟我一道走吧。”我见他是个学生，人又热情，就同意了。我们乘 船到了韶关。
当时第二军第 ８ 团团部驻韶关，那人通过关系使我和他一起住进了团 部。我急着要去广州，催他快买票。他说：“不急，先玩玩再说。”他每天 出去赌钱，自己的钱赌完了就向我借。我不借，他便说：“去广州的一切都 由我安排，你只管放心住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就把钱借给他。一会儿一 元，一会儿几毛，借到我只剩下一元多钱了。我真后悔与他同行，但已到这 一步，也没有法子可想，只好等着，一等就等了十几天。好在团部还有些书 籍和广东出版的报刊，我一天到晚就蹲在那里看书，戴季陶的文章，还有反 驳戴季陶的文章，都看了。
十几天以后，我们终于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当隆隆的车轮向南飞驶时，
我的心早已飞到广州……
第二章投笔从戎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我到了广州。一下火车，就赶往广东大学（此时已改名为 中山大学），找堂哥萧武惠。他见到我很高兴，忙把我安排在一个旅馆住下。
又去通知我的二哥萧克允。在师范时，我曾给二哥写信，告诉他我要到广东 从军。二哥开始不大赞成，说大哥不在了，他自己早已决定“以身许国”，
我如果再出去，家中就没有人管了。但后来他还是表示，若志向定了，他当 然支持。
晚上，克允兄也来到旅馆。兄弟三人相聚在南国名城，讲广东的形势，
讲黄埔军校、东征军，还有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等。这时我才知道革命 营垒中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党派的主张不大一样，而国民党中又分左派和 右派。原来革命圣地，也并不那么纯净。但不管怎样，形势还是令人鼓舞的，
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和南征，广东已经完全统一，与北洋军阀控制 的中央政府相对立的广东国民政府，于去年 ７ 月宣告成立。国民政府将黄埔 军校校军（名为党军）和驻在广东的粤、湘、赣、滇、桂等各系部队，统一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支军队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制度建立的，军、师设党代 表和政治部，团、营、连设政治指导员。这是一支不同于中国旧式军队的革 命军。我想要投身的，正是这样一支军队。
唯一遗憾的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招生已经结束。我紧赶慢赶，也没有赶 上。这时中央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第二期在招生。我看了招生简章，说毕 业后可以当士官，便去报考，并考上了。
宪兵教练所原来直属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这时，已归并到黄埔军校。
扩大后的黄埔军校更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还是蒋介石。
宪兵教练所的地址在广州市。所长杭毅，党代表李安定，黄埔一期学生，是 开学以后来的，我只见过他一面。我们第二期分三个大队，我编在第二大队，
队长刘嘉树，湖南益阳人，黄埔一期生；大队党代表贺崇梯。我们大队住在 广州飞来庙。这里设了小造弹厂，每天能造 ６５ 口径子弹约万发。庙里又砌了 些房子，全队百十人住在里面。１ 队和 ３ 队驻地离我们有里把路，平常很少 见面。
教练所学制 ４ 个月，实际学了 ５ 个多月。学制虽短，学的内容却很多，
也很正规，有 ６ 门课程：“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陆 军礼节”、“内务条令”、“宪兵学”。课程排得很紧，除了课堂讲授外，
大部分时间是实际操练，有队列教练，还有单兵和营以下的战术教练。政治 教学也是很重要的内容，国共两党的一些名人经常来讲演，给我留下较深印 象的是恽代英，讲话极富感染力。
我带着国恨家仇从军，学习的欲望特别强烈，总想在有限的几个月中学 到更多的军事知识。从军前，我读过几本古典兵书，有一些军事基础知识，
因此，对教练所的课程总感到有些“吃不饱”。有一次，我因事到大队长刘 嘉树房里，见到他桌上放着一些书，内有《战术学》、《筑城学》、《交通 学》、《兵器学》，就问他：“我们怎么没有学这些教材？”他说，“这是 黄埔军校的四大教程。”
我就向他借来看。借一本，读一本，送还再借。不管白天上课和操练有 多紧张、劳累，晚上我都要挑灯读书。教程中大部分内容是我从未接触过的，
有些需要中学数理基础知识，由于我在少年时代养成了自学习惯，也学会了 一些自学的方法，因此，还能勉强读懂和领会。到毕业时，我读完了 ３ 本，
只剩一本《交通学》没有读完。这些知识在以后的战争生涯中得益不小。
说到这里，我很感谢刘嘉树大队长。后来，我曾遇到过他，但是在一种 特殊情况下相遇的。
１９３１ 年我任红一方面军独立第 ５ 师师长，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 区的第三次“围剿”，抓了很多俘虏，一天，我到兴国开会，路过一个关押 国民党上高级军官的地方。出于好奇，我想看看是些什么人，就向着守人员 要了一份名单，一看有刘嘉树的名字，便问：“他是哪里人？”看守告诉我：
“是湖南益阳人。”我想，一定是刘大队长了。便进去，一看果然是他，他 也认出我了。被俘前他是国民党韩德勤师的团长，面对当年曾是他的学生，
如今穿红军军装的我，他很不自然。我见他被捆着，就问看守：“是不是都 要捆起来？”看守不置可否。我说，“已经俘虏了，就可以不捆了。”看守 给他松了绑。他揉着被捆麻的双手，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却没有说什么。
我理解他的心情，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出来了。
我的部队有个医生，是第二次反“围剿”俘虏的，也是湖南益阳人，此 时正在兴国办事。我问他认不认识刘嘉树，他说认识。我就从自己的零用钱 中拿出一块光洋，让他送给刘嘉树。医生把钱送去，回来告诉我，刘拿到钱，
十分感激，一再表示谢意。我说：“他与我有师生之谊，你知道我们红军的 制度，不分官兵，只发点零用钱，我能做的仅此而已。”据说，后来他家里 把他赎回去了。
１９４９ 年我任弟 ４ 野战军参谋长，一次查看国民党的材料，发现刘嘉树任 长沙绥靖公署参谋长（公署主任为程潜）。此时的国民党已兵败如山倒，而 人民解放军则所向披靡，我们很快打到湖南。在湘西，时任国民党兵团司令 的刘嘉树第二次被我军俘虏。不久，送北京关押。后来我也调北京工作。一 天，有关单位告诉我，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兵团司令打听我。我猜想可能是刘 嘉树，但当时的情况不一样了，我不便过问，也不便去看他，后来怎样，不 得而知。
回想起来，我学军事是从宪兵教练所的学习起步的，刘嘉树引我走进军 事知识的天地。但在战场上，我们始终是敌手。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作为老 师的刘嘉树两次成了我军俘虏，这中间蕴含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与曲折。
开学一个多月后，有个星期天，嘉禾的黄益善到学校来找我。他也到了 广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黄益善是共产党员，但他从未透露，我也不 知道，只是从他的言谈话语中，感到他懂得多，会分析形势。他向我介绍了 由毛泽东主办的这一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情况，并对农民运动的意义和作用 大大宣传了一番。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名字。恰在 这时，我从杂志上看到彭湃著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便怀着极大的兴趣阅 读。书中论述的农民求解放的道理，十分透彻，使我抑郁了两三年的胸怀顿 觉豁亮。尤其令我敬佩的是，彭湃出身富豪之家，留过洋，做过官，却抛家 舍业，为农民的解放而奋斗。彭湃的形象在我心目中熠熠生辉，成为我人生 的楷模之一。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 革命军总监蒋介石，借口共产党人李之龙私调“中山”号军舰，违背军令，
突然在广州实行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苏联领事馆，解除省港罢 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接着又把共产党人从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排除出 去。我所在的宪兵教练所也充满了紧张空气。
事件发生后，各种说法都有。蒋介石在他的讲话稿中说，“中山舰事件”
是有人图谋推倒他，所以在接到中山舰无故升火游弋的报告后，就采取了紧 急的严厉措施。还说：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得到了很大利益，但他们还要对 我们
学校（指黄埔军校）采取不友好的动作。还特别谈到共产 党党员的政治教官高语罕。说高公开讲过，要打倒北洋军 阀，还要打倒本校的军阀。本校的军阀是指准呢？
此之前，我对于蒋介石还是很尊敬的。我从报纸上读过蒋的一篇辞职书，
当时国民革命军攻下惠州城，蒋却辞
了第 １ 军军长的职务，他在辞职书中说：“因兵力扩张，事权增大，诚 有造成新式军阀之可能，故中正惴惴自惧……特于本月辞去国民革命军第 １ 军军长职。”读了这篇辞职书，我颇为感动，当时认为他是诚实的革命军人。
但“中
山舰事件”的发生，不正像他自己说的“兵力扩张，事权增大，诚有造 成新式军阀之可能”吗？现在再看蒋介石，其中有不少疑问。
带着这些疑问，星期天，我去中山大学找武惠兄，想了解些情况，正巧 黄益善和萧克允等都在，大家围绕“中山舰事件”，议论纷纷。说“中山舰 事件”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阴谋，目的是利用这一事件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 左派，并说蒋介石有野心。武惠对蒋是不满的，他和黄益善持相同的观点，
认为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篡夺军权。他一再说：“蒋介石不好，不要听 信他的话。”对这些后，我还是半信半疑。
７ 月间，我在宪兵教练所毕业，被分配到总司令部宪兵团当中士班长。
这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５ 月间，国民革命军第 ７ 军一部和第 ４ 军叶挺独 立团就作为北伐军的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被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击 败而退守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６ 月，第 ４ 军和第 ７ 军主力也出动了。７ 月 ９ 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市东教场举行北代替师大会，蒋介石就任总司令 职并发表演说。我们也参加了大会。
那天的会场上，党政军民大约 １０ 万人，万头攒动，篮旗蔽日，”打倒帝 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的口号声，震天动地。穿着灰 布军装，头戴大沿帽的北伐军将士，队伍整齐，威武雄壮。这场面使我感到 了万众一心所产生的排山倒海的力量。
１８４０ 年以来，中国受尽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和封建势力的蹂躏，一部中 华民族的近代史，是用屈辱和痛苦写成的。人民盼望打倒列强，结束封建军 阀的黑暗统治。如今，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出兵北伐，每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 人对这场战争都不会无动于衷，更何况我们这样一群热血青年。
北伐军出征后，我每天更注意看报，在激动和兴奋中日夜盼望我所在的 部队早日开往前线。
武惠兄在上年冬从中山大学毕业，春天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弟 ４ 军，在政 治部任社会股股长。６、７ 月间，他随 ４ 军主力出征湖南，临行前向我告别，
相约北伐前线见。克允兄也随第 ２ 军升往前线。留在广州的我，心早已飞到 硝烟弥漫的北代战场。但是，命运好像故意跟我作对，我所在的宪兵团偏偏 留守广州。真让我憋气。
前线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国民革命第 ４ 军和第 ７ 军与第 ８ 军会合，
打垮了吴佩孚的部队，于 ７ 月 １１ 日胜利进入了长沙，紧接着强渡汩罗，力克
平江，攻克岳州，整个湖南几乎都在北伐车的麾下了。我再也按捺不住了。
离家从军，就是为了征战沙场，报效祖国。前方战事正酣，好男儿岂能安居 于后？于是，我就以请假回家为名，实际是想到湖南追赶北伐部队。那时，
从宪兵教练所新毕业 ３００ 多学员，军士多，可以自谋职业，我的报告很快得 到批准。
我又去找刘嘉树，请他帮助开一张免费乘车的证明，便登上开往韶关的 火车。当时粤汉铁路尚未通车，火车只到韶关。我约了两三位朋友徒步经乐 昌、九峰到郴州。
离家已有 ８ 个多月了，走时与父母不辞而别，如今，就要奔赴前线，我 想该见上父母一面，给他们一点安慰。
大约在 ８ 月底 ９ 月初，我回到家乡，见到父母亲，他们自然十分高兴。
母亲忙着给我做这做那；父亲也一改严肃的面目，热情地向我打听北伐军进 军的情况。看来，我们这个小山沟也吹进了革命之风。父亲关心北伐战争，
而且还知道不少北伐军的情况。一次，他同我说，北代军中数第 ４ 军最能打 硬仗，是“铁军”，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从报纸上和人们闲谈中知道的。
我离开广州时，黄益善也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回到了嘉禾。一天，
他来找我，说想到前方丢。我说：“我也正要到前方去，咱们一起走吧！”
我们约定了出发的时间。在家住了约十天，我便同黄益善一起出发去衡阳，
同行的还有蓝山县两个农讲所毕业的学员。
黄益善在衡阳三师读过书，对衡阳很熟悉。到了那里，就带我们去找熟 人，正巧碰到了嘉禾同乡唐朝英。唐在我读师范的时候，当过我一年国文教 员，这时是共产党衡阳区委的负责人，但和黄益善一样，是秘密的。唐朝英 见到我非常高兴，在学校期间他就喜欢我，经常推荐一些进步书刊给我看，
我读的文史兵书他也爱读，当他得知我要去追赶北伐军时，连连点头说：“你 学了军事，应该搞军事运动。”但又说：“你搞农民运动也可以。”他告诉 我，湖南农民运动已经掀起高潮，搞农运大有可为。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 占人口的大多数，中国革命还得靠农民。他的话我很赞同，因为彭湃著的《海 陆丰农民运动》，也是这样讲的，我觉得有道理。但我还是想搞军事，便对 唐朝英说：“我先到长沙看看，如赶不上北伐军，就回来跟你搞农运。”唐 朝英听我这样说，也不勉强，就说：“你去吧，什么时候想找我，就来。”
我们到了长沙，这时北伐军已打到武昌城下了。一天。我们在街上走，
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未是宪兵教练所的同学周从颂，我们虽不在一个队，
但彼此熟悉。我问他怎么会来这里？他说，经同学介绍到了补充第五团，这 个团现驻长沙，不久将开往前线。他告诉我，补充团进步青年多，风气好，
团长蒋先云是共产党人。他动员我也到这个团来。
我还是想到武昌去参加第 ４ 军，一来堂兄萧武惠早在那里；二来 ４ 军是 铁军，名气大。我对周从颂说：“我先到武昌去，如找不到我堂兄，马上回 来，你介绍我参加补充团，行不行？”他一口答应，说：“快去快回，我们 就要上前线了。”
我立即乘火车去武昌。到那里，刚好是北代军攻下武昌城的第 ５ 天。我 忙打听 ４ 军政治部驻地，却得知 ４ 军这时已去江西，正在南浔路作战。找不 到堂兄，我又返回长沙。这时大约是 １０ 月中旬。经周从颂介绍，我到补充第 ５ 团辎重队当了兵器员，经管枪支弹药。
补充第 ５ 团是北伐战争开始后以俘虏兵土为主建立的，团长蒋先云，黄
埔一期生，共产党员，他原是湖南第三师范的学生，曾在湖南水口山做工人 运动，据说，蒋先云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深得校长蒋介石的器重，但在黄埔 军校出现反共派别时，蒋先云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拒绝了蒋介石的利诱 和拉拢，浩然正气，传为佳话。我到补充团后，没有见到蒋先云团长，听说 他兼任总司令部秘书，跟总司令部一起走，部队由副团长傅维钰率领。傅维 钰也是黄埔一期生，共产党员，安徽人。后来我参加南昌起义，曾见到过他，
当时他任 ２０ 军第 ６ 团团长，南昌起义失败后，不知去向。后来听说他在上海 一二八抗战时做秘密工作。我所在的辎重队分三个股；粮服股、会计股和兵 器股。 我们兵器股没有股长，只有两三个兵器员，由其中一个军衔高的指挥。
我到补充团没有几天，部队向江西方向开拔了，走醴陵、萍乡、高安、
上高，到奉新。这时，北伐军攻打南昌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行军中曾发生了一件事。辎重队的武器、粮服在本队后四、五十里。一 天，快要宿营的时候，因前线战斗紧张，团部命令全团辎重第二天赶到前面 与本队一起走。天快黑
了，又刮风，白天行军 ６０ 多里，大家已经疲劳，粮服股高股长派人去执 行通知辎重队的任务。叫这个，这个说夜间不认识路；叫那个，那个又说有 别的事，没有人去。
我目睹这个情景，很是生气：军队岂有不执行命令的道理？但又想，这 支部队新组建，多数人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特别是辎重队，人员比较杂，有 的年纪大了，如粮服股有一个军士已 ４０ 多岁；有的在旧军队干了多年，有些
“兵油子”味。
受一种责任感的驱使，我不由自主地进了队部。高股长对我冒然闯进，
并未显出吃惊的样子，相反，期待地问我：“你去怎么样？”我马上回答，
“可以。”他又问：“找得到路吗？”我说，“今天刚走过来的，怎么会找 不到？”我提
出夜间单独走远路，要带个传令兵，另外自己带支步枪和一些子弹。辎 重队的蒋铁铸队长刚好进来，马上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和传令兵简单收拾了一下就上路了。月黑风高，寒气袭人。我俩在坑 坑洼洼的土路上疾走。路两旁黑乎乎的树丛中不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不 知是野兽还是什么人。我顾不上细看，心想，反正有枪，遇到袭击就还手。
走到下半夜，到达辎重队的宿营地，找着副队长，把命令交给他。稍微休息 一下，集合的号音就响了。辎重队按团部命令出发追赶前面的部队，我又随 辎重队从原路返回。
这段近五十里的路，我一天一夜走了三趟，大家对此赞许不已，尤其是 蒋队长，称赞我军事素养好，胆子大，又吃苦耐劳。
我们从奉新出发，经乐化到了南昌附近的牛行车站，这时南昌已经攻下。
不久，我们住进城里，高股长把我要到粮服股，同他一起做事。
补充团在南昌住了 ７、８ 天。这中间，北伐军总司令部宣传大队长胡公冕 来接替蒋先云当团长，胡公冕曾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军衔为少将。资深衔高，
不知为何调任补充团的团长。
在南昌期间，补充团从总司令部领了 ２００ 支步枪和 ３６０ 箱子弹。不久，
部队由南昌向浙江方向进军，蒋队长让我负责押运这些武器。我根据行军方 向，雇了两条熟悉鄱阳湖和信江水路的民船，把枪支、子弹装上去，由鄱阳 湖进信江，逆江而上，经贵溪、弋阳、上饶，到玉山。我只带个通信员在船
上，两人枪不离身，晚上停泊，注意与陆上部队联络，保障安全。我想到孙 子说的“军无辎重则亡”的道理，所以非常认真。
到玉山后，船不能再前行了，我又雇请了一些民工，用独轮车推运那些 枪支和子弹。到了浙江常山，有一个司务长阴谋策划兵变被发觉，团里把所 有的武器都收起来，部队就在常山整顿。整顿完开始定职。我到补充团后一 直接军士衔拿薪金，每月 ２０ 元。常山定职时，高股长要给我定少尉军衔。由 于我在上高夜间传令押运武器任务的圆满完成，辎重队的人对我有好感，蒋 队长同意给我定少尉。这样，我就破格由军士直接提为少尉军官。
我们从常山出发，继续向杭州前进。但到金华后，不知为什么就不再往 前走了，一住就是二十来天，中间还过了一个春节。
北伐战争开始以来，我千里迢迢追赶北伐军，为的是请缨杀敌。好不容 易赶到前线，却一直在沙场的外围行动。攻打南昌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们 停在奉新，等我们开上去，战斗结束了，现在北代军夺取杭州，我们又停在 金华。真弄不懂为什么。
我那时职位低，了解情况不多，心地单纯又充满热情，总以为上了战场 就可以一展壮志豪情。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心急如焚地想上前线时，蒋 介石越来越公开地暴露了反动面目。北伐军打下南昌后，蒋介石突然提出要 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企图以军队控制 党和政府，１９２７ 年 ３ 月 ６ 日，蒋介石指使驻赣新编第 １ 师诱杀了赣州总工会 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１６ 日，他从南昌到九江，
又指使青红帮捣毁了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革命阵 营面临分裂的危险。
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驻在金华时，接到了堂兄萧武惠从武昌写来 的信。那时，北伐军的通信保障很好，只要在信封右上角标上“探交”两个 字，再写上某某地区某某部队，信就能收到。武惠兄在信中说，他已随第 ４ 军从南浔路回到武昌，说武昌那边好一些，叫我立刻请假到武昌来。
接到武惠兄的信后，我立即向团里请假，决心到“铁军”去。有个姓周 的连副也去湖北，我们一起走从金华返回玉山，经南昌到九江，大约是 ２ 月 底到了武昌。
第三章到“铁军”去
随着北伐战争从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大革命的中心也由广东转移 到武汉。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国民党政治会议正式决定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 到武汉。但由于当时粤汉铁路尚未全线通车，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成 员从广州至武昌途中需时较多。因此，同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已经到达武昌的中 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成员，就组成了由宋庆龄、孙科、陈友仁、徐谦、吴玉章、
邓演达、董必武等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 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最高职权。当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 石，在南昌公然扣留途经南昌前往武汉去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人员，企图 以军队控制党和政府的时候，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就酝酿一场旨在 反蒋的“党权运动”。
我到武昌正是“党权运动”将要发动的时候，开始还只是在内部讲，报 纸上没有登，街上贴的大标语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我堂兄所在的第 ４ 军政 治部共产党人和左派比较多，反蒋气氛也比较浓。我去找堂兄时，听到他们 都在议论蒋介石，情绪十分激动。
堂兄一见我，便说：“你夹了就好，不能跟蒋介石走，他快要变成军阀 了。”我这才知道为什么武惠兄写信让我立即到武昌来，也才知道曾经高喊 革命，严然以孙中山信徒自居的蒋介石，走上背叛国民革命、背叛孙中山遗 志的反动道路了。
不久，“党权运动”由内部转向公可，武汉三镇到处可见反蒋的标语，
报纸上也每天登载反蒋的文章。革命阵营出现了大分化。南京方面不少反对 蒋介石镇压工农运动和不满意其搞军事独裁的革命军官，纷纷脱离蒋介石跑 到武汉方面，我们补充团的两任团长蒋先云、胡公冕（胡在北伐军进到浙江 时期改任由白崇禧任总指挥的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副团长傅维钰等都陆续 到武汉来了。有些受蒋介石排挤的部队，也由南京转到武汉方面，我二哥萧 克允所在的第 ２ 军；还有弟 ６ 军，就是这个时期脱离蒋介石转到武汉的。而 武汉方面一些比较有的军官，则脱离武汉国民政府跑到南京方面，追随蒋介 石去了。
我是从浙江到南昌又转到武汉来的，当然，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对于 政治天平的倾斜起不了多大作用，但那个时候，转到武汉，本身就表明了一 种政治态度。
武惠兄把我介绍给 １１ 军第 ２４ 师政治部主任陈兴霖。１１ 军是由 ４ 军一部 扩编的， ２４ 师师长在戴戟走后，就由北伐名将、共产党员叶挺继任。
陈兴霖主任同我谈了两次话，一次是谈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的认识，我没有刻意渲染，只是将平时所见所感，结合读过的一些书，实实 在在地谈了自己的理想。陈主任听后，说我思想对路，约定再谈。这次谈话 就涉及到对蒋介石的看法。我刚到武汉时，武惠兄就对我讲蒋介石的政治态 度，原来我对蒋介石是尊敬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由崇拜孙中山转为尊敬 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蒋在统一广东战争和建立广 东革命根据地中有功，对他的尊敬日益上升。“中山舰事件”后，有些降低，
但北伐后又回升；可是，蒋介石例行逆施，叛变革命，我对他的态度就彻底 变了，由尊敬到反对，一直十分痛恨。关于这方面的谈话与陈主任也相投。
不久，陈兴霖把我分配到时挺部 ７１ 团 ３ 连当政治指导员。从此，我就成 为铁军的一名成员了。陈兴霖是徐州人，共产党员，参加了南昌起义，南下
途中我曾见到过他，起义失败后不知去向。直到前些年，我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工作，在一份材料中，看到有个叫陈子坚的、括号中注着陈兴霖。
我要政协的秘书查询陈兴霖是不是任过铁军 ２４ 师政治部主任。他查询后回答 说是，并告诉我，他现在是全国政协文史馆的馆员。后来我的见他，听他讲，
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徐州老家，以后同党失去了联系，在方振武、冯玉祥、杨 虎城的部队里来来往往，认识了共产党人南汉辰。解放后，南任中央人民政 府的人民银行行长，办报纸，就让他去编报，以后又到全国政协工作。
那次见面后不久，他就病故了。全国政协召开一个小型的追悼会，我去 参加了。陈兴霖的后半生多少有些孤寂、落寞，而北伐战争时期的他却是豪 气勃发的。
我到 ７１ 团 ３ 连当指导员不久，部队开始槁“党权运动”，经常开大会。
军里开，师里开，团里也开，有时是军官会，有时是军人大会，记得有一次 全军军官会议，几百人挤在不大的礼堂，军政治部主任徐铭洪主持会议，由 政治部宣传科长屈凌汉演说，内容主要是说党权高于一切，反对蒋介石搞军 事独栽。我至今印象深刻，屈凌汉是大学教授，知识面宽，讲话条理清楚，
对党权运动做了很好的宣传。
那个时期，部队除了搞些军事训练外，政治上就是反蒋。我们连指导员 的任务，便是根据军政治部发的提纲向连队进行宣讲。大约是 ４ 月上旬，我 看到《武汉民国日报》上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写的《请看 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文中揭露了蒋介石在赣州、九江、安庆指使流氓暴徒 捣毁总工会，农民协会，杀害共产党人陈赞贤的暴行。我还记得这样的话：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了，他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
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生动具体，就用作连队上课教材。文章一读完，全连官 兵对蒋介石真是义愤填膺。那时，连队还挂着蒋介石的像，我就在他的像旁 写了四句话：“昔日为英杰，今日为鬼蜮。尔像虽如前，人鬼己有别”。连 里一些人看了，都笑赞说：“写得好。”后来，我在构思小说《浴血罗霄》
时把这个情节也写进去了。
蒋介石是个善变的人，革命时如此，反革命后更是如此，而且变本加厉。
４ 月 １２ 日，他终于撕下最后一层假面具，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公然屠 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紧接着，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 省也相继“清党”，大批共产党人如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以及无数革命 群众被残杀。４ 月 １８ 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 的“国民政府”。
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讨蒋。大约是 ４ 月上中旬之交，驻武汉的军队在武昌 阅马场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东征讨蒋誓师大会。会后出发，走了四、五十 里，突然停止，接着又让我们返回武昌。住了 ７、８ 天，又在武昌的南湖开誓 师大会，号召继续北伐，讨伐正从河南南下直接威胁武汉国民政府的奉系军 阀。
这次誓师大会的规模，比上一次还大，武汉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重要人物 谭延恺、徐谦、恽代英、廖乾吾、张发奎、郭沫若、彭泽民、唐生智等都参 加了。过了几天，部队陆续出发去河南。
我们团是 ４ 月 ２６ 日从汉口刘家庙乘火车走的。叶挺师长留在武汉任卫戍 司令，２４ 师去河南两个团，第 ７０ 团归 ２５ 师指挥，第 ７１ 团归 ２６ 师指挥。２６
师是新编的部队，直辖两个团： ７６ 团，团长沈久成； ７７ 团，团长是蒋先 云。２６ 师当时由副师长吴仲德指挥，吴是北伐军从广东出兵打到武汉的将 领，有战争经验。
说起吴仲禧，还有一段故事。前些年我去广州，与当时广东省省长刘田 夫同乘火车。闲聊中，他提到认识吴仲禧，说吴现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我 本知其名，但不知是否为北伐时指挥我们的副师长，刘说他参加了北代战争。
我到广州就给吴仲禧打了个电话，说我要去看他。
他一听，忙说：“我去看您，我去看您。”
我说，“不要来，不要来，我已经准备好去您家了。”放下电话就去他 家。
他惊喜之中似乎有些不安，总是称呼我“萧副主席”（当时我任全国政 协副主席）。我说：“不要这样，按照咱们中国的习惯，您比我年长，我应 该来看您。”
我们一起兴致勃勃地回忆了北伐往事，我记得在临颖大战中，他指挥得 好，打了胜仗。第二天，在驻地广场上，他和张发奎向我们三个团讲话。进 至开封，又集合连以上军官开会和吃饭。从河南回来后，张发奎成立第二方 面军总指挥部，调他当副官长。我党发动南昌起义时，他随张发奎到了广东，
参加军阀混战。张部在广州打败仗，被编为第 ４ 师，他脱离军队，回福建老 家办学校。七七事变后，同我党有联系，一直在张发全部做统战工作。据他 说，董必武承认他 １９３９ 年入党。
我在他家里坐了好久，后来他到北京，也到我家。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 到前几年他逝世。
向河南进军的部队，行动迅速。７１ 团到河南驻马店下火车，就向汝南前 进。当时汝南一带驻有武汉政府收编的军阀纪元林的一个师。这支部队虽然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此时又叛变了。我们从汝南城过，他袭击行军队伍，
我团立即还击，损失了二百多年步枪和五挺重机关枪。
这次战斗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卖战。耳边呼啸的子弹，眼前升腾的硝烟，
令我激动、兴奋。我连奉令坚守城墙的一段，我协助连长指挥作战，一次一 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从上午直打到天黑。我虽是初次上战场、但早有思想准 备，在连长指挥下执行任务。天黑后，接到撤退转移的命令，我协同连长带 部队夜间顺利渡过河，连长郑鸣英非常高兴，他没有想到，我虽为政治指导 员，也能打仗，而且第一次就能与他很好配合。
我团休整了几天，上蔡地区又大打起来。有天吃过晚饭，我们向上蔡前 进，夜行军五、六十里路，天快亮时到了战场。还没等我们上去，仗打胜了。
这一位是打奉系军问赵恩臻。赵部为奉系军阀的主力之一，归张作霖的 儿子张学良统率，有战斗力。４ 军 １２ 师、１１ 军 ２４、２５ 师部队参加了战斗。
那真是一场恶战，双方都投入了强大的兵力。五、六年后我在江西苏区看到 参与这一战役的苏军顾问戈烈夫写的《中国的军队》一书，其中对这一战役 作了详细描写，并盛赞铁军的战绩。在这一仗中，４ 军 １２ 师 ３６ 团打得很出 色。
前些年，当时的 ３６ 团团长宁汉魂从美国回来，中央让我接待他。我宴请 他及其夫人、女儿。李汉魂已八十多岁，眼花耳背，精神欠佳，我同他讲话，
多由夫人和女儿传话。我想他一定还记得二期北伐打仗的情形，顺手在请柬 上写了几个字：上蔡、东洪桥、西洪桥、临颖。他一看，马上兴奋起来，老
眼闪出光泽，话也多起来，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些地名？”我说：“当年 北伐军在这一带打仗，你指挥 １２ 师 ３６ 团打得好，全军都知道。”他更惊奇，
又问：“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我说，“当时我在 ２４ 师 ７１ 团 ３ 连当指挥员，
我们也赶来参加战斗，但未接触上，前面就把敌人打垮了。”
他听后，显得很高兴。老人喜欢怀念往事，更何况这是他一生中有光彩 的一件事。后来他回美国，由其夫人吴菊芳写了一篇通讯，说我和他曾在一 起战斗，洋溢着友好的气氛。
上蔡战斗结束后，我们向东北走，到了商水、周家口、又向西北打。临 颖一仗是与张学良亲自率领的奉军精锐主力较量。那天，独立 １５ 师贺龙部打 左翼，黄琪翔率 １２ 师打正面， ２６ 师 ７６、 ７７ 团为右翼。我们团初为纵队 预备队，中午进入 １２ 师与 ２６ 师之间参加战斗。
这一仗是北伐军在河南战场上打得最激烈的一仗。北伐军从东、南两面 进攻临颖城，前仆后继，奋勇冲杀，不一日将奉军全部击败。但我军的伤亡 也很大，特别是 ２６ 师，７６ 团伤亡了一半，团长沈久成负伤；７７ 团伤亡了五 分之四，团长蒋先云牺牲了；我们团上去的晚一些，也伤亡了一个营。
战斗胜利后的第二天，张发奎、徐铭洪、吴仲禧集合 ２６ 师（含 ７１ 团）
讲话，张发奎很激动，说，“这一仗证明 ２６ 师也是铁军。”对蒋先云的牺牲，
深为叹惋。
蒋先云，我在补充第 ５ 团时，他是我们的团长。１９２７ 年春“党权运动”
时，他脱离蒋介石到了武汉，初任工人纠查队长，二期北伐时任 ２６ 师 ７７ 团 团长，该团新组成，于 ５ 月 ２８ 日参加临颖大战。战前，他向全团演说：“我 团是新建立的，打仗有没有把握？”他肯定地说：“我觉得是有把握的。因 为我有一条命去拼，有一腔血去流。”蒋光云在战斗中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他身先士卒，直到阵亡。
临颖大战后两天，一营营长吕承文找我谈话。吕是广东人，云南讲武堂 毕业，与叶剑英同学。他对我说：“这次战斗军事干部损失太多，二营四连 连长又病了，你懂些军事，就去代理连长吧。”
我对工作调动倒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有点不愿与郑鸣英连长分开。郑连 长鼓励我说：“去吧，我在三连，你在四连，咱们一块儿干。”
我到铁军近三个月，与郑鸣英连长朝夕相处，建立了革命的友谊。郑连 长中学毕业后曾当了几年小学教员，又是黄埔三期毕业，共产党员，能干且 热情。他在工作上支持我，帮助我。刚开始讲政治课，我没有经验，他就把 军政治部发的提纲先看一遍，然后告诉我讲的重点。下课后，又帮助我分析 总结。我发现，他虽然是军事干部，但懂得政治工作。我把他看作是自己的 良师益友。到河南后，我们又一起带兵打仗，他看我军事上有基础，能指挥 军队，很高兴，我们更加相投。
打临颖前，有一天，我看他拿着一份《响导》报读。我在师范和广东就 看过《响导》报，非常喜欢，就向他借来看。送还时，他问我：“以前看过 这类报纸吗？”
我说：“《响导》报早就看过，还看过《共产党宣言》，但不大懂。”
他马上说：“有一本书你可以看看。”说着，从公文箱里拿出一本市哈林著 的《共产主义 ＡＢＣ》。这本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好看。个别不懂的地 方，就问郑连长。我对郑连长尤其信任，有什么话愿意跟他说。
那时正是 ５ 月间，我们几乎每晚都在村庄外的小树林露营。我和郑连长
搭两个铺，中间放公文箱，面对面躺着，无拘无束地谈心。我把自己的家世、
仇恨、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理解，都同他说。他则给我讲阶级斗争，讲 社会发展史，讲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讲到激动处，就从铺上坐起来，挥动 着手臂。夜色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想象得出，一定是神采飞扬的。
与郑连长的谈话，使我的思想产生了飞跃。在广东，我看彭湃著的《海 陆丰农民运动》一书时，就对书中关于铲除剥削者，实现天下大同的论述很 感兴趣。但此时我的思想基本上还是三民主义的。我崇拜孙中山，对于他的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最赞成。这不但因为我的家庭受过封建 地主的压迫，更因为我看了中国历史和辛亥革命时期的书，观察视角从一个 家庭，一个乡村扩展到整个社会，看到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就在于封建统治 的黑暗腐朽和外国强权的侵略，认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就能铲除 压迫，实现人人平等。这种观点也是受中国一些历史传统的影响，《礼记》
中有一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中山多次引用过。中国人喜欢这 种精神，也喜欢这样的境界。
在师范时期，我曾读过《独秀文存》，书中很多文章提倡新文化运动和 文学革命，还有反对迷信等文章。其中有篇《偶像破坏论》，以一字开头，
十字收昆。即：“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元力，五官不全，
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下动，十（实）是无用。”寥 寥 ４０ 字，形容确切，文词精炼，直到现在，我还能记下。
我从书报上读陈独秀的文章较多。“中山舰事件”后，他和高语罕写给 蒋介石的信，我都认真读，也信他的话。后来得知陈独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 领袖，我对共产党的主张开始注意。我觉得孙中山思想中的某些地方与共产 党的主张相接近，而共产主义较之孙中山的思想似乎又更加合理。孙中山说 过一句话：“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
我望文生义地理解这句话，却也成为我由民主主义而信仰共产主义的桥梁。
在武汉的时候，我看了《共产党宣言》，尽管不全懂，但书中揭示的共 产主义必定胜利的规律，令我欢欣鼓舞。进军河南以来，在与郑连长的多次 交谈中，我对共产党的主张、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知道共产党反帝反封 建的主张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致的，而最后的目的则是消灭剥削，消灭 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记得有一次，我教部队唱在师范学的《卿云歌》（当时的国歌）：“卿 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郑连长听到后，就对我说：“我 给你一首更好的歌，叫《国际歌》。你唱的国歌是中国的，这《国际歌》则 是世界的。”说着，取出油印的歌词和歌谱，一边教唱，一边给我讲解，当 唱到“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时，他说：“英特纳雄耐尔就是共产主 义，这个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一定会实现！”
共产主义理想像放射光芒的灯塔，把我的胸怀照亮。从这时起，我开始 信仰共产主义，并产生了要加入共产党的迫切愿望。
当时，共产党的组织是秘密的，党员不公开，我也不好打听。但我们有 一种自然形成的看法：凡是思想作风好，工作负责，勇敢坚定的人，就会是 共产党。比如，大家感觉叶挺师长好，就私下里议论他大概是共产党。在我 们心目中，共产党员的形象是余高神圣的。
然而，这时的革命形势正在向低谷跌落。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 屠杀共产党人已达疯狂程度，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５ 月 ２０ 日，许克祥又在
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三湘大地血雨腥风。著名的共产党人郭亮被杀害后，
头颅悬挂在电线杆上。这些情况我们进到开封时就从后方传来了。残酷的现 实使意志不坚定者畏缩了，但真正的革命者却在血与火中经受考验。
有一天，我们正在行军，政治部发下印着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死 的画报。李大钊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也读过他的一些文章，知道他是与陈 独秀齐名的共产党领袖，叫“南陈北李”。看到他牺牲的消息，我们又悲痛 又气愤。事也凑巧，东西洪桥和临颖战役时，奉军为扫清防御阵地的射界，
把散兵壕前即将成熟的大片麦子，或割倒，或砸平，暴虐到顶，我们目睹此 景，对奉系军阀恨得要死，同时对共产党的主张更为向往，我要求入党的愿 望更加强烈。
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有一天，郑鸣英问我：“你不 是想加入共产党吗？”我说：“当然想，可我找不到啊！”其实，我已猜到 郑连长是共产党员，就有意试探：“你能帮我找找呜？”他神秘地一笑，说：
“我想想办法吧。”就在决定调我去 ４ 连代理连长的那天晚上，郑连长告我：
“你想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同意了。”
６ 月中旬我团回师武昌，途经许昌。一天晚上，他让我去参加一个会。
我问：“什么会？”他低声说：“你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实现了，今晚就举行 入党宣誓。”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郑连长带我到团部的一间房子里。２ 营营长廖快虎把一面画有镰刀斧头 的小红旗挂在墙上。一会儿团参谋长刘明夏进来，会议就开始。廖营长主持 会，郑连长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讲完便由我表态。我简明扼要地谈了对共 产主义的认识和加入党组织的迫切愿望。接下来进行入党宣誓，我们都站起 来。我向党旗举起右手，庄严而又坚定地宣读誓词：“努力革命，服从组织，
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入党仪式结束了。从此，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走上了为共产主 义而奋斗的道路。
这是 １９２７ 年的 ６ 月中旬。
形势在继续恶化。武汉革命政府开始分化，曾经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
不革命的快走开”的汪精卫，也开始走向反革命。正当我们与奉系军阀浴血 奋战之时，汪精卫却与蒋介石、冯玉祥进行着一场政治交易，准备用共产党 人和工人农民的鲜血来换取所谓的“宁汉合作人
临颖战斗结束后，部队经朱仙镇开往开封。我读小学时，就在课文中熟 知朱仙镇这个地名。南宋时期的民族英雄岳飞在汝南、临颖一带与金兵大战，
曾在朱仙镇打了一个大胜仗。我崇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尤其是岳飞。听人 说，朱仙镇还有一块岳飞的石碑，我就想去看看。
因郑州以南铁路被奉军破坏，北伐军回师时，就由开封步行到许昌，第 一天在朱仙镇宿营，我同一位对历史有兴趣的同事去找岳飞的石碑，很快找 到了，上面刻着岳飞的词《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 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这首词我小时就读过，此时看到它，心情格外激动。词中洋溢着的爱国 激情和英雄气概，曾经激励了多少人！我们在北伐战场拼杀时，也正是怀着 这样的心情。
这首词刻在朱仙镇的石碑上，似乎又在诉说着历史的悲伦。当年岳飞在
